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與革命民主(4)◎Paul Le Blanc│張兄譯、陳宗延校訂

倖存的殘餘

當然在蘇共黨員中還有一部分人,他們儘管生活在斯大林主義的氛圍中,但他們並沒有完全墮落,也沒有完全放棄他們之前的理想和列寧主義傾向。(其中一部分這群人的命運已經被一些對蘇聯存異議或者反蘇聯的學者反映出來,如麥德維傑夫(Roy Medvedev)和羅高文(Vadim Rogovin),美國歷史學家Wendy Z. Goldman也有重要論述。)這種情況也存在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雖然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革命組織觀念日益變得名聲不佳和被貶低,但在整個1920年代還是有些人,包括一些國際共產黨的領導人仍然繼續保持著他們最初的觀念,比如印度的羅易(M. N. Roy),美國的坎農(James P. Cannon),中國的陳獨秀,義大利的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和匈牙利的盧卡奇(Georg Luka´cs)他們在短時期內還繼續擔任著重要的職務。葛蘭西和盧卡奇的理論著作雖然在知識份子和文化領域頗有影響,但如果缺少了對列寧主義的必要論述,它們什麼也不是。

在那些深受列寧主義影響並與斯大林版本的馬克思主義不相容的人中,一部分人回歸了第二國際的左翼社會民主陣營,一小部分跟隨托洛茨基組成了第四國際(他們希望成為托洛茨基所稱的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一些人摘下了革命的面具,而另一些人則或多或少地遠離了政治激進主義繼續從事馬克思主義研究。其中一些歐洲人近來被貼上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標籤,他們經常從事哲學、社會學和歷史學的研究並關注許多必須面對的文化與意識問題。在20世紀末,很多知識份子和學者都傾向於把西方馬克思主義與斯大林、甚至列寧對立起來(他們認為列寧應為斯大林負責)。但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兩大奠基人盧卡奇與葛蘭西都是久經考驗而無悔的列寧主義者,他們是在擔任本國共產黨領導職務期間寫下的最有影響力的著作。這些作品內容包括堅持使用列寧的革命政治思想進行建黨和革命戰略的任務。

儘管有大量關於共產主義崩潰的喧囂,但即使今天──照目前世界的走向看──如此重要的布爾什維克與列寧傳統仍將繼續吸引著今天和未來的革命積極分子,並被他們繼續發展。特別倘若積極分子能夠將其應用到實際的抵抗運動和政治行動中去,那麼學術討論很有可能會圍繞著列寧與革命民主的議題。

 

列寧與革命民主(3)◎Paul Le Blanc│張兄譯、陳宗延校訂

斯大林主義的根源

但是列寧領導下的布爾什維克經驗中確實有一些因素可以說是包含了後來的斯林林主義的一些種子。

列寧的馬克思主義(尤其在1915-1917年間)的優秀品質,是革命戰略與革命目標的結合,它隨時都充滿著工人階級高昂而毫不妥協的戰鬥意志、造反精神和激進民主。這是一部難得的融敘述與分析於一爐的偉大交響曲,是革命馬克思主義傳統最優秀的代表們所生產。這是列寧主義的勝利,並在布爾什維克革命中達到高潮。

列寧的悲劇在於他的這些優秀品質在1918年的實踐中被壓制了,不僅僅是由於殘酷的暴力,更主要是當抽象的願景被帶到具體的現實層次時,“工人民主”的簡單解方變得問題重重了。工廠及其附近地區的工人委員會和理事會沒有足夠的資訊和知識來做出符合實際的決定,也沒有足夠的技術和實行經驗去執行各項決議,包括管理國民經濟、在全國建立足夠的社會服務設施、闡述連貫的外交政策、或者管理工廠。在一戰對俄國嚴重破壞的脈絡、各種殘酷的外國軍隊對革命的干涉、經濟封鎖、和內戰的恐怖之下,更是如此。

在此脈絡下,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給定傳播謠言、提出超革命但不可行的方案、甚至煽動反革命的機會)是不可容忍的。這意味著對孟什維克、無政府主義者、左派社會革命黨(Left 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右派社會革命黨(Right 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自由派、牧師等等的壓迫。只有共產黨的專政可以被接受。列寧一直到1919年都如此堅持。

雖然這些情況反映了當時局勢的嚴峻性,但也導致了可怕的矛盾——不可避免的權力濫用、犯罪和腐敗。布爾什維克以前的盟友——偉大的左翼社會主義革命黨的領導人斯皮里多諾娃(Maria Spiridonova),在布爾什維克的監獄裡寫了一封公開信揭露這場道德的災難。你們黨有著偉大的任務並且已經開局良好,我們曾經並肩戰鬥的十月革命必定會成功的,因為革命的基礎和口號都紮根於歷史的現實,並且有全體工人群眾的堅定支持。但是到了191811月情況就變了:

打著無產階級的旗號,你們毀滅了這場革命取得的所有道義上的成就。讓人呼天搶地的事情都被各省的契卡(Chekas)、全俄國的契卡做絕了,他們對人類的精神與肉體殘忍地蔑視,嚴刑拷打、背信棄義和謀殺,無窮盡地謀殺,不加審訊地殺害,除了發表譴責以外,他們拿不出任何犯罪證據。

即使是那些捍衛布爾什維克事業的黨人也承認這些情況存在。比如威廉姆斯在其1921年的著作《貫穿俄國革命》(Through the Russian Revolution)裡寫道:

 “敵人們控訴著鎮壓、專政、暴力他們已經剝奪了人們言論、出版與集會的自由,他們高強度地進行軍事徵用和強迫勞動,他們沒有能力進行政府管理和工廠經營,他們已經讓蘇維埃屈服於共產黨,他們已經降低了共產主義的理想目標,改變和調整了自己的黨綱並向資產階級妥協了’”

這些控訴有些是被誇大了,有些是可以解釋清楚的,但這所有的情況並不是都能被解釋過去的。蘇維埃的朋友們也為此扼腕歎息,他們的敵人則號召全世界恐懼和反對他們……

儘管國外勢力與日俱增地把他們當作人類文明的新敵人,但布爾什維克自己卻驕傲地認為自己是在把俄國從文明的崩潰中拯救出來。

維克多·謝爾蓋(Victor Serge)後來回憶道:“‘極權主義作為一個詞在當時是不存在的,但作為一種現實它卻開始強加於我們,儘管我們當時沒有意識到……看看壟斷的政治權力、契卡和紅軍,我們之前關於公社政權的夢想只能歸於一個理論神話。戰爭、應對反革命的國內政策和饑荒(這導致產生了官僚化的食物配給制)已經消滅了蘇維埃的民主。它什麼時候才能以什麼方式復活呢?黨活在這樣一種認識中:即使是對黨權威最輕微的放鬆,都會造成反動的時候到來。

 

列寧主義與斯大林主義

不過列寧過去一直認為,黨作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決不能與整個階級混淆。正因為如此,黨要與工人階級整體上保持各式各樣、豐富而有成效的相互聯繫,必須在組織上充分實行民主原則才能做好這一點。這就是說黨組織應該根據民主集中制原則發揮作用。黨的團結性與凝聚力必須體現於黨要能夠保證所有少數派的權利,尊重所有忠實的反對意見……每一個[地方]黨組織的自主性……承認黨的所有職能部門都應該由選舉產生並服從罷免,並且針對黨內問題必須允許寬鬆而自由的討論,黨內生活要允許有自由的同志式的批評和評判。這將有助於無產階級先鋒隊和最廣大的勞工群眾密切聯繫和一定程度地融合。(列寧在1920年解釋)雖然只有通過長期的努力和來之不易的經驗才能產生正確的革命理論……但這並不是一個教條,並不意味著我們只要緊密聯繫真實的群眾實踐活動和真實的革命運動,我們就能假定出其最終的模式。

1923年托洛茨基提出了對布爾什維克身份的理解,他的觀點與威廉姆斯的觀察、1921年共產國際決議(Comintern resolution)以及列寧的論述相一致。不過,他是將其用作反對黨內正佔據主導的官僚保守傾向的論述。

一個布爾什維克不能只是一個遵守紀律的人;他應該在任何時候、任何問題上都要形成自己堅定的判斷並勇敢地、獨立地捍衛自己的觀點,這種立場不僅適用於自己的敵人,也要在黨內堅持。可能今天他在黨內是少數派,他會屈服,因為他是黨的一分子。但這並不表示他的觀點就是錯誤的。

如果經長期的堅持,證明他是正確的,就說明他向黨盡了一份責任。黨需要的不是阿諛奉承的執行者,而是一群堅定、熱烈充滿個人責任感的人。他強調:需要的是批判精神,實踐檢驗精神,思想獨立,性格獨立,責任感和對自己、對工作都堅持追求真理的精神。

列寧和托洛茨基的觀點也和謝爾蓋(Victor Serge)對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具有啟發性的描述相一致,他明確地認為:黨就是工人階級的中樞神經系統,是它的大腦。當然這個神經系統要通過全身和大腦來回傳遞資訊。謝爾蓋說,革命黨的黨員應該通過科學的歷史分析去揭示當前所面臨問題的發展趨勢和各種可能。不僅如此,正如神經系統通過全身傳遞感覺和資訊一樣,黨員還要與中樞系統保持互動。為了無產階級的利益,他們要根據歷史的需要去開展可能和必要的行動,而不是憑當時自己的願望。換句話說,他們要瞭解現實情況,把握可能性,確保自己的行動兼顧了現實與可能性。衡量行動的標準就是無產階級的最高利益。謝爾蓋這樣總結道:

十月革命向我們呈現了一個近乎完美的無產階級政黨範本。他們雖然人數不多,但其骨幹成員都與群眾打成一片。長時間的考驗——1905年革命,被判非法,流放,監禁,不斷的意識形態鬥爭——已經為其造就出優秀的黨員和真正的領導群體,而且他們的思想觀念在集體行動中趨同。個人的主動性和強烈個性的派頭,在情報集中制、自律性和對公認導師的尊重中被平衡得恰到好處。撇開其組織效率不談,這個黨沒有一丁點官僚化的畸形。我們看不到對任何管理規範的拜物傾向;它沒有承襲任何頹廢甚至令人存疑的傳統;它的主要傳統就是反對機會主義──這是一個革命精神深入骨髓的政黨。

謝爾蓋上面的論述與威廉姆斯、里德、克魯普斯卡婭以及列寧與托洛茨基的文章都是一致的。他們與蓋迪(J. Arch Getty)的意識形態描述完全不同,蓋迪提出所謂的布爾什維克1930年代自我毀滅了。但蓋迪也承認:布爾什維克黨是俄國知識份子與工人階級追求理想主義、平等主義和社會進步的產物。但到了1930年代,大部分人最初的理想主義已經失去或者變異了,因為革命者變成了國家官員。

蓋迪的話也暗示說並不是所有的布爾什維克都腐化變質了,當然確實有一些人沒變質。1932年流亡中的托洛茨基寫道:在一個被資本主義包圍的落後國家,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上,由群眾推舉出來的工人階級上層第一次組建了一套強有力的官僚機器,它為群眾制定法律,配置其可支配的巨額資源,它被一種內部的相互責任聯繫在一起,然後將其利益、方法和規約強行變成工人政府的各項政策。

托洛茨基無情地描繪了一個沒有了工人階級的政府職員形象:他大吃大喝把自己養成大腹便便的樣子,用響亮的聲音發號施令,專門提拔下屬中那些忠於自己的人,而他自己則又不斷向其上級表示忠誠,他禁止別人的批評,並把這當做核心原則。

同一時期蘇共一位持不同政見者哈伊爾里奧廷(Mikhail Riutin)也稱:斯大林正在消滅列寧主義,他打著無產階級革命的旗號消滅無產階級革命,打著社會主義建設的旗號消滅社會主義建設。里奧廷曾與布哈林共過事,並曾擔任過莫斯科地區的共產黨領導人,由於反對強制推行土地集體化在1930年被流放,他寫道:

對於黨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破壞,即使是黨和無產階級專政最可怕的敵人,最恐怖的反革命者和破壞分子,也比不上斯大林的所作所為……列寧同志的主要戰友都被調離了領導崗位,他們中一部分人被投入監牢和流放,一部分人投降放棄了抗爭,還有一部分人意志消沉苟延存活,剩餘的人則徹底墮落,轉而成為獨裁者忠實的幫兇。

列寧自己也曾認識到,政權的窘境就是發現社會主義民主逐漸變成了官僚獨裁,這種情況只能通過革命才能解決,把更多的先進工業國家帶入社會主義軌道,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與文化發展提供雄厚的物質基礎。摩西·萊文(Moshe Lewin)認為“1924年標誌著布爾什維主義的終結。,他還說:

 “幾年來一群老布爾什維克們一幫接著一幫地嘗試著一種又一種方式,試圖矯正局勢的發展進程。但由於他們的政治傳統和組織形式紮根於俄國與歐洲社會民主黨的歷史中,他們很快就被大量湧進來的新成員和和新組織結構所取代,這導致局勢進入一個完全不同的發展模式。黨轉變成為一個工具──職業化、紀律化、等級化以及所有政治權利的廢除──的進程,對於1924-28年的黨內反對派而言是個絕對的恥辱,

但是這些憤慨的黨內反對派還是被哈伊爾里奧廷恰當地形容的占統治地位的社會階層野蠻驅逐和鎮壓。這個社會階層儘管聲稱代表了人民並使用馬克思、列寧的語言,但實際上卻完全脫離人民並與之敵對

列寧與革命民主(2)◎Paul Le Blanc│張兄譯、陳宗延校訂

布爾什維克的神秘性

列寧、布爾什維克黨、廣泛的俄國工人階級運動和起義的工農群眾之間的相互作用使得對俄國革命的嚴肅研究變得更加富有生氣。當我們關注這些研究時不可避免會遇到一個問題,可稱之為布爾什維克黨的神秘性。一位列寧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孟什維克對手蘇漢諾夫(N. N. Sukhanov(他讚揚列寧為革命馬克思主義理念的先驅蘇維埃無產階級左翼最有權威的領導人在評論他所謂‘布爾什維克的生活方式和布爾什維克黨工作的特定方式’時,毫不留情地用這些詞彙形容:

 “非常明顯,布爾什維克的所有工作都在一個由外在的精神中心(可能是列寧的思想)鑄就的鋼鐵架構中運作。沒有了它,黨工作者們就會感到非常的無助;同時黨員們也對它引以為豪,黨員中最傑出者覺得自己之於它就是最忠實的僕人,就像騎士之於聖杯那樣。

一個對此現實較不具知識性而較有同情心的觀點,來自約翰·里德的美國左翼記者朋友威廉姆斯(Albert Rhys Williams)的報導。里德和威廉姆斯,以及布萊恩特(Louise Bryant 貝蒂(Bessie Beatty),發現自己與一小撮回歸的俄裔美國革命者在布爾什維克奪權以前同遊俄國。里德這樣描述這些同伴,他們愛好自由、充滿活力、意志堅定,但“絕不愚蠢和弱智。周遊世界的經歷已經把他們錘煉得非常出色。他們也不是英雄崇拜者。布爾什維克運動雖然很粗獷和熱烈,但也是很科學和現實的,是與英雄崇拜無關的。”儘管
此,如威廉姆斯強調的,革命群眾對列寧的態度是:
大體上人們信任列寧能夠運用其敏銳而淵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知識來檢驗他對人民群眾的認知,信任他能夠運用自己的戰術天賦去把握人民群眾進行奪權的時機,並帶領他們前進。更有甚者,他還談到其他特質,革命群眾深信工人階級的歷史角色,深信他們堅實的推理、他們的同情心……[以及]可能是最重要的成份——自律,以及他們不懈的樂觀主義,大無畏的精神。威廉姆斯總結說:只有同時具備這兩方面的因素,他們才能戰勝即將到來的考驗。

1919年布爾什維克黨的名字從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變為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從一個追求革命推翻國家的政黨到一個掌權的政黨的轉變終將讓位給致命的轉型(如我們隨後將探討的),但這個早期共產主義運動一直將布爾什維克傳統精神延續到1920年代。關於這個黨,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Eugene Preobrazhensky)在其著作《共產主義ABC》裡這樣說:密切聯繫工人和窮苦農民中的優秀分子,並補充:代表其階級利益的政黨所努力追求的所有利益,就構成了這個黨的綱領。以及從我們的成功與失敗,從我們的錯誤與疏忽中,不僅我們,而且所有國際上的無產階級將會汲取經驗教訓。

季諾維也夫(Gregory Zinoviev)在其1923年出版的《布爾什維克黨史》一書中對職業革命者(其通常被使用的同義詞是幹部”(cadre))一詞作了大量論述。季諾維也夫寫道:“‘職業革命者一詞在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的辯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列寧的主張是:反對我們的……是沙皇專制的強大力量,在其執政300年間創造出來的整套機器;反對我們的是舊俄國的所有技術手段,它的學校和媒體;而我們的工人運動又完全不成熟。如果我們想要把工人群眾組織起來,把分散的點點火花彙聚成熊熊烈火,我們就需要一件特殊的、幾乎是奇跡般的工具才能實現這一理想。為此我們也必須要把那些真正願意獻身工人階級事業的人融合到一個職業革命者的組織裡。

列寧在其1900年的文章《我們運動的迫切任務》中,使用當時國際社會主義運動流行的經典馬克思主義語言,認為俄國工人階級必須完成其偉大的歷史使命,把自己和所有俄國人民從政治與經濟的奴役狀態中解放出來。他堅持認為,如果工人階級不能培養出它的政治領導人,能夠組織和領導它的優秀代表,其歷史使命將不會實現。他還說:俄國工人階級的現狀已經表明它能夠孕育出這樣的男人與女人。他總結道:

我們必須訓練那些願意全身心而不只是在業餘時間獻身革命的人,我們必須建立一個足夠大的組織,能夠對我們複雜的工作進行嚴格的分工……社會民主黨並未束縛住它的手腳,也未限定它的活動於特定的計畫或政治鬥爭方式。只要力量服膺於黨的處置並有利於最佳結果的達成,它認可所有的鬥爭方式。……在我們面前,敵人星羅棋佈的碉堡正向我們最優秀的戰士射出雨點般的子彈,我們必須攻克這些碉堡,我們也必將成功,只要我們能夠把所有的俄國革命者整合到一個政黨中來,這個政黨就能吸引俄國所有重要而誠實的人。

Lars Lih對早期布爾什維主義的研究《重新發現列寧》(Lenin Rediscovered)中,他向我們展示:列寧的模型是德國社會民主黨,這樣既照顧了俄國的國情,又絕對堅持了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所認為的)德國同志們的革命立場。然而實際上列寧不知不覺已經超越了德國社會民主黨元老奧古斯特·倍倍爾(August Bebel)和馬克思主義教皇卡爾·考茨基(Karl Kautsky),建立了一個更加徹底和一貫忠實於馬克思主義的政黨。倍倍爾與考茨基政治人生中對強大反革命勢力妥協的經歷嚴重削弱了德國社會民主黨(以及第二國際)的革命意志,這一點列寧到1914年才清楚認識到。

從某種程度上講,馬科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約翰·里德與威廉姆斯的好友)在1926年的觀察更為真實,他對列寧政黨的描述更為增強了我所說的布爾什維克的神秘性:

 “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組織,它包含有政黨、行業協會、神聖秩序、軍隊和科技協會的重要特徵而絕不是其中任何一個組織。令人奇怪的是這個組織並不看重其成員間的宗派心理,而是看重他們與(馬克思定義的)社會主導階級力量之間的關係。這種關係由列寧來決定,並且由他進行調整。這種微妙關係是馬克思做夢都不會想到的。

伊斯特曼把列寧描寫成了一個英雄的個體,而忽略了布爾什維克黨這個重要因素,這一點被印度的馬克思主義學者與革命女性主義者Soma Marik捕捉到了,她告訴我們:創立於19172月的布爾什維克黨並不是列寧一個人的功勞。儘管他是首要的理論家,但從事實踐的工人們與理論家們之間的分歧一直遲滯著黨的創建步伐,黨的組織結構也不斷被修改。她還說:許多的看法和組織理念都被時局和階級的壓力修正和推翻了。

 

布爾什維克主義及其敵人

伊斯特曼還用了一個有點問題的標籤稱呼列寧——“革命的工程師engineer of revolution)。由此我們可以對布爾什維克黨或共產黨作一簡短的概念描述了,它就是一個聚合在一起的革命機器,原料就是人性(humanity),它被革命機器用來進行社會構建。而這與1930年代所發生的事相關:血腥的土地集體化,大規模剝削的超級工業化,諸種文化領域建立起嚴密的威權控制,剔除了言論自由和民主而被重新定義的社會主義內涵,對官僚獨裁的歌頌,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日益嚴重的殘暴鎮壓,強制勞動集中營的爆炸性擴張與野蠻化,以羅織罪名、屈打成招和公審惡名昭彰的大清洗導致了無數的屠殺。

  由於所有這些事情都是在共產主義旗號下實現的,都是在蘇聯共產黨的領導下執行的,所以蓋迪(J. Arch Getty 和瑙莫夫(Oleg V. Naumov)將其重要的研究成果命名為《到恐怖之路:斯大林和布爾什維克的自我毀滅(1932-1939)》(The Road to Terror: Stalin and the Self-Destruction of the Bolsheviks, 1932_1939。關於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蓋迪認為蘇聯共產黨繼續沿用了列寧主義的政策,他們在全世界進行構建,認為人類的未來必須依靠社會主義。反過來社會主義運動只有依賴蘇聯的革命經驗才能生存,要與布爾什維克政權緊密聯合,接受其嚴格領導並去控制任何一個敵視蘇聯的社會團體。蓋迪也承認在1930年代初蘇聯社會出現了一些新情況。斯大林主義者所稱的新局勢就是在斯大林的領導下推行集體化和工業化政策導致1929-1932年出現了嚴重的饑荒、鎮壓和社會動亂。

威廉姆斯在後來也指出,1939年出版的《蘇聯共產黨黨史》將這些政策貼上革命的標籤,還告訴讀者這場革命的最大特點就是由上而下,由國家倡議。威廉姆斯說這嚴重違背了列寧在1918年最艱難時期經常呼籲自下而上的教導。最近Robert  C. Tucker評論道:這說明當時黨內並沒有或者是沒有完全明白列寧的意思因此黨對構建社會主義之理念的集體意志將是進化的過程。確實,把社會主義建設當作是自上而下的革命,從而壓制大多數革命群眾的利益,尤其處在恐怖集體化運動中的農民,這樣的理念從未出現在他心中。這個惡名遠揚的自上而下革命的論斷源自於斯大林主義的另外一個認識——“一國建成社會主義,這完全違背了馬克思、列寧、1924年前的布爾什維克黨和共產國際前四次代表大會一貫堅持的國際主義立場。

事實上自上而下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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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動力和影響與1921年共產國際三大通過的政黨組織原則相悖。堅持共產黨組織的民主集中制應該是一種真正的綜合,集中制和無產階級民主的混合體,大會決議明確地反對把黨分割成主動的執行者與被動的大眾兩個部分,反對形式或機械的集權化,因為那將意味權力集中於黨內官僚之手,讓它可以支配黨內其他成員或黨外革命無產階級群眾。

 

列寧與革命民主(1)◎Paul Le Blanc│張兄譯、陳宗延校訂

列寧與革命民主[]

 

保羅·布蘭克(Paul Le Blanc

 

張兄 譯

陳宗延 校訂

 

   所謂布爾什維克傳統最明顯的支柱是列寧。人們對這一詞彙的含義有著為數可觀的混淆,經常把它同殘酷的官僚現象聯繫在一起,但實際上恰恰是後者曲解了它的含義(比如蓋迪(J. Arch Getty)就把斯大林在1930年代的大清洗描述為布爾什維克的自我毀滅the self-destruction of the Bolsheviks)。相反地,列寧和他所代表的布爾什維克傳統,與卡爾·馬克思革命的、反教條的、深刻的民主觀點密不可分。儘管斯大林主義根植於1918-1924年間困難時期列寧主義和布爾什維主義出現的問題與矛盾,但它表現著一種質的差異。事實上,布爾什維主義作為一個傳統,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其1920年代的奠基人物,盧卡奇(Luka´cs)和葛蘭西(Gramsci),所代表者──以及托洛茨基所影響的潮流中最優秀、最積極的元素而言,是不可或缺的。當前左翼激進主義的復興,很可能會促使列寧與革命民主議題的學術論辯復興。

關鍵字:革命  民主  社會主義  共產主義   列寧主義  布爾什維主義

 

 

在一本列寧著作新選集的導言裡,我主張:列寧具有深刻而激進的民主觀點,以及未來的希望可能在於能夠充分利用……列寧主義在21世紀的鬥爭中汲取的各種教訓的人們身上。這與影響甚廣的從烏爾夫(Bertram D. Wolfe)到夏皮羅(Leonard Schapiro)到皮佩斯(Richard Pipes)等學者的詮釋相對立,也回應了很多自由派和左翼學者與評論家的觀點。那種觀點把列寧看作是一個獨裁的精英,並認為其所謂的門徒和繼承人斯大林之所以能夠建立起極權的秩序,列寧應該承擔首要責任。

在論述中,我主要談的是布爾什維克傳統,有時被指涉為列寧主義的歷史實體。像很多重要的詞彙一樣,列寧主義也是一個頗具爭議性的詞語──不僅存在多樣甚至完全矛盾的含義,而且也一直有人認為這個詞彙根本就沒有什麼科學的價值。當我使用列寧主義一詞,其含義包含了與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裡揚諾夫(以列寧之名廣為人知)的生活、思想、政治實踐相一致的理論、分析、戰略、戰術和組織取徑。在論述中我會重點討論列寧的政黨,它被視為列寧據稱希望建立極權秩序的縮影。

挑戰習見的人們當然有一些理由。假如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的馬克思主義可說代表了一種爭取政治自由與真正民主的強大力量,那麼當然也毋須否認它為斯大林建立殘暴的官僚主義開闢道路。斯大林主義的追隨者們(或許希望在那個殘暴的政體中看到社會主義的光明前景)自然地就熱烈擁護斯大林繼承了列寧這種提法了。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的各種弊端及其崩潰,在很多方面大大削弱了列寧主義的威信。社會主義與革命的敵人們(以及困頓、幻滅的前黨人)也特別強調列寧和斯大林之間的深刻聯繫,以此封殺深思熟慮、具有人道精神的人所欲考慮的革命社會主義道路。

正如我在《馬克思、列寧與革命經驗》(Marx, Lenin, and the Revolutionary Experience)一書中指出的那樣,問題就是如果沒有足夠多的深思熟慮、具有人道精神的人甘願鑄就一條通往未來的革命社會主義道路,那麼政治自由、真正的民主以及全人類的尊嚴生活,更別提人類文化和地球的存續,將不會成為我們的未來。

 

列寧和他的革命

這位革命家必須告訴我們的遠多於組織問題的爭論。在《革命、民主與社會主義》這部書中包含的新列寧選集,我們會發現列寧大篇幅且一以貫之地強調社會主義者和工人階級有必要支援所有受壓迫者的鬥爭,並按照自己的方式將改良性的鬥爭整合到革命的戰略中來。

列寧堅持,如果民主和改良鬥爭要取得勝利,工人階級政治獨立性之必要性、以及工人階級優位性的需求,這與其社會聯盟(如工農聯盟)作為革命鬥爭的關鍵面向的取徑相匹配。我們還發現列寧對聯合陣線的戰術的發展,不同的政治力量可以為了共同的目標團結協作,而革命團體不會削弱其提出資本主義現狀之有效替代方案的能力。列寧關於資本主義發展、帝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深刻分析,利用、擴展並且相當程度深化了馬克思原有的分析。

在這些作品中,列寧鮮明的革命國際主義取向包容了全世界的勞工和受壓迫的民眾。列寧將民主鬥爭引向社會主義革命的精闢見解尤為有聲有色,挑戰了當時社會主義運動的共同觀點,他在歷史中對國家本質的分析雖然來源於馬克思與恩格斯,但同時非常具有開創性。他認為工人階級在成功的階級鬥爭中形成拓深拓寬的民主,最終將會讓國家消亡。

當然,列寧成為20世紀模範的革命領導人,是由於他是1917年俄國第一個革命工人階級奪權的領導人。看看約翰·里德(John Reed)在他經典的見證報告《震撼世界的十天》(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中做的總結是有益的。某一時間點的焦點在於列寧作為英雄般的群眾領導人:就是這樣,列寧和彼得格勒的工人們決定舉行武裝起義,彼得格勒蘇維埃推翻了臨時政府,並且把政變強加給蘇維埃代表大會。現在,還要去爭取偉大俄羅斯全境的勝利——然後再去爭取全世界的勝利!隨後里德又將注意力集中在布爾什維克黨,該黨是從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分裂出來的,在該黨中列寧的派別不僅與較溫和的孟什維克、也與其他很多派別進行看起來無窮盡的鬥爭。

正如列寧的伴侶克魯普斯卡婭Nadezheda Krupskaya)描述的那樣:圍繞在他周圍的同志們非常認真地堅守原則,他們隨時準備不惜一切代價地去執行這些原則並付諸所有實際工作。她還說:伊里奇不能接受散漫而無原則的調和主義,與任何人和每一個人的調和主義,因為這相當於在鬥爭高潮時刻放棄自己的立場。相反地,實際情況是有一個團結的黨的領導核心,社會民主黨的工人群眾可以聚集在其周圍。布爾什維克建立為獨立實體的最終決裂發生在1912年的大會,會上大家以商業談判似的方式討論俄國相關的工作,並為工作劃分了明確的界限。德在後續的評論中這麼說:

布爾什維克之取得政權,不是通過同有產階級或其他政黨的領導人進行妥協,也不是通過同舊政府機器進行調和。這個革命,也不是通過一個小集團用有組織的暴力行動來達成的。如果廣大的俄國人民群眾不樂意進行武裝起義,它是一定會失敗的。布爾什維克黨人之所以能取得勝利,其唯一的原因就在於:他們實現了人民群眾最下層的那種普遍而又單純的願望,號召他們來參加推翻並粉碎舊制度的工作,然後再在舊制度的廢墟上,同他們一道,建立起新世界的骨架。 

神聖的醫學:解放神學能夠如何教導公共衛生◎Paul Farmer│陳宗延譯

January 2014

Sacred Medicine

by Paul Farmer | January 2014

How liberation theology can inform public health.






神聖的醫學◎Paul Farmer│陳宗延譯
解放神學能夠如何教導公共衛生。

原載於《旅居者》(Sojourners)雜誌2014年一月號〈被扭曲的神學〉(Twisted Theology

我最棒的兩個老師是拉丁美洲人,兩位都被任命為天主教神父。其中一位,總主教奧斯卡‧羅梅羅(Archbishop Oscar Romero),於1980年被暗殺。作為一個未曾踏上薩爾瓦多或拉丁美洲任何其他地方的20歲美國人,我從未遇見過他。然而,羅梅羅讓我,一個脫教的天主教徒,納悶:為何他的看法──我們的看法,如果基督教社會訓導(Christian social teaching)有任何意義的話──會被薩爾瓦多菁英視如寇讎(viewed with murderous hostility)。畢竟,經上記載的都是正確的。難道不是嗎?

事實是,我並不知道。看有關這些事情的書是值得的嗎?那是我們在醫學院所相信的:查一查!(Look it up!)因此羅梅羅將我引向這些老師中的第二個,我要很高興地說,他還健在而安好,且(大多)住在祕魯的利馬(Lima)。古斯塔沃‧古鐵雷斯(Gustavo Gutiérrez),一位矮小而謙卑的多明尼加神父以及羅梅羅的好友,藉由他的書──從《歷史上窮人的
量》(
The Power of the Poor in History)到《我們喝自己井裡的水》(We Drink from our Own Wells)──以及後來通過他的友誼和他幾乎是神祕的(對我而言,無論如何)樂觀主義教導我。

在我20歲的過程中,我曾相信已經翦除的,微薄的、磨損的自身信仰命脈,慢慢地又回到視野中。有一縷比想像中更堅韌的絲線,一部分因我的海地東道主、病患和朋友,一部分因為反貧困工作的天主教社會運動者(他們在波士頓治安不佳的地區(tough neighborhoods)、北卡羅萊納的農場和利馬的貧民窟等迥異的佈景中工作),而變得可見。

有些是修女或神父,有些是來自許多專業的入世平信徒(engaged laity)。大部分是身處於自己及他人的貧窮中,並與之鬥爭的人們。他們的行動主義(activism)教導我許多關於天主教會中某個我未曾清楚看見的空間,關於長期投身對抗貧窮與所有形式的歧視的偉大鬥爭的許諾。那包含性別不平等,對教會機構來說並不陌生。最振奮人心的運動家大多為女人。

此刻第三位美國神父浮現在我在心目中。對我們混亂但美麗的世界來說,幸運地,羅梅羅總主教和古鐵雷斯神父都在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的心裡。如果你是個來自阿根廷的耶穌會教士,你的思想中一定會有解放神學。但現在這人是羅馬的教皇,而進步、而且基進的思想在這裡並不總是受到溫暖的歡迎。透過方濟各的言行,包含如何最適當地尊崇羅梅羅的記憶、以及最近一次諮詢古鐵雷斯神父,那可能會被改變。僅僅知悉兩位南美洲人近來的會晤、知悉他們一起作彌撒(said a Mass),就溫暖了我的心,而且不僅是「為著眾教會的緣故」(for the good of all the Church)(用那場儀禮(liturgy)的話來說)。它溫暖我心,且將那些細繩織得更緊密,因為俗世也需要解放神學。

在過去25年間,我並未學習許多神學(醫學和人類學對我而言夠多了),但我們之中有些人從解放神學中取出許多關鍵概念,並將之用於醫學。讓我評論對健康夥伴組織(Partners In Health)──一個我共同創立以「為窮人的健康照護優先選擇」的組織(其舞台範圍從鄉村拉丁美洲(海地、瓜地馬拉、墨西哥)和非洲(盧安達、馬拉威、賴索托)到都市貧困地區(祕魯、美國)甚至到西伯利亞的監獄)──的工作而言很重要的其中三個。古鐵雷斯曾寫過關於所有這些想法的書,並且尋求通過他自己的牧職(ministry)來教導和學習它們。

第一個概念是為窮人的優先選擇preferential option for the poor)。任何流行病的嚴肅診察總是顯示,微生物也優先選擇窮人。但醫學及其從業者,甚至在公衛,都罕得如此行。想像有多少不必要的病苦是我們可能集體防治的,如果我們的健康照護和教育系統、基金會和NGO真正地為窮人優先選擇?

第二個概念是結構性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確實,壞事會發生。但它們並不常隨機地發生。在這世上,暴力是藉由貧窮、種族主義、性別不平等、恐同(homophobia)和仇外(xenophobia)而施加於某些人的。正如這種暴力──古鐵雷斯和其他人稱之為結構性暴力或「結構性的罪」(structural sin)──能夠透過不公正的社會配置(social arrangements)而被建制化(institutionalized),它也可以藉由更公正者的幫助而被取消。

俗世需要理解,能夠「使我們免受焦慮之自由」(free us from all anxiety)者,是對窮人敞開,否則就是邊際化(marginalized)豐饒的機會。若有飢餓、不公平的政治配置、對環境的持續攻擊、缺乏保護生病者和失業者及虛弱者的安全網,這是不可能會發生的。現代資本主義當前的規則不能使我們擺脫結構性暴力,正如不能使我們擺脫戰爭或其他形式的「事件性暴力」(event violence)一樣。但是,理解我們所居住的社會世界是如何被建構的,或許有助於我們去擺脫,正如希望的奧祕(mystery of hope)一樣。

第三個概念是同行accompaniment)。這個簡單想法(解放神學的一項主題(staple))的力量,在我凝視同時面對貧窮和慢性疾病的病人時臨到我。他們缺席預約、沒有按方抓藥(fill prescriptions)、不「順從」(comply)我們的建議。而這在每個我工作過的國家都是真的。但是當我們開始和社區健康工作者一起工作照護病人時,我們都尋求的結果遠為可能發生。與其問「為何病人不順從我們的治療?」,我們開始問「在朝向治癒或健康或較少病苦的生活的路上,我們如何能夠陪伴(accompany)我們的病人?」再一次地,這個概念在教會以外的世界也受到歡迎:有多少機構,包括那些負責外國援助的,迫切需要以真誠的同行和團結,取帶有時限的、契約性的、而且幾乎一貫地不平等的(inegalitarian)配置(對援助工作者和援助接受者而言皆然)?我的猜測:幾乎全部。

光這些概念本身,就是一個回溯兩千年的機構仍能培育出羅梅羅總主教和古鐵雷斯神父之類領袖的提示。我忱摯希望,教宗方濟各領導的教會能夠將前者正典化(canonize),並且持續傾聽後者。我們都能夠從他們兩位學習,正如他們藉由傾聽窮人和受壓迫者學習。

保羅‧法默Paul Farmer)是哈佛大學Kolokotrones大學教授,以及健康夥伴組織的共同創立者。他最近的書是《與窮人為伍:與保羅‧法默醫師和古斯塔沃‧古鐵雷斯神父對話》(In the Company of the Poor: Conversations With Dr. Paul Farmer and Fr. Gustavo Gutiérrez)(Orbis出版)。他也作為一名感染科醫師在海地、祕魯、盧安達和波斯頓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