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與歐洲社會危機 (下)◎Roland Pfefferkorn|陳宗延譯、宋治德校

譯者:陳宗延(醫師,台灣大學工會秘書長,台大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碩士生。)
:宋治德(前香港職工盟組織幹事,法國史特拉斯堡大學「歐洲倫理研究與教學中心」碩士畢業,現為史特拉斯堡大學哲學系博士研究生。)

關於作者

 Roland Pfefferkorn,法國史特拉斯堡大學(link is external)(University of Strasbourg)社會學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是當代法國的社會與性別的不平等。2015年5月21日,作者參加瑞士洛桑大學(link is external)(University of Lausanne)舉辦的紀念曼德爾(Ernest Mandel,1923-1995)國際論壇「晚期資本主義:其在二十一世紀的社會-政治面向」其中的工作坊「長期危機影響下的歐洲社會」而發表了此份報告,後來由Tom Gagné  譯成英文,載於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 第99期(link is external)

【校按:此中譯版本對照法文原文(link is external)作出校閱,訂正了英譯版本某些不準確、甚至錯譯之處。2017年4月14日起分上、下篇專載於台灣綠黨網頁。如要轉載或引用,請註明出處。】

上篇

  • 無人否認的結論:三十年來不平等的增長
  • 不平等的增長是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結果
  • 歐盟機構的角色

下篇

  • 工資縮減與生活水準惡化
  • 朝向性別平等的緩慢進展受阻
乞討者手舉紙牌上寫著:「要吃東西,請幫助我,謝謝!」
乞討者手舉紙牌上寫著「要吃東西,請幫助我,謝謝!」

工資縮減與生活水準惡化

實施新自由主義政策的重要結果,最終是工資縮減(wage austerity)——其效果或強或弱視乎我們關注的區域或國家而定,也取決於政策實施的有效程度與勞工的抵抗。因此,這些新自由主義政策逆轉了這些國家直至1970年代中期之前對減低社會不平等的動力;而從那時起就有無數統計資料和社會經濟研究證實這點[1]——儘管在同一時期的社會科學對於社會不平等及其惡化之研究相對不感興趣[2]

工資佔總體財富份額的下降,自從1980年代早期被觀察到以來,是伴隨著利潤佔比的增加與利潤率的恢復。利潤佔比貢獻於稅捐的部份大致維持常數,貢獻於利息的部分由於公司整體上的債務縮減而下降。投資率幾乎維持穩定。最顯著的發展是,利潤佔比流向股東作為分紅的部分提高。這造成社會不平等增加、有利於生產奢侈消費品、金融和房地產的泡沫膨脹,最終引起了2008年的危機。

更有甚者,對工資收入者,特別是勞工階級來說,勞動條件在近數十年來的惡化[3]。根據位於都柏林的「歐洲生活及工作條件基金會」(European Foundation on Living and Working Conditions)第五次調查(於2010年進行)的結果,自1991年以來,在工作中暴露於物理及化學危害的勞工比例上升了。相似地,從事重複性工作的勞工面對強大的時限壓力也增加了。與工作場所的病態組織形式相關而造成的自殺,同樣可以觀察到增加社會心理風險的問題。服務產業(通話中心、零售市場等)中的低技能受僱者也多未能豁免,他們在整體勞動條件的廣泛惡化之中佔有一席之地;而自從「新管理」方式被引進後,大部分的公眾服務部門也面臨相同狀況。

外包和臨時工、定期契約、部分工時工作等(譯按:即「非」典型勞工)的使用,刺激了不安定性的增長。這些進程,突顯了正規勞工(permanent workers)和不安定僱佣勞工間差距的擴大,前者的工作仍相對受到保障,而後者則涉及外包或臨時的特別危險的工作(搬運、維修、清潔和廢物處理)。

致癌物暴露的統計數字,主要存在於這些較危險的工作類型中。一位法國勞工在六十五歲前死於癌症的機率,是一位高級管理人員的十倍之多。然而職業性癌症卻仍處於大體未知的狀況,這是由於Annie Thébaud-Mony所謂的三重隱形(triple invisibility)所致:對毒物無知(toxic ignorance),或者說對於被引入生產中的上千種化學物質的毒性缺乏知識;物理隱形(physical invisibility),或者說致癌物的不可感知特性,加上暴露於這些風險中的勞工缺乏資訊;以及社會隱形(social invisibility),這些癌症在職業病分析中的認定率非常低。最後,我們必須強調致病的工作環境被大幅外移到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窮困區域[4]

新自由主義的時期中,也可見公共服務逐漸被拆散,造成特定區域的設施關閉[5]。因此,對市郊或鄉村區域的居民來說,地理移動性的限制(缺乏公共運輸網絡、交通成本等)促進了他們的經濟不安定性。這兩類地方,是一種特定類型不平等發生的地點。失業和不安定僱佣是市郊發生的事實,而婦女的無就業活動是許多鄉村區域的重要特色。對比新移民人口來到城市,鄉村區域的人口標誌著低度具備就業資格和訓練的大眾階級。

青年勞工和移民工處於受到勞動條件轉差與低薪的衝擊的第一線。但是,婦女比男性更加集中在艱辛工作的部門(變形工時、負重工作、嚴厲時限下的重複工作、性騷擾和毒性危害)。她們也大量地以自僱自營或僱佣勞動的模式出現在日益擴大的個人服務部門(家務工、兒童照護、老人照護)。這些工作通常都是痛苦而受辱的。最後,確保家庭和家務工作的完成,婦女佔了壓倒多數——「家務勞動的雙重負荷」(double burden of domestic labor)。更有甚者,儘管女性主義者三十年來極力訴求,男女性間的勞動條件差異仍是性別不平等最強烈的特徵之一。

 

朝向性別平等的緩慢進展受阻

自從1960和70年代以來,女性接受教育人數的增加、婦女參與專業活動的發展、及對她們自身生育的控制權,都促成了男女性別關係的結構性轉型。1970到1976年間的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是這種轉型的一個成果,而它轉而強化了女性對自己身體的控制權的相關進展。

然而,儘管有無可否認的進展,不平等仍在許多家務領域、公共空間、或專業生活中持續存在,而新自由主義的轉向對女性造成的衝擊——特別是公共服務和福利國家受到的侵蝕——大體上有三個主要方面。首先,身為這些部門的勞工,她們面臨工作條件的惡化,甚或是她們的工作因為民營化、組織精簡或向其他低成本勞動市場遷移而失去了。第二,更有甚者,婦女作為社福計畫的受益者而受到嚴重影響;這些計畫的消失或惡化突顯於許多國家轉為以工代賑(replacement of welfare with workfare)、東歐國家某些對母親的育兒服務的消失等方面。最後,為了替補衰弱的公共服務,婦女必須擔負更高比例的靠助者(兒童、老人、殘障者或病人)的照護工作。另外許多被指派做這種工作的婦女--當這些工作被社會化時——是來自更貧窮國家的移民。因此,我們在分析這些變遷時必須考慮「國際照護鏈」(international chains of care),而這是由於婦女(來自撒哈拉以南非洲〔sub-Saharan Africa〕的馬格里布〔Maghreb〕、土耳其、東歐、拉丁美洲或東南亞〔包含菲律賓〕)大量地流入這廣大的部門工作而造成的。

自1970年代以來,階級不平等的分析日益豐富也越來越複雜,但也由於其他不平等的範疇的出現而部分地受到了挑戰和掩蓋:這包含了男女性別、不同年齡群體與世代、在地原生與移民、族裔群體等等。這些變化不僅因為特定鬥爭(婦女、青年、西歐大都會的移民人口、反種族主義鬥爭、反對市郊的社會及空間隔離的鬥爭等)的發展,也是因為隨之而來的意識型態論辯與理論發展。這使我們能將迄今被忽視甚或無視的社會實在面向(例如,家務工作、膚色界線〔color line〕、鄰里效應〔effects of neighborhoods〕等)提升到科學客體的層次,也引起新概念的發展:性別與性別的社會關係、勞動的性別分工、世代的社會關係、社會不平等的空間化等。這便賦予社會科學一個任務,關於這些不同類型不平等間關係的困難問題;舉例來說,考慮權力的現象(支配或壓迫)及其引起的社會關係,從而以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的概念試圖去解釋。

這些分析的複雜性,不可讓我們無視於反平等主義論述的翻新。在1980年代時,在批判平等主義的庇護之下,右派對平等發動了重大的攻擊。過去三十年對不平等的辯護,是由多種不同意識型態潮流建立的:當然有右派的參與,卻也包含了左派政府。這些所謂的左派政府,是以一系列的形容詞(現代的、新的、有效率的、透明的、甚至是自由的)包裝的。例如,法國總理瓦爾(Manuel Valls)(譯按:2016年底辭去總理職位而準備代表社會黨競選總統,但結果敗於黨內提名初選)想要「終結懷舊的左派,它是自限於逝去年代與懷舊往昔、被馬克思主義的超我(superego)和戰後繁榮(postwar boom)的回憶縈繞的左派[6]。」幾個月後,他更進一步闡明「左派也有澄清真理的義務」,以此正當化他延續新自由主義政策[7]。反平等的陳腔濫調,如今被這個「左派」政府中最保守的成員辯護著,他們已毫不遲疑地公開讚賞不平等的德性,他們之中每個人都要置喙一番。2015年一月,經濟部長馬克宏(Emmanuel Macron)(譯按:後來辭去社會黨內閣的職位而以獨立身份競選總統,被視為有力問鼎總統寶座的候選人)毫不躊躇地引用吉佐(Guizot)(譯按:或譯「基佐」,法國1830—1848年「七月王朝」帝制復辟時期的大臣和首相)的話:「我們需要想變成億萬富翁的年輕法國人。」他更進一步補充,他偏好「有才能且承擔風險的人能得到高報酬,而不是一個衰弱的年金受領者的經濟體[8]。」

這些反平等的陳腔濫調是由三種聞名的主題編織而成:平等首先是齊一性(uniformity)的同義詞;不平等接著以差異權之名被捍衛。這種論述是立基於一種雙重混淆,一方面是將平等等同於同一性(identity),另一方面將不平等等同於差異(difference)。其次,更進一步的論述是平等帶來無效率。確保每個人擁有相同的社會地位,使得人們失去動力且毀壞競爭的基礎,因而對個體和社群而言都是反生產的(counterproductive)。不平等終極而言有利於所有人,包含「輸家」和「贏家」。但反平等的論述主要倚賴於這第三種論述:平等意味著限制自由、讓渡自由、甚至限制「市場自由運作的功能」,這會無可避免地為最糟的極權主義的地獄開路。

然而,平等絕不意味著同一性(或齊一性),正如不平等亦並不保證差異。社會條件的平等能夠為行動與存在開創多重的可能性,而這較有利於肯定獨特性(singularities)。市場產生的不平等造成大量失業和生態浩劫。最後,不平等造成了壓迫。對失業者、窘迫的部分工時工作者、沒受過基本教育或那些因過勞而短壽的人來說,自由意味著什麼呢?就是保證不平等的那個唯一的自由(譯按:上述反平等的第三種論述):為了保護少數人的物質、制度和象徵的特權,而以損害大多數人的權利為代價[9]


[1] 關於法國,參見我們的著作:Alain Bihr et Roland Pfefferkorn, Déchiffrer les inégalités.

[2] 參見 Roland Pfefferkorn, Inégalités et rapports sociaux. Rapports de classe, rapports de sexe (Paris: La Dispute, 2007).

[3] 參見兩個條目:“Conditions de travail” d’Annie Thébaud-Mony, 收錄於 Dictionnaire des inégalités.

[4] 然而,環境不平等也加強了較富裕國家的階級不平等。參見 Razmig Keucheyan, La nature est un champ de bataille(Paris: Editions Zones-La découverte, 2014).

[5] 參見條目 “Ville/campagne” de Julian Mischi and Nicolas Renahy, 收錄於 Dictionnaire des inégalités.

[6] Manuel Valls, 訪談刊載於 L’Obs, October 23, 2014.

[7] Libération, December 11, 2014.

[8]  Emmanuel Macron, 訪談刊載於報紙 Les Echos, January 7, 2015.

[9] 這種論述主要的發展者是 Tony Andréani 和 Marc Feray, Discours sur l’égalité parmi les hommes (Paris: L’Harmattan, 1993), chapters 1 and 3; 對這種論述的總結可見於Déchiffrer les inégalités, 14–17.

 

不平等與歐洲社會危機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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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與歐洲社會危機 (上)◎Roland Pfefferkorn|陳宗延譯、宋治德校

譯者:陳宗延(醫師,台灣大學工會秘書長,台大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碩士生。)
:宋治德(前香港職工盟組織幹事,法國史特拉斯堡大學「歐洲倫理研究與教學中心」碩士畢業,現為史特拉斯堡大學哲學系博士研究生。)

關於作者
 Roland Pfefferkorn,法國史特拉斯堡大學(link is external)(University of Strasbourg)社會學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是當代法國的社會與性別的不平等。2015年5月21日,作者參加瑞士洛桑大學(link is external)(University of Lausanne)舉辦的紀念曼德爾(Ernest Mandel,1923-1995)國際論壇「晚期資本主義:其在二十一世紀的社會-政治面向」其中的工作坊「長期危機影響下的歐洲社會」而發表了此份報告,後來由Tom Gagné  譯成英文,載於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 第99期(link is external)

【校按:此中譯版本對照法文原文(link is external)作出校閱,訂正了英譯版本某些不準確、甚至錯譯之處。2017年4月14日專載於台灣綠黨網頁。如要轉載或引用,請註明出處。】

上篇

  • 無人否認的結論:三十年來不平等的增長
  • 不平等的增長是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結果
  • 歐盟機構的角色

下篇

  • 工資縮減與生活水準惡化
  • 朝向性別平等的緩慢進展受阻

 

無人否認的結論:三十年來不平等的增長

自從2008年的危機以來,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1]、歐盟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2]、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局(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tistics and Economic Studies,INSEE)[3]、以及歐洲工會聯盟(European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內的其他統計機構[4],都同意這項事實[5]:近數十年來,全歐洲的社會不平等顯著增加。且這不僅發生在歐洲或西班牙;相同的狀況也出現在瑞典和德國。過去二十五年間,瑞典社會經歷了不平等的大幅增加[6];根據OECD,在1985和2008年間,該國創下工業化國家中所得貧窮增加的最高記錄[7]。在德國,如今每六人就有一人身陷貧窮危機之中[8]。非政府組織「歐洲博愛」(Caritas Europe(link is external))揭露了全歐的貧窮與不平等增加,特別是在七個最受影響的國家--希臘、西班牙、葡萄牙、愛爾蘭、義大利、塞普勒斯(Cyprus)和羅馬尼亞[9]。從2009到2014年,在六年間,八十萬人離開西班牙。去年(譯按:2014),仍有12.5萬人設法離去。在希臘,三分之一的人被剝奪健康保險和健康照護的門路。在法國,內政部的中央情報單位——也就是統轄警察和憲兵隊(gendarmerie)——正憂慮醫院內的狀況和醫院急診服務已達飽和[10]。歐洲工會聯盟的專家中樞「歐洲工會研究所」(European Trade Union Institute),在最新一份報告《標竿分析勞動歐洲 2014》(Benchmarking Working Europe 2014)中出聲撻伐「社會不平等的增長、國家連帶機制的弱化、與國家社會模式的拆散」。

近年來,OECD--歐洲經濟機構中最偏好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也對不平等敲響警鐘。Michael Förster,該組織 (譯按:指OECD)的社會政策分析員和關於富裕國家所得不平等發展2012年報告的協調者[11],早已述及80年代中期以來多數富裕國家所得不平等的明確進程。不平等的主題甚至出現在2014年一月達沃斯(Davos)的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這是政商領袖齊聚一堂的大事件。2015年五月,OECD秘書長Angel Gurría在最新一期報告的序言中,對前所未見的不平等增長表達警示:

我們已經到達臨界點。OECD國家中的不平等,從未像我們如今所測量的那麼高過。數字顯示:不平等的增長阻礙了發展。這項政治行動的課題,既關乎經濟,也同等關乎社會。若是不處理不平等的問題,政府將摧毀其社會模式且影響長期發展。[12]

 

這是OECD內部教義的根本變革,該組織過去長期主張:在假想的「涓滴理論」(trickle-down theory)下,不平等的增長是更高的經濟效率的代價;這套理論聲稱部分財富(即使是非常小的數額)終將涓滴下流給所有人。而這份報告說:「所得不平等已在多數OECD國家中達到歷史新高記錄,且在許多新興經濟體中停留在更高水平。在今日的OECD區域內,人口中最富裕的10%的收入為最窮困10%所得的9.6倍,相較之下1980年代是7.1倍、2000年代是9.1倍。」這種不平等的增長,涉及以高度不平等聞名的國家(如英國),卻也和歐洲傳統上認為較平等的斯堪地那維亞國家相關[13]

當不平等高漲,就產生了許多輸家,但也同時存在著贏家。專業的商業雜誌,如《富比士》(Forbes[14]、《經理人雜誌》(Manager Magazine*和《挑戰》(Challenges[15]列出了從沒那麼多的億萬富翁的名單,而這些億萬富翁也從未有如此富裕的程度。舉例來說,根據《挑戰》,1996年以來,法國前伍佰大富豪資產增加了五倍,而前十大更增加七倍。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16]2014年秋天刊出的大富翁研究,證實了非政府組織樂施會(Oxfam)[17]稍早釋出報告的結論:自1920年代以來,財富的集中度已達前所未見的程度,最富有的1%佔有全球財富的48%。簡言之,財閥寡頭與其他人的社會距離未曾停止增長。

 

不平等的增長是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結果

歐洲社會不平等的增長,是實施一種系統性政策的結果;這種政策破壞了先前西歐和美國在二戰後的影響下發展的「妥協平衡」(compromise balances)。如Alain Bihr的解釋[18],在1970年代後期轉向新自由主義政策之前的晚期資本主義時期,從階級關係再生產的角度而言,特色是建立和維持資本與僱佣勞動間的「妥協」。知名的福特主義(Fordist)式妥協,因為科學管理(或泰勒主義〔Taylorism〕)的普遍化和勞動過程機械化,使得奠基於共享生產力的成果——實質工資(直接或間接的)增長與利潤增長——得以可能。這種妥協是由國家監管和承諾的。

哪些制度和程序促成了這種「妥協」呢?這是為社會不同階級間(更精確地說,是它們的代表組織間:專業組織、工會、政黨等等)的持久對話而推動的制度化,以及為了所謂社會夥伴(social partners,這個詞彙指涉的是在福特主義妥協中對階級鬥爭的安撫〔pacification〕)間談判的目的而發展的結構。1945-1970這段期間,同樣突出的是國家疆域內一系列公共設施(電力、自來水、郵政系統、健康、學校)的建立,或擴張。

新自由主義轉向在1970年代後期和1989年代初期的歐洲發生。這場倒退的演變很早就可見端倪,早至1990年代便可在公共統計上測得[19]。強調社會不平等增長的初期實證著作,很長一段時間被主流媒體忽視或徹底否定。不過事態不再如此。有些資本主義秩序的支持者,甚至害怕如今不平等的規模會壯大質疑資本主義秩序的運動。

同樣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在南歐造成更矛盾的影響。中歐和東歐國家的統制經濟的崩解,使得市場經濟被強迫接納--這是受惡名昭彰的芝加哥男孩(Chicago Boys)倡導的休克療法(shock therapy)的影響。這些國家中不止存在經濟和社會不平等,甚至出現在區域或國家一體化中——處於從屬位置者、支配歐盟的資本部門動力者、以及不可逆轉地被邊緣化者——的不平等發展。然而,隨著統制經濟的消亡,歐洲大陸在一個自由資本主義律則下重新團結起來了。

資本與商品自由化的運動,在不平等發展中扮演了關鍵角色。首先,勞動的日益競爭,對總體財富的工資份額施加了下行壓力(doward pressure),而這個過程因勞動市場向更低成本地區的遷移和去管制化、社會保護標準的下修、以及政府和公共機構介入規模的逐漸縮減而惡化。這是在強烈且持續的結構性失業、不安定僱佣的增長與工薪勞動者的戰鬥力弱化的背景下發生[20]

 

歐盟機構的角色

在此,若對歐盟追求的政策未置一詞,整體圖像會顯得不完整。在《不平等辭典》(Dictionary of Inequalities)內處理這個問題的文章中,Pierre Concialdi呈現了三種主要的行動手段:歐盟預算、歐盟透過指令(directives)或規章(regulations)訂立的準則、以及最後可稱之為軟法(soft law)的所有建議或程序(其事實上對歐盟成員國沒有約束力)[21]

關於歐盟預算,我們應當首先強調其不足之處:在2015年,其總數不過略多於1400億歐元,是所有會員國總體國家預算的四十五分之一[22]。這份預算佔歐盟GDP小於1%。因此,歐盟政策比國家層級的政策在規模上更加受限。這些政策主要涉及兩個領域:所謂的社會凝聚政策(social cohesion policy),設計來幫助貧窮區域及國家迎頭趕上及整合進單一市場;以及共同農業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2004年以來,歐盟新增了十三個會員國[23]。這類基金的預算縮減,以致於這些相較於其他歐盟會員國經濟落後程度較大的新進國[24],發現撥給它們的份額,比起其他較早的「後進」國家(如愛爾蘭、希臘、西班牙和葡萄牙)更少。這些基金減少區域不平等的影響力因而大幅弱化。當我們看到這四國的經濟和社會處境時,我們不禁好奇要問:這些基金撥付的長期效果究竟如何?

指令與規章構成歐盟政策的第二種槓桿作用;這些是對國家有約束力的法律。歐盟的立法和規管活動在兩個管轄範圍對不平等有所影響:勞工自由移動(free movement of workers)與男女同酬。這些措施的主要益處在於打擊某些形式的歧視及隨之而來的某些情境性(situational)不平等,而同時盡可能尋求勞動市場的競爭力。它們主要的侷限在於,它不是直接減少許多形式的不平等(例如,所得、健康照護門路及整體健康),如果這些不平等並非歧視的產物。

第三種槓桿是所謂軟法的一部分;它的落實主要是透過開放協調方法(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運用到各區域時主要責任還是落在國家身上。這在社會保障的情況中尤其如此,而社會保障乃是重分配和縮減不平等的一種主要工具。透過這種開放協調方法,國家設定無約束力的目標,並提供檢驗其成果的工具(正確作法指導原則〔good conduct guidelines〕、最佳作法共享〔sharing of best practices〕、同儕審查〔peer review〕、及「標竿分析法」〔benchmarking〕)。關於社會保障,重要的是要注意到「縮減不平等從未被論及當成一個社會保障體系的可能目的」,也很少「被認為是社會保障體系的一種作用」[25]

不過,歐盟所實施了許多其他政策,實際上對不平等構成推動作用。關於這方面,我們必須提及《廣泛經濟政策指導原則》(Broad Economic Policy Guidelines)的角色,這份指導原則具有非常結構化的特色,且限制了會員國在國家層面上能夠對付不平等(包含社會不平等)的政策行動。這份指導原則是協調經濟政策的主要工具。它也定下了赤字和公債的嚴格目標,根據第一份《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 Treaty,1992)設定的標準,後由《穩定暨成長協定》(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1997)具體闡明,如今被於2013年1月1日生效的《穩定、協調和治理條約》(Treaty on Stability, Coordination, and Governance)更進一步確認和鞏固。在這過程中,要求會員國尊重赤字和債務標準的壓力,變得越來越強了。

歐盟執委會通常都認為較高的關稅是對市場機制發展造成阻礙,執委會的建議包含了縮減公共開支(他們多麼的渴望)--其中多半包含了社會支出。這只會削弱社會政策來進行所得重分配和縮減不平等的效果。整體來說,在歐盟層次實施和推動的政策,其核心為促進「自由且不受扭曲的競爭」(free and undistorted competition),且賦予市場機制關鍵的角色。在此潮流下,社會保障日益商品化和私有化、勞動市場的彈性化和不安定性發展、公共服務民營化--這些是造成不平等增長的諸多現象的一部分。


[2] 見European Commission (2012), Employment and social developments in Europe 2011(link is external), Luxembourg: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3] Magali Beffy, Marie-Émilie Clerc, and Céline Thévenot, Inégalités, pauvreté et protection sociale en Europe: état des lieux et impact de la crise, Report – Inégalités, pauvreté et protection sociale en Europe, Paris: INSEE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tistics and Economic Studies [France]), 2014).

[4] 見這份報告:Benchmarking Working Europe 2014 (link is external)(Brussels: European Trade Union Institute, 2014).

[5] 這可證於〈關於生活條件和所得不平等的整體統計〉,如Sandrine Levasseur所述於 Pauvreté et exclusion sociale en Europe: où en est-on?(link is external), February 23, 2015, OFCE blog.

[6] Wojtek Kalinowski, “Le modèle suédois se fissure”, Alternatives économiques, hors-série, n° 103, décembre 2014 ; Cyril Coulet, “Le modèle suédois à l’épreuve”, Questions internationales, n° 71, January–February 2015. 在瑞典,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在1985和2008年間,由0.21升至0.26。關於測量不平等的不同方式,見由 Alain Bihr和Roland Pfefferkorn編纂的Dictionnaire des inégalités (Paris: Armand Colin, 2014). 參看以下條目: Indicateurs d’inégalité; Indicateurs de genre; Indice de Gini; Indice de développement humain; Indice de santé sociale; Revenu (mesure des inégalités de); Courbe de Lorenz,等等。

[7] Divided We Stand; Employment and Social Developments in Europe 2011 (Luxembourg: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2).

[8] Federal Office of German Statistics, 2013.

[10] Le Parisien, March 10, 2015.

[12] In It Together: Why Less Inequality Benefits All.

[13] Cédric Rio, Compte rendu de colloque : “Les inégalités et la crise en Europ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organisé le 6 avril 2012 à l’université Paris 8 Vincennes – Saint-Denis”, Politiques sociales et familiales, n° 111 – mars 2013, 77–81.

[14] 舉例來說,請見《富比士》定期更新的名單〈世界億萬富翁〉(The World’s Billionaires(link is external))。

* 譯按:英譯版本遺漏了這個註釋:Manager Magazine,7 October 2013.

[15] Challenges, July 11, 2014.

[16] Crédit Suisse, Global Wealth Report(link is external), October 2014.

[17] Oxfam, En finir avec les inégalités extrêmes. Confiscation politique et inégalités économiques, January 20, 2014.

[18] Alain Bihr, “Actualiser et complexifier l’approche marxiste de l’Etat”, Conference at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Le troisième âge du capitalisme, sa physionomie socio-politique à l’orée du XXIe siècle”, May 20–22, 2015 Lausanne.

[19] 見 Anthony B. Atkins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Rolling Back the Welfare Stat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9); 或關於法國可見我們自己的著作,Alain Bihr and Roland Pfefferkorn, Déchiffrer les inégalités, 2nd ed.,(Paris: Syros, 1999).

[20] 過了二十多年,我們都得出相同的觀察:「這種潮流的逆轉……是日益新自由主義的政策面對經濟危機的結果……這些面對衰退的政策,立基的理念是:危機大體上是由於供給短缺、工資過高造成的;它們的目標如下:發展失業和就業不安定及彈性化、降低實質工資、拆散公共體系的社會保護以縮減財政成本;但它們也造成這些改變,附加價值的分配更加偏向資本、實質利率遽升、難以置信的投機利潤、市場的逐漸或突然去管制,在『最弱勢者』日益遭受壓制下,換來的是促進了這種資本自由的更加『強大』。」 Alain Bihr and Roland Pfefferkorn, Déchiffrer les inégalités, 14–15.

[21] Pierre Concialdi, “ Union européenne” 條目,收錄於Dictionnaire des inégalités, 由Alain Bihr and Roland Pfefferkorn編纂 (Paris: Armand Colin, 2014), 409–11. 我們在此總結了我們主要的論據。

[22] 2015年的預算預計是1453.2億歐元的承諾預算(commitments)及1412.1億歐元的支付預算(payments)。

[23] 回想一下第一次擴張:英國、愛爾蘭和丹麥(1973);第二次擴張:希臘(1981);第三次:西班牙和葡萄牙(1986);第四次:奧地利、瑞典和芬蘭(1995);第五次和第六次:賽普勒斯、捷克共和國、愛沙尼亞、匈牙利、拉脫維亞、立陶宛、馬爾他、波蘭、斯洛伐克、斯洛維尼亞、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2004和2007);與第七次:克羅埃西亞(2013)。

[24] Math Antoine, Viprey Mouna, “Quelle intégration économique et sociale pour les pays entrants?” Chronique Internationale de l’IRES, n° 88, May 2004.

[25] Math Antoine, “Protection sociale et inégalités: les débats européens”, in Réduire les inégalités. Quel rôle pour la protection sociale ? (Paris: Drees-Mire, 2000), 59–70.

 

不平等與歐洲社會危機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