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所有人的榜樣——悼埃里克‧歐林‧賴特◎David Calnitsky│呂楊鵬譯、陳宗延校

※原載於《雅各賓雜誌》(Jacobin Magazine),本譯文為「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紀念賴特系列邀稿之四(之一〈埃里克‧歐林‧賴特(1947-2019)——從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到「真實烏托邦」計畫〉、之二〈階級是埃里克.歐林.賴特智識生涯的關鍵主題〉、之三〈墜入真實烏托邦︰Erik Olin Wright 速寫(修訂版)〉、之五〈真實烏托邦的實踐與理論〉、之六〈今天如何成為一個反資本主義者〉、之七〈賴特生前專訪:階級為何重要?〉),引用請註明出處,副標題為譯者所加。

※作者David Calnitsky是西安大略大學(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埃里克·歐林·賴特是一位傑出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他以一種認真的態度去理解並改變這個世界──同時具慷慨、求知欲強又和善的特質而踐行之。

※圖說:埃里克‧歐林‧賴特肖像。Aliona Lyasheva / Wikimedia Commons

第一次見我的博士導師埃里克·賴特時,我還是一個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彼時我剛剛進入研究生院,滿腦子都是辯證法。如今,即將畢業的我依然是一名馬克思主義者,但已經是更寬泛意義上的那種(希望更偏分析的馬克思主義一點)。這很大程度上是受埃里克的影響。此前,我長期只能依仗那套彎彎繞繞的辯證法,但終在邏輯力量面前毫無抵抗之力。

埃里克喜歡引用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的第十一條(「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但他對此的解讀與別人有所不同。

問題在於改變世界,是這樣沒錯,埃里克亦深信必須先理解這個世界才能讓它變得更好。但他更強調的是這句著名格言的內在張力:改變世界的渴望會感染我們對這個世界的理解。相較於其他人,對於擁有這種規範性追求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同道人士而言,一廂情願的思考方式尤其具有吸引力。

實際上,這正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張力。它總是同時扮演著科學和意識形態兩種角色。前一條路線,致力於對這個世界進行科學的分析;它的抽象範疇用於捕捉具體的社會現實,彷彿這些抽象範疇真實存在一般。它的目標是去偽存真,拆穿社會結構的面紗,揭露看似自然的現象的歷史基礎。

而後一條路線,即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與意識形態實踐,起到激勵和動員的作用。激昂的演說與憤怒的譴責往往能激發政治行動,正如一種歷史目的感能夠強化抗爭參與者的決心。

想要如實地描繪這種二重性,就必須承認我們所面臨的兩難困境:改變世界的願望與理解世界的動力之衝突。但埃里克認為這並不代表我們就束手無策,只能在道德追求和科學抱負中擇其一。這僅僅是說必須坦誠面對我們的困境,而不是祈願它不存在。這裡必須取得的平衡,是承認動機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的吸引力,而避免讓它麻痺了你。

埃里克持守著這一點。當他的論點和論據被證明錯誤時,埃里克就會調整自己的立場。作為一名定量研究者,迴歸分析的結果有時不免會不支持自己的假說。

當然,任何熟悉資料分析的人都知道,不管分析的結果多垃圾,只要你真的想要便總能找到法子蒙混過關。但對埃里克而言,馬克思主義的吸引力恰恰在於:你有可能是錯誤的。

不同於社會科學與左翼的很多思想,馬克思主義的假設都是清晰明確,而可以被證偽的。的確,世界是複雜的,但如果我們的理論跟這個世界一樣複雜,我們是把握不住它的。埃里克經常要面對的愚蠢批評是這種老調:「對,但事實不是遠比你說的複雜嗎?」不,理論的價值就在於簡潔,理論的目的是提煉出社會過程背後的因果機制。馬克思主義所提供的一套簡明的解釋工具,正是其吸引埃里克的理由之一。即便馬克思主義有時是錯的,它仍然能解釋很多東西。

埃里克的自我認同是一個「分析馬克思主義者」。這個標籤前半部分的意思是,當你試圖解釋世界的時候,必須要避免常見於許多社會理論中的那種故弄玄虛、模糊不清、不受約束的理論分析。你所使用的概念必須以清晰精確的用詞來定義,它們應當有明確的適用範圍以防陷入難以證偽或朦朧含混的境地。對社會過程的解釋性主張,應當細緻且具因果性,以便我們能想像出何種情況下這種理論會被證明錯誤。我們不應縱容自己靠著辯證法的彎繞來迴避嚴肅的質疑。

但埃里克不僅僅是分析的,他也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這並不意味著他會發愁馬克思某句話的真義究竟是這樣或那樣,而是說他的研究聚焦於社會階級如何形塑社會。

簡單來說,他集中關注三件事:一、在資本主義經濟中,資源是如何分配的;二、這種分配如何影響政治權力;三、這種分配如何影響社會變革與社會穩定。

埃里克希望他的研究成果經得起資產階級社會科學和馬克思主義兩者「雙重約束」的檢驗。前者要求他遵循嚴格的研究規範,後者則要求他的研究與現實政治相關連,且符合正義社會的道德願景。

埃里克最堪為典範的,是對待論辯和反對意見的態度。一個人如果對馬克思主義的核心觀點抱持批評,卻又長期堅持在這一傳統內進行研究,自然會經常招致攻擊,有些攻擊甚至相當刻薄。但埃里克永遠把質疑的真正益處奉獻給他的反對者。他會試圖理解反對意見的核心,並一邊投以最同理的目光。

在情感上,這意味著你儘可不同意他,即使強烈反對也不因此樹敵。他不會因此發怒,也不會因此傷了自尊或氣概。事實上他似乎喜歡別人對自己最珍視的觀點加以詰難。

我們總是背地裡讚美別人而不肯當面表達,如同我們總是當別人生命垂危或已經過世才表達自己的感情,這實在是令人遺憾。但我依然想說,埃里克在我及很多我認識的人的生命中,是一個有著巨大影響的人物。他的為人與他智識上的影響可以等量齊觀:他始終是一個和善慷慨而非尖酸刻薄的人,他對新的思想心胸開闊,而不是教條和戒備的。這些特質在今天的世界是稀缺的,我們應當效法。

我曾旁聽過一次他的本科生課程,課程開頭他提到有個學生談話時被他給嚇到了。為了打消大家的畏懼心理,他展示了幾張兒時照片:7歲時帶著一頂牛仔帽的照片,還有和他的兄弟姊妹一起的照片。但對我來說,這可能適得其反了。

埃里克有點嚇人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太和善、太慷慨了,而且對反對意見極為開放。這就設定了很高的門檻。他的特質意味著他會認真對待你的想法,而因此你也必須認真對待自己的觀點,這其實相當可怕。那些尖酸刻薄、目中無人的知識份子對我來說反倒印象不深,也沒那麼嚇人,因為這種個人風格往往暴露了他們的不安全感。

埃里克的去世是左翼的沉重損失。就個人而言,埃里克對我的世界觀影響很大。每當我在構思論點的時候,肩膀上都會盤踞著一個卡通版的小埃里克。他會用第十一條提綱來提醒我;不光作為警句,亦是綱領:立論必須清晰,使批評者知道為何不同意你,同時也要牢記,理解世界絕不單純是一項智力活動,而是改變世界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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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歐林‧賴特(Erik Olin Wright)(1947-2019)——從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到「真實烏托邦」計畫◎Vivek Chibber│陳宗延譯、宋治德校

※原載於《雅各賓雜誌》(Jacobin Magazine),本譯文為「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紀念賴特系列邀稿之一(之二〈階級是埃里克.歐林.賴特智識生涯的關鍵主題〉、之三〈墜入真實烏托邦︰Erik Olin Wright 速寫(修訂版)、之四〈我們所有人的榜樣——悼埃里克‧歐林‧賴特〉、之五〈真實烏托邦的實踐與理論〉、之六〈今天如何成為一個反資本主義者〉、之七〈賴特生前專訪:階級為何重要?〉),引用請註明出處,副標題為譯者所加。

※作者Vivek Chibber為紐約大學社會學教授。他最新一本著作《後殖民理論與資本的幽靈》(Postcolonial Theory and the Specter of Capital)現已(譯註:2013年)從Verso出版社面世。

埃里克‧歐林‧賴特在1960年代激進化並持續作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恰恰是因為他的道德準則(moral compass)不允許他隨波逐流。他的逝去,使左翼失去了一位最出色的知識份子。

※圖說:埃里克‧歐林‧賴特於2011年五月,羅莎‧盧森堡基金會(Rosa Luxemburg-Stiftung)/ Flickr

埃里克‧歐林‧賴特(Erik Olin Wright)於昨日(譯註:2019年1月23日)逝世,距診斷出罹患末期血癌僅僅數月。在確診後的初期,他在為他即將於今年稍晚出版的著作《如何當一個二十一世紀的反資本主義者》(How to be an Anti-Capitalist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文書名為譯者暫譯)進行最後的潤色工作。

倘若他還活著,這本書肯定不會是他的最後一本書。儘管埃里克已年屆71歲,大多數同齡學者的心思都轉向退休了,他卻沒有這個意思。他過去經常打趣道:「我打算『教授』直到最後(I plan to be ‘professing’ right till the end.)。」他仍舊極為活躍,大量地工作、指導學生、旅遊和演講。

儘管他在超過四十年間給我們留下了大量的作品,但他的逝去卻令他的工作計畫也戛然而止了。對我們這些認識和愛他的人,失去了一位親愛的朋友。而對在連年退卻後但出現復興跡象的左翼來說,更是失去了一位最出色的知識份子。

階級的中心性(The Centrality of Class

埃里克將會以20世紀後半葉最重要的階級理論家,和他的時代中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的身份被紀念。

諷刺的是,當他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開始就讀博士班時,他的意圖恰恰是要澄清馬克思主義理論中階級的地位,如此他就能夠轉向他真正的興趣,也就是國家理論。但他很快發現到此事不容草率對待。他認為,要解決其概念地位、理論主張和經驗預測的問題,需要花上稍長的時間──或許幾年。

結果是,這項計畫花費了四本書、數十篇文章和一個遍佈數國的研究團隊,而在四分之一世紀的過程中展開。但在埃里克動身前往下一個計畫之時,不僅比任何先於他的馬克思主義者更好地完善了階級概念,他也迫使主流體制在二十世紀首次承認階級概念的有效性。

儘管埃里克常被形容為一名「新馬克思主義者」(neo-Marxist)(這是一種暗示著背離古典傳統的表達),但他的階級概念卻是徹底正統的。它是立基於三個核心的命題。

首先,儘管主流理論將階級視為與收入相關連,埃里克卻恢復了馬克思的觀點:階級是一種以剝削為前提的社會關係。當一個群體藉由控制另一個群體的勞動而取得生計時,剝削便發生了。因此,並非一個人的收入決定其階級──而是他們如何掙得收入決定的。其次,由於階級奠基於強制榨取勞動(the forcible extraction of labor),因此它必然是對立性的(antagonistic)。它需要支配階級損害從屬群體的福祉,繼而傾向於產生從屬群體的抵抗。第三,這種對立性將在特定條件下,在階級之間採取具組織性衝突的形式,亦即階級鬥爭。

但這種構述為所有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創造了核心的難題:我們該如何解釋中產階級?如果說資本主義是一種存在著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經濟體系,那看起來兩者皆非的、介於其中的人們又如何?一個經典的例子是店主(shopkeepers)或領薪水的專業人員(salaried professionals)。他們是剝削者抑或被剝削者?

許多馬克思主義者是以兩種方式之一回應。其一,他們主張資本主義本身會藉由消滅中產階級而解決中產階級的問題。馬克思本身的某些構想暗示了這點:隨著時間,這個階級的人或者沉落為工人階級,或者攀升到資本家的行列中[1]。這種回應在概念上受到的挑戰,來自時間推移的憑證。

第二種解方則是主張:儘管很多人看起來處於「中間」,這是一種靠仔細檢驗就會消失的幻像。這種論點主張,倘若我們更細心看,多數「中產階級」的人們其實不過是勞工──只有很少數是資本家。

因此,第一種立場說在未來的某個時間點只會有兩個階級,而另一種立場則宣稱此刻就只有兩個階級。不管是哪種方式,終究是只有兩個階級。

埃里克否定了這兩種立場。首先,很清楚的是,中產階級並不是必定會隨著時間推移而消失的剩餘範疇。資本主義積極地創造我們認定屬於此階層的職業──永遠都有店主、中階經理、領薪水的專業人員等等。其次,儘管確實許多「專業人員」不過是高技術的工人,但也有許多不止於此。他們擁有凌駕over)其他工人的實際權威,他們的收入只有部分是來自工資,而且他們對自身的勞動有實際控制權。他們的權力和選項(choice sets)與雇傭勞動者比較,看起來有質的差異。因此中產階級是真實的。問題是,我們該如何將它整合進馬克思主義的框架中?

埃里克的解方看似簡單,卻是深刻的。他將中產階級定義為兼具兩種階級──資本家和工人──元素的群體。店主和資本家共享某些性質,因為他們都擁有生產工具;但也和工人共享某些性質,因為他們都必須是商店工作的積極參與者。中階經理具有某些資本家的權力,因為他們能夠對工人行使權力;但他們也和工人一樣,對投資的決定沒有實際控制權。

因此,埃里克著名的結論是:中產階級佔據了階級結構中的矛盾位置contradictory positions within the class structure)。這在政治上意味著,這個階級客觀上被拉向了勞動和資本的兩個不同方向。它的成員事實上前往哪個方向,無法預測。這取決於特定時間點上的政治和情勢如何匯合。

現實地做夢

埃里克理解,即使馬克思主義者將階級視為一個科學的概念,它仍具有規範性的基礎。要說資本主義立基於剝削,即是對這個體系提出一種道德控訴。這要求我們為了邁向這樣一個社會而努力,這個社會並不立基於一個群體是系統性地從屬於另一個群體,而在那裡個體發展的範圍不會被匱乏和無保障所扼殺。

但是當二十世紀即將終結時,許多進步人士對這樣一種替代方案的可能性失去了信心。在左翼的太平歲月(halcyon years)裡,有兩種希望的來源。對許多人來說,希望來自蘇聯的存在,這看起來是資本主義能夠被超越的堅實證據。第二個樂觀主義的來源來自於馬克思主義自身內部的歷史理論之中,看起來它許諾了資本主義遲早會讓位給一種嶄新的經濟體系,正如資本主義之前的體系屈從於更先進的社會組織形式一樣。

這兩種信念到了世紀末(fin de siècle)都被撕扯破碎。蘇維埃模式不僅崩潰,它的死亡更似乎是貶損了後資本主義社會這樣的理念。而許多──或許是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開始將正統歷史唯物論視為存在嚴重缺陷的理論。

埃里克自身是與上述這種理論交戰甚久才達成此一結論(正如與他的親密友人柯亨(Gerald Cohen)所發展的一致):不存在通向社會主義未來的歷史目的(historical telos)。不僅大部份的左翼派別對於社會主義的可能性沒有把握,甚至連社會主義會體現於哪一類制度設計也並不清楚。

埃里克認識到這會對政治實踐造成何等不利的影響,便著手於他職涯中下一個偉大的計畫,真實烏托邦(Real Utopias)系列。基本的想法很簡單。馬克思主義者在歷史上一直跟隨著馬克思本人而不屑於對未來社會詳細藍圖作出勾勒,認為這種藍圖經常墮落為烏托邦幻想。但正如埃里克指出的,這種對於社會模式的樣板式否定,如今已成為一種累贅。倘若你要求人們為了更美好的未來犧牲冒險,他們需要對於他們為了甚麼奮鬥而有些概念,而不止是一套原理原則。他們需要知道替代方案可能是甚麼。

著手於真實烏托邦計畫,是為了產生體現社會主義原理之制度的具體提案(concrete proposals)。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它是烏托邦的,因為這些理念意圖雄心勃勃,敢於思考與資本主義截然不同的社會安排。但它們紮根於現實,是奠基於資本主義內部的實際經驗。

這項計畫背後的基本論述,呈現於他的著作《真實烏托邦》(Envisioning Real Utopias)之中。然而,這項計畫就如同在它之前的階級結構計畫一般,是協作性且國際性的。在超過十五年間,它產生了半打經過編輯的書冊,每一本都圍繞一個具體提案──—立法改革、性別平等、職場民主等等──—且包含了許多著名學者的參與。

道德的毅力

持續了半個世紀,埃里克浸淫於馬克思主義理論,也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他在1960年代後期接觸到它,當時他的許多大學同儕變得激進化。但即使當他的世代轉向離開社會主義政治和馬克思主義理論,他仍然留了下來。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和通常的假設不同,他是在社會支持甚少的狀況下這麼做的。埃里克從未參與在政治組織之中。他並未受到《社會主義年鑒》(Socialist Register)或《新左評論》(New Left Review)之類的左翼知識份子氛圍的支持。他在地方政治中也並不特別活躍。即便是他的社交圈,也是相當典型的美國菁英學者。他的社會和知識脈絡中,沒有任何部分驅策他數十年來獻身於馬克思主義。

埃里克的毅力來自內部──—來自單純的道德和知識上的正直。他是那種少見的人之一,一旦承認了某項命題的真實性,就再不能夠拋棄它。他持續作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因為他的道德準則不允許他隨波逐流。真的就是那麼簡單。而恰恰是因為那麼簡單,而如此令人驚奇。埃里克的耐心全然憑藉於他的個性,即使在各種社會和政治支持不足下難以激勵許多和他同一世代者的持續獻身。

同樣的正直,呈現在他和學生的關係之中。讚揚逝去的學者在教學上的奉獻,是某種陳腔濫調。但在埃里克的案例中,這種描述不僅是真實的,還是叫人難以相信的。在他的職涯中,他指導了數十篇主題多樣且讓人眼花撩亂的學位論文,是由各大洲的學生撰寫而成。

他不僅迅速回覆任何交給他的文件,回覆篇幅往往比文件本身還長。他進入論證核心的能力是驚人的。他往往能把一段論證重新闡述得比原來的更好。確實,他給予對話者(interlocutors)最大的幫助之一,是將他們的論證提昇到更高的層次,讓它們配得上批評。

埃里克活過了一段極為豐富的生活,留下了使人讚嘆的遺產。但它結束得為時尚早了。他甚至還沒開始慢下來,更別說是停下來了。他是我遇過最快樂的人之一。倘若有人問他過得如何,我常聽到他如此回覆:「嗯,我以為生活能夠過得更好,但我不能想像該如何才能過得更好。」當癌症侵襲他,他奮力在樂觀的感受與現實前景之間取得平衡──—其正是在他的道德承諾中所具有的。他對於步步進逼的死亡感到深沉哀傷,但卻向家人和所愛的人們擔保他並不害怕。

在他最後的部落格貼文其中一篇裡,他拒絕耽溺於來生之類的浪漫幻想中。他寫道:「我不過是一粒星塵,隨機地殞落在浩瀚無垠的銀河角落中。」但這並不完全正確。確實,我們之中大多數人不過是那樣。但有少數、極少數的人,比這還多了一點點。埃里克,安息吧。

延伸閱讀:埃里克‧歐林‧賴特在《雅各賓雜誌》的四篇文章。

[1] 譯註:例如,「當廠主對工人的剝削告一段落,工人領到了用現錢支付的工資的時候,馬上就有資產階級中的另一部分人——房東、小店主、當鋪老闆等等向他們撲來。以前的中間等級的下層,即小工業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業者和農民——所有這些階級都降落到無產階級的隊伍裡來了,有的是因為他們的小資本不足以經營大工業,經不起較大資本家的競爭;有的是因為他們的手藝已經被新的生產方法弄得不值錢了。無產階級的隊伍就是這樣從居民的所有階級中得到補充的。」(《共產黨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