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記] 2012.03.31 轉過去,與人民站在一起。



名曲《警察先生請你聽我說》,是新世代社運天團「
幹不需要理由」的歌我最喜歡的一首。「轉過去 轉過去 與人民站在一起」。2012年3月28日清晨,我們再次,無數次地無伴奏地一起重複唱誦著這句歌詞。有一些我們,並還不那麼世故的我們,在這漫長又短暫的對壘中,期待越縮越小,最後直至空無。

多麼令人心碎。當時,我的腦海裡浮現的畫面,卻是電影《華麗的假期》中,1980年5月21日下午一點,南韓光州市民與戒嚴軍兩頭互牴,市民誤信撤軍的謊言將被實現,正要歡天喜地慶祝。剎那間,聽見作為暗號的國歌響起,戒嚴軍一逕整齊蹲下,舉槍對著數公尺外、手無寸鐵且以為將和平收場的市民們瘋狂掃射。

當然,我們實從未真正遭遇如此慘烈的命運;但也正因如此,如果可以,能否及早悔悟,及早轉過去,轉向人民這一面,轉向"the side of the egg"。即使這是多麼不切實際的祈望。http://www.youtube.com/watch?v=PeWcPDRAj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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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 可能,我們該來一場草根文化運動 ──《國家暴力與過去清算》筆記與讀後感

可能,我們該來一場草根文化運動

──《國家暴力與過去清算》筆記與讀後感

陳宗延

    朱立熙的《國家暴力與過去清算》是國內少數對南韓518光州事件的「前因」和「後果」做出詳盡分析的書籍;而正如其副標〈從韓國518看台灣228〉所示,朱立熙的企圖不僅是序史編年,更是援引韓國經驗以為台轉型正義所用──這與他擔任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董事(2006-9)期間的努力方向是一致的。

518事件於1980年5月18日發生於南韓光州。事件本身坐落在怎樣的政治氛圍之下呢?以1968年捷克的布拉格之春比喻,朱立熙稱之為「漢城之春」(朱立熙 2007:30),即多年來不動如山的威權體制似有鬆動跡象,民主化運動也紛紛潮起。此際的關鍵時刻包括1979年8月9日的「YH抗爭」,女工抗議廠商惡意解雇反遭政府大力鎮壓,以及同年10月6日的「釜馬抗爭」,釜山大學及馬山慶南大學兩地各千餘名學生「維新體制」同遭鎮壓(朱立熙 2007:31-4)。

同年10月26日,朴正熙突遭刺殺。山頭陡落,在此激烈的政治變局中,陸軍總司令鄭昇和與代總統崔圭夏的當政集團較傾向改革維新體制,與自命繼承朴路線的保安司令全斗煥為首的「一心會」集團產生齟齬。同年12月12日,一心會為主的「新軍部」將領逮捕及監禁鄭昇和(作戰codename:祝壽宴會),繼而軟禁崔圭夏,是為「雙十二政變」(朱立熙 2007:34-40)。政變之後,權力中心的移轉卻不盡然順利,直到1980年8月崔圭夏才正式交棒給全斗煥,是「世界歷史上耗時最久的政變」(朱立熙 2007:45)。518事件正發生在這個獨裁統治集團傾全力以維穩體制的這段時間線上。

1980年5月17日,新軍部勢力宣布戒嚴範圍擴大至全國,以因應前幾日發生在漢城火車站的二十萬人示威,以及光州九所大學的民主化學運及響應的市民運動。新軍部的忠貞部隊,特別是最精銳的「空降特戰部隊」(作戰codename:豪華假期)以漢城和光州為主要戰場(朱立熙 2007:54)。這也是電影《華麗的假期》令人印象深刻的第一幕:緊急出動的軍士在戰機上看到太陽在自己的左手邊,發現自己不是要北上攻擊北韓共匪,而是往南飛,遂議論紛紛。他們彼時並不知道自己要打的是「自己人」;儘管,對出身慶尚道的掌權者全斗煥來說,屬於全羅道的光州人可能稱之為民族宿敵更為恰當。

    18日,在全南大學校門口、光州火車站及市中心各處發生多起鎮壓(朱立熙 2007:56)。最慘烈的一幕則在《華麗的假期》中據實呈現:21日下午,市民與戒嚴軍對峙兩頭,市民似乎對軍方「轉過去,轉過去,與人民站在一起」還有期待;剎那間,聽見作為暗號的國歌響起,戒嚴軍一逕整齊蹲下,舉槍對著數公尺外、手無寸鐵且錯以為終將和平收場的光州民眾們瘋狂掃射。揮舞國旗、大聲唱國歌的愛國市民,諷刺地死落於國軍之手。出於義憤,也出於絕望,市民軍的組織和輪廓逐漸成形,也由情緒性、象徵式地縱火破壞稅務所和傾獨裁政權的媒體,轉而搶奪警局、軍火庫,有意識地進行自我武裝,以與戒嚴軍全面抗戰(朱立熙 2007:58-60)。

同樣在21日,戒嚴軍撤出光州,但主要並非受到市民軍逐步進逼的結果,而是城府更深的封鎖計畫的一部分(朱立熙 2007:61)。市民前後通過「收拾對策委員會」和「泛市民大會」進行組織編整,但所謂「市民軍」無論能多系統化,在戒嚴軍面前究竟是烏合之眾,27日終遭大軍殲滅,離風波乍起僅有十日(朱立熙 2007:69),但死傷慘重無疑。

對任何屠殺事件的轉型正義而言,死亡數字當然是既得利益/舊統治集團與轉型正義/新執政集團之間初確的鬥爭戰場。在518事件的例子中,全斗煥和盧泰愚政權公佈的官方死亡人數為194人,民間流傳的規模卻達兩千人之譜;朱立熙則認為2004年「518民主有功遺族會」2004年清算的633人較為可信(朱立熙 2007:80-1)。至於228事件,罹難人數迄今更難以定準,從千人以下到十幾萬人以上不等;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與2006年發表之《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所載之18000-28000人目前似較可信。然而,舊統治集團的殘餘勢力糾結,先有朱浤源等一干御用文人同年268人之說,近又有軍頭郝柏村投書五百餘人之說,捲起陣陣迷霧。

從死傷人數的清算,到責任歸屬與追究,乃至於侵權賠償與名譽平反,228經驗與518經驗之間都有甚大落差。其中一項原因是時間:518事件在事發十年內由接替的盧泰愚開始消極清算,而在進步政權的輪替下更有所成;228事件發生年代較早而缺乏影像記錄的鐵證,且其後國民黨政權穩坐政權五十年,對檔案上下其手的空間加倍充裕。朱立熙(2012)在演講中曾說明:1948年濟州島的四三事件發生時代與228事件接近,如今轉型正義的成果也較貧瘠。就此而論,這兩起事件轉型正義路徑的歷史社會學可比性(comparability)可能比518事件較高,層次也較對等。

再者,轉型正義運動作為廣義社會運動的一支,我們不可忽視社運理論中政治機會結構(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扮演的關鍵角色。518事件的轉型正義進程並不均質,反而在盧泰愚政權(1988-1993)、金永三政權(1993-1998)和金大中政權(1998-2003)中呈現顯著不同的特色(朱立熙 2007:85)。

盧泰愚是全斗煥一心會的鷹犬,照理不可能主動清算過去,以免連累自己。然而,1987年6月,南韓盧政權(第六共和)繼1986年2月菲律賓馬可仕之後,受到「人民力量」(people’s power)抗爭撼動。為免像馬可仕被艾奎諾夫人取代,盧泰愚乃先一步發表民主化宣言,更進一步在1988初年成立「民主和解促進委員會」(Committee for Promoting National Reconciliation)。以和解為名,盧政權的企圖正是「不處罰」的政治算計。不過,民主化的浪潮繼續漲起;同年4月26日國會選舉,盧政權首次喪失國會多數權,從而被迫引進「國會聽證會」制度。大量真相被揭露,全斗煥公開謝罪、思過,〈光州民主化運動關連者補償特別法〉也被訂立。然而,尚有一些核心問題未解(朱立熙 2007:88-97)。

盧政權面臨清算壓力,算計轉為是否要與舊政權劃清界限。此時,泛改革派的兩在野黨領袖金泳三和金鍾泌受策動變節投靠執政黨,合併為一以孤立金大中。金泳三接替盧政權,在高民意基礎(88.4%支持度)的支援下雷厲風行,強制解散一心會、整肅軍方勢力;但他仍然堅持盧政權的基本態度「不處罰」。直到1995年,在民意下滑的政治危機中,金泳三才逐步採行社運團體疾呼請願的揭發真相、處罰主謀者的「歷史導正運動」。全斗煥和盧泰愚終遭收押、起訴、判刑:1996年12月,最高法院判處全無期徒刑、盧十七年徒刑定讞(朱立熙 2007:95-104)。

與光州市民一樣出身全羅道的金大中和前二政權不同,始終以「人權鬥士」自我標榜。此時,真相大多究明、責任大多肅清,社運團體的焦點轉至制度性預防措施。不過,金大中政權前期籠罩在金融危機之下,無多餘力從事改革,也在政治妥協下特赦全盧二人,直到黨內分裂而必須「獨立求生」時才回過頭來重拜人權神主牌,而且少數政府也頗受反改革陣線的牽制。話雖如此,1999年通過的〈疑問死真相追究特別法〉、〈民主化運動關聯者恢復名譽及補償之法律〉及其後成立相關的委員會,已對10807人進行實質補償(朱立熙 2007:105-107);相對而言,〈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和228事件基金會早在1995年成立,至今審理通過的受難案件2264件,受領賠償金人數9420人,似有不足。

對轉型正義運動而言,政治體的轉型和鉅變是機會;反過來說,政治菁英卻也巴不得將轉型正義運動的剩餘價值榨取殆盡。在轉型成果如此豐碩的韓國,我們仍可明顯看到盧和二金上下其手的痕跡,他們作為或不作為的政治算計。轉回台灣,藍綠惡鬥的政治架構,同樣是使事件真相的探詢更為吃力的阻力,轉型正義運動甚至屢屢被反動的修辭化約為黨爭。我無意拿「全─盧─金─金」生硬套用在「老蔣─小蔣─李─扁」,然而我們也必須面對現實:韓國和台灣的民主化轉型中,舊統治集團和新執政集團的每一次讓步、妥協乃至於進取,都不可避免地含有某些投機成分。面對類似的搭順風車的機會主義者,為何韓國能,我們不能?

或者有人提及省籍情結:粗略沿著國族認同劃分的政治板塊,在台灣民主化後的歷次選舉中,以相互指控「撕裂族群」的劇碼強力拉扯對方的神經。這個永不痊癒的傷口是否太過血肉模糊,致使清創(debridement)成為太過艱難的工程,從而使我們無法回望看清真相?然則,我們又該如何解釋韓國慶尚道和全羅道之間的地域宿仇?如朱立熙(2012)在演講所述,在韓國轉型正義的全民運動中,連慶尚道人看到全羅道人被屠殺的影像史料還是掉下眼淚了,也使兩道和解成為全民共識清算過去的基礎。

使轉型正義運動得以免受政治菁英(=人民意志代理者)尋租、刮油水,使分裂國家能同心一意探求真相、追究責任、修復關係的關鍵,我認為是由下而上的草根運動。朱立熙(2012)曾在演講批判:台灣的社運團體沒有民意基礎。相對的,韓國社運團體,以環運為例,其會員可達百萬人,任何政黨都要尊它三分;亦有研究指出:韓國自70年代的社運傳統,為與獨裁統治抗衡,建構所謂「民眾」(minjung)
概念,同時用以為階級運動和民族主義運動;相較之下,台灣社運則較少意識型態特徵,往往是受害者賠償運動為主(洪晨碩、何明修
2011)。事實擺在眼前,518事件的罹難者家屬團體以及相關社學運團體具有的動能是我們難以比擬的。

在新保守政權連任當政的此夕,我們不可能再寄望由上而下的轉型正義得以體現。借鑑民進黨八年轉型正義運動的夭折史以及前述韓國經驗,我們除了必須繼續在史料和口述歷史上投注更多精力,必須跟時間賽跑以在真相凋零前把所有碎片撿拾回來,或許也該設定一場草根文化運動的議程。我們需要點燃人民的心──在那之前我們要點亮自己手上的火炬。

朱立熙如今每年518都會到韓國「朝聖」。他說:紀念日前夕,當年事發現場的全羅南道廳前廣場,入晚便會封街,數萬青年學生群聚於此,徹夜縱酒歌舞不休,像是一場悲情盡去的嘉年華。數十年前的屠殺能夠演變至此,若非轉型正義徹底落實,就是真相從未得昭雪。518事件當屬前者,而後者恰是228事件寫照。228紀念日至今對人民而言,放假的意味仍然遠重於紀念,原因無他:我們從未記憶,一切苦難便已被忘卻;我們從未召喚悲情的幽靈,又怎能將其驅走。這卻是最可怖的,無血的大戮總會回來,我們卻早已失去頑抗的能力,只能一憑宰割。

參考文獻:

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3/6913779.shtml

http://www.228.org.tw/pages.aspx?v=82D4F7824F7815C6

http://www.228.org.tw/ResponsibilityReport/eng/10.htm

http://www.haixiainfo.com.tw/SRM/206-7118.html

朱立熙,2007,《國家暴力與過去清算》。台北:允晨。

何明修、洪晨碩,2011,「挑戰新保守政權-南韓與台灣反美牛抗議事件分析」。台灣教授協會主辦,「台灣地位與中華民國體制」研討會。2011年10月22-23日。台北:國立台灣大學。

延伸閱讀:

 

二二八基金會編,2008,《兄弟的鏡子》。台北:國史館。


[日記] 2012.03.20 我的林書揚:麻豆/馬場町於我如此陌離。

《我們為什麼不歌唱》影畢,腦袋亂烘烘的。沒有預期,竟第一次聽到六舅公祖林書揚的聲音。存在手機裡的照片,彷彿也將能對話。片中受訪者各種語言匯集,似乎獨有林能流利講福佬話,口音無疑是貼近家族其他長輩。長久以來家族感即離不定,我對大小歷史細節遂所知甚少。我但想問的無非是:究竟甚麼可能將我們關連起來?當青年首次翻閱那本我也放在手裡的《資本論》時,是何感想?他的「紅色祖國夢」是否同我「小國小民,好國好民」的心念不能相容,且皆不可能有生實現?地下黨人無歌以唱,承擔了甚麼?又改變了甚麼?真正有甚麼改變過嗎?

馬場町為何於我如此陌離。

麻豆為何於我如此陌離。

[日記] 2012.03.15 醫界沒有女強人

「自己從醫學系前三名畢業,本來立志要去心臟外科救人,卻因懷孕被丟到整型外科,她的人生規劃絕不是只要賺錢。」對原案沒特別興趣,但從Tse-chi Huang這裡看到這句話,還是讓我的心(和他一樣)揪了一下。出生在醫生家庭,又結合了一個醫師家庭,然後還是醫生的媽,大概也沒有人比她更懂得醫界體制與文化的這套神(ㄈㄨˋ)聖(ㄑㄩㄢˊ)的規則,可是規則還是盡其所能的凌駕於「女強人」的意志之上。所以,聽到一個大概六十多歲的前輩自道一生,儘管並不能說是甚麼很好的藉口,卻還是令人覺得心頭酸酸的。

http://news.chinatimes.com/society/11050301/112012031400126.html

[聲援台南市四國立高中聯合文藝獎] 起點正在變為虛線

起點正在變為虛線。

2005年春(更精確地說,2005年4月10日),我們同時出席四校文藝獎決審會,在這春日盛宴上分別取出詩集與散文集請擔任評審的作家簽名,並如願獲得獎項與親筆簽名——作為人生中第一個文學獎,島嶼南方歷史悠久的四校文藝當然是最輝煌的起點,但彼時我們皆不知道,這也將是所有情感的起點。

是透過四校文藝獎這個場子,我們結識了初涉於文壇上的幾位新銳作家,這些名字如今已為眾人熟知;楊佳嫻林達陽、李欣倫、柯裕棻曾琮琇……起初乃是寫作生命的追循,有的後來遂成為朋友。是此處,作為個人歷史中絕無僅有的試金石,展開我們為期四年的相知相契——啊多遙遠的跋涉,自台灣、日本甚至美國;是心的征途——藉由星光橫渡的文法表達飄渺的心意,而後終得朝朝暮暮。

當然不僅於此。我們真正想說的是,對十六七歲的我們而言,四校文藝獎是第一次世界穿越重重帷幕對我們現身,讓我們握有文字得以描述它、或對抗它,然後一點一滴地藉由文學、社會學、人類學甚至醫學拼湊其全貌。

是第一次我們恍然,文字,乃是凡人僅有的魔術。

如今,我們用我們僅有且唯一的技藝,試圖阻止這起點成為虛線。文學獎氾濫之批評所在多有,但那不代表消滅掉這些獎項便能弭平,了解四校文藝獎即將停辦的理由之後,我們仍願意這獎將如同我們一樣善於等待,等每一代喜愛甚至耽溺寫作的人前來,從中萃取獨一無二的意義。

吳宣瑩*
陳宗延**
2012/3/15

*家齊女中95級校友。曾獲四校文藝獎第十三屆散文首獎,第十四屆新詩、散文首獎;全國學生文學獎、台積電青年文學獎、X19全球華文詩獎、教育部文藝獎、府城文學獎。曾為台南一中青年社地下社員。現任職馬偕醫院。

**台南一中96級校友,曾獲四校文藝獎第十四屆散文佳作,第十五屆散文首獎、小說二獎、極短篇三獎,第十六屆新詩首獎;X19全球華文詩獎。曾任台南一中青年社主編。現就讀台大醫學系四年級。

 — 與 Shanying Wu

[編譯] 霍亂在海地:平等議程與熱帶醫學的未來◎Paul Farmer│陳宗延譯

霍亂在海地:平等議程與熱帶醫學的未來( 陳宗延/編譯)



霍亂在海地:平等議程與熱帶醫學的未來
 ◎陳宗延/編
Cholera in Haiti: The Equity Agenda and the Future of Tropical Medicine
 
本文譯自Paul Farmer醫師於今年元月載於《美國熱帶醫學與衛生期刊》的文章,首先概述一段貧窮者觀點的熱帶醫學史,再藉由海地霍亂為例引申討論:舊時代的熱帶醫學(tropical medicine)如何可能在全球健康(global health)的再定義下重出江湖。Farmer醫師特別指出平等的遞送系統(delivery system)在此的關鍵性。

現年52歲的Farmer醫師,身具哈佛大學人類學和醫學雙學位。他每年除了在母校教學、看診,絕大多數時間均奔走於海地,投入醫療與公共衛生志業。由Tracy Kidder撰寫的傳記Mountains Beyond Mountains: The Quest of Dr. Paul Farmer, A Man Who Would Cure the World2005年由天下文化譯為繁中版,書名為《愛無國界:法默醫師的傳奇故事》。
Farmer P & Ivers L, 2012. Cholera in Haiti: The Equity Agenda and the Future of Tropical Medicine, Am J Trop Med Hyg 86(1):7-8

禧年(Centennial)是適於反思歷史的好時機,而歷史恰恰表明過去一百年在熱帶醫學這個異質的場域已完成了多少進步。然而,如果我們從海地窮人的角度看,圖像可能看來不大相同。從那個觀點,「熱帶醫學」這個標題(rubric)──此詞鑄以指涉一批病症──與緯度的關聯較持續的貧困還小。

「白人的墳墓」,赤道的一個令人難過的綽號,便是一個合適的案例:這個詞句在歐洲進入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冒險浪潮中嶄露頭角。海地因為她的歷史,而非地理座標,而適用這類架構。當拿破崙的妹夫,Charles Leclerc將軍,揚帆為法國收回造反的海地時,他率領著有史以來最大的艦隊以橫渡大西洋。但海地並未被收回。Leclerc的部隊遭遇的不只是一次奴隸起義,還有黃熱病、瘧疾及其他「熱帶」禍害(scourges),正如在其兩個多世紀前協助在這島嶼的北海岸建立第一個歐洲殖民地的哥倫布所遭遇的一樣。(當然,哥倫布大交換(Columbian exchange)的殺傷力主要在其他方向。)

殖民經驗仍是現代熱帶醫學的模版。從殖民(及新殖民)醫學到國際健康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更何況是所謂「全球健康」──熱帶醫學最新,且最好的重述(iteration)。然而,這是非常值得去理解的一段軌跡。巴拿馬運河是國際衛生的助產士(midwives)之一:成千上萬的工人喪生於黃熱病、瘧疾及其他磨難,導致1902年汎美衛生署(Pan-American Sanitation Bureau)的成立。經過一打左右的「清潔與衛生(sanitation and hygiene)」委員會,1909年開始由John D. Rockefeller及其基金會(它今年也正歡慶百年)贊助,致力根除鉤蟲。在二十世紀之初,大部分的公衛先行者專注於應用經驗教訓和新工具──有效的和無效的──例如疫
和其他預防性措施(從改善衛生到控制宿主不等),到當時刻不容緩的健康問題上。


熱帶醫學的新境界需要的不只是新的預防措施,還包括新的診斷和治療。二十世紀中葉是一段期望高漲的時期,部分因為發展出有效的抗生素和抗寄蟲藥,與現代微生物學相關。這些新藥和疫苗中有些不亞於「魔術子彈(magic bullets)」,拯救了先前無可挽回的生命。世紀中葉,雅司病(yaws)、小兒痲痺、麻疹、德國麻疹和百日咳的控制運動展示了由這類新工具所製造的信心。伴隨著這些發展的驕傲──或者有些人會說是傲慢──只因為天花在1977年的根除而更加強。

但驕傲和傲慢並不是同一回事。如果醫學是,用Lewis Thomas恰當的話說,「最年輕的科學」,那麼我們該如何應用基礎科學的果實到被忽略的貧困的疾病?

「余豈好辯哉」才指出所有主要影響窮人的疾病皆被──按其定義──忽略?霍亂提供了一個客觀的教訓:在John Snow拔掉寬街(Broad Street)抽水泵的把手後一百五十年,在他懷疑的細菌來源被證實後一個多世紀,抗生素療法發現後六十年,以及一種安全又有效的口服疫苗發展後三十年,霍亂仍是──在世界最窮的人之間──一個頭號傳染病殺手。

這怎麼可能呢?怎麼可能在二十一世紀,一種我們有著充足的預防性和治療性武器庫以茲對抗的禍害,每年繼續打倒成千上萬的人?在有了所有我們所需以從地表上抹除霍亂的所有工具的四十年後,它已孳生茂盛,且在美洲水安全(water-secure)最差的國家像一枚炸彈般爆炸。海地,一個人口千萬的島國,的霍亂疫情是當代史中世界最大:在其第一年,霍亂奪去約6500條生命,並造成五十萬病例。(而這些是官方數據,幾乎肯定是太低了,因為疾病侵襲最早且最重的鄉村地區幾乎沒有報導能力。)

若我們對霍亂,其病理生理學、流行病學、治療與預防知之甚詳,它又如何會在國際對2010年一月地震的人道救援(response)(史上最大之一)期間,成為海地年輕男子的頭號流行病殺手?簡要的答案是,對於不成比例地折磨著窮人的疾病的預期降低了。對公部門供水及清潔系統的長期投資已經停滯或不能跟上需求。安全、有效和負擔得起的口服疫苗是存在,在海地卻仍不可及──及時的診斷和照護往往也是如此。當有些人建議將疫苗整合進救援,公衛官員很快就指出接種疫苗不符成本─效益(彷彿「成本」永矢不變(fixed in stone),而「效益」眾所週知(well understood))。有些人駁斥這個想法為一「試驗(trial)」,彷彿疫苗未曾被測試過。(它事實上曾經在印度、越南、孟加拉、莫三比克和其他地方被測試和證實為有效。)其他人則抹殺在震後疫情的混亂期間接種疫苗的可行性。但是海地最佳的資源,無疑是其在疫情首月被迅速動員以散佈資訊和分配百萬片淨水錠劑的社區保健員(community health workers)的網絡。健全的公部門供水及清潔系統必須被設計和構築,且毫無疑問是對抗霍亂和其他水媒病(waterborne disease)的終極堡壘(bulwark)。然而,它們需要時間以建造,且不被接受作為唯一的緊急救援計畫。

這是二十一世紀全球健康的困境:最後,我們有預防、診斷和照護的工具;我們所缺少的是一個連結到遞送系統的平等計畫。未來的熱帶醫學史學家或許會視這個世紀[1](及這個千禧(millennium))的前十年為全球健康的黃金年代。從天花根除那時的1977年到這個世紀的終結,全球健康甚少成功。但投資於發現和發展的Bill & Melinda Gates基金會的建立,以及投資在遞送的總統防治愛滋病救援計畫(Presidents Emergency Plan for AIDS Relief, PEPFAR)和全球愛滋、結核和瘧疾防治基金(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 Tuberculosis, and Malaria, GFATM),擘畫了全球健康平等的藍圖。名副其實的遞送科學(delivery science)的發展,應該成為熱帶醫學的主要目標。

不管我們是注視著霍亂、淋巴絲蟲病、瘧疾或任何其他「被忽略的熱帶疾病」,熱帶醫學與衛生──兩項十九世紀的構想──未來的路線圖是一致的:科學發現連結到產品發展以及,最重要地,平等的遞送策略。唯有全面而整合的進路,才能維持和拓展全球健康黃金年代的成就。

[1] 譯註:二十世紀   

[反核與反事實] 來自未來臺大學生會長的一封信

http://www.ptt.cc/bbs/NTU/M.1331305867.A.C70.html

§37th學生會會長週記 §no.-1 

2025.03.09

親愛的學長姊您們好,

 

我是台大學生會第三十七屆會長,我叫費劾巳,綽號阿廢,「目前」就讀經濟系四年級,學號是B10303113,剛好是第二十四屆會長  鄭明哲學長的直屬學弟──雖然,他「現在」還不認識我。

 

我是貢寮子弟,「之前」每天都坐火車通學。貢寮不產貢丸,但是產燈塔、音樂祭還有海水浴場。只不過,這些都已經成為「歷史」了……

雖然大屯火山沒有噴發,可是核四發電廠的反應爐「發爐」了。一年之前,我們失去了帝寶,也失去了總統府。到「今天」,從台北101的頂樓俯瞰台北盆地,天空還是一片灰濛濛的,和我的心情一樣──哦我忘記了,這是一個反事實的說法,因為「老天龍人」已經向南部遊牧去了,所以龍山寺遊民接管了他們的領地(高漲的房價問題也隨之解決),而且自封為「新天龍人」。他們已經不再扮演被噴水的角色了,而是負責對核四結構體噴水。

我,和我的同學,也就是您們的學弟妹們,既不在歷史古蹟徐州路校區上課,也不在十多年前伊東豐雄(Toyo Ito, 1941-)設計的偉大建築,媲美東海道大學路思義教堂(人稱北豐雄、南聿銘,為台灣校園建築史上的一段佳話)的「新」社科院。當然,也沒有老師和學生願意在紹興校區大講堂上課了。

校總區已經遷到溪頭校區,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也就順利成章改成行政大樓籌備處。雖然台北整個淪陷了,不過我們還是有32785公頃,算起來是327.85平方公里的校地。校方「明天」要開校務會議,動議是否先掃蕩實驗林,然後在原地大興土木,蓋幾棟足以傲視東亞的研究中心;校長還指定人文大樓應該用砍伐的千年木材作為建材重建,以發思古之幽情。對於如此荒唐霸道的行徑,第三十七屆學生會一定會不辱先烈的薪火傳承,進行埋鍋造飯的抗爭,動搖校本也在所不惜。

除了椰林大道變成杉林大道,人文大樓變成人文小木屋,最近也發生一起離奇的校園安全事件,許多學生落單時被不明生物襲擊。生科系教授組成專業的國科會經費申請小組,有了初步的發現:從舊校總區被愛校人士帶來企圖進行復育的黑冠麻鷺,似乎遭受輻射污染,從大笨鳥變成超級大笨鳥(照片請見:http://ppt.cc/d2fM),體高三公尺,也產生攻擊傾向。學生會已經號召同學組成校園巡守隊,可以抵服務學習時數

有時候,劾巳心裡也會浮現這樣的念頭:如果,這一切未曾發生過,該有多好?

接著我便會想起,大概是在我小學高年級的時候,那時好像在報紙上報導過一場「311反核大遊行」。那禮拜,記得有幾個也不知道有不有名的作家上電視表演喝龜苓膏,說要讓「核電歸零」,可是好像沒幾個人理他們。我也想去遊行湊熱鬧,可是爸媽要我乖乖念書,要不然零用錢也會歸零;問朋友要不要一起去,結果還被他們嘲笑T_T

然後,就是現在這樣了……

上禮拜,在A7通識「給未來學生會長的物理課」上,X教授突然透露他的最新研究,也就是穿越時空、寄信到過去的物理學基礎。我的雙眼登時一亮,一下課就纏著老師問,終於得到他的首肯,讓我試用這台F-Mail系統(Future mailing system)。我不知道您們究竟會不會收到這封信呢?我不知道X教授的研究心血是否會成真,但我衷心希望這糟透了的世界可能有所改變……

於是我去圖書館查了報紙。2012年三月十一號禮拜,天氣晴,反核大遊行台北場是在13:00由龍山寺出發經西門町、北車館前路,最後在凱道會師。台中和高雄也都有場次。詳細資訊可以查詢以下網址:

http://430nonuke.blogspot.com/2012/03/311.html

福島核災已經十多年了,但台北的天空不知何時能再清朗?如果這一切能夠重來,該有多好?在此誠摯邀請各位學長姊,攜手走上街頭,為了我們、也為了您們自己的未來發聲。改變未來,或許不是不可能的!

 

    天佑台大人:)

 

                                      
    
劾巳 25.0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