原載於《社會主義評論》（Socialist review）2012年五月號（369期）

馬克思主義者常被指控忽視壓迫，而偏好強調階級的重要性。Sara Bennett解釋：為何社會主義者主張工人階級團結是打擊、並且最終廢除所有形式壓迫的最佳方式。

四十五年前，在英國身為一個同性戀者便觸犯了刑事罪。今日，有很大機會我們將見到同志婚姻在本屆政府任期結束前被合法化【譯按：英國下議院於2013年七月三度通過同性婚姻立法，並於2014年三月13日生效】。這只是我們對抗壓迫－－無論是對LGBT者、女性、黑人或其他受壓迫群體的壓迫－－達成的許多大躍進中的一個例子。

然而，儘管有這麼重大的進步，壓迫仍然很大程度上是個現實。三月時【譯按：2012年】，一個兜售「同性戀治療」（gay cure）的基督教團體〔校按：The Core Issues Trust〕，試圖將一個寫著「不同性戀！後同、脫同和驕傲。克服它！」（Not gay! Post-gay, ex-gay and proud. Get over it!）的廣告放在倫敦的公車上。殘障人士被斥為「不願工作」（work-shy）和「懶惰」，以正當化政府對社會中最脆弱群體之一的攻擊。但壓迫的範圍遠超乎這些例子，還包含了吉普賽人和漂泊無定者（Travellers）〔校按：Travellers在英國和愛爾蘭亦是指吉普賽人或稱羅姆人（The Romani）〕、單親媽媽、甚至是過重的人們。

某些層面的壓迫，在國家的法律和制度中明顯地被奉為圭臬，例如：是否有權在自己原生故鄉以外的地方居住或工作、是否有權與同性別者結婚等。但壓迫也可能來自國家或社會較非正式的運作方式，例如這可見於：比起白人有較高比例的年輕黑人男性入獄、或者有相對較少的女性躋身大公司的董事會。在許多人看來，或許「事情本來就是這樣」（the way things are）。

但是壓迫也創造了抵抗－－而且抵抗不僅來自其直接受害者，如同我們二月時見到特雷沃恩·馬丁（Trayvon Martin）命案引起的遍地義憤那樣，僅僅因為身為黑人、身穿連帽衫（hoodie）、身處佛羅里達州的一個門控社區（gated community）就被殺害。更有甚者，往往藉由壓迫的經驗，無論直接或間接，人們被社會主義政治吸引。

在馬克思主義的中心的解放

不過，一個對馬克思主義較常見的指責，是它僵化地遵循「經濟主義」，以及它強調階級在社會中的重要性，而後者意味著它有時忽視了關於壓迫的困難議題。這並非事實。從馬克思主義史的諸般探討中，揭示了馬克思主義者對付不同形式壓迫－－無論是民族、種族或性別等等不同的壓迫－－的例子，無論在理論上或在實作上。畢竟，馬克思主義的中心是關於：在一個「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the free development of each is the condition for the free development of all）的社會中的人類解放，如《共產黨宣言》所說。

那麼，何謂壓迫？首先，壓迫（oppression）並非抑鬱（depression）－－它不是一個心理狀態。你無需有意識地經驗你的壓迫才使得壓迫成立。女性在資本主義下被壓迫，但這不代表沒有女性擁抱家庭主婦角色的角色、或其他人「選擇」膝上舞（lap dancing）作為職涯的例子。當然，抑鬱和其他心理或生理疾患，與壓迫可能有很強的連結，但是不將這兩者等同起來是很重要的。壓迫並非僅只是一個描述人們感受到被其他個體宰制或控制的關係的一個詞彙。要是這麼相信，那可能會誤導我們思考：黑人能夠壓迫白人、或男性能夠被他的伴侶壓迫。

我們也必須闡明：壓迫並不等同於剝削（exploitation）。有些社會運動者談論階級壓迫，好像它不過是與性別和種族壓迫平行的另一種形式的壓迫。但是，或許我們可以針對工人階級被統治階級壓迫泛泛而談，但如此並未揭示位於資本主義核心的階級間關係的根源。那個關係的關鍵在於剝削，也就是從勞工身上榨取剩餘價值，以及隨之而來勞工在其勞動之中的異化。

因此，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壓迫並不是一種被某個個體或群體壓迫、宰制或控制的心智狀態或感覺。某些人是種族主義者、性別歧視者或恐同主義者等，也並不單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壓迫的歷史

馬克思認識到：壓迫是歷史的創造物，而遠非自然的產物（從而成為人類社會中永恆的特色）。確實，特定群體人們在社會中的壓迫在資本主義以先便存在。例如，馬克思的合作者恩格斯追溯女性受到壓迫的起源，為家庭隨階級社會興起而形構。儘管家庭在幾個世紀以來產生許多變化，它仍延續至今日，因為它對於體系的存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承受了照護現在和過去世代勞工、養育下一世代勞工的成本中最沈重的部份，這一切都由我們來承擔。因此，儘管我國〔校按：英國〕多數能夠工作的女性都在工作，她們在家庭中的角色卻意味著她們仍舊接受較低的工資和較少的職涯機會。

其他形式的壓迫是隨著資本主義的出現而興起。因此，種族主義為正當化奴隸貿易和帝國主義而被創造，並且因著需要讓勞工被分化而永垂不朽。十九世紀末期時，一種新的性別認同「同性戀」被發明，且被描繪為對社會及家庭維繫的威脅。然而，所有形式壓迫的共通點，在於它們都具有物質基礎，都脫胎於階級社會的結構和動力。壓迫是為了促進資本主義的利益。

不過，儘管馬克思認識到某些壓迫形式先於資本主義而存在，他抓住了精髓：資本主義下的壓迫的本質與此前的壓迫有所差異。

在封建或奴隸制下，多數群眾要不是奴隸、奴隸主的家產，便是繫於特定一塊土地且從屬於地主的農奴。這種社會是階序嚴格分明的，且奠基於每個人都有其「適當位置」（rightful place）的理念。對那些在社會統治者以外其他人的自由的想法是罕見的，反而對他們在社會中處於從屬地位則是廣被接受。

每當新的社會出現，新的理念亦隨之而來。推翻封建主義、為資本主義鋪路的資產階級革命，正是在如法國革命所謂「自由、平等、博愛」的旗幟下這麼做的。相較此前的社會，這是人類（humanity）的一大躍進。

在資本主義下，生產採取了創造商品以在市場中販賣的形式。所有事物都變成了商品，包含我們勞動的能力。勞工不再繫於個別地主和奴隸主。資本主義下個體自由和平等的嶄新理念，反映了這種組織勞動的新方式。然而，在現實中，大多數人類的自由，不過是出售其勞動力給某些資本家的能力（當然，假定有充分的需求）。資本主義先是堅持了解放的許諾，然後卻對社會中多數人否決這個許諾。

資本主義生產日益仰賴勞工的大量合作，然而隨著資本主義讓勞工聚集，它也讓他們彼此分化。勞工被迫持續彼此競爭－－為了工作、加班、住房、甚至是獲得像樣的醫療照護供應。壓迫有助於創造和加速勞工之間的隔閡。例如，大眾媒體和主流政府鼓勵我們將移工視為劣等於本地出身的勞工。儘管當工作很多時，移工參與我們的勞動力可能是可接受的；一旦工作較稀缺時，移工就被描繪為較不值得有工作，從而成為威脅。

異化

這些對勞工的分化，在資本主義下透過對他們勞動的控制而造成的異化所鞏固。這造成了某種意義上的無力感，特別當勞工並未集體反擊的時候。在這種情況下，勞工或許能藉由輕視他人、感到優越，而得到一種充權感。因此白人可能輕視黑人、男性可能輕視女性。而這不僅是未受壓迫群體對受壓迫群體感到優越－－它也同樣影響到受壓迫群體。例如，一位「移民二代」可能對初來乍到的移民感覺優越，或者一位男同性戀者可能對一位殘障人士感到優越。

因此有些人認為部分勞工對維持壓迫抱有興趣，但這並未看到所有壓迫都為資本主義提供了物質利益，從而其運作允許了資本主義的存續。

因此我們聽到這樣的觀點：男性受益於對女性的壓迫，或者所有白人受益於對黑人的壓迫。儘管未受壓迫群體的確未以受壓迫者那樣的方式受苦，但要是認為他們因此從壓迫的存續中得到某些利益，可就錯了。例如，全職工作的婦女仍賺得比全職男性少15%左右的事實，並未使得男性的工資進一步增加－－這不過意味老闆們更容易將所有薪資壓低罷了。最佳的解方，是男性和女性勞工共同爭取全體的體面工資。然而，對於一個在工作中被男性同事性騷擾的女性來說，這可能說得比做得簡單。畢竟，她是透過他性別歧視的言論和姿態去感受到對她的壓迫的。但是，或許他是立即的加害者，壓迫的原因卻更加深遠－－根植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者必須藉由階級團結的鬥爭，對抗所有形式的壓迫。

異化和被扭曲的自由與平等的理念，同樣意味著人們並不必然意識到他們所受的壓迫，也可能導致他們主動擁抱其中某些最糟的面向。在資本主義下強調個體而非社會整體，使我們感覺我們所受壓迫中最糟的那些徵候，必是出於我們自身的某些過錯。在此，資本主義插手對我們兜售我們最需要的那種「解方」。因此在英國，我們有一整個自助書（self-help books）的產業，估計過去五年內為出版社賺進約六千萬英鎊。類似地，對女人感覺「不夠性感」的解答，是參加鋼管舞（pole dancing）「健身課程」，或進行美容手術。甚至還有針對黑人的美白（skin-lightening）技術。

分化的體系

資本主義很努力地確保我們持續相信我們的頭號敵人是社會中某些其他群體的平凡人，而不是資本主義社會下我們被扭曲的關係的本質。大眾媒體必須持續輸出駭人的反移民、反吉普賽人、反單親媽媽的宣傳。資本主義保持掌控，是藉由分化那些本可集體翻轉它的勞工，而意識型態在此扮演了重大的角色。而這意味著它必須運作破壞我們生活的現實，後者實際上使我們不斷與不同類型的人們接觸和合作，無論是穆斯林、同性戀者、殘障者等。

儘管有許多非馬克思主義者和我們一同對抗壓迫，卻往往與我們強調工人階級是變革的關鍵行動者意見相違。畢竟，壓迫影響了所有階級，而不僅是工人階級。這代表，有些人們相信，受壓迫群體本身是克服自身被壓迫的關鍵。最近在國際貨幣基金（IMF）前任總裁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造訪劍橋大學遭遇的示威中，一個口號是「團結的女人，永不被擊潰」（The women united will never be defeated）。不難想見，這為何對某些人看來想是個常識；畢竟每個女性都可能是性侵害的受害者。但我們是與哪一種女人團結？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卡恩的接班人，是在全歐洲實施嚴苛（draconian）緊縮措施的核心人物，壓低上百萬女性和男性的生活標準－－這結果提高了人們的生活壓力，且使更多女性處於暴力的風險中。

確實壓迫並不單影響工人階級。恐同、性別歧視和種族主義影響了所有階級的人們，而統治階級的女性也可能作為女性被壓迫，正如工人階級的女性那樣。但差別在於，財富和權力有助於緩和壓迫中最糟的影響－－例如，富有的女性可以僱佣保姆和清潔工，而且她們比較可能擁有逃脫家暴的物質資料。

因此，革命者對階級問題的強調，並不是要摒除壓迫議題。社會主義者將永遠捍衛受壓迫群體自我組織的權利。相反地，它是源自這樣一種理解，即：造成我們壓迫和異化的、社會中真實的分化，並非我們的性別、我們的性取向或我們的膚色，而是階級。因此，革命社會主義者的角色，永遠在於尋求建立全工人階級最大程度的團結。我們理解受壓迫者不可能自發團結，我們的角色便是揭露體系中的種族主義、性別歧視、恐同主義等，是如何分化我們、弱化我們。

雖然我們爭取且樂見法律變革能延伸或保障被歧視群體的權利，而我們也理解減少偏見的教育的重要性，但總是在階級動盪（class upheaval）時期對抗壓迫的鬥爭才向前躍進，例如在1960年代後期的騷動中，階級鬥爭也伴隨著婦女、黑人、同志權益鬥爭的興起，因此造成了它們實際的進展。

更近期，在埃及，女性找到了力量為了捍衛她們所看到的革命，而起來對抗軍方犯下的最可惡的性威嚇與暴力的行徑。然而，說到反壓迫的抗爭，沒有什麼能與1917年十月俄國革命的成就相較，同性婚姻和自願人工流產的權利、家庭雜務社會化的嘗試等等被引入了。這使得保守黨人（Tories）對同性婚姻讓步的談話大為遜色。

工人階級團結

工人階級正面臨著數十年來最大的攻擊。如果我們要看到一場足以取得勝利的反擊，我們階級的團結乃是關鍵。在這樣的情勢下，革命者必須尋求領導這場鬥爭，不僅是作為最佳的階級鬥士，更是如列寧所說，作為「被壓迫者的代言人」（tribines of the oppressed）【譯按：原文出自《怎麼辦》（What is to be done）第三章：「社會民主黨人的理想不應當是工聯書記，而應當是人民的代言人，他們要善於對所有一切專橫和壓迫的現象作出反應」（ the Social-Democrat’s ideal should not be the trade union secretary, but the tribune of the people, who is able to react to every manifestation of tyranny and oppression）】。今日的工人階級比起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女性、更加種族多元、更加公開支持LGBT。階級團結既能成為擊敗統治階級緊縮計畫的關鍵，也同時能夠成為克服我們今日面臨壓迫最分化的面向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