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走回頭路」:埃及的繼續革命(10)◎Philip Marfleet│陳宗延譯

後記Postscript

    201211月底,革命進入更進一步的關鍵階段。事件被以色列對迦薩的攻擊觸發,在此期間穆爾西總統在以色列和哈瑪斯政府之間介入斡旋。因協商停火而被國際──特別在美國──頌揚,在埃及穆爾西被批評未能支持巴勒斯坦人,特別是拒絕開啟埃及和迦薩的邊界。兄弟會中最資深的人物,巴代,譴責談判的結果,並呼籲穆斯林發動聖戰以解放巴勒斯坦。他說,「敵人除了武力的語言其餘一概不知」,「留心他們用以描述和平協議(peace accords)的大騙局(grand deception)遊戲」[1]。這顯然的對穆爾西的斥責,反應了伊斯蘭主義運動內,對於巴勒斯坦──以及對於總統內政政策的普遍不安──增加的緊張。

 

    在確立他自身權威和鞏固越來越不穩定的組織的嘗試中,穆爾西提高賭注(raised the stakes),發佈聲明說,總統決策不能被任何司法權威推翻,且埃及的制憲大會(Constituent Assembly)和諮議會(Shura Council)(國會上議院)也免受司法體系的解散(dissolution)──被形容為一次政變和一種供給總統「法老的(pharaonic)」權力之企圖的行動。全國的抗議攻擊穆爾西和兄弟會。基進活躍份子再次引入20111月和2月那「18天」的標語:「人民要求政權倒台」和「走開」,以及「[]第二次革命」[2]。當穆爾西宣布一場關於一項偏袒伊斯蘭主義者的新憲的、突然的公投(referendum)時,約75萬人遊行到開羅附近的總統府,而在多數城市都有抗議,包括關鍵工業中心大邁哈萊。在危急關頭,兄弟會以它的權威用公車載運(bussed)遍佈上埃及的支持者到一場在開羅的集會,然後派遣它的成員攻擊反穆爾西的示威者。

 

    大多數活躍份子現在都視穆爾西和兄弟會為確保基本需求和政治自由的阻礙。關鍵目標是穆爾西的憲法。革命社會主義者形容它為一份冒犯人民群眾的檔案──一份「並未敘明社會與經濟權利,為新聞記者的拘留(detention)辯護,重啟對平民軍事審判的大門,保護軍方機構的利益,且致力邊緣化埃及的受壓迫婦女和基督徒」[3][的檔案]。各式各樣的政治流派都被抗議吸引,包
渣渣。民族主義的卡拉馬黨的薩巴依,以及自由派的憲政黨(
Destour Party)的埃爾‧巴拉迪(Mohamed El Baradei),歡迎穆巴拉克時代的外相(foreign minister)穆薩(Amr Moussa)加入一個救國陣線(National Salvation Front)。左派主張,抗議不應擁抱舊秩序的支持者。在解放廣場,旗幟寫道:「沒有渣渣容身之處」和「驅逐渣渣」[4]

 

    兄弟會看似無法處理這些現實:阿爾─沙特堅持:「我們是人民,我們是多數」[5]。然而,在反穆爾西抗議的全國性質,與兄弟會組織的以開羅為中心的集會之間,存在著反差。穆爾西最行動主義的盟友現在大概是薩拉菲派和聖戰潮流;許多其他較自由派的支持者,在穆巴拉克時代被吸引到組織的,已經早先脫黨(defections)離開了,或者隨革命運動吸引他們到對他們蘊含的利益更清晰的認識而落到另一邊去了。

 

    2012128日,穆爾西取消了他的憲法聲明。他說,爭議的公投會繼續進行,在情況──當本刊付印時──還尚未明朗之下。他也聲明一系列補貼削減和增稅,以順應國際貨幣基金的要求:然而,24小時之內,這些在自由與正義黨關鍵人物的壓力下被取消[6]。「牢不可破的」穆斯林兄弟會無法執行自己的意志,而現在奮力要表現出協調的政策。大眾運動堂堂進入革命的第三年。


[1] 美聯社, 2012.

[2] MENA-Egypt Independent, 2012.

[3] 革命社會主義者, 2012.

[4] 埃及每日新聞(Daily News Egypt, 2012a.

[5] 埃及每日新聞(Daily News Egypt, 2012a.

[6] 金字塔線上, 201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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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略,請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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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走回頭路」:埃及的繼續革命(9)◎Philip Marfleet│陳宗延譯

革命的繼續Revolution continues

    在選舉之後,穆爾西做了一個令人驚訝的行動,說服最高軍事委員會捨棄它的領導人譚他威元帥(Field Marshal Tantawi)和他在軍事領導權中的親密盟友,以及從限制文人政府權力的作為中收手。這受到人民熱情歡迎,包括那些早先攻擊穆爾西為將軍們手中人質(pawn)的人。這證明了,恰如兄弟會不是一個均質的集團,軍事菁英也是分化的,而且包括了一些存在著穆爾西的取徑之可能性的派別。看起來總統很可能誘導資深軍官讓出更多政治空間給平民政府,作為支持軍事特權,以及──更重要的──不干涉軍隊的龐大商業投機的保證[1]。埃爾-古巴什(El-Ghobashy)評論,有了這個行動,兄弟會終於被權力走廊(corridors of power)承認為「埃及的兩大寡頭(oligarchies),文人與政府」[2]之間的雙重條約(dual pact)的成員。

 

這是軍隊(armed forces)的一次後撤,它認可了革命繼續的能量:然而,它也包含了一項警告。穆斯林兄弟會和軍隊看起來已經對革命三年(Year Three of the revolution)的議程達成暫時協議(provisional agreement):共同努力對追求修正的資本主義議程和對抗由下而上運動的壓力,以拯救埃及資本主義。在201210月,穆爾西和兄弟會轉向了工人運動。他們攻擊罷工的開羅公車司機犯下「一種叛國行為(act of treason)」:他們說,罷工是「非法的」且「犯罪的」[3]。官員預備了新勞工法以禁止集體行動,無疑地是預期到對穆爾西與國際貨幣基金交易以及對肯定會影響上千萬人民的撙節措施的強烈反應。兄弟會和最高軍事委員會很小心翼翼:意識到群眾運動的力量,以及直接干涉反對它的成本,他們尋求孤立和弱化工人戰鬥精神的方式。確定的是,國家形式的埃及資本(Egyptian capital in the form of the state)終將與群眾運動產生衝突。這將牽涉到軍事菁英和私人資本。這兩者密切關連──儘管20111月以來的活動證明彼此是內在地分化的,且競逐的利益可能對由下而上的壓力反應不同。國家有其弱點,顯現在迄今對軍事指揮冒著一支不情願被徵召去攻擊群眾運動的軍隊(a conscript army)的風險。同時,運動單靠街頭行動、或主要通過選舉活動或社區運動,將不會朝基進社會變革向前進展。或遲或晚,工場的政治意志將會被考驗以證實埃及的工人發展出表達自為階級的利益(interests of a class for itself)的組織形式

 

    對革命活躍份子而言,現在手上有緊迫的任務:鞏固工人的組織及概括(generalise)他們的鬥爭;發展工場戰鬥者和新左派的有機連結;以及挑戰抑制了工人運動的改良主義流派──宗教與世俗皆然。這需要與那些受到改良主義影響者更密集地交手:在行動上更團結,以及更多散佈關於由下而上民主、工人權力(workers’ power)與自我解放計劃(project of self-emancipation)的理念的論述[4]

 

    埃爾-侯代貝(Ibrahim El-Houdaiby)是穆斯林兄弟會的一位前成員──一位伊斯蘭主義者同時也是一位革命活躍份子。他寫道,「埃及國」,「完全偏袒商人(詩人)和資深官僚的利益,以工人階級作為代價……抗議者的要求是基於觸及他們每日生活的、真實的社會怨恨(social grievances)……」他主張,需要的是加諸大多數人的意志的「一次真正的革命」[5]。持久的集體行動改變了上百萬人民的意識如侯代貝,他重估了幾個世代以來支配埃及政治的傳統。緊要關頭的關鍵議題是新戰鬥者的政治軌跡,以及他們能對更廣泛運動造成的影響。


[1] 論埃及的軍事經濟,見Marshall and Stacher, 2012; Marfleet, 2012b.

[2] 埃爾-古巴什, 2012.

[3] 金字塔線上, 2012f.

[4] 201211月的工人運動中有更有效的協調的徵兆,當開羅捷運(Cairo Metro)工人在罷工以要求被控貪腐的資深管理人員辭職後很快贏得勝利時。政府在鐵路和公車駕駛威脅要與捷運工會團結罷工後讓步。見金字塔線上2012f.

[5] 埃爾-侯代貝, 2012.

「不走回頭路」:埃及的繼續革命(8)◎Philip Marfleet│陳宗延譯

選舉、國會和最高軍事委員會Elections, parliament and the SCAF

維蒂諾(Lorenzo Vidino)主張,這些分裂不代表分離化(fragmentation),更別說是兄弟會的崩解[1]。這是正確的──但沒有了持續壓制施加的規訓壓力,以及在群眾運動的影響下,組織不穩定了,它的組成元素更清晰地依據階級從屬(class affiliation)的基礎。平民成員被由下而上的運動影響的同時,兄弟會的資產階級菁英則發展出一套明確的策略,發揮領導者增強的影響力──按照土耳其模式(Turkish model)發展一套「伊斯蘭資本主義(Islamic capitalism)」的企圖。

 

    自從2002年,在土耳其贏得第一次選舉勝利時,正義與發展黨(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Adalet ve Kalkınma Partisi—AKP))便對橫跨中東的伊斯蘭主義者們施加了強大的影響力。此黨促進帶有伊斯蘭色彩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 with an Islamic colouring),企圖一方面滿足公司資本(corporate capital)和全球金融機構的需求,另一方面[滿足]宗教保守派[的需求]。瓦利‧納斯爾(Vali Nasr)評論:

 

土耳其在近10年朝向資本主義成長與增進的政治多元主義方面的大進展,並非以威權領導者的善意或大量油錢(wads of oil money)為條件。土耳其的成功是追隨著自由化的自由市場改革,後者鬆綁(unleashed)了同省的(the same provincial)、宗教保守的崛起的中產階級(他們在區域全地得到立足之地)的企業能量[2]

 

    塔什珀納爾(Ömer Taşpınar)認為土耳其近來成長的關鍵解釋是,該黨對「一種企業家的穆斯林資產階級(an entrepreneurial Muslim bourgeoisie)」[3]的鼓勵。他說,正義與發展黨的「動態實驗
dynamic experiment)」提供了「給阿拉伯世界的重要一課(seminal lessons)」[4]。受到它顯然地擺脫了一種相類於埃及繼任政權的土耳其軍事─官僚統治之成功所吸引,兄弟會的關鍵人物意圖要模仿正義與發展黨。根據土耳其新聞,兄弟會是以正義與發展黨為自由與正義黨的模型,複製前者的政策甚至其名[5]。於20114月形成,自由與正義黨意圖藉由發展橫跨中東特別是土耳其的盟友,以促進地方資本的利益。在2012年,自由與正義黨的領導成員成立埃及商業發展協會(Egyptian Business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EBDA)):它的發起,來自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和美國的商業經理都參加了,被形容為「兄弟會中的生意人的出櫃派對(the coming-out party for the businessmen of the Brotherhood)」[6]。翰生(Hansen)將兄弟會的商業菁英稱為「1%的兄弟(Brothers of the 1 percent)」──一個在穆巴拉克時代被邊緣化、而現在意圖擁有與他們的財富匹配的權力的生意人和金融業者(financiers)的網絡。許多是超級富豪(super-rich),是在開放和伊斯蘭金融於19801990年代暴漲的時代期間繁盛,以及更近期藉由與土耳其發展貿易。他們的非官方領袖是阿爾─沙特(Kairat al-Shater),曾被穆巴拉克下獄的兄弟會前代理指揮(Deputy Guide)。當他的資產在2007年被前政權奪取時,他被指稱有至少13百萬美元的個人財富[7]

 

    這是兄弟會進入其與最高軍事委員會合作的「蜜月」期的脈絡。將軍們尋求一種控制群眾運動和限制兄弟會權威的方法。後者的領導人意圖抓住奪權的歷史機會,並開始確保可能給予自由與正義黨選舉成功的最佳機會的選舉安排。最高軍事委員會同意加快選舉,讓兄弟會對其他仍戮力建立正式政黨和全國網絡的政治流派佔了很大的上風。對價關係(quid quo pro)是,兄弟會會讓群眾行動洩氣的協定:它的領導者呼籲冷靜,而它最忠誠的活躍份子出現在示威主要是為了讓戰鬥行動(militant action)洩氣。但「蜜月」也是權力之戰:羅伯特‧史普林伯格(Robert Springborg)形容是一場「眼鏡蛇和貓鼬(the cobra and the mongoose」間的「死戰(deadly struggle)」,在其間彼此為了對歷史的敵人佔便宜而努力[8]。同時,群眾運動的能量對兄弟會造成更進一步的問題。在201110月,一場基督徒和基進活躍份子在中央開羅的抗議,被警察野蠻地攻擊;更進一步的示威的結果是大批示威者被殺的戰役。兄弟會被迫遣送它的成員到街頭,以虛情假意的工夫(half-hearted efforts)支持人民。關注總選舉,它需要人民支持。當投票在11月和12月舉行,它在下議院贏得約40%票數:對自由與正義黨的策略,是一次明顯的勝利和辯護。

 

    數以百萬的埃及人投給自由與正義黨作為唯一可信賴的全國政黨,報答它多年來對穆巴拉克的反對,並盼望它許諾的福利改革會達到他們迫切的需求。然而,選舉一完成後,組織就面臨來自群眾運動洶湧的不耐和怒火。自由與正義黨想要一種改良的資本主義(reformed capitalism),儘管帶著接近群
的姿態;而人民想要麵包、自由和社會正義。在革命週年,
2012125日,廣大群眾填滿了解放廣場。讓出席慶祝起義的兄弟會領導者震驚的是,人民呼求更多變革;2天後,在一場更進一步的大型抗議中,他們攻擊廣泛被認為是兄弟會的權力夥伴的最高軍事委員會,歌詠:「下台,軍事政權下台」和「我們要文人政府,不要軍政府」[9]

 

    兄弟會的跨階級性格及其內在矛盾越來越清晰地暴露了。在20124月,一位兄弟會大使抵達華盛頓,目標是說服政客、戰略家和商人他們應該在美國對中東的計劃中扮演角色。同時自由與正義黨密集地與土耳其的正義與發展黨合作,以鞏固區域商業連結。在201212月,土耳其政府承諾援助埃及20億美元,包含10億美元貸款──對於打銷龐大的預算赤字和給予穆爾西時間籌措國際貨幣基金的貸款很重要。在數10年的反對之後,兄弟會完全變成市場經濟的優勝者,可望發展一套符合他們的領導成員的特定利益的、修正的(modified)新自由主義議程。然而,當他們迫近20126月的總統選舉時,變得很清楚的是,其他的政治流派也會有所進展。

 

    在對兄弟會一成的反對增長的氣氛中,自由派伊斯蘭主義者和世俗流派都有快速的進展。艾爾-浮屠建立一個聯盟以支持他自身的候選資格(candidacy),而納賽爾主義的卡拉馬黨(Karama Party)(迄今為一個邊緣政治勢力)的薩巴依動員勞工、城市資產階級和城市貧困者的廣泛支持。在5月的第一輪選舉,薩巴依聚集超過21%的票數,在每一個(each and every)大城市中心成為第一──對穆爾西和對最高軍事委員會候選人沙菲克(分別名列第一和第二)而言是深刻的震撼。這代表一種清楚的階級投票,證明百萬人民藉由提出關鍵社經議題以推動革命的希望。薩巴依曾在20002010年的反政權運動中活躍,讓他被視為穆巴拉克的主要反對者,並提供了未被與塔干姆的合作污染的左派的選舉選項。他的票數本可以更大,要不是在一些活躍份子,特別是在解放廣場中和與警察衝突的數月期間扮演關鍵角色的年輕人之中杯葛運動。聲稱選舉過程有瑕疵,且無法影響全國政治,他們採取了迴避政策(policy of avoidance)。這反映出新左派面臨的一些問題,因為在數十年的操縱選票(ballot-rigging)之後,新左派已大半忘卻了在革命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中對於詐騙和欺騙的選舉的一套應付策略(fraud and deception electoral strategies)。在關於是否需要參與第二輪選舉的激烈論辯之中,產生了穆爾西的險勝(narrow victory[10]

 

    兄弟會的票數自從6個月前的國會選舉後已經減半。然後自由與正義黨得到約1050萬票;在第一輪總統選舉,穆爾西僅得到570萬票。在決勝選舉(run-off)他贏得險勝,儘管有著大部分兄弟會的競爭者害怕莎菲克的成功會被最高軍事委員會拿去當做正面攻擊群眾運動的特許(license),而最後為他背書之事實。自由與正義黨現在被懷疑是一個其關懷是遠離群眾的政黨:它在國會的所為;它關於總統候選人的不誠實;它的親商政策;它的領導者對國際貨幣基金貸款的支持;它對於處理巴勒斯坦問題和迦薩(Gaza)議題的不情願……多重的問題潛藏在其權威之下,因此如果總統決勝選舉的利害關係(stakes)沒有那麼高,穆爾西的票數可能會更少。


[1] 維蒂諾,2011, p12.

[2] 納斯爾,2009, pp233-4.

[3] 塔什珀納爾, 2012.

[4] 塔什珀納爾, 2012.

[5] Akyol, 2011.

[6] 翰生, 2012.

[7] Feteha, 2012.

[8] Springborg, 2012.

[9] Marfleet, 2012a.

[10] 納吉布總結革命社會主義在隨後的總統選舉:「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孤立我們自身於即將到來的政治和選舉戰役,因為這將會否決我們提出實質和普遍政治要求的可能性」-納吉布2012b.

「不走回頭路」:埃及的繼續革命(7)◎Philip Marfleet│陳宗延譯

伊斯蘭主義與左派Islamism and the left

    革命牽涉到與伊斯蘭主義和老左派政治的斷裂。為要走上街頭和發動群眾罷工,百萬人民拋棄了失敗政治(the politics of defeat)的抑制。但工人運動仍受這些傳統抑制。它如何能進展──更具體說,它如何能在穆斯林兄弟會在選舉得到群眾支持的脈絡下推進?

 

    過去10年來,一些政治活躍份子,特別是年輕人,急劇由伊斯蘭主義向左移動。一個關鍵原因在於與被伊斯蘭主義議程影響的埃及世俗基進派並進的、越來越多的參與。自從與巴勒斯坦「起義」(intifada)在2000年的大團結運動浮現後,以及其後在反戰動員、在民主運動及在工人的、學生的與社區的鬥爭中,變得清晰。邁赫迪(Rabab El Mahdi)指涉的是這些面對國家的競選循環(cycles of contestation)的「溢出(spill-over)」效應,在2000年和2010年間每個鬥爭階段都帶來增加的信心、並刺激進一步的行動:

 

[那些涉入者包括]在各式各樣工廠和國家服役的活躍份子;在處於遙遠鄉村的學校的抗議中發動靜坐的父母親;被城市淨化方案(urban clearance schemes)迫遷的貧民窟居民;絕食抗議警察拷問他們孩童的母親;大批遊行以要求近用淨水的村民和鎮民[1]

 

    整個19801990年代,對穆巴拉克國家的反對已受兄弟會主導:在始於2000年的鬥爭中,許多伊斯蘭主義者首次遇到獨立左派的活躍份子。出現了猛烈的論辯,特別在校園中,伊斯蘭主義的意識型態和實踐被系統性地檢驗。新左派緩慢地鞏固,吸引了早先可能會留在伊斯蘭主義圈子中的年輕人。它的關鍵策略是,只要可行,就參與穆斯林活躍份子並肩的對以色列、帝國主義戰爭、警察、地方雇主和大學老闆的鬥爭。特別是對革命社會主義者,一個整個1990年代都在地下運作的團體,關鍵策略原則是持續地反對國家,與那些準備好要戰鬥的人在行動上結合。革命社會主義者「有時與伊斯蘭主義者一起,從不與國家同路」,永遠維持一種獨立的革命馬克思主義政治[2]。這是對蘊含著統一陣線(united front)策略──一種直接參與和其他人一起的共同鬥爭,以捍衛埃及群眾相對於國家及更廣泛地相對於帝國主義
直接利益的手段──的關鍵原則的創意運用。在
2012年評論他們對伊斯蘭主義者的取徑,納吉布觀察:

 

我們的分析指出不同伊斯蘭主義潮流之內和之間,他們的資產階級領導者與他們的小資產階級平民(rank and file)以及他們大量在工人階級和在貧困鄰里的選民之間的矛盾。這些矛盾總是承載於模稜兩可的宗教標語中,而即使伊斯蘭主義者反覆適應於政權,由於缺乏替代方案,部分群眾寄望他們作為唯一認真的反對者[3]

 

    兄弟會的年輕成員和支持者,被行動、以及數十年來未曾被左派公開提出的問題的論辯(包括高度緊張的議題,諸如宗教宗派主義[religious sectarianism]的性質、反錫安主義[anti-Zionism]與反閃族主義[anti-Semitism]、女權以及民主的性質)所吸引。這些交流,也是將伊斯蘭主義者和反戰活躍份子連結於支持伊拉克和巴勒斯坦人民的主題上的一系列大型國際研討會中顯著的特徵[4]。對左派來說,在原則上反對伊斯蘭主義者,無視兄弟會倡議(包括釋放政治犯的運動,及與以色列侵略的受害者團結)並且避開論辯,是自殺性的──證明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沒有從斯大林主義的悲劇學到任何東西。作為這些參與的結果,個別活躍份子的方向從伊斯蘭主義陣營轉向左派──一個反映了伊斯蘭主義政治中深刻矛盾的發展。當鬥爭的程度加劇,這很快就變得更徹底。

 

    兄弟會的困境從一開始便很清楚。在2011125日抗議前數日,它最突出的人物之一,埃爾─埃利安(Essam el-Erian),說組織不會支持公眾動員[5];穆爾西(現任總統)告訴活躍份子,兄弟會「不會隨從一幫小屁孩」[6]125日的抗議規模和政權的反應,很快就帶走上千名它的成員進入鬥爭前線。領導者迅即大幅轉彎,宣布128日禮拜五會是「暴動之日(the day of the intifada)」[7]。那是許多活躍份子被殺的、猛烈戰鬥的一日。一位革命社會主義的成員回憶:

 

伊赫瓦尼[兄弟會]領導者,藉由一開始告訴成員不要加入抗議,而讓他們的組織受到很大損害。伊赫瓦尼已反對穆巴拉克數年──但當危機終於來臨時,他們在哪裡?事實上領導者無法控制[伊赫瓦尼的]平凡的修士和修女,而無論如何他們加入了我們。他們大批出現,特別是在128日──我們知道他們是伊赫瓦尼──而且他們帶著很大的勇氣戰鬥,與我們並肩,與人民並肩。他們是有組織的,且非常有戰鬥力。我們全都團結而不計宗教或組織的差異──但伊赫瓦尼卻跟在人民後面[8]

 

    數十年來,兄弟會領導者在政權手上接受了各種凌辱。埃及的監獄充滿他們的成員,即使是長久謝絕在運動中扮演活躍角色的八旬長者(octogenarians)也被穆巴拉克以懲戒的理由下獄。兄弟會會議經常性地被禁止或攻擊,而在選舉時有受歡迎的伊斯蘭主義候選人的投票所被野蠻地攻擊[9]。面對許多回應的機會,包括作為反戰運動和民主運動的一部分,大多時機領導人都拒絕了──這觸怒了很多成員,特別是年輕人。它的領導人辯稱他們玩的是長遠的局(played a long game)──永遠都不是採取主動的時候,當條件證明為偶然時可能是上帝允准insha ‘Allah (God willing))。當策略不明確,兄弟會後撤到甚至更為膽小的取徑:在2009年一個由保守派的巴代(Mohamed Badei)領導的團體贏得控制,並開始限制組織的政治活動。政權變得自滿:在2010年選舉,它的操控投票(vote-fixing)和暴力表現太過下流,以致於甚至連兄弟會都退出了,憤怒的凌辱。當2011125日革命開始時,組織仍在舔傷,而兄弟會被掃地出門。

 

    當穆巴拉克在20112月倒台,兄弟會領導人相信他們的時刻到來──在超過80年後他們就要進入埃及的權力廟堂(halls of power)。然而,有兩個阻礙:軍事菁英和人民。送走穆巴拉克,軍事領導人任命最高軍事委員會為國家內的統率權威。兄弟會領導人並未花太久時間重新聚焦他們的努力:與數十年的政治實踐一致,他們以那些掌權者為目標,開始追求將軍們(court the generals)。塔瑞克(Tarek)評論對世俗活躍份子的看法,認為在2011年頭幾個月,「穆斯林兄弟會和最高軍事委員會出現在同一頁」;他們享受了一段「蜜月」,一次「雙方都會獲益的幕後交易、協議或和解」[10]。換取最高委員會的偏袒待遇,包括對選舉安排的有利位置和書寫一份新憲法,兄弟會準備好要平定群眾運動。

 

    兄弟會的領導成員說,他們不會提名總統候選人,且只會競逐25%的國會席次,暗示尊重軍方及其政治偏好。埃爾─埃利安堅持,兄弟會不是政黨,且對權力沒有興趣:「我們和人民一起工作。我們的目標是人民。不是權力」[11]。關於總統議題,他堅持,「我們將不會有候選人,無論是男人或女人。我們現在根本將不會有候選人,完全不會」[12]。兄弟會逃避了關於埃及與以色列的和平條約,那是它在穆巴拉克時代強烈反對的,也逃避了對平民(civilians)進行軍事審判的主題(它自身的多位領導者被軍事法庭囚禁)。群眾示威同時繼續著,要求審判穆巴拉克和渣渣、清洗國家機器、以及對起義烈士(martyrs)的正義。跨產業的罷工激起各式各樣的經濟議題且追求塔西爾tathir)──清除貪腐管理者和企業主,及國營工會的敵對官員。越來越多的街頭行動和罷工遭到獲最高軍事委員會明確批准的警察攻擊;大多數靜默著,兄弟會實際上替新的壓制背書,同時它避免了關鍵的全國性示威,包括20115月一場象徵上重要的「第二憤怒日(Second Day of Rage)」(訴求追求「完成125日革命的目標」)[13]。當兄弟會年輕派成員抗拒領導、大量參與憤怒日,組織中的緊張終於公開出來。

 

    兄弟會現在遭遇一系列的劣勢。它長期被視為(尤其在埃及之外)鐵板一塊的集團(monolithic bloc),其中忠誠派成員在宗教信仰和組織忠誠的基礎上被灌輸要服從。這與描述伊斯蘭主義團體和黨為「均質的,其成員毫不質疑地效忠於和法西斯主義或斯大林主義的
式相類的僵固領導權」的願望一致。在一份寫於
20111月起義後的《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Council for Foreign Relations]的期刊)的分析中,伊赫瓦尼仍被稱為「堅不可摧的穆斯林兄弟會」,其「成員忠貞地在地方層級執行它的全國領導者的目標」,讓領導人能夠「隨心所欲(as they see fit)」動員跟隨者[14]。這明顯地是錯誤的。在1996年,對領導者的自由派批判者離開而建立了瓦薩特黨(Wasat Party)。在2010年,異議成員建立了一個改革陣線(Reform Front),要求更開放的內部結構。當革命在20111月開始時,許多成員無視於領導者──他們與工作夥伴、學生同儕、鄰居、家人和朋友的連帶,比對兄弟會指揮部maktab alirshad or Guidance Bureau)(關鍵的決策主體)的老人的忠貞來得更大。改述穆爾西的話,兄弟會成員「小屁孩的隨從」。在穆巴拉克倒台後民主活動的綻放中,平民成員參與在各式各樣的街頭抗議、罷工、和學生與社區倡議。他們被橫跨全社會集體信心的躍升深刻感染──不願接受就秩序和最高軍事委員會、或指揮部的權威。

 

    這反映在組織中的年輕人增加的異議上。在20113月,領頭的活躍份子發動一場網路運動以吸引對一個新組織納達(復興)黨(Nahda (Renaissance) Party)的支持,強調一個符合革命需求的經濟綱領的需求,以及女性和基督徒的權利。在20113月,他們和其他人組織一場研討會,在那裡年輕成員論辯他們該如何進行群眾運動。在數月的緊張增加後,數百名年輕活躍份子從組織中分裂,建立了埃及潮流黨(Egyptian Current Party),它在201111月時聲稱上千名成員投入到群眾運動及更進一步的基進變革的利益中[15]。對異議反應激烈,兄弟會的最高指揮(Supreme Guide[16]巴代說,沒有任何組織成員被允許加入任何它新建立的自由與正義黨(Freedom and Justice Party (FJP))以外的黨。很快兄弟會就有大量開除,包括歷史性的領導人物如哈比(Mohamed Habib)和後來在總統選舉對上兄弟會候選人的埃爾-浮屠(Abdel-Moneim Abu el-Futouh)。


[1] 邁赫迪, 2009, p100.

[2] Chris Harman設定的取徑, 1994.

[3] 納吉布, 2012b.

[4] 2003年和2008年之間規律舉行的開羅研討會,吸引上千參與者,包括上百國際大使。

[5] Fahmy, 2011.

[6] Al Masry Al Youm, 2012b.

[7] Mekhennet and Kulish, 2011.

[8] 在開羅的採訪,20114月。

[9] Marfleet, 2009.

[10] Tarek, 2011.

[11] 開羅評論,2011, p95.

[12] 開羅評論,2011, p100.

[13] Ezzat, 2001.

[14] Trager, 2011, pp119 and 115.

[15] 金字塔線上, 2011a.

[16] Murshid──指揮或老師(guide or teacher)──在英文通常出現為「最高指揮」。

「不走回頭路」:埃及的繼續革命(6)◎Philip Marfleet│陳宗延譯

斯大林主義的遺緒 Stalinist legacy

    埃及自1960年代以來左派的紀錄,是斯大林主義共產主義歷史中最淒慘的之一。當埃及共產黨在1965年解散時,其領導人物加入納賽爾的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國家唯一合法的政黨。這理論上是一個群眾會員組織(mass-membership organisation),在各鄉村、在每個城市中心、及在工場和教育機構有分支。事實上它是一個空殼組織──它沒有內在生活,而且事實上沒有會員。納賽爾自己最後承認:「事實是我們沒有內部組織,除了在書上」[1]。工會不過是國家的代理者,由官僚和軍官營運,他們控制了國家政治生活的每一方面。在工場,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的正式角色是推動教育:事實上它作為保安部門運作,維持對工人甚至對地方管理者的監視。曾為納賽爾最親近的合作者之一的新聞記者海卡爾(Mohamed Hassanain Heikal)觀察,在產業中,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主要作為間諜系統運行[2]

 

    加入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前共產主義者永遠地拋棄了獨立組織,成為專政的辯護士(apologists)。他們在1970年代持續的工人鬥爭中,沒有扮演有意義的角色。組成短壽的共產主義工人黨(Workers’ Communist Party)的年輕活躍份子,試圖彌補缺陷,卻在埃及共產黨的崩潰的陰影中進行。到了1980年代,老左派的殘餘堅定地立足於塔干姆。一開始這個黨擁有15萬名會員和2萬個活躍核心;它的週報,《人民報》(AlAhali),據稱有13萬份的發行量[3]。即使這些數字是誇大的,很清楚的是在社會動亂之時,這個黨擁有了大量聽眾,它準確地投向穆巴拉克的懷抱。除了抗議埃及對以色列的「正常化」之後,塔干姆沒有特殊的輪廓。它的領導者將他們的主要任務視為反對伊斯蘭主義運動,並預備替此政權對抗穆斯林活躍份子的極端暴力背書。在1990年代中期,秘書長(secretary-general)阿薩德說:「我們相信統治政黨的政策對國家是錯誤且危險的,但伊斯蘭主義團體更加錯誤且更加危險」[4]。此政權便隨心利用塔干姆:經常有斷言說,官方操弄選舉偏袒塔干姆,以破壞兄弟會運動[5]

 

    1999年,阿薩德做了一個奇異的坦白,評論埃及的合法政黨「在埃及政治中不代表甚麼,且在任何埃及人民中不具地位」[6]。他說,所有這類組織──包括他自己的──都「只是浮沉於社會表面的個體的群集」[7]。在2011年,此黨的選舉論述主張了對各式各樣政治理想的承諾:它支持民主、自由、公民國家(civil state)、正義和平等;反對貧窮、壓迫、暴政、貪腐、限價(price-fixing)和失業[8]。在此是另一種改良主義:訴諸19301940年代共產主義運動的記憶的,以及一種長久失去其意義的基進主義。它與伊斯蘭改良主義共享一個關鍵特徵──皆將人民群眾視為他們政治計劃的客體,不鼓勵獨立行動和對國家的挑戰。但在斯大林主義崩潰創造的真正令人恐懼的情況下,伊斯蘭主義者有更多的影響──他們在工團和透過福利計劃的工作,以及他們上千名活躍份子面臨的壓制,給予伊斯蘭主義作為政治計劃的可信度(credibility)。.


[1] 引自Baker, 1978, p96.

[2] Heikal, 引自Baker, 1978, p189.

[3] Jadaliyya, 2011.

[4] Al-Ahram Weekly, 1995.

[5] Jadaliyya, 2011.

[6] 在關於「埃及多黨派主義20年(Twenty years of multipartyism in Egypt)」的論辯中做出評論,於Hussein, Al-Said and Al-Sayyid, 1999, p77.

[7] 引自Hussein, Al-Said and Al-Sayyid, 1999, p77.

[8] 塔干姆,2011.

「不走回頭路」:埃及的繼續革命(5)◎Philip Marfleet│陳宗延譯

工人運動的不均衡發展Workers—uneven movement

    穆斯林兄弟會在201111月和12月的選舉中得到國會大多數議席;在20126月它的候選人被選為總統。這裡並沒有出現今人信服的證據,如在20世紀歐洲付出沉重代價所經歷的典型法西斯主義運動:對工人階級的大規模攻擊;對抗政治反對派系統性動員準軍事組織(paramilitaries)與保安民團(vigilantes);對民族認同與國家的執迷;以及對種族和其他少數族群的排除。革命社會主義者(Revolutionary Socialists (RS))的一位領導成員說:「穆爾西和兄弟會領袖反動但非法西斯主義者──如果他們是,我們現在就已經被當街槍斃了。我們對兄弟會沒有幻想,但以這種方式錯誤地呈現它們真的沒甚麼用──那阻止了左派處理伊斯蘭主義的真正問題」[1]

 

    埃及的工人階級運動仍然非常蓬勃。20111月和2月的事件的刺激令整個埃及社會爆發出巨大的能量。罷工對迫使穆巴拉克下台扮演了關鍵的角色,而且,充滿信心的工人及時發動自從1940年代以來最廣泛且最持久的工業行動[2]。許多罷工看起來很成功,令到私營部門和國家的雇主對薪資、紅利、退休金、工作保障和很多地方議題作出讓步。有些人追求更廣泛的目標:清洗(purging)負責工業或商業關鍵部門的地方政客和官員,警察與安全官員,以及國家控制工會(state-controlled unions)的關鍵人物。一個新的埃及獨立工會聯合會(Egyptian Federation of Independent Trade Unions (EFITU))在2011130日形成,(具有發展成一個全國性的取代官方工會機構的潛力)帶有發展對官方工會機器的全國性取代的潛力,後者超過50年來扼殺工人鬥爭、並扮演將老左派被國家收編(incorporation)的關鍵角色。甚至連《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都稱這場運動為「對軍事及看守政府(military and the caretaker government)越來越大的挑戰」[3]。截至201210月,埃及獨立工會聯合會擁有約250萬名會員[4]

 

    許多糾紛都牽涉到大量工人的第一次集體行動的經驗。有過一系列的全國罷工,包括明顯影響公共部門的行動。在2011年,教師自1951年來第一次在這類爭議關閉這國家大部分的學校[5];一年後,醫師在整個衛生部門組織了第一次全國罷工。一段相對平靜的時期之後,一波又一波的糾紛接踵出現。在20128月和9月,一段時間的齋戒月(Ramadan)消極狀況之後,工業行動激增,橫跨全國約1500起罷工,比穆巴拉克倒台後任何時間都多[6]。許多罷工團結跨越地點的工人們:開羅的公車司機在城市大部分的公車站宣布行動,數十年來第一次加諸了高度有效率的糾察線(picket lines)。但鬥爭仍是不均勻的。一些爭議得到有形的收貨,強化了信心;其他則只產生許諾。許多尾隨於穆巴拉克倒台後的早期爭議,明顯地被雇主的讓步化解,但這些協議並未被完全尊重或履行。而儘管有些團結和模仿的案例,工人從鄰廠、學校或醫院的行動中學習,但是許多爭議則孤立地發生。

 

    迄今沒有地方工場民主產生跨點聯繫(liaison)的徵兆──如代表工人的行動委員會或議會(committees or councils of action)。儘管有著20111月以來的騷亂事件,發展更廣泛政治議程的蘇維埃原型的形構(proto-soviet formations)並未浮現。這場運動也並未產生巴西在1980年代快速成長的那類工人政黨。建立一個工人黨[Workers’ Party](在2011年初形成,後以民主工人政黨[Democratic Workers’ Party]聞名)的企圖,證明並不成功[7]。這項運動非常能量充沛,但缺乏可以促進工人的集體利益的協調與政治計劃。它還無法實現包含在20112月對抗穆巴拉克的群眾罷工中的、更進一步基進變革的許諾。

 

    這項運動與過去50年間在其他政治劇變(upheavals)中浮現者具有相似性──1973年的智利、1974-5年的葡萄牙、1979年的伊朗或1980-1年的波蘭。它卻因為在領導的活躍份子中不存在共享的政治議程,而被抑制。那不僅僅是工人缺乏一個政黨──一個對許多革命劇變而言普遍的場景──而是甚至團結的網絡(networks of solidarity)也發展不全。這部分與舊秩序的抵抗問題相關。超過50年來,埃及工會聯合會(Egyptian Trade Union Federation (ETUF))控制了工場組織。它是1957年在納賽爾政權下作為國家的臂膀(an arm of the state)而建置的,運作以壓制工業鬥爭及吸收或孤立(co-opt or isolate)活躍份子。潛在的反對候選人被禁絕於工會選舉外,而民調常規地造假(rigged)。在接下來60年間,沒有對23個全國一般工會的任何一個行政委員會、或者埃及工會聯合會行政委員會進行過直接選舉[8]

 

    貝寧(Joel Beinin)評論,國家將工人的集體行動,「首要地視為安全事務(a security matter)」,而自1954年到2009年沒有過合法罷工[9]。埃及工會聯合會被整合到政權中:它的官員是國家機器的一部分,與國家民主黨(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 (NDP))緊密連結,運作了一張廣大的恩庇網絡(network of patronage)。活躍份子和基進新聞記者蘇克拉拉(Hani Shukrallah)形容埃及工會聯合會為政府經管、蘇聯式的恐龍……不過是一塊置於基本工會的自由與權利的墓地上的墓石(headstone)」[10]。在20118月,聯合會正式解體,但統治並未履行:目標是控制積極的勞工動(labour activism),最高軍事委員會鼓勵舊秩序的官員如前繼續。許多人維持他們的職位和特權,以及他們用來使獨立行動主義洩氣的資源。這在國家部門特別重要,管理、工會和保安服務(security services)之間的區別經常很模糊。重要地,埃及工會聯合會官員控制了地方的福利方案──alkhasr,或「私人箱(private boxes)」──工人在此定期地貢獻,提供如醫療危機和婚禮等大筆支出的資金,而這對多數家庭來說非常重要。被起義和接下來的群眾罷工搖撼,舊工會仍有影響力。顯著地,在一些最大的工業工場──例如,大邁哈萊(Mehalla al-Kubra)的紡織廠和赫勒萬(Helwan)的鐵與鋼廠,二者皆是歷史上具戰鬥性的工人鬥爭(militancy)的中心──獨立活躍份子尚未成功取代埃及工會聯合會-附屬的工會。


[1] 在開羅的採訪,20129月。部分的伊斯蘭主義運動有對政治競爭者公共展示敵意的傾向,可以用蘇克拉拉所稱「偶爾法西斯主義的愛好(an occasionally fascistic bent)」表達-蘇克拉拉,2012b。然而,在此類事件和組織為政策策略一部分的系統性攻擊之間,有所差異。

[2] Alexander, 2011, 2012.

[3] Shadid, 2011.

[4] Charbel, 2012.

[5] Ali, 2011.

[6] 沙域里斯,2012a.

[7] 這個黨成立以協調工人戰鬥者的活動,及建立國會選舉的基礎。它看起來遭受缺乏清晰的關鍵策略目標之苦。

[8] Beinin, 2009, p69.

[9] Beinin, 2009, p69.

[10] 蘇克拉拉, 2012a.

「不走回頭路」:埃及的繼續革命(4)◎Philip Marfleet│陳宗延譯

「伊斯蘭─法西斯主義」“Islamo-fascism”

    新的大額貸款是穆爾西的危險疆域。在每次關於國際貨幣基金和關於削減與補貼的逃避的演說後,他失去了權威。一個埃及學者和活躍份子評論:

對伊赫瓦尼(Ikhwan[兄弟們]的影響不可或缺的宗教權威的靈光已經消逝,特別在穆爾西選上之後。他越來越被視為僅僅是另一位簽訂可疑交易的政客。許多在解放和其他戰役中戰鬥以擺脫穆巴拉克的組織成員,對於他現在所走感到憤怒。兄弟會面臨的大問題是作為一個看似擁有權力卻不能以道德理由使用它的政黨[1]

 

    關於普遍的伊斯蘭主義運動、特別是兄弟會的問題,是在埃及和國外被高度質疑的議題。在過去十年間,當運動重新浮現為橫跨阿拉伯政治的重要潮流時──特別在黎巴嫩、巴勒斯坦、突尼西亞和埃及──它也激起了日益刺耳的反應。它被稱之為「法西斯主義的」,傾向於(bent upon)摧毀群眾運動,且很可能任命一個遠比穆巴拉克更壓制的政權。這些評估廣傳於歐洲和北美,但也可在埃及聽聞,特別在老一代的共產主義者中。伊斯蘭主義運動的性質為何──且今日進行的革命其意涵為何?

 

    2006年真主黨(Hezbollah)與以色列在黎巴嫩交火時,小布希(George W Bush)談到,問題是一種「伊斯蘭─法西斯主義」──一種「又真又深的意識型態」[2]。這些評論投射了迄今用於歐洲和北美、及更多的在以色列的政治界限(political margins)的全球職權範圍(terms of reference)。一場關於其相關性的辯論,一開始限於文藝雜誌,被媒體廣泛報導,且散佈伊斯蘭主義政治運動有「法西斯主義的」成分的想法[3]。在英國,保守派專欄作家達莉(Janet Daley)讚揚布希並發展他的論點,她寫道:「以明確、技術性的語彙說,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是法西斯主義的」[4]。達莉為以色列(她形容為「西方的代理(the West’s proxy)」)在黎巴嫩衝突強力背書,她主張

 

這個敵人[伊斯蘭主義]甚至懶得替它的行動在西方辯論的可接受範圍內作出解釋:它是公然種族主義的、明顯帝國主義的、且毫無悔意地非人道的(unapologetically inhumane)……

 

這是關鍵的時刻。我們所必須稱為「自由世界」者,將或者選擇團結一致對抗對民主的人民如此黑暗幾乎無法理解的力量,或者屈服於否認這不過是姑息(appeasement)的空想[5]

 

    達莉和其他人日益恣意表達對各式各樣伊斯蘭主義團體與政黨的強烈敵意。他們的態度利用了歐洲長久建立的、面對伊斯蘭和穆斯林的偏見傳統──幾個世紀的東方主義和帝國統治文化。這些已被後冷戰的「文明的衝突」論辯所更新和強化了,被保守派美國戰略家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形式化了,但根源於英裔美國學者和以色列黨人路易斯(Bernard Lewis)的作品。在1990年,路易斯已對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對20世紀中期的伊斯蘭思想的雙重影響設局,斷言在危機時刻──且在當代史中越來越常出現──穆斯林的不滿(grievances)表達出「一種憤怒與仇恨的爆炸性混合」[6]。伊斯蘭行動主義/伊斯蘭主義帶有法西斯主義特徵、且產生仇恨與暴力之爆發的想法,得到廣泛的流傳,尤其在歐洲,在那裡它被沿著關於多元文化主義之不可信(implausibility of multiculturalism)及對排他性移民政策論述的支持而被動員[7]

 

    當世界經濟危機在2008年開始時,在全球南方出現抵抗的新浪潮,就有更多譴責這項運動的系統性企圖。它成為那些希望轉移全球資本失敗責任者的目標:抗議、罷工和「暴動」與那些涉入者的所謂文化劣勢(alleged cultural deficiencies)相關,特別是伊斯蘭的影響[8]。賈德(Tony Judt)對新保守派和「自由派」知識份子都如此預期,提到小布希的「反恐戰爭(War on Terror)」、它對伊拉克的侵略和2006年在黎巴嫩的衝突特別被自由派視為「新全球衝突中的小衝突(skirmishes in a new global confrontation)」[9]。它們是「聖戰(Good Fight)的一部分,有信心可以跟他們祖父母對抗法西斯主義的戰爭、及其冷戰自由派父母對抗國際共產主義的立場相提並論」。在一個一度看起來更意識型態分立的世界中,「今日的自由派知識份子最後發現了一種使命(a sense of purpose):他們是與『伊斯蘭─法西斯主義』作戰」[10]

 

    將伊斯蘭主義喻為法西斯主義的想法對埃及左派也產生多重問題。在1940年代期間,共產黨人有時與穆斯林兄弟會在對抗英國佔領的示威中合作;當他們與兄弟會翻臉時,他們將後者封為「法西斯主義者」[11]。當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和基進民族主義的自由軍官(Free Officers)團在1952年組織一場對法魯格(Faruq)君主制的政變時,主要的共產黨組織最初是表示歡迎,繼而攻擊納賽爾和他的同仁為「法西斯主義專政(fascist dictatorship)」[12],但最後擁抱納賽爾政權為進步力量與其蘇維埃的盟友。在1965年,埃及共產黨(Egyptian Communist Party (ECP))聲稱納賽爾政權「自身能夠勝任進行革命任務」的基礎上解散,其領導成員佔據納賽爾的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Arab Socialist Union (ASU))的主要職位[13]。這種自我消滅產生重大後果,讓埃及人喪失左派的凝聚場域,且打開一大空間讓伊斯蘭主義者──起先是聖戰傾向(jihadi tendency)的基進團體──很快地發揮強大影響力。在1975年,埃及共產黨的殘餘形成艾爾─塔干姆(al-Tagammu’)(「集會」)的核心──國家進步統一黨(National Progressive Unionist Party)──一個當兄弟會還是半合法(semi-legal)時,被沙達特允許作為空殼政黨(shell parties)運作的「舞台」或「論壇(pulpits)」(manabir)。

 

當兄弟會在1980年代長成一個群眾組織時,塔干姆與國家聯合對抗伊斯蘭主義者:兄弟會上萬名成員和支持者被關獄中,而共產黨人希望與政權相容、在政府取得角色(他們失望了)。這些埃及共產黨的老手是Brysk所稱「低強度民主(low-intensity democracy)」[14]的衰弱左派──這種安排受美國及其盟友鼓勵,在此對選舉至上主義(electoralism)和政治多元主義(political pluralism)的正式投入,伴隨著系統性的壓制[15]。當穆巴拉克倒台時,塔干姆分裂了──大多數進入與自由派資本主義政黨的聯盟,特別是億萬富翁沙域里斯(Naguib Sawiris)的自由埃及人(Free Egyptians)。他們的主要目標是反對被塔干姆領袖阿薩德(Rifaat Al-Said)指控試圖「劫持埃及和埃及人(hijack Egypt and Egyptians)」的兄弟會[16]。在2012年的總統競選,塔干姆支持最高軍事委員會的候選人沙菲克(Ahmed Shafiq)對抗穆爾西,主張這是避免埃及變成伊斯蘭國家的唯一方法[17]

 

斯大林主義的共產黨,在全球範圍作為一種有組織性的力量(organised force)因俄羅斯及東歐於1989年前後發生的事件而解散。但它仍有漫長的意識型態半衰期(half life)。在埃及,埃及共產黨的殘餘維持他們對「進步」資產階級的歷史探尋;被納賽爾、沙達特和穆巴拉克斷然拒絕後,他們現在尋求與這個國家最富有的商業王朝(它本身與軍事菁英交織)交易。他們對抗兄弟會的運動模仿了歐洲和北美的伊斯蘭恐懼症,在那裡咆哮「伊斯蘭─法西斯主義」的人,通常是熱切將全球資本多重失敗
轉嫁到犧牲者身上的新自由主義黨人。在埃及國內政治的案例中,塔干姆將斯大林主義者的失敗轉嫁到伊斯蘭活躍份子身上。塔干姆扮演了將伊斯蘭主義帶上中心舞台的關鍵角色,其領袖現在又妖魔化(
demonise)將穆巴拉克推下台的運動以及隨後對抗國家的戰役中扮演關鍵角色的活躍份子。


[1] 在開羅的採訪,20129月。

[2] Greene, 2006.

[3] 例子見Judt, 2006, Hitchens, 2007. Hitchens將「伊斯蘭-法西斯主義」詞彙的第一次使用歸因於Malise Ruthven,寫於1990。根據Daniel Pipes,這詞彙由右翼共和黨參議員(Rick Santorum)首次用於主流美國政治:Pipes引用不同來源這激起它被布希採納的效應-Pipes, 2006a. 亦見Pipes, 2006b,考慮到對於此詞彙的意義和關連性的強烈論辯,特別在北美的右翼政客和評論者中。

[4] Daley, 2006.

[5] Daley, 2006.

[6] Lewis, 1990.

[7] 舉例,見Benhabib論在德國的影響-Benhabib, 2012.

[8] 論「國際貨幣基金暴動」見Marfleet, 2006.

[9] Judt, 2006.

[10] Judt, 2006.

[11] Meijer, 2002, p118.

[12] Agwani, 1969, p50.

[13] Agwani, 1969, p86.

[14] Brysk, 2002, p12.

[15] 論「低密度」政權的影響,見Marfleet, 2006.

[16] Jadaliyya, 2011.

[17] 金字塔線上,2012c。自從20126月的總統選舉,沙菲克──穆巴拉克的最後一個首相──已因貪腐被起訴。在201211月他在逃到阿拉伯聯合大公國(United Arab Emirates)之後缺席審判(tried in absentia

「不走回頭路」:埃及的繼續革命(3)◎Philip Marfleet│陳宗延譯

「虔誠vs. 權宜」“Piety versus expediency”

    穆爾西處於答應國際貨幣基金要求的巨大壓力之下。埃及的儲備貨幣(currency reserves)自20111月便崩解了:那時它們總計為360億美元;在20129月它們立於150.4億美元:幾乎不足夠支付3個月的進口[1]。埃及磅對強勢貨幣(hard currency)快速下跌:在201210月,它對美元處於70年低點[2]。國際貨幣基金需要貶值──寫作此刻,似乎埃及的中央銀行容許磅下跌,同意事實上的(de facto)貶值將會造成進一步的效應,包含政府為小麥進口籌措資金的能力。一項近期的評估警告「埃及磅劇烈下跌所可能觸發的經濟災難[3]。來自卡達和土耳其的貸款提供了暫時的紓緩,但總統需要大筆資金以追求他帶來國內安定、及鼓舞埃及資本主義(見下文)的策略性目標。

 

    許多埃及人反對國際貸款的整套理念。當最高軍事委員會任命的政府去年意圖與國際貨幣基金協商一筆32億美元的交易時,中止埃及債務人民運動(Popular Campaign to Drop Egypt’s Debt)的學者和活躍份子發動一場高姿態的(high-profile)媒體倡議反對貸款,主張埃及應該拋棄穆巴拉克時代的常規。他們說,政府應該同時拒絕清償埃及國家向外和向內所借的貸款──錢被錢政權誤用了,而不可能期待埃及人清償它。在一份給國會的備忘錄中,運動提議:向國際貨幣基金借更多貸款,是對人民傳遞不可接受的訊息:「我們將以你們之名借錢,這樣你們的兒孫就會繼續償還我們的債務」[4]。後者是「不合法的(illegitimate)」且應為「人民福祉」的利益所拋棄[5]。許多伊斯蘭
主義者同時主張,對國際貨幣基金支付利息是違反教規的
haram)──按伊斯蘭教的原則放高利貸是要取締的。今年稍早在國會休會前,下議院(Lower House365名成員(伊斯蘭主義者佔大多數)中只有6位支持要求與國際貨幣基金較小額交易的條款:伊斯蘭主義者成員後來表示,「這借款將會帶我們全部下地獄」[6]

 

    但穆爾西堅持追求這項他說會符合公眾利益、發展埃及經濟、及帶來成長的交易。幾個月後兄弟會領袖宣布:「我們不拒絕借款的決定是基於埃及的最高經濟利益」,引用要旨為「必要性准許禁止(necessities allow the forbidden)」的沙里阿(Shari’a)(伊斯蘭法典)[7]。重要的埃及新聞網站《金字塔線上》(Ahram Online)精鍊評論「虔誠vs.權宜」[8]。穆爾西從那時起便奮力說服他的選民(constituency接受貸款。在201210月,他告訴一場公眾集會,對國際貨幣基金的清償不會包含利息riba)──高利貸。他說,「我從不接受埃及人被高利貸養活(live off)……我們寧願挨餓也不要白吃(eat off)高利貸」[9]

 

正如百萬埃及人將穆巴拉克政權的政客和官員斥為渣渣feloul)(一個失去信用的系統的「殘餘」),他們反對與和穆巴拉克串通一氣的國際組織交易。國際貨幣基金是穆巴拉克戮力追求的政策──包括私有化、去管制化和釋出土地(de-sequestration)──的主要建築師[10]。這進一步的交易意味延續這些政策,但面對的廣泛敵視──對與穆巴拉克的犯罪性(criminality)(他和其他人為此坐監)有關的活動的理念之嫌惡,卻被新政府支持了。更進一步貸款的前景也提出關於穆巴拉克和其他人的資產的問題,他們積蓄(salted away)了數十億美元在海外銀行帳戶,且投資於橫跨歐洲、特別是英國的地產[11]。對國際貨幣基金大貸款(mega-loan)的反對者質疑,為何當與國際貨幣基金相關的關鍵國家,例如英國,仍持有屬於埃及人民的資產時,埃及應該進入新的債務關係。

 

    國際貨幣基金借款對許多埃及人而言,激起許多不愉快的聯想:穆巴拉克的犯罪性;尚未解決的對付渣渣的主張;外國對地方資源的剝削;暴利(profiteering)和埃及與國外銀行的角色;殖民遺緒與埃及國債的漫長歷史;帝國主義及其對埃及社會的影響。當國際貨幣基金主管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於20128月造訪開羅時,她被一場高呼斷言:「對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說不」、「擊敗資本主義」和「拒絕貸款」的抗議所問候[12]。在201211月,17個政治組織的聯盟遊行至開羅中央,以抗議國際貨幣基金交易,譴責金融「殖民化」和政府與國際貨幣基金的密談[13]。由納賽爾主義者(Nasserist)薩巴依(Hamdeen Sabbahi)領導的埃及人民潮流(Egyptian Popular Current),喚起一場群眾電郵運動,在此埃及人應向國際貨幣基金抗議其貸款條件。薩巴依的範本訊息告訴基金:「你們的貸款造成我們的貧窮。你們介入我們政治的條件是不可接受的。而你們制度和貸款的歷史對我們的經濟是災難性的」[14]。薩巴依反映了許多工人、城市窮困者和城市中產階級成員的看法,他們理解這場革命正處於這樣一個階段,可以用另一個覆蓋全國的標語口號來概括──「不走回頭路」。


[1] 見金字塔線上的路透社數字,2012a,以及Samhouri, 2012.

[2] See Haddad, 2012.

[3] Samhouri, 2012.

[4] Elmeshad, 2012.

[6] Alabass, 2012.

[7] Alabass, 2012.

[8] Alabass, 2012.

[9] AFP, 2012.

[10] 1992年的土地釋出法之下,殖民期間有土地的家庭被給予重新得到在納賽爾年代埃及改革下分發的土地的法權。見Bush, 2009.

[11] Shenker, 2012.

[12] Mourad and Feteha, 2012.

[13] Kalin, 2012.

[14]  Hyde, 2012b.

「不走回頭路」:埃及的繼續革命(2)◎Philip Marfleet│陳宗延譯

穆爾西與危機Mursi and the crisis

    當前許多評估常見的想法是,穆斯林兄弟會將會成功地攻擊埃及由下而上的運動。這或許是某些兄弟會領導者的目標──但它看起來還留在願望。鎮壓運動對任何政府而言都是巨大的挑戰:穆巴拉克的繼位者最高軍事委員會(Supreme Council of the Armed Forces (SCAF))無法做到,而穆爾西在發動他自己的反革命上裝備不良。總統面對了比穆巴拉克在其倒台前所遭遇遠為嚴苛的經濟壓力。他轉向國際資本以處理他的問題,準備要擊敗一個要求他符合人民基本需要且保證革命成果的民眾。兄弟會面臨自從殖民時代結束以來其最大的政治挑戰。

 

    穆爾西的問題受困於其對麵包議題的困難上。在阿拉伯埃及,麵包(aysh)同時意味著「麵包」和「生命」,而數十年來補貼的麵包已對大多數工人階級、農民和貧困家庭而言不可或缺。當代埃及歷史的關鍵時刻都與麵包的供應相關,而自從穆巴拉克倒台後就有很多供應衰退的緊張時期。基本的5匹(five-piastre[1]麵包其成本與品質是大多數家庭日常討論的事務,且出現在穆爾西在總統選舉後發佈的一份優先順序與保證清單的首項。穆爾西說他已創建一個「麵包檔案」,且他常規地監測供應:當他在201210月初於一個公開集會講話時,他宣稱設定以終結麵包短缺的目標已達成80[2]。政府官員說他們指揮了先前被軍隊和警察使用的「大麵包坊(mega-bakeries)」,以供應公眾需求:透過這手段,他們宣稱,「任何地方的短缺都能馬上擺平」[3]。公眾中有高度的懷疑主義──一個網上測量總統是否成功履行他的承諾的「穆爾西量表(Mursimeter)」,公開提出懷疑[4]

 

    即使是穆巴拉克也躊躇於麵包補貼,知道這議題可能會引火自焚(incendiary)。在1977年一次麵包尺寸的縮減,由沙達特總統所要達到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的要求,引發了大規模的全國性數天的抗議,威脅政權。沙達特存活下來了──但僅僅在使用軍隊鎮壓大規模群眾活動的危險時刻之後,才恢復削減麵包政策。在這場「麵包暴動(intifada of bread)」之後,穆巴拉克將人民抗議的威脅用於與國際貨幣基金及其他的協商上:一種動員以抵抗IMF1980年代和1990年代日益強加的、削減補貼的壓力的戰術[5]。今日穆爾西也面臨來自世界金融機構的壓力,同時他也受到被高度動員而期待的民眾觀察。自從1993年,埃及就不再有國際貨幣基金的貸款;現在一筆48億美元的貸款,據稱是國際貨幣基金在歐元區外最大筆的借款計劃之一,伴隨著勢不可擋的補貼削減要求。埃及的國會(目前休會[suspended])去年拒絕了一筆要求類似的32億美元借款。國際貨幣基金在大力施壓;它將埃及視為一個在中東貸款的測試案例(test case):根據《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與埃及協商將會對這世界的緊急借貸者提供一個實驗室,當它試圖要協助所謂阿拉伯之春起義所創造的新民主時[6]。貸款對穆爾西很關鍵:它計劃的1.1%利息相較於當下給付給國內銀行的、創記錄的(且無法維持的)16%,對此埃及政府轉向基金以弭平鉅額的年度赤字──約是300億美元,這已經比2012-13年預測的(201211月)還多出60億美元了[7]。若達成協議,官員說,國際貨幣基金貸款將會釋出世界銀行(World Bank)、非洲發展銀行(African Development Bank)和不同的中東國家更進一步的資源[8]。全球金融機構躊躇地接近──埃及名列世界10大風險債務人,在接下來5年中有27.3%的拖欠機會[9]

 

    國際貨幣基金堅持穆爾西必須普遍削減國家開支,特別在構成今年度預算30%的補貼方面[10]。在2011年,埃及國家補貼每個5匹麵包19.8匹的補助款;在2012年,補助款將會是24.08匹,反映了世界市場上小麥(wheat)成本的上漲[11]。去年政府提供給地方生產者的小麥價格翻倍,標誌出穆巴拉克鼓勵生產具有異國情調的(exotic)現金作物(cash crops)以供外銷之政策的劇烈變動。地方生產的小額提昇卻被形容為「滄海一粟(just a drop in the bucket)」[12]:埃及迫切需要必須在世界市場上尋求大量穀物:平均而言在過去5年中,它從國外購買滿足每年國內需求的45[13]。當穀物價格被預測會漲得更加急遽,時機對穆爾西而言不能更糟的了。

 

    國際貨幣基金想要在它給予貸款前對補貼削減做出協議。其他國際金融組織和政府正在觀察:在201210月,歐盟和美國暫緩兩筆總值10億美元的補助金,直到國際貨幣基金和埃及政府達成協議。國際金融一方和人民另一方對麵包議題的挑戰,總統最初似乎對後者做出讓步。在20128月,他的官員宣佈,一種較大的10匹麵包(據稱品質更佳)很快就會生產出來:在效果上,政府預備好要藉由逐步淘汰(phase out)較小的麵包,以讓麵包價格翻倍。在201210月,阿莫德‧伊薩(Ahmed Issa),負責總統「麵包檔案」的官員說:「將不會有引起社會不穩定的麵包價格上漲。補助的麵包將會維持在5匹」[14]

 

    穆爾西面對類似的挑戰是有關燃料,國際貨幣基金在此也想要大幅削減補貼。丁烷氣(Butane gas)被多數埃及家庭用於烹飪。汽缸(gas cylinders)以2.5(埃及磅[LE])官方價格出售,但黑市價可以是30倍之多──遠在一個40%人口每日以少於2美元維生的國家的貧窮家庭的承受範圍之外[15]。在全埃及都有反覆的短缺發生,憤怒的群眾在分發中心示威抗議。而在汽油和柴油的案例中也是:在加油站築起了冗長的排隊隊伍,司機在此可以等待加油達數小時。計程車和小巴士(所有埃及城市的日常生活中所不可或缺)加入排隊,便有了交通混亂與燃料短缺具有表達總體危機之重要象徵議題。有著許多抗議、司機與警察間的打鬥、以及司機上演包括封鎖與佔領道路和鐵道的集體抗議的事件[16]


[1] 約是0.5英便士或0.75美分。

[2]  胡賽因,2012

[3] 胡賽因,2012

[4] 穆爾西量表可以阿拉伯文在http://www.Mursimeter.com閱讀,及以英文在http://www.Mursimeter.com/en閱讀。

[5] Momani,
2005.

[6] Reddy and Bradley, 2012.

[7] Hyde, 2012b.

[8] Wroughton, 2012.

[9] 標準普爾(Standard and Poors)評估-Hyde2012c

[10] Hyde, 2012a.

[11] Hyde, 2012a.

[12] Magda Kandel,埃及經濟研究中心(Egyptian Center for Economic Studies)主管,引自Detrie, 2012.

[13] 見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sation)出版的數字-FAO2012

[14] 胡賽因,2012

[15] Marroushi and Shahin2012,金字塔線上,2011

[16] Al Masry Al Youm2012a

「不走回頭路」:埃及的繼續革命(1)◎Philip Marfleet│陳宗延譯

「不走回頭路」:埃及的繼續革命

Philip Marfleet, 2013.01.09, “’Never going back’: Egypt’s continuing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137 http://www.isj.org.uk/index.php4?id=866&issue=137

 

35年來,埃及是新自由主義的實驗室──霸權的世界大國和金融機構在這個地方國家(local state)耍弄他們對全球經濟的策略。它也是美國及其盟國排演控制全球南方(Global South)關鍵資產的政策的舞台。自1970年代中期,他們對沙達特(Anwar Sadat)和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政權的支持,是容納對日益具有侵略性的新自由主義議程的集體回應的方式。當解放廣場(Tahrir)的起義於20111月開始時,風險很高:埃及人能夠戰勝秩序(alnizam (the order))以及明目張膽地壓制在地方表達對全球不平等與不公平(inquality and inequity)的人民群眾的國家機器嗎?運動的標語及其盼望,於全球引起迴響──在使穆巴拉克免職後,埃及的活躍份子讓解放廣場(tahrir (liberation))成為更廣泛抵抗的同義詞。兩年後,埃及的革命仍是反對資本主義式「自由主義」與支持其對盈利之貪求的國家機器的中心(epicentre)。這場革命今日處境為何?其潛力何在?我們該做甚麼(What is to be done)?[1]

對這場革命的訃聞每日都在歐洲和北美的新聞上生產。它的謗譽者斷言解放事件不過是一種「反射(reflex)」,至多是不久就讓參與者筋疲力竭的「反叛(revolt)」。他們斷言殘酷的現實已擺平了埃及運動──伊斯蘭主義(Islamism)的興起和返回(atavistic)宗教傾向的事實,將會壓垮對民主的盼望。在一份自20111月橫跨中東的發展分析中,AghaMalley斷言「這不是一場革命This is not a revolution)」。

黑暗降臨阿拉伯世界……這開始於和平示威,激勵他們的崇高價值,已成為遙遠的記憶……唯一一致的綱領是宗教性的,且被過去翻攪[2]

 

「在混沌與不確定之中,伊斯蘭主義者本身對未來提供了一種熟悉、本真(authentic)的願景」。在埃及的案例中,「穆斯林兄弟會(The Muslim Brotherhood)盛行」[3]

 

    當埃及在201112月的國會選舉帶來穆斯林兄弟會的成功時,許多新聞記者將這個國家的群眾運動一筆勾銷(wrote off):「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已成為「伊斯蘭主義之冬(Islamist Winter)」[4]。他們將解放廣場事件表現為插曲──僅僅是替宗教反動預備基礎的一個片段(小插曲)。保守派媒體和智庫對於兄弟會的選舉躍進明顯感到寬慰,可視為對阿拉伯─穆斯林社會無法維持為了基進改變的人民運動的確證。在以色列,首相尼坦亞胡(Benjamin Netanyahu)斷言阿拉伯國家「沒有向前進步移動;他們在往回走」[5]。當穆爾西(Mohamed Mursi),穆斯林兄弟會的候選人,在20126月贏得總統競選,伊斯蘭恐懼症患者(Islamophobes)磨筆霍霍了(charged their pens)。根據美國智庫《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那現在是這檔事「包含了伊斯蘭主義革命……是時候從伊斯蘭主義的浪潮中撙節與保護美國利益了[6]。在法國,《世界報》(Le Monde)報導,勒潘(Marine Le Pen),新法西斯主義的(neo-fascist)國民陣線(Front National)領袖,對於「『阿拉伯之春』轉為『伊斯蘭主義之冬』」的效應;她說,關鍵結果,將會是來自阿拉伯國家的移民潮,在歐洲人民中激起恐懼[7]。在此,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不是全球抵抗的參照點;毋寧說,埃及的事件是想像中「文明的衝突(clash of civilisations)」的下一輪,展示出善變(volatile)且退步的北非穆斯林文化,威脅了歐洲和北美社會。

 

    埃及並未經驗到一場宗教的「浪潮」或「伊斯蘭主義之冬」。自從20111月,它的宗教活躍份子便有了混雜的經驗,當選舉的成功與嚴重的後退結合。穆斯林兄弟會特別對群眾運動舉步維艱(had a rough ride),後者繼續堅持改變,包含兄弟會、薩拉菲派(Salafis)和其他宗教流派所推動的新威權主義公式(new authoritarian formulas)面對越來越不耐煩的群眾運動。兄弟會──遠未滿足其自身帶領埃及社會朝向一種伊斯蘭秩序的歷史任務──遭受無數分裂和背叛,失去了大多在穆巴拉克年代發展出來的凝聚力。埃及的薩拉菲派,由外圍(sidelines)出現於2011年獲得選舉突出結果,同樣地費勁維持動量。同時,一些看似筋疲力竭於數十年對獨裁者的無效抵抗的世俗(secular)流派,經歷一場復興。基進民族主義(Radical nationalism)復興了,而自從1940年代以來第一次,埃及有了在革命運動中作為有機元素的新左派。在工場(workplaces)、校園和地方社區,集體組織的程度比1940年代以來任何時候都更前進,而且關於自我解放(self-emancipation)和革命性變革(revolutionary change)的理念,有大批的聽眾。但是──數量龐大的(a large but)──埃及的工人,革命運動的關鍵行動者,尚未對那些現在掌權者向前推進持續的挑戰。

 

    埃及的國家,及其所有壓制史(histories of repression),是完整無缺的:獨裁者走了,但壓制的結構仍在。軍事仍然鑲嵌在系統的中心,由一位數十年來主張國家政治所有權的菁英軍官(officer elite)所控制。埃及的資本主義──一種私人與國家利益共存(cohabit)的混種形構──已不穩定了,但尚未被運動由下而上地挑戰。那些有權力啟動進一步的基進變革者,仍在調和能夠達到群眾運動期望的方法──「麵包、自由、社會正義(ayshhurriya, ‘adala igtamaeya (“Bread, Freedom, Social Justice”))」的要求在幾乎所有罷工和示威中都可聽見。緊要關頭的關鍵議題並非什葉派領袖(ayatollahs)的新統治;而是一個進行中的革命的問題,在其中活躍份子奮力讓過去的政治足以應付他們今日面對的尖銳挑戰。最緊迫的問題,一方面表現在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遺緒上,另一方面表現在一種關聯的(associated)宗教「改良主義」。正是這些限制了工人運動,抑制了活躍份子的議程,以及──以他們最具破壞力的形式──給予舊政權黨人(partisans)重申其影響力的機會。


[1] 致謝:埃及革命社會主義者成員,他們提供了許多政治洞見,以及埃及的新媒體-特別是蘇克拉拉和金字塔線上的新聞記者,現在埃及的記錄出版。也感謝瓦格迪(Wassim Wagdy)、羅斯(John Rose)、亞歷山大(Anne Alexander)、柯林尼可斯(Alex Callinicos)和瓊斯(Jonny Jones)對本文草稿的評論。

[2] Agha and Malley, 2012, pp71-72.

[3] Agha and Malley, 2012, p72.

[4] 這陳腔濫調的頭條看起來源自(至少就目前的用法)一篇2011年夏季在《外交事務》的文章:「阿拉伯之春,波斯之冬(Arab Spring, Persian Winter)」──KayeWehrey 2011。它以「阿拉伯之春-伊斯蘭主義之冬(Arab Spring-Islamist Winter)」出現在2011年冬天的《華盛頓郵報》,且自此常規地出現,特別在美國和以色列的媒體。見Byman, 2011.

[5] Mitnick, 2011.

[6] 前以色列代理國防部長斯內(Ephraim Sneh),寫於外交政策-斯內,2011

[7] 世界報,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