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記] 2013.09.26 讓我們一起軟弱

無論是誰,都沒有立場叫人堅強吧。倒不如,讓我們一起軟弱。


我相信武裝之必要,但轉了一圈到頭來,我寧可多認識逆火自傷的可能性,那絕非不證自明的。對利器遲疑、掙扎再三的心理過程終究,對我,是值得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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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全關週】政商殺人,人民風起: 台大學生社團聲援「929包圍馬英九」行動聯合聲明

【台大全關週】政商殺人,人民風起:
台大學生社團聲援「929包圍馬英九」行動聯合聲明

這是一篇悼詞。我們至親愛、至牽掛的台灣社會已奄奄一息、不成人形,是因為遭受執政國民黨之政商集團毒手,也因為在野民進黨與沉默大眾的袖手(甚至分贓)。

人命已矣。大埔阿嬤朱馮敏和張藥師、陸軍下士洪仲丘、亞化工會理事長劉鴻儀和監事楊志明、成大實習醫師林彥廷……往前追溯,還有多少個名字因病態的體制暴力而白白喪命?

生計已矣。1996年的惡性關廠潮以來,政府從無一日站在勞工階級這邊,不但未曾積極向資方索討積欠工人的資遣費和退休金,16年後的今日反而回過頭來對工人行求償之訴。在產業轉型升級的口號中,政府推陳出新租稅優惠、規約去管制化、乃至於22K企業補貼方案、自由經濟示範區和服務貿易協定等各種花樣,企業乃得以不思創新而繼續剝削優質廉價的勞動力,卻享用了絕大部分經濟成長的果實。政商合謀的結果便是實質薪資倒退16年、青年貧窮化以及普遍的過勞現象。

家園已矣。1989年無殼蝸牛運動夜宿忠孝東路至今,房價依然高漲、中下階級更加無力安身立命。與此同時,藉由《都市更新條例》和《土地徵收條例》的法理掩護,以及發展主義的華麗修辭,都市更新和農地徵用的怪手猖狂,強拆迫遷大埔農地、士林王家、紹興社區、華光社區……。我們已經明瞭,在這個毫不尊重人民的政府眼裡,空間記憶和歷史認同是應當,也能夠,輕易地在國土和地圖上被抹去的──像是樂生療養院那樣。面向未來,眼前更是一片荒涼,石化、核電、不受規範的「瘋車」……這些建設所許諾的,絕非下一輪太平盛世,而是下一個世代必須承擔的重大污染與疾病風險,以及乾癟虛榮的、看得到卻吃不起的所謂「繁榮」。

憲政秩序已矣。藍綠惡鬥和馬王政爭,已使我們清楚洞悉政商集團的利益何在,與人民全然無涉。隱藏在「依法行政」的盾牌背後,其實是選擇性操弄法律,對人民發動總攻擊;而當人民聲言拆政府反擊的同時,政府早已預先拆除國家憲政體系的種種防禦工事:用違憲惡法和推土機拆除居住權,用媒體壟斷拆除言論自由,用違法監聽拆除秘密通訊自由,用集遊法和警察國家體系拆除集會結社自由,用圖利財團的惡政拆除生存、工作和財產權,用鳥籠公投拆除罷免和創複參政權。

這是一場喪禮。9月29日,國民黨在國父紀念館舉行全代會,是權力菁英的饗宴,卻同時是受壓迫者的祭典。但是當人命、生計、家園和憲政秩序逐一死去,我們卻不能只顧悲傷。生者聽到死者的歌聲:「請不要佇立在我的墓前哭泣/因為我並不在那裡/我並沒有沉睡不醒/而是化為千風」(Do not stand at my grave and weep. I am not there. I do not sleep. I am a thousand wind that blow.),而生者對死者的回應將是:「在風起時,唯有努力生存」(Le vent se lève, il faut tenter de vivre)。是因此,我們希望能和全國關廠工人連線和其他社運團體,以及所有的受壓迫者站在一起。9月29日,讓我們一起穿黑衣、丟破鞋,站出來包圍國民黨全代會。我們的鬥爭不是為了苟活,而是要有尊嚴地生存,並且奪回我們逝去的那些。


發起社團:勞工社、大新社、大陸社、女研社、台大工會、意識報社、榖雨社、濁水溪社  2013.09.23

目前的列寧主義◎Paul Le Blanc│陳宗延譯,陳偉凱、宋治德校

Paul Le Blanc: Leninism for now

http://links.org.au/node/3375

 [這是一篇2013531日在倫敦發表的談話,於危險時代的危險思想聚會。]

 我們如何能夠從資本主義的暴力壓迫,走向經濟民主、走向真正的自由、走向我們渴望的社會主義呢?這個問題對VI列寧的一生和作品而言至關重要。探索該議題時,我將把我的評論限定在格奧爾格盧卡奇的引文,加上一位美國老托洛茨基主義者、列寧自身,以及幾位年輕的英國行動主義者(activists)身上。

 

1924年,列寧逝世,此時傑出的知識份子盧卡奇已投身工人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的事業多年。作為一個尋求將卡爾馬克思的思想應用於工人和受壓迫者的鬥爭中的匈牙利共產黨領袖,盧卡奇強調列寧的思想浸淫著一種「革命的現實the actuality of revolution)」,這種現實性為確立「對所有日常議事日程的問題——無論這些問題是政治上的還是經濟上的,所涉及的是理論還是策略,是宣傳鼓動還是組織——穩固的指導路線」所必需的。此即是說,列寧在他所有政治思想和活動中所關注的是──在事實上,在真實世界中──工人要奪權需要做甚麼的問題。不是從修辭上或理論上,而是從事實上,找出需要做甚麼,然後確切地將之付諸實踐。

作為革命社會主義者,我們的用意並非僅僅去說服人們社會主義可以比資本主義好上太多。我們的用意不僅僅是對資本主義的不正義進行抗議、以及組織抗議。我們的用意不僅僅是去組織鬥爭以帶來資本主義之下的改善。我們的用意不僅僅是從革命社會主義者的立場去闡釋歷史和當前的事件(或其他任何事物)。我們的首要用意是顛覆既存的權力關係,並且將政治權力交在一個有組織的、有階級意識的工人階級(我們屬於其一部分的階級,勞動者大多數的階級)手上,而這是確立一種社會主義民主的關鍵。

如果我們不能成功,我們的未來──在我看來──將如傑出的電影《人類之子》(Children of Men)裡表現的那樣,如羅莎盧森堡的預言「墮入野蠻狀態(barbarism)」(作為社會主義的替代)。

現在我想要告訴你們的是關於我的朋友莫里斯勒維特(Morris Lewit)的一些事情,他以95歲之齡逝於1998年。認識他──一位永不放棄的、幫助創造歷史的、且永不背棄他的承諾和原則的革命工人階級知識份子和活動份子──對我而言意義非凡。1903年,也就是布爾什維主義誕生的那一年,他生於俄羅斯帝國(今日所稱的白俄羅斯),並且他是俄國革命、布爾什維克革命和俄羅斯內戰的少年參與者。

他在1920年逃離反猶(anti-Semitic)和反共的白軍的兇狠攻擊,白軍是由英、法、美政府所資助意圖粉碎革命。他在一艘載運移民至美國的船上找到生路,並且在船上他遇到一位活潑的布爾什維克行動主義者,名叫希薇亞布裡克(Sylvia Bleeker)。他們彼此相愛並結為終身伴侶,並且都是美國早期共產主義運動的成員,埋頭於工會的鬥爭之中。
1930──作為對共產主義運動受到史達林暴政致命腐蝕的反應──他們成為美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成員。

關於這位堅毅而溫柔的人及其伴侶,這兩位活躍於整個動盪的1930年代及其後的階級鬥爭鬥士,還有許多可說之處。不過這裡只需提及在1940年代,當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 Workers Party)的中心領袖因為該組織在二戰期間的反帝立場而入獄時,莫里斯被選為社會主義工人黨(SWP的全國署理秘書長(acting national secretary)。在該職位上,他以「莫里斯史坦(Morris Stein)」的名字講過一些話,這些話曾不祇一次被斥為代表托洛茨基主義傳統的負面特質。在檢視那些之前,我想要分享他在同一演講中所說的其他事情,一些切合盧卡奇「革命的現實性」想法的話。

在他1944年的談話中,莫里斯評論道:「歷史加諸在我們身上一個偉大的任務,即從墮落腐敗的資本主義系統中解放人性的任務。」在他看來,「這是唯一一場值得犧牲一個人的自由、甚至其生命的戰鬥」,並且對他而言那牽涉到「一種需要以多數投票而非派別鬥爭、個人指責(personal recriminations)等方法解消差異的責任感。」對莫里斯而言,這包含了一種「集體領導的精神,在其中集體給予個人更多的力量和智慧。」他補充稱「於我們的革命綱領和政策,民主集中制的政黨是最適合」,而他以傳統托洛茨基主義的方式將民主集中制定義為「行動上的集中;和組織內部生活的最充分的民主」。他強調:「我們的運動必須懷著為生死攸關的共同事業人們的同志情誼(comradeship)」。

然而我們現在要談一談莫里斯的談話中可能有害的一面,他在其中如此形容美國的社會主義工人黨:「我們不能容忍競爭者。工人階級只能通過一個黨和一份綱領來進行革命……我們是政治的獨占者,且我們運作得像是獨占者,或者是通過合併、或者是通過無可調和的鬥爭。我們已通過我們運動的全部歷史證明這點。」在判斷此論述前,我們必須要理解其意義。美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歷史牽涉到與其他左派社會主義力量合併而非競爭的決定,這些左派力量如AJ馬斯特(A.J. Muste)在1930年代中期領導的美國工人黨,以及1930年代末的社會黨左翼。同時也有與獨裁的史達林主義所支配的共產黨,以及社會民主黨中由徹底的社會民主改良主義所支配的非革命派殘餘進行的「無可調和的鬥爭」。也有與麥克斯沙赫特曼(Max Shachtman)領導的SWP分裂分子非常尖銳的鬥爭,儘管事實上在1947年合併的前景在望。這一合併的希望因在冷戰反共問題日漸增長的差異、以及沙赫特曼團體日漸改良主義的軌跡而破滅。

人們仍可提問,史坦的立場究竟是否完全錯誤。究竟應該要有競爭的革命社會主義團體,還是不同革命團體的合併是更可取?另一方面,革命的社會主義者和反對革命的社會主義者之間可能合併嗎?堅持民主的社會主義者和對民主不屑一顧的社會主義者之間可能合併嗎?反帝的社會主義者和與帝國聯盟的社會主義者之間可能合併嗎?或者,革命社會主義者有沒有必要與那些反民主、反革命、與帝國聯盟者進行無可調和鬥爭呢?這暗示了對莫里斯史坦的談話存在不同於其批評者的理解方式。

但是莫里斯也是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刻發言的。1944年的美國剛走出1930年代的偉大階級鬥爭,它正處在將於二戰結束時迸發的新一波階級鬥爭戰鬥浪潮的前夕。在產業工會聯合會(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CIO))中存在著顯著的社會主義和準社會主義元素,而共產黨正處於其數量上的高點。這些都為史坦的談話提供了特定的背景。

我們可以爭辯這些談話究竟是不是在1940年代所能夠言說或相信的最佳談話,但當我在1970年代完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加入莫里斯的黨時,這一爭論的指向已無多大意義。晚近階段的我們甚至無法理解在較早脈絡中發展出的列寧主義的概念,儘管我們讀列寧且將自己視作列寧主義者。當我20多歲時,作為當時1970年代的SWP成員,我相信左派被分作三塊:首先,是那些革命先鋒──即指我們那些已經在SWP者;其次,是那些我們的盟友或熟人;其三,是我們的對手。我們對革命真理有壟斷權。

而當我首次清楚發現,在SWP中事情開始變得完全不對勁,如同他們在1980年代初那時一樣,我起先感到最黑暗的絕望:如果革命黨,人類的唯一希望,有著致命的瑕疵,那麼社會主義的未來就沒有真正的可能性了。但當我(在一位較年長的同志,喬治佈雷特曼(George Breitman)的敦促下)轉回到俄國工人運動(列寧及其同志在此了建立一個有效的革命黨)的實際歷史研究去時,我發現我們之中許多將自己視作列寧主義者的人頗受一個基礎的誤解所苦。

革命先鋒不是那聲稱要在列寧的旗幟下建立革命先鋒黨的人。先鋒是工人階級裡廣闊的一層,其具有顯著程度的階級意識,其具有對資本主義的一些瞭解及超越之的需要,並帶有一些積累起來的反壓迫反剝削鬥爭的經驗和承諾。一個組織唯有在此層次有著顯著的成員基礎,才能被視作一個革命先鋒黨。

而這將我們帶回到列寧的引文。

這可以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Left-Wing Communism, an Infantile Disorder第二章的開頭中找到,列寧在此主張一個真正的革命黨有三個必要條件。首先是工人階級先鋒層次的革命階級意識。其次是組織化的革命者方面的正確政治戰略和戰術。其三是「與最廣大的勞動群眾」的接近和聯繫。列寧告訴我們,這些條件若未達成,所有建立有紀律的革命黨的努力將「必然會成為空談,成為吹噓,成為裝模作樣。」

激進化的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在20世紀初盛行,而在193040年代,在我所成長且政治上活躍的、冷戰反共及相對豐裕的年代,就只剩下一鱗半爪七零八落了。聲稱為列寧主義政黨的組織於是傾向於陷入販賣巧言偏辭和裝模作樣的泥沼,這與密切聯繫最廣大的勞動群眾相去甚遠,也就無法打開革命的新天地。他們相信他們是革命真理的資料庫,這使他們變得教條和僵化,對和他們自身非常相像的其他左翼群體帶有敵意和輕視。

即使在最好的團體中,組織紀律都有著雙重的功能。一方面,它能夠頗正面地使相對小的團體在反對戰爭、追求種族正義和婦女解放等群眾運動做出傑出的貢獻。但它也能讓組織成員保持一致,帶著對團體所認定的革命真理和監督真理應用的團體領袖不加反思的忠誠。

莫里斯史坦「獨占」公式的一個問題是:無論其有效性如何,它都是有其歷史特殊性的。我們生活在一個和1940年代中期非常不同的世界很多年了。資本主義仍然存在,帝國主義仍然存在,工人階級仍然存在,剝削和壓迫以及資本主義必然產生的危機同樣存在。但與此同時,這些事物都與之前大不相同,令人難以置信。1940年代的工人階級早已消逝,那時的工人階級運動同樣已不復存在。我們這個時代被重新構造的(re-composed)工人階級,以及危機重重的、不斷地解構和重構著的(fluidly de-composing and re-composing)工人運動,皆和莫里斯史坦仍在世且年僅41歲時的工人階級和工人運動毫不相像。

我們如今面對的現實以及列寧主義思想應用至該現實的方式,值得更多思量,由於時間所限在這裡無法一一詳述。但我還是想以一些想法做為總結,希望會有幫助的。

首先,過去數十年資本主義採取的轉變,已挫敗我們階級的銳氣(knocked the stuffing out of our class),已無情輾過(ridden roughshod over)我們階級的組織和社群,且已壓低我們階級的生活品質。更有甚者,無產化過程吞噬和包含了許多曾被視作「中產階級」的職業和社會階層,同時科技和全球化已侵蝕了曾是工人階級主要就業的產業,取而代之的是收入更少且更不安穩的工作。這些變化一併造就了一個緩慢移動的、矛盾的但日益激進化的過程,而在這過程之外湧現出新的鬥爭、新的鬥爭形式以及一個仍在演化形成的嶄新而異質的工人階級先鋒階層。

列寧所說的那種革命黨之到來的諸可能性現在存在了。這意味著這樣的黨尚未存在,以及這樣一個黨的統一核心(unified nucleus)或核心團體(core group)尚未存在──在足以支撐一個階級意識先鋒層次(接著,其規模足以支撐列寧所描述的那種真正的革命黨)的激進工人階級次文化(subculture)成形之前,這些都不可能存在。我的預言和堅定信念是:這樣一個黨的核心團體和核心,將由當前處於許多不同的革命團體的行動主義者,和那些不在任何革命團體的行動主義者,再加上一些此刻既非革命者也非行動主義者但在未來的鬥爭中將成為革命者或行動主義者的人所組成。

任何稱職的(worth its salt)革命團體的責任,將在於協助為這樣一個政黨的出現創造必要的前提。這一方面涉及到向越來越多人們傳播對「我們的社會和我們的世界發生甚麼事了」的社會主義式的理解,並且是以他們能夠理解的詞語和方式去傳播。這也意味著我們對那樣的現實發展出更清晰的理解。與此相關的是我們需要協助明確和啟動鬥爭,或者加入既有的鬥爭,為越來越多不同部門的工人階級和受壓迫者贏得此時此地的改良。

這把我帶向最後的引文,源自一本題為《超越資本主義?》(Beyond Capitalism?)的書的幾位作者,這本並不完美卻很重要的書混合了佔領運動(舉例而言)的經驗和馬克思主義的洞見。在那本書中,路克庫柏(Luke Cooper)和西蒙哈地(Simon Hardy)這樣說:「創造新形式政治組織以汲取社會運動精神、復蘇草根工會組織、並使更廣闊的社會部門更廣泛地參與社會動員,是左派最終賴以成功的方向。」他們闡述「必須在新的政治形構中重組左派,此形構提供了戰略思考的空間、允許不同戰略在一定的張力中共存,同時也創造了團結和行動的條件。」他們解釋,這不該被視為「避免反思性和策略性討論的藉口,而是我們能夠朝向更大程度的真正團結邁進的出發點」。

我認為,對我們不同的社會主義左派團體而言,急於進入溫室下功夫打造某些不成熟的組織團結是重要的。相反,我們應該聚焦於在真實的、實際的鬥爭中並肩工作,目視可能的團結、但聚焦在現實的鬥爭。這些鬥爭是可能的團結必要的、轉化性的前提。有成效的團結,唯有在這類真實的、實際的鬥爭中的聯合行動的基礎上才會到來。如果這類團結達成了,結果可能是一個民主的、持久的、運作良好的數千人的組織,這一組織擁有全職組織者和新技術,能使越來越多人們成為行動主義幹部,使他們並肩作戰開展地方鬥爭,並在全國推進左翼教育和文化工作。這樣一個組織可以做很多事情為我們所需要的那種革命黨奠定基礎、創造可能性。

出處

George Breitman, Paul Le Blanc, and Alan Wald. Trotsky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Historical Essays and Reconsiderations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1996).

Luke Cooper and Simon Hardy. Beyond Capitalism? The Future of Radical Politics (London: Zero Books, 2012).

V.I. Lenin. Revolution, Democracy, Socialism: Selected Writings, ed. by Paul Le Blanc (London: Pluto Press, 2008).

Georg Lukács. Lenin, A Study on the Unity of His Thought (London: Verso,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