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主義的根源
但是列寧領導下的布爾什維克經驗中確實有一些因素可以說是包含了後來的斯林林主義的一些種子。
列寧的馬克思主義(尤其在1915-1917年間)的優秀品質,是革命戰略與革命目標的結合,它隨時都充滿著工人階級高昂而毫不妥協的戰鬥意志、造反精神和激進民主。這是一部難得的融敘述與分析於一爐的偉大交響曲,是革命馬克思主義傳統最優秀的代表們所生產。這是列寧主義的勝利,並在布爾什維克革命中達到高潮。
列寧的悲劇在於他的這些優秀品質在1918年的實踐中被壓制了,不僅僅是由於殘酷的暴力,更主要是當抽象的願景被帶到具體的現實層次時,“工人民主”的簡單解方變得問題重重了。工廠及其附近地區的工人委員會和理事會沒有足夠的資訊和知識來做出符合實際的決定,也沒有足夠的技術和實行經驗去執行各項決議,包括管理國民經濟、在全國建立足夠的社會服務設施、闡述連貫的外交政策、或者管理工廠。在一戰對俄國嚴重破壞的脈絡、各種殘酷的外國軍隊對革命的干涉、經濟封鎖、和內戰的恐怖之下,更是如此。
在此脈絡下,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給定傳播謠言、提出超革命但不可行的方案、甚至煽動反革命的機會)是不可容忍的。這意味著對孟什維克、無政府主義者、左派社會革命黨(Left 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右派社會革命黨(Right 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自由派、牧師等等的壓迫。只有共產黨的專政可以被接受。列寧一直到1919年都如此堅持。
雖然這些情況反映了當時局勢的嚴峻性,但也導致了可怕的矛盾——不可避免的權力濫用、犯罪和腐敗。布爾什維克以前的盟友——偉大的左翼社會主義革命黨的領導人斯皮里多諾娃(Maria Spiridonova),在布爾什維克的監獄裡寫了一封公開信揭露這場道德的災難。“你們黨有著偉大的任務並且已經開局良好,我們曾經並肩戰鬥的十月革命必定會成功的,因為革命的基礎和口號都紮根於歷史的現實,並且有全體工人群眾的堅定支持。”但是到了1918年11月情況就變了:
“打著無產階級的旗號,你們毀滅了這場革命取得的所有道義上的成就。讓人呼天搶地的事情都被各省的契卡(Chekas)、全俄國的契卡做絕了,他們對人類的精神與肉體殘忍地蔑視,嚴刑拷打、背信棄義和謀殺,無窮盡地謀殺,不加審訊地殺害,除了發表譴責以外,他們拿不出任何犯罪證據。”
即使是那些捍衛布爾什維克事業的黨人也承認這些情況存在。比如威廉姆斯在其1921年的著作《貫穿俄國革命》(Through the Russian Revolution)裡寫道:
“敵人們控訴著‘鎮壓、專政、暴力’, ‘他們已經剝奪了人們言論、出版與集會的自由,他們高強度地進行軍事徵用和強迫勞動,他們沒有能力進行政府管理和工廠經營,他們已經讓蘇維埃屈服於共產黨,他們已經降低了共產主義的理想目標,改變和調整了自己的黨綱並向資產階級妥協了’”。
這些控訴有些是被誇大了,有些是可以解釋清楚的,但這所有的情況並不是都能被解釋過去的。蘇維埃的朋友們也為此扼腕歎息,他們的敵人則號召全世界恐懼和反對他們……
儘管國外勢力與日俱增地把他們當作“人類文明的新敵人”,但布爾什維克自己卻驕傲地認為自己是在把俄國從文明的崩潰中拯救出來。
維克多·謝爾蓋(Victor Serge)後來回憶道:“‘極權主義’作為一個詞在當時是不存在的,但作為一種現實它卻開始強加於我們,儘管我們當時沒有意識到……看看壟斷的政治權力、契卡和紅軍,我們之前關於“公社政權”的夢想只能歸於一個理論神話。戰爭、應對反革命的國內政策和饑荒(這導致產生了官僚化的食物配給制)已經消滅了蘇維埃的民主。它什麼時候才能以什麼方式復活呢?黨活在這樣一種認識中:即使是對黨權威最輕微的放鬆,都會造成反動的時候到來。”
列寧主義與斯大林主義
不過列寧過去一直認為,“黨作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決不能與整個階級混淆。”正因為如此,黨要與工人階級整體上保持“各式各樣、豐富而有成效的”相互聯繫,“必須在組織上充分實行民主原則”才能做好這一點。這就是說黨組織應該根據“民主集中制原則”發揮作用。黨的團結性與凝聚力必須體現於黨要能夠“保證所有少數派的權利,尊重所有忠實的反對意見……每一個[地方]黨組織的自主性……承認黨的所有職能部門都應該由選舉產生並服從罷免”,並且“針對黨內問題必須允許寬鬆而自由的討論,黨內生活要允許有自由的同志式的批評和評判。” 這將有助於無產階級先鋒隊和最廣大的勞工群眾密切聯繫“和一定程度地融合”。(列寧在1920年解釋)雖然只有通過長期的努力和來之不易的經驗“才能產生正確的革命理論……但這並不是一個教條,並不意味著我們只要緊密聯繫真實的群眾實踐活動和真實的革命運動,我們就能假定出其最終的模式。”
1923年托洛茨基提出了對“布爾什維克”身份的理解,他的觀點與威廉姆斯的觀察、1921年共產國際決議(Comintern resolution)以及列寧的論述相一致。不過,他是將其用作反對黨內正佔據主導的官僚保守傾向的論述。
一個布爾什維克不能只是一個遵守紀律的人;他應該在任何時候、任何問題上都要形成自己堅定的判斷並勇敢地、獨立地捍衛自己的觀點,這種立場不僅適用於自己的敵人,也要在黨內堅持。可能今天他在黨內是少數派,他會屈服,因為他是黨的一分子。但這並不表示他的觀點就是錯誤的。
如果經長期的堅持,證明他是正確的,就說明“他向黨盡了一份責任”。黨需要的不是“阿諛奉承的執行者”,而是一群“堅定、熱烈充滿個人責任感的人”。他強調:“需要的是批判精神,實踐檢驗精神,思想獨立,性格獨立,責任感和對自己、對工作都堅持追求真理的精神。”
列寧和托洛茨基的觀點也和謝爾蓋(Victor Serge)對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具有啟發性的描述相一致,他明確地認為:“黨就是工人階級的中樞神經系統,是它的大腦。”當然這個神經系統要通過全身和大腦來回傳遞資訊。謝爾蓋說,革命黨的黨員“應該通過科學的歷史分析去揭示當前所面臨問題的發展趨勢和各種可能。”不僅如此,正如神經系統通過全身傳遞感覺和資訊一樣,黨員還要與中樞系統保持互動。“為了無產階級的利益,他們要根據歷史的需要去開展可能和必要的行動,而不是憑當時自己的願望。換句話說,他們要瞭解現實情況,把握可能性,確保自己的行動兼顧了現實與可能性。”衡量行動的標準就是“無產階級的最高利益。” 謝爾蓋這樣總結道:
“十月革命向我們呈現了一個近乎完美的無產階級政黨範本。他們雖然人數不多,但其骨幹成員都與群眾打成一片。長時間的考驗——1905年革命,被判非法,流放,監禁,不斷的意識形態鬥爭——已經為其造就出優秀的黨員和真正的領導群體,而且他們的思想觀念在集體行動中趨同。個人的主動性和強烈個性的派頭,在情報集中制、自律性和對公認導師的尊重中被平衡得恰到好處。撇開其組織效率不談,這個黨沒有一丁點官僚化的畸形。我們看不到對任何管理規範的拜物傾向;它沒有承襲任何頹廢甚至令人存疑的傳統;它的主要傳統就是反對機會主義──這是一個革命精神深入骨髓的政黨。”
謝爾蓋上面的論述與威廉姆斯、里德、克魯普斯卡婭以及列寧與托洛茨基的文章都是一致的。他們與蓋迪(J. Arch Getty)的意識形態描述完全不同,蓋迪提出所謂的“布爾什維克”在1930年代“自我毀滅”了。但蓋迪也承認:“布爾什維克黨是俄國知識份子與工人階級追求理想主義、平等主義和社會進步的產物。但到了1930年代,大部分人最初的理想主義已經失去或者變異了,因為革命者變成了國家官員。”
蓋迪的話也暗示說並不是所有的布爾什維克都腐化變質了,當然確實有一些人沒變質。1932年流亡中的托洛茨基寫道:“在一個被資本主義包圍的落後國家,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上,由群眾推舉出來的工人階級上層第一次組建了一套強有力的官僚機器,它為群眾制定法律,配置其可支配的巨額資源,它被一種內部的相互責任聯繫在一起,然後將其利益、方法和規約強行變成工人政府的各項政策。”
托洛茨基無情地描繪了一個沒有了工人階級的政府職員形象:“他大吃大喝把自己養成大腹便便的樣子,用響亮的聲音發號施令,專門提拔下屬中那些忠於自己的人,而他自己則又不斷向其上級表示忠誠,他禁止別人的批評,並把這當做核心原則。”
同一時期蘇共一位持不同政見者哈伊爾•里奧廷(Mikhail Riutin)也稱:“斯大林正在消滅列寧主義,他打著無產階級革命的旗號消滅無產階級革命,打著社會主義建設的旗號消滅社會主義建設。” 里奧廷曾與布哈林共過事,並曾擔任過莫斯科地區的共產黨領導人,由於反對強制推行土地集體化在1930年被流放,他寫道:
“對於黨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破壞,即使是黨和無產階級專政最可怕的敵人,最恐怖的反革命者和破壞分子,也比不上斯大林的所作所為……列寧同志的主要戰友都被調離了領導崗位,他們中一部分人被投入監牢和流放,一部分人投降放棄了抗爭,還有一部分人意志消沉苟延存活,剩餘的人則徹底墮落,轉而成為獨裁者忠實的幫兇。”
列寧自己也曾認識到,政權的窘境就是發現社會主義民主逐漸變成了官僚獨裁,這種情況只能通過革命才能解決,把更多的先進工業國家帶入社會主義軌道,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與文化發展提供雄厚的物質基礎。摩西·萊文(Moshe Lewin)認為“1924年標誌著‘布爾什維主義’的終結。”,他還說:
“幾年來一群老布爾什維克們一幫接著一幫地嘗試著一種又一種方式,試圖矯正局勢的發展進程。但由於他們的政治傳統和組織形式紮根於俄國與歐洲社會民主黨的歷史中,他們很快就被大量湧進來的新成員和和新組織結構所取代,這導致局勢進入一個完全不同的發展模式。黨轉變成為一個工具──職業化、紀律化、等級化以及所有政治權利的廢除──的進程,對於1924-28年的黨內反對派而言是個絕對的恥辱,”
但是這些憤慨的黨內反對派還是被哈伊爾•里奧廷恰當地形容的“占統治地位的社會階層”野蠻驅逐和鎮壓。這個社會階層儘管聲稱代表了人民並使用馬克思、列寧的語言,但實際上卻“完全脫離人民並與之敵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