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itic] 野百合的逆襲? / 破報

野百合的逆襲? — 學生運動收操,學者運動魂牽夢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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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吳牧青

2008年,開年以來最風和日麗的午後,一場由學運世代出身的學者何東洪與李易昆發起的「野百合同學會」,在台灣民主紀念館大幅綠白相間的野百合階梯斜坡前集合。

何東洪和李易昆在發起的新聞稿上寫著︰「遺照被民進黨偷了去掛在蔣介石銅像前的那個大斜坡上,並襯上了綠底,這朵野百合,可以說是對野百合歷史剩餘價值的終極消費。」、「我們真的不在意那顆綠百合,更唾棄那些藉學生運動往上爬到統治階級接班位置的前學運份子,他們高居廟堂,早已把野百合搞成爛百合了。因為我們依舊是保有野性、自主、生命力強的野百合!」足以見證學運世代再次對消費三月學運中的學運接班世代,其中的不滿與喊話。

1月6日,開館第一個周末的「台灣民主紀念館」滿滿都是人潮,從裡面佈展陳設的隔局來看,可見得「轉型」後新館的囫圇吞棗、草率了事的粗糙行為,醜陋到不行的228受難者名單書法字,雜亂無章的達悟族獨木舟風箏七零八落垂掛,如果要說這個展對社會有任何呼應,恐怕只有千禧年的台北雙年展展名「無法無天」可資呼應,正巧,當年也正是島國族人歡慶著政黨輪替和民主轉型的時刻。八年前與八年後,站在館內可以思考的,不是上個世紀為反權威付出的運動人士的所做所為,而是新世紀台灣在大眾主義下的詮釋「民主/自由」的為所欲為。

野百合作為台灣學生運動的頭號標竿,其實不能光以1990年兩場學運的歷程與催生成果簡而述之,多年來,他被一屆又一屆的大學議題性社團拿來舉辦座談和演說,紙上與桌上學運精神的討論年年都在進行,偶一為之的2004年大學聯合自治會「要真相、反歧視、爭未來」靜坐絕食,也在藍綠二分的輿論模式和各種不同觀點的「野百合正規軍」學者和社運前輩解讀下,煙消雲散。

中國時報連續多日的大篇幅報導,除了周末為數不多的政治新聞中得以殺出可解釋外,選舉前多元「喊話」企圖,也從該報編輯下標和社論的論述擴大解釋政局可窺知一二。然而,隨後相隔兩個世代的陳宗延<再見吧!野百合>與何東洪<走出相對主義的幽靈>卻才是當今學生運動參與社會行動貧血的關鍵對話。陳宗延從一個嚮往學運世代的台南明星學校校刊編輯,在兩三年之間卻轉變成對「野百合世代光環」不耐與懷疑的態度,對照何東洪因此文的回應<走出相對主義的幽靈>︰「這個時代年輕人有自己的選擇,但不是在你自以為歷史可以用斷代來隔離上一代,而是在繼承上一代」,世代之間學生運動的歧異觀點,正是當前所需釐清的,野百合世代正是因為一個戒嚴年代所提供的「自由真空」得以無限揮灑,1990年,前有六四天安門的刺激,後有政治改革運動的推力,但一切在「糾察隊」的那條線,學運是一股師生同以年輕而同步向前突破的心態在進行著,現在的學運,學生自發的運動越來越少見,學者下指導棋的作業指派卻是一種新型又僵化的運動模式。

「野百合同學會」這場迷你集會,為的是什麼目的?是野百合「正統精神」聲討之舉,或是對「學運世代」最後嚴肅的正名?三月學運若正如不少參與人士所指出的「野百合根本沒有所謂的集體意識」,那1月6日這場媒體記者多過於學運老同學、輔大心理系「校外教學」學生多於學運世代,這中間必然會有更多當年視為「清流」的學者人物投身廟堂野百合的核心決策人士,多不可不提長期與民進黨由小黨一路壯大的學校培植系統(最明顯的便是台大學生會),2006年的「親綠」學者倒扁和台大學生會數屆會長倒扁,他們同聲一氣的行為都說明了「學運精神」對當年耦斷絲連的讖語。

過去,是誰有資格再度戴起野百合那頂既被神化又被褻瀆的運動貞操光環?世代交班從五年級忽略到七年級,學生對運動體制權威(學者)的挑戰聲初起,無疑是個好的契機,因為再多對野百合精神的再現闡述,也無助於新世代對「由下而上搏鬥的草根精神」的認知,更不是以「政治的犬儒」責斥便可帶過,再多,便徒增運動團體內的新權威階級。

歷史還不到可以全面陳述「野百合學運」的觀察點,更不是學運世代的任何一份子—無論堅守運動理想的學者、或是已攀權附貴的廟堂官僚,所能自說自話的。

[critic] 學運世代,別想夾帶過關

學運世代,別想夾帶過關 


在此,對
發表「搶救年輕世代、承擔台灣未來」宣言的五位民進黨現任立委提出個人的質疑與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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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昆澤等人發表宣言
籲支持年輕從政者 (節錄)張貼時間:2008/1/7 下午 01:12(中央社記者陳慧真台北七日電)民進黨立委候選人李昆澤、羅文嘉、段宜康、郭正亮及蔡其昌今天共同發表「搶救年輕世代、承擔台灣未來」宣言指出,他們是「學運世代」、民進黨的中堅青壯。若青年世代候選人均落選,民進黨將出現一整個世代的人才真空,台灣政治天平也將失衡。
    
李昆澤代表宣讀宣言,呼籲選民投他們這一票、投民進黨一票,改革的希望才能延續。
    
郭正亮表示,呼籲選民務必要投票,不投票就會讓既得利益者從低投票率中得到好處,一定要打破政治冷漠,因不投票會讓更壞的人當選。
    
段宜康指出,過去戒嚴時代參與運動並非光環而是重擔,承擔時代苦難爭取台灣自由,並必須接受過去同儕的檢驗,將以更高的標準要求自己,也希望選民可以給年輕的政治工作者努力的機會。
    
羅文嘉表示,過去民進黨的光榮和恥辱都共同承擔,要離開民進黨很容易,但要讓民進黨變好、變成熟不簡單,在台灣民主社會中,好的民進黨是不可或缺的。他會繼續努力,但要能改變,只有大家給予力量。對於野百合成員昨天重返台灣民主紀念館,批民進黨、也批國民黨,希望能找回當年野百合的精神,蔡其昌表示,學運是生命經驗和啟蒙,過去的學運參與者有不同感受,對他們的人生也有不同影響,他選擇政治,且認為必須要在每階段扮演好角色,如今選擇做好民進黨立委的角色,雖有誤解和辛苦,但必須如此堅持,台灣才有希望。97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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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蔡其昌對野百合同學會的看法︰「
學運是生命經驗和啟蒙,過去的學運參與者有不同感受,對他們的人生也有不同影響,他選擇政治,且認為必須要在每階段扮演好角色」,我是完全同意的。 

但是,蔡等五人用一個含混的搶救年輕世代、承擔台灣未來」宣言,是不是企圖包裹過關,好像自稱是「學運世代」、「民進黨的中堅青壯」,就可以免於選民的檢驗? 

我同意「在台灣民主社會中,好的民進黨是不可或缺」,不應落入「人才真空」。且除非公民社會能自我覺醒不被綁架,否則兩黨對立情勢還沒化解以前,我們當然希望存在一個相對好而非壞的民進黨。 

問題就出在這裡,憑什麼投他們一票才/就能避免所謂民進黨改革中斷?憑什麼民進黨內的人才是你不是別人? 我呼籲選民個別檢驗他們的政治態度、手段與願景,不要看到︰「啊?又一個/批學運世代?」就投/不投給他們。關於政治工作者,承續日前我所撰二文的脈絡,我以為不應當毫無檢証審驗就先入為主地把他們神聖化/妖魔化。

[critic] 想像力化解威權

想像力化解威權  回應何東洪教授<走出相對主義的幽靈


        很高興看到何東洪教授對拙文<再見吧!野百合>提出回應與澄清。拜讀以後覺得或許是囿於經驗與語言差異而造成若干鴻溝,理念並未如肉眼所見差距那樣大;而我所寫「在這個時候舉行各種形式野百合同學會都並不妥適。」也可能過於武斷。但是我關於野百合仍有若干想法未解,擬以下列論點補充。

首先,野百合同學會的舉辦是為了抗議那朵綠百合「對野百合歷史剩餘價值的終極消費」。在這件事上,野百合同學會此一群體對民進黨的批判確實是站得住腳的。

我所難以贊同的,是以重返中正廟的同學會形式召喚群眾;此雖然擺明了就是對民進黨選舉動員操作的反操作,但是顯然無能為力於民進黨的反反操作,於是就有了謝志偉先生的發言謂︰「當年參加野百合沒什麼了不起──而仍然是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說服被軟性宰制而不知情的群眾,不能只是以熱血激進的語言動作召喚。豎起小指頭合影,現實社會分立不信任的版圖毫無挪動,是真的有濟於事呢還是進一步激化對立?以上是我和何教授就權力分析或策略分析(而非價值分析)的歧異。

        其次,依何文所敘,我是主張「最好是將這些歷史放入書本,或是存留在個別參與者的記憶底層裡」。這是以偏概全了。然而我們如果都認為民進黨政府對中正廟的改造,應該經過更細膩的歷史審視與記憶工程,那麼十八年野百合事件憑什麼僅僅建立在這些人而不是那些人的生命史上呢?這種討論自然是無窮無盡我以為要真正看見野百合的多彩面貌,確實應該委由史學家訴諸客觀研究,不同層次的意義乃得以扎實地重新被賦予。而每個個體則將學運時代的初衷和氛圍,帶/代入日後包含政壇與社運場域的各種職場之中,此即成為對事件本身最好的紀念。

        再次,何文以為我「見不著往下走的一群人在過去二十年,如何與各式各樣的社會運動中的弱勢群體用生命、身體、以組織團結一起奮鬥、相互鼓勵。」不是這樣的。我絕對沒有否定或漠視基層社運成果的意味。只是,我相信當初加入民進黨的學運份子之中,當然也可能具有體制改革的企圖,不能一概作「藉學生運動往上爬到統治階級接班位置」之想

        當年在交叉點分別了,走向人多或人煙稀少的不同路線;但每條路總是要有人走,才可能成就健康的政治社會與公民社會相互對話的環境──這恰恰是台灣最缺乏的。至於走得優雅或鹵莽、顛簸或順遂、甚至走不走得下去,實在是另一件事。並不是為學運世代的政治工作者擦脂抹粉,我僅僅是認為應該個別檢視他們的政治態度再行批判,而非包裹為同一個不可原宥的群體。

我不犬儒也不虛無,我只是反對凡事都斬釘截鐵地二元對立論述。也許如同村上春樹那句被多次引用而漸漸缺乏想像空間的句子︰我們「最大的敵人不是國家機器,而是缺乏想像力」。

 

[critic] 再見吧!野百合

中國時報 2008.01.07

     本來詫異野百合為何在一月時節綻放,這疑惑得到初階的解答後,我卻對部分野百合世代的再集結更大惑不解了。我必須說︰在這個時候舉行各種形式野百合同學會都並不妥適。 

     不久的幾年前我還是高中生,曾以校刊主編的身分編採製作關於野百合學運十五年的專題報導。對於那個時代,涉世未深的我曾有許多浪漫的假設。讓我坦率地說,隨著年歲增長,那些假設被一路破除。指摘某些「爬到統治階級接班位置的前學運分子」固然有所道理,但這卻並不代表同一世代其他領域工作者比所有政治工作者,更有權利繼承世代發言權。 

     顯而易見地,當年所有學運分子就其既有的背景,或者走向政治、或者走入學術界、或者進入社運脈絡、或者在各式各樣的生涯規劃中,都可能對社會造成等量的貢獻。換言之,我們對民進黨之霸佔「十八年前學生自發地反威權追求社會進步的精神」為黨產固然同感憤怒,卻不由得感覺動輒緬懷往日榮光的行止不亦是「以新的威權主義取代舊的威權主義」!如果同樣是消費野百合事件,野百合同學會的正當性便難以建立。 

     國會選舉將至,這幾個月來我不斷鼓吹好友票投主張相對進步的第三勢力。其中成員不乏三月學運成員,迄今倒還未聽說有公然大肆稱揚自己貢獻於是的;對於自我標榜有別於舊政治的新政治團體而言,這寧不諷刺?在我看來,以鬥爭為職志的進步力量並不進步,批評別人菁英主義的學者也未必然不是菁英(地下社會並未必等同於基層!)。如果民進黨在選前一次又一次地把二二八事件、美麗島事件、三月學運拿出來炒作是不對的,難道我們矢志奪下其麥克風是為了要接過來自己繼續長篇大論嗎? 

     歷史一直在前進,滯留在原地的人必然會被遺忘。民學聯、台大學運主流派的路線差異乃至於互不認同,人民不了解也不會有興趣了解;而「廣場上李登輝摸頭」或者「運動後民進黨收編」也都成為那個小圈圈的人的彼此耳語。都已經是年屆四十的人了,在其他領域如果樹立了功業,實沒有必要一直舊調重彈。許許多多的歷史事件早有明鑑︰野百合幽靈不死,野百合精神不生。 

     當前國事如麻,「搞個聯誼會什麼的」並不是我們需要的。試想禿鷹在天空盤旋,爭食地上的屍骸碎屑,毋乃太過不堪!民主紀念館不民主,自由廣場不自由,人權園區不人權…,這樣的事當權者做了太多,少數者能做和該做的事很多,不需要降格補上一樁。 

     我不懷疑舉辦野百合同學會的用心與動機,卻切切以為簡化分類之不妥。余生也晚,無從、不願也沒有立場批評三月學運當時的每個致力或未盡力的學運人。但是,正因為歷史一直在前進,當代時事我們不能不噤聲。革命是按件計酬的,不容一次又一次地重覆支取工資。時代已經不屬於自以為很左其實很微的微左主義(micro leftism)了,那樣畢竟是成不了事的。當今,我們最需要的就是在自己的位置上戰鬥,盡葛蘭西所謂「有機知識分子」之職責。走向政界、學界、社運界的學運分子應該為自己的選擇負責,無怨無悔。路線雖然不同,沒有好壞之分,廟堂和山林更不成拒斥彼此而互不合作的理由。即使民進黨內也未必沒有無愧學運世代的人,而社運界也不是沒有沽名釣譽者。請務實地提出經世濟民的訴求,左翼的理想才能從名詞成為形容詞更成為動詞。 

     每個世代都有自己的冬天,甚至自己的冰河期和冰風暴。可是當年的學運分子啊,我相信我們這個世代也有有能力帶來自己的春天。只要跌撞的空間和經驗,我們將能以開出迥異於野百合的燦麗花色。

(作者為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肄業學生)

[critic] 野百合不在此也未必在彼(原版)

東森

「甚至春天騷動的花訊 都壓迫著我們」   ──詩人羅智成 


  昨日中時論壇何東洪教授為文表示「野百合不在廟堂裡」,以為民進黨將戰後民主運動的成果俱竊為己有實令人憤怒不已;後來才從苦勞網得知此文是為一月六日的「野百合同學會,重返中正廟」所寫。本來詫異野百合為何在一月時節綻放,這疑惑得到初階的解答之後我卻對部分野百合世代的再集結更大惑不解了。我必須說︰在這個時候舉行各種形式的野百合同學會都並不妥適。

  

  不久的幾年前我還是高中生,曾以校刊主編的身分編採製作關於野百合學運十五年的專題報導。對於那個時代,涉世未深的我曾有許多浪漫的假設。讓我坦率地說,隨著年歲增長,那些假設被一路破除。何文指摘某些「爬到統治階級接班位置的前學運份子」固然有所道理(似可由每日新聞與政論節目得到檢証),這卻並不代表同一世代其他領域工作者比所有政治工作者(尤指加入民進黨者)更有權利繼承世代發言權。顯而易見地,當年所有學運份子就其既有的背景,或者走向政治、或者走入學術界、或者進入社運脈絡、或者在各式各樣的生涯規劃中,都可能對社會造成等量的貢獻。我不知道何教授的發言是代表哪個集團,又為何可以如此心安理得地代表之。即或能以,是否又能呈現學運世代的完整面貌呢?換言之,我們對民進黨之霸佔「十八年前學生自發地反威權追求社會進步的精神」為黨產固然同感憤怒,卻不由得感覺動輒緬懷往日榮光的行止不亦是「以新的威權主義取代舊的威權主義」!如果同樣是消費野百合事件,野百合同學會的正當性便難以建立。

 

  國會選舉將至,這幾個月來我不斷鼓吹好友票投主張相對進步的第三社會黨和綠黨。第三社會黨和綠黨的成員不乏三月學運成員,迄今倒還未聽說有公然大肆稱揚自己貢獻於是的;和火盟有相當淵源的何教授如今舉辦野百合同學會,難以迴避排擠異己、從事鬥爭與拉抬選情之嫌。對於自我標榜有別於舊政治的新政治團體而言,這寧不諷刺?在我看來,以鬥爭為職志的進步力量並不進步,批評別人菁英主義的學者也未必然不是菁英(地下社會並未必等同於基層!)。如果民進黨在選前一次又一次地把二二八事件、美麗島事件、三月學運拿出來炒作是不對的,難道我們矢志奪下其麥克風是為了要接過來自己繼續長篇大論嗎?

 

  歷史一直在前進,滯留在原地的人必然會被遺忘。民學聯、台大學運主流派的路線差異乃至於互不認同,人民不了解也不會有興趣了解;而「廣場上李登輝摸頭」或者「運動後民進黨收編」也都成為那個小圈圈的人的彼此耳語。都已經是年屆四十的人了,在其他領域如果樹立了功業,實沒有必要一直舊調重彈。許許多多的歷史事件早有明鑑︰野百合幽靈不死,野百合精神不生。當然,我還是呼籲朋友們選票教訓藍綠,投給第三社會黨或綠黨。只是,當前國事如麻,何教授主張的「搞個聯誼會什麼的」並不是我們需要的,許多朋友和我估計對此人們的社會觀感絕不會好。試想禿鷹在天空盤旋,爭食地上的屍骸碎屑,毋乃太過不堪!民主紀念館不民主,自由廣場不自由,人權園區不人權……這樣的事當權者作了太多,少數者能作和該做的事很多,不需要降格補上一樁。

  

  我不懷疑何教授舉辦野百合同學會的用心與動機,卻切切以為簡化分類之不妥,因此我反對野百合同學會的舉辦(其實幾年前便已辦過類似性質的同學會,證明毫無意義)。余生也晚,無從、不願也沒有立場批評三月學運當時的每個致力或未盡力的學運人。但是,正因為歷史一直在前進,當代時事我們不能不噤聲。革命是按件計酬的,不容一次又一次地重覆支取工資。時代已經不屬於自以為很左其實很微的微左主義(micro leftism)了,那樣畢竟是成不了事的。當今,我們最需要的就是在自己的位置上戰鬥,盡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所謂有機知識份子(organic intellectual)之職責。走向政界、學界、社運界的學運份子應該為自己的選擇負責,無怨無悔。路線雖然不同,沒有好壞之分,廟堂和山林更不成拒斥彼此而互不合作的理由。即使民進黨內也未必沒有無愧學運世代的人,而社運界也不是沒有沽名釣譽者。請務實地提出經世濟民的訴求,左翼的理想才能從名詞成為形容詞更成為動詞。

 

    每個世代都有自己的冬天,甚至自己的冰河期和冰風暴。可是當年的學運份子啊,我相信我們這個世代也有有能力帶來自己的春天。只要跌撞的空間和經驗,我們將能以開出迥異於野百合的燦麗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