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評論] 陳宗延:在那個我們所不知道的房間裡──反瘋車、蓋風車的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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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苗栗竹南、後龍之後,英華威風力發電集團在2011年有條件通過通宵、苑裡兩鎮環評,開始籌設風力發電機組;然而,自去年四月在經濟部能源局前絕食一週開始,苑裡「反瘋車」運動開始躍上媒體版面,自救會的拚死抗爭讓英華威打的如意算盤沒能順利成真。今年七月,媒體報導:自救會與英華威達成協議,以拆二留二的方式讓抗爭告一段落。其中,被拆除的分別是離苑港里居民較近的18-1和鄰近海岸里土地公廟的24號風機,留下但是向南遷移的則是25、26號風機。這週末起,18-1的葉片和塔筒已陸續被拆除。

所有社會運動都有生命週期,其出生墜地、發展、高潮、凋亡或轉化固非線性,或多或少也許仍然類似於個人的成長歷程。當然,這樣的「有機體」隱喻有其極限,因為「集體」之所以成為具有相對自主性的研究對象,正是因為具有超出「個體」加總以外的社會性質。社會運動之所以成形,通常有兩個重要的過程:首先,問題產生了,尤其本來不覺得是問題的問題被指認出來,大家開始感到不安、恐懼乃至於憤恨。其次,問題被一定數量的人認為並非不可能改變,或許該一起做些甚麼。認識問題和實踐解方都牽涉到人們看待世界的方式。我們懷抱著改變世界的信念去做社會運動,但是當運動結束,許多時候世界不會像預期一樣轉動,更多時候妥協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重要的是,被改變的可能是行動者自身,我們開始描繪「更好的生活」的樣貌,並且相信那是值得一起追求的。

在苑裡反瘋車運動中,從未深涉公共事務的居民,以及從城市來到(或回到)鄉村的學生,並肩對抗財團與國家的合謀。一年多以來,與無數層級的官僚衙府(從能源局、經濟部、環保署到行政院、監察院、總統等)交手,以非暴力佔領工地的行動抵抗怪手,面對私人保全與警政-法律國家機器的兩面夾擊,抗爭者屢屢被打得頭破血流,同時又面臨拘留與訴訟的恫嚇威脅。在艱困的搏鬥中,自救會成員習得的不但是溫順馴化的身體開始熟稔對抗,也將視野從在地居民對黑箱作業的不滿、對健康受損之虞的不安慢慢擴及制度面。不是只要苑裡不蓋就好,還必須要求國家訂出合於健康標準、納入在地參與的距離規範。

就在苑裡戰役宣告所謂「階段性成功」的消息傳出兩週後,〈苗栗縣竹南鎮、通宵鎮、苑裡鎮設置風力發電廠興建計畫第二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第一次審查會議記錄出爐了。英華威送交的書件,主要重點在於通苑風場四支位於通宵鎮的風機(1、3、5、19號)變更位置,變更理由包括風機預定地鄰近西濱公路、基座位於通灣大排預定地及苑港漁港南側公園內,因此此前無法得到同意。

由稍嫌簡略的會議記錄,完全無法得知英華威公司對環差委員質疑的回應。例如,主席龍世俊委員(中研院環境變遷中心副研究員)問:「原環評通過條件之一為竹南二期C11號至C18號風基不英開發,請說明本環差案變更後之4做風基之位置是否與C11號至C18號風機地點重疊或接近」,林慶偉委員問:「第50號風機與中油配氣站僅245公尺,除靜電外,請說明斷葉或落葉對配氣站之可能影響」等。乃至於和本次四支風機無關的,張添晉委員要求:「與苑裡反瘋車自救會達成協議,並有條件之情況下拆除已設置之第18-1及第24號風機,宜說明何謂有條件之情況下」,簡能貴問:「能與苑裡反瘋車自救會達成協議,與民眾溝通達成共識,有利後續工作推動,請說明民眾主要訴求為何?」這些問題都應該是無論在地居民或全國所有關注綠能議題的民眾想要、也有權知道答案的,但在那個我們所不知道的房間裡,「綜合討論」的具體結果為何迄今仍無以得知。

由上可知,在苑裡抗爭「階段性成功」之後,英華威集團自然將更多的心力放在通宵及其他地區。在資方利益結構及政府法規沒有根本改變的情況下,英華威可想而知會依然故我──如近日新聞所述,英華威工程師去年施工時擅自越界,竊據國土(保安林地)而以違反森林法起訴的行舉,勢必仍將層出不窮。但問題在於其他地方的人民是否有足夠的自覺,能審慎檢視風機興建計畫是否損及人民利益,並且在需要的時候組織起來抵抗。那麼,由苑裡反瘋車自救會發端的距離規範運動,能帶給其他地方的人民甚麼樣的助益呢?當然,我們不能只將綠能規範的制度改革與其他地方的抵抗,如此沈重的責任都交付於在地抗爭者承擔,正如我們無法讓某一地區的迫遷戶,獨自面對全國烽火遍地的居住正義運動的重擔──這是不公平的。但也正因如此,串連、交棒、經驗傳承是重要的。唯有在擴大參與基礎的前提下,高強度抗爭的火焰才不會快速燃燒殆盡,才能夠撐持長久。

在鎂光燈焦點轉開的當前,苑裡居民仍持續進行著在地營造,安全距離規範也仍然有待建制與落實。但我們不能忘記,怪手與推土機的暴力沒有停歇的一天。它總伺機而動,在你不注意的時候繼續掘取它所要的利益與權力。被撤銷的、拆除的、或者變更位置的風機,有朝一日或將在苑裡外的某處再次豎起,只是屆時是否有人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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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評論] 陳宗延:摔餅充飢的荒謬──餿水油事件中扭曲的消費者意識與匱乏的勞動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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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冠企業向地下油廠購買「餿水油」,以「全統香豬油」名義對外販售,使得台灣社會人心惶惶。事件被揭露至今已過一週,每日新聞中最搶眼的,莫過於又有哪家知名餐廳或食品業者也使用了黑心油料。別說在去年「大統橄欖油」事件(摻含銅葉綠素)中也中標的知名食品業者,以及被喻為「整個城市都是我的化工廠」的超商,就連老牌的傳統糕餅店也難逃毒手。集體恐懼之所以蔓延,不僅因為那些浮上檯面的黑心品牌商譽瓦解,更因為無人可以保證下一口嚥下的食物健康無虞。

我們大可對名單上日日增列的商家加以抵制、從此罷吃,但由於事件牽連之廣、之深,不僅早已下肚的食物覆水難收,整個社會崩壞的信任感更是無從得到醫治。在瘦肉精、塑化劑和毒澱粉等層出不窮的事件後,食品安全的防線節節敗退。如今,在防不勝防的消費者心目中,銀貨兩訖不再是等價交換的代名詞,一種台灣社會特有的「集體迫害妄想症」勢將難免──人人都懷疑自己面前的食物被下毒。

不過,在這令人目眩、心酸兼而胃疼的訊息海中,平日少看電視的我卻特別被一樁晚間新聞頭條吸引住了:那是前來退貨的客人,因為不滿百年餅鋪「犁記」的處理措施,當場戲劇性地把盒中的綠豆椪摔碎、捏爆,另一位客人甚至厲聲要求店員把出了問題的食物吞下。我們無法區分,這究竟是導播精心諧仿電影的蒙太奇手法,或者是客人看到攝影機便無意識入戲而成為收視率新聞學的魁儡。然而,我們儘管可以理解消費者氣不打一處來的心理,卻不能不冷靜分析,我們是否真的把矛頭瞄準了真正該憤怒以對的人呢?

憤怒是行動的重要動機,集體義憤是社會運動的堅實基礎。然而,呈現在電視機前的消費者,卻選擇把憤怒宣洩在第一線出來解決問題的店員身上。這些店員脫下身上的圍裙制服以後,和你我一樣也都是消費者,或許也同樣食用了其他店家出問題的食品。相對地,使我們得以購買黑心商品的,正是我們作為勞工進行僱傭勞動所換得的薪水,我們卻無法同理在職場上有苦難言的其他勞工,那群人和我們一樣受制於台灣薪資長期停滯、工作超時而身心過勞的結構性問題。抒發憤怒、重拾尊嚴後,我們反而對店員的老闆重重提起、輕輕放下,而忽略了:真正決策成本精簡(cost down),引進低價劣質原物料的人是他們。更有甚者,真正周全地節約成本的老闆,或許連人事成本也會用低薪超時的手法一併大砍。

當作為消費者的勞工,把氣全部出在同為勞工的店員身上時,也就怪不得店員難以和消費者站在同一陣線,提前揭發黑心食品的弊端了。這正是台灣社會當前的一大怪現狀:員工面對老闆要求加班,經常唯唯諾諾、甘於被凹,連受不了惡劣的勞動條件而被迫離職、被罵「爛草莓」都只敢私下在臉書抱怨。相反地,當同一個勞工下了班,進到餐廳或商店消費,卻可以對店員頤指氣使、對餐點等商品的價格與品質錙銖必較,一旦出了差錯不鬧上新聞誓不罷休。

這樣的消費者,不但會不計機會成本(同樣時間花在勞動力的「再生產」,無論是修養生息或自我教育,都來得更有價值)去排隊領取燒肉店折價券,商品標價錯誤時會立刻下單大量搶進,一旦有退貨的機會自然更是不會放過。從鼎王火鍋湯頭標示不實,宣布可用發票換免費鍋底,生意反而更加興隆的案例,我們幾乎可以斷言:那些覺得自己賺到的人還真為數不少,他們都忘記省下的一頓飯或一筆錢,其實是犧牲自己的健康作為代價換來的。那麼,我們即使看到更荒誕不經的例子也會見怪不怪了,例如報載前述犁記餅店退費超過一千五百萬元,其中卻僅有一名退費者真正帶來使用餿水油的芝麻肉餅。

就這樣,我們坐視無良工廠排放廢水廢氣造成環境公害,卻套用醫療商品化的虛擬想像,無視醫療的極限,對醫事人員力有未逮之處追究到底,不少醫療糾紛都是由此生發。學生也許身兼研究助理,卻對自己成為學術論文生產線上被剝削的一環毫不自知,反而是家長作為教育商品(無論其為學力或學歷)的付費者,卻不等比例地要求教育從業者必須對孩子負起全責,而懈怠了自身家庭教育對成長的關鍵影響。

這並不是說消費者合理地、合乎比例原則地伸張自己的權益是錯的,奇怪的只是:同一個人在扮演消費者的角色時可以自信地大聲說話(「老子花了錢就是大爺」),竭力主張因為「使用者付費」就必須「物超所值」;換了一個場景,扮演勞工之時,卻無視於自己被「勞動商品化」,自己就像商品一樣以被從屬與指揮的形式被消費著。然而,老闆付錢所預期買到的,遠不只是使原料轉化為產品的動力(勞動力)與產品(勞動成果),還包括勞動力的所有者,也就是上班時間的勞工全人(勞動),被視做物的人自然要被「物盡其用」,操到你血汗、血尿為止。一言以蔽之,台灣勞動者╱消費者的勞動意識匱乏軟弱,消費者意識卻過剩而扭曲,或許正是出於一種惡性循環的集體社會心理機制:在老闆(對員工而言,資方和消費者都可稱為老闆)面前過於自卑,被刁難也不敢吭聲,在店員面前便要阿Q地、反饋地刁難回去,讓自己在職場上無法落實的驕傲與成就感得到彌補。

當然,我們絕不能漏掉公部門在食品安全的失職,但我認為這不能不放在資本家-工人與買家-賣家的迴路裡一併分析。如果我們將資本主義社會的法權規範信以為真,必然會錯以為政府是生產-流通體系中兩造行動者的仲裁。然而,正如空氣中的摩擦力只有在初階物理教科書上才能忽略不計,政府優先偏袒有權者,將無力者視若敝屣。舉例來說,由經濟部工業局推動,受到政府背書、輔導、監督的GMP(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認證,是由不具官方效力的GMP協會負責,卻誤導民眾具有實質公信力,出了事官方還出來幫忙緩頰說GMP不該列為求償對象。

更有甚者,政府固然以法規明定GMP「推行委員會」及「現場評核小組」的委員結構,分別由經濟部工業局和標準檢驗局、衛福部食品衛生部和農委會農糧處等官方代表,GMP認證機構與協會代表,以及消保團體代表混合組成;但具有關鍵影響力的GMP協會,其理監事名單卻被揭發是多位食品大廠資方,猶如球員兼裁判。從GMP協會網站無法查詢歷屆理監事名單(這對一個標榜促進資訊透明的組織而言,實是匪夷所思),卻可以從網路上發現:前述知名食品業者董事長,正是五年前GMP 20週年的協會理事長。如今,GMP實施已邁入25週年,但若我們對照去年油品事件後經濟部向立院提出的〈「近來GMP、CAS等政府各項認證標章信用破產問題之檢討措施」專案報告〉,不由會感覺鬧劇重演、悲劇再現。

政府最強大的武器是法律。就消費端言,《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是否足夠周延見仁見智,但在歷經2013年的重大修法,增列「風險管理」、「檢驗」、「查核及管制」等專章之後,仍無法遏止食安危機,也許凸顯的是既有規範未被落實的問題。癥結在於,政府不願意負起把關責任,將食品業者的「自主管理」、「將其產品原材料、半成品或成品,自行或送交其他檢驗機關」(第7條)想得過於萬能,而忘記了在現實的資本主義社會下,資本家總是有漏洞就鑽。沒有嚴密的查核,就沒有食品安全,而這又必須是以充足且專業的檢查人力為基礎的。

再者,就勞動端言,基層勞工的權益得到充分保障,是食品安全衛生的基礎。首先,勞工有權免於職場暴力的威脅,才有足夠的尊嚴去面對自己工作的社會影響。這也是於法有據的,《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雇主「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以促進「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第6條)。換句話說,犁記老闆對於員工受辱一事,有著無可開脫的法律責任。再者,《食安法》(第50條)和《職安法》(第39條)都有類似「吹哨者機制」的規定,意在讓員工揭露雇主違反安衛規範的事實時,得以不受雇主解雇、調職、減薪等手段的威脅。然而,實務上,由於政府的怠惰甚至合謀,勞工無法信任保密和保護的措施,也就沒有足夠的勇氣與其他職業的勞工同志站在一起,對抗無法無天的資本家。

正如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所說:「一般的觀念認為,消費者運動和勞工運動是不同的兩件事。但是,這世上沒有人是只從事消費的[…]勞動者在消費的時候,就變成消費者,如此而已。」我們期盼勞工運動與消費者運動能聯合鬥爭,就以這次事件為例,消保團體應極力呼籲吹哨者條款的落實,勞工團體也應本於社會責任對無良資方嚴加撻伐。然而,這並不只是既有民間組織的責任,更有賴大眾消費者意識的更加進步,以及勞動意識的更加自覺,才有更厚實的基礎以勞工╱消費者兩位一體的形式去監督政府、反擊資本家。而這,絕不是一蹴可幾的事。

【編輯推薦延伸】

楊惠君:餿水油和網球夢

廖芸婕:「吃人夠夠」的無盡輪迴

七先生周記/黃哲斌:「震怒」或「痛定思痛」 能杜絕餿水油嗎?

i世代之實習制度◎《經濟學人》2014/09/06│陳宗延譯

i世代之實習制度◎《經濟學人》2014/09/06│陳宗延譯

http://www.economist.com/news/international/21615612-temporary-unregulated-and-often-unpaid-internship-has-become-route?fsrc=scn/fb/wl/pe/generationi


暫時性、不受規範且經常無薪的實習制度,已成為通往專業工作的路徑。

「勿與媒體交談。態度要好。永遠說是。你在這裡不是要改變世界的。」而且女士們,請「不要逼我們提醒或建議甚麼才算得上是適當的服裝。」

這些是從美國眾議院議長John Boehner辦公室實習生們的指引中取出,載於一本去年夏天意外在國會山莊某家庭派對掉了的80頁手冊,而後被po上網去。在「Boehner之境」(Boehnerland)──他的辦公室如此被稱道──的實習生,把時間花在接聽電話、將郵件分門別類、帶國會山莊的導覽(「勿捏造杜撰。」)他們被指導指出一張Boehner先生與其高校有人的照片,「描繪[他的]謙遜。」

Boehner之境的華盛頓辦公室今夏雇用了24位無薪實習生。參眾兩院的其他534位成員有更多更多──無人知曉究竟有多少個,因為國會豁免於資訊自由法(freedom-of-information laws),不過或許有6千人之譜,而春季和秋季時會多些。從國家廣場the Mall)下到白宮,那裡去年雇用了429位無薪實習生。最高法院則自有其計畫。總的來說,每年夏天有2萬到4萬名實習生,在華盛頓的政府部門、說客、非營利組織和公司工作。

實習制度──讀作洗履歷(CV-burnishing)工作經驗──如今遍佈美國及其外。今年,美國年輕人將完成或許100萬份這類實習工作(placements);Google自己在今夏就招募了3千名實習生,向他們保證有「做有意義的酷事兒」(do cool things that matter)的機會。布魯塞爾和盧森堡成為1400實習生stagiaires,譯按:法語)──或者說歐盟新鮮人(embryonic Eurocrats)──的家,在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ion)輪班(spell)五個月。「四大」(Big Four)審計公司──德勤Deloitte)、安永Ernst & Young)、安侯建業KPMG)和資誠PricewaterhouseCoopers (PwC))──今年將雇用超過3萬名實習生。中國銀行運行一項八週計畫(根據一位實習生在其網站所言:「滿意充盈,卻無法形容」(full of contentment, yet indescribable));中國線上零售巨獸(behemoth)阿里巴巴則有著全球計畫。印度科技巨人Infosys每年從全世界將150名實習生帶到班加羅爾Bangalore)。

從這裡到永恆/實習From here to internity,譯按:此小標諧仿電影《亂世忠魂》(From Here to Eternity)標題)

這個詞彙在不同地方有著不同意義。例如,在日本,實習制度常是對可能受募者為期三或四天的評估。一間主要據點在東京的軟體公司DeNA,運行一項諸如此類的四天實習制度,參與者領到10萬元日幣(950元美金)。有時這個詞彙有所延伸。對在中國經營電子裝配線的富士康,在其他工人旁邊打拚(toiling away)的學生有時就被標籤為「實習生」──有時他們的人數達到15萬人之譜。

不過在西方以及越來越多地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實習制度正成為通往白領職涯的第一步。這對雇主,以及對下一世代的雇員而言意義為何?

醫生是最早的實習生。根據Ross Perlin著的《實習生國度》(Intern Nation),[實習生]最早被提起是在1865年波士頓某醫院對信託人的
報告中。自
1930年代起,洛杉磯、底特律和紐約等城市以及加州,在公共行政機構(public administration)中運行實習制度。1956年時,一份調查發現在美國有42項公共行政機構的實習計畫,從加州精神衛生部到明尼蘇達高速公路局。1960年時,歐盟委員會招募其第一位實習生stagiaires),是向法國餐廳老闆(restaurateurs)借來的詞彙。

隨著政府機關增長,實習工作的數量也增加了。1983年時,實習生stagiaires計畫由每年三位學生膨脹到500位。公司也開始採納這種想法。許多[公司]早就聘僱學徒(apprentices),他們為專業認證工作同時被支付薪水。但那通常是給藍領工作的,而實習制度卻是給富有的(well-heeled)或直步青雲(fast-track)的[工作]。賈桂琳‧甘迺迪(舊姓波娃)(Jacqueline Kennedy, née Bouvier)曾贏得一份在《時尚雜誌》(Vogue)的一年期實習(雖然最後她並未接受)。在1976年時,超過一半的美國電視新聞編輯室(newsrooms)雇用實習生;到了1990年代則幾乎每一台都如此。今日,根據美國的國家大學與雇主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and Employers (NACE)),63%的美國學生在畢業錢至少做過一次實習。

一個原因是畢業的勞動人口(labour pool)變得遠為巨大了。1970年時,25歲以上的美國人中1/10有學士學位;如今則是1/3。這意味著謀職者需要優勢(edge)。Richard,一位在去年夏天十週實習工作後在倫敦某銀行得到工作的外匯交易員(foreign-exchange rrader)說:「若你沒實習過,你不會得到工作機會」。全球化使好工作(plum jobs)的競爭增加:與他同儕的實習生,過半來自海外。

Richard 30多歲的老闆從大學直接空降,現在幾乎所有銀行雇員卻都從實習計畫(或其競爭)開始。根據一間市場調查公司High Fliers,目前英國超過1/3的畢業職缺是由公司自身的實習計畫補滿。資誠會計(PwC)──今年將在各大學新鮮人週廣告其1萬份實習工作──人資主管Gaenor Bagly說:「他們越來越早、越來越早求職」。

實習生大爆炸有許多好處。雇員可以在選擇之前經驗到不同職涯。而對招募者來說,實習制度是篩選求職者──當工作變得日益複雜時,這也隨之變成更加艱難的過程──的一種方式。倫敦政經學院的John Van Reenen說:自動化和外包的興起,意味著畢業工作如今牽涉到較少日常事務以及更多樣的責任。那讓藉由履歷判斷求職者變得困難。

實習制度於是成為雇人的「關鍵管道」(critical pipeline),借用Amazon網路書店──它的前實習生如今躋身副總裁之列──的話來說。一份LinkedIn針對超過3億會員履歷的分析發現,儘管不同產業提供實習的數目不同,當中許多卻有超過1/4的實習生在他們做實習工作的公司中晉升為全職工作(見圖表)。高盛(Goldman Sachs)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有過半的新投資銀行員來自它們自身的實習計畫。銀行的選擇過程就像新聘一樣折磨人──而薪水則也一樣慷慨。Richard按比例(pro rata)賺得45千元英鎊(75千美元),和第一年雇員一樣。

實習制度的興起受到大學的鼓勵,這些大學焦慮於正當化直線上升的學費,而尋求使其學生走在求職的正途上。牛津大學的職涯服務設立了一間「實習辦公室」,試圖為學生在暑假及畢業後找尋實習工作。史丹佛大學在華盛頓DC有個小校區,學生在首都實習(那是大學幫助組織的)時可以住在那裡。

美國學院及大學的另一動機是:90%對實習工作提供學分,有時甚至在學期中。起碼某些課程將實習列為畢業條件者的數目增長。而學生這麼做的時候,通常繼續付著學費。華盛頓大學傳播系教授Gina Neff說:「對大學來說這真的是好賺的錢」,「它們得到學費而不必花費講師費」。她說有些實習有其價值,她引證其一是她所監督,學生在地方報工作同時得到教師的支持。但有些則無:她否決了一份好萊塢公關實習工作,它變成不啻是一份在校園中宣傳電影的無薪工作。有些大學可能中飽私囊,
而不這樣看。

全工作,沒薪水All work and no pay

最熱情的無薪實習雇主,是那些製造了許多卑微工作,而有著足夠魅力吸引人們不計酬勞去做的。一位花了四個月為一個暴君般的攝影師──他要求他的飲料端上時不可比4°C──無薪工作的人說:「如果沒有實習生,整個流行產業會崩壞」。他說,觀看百萬重金拍攝及交際,同時熨燙衣服、清理廁所、到處拖拿設備是值得的。但他見證了無薪畢業生((他估計)在與他同在時尚界工作的人中佔了1/3)受到令人震驚的濫用。「若你報導它,你的職涯就結束了」。

無薪實習正成為常態。根據NACE,它們佔了近半的美國實習。曾在1960年代在《肯塔基郵報》和《威奇塔鷹報-燈塔報》(Wichita Eagle-Beacon)就職掙錢的喬治亞大學新聞系教授Lee Becker說:「我們曾假定我們是會被給薪的」。1997年時,僅有57%的美國新聞系學生說他們能找到有薪實習。到了2010年,這數字掉到34%,自此便維持不變。Becker說:「這些年,如果不必要付錢,就沒人會付錢」。在英國,國家記者培訓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Training of Journalists)發現,進入專業的人平均做了七週實習或職場體驗(work-shadowing),其中92%是無薪的(一個例外是《經濟學人》倫敦辦公室的一項年度計畫,三個月付6千英鎊薪水)。

或許並非巧合,無薪實習的數目,正如聘僱風險越來越高、代價越來越昂貴且日益複雜那樣而增長。近年來,在許多富裕國家中,反歧視和非法解雇(unfair-dismissal)的規範越來越緊,而最低工資則提昇。養老金、健康照護和產假(maternity leave)等福利成本增長讓雇員越來越昂貴。實習生於是成為吸引人的替代方案。

愛爾蘭的「國家實習計畫」(national internship scheme),一項政府贊助以幫助失業民眾(在其社會安全津貼之上得到每週50歐元(65美金)回饋)得到工作經驗的行動,被批評列出堆疊超市櫃子的「實習」。有些產業招募相較於入門級別(entry-level)職缺數量廣大的實習生。在洛桑大學Annette Harms研究的一組德國大學輟學生樣本中,媒體佔了他們實習的9.5%,但僅有2.1%最後登陸全職工作。出版業、藝術界和政治界的實習-工作比(ratios of internships-to-jobs)同樣陡峭。

雇主也毋須擔憂他們該如何發出實習。政府工作通常需要公開廣告。但國會山莊的實習並非如此,那經常被用作是給捐贈者的謝禮(thank-yous)。

《華盛頓郵報》指出,白宮實習計畫──其聲明使命為「使來自全國的未來領袖能觸及「人民之家」(People’s House)」──去年夏天為某前財政部長、某前副總統幕僚長(chief of staff)及形形色色的民主黨捐贈者的小孩找到空間。《紐約時報》對15002002-13年在紐約市長彭博(Michael Bloomberg)辦公室中的無薪實習生的一份分析表明,其中1/5是當局中有人推薦的。今年市政府實習生包含ChiaraDante de Blasio,新市長的小孩。

實習甚至可以用買的。華盛頓有許多組織保證收費就給學生實習。最大的是華盛頓中心(Washington Centre),自1975年以來安置了近5萬名實習生。它收費6200美元以獲得一個十週暑期職位(而額外4350美元則提供住宿)。它說它將客戶安置在財政部、國務院和白宮。夢想職涯(Dream Careers)則說它賣出超過13000份從標準普爾(Standard & Poor’s)到莫斯基諾(Moschino)的公司實習。八週實習的費用,含住宿,起價是8000美金。

在美國,盈利公司的無薪實習在一次1947年最高法院對鐵道制動員培訓生(trainee railway-brakemen)的判決中被綠燈放行。法院審判偏向波特蘭終點站公司(Portland Terminal Company),在他們必須以此開始的七或八天訓練課程中它並未支付薪水。法院說:聯邦最低薪資「明顯並無意於將……可能為他們自己利益工作而造成他人損害的所有人標誌為員工」。

這使培訓生──公司主張,實習生就是培訓生──被豁免於勞動法之外。一份勞動部設計的檢核表規定,實習如要無薪,必須「類似於教育環境中所給予的訓練」,必須不可取代員工,且必須不
可從實習生的勞動中給予員工任何直接好處。

美國法院開始發現,許多實習不符這些檢核。去年,一位法官判決福斯探照燈影業(Fox Searchlight Pictures)因未給予兩名實習生薪水而違反聯邦及紐約最低薪資法,他們為奧斯卡獎電影《黑天鵝》(Black Swan)工作,花時間接聽電話、訂旅遊行程及倒垃圾。法官寫道:「他們如同有薪員工般工作,提供其雇主直接好處……他們所接受與他們在學術環境或職業學校中接受的教育毫不相似」。

在美國,有超過30件類似的法律訴訟對SonyNBCDonna Karan流行品牌和匹茲堡力量(Pittsburgh Power)足球隊在內的公司提起。有些和解收場:去年十月,菁英模特管理公司(Elite Model Management Corporation)同意支付45萬美元給一組100位以上的實習生,他們控訴他們在其紐約辦公室做一般員工的工作。而就在稍早幾個月,一位脫口秀主持人Charlie Rose的製作公司,同意支付約6萬美元給在他的秀工作的實習生。

法律也開始改變,而在實習生運行之處點亮了法律的黎明。在1995Bridget O’Connor,一位紐約精神科診所的無薪實習生,對診所及其一位醫師提起性騷擾之訴。她的提告被否決,她的上訴也被拒,因為她並非員工而不受相關就業法律保護。在一系列類似案件後,紐約和奧瑞岡州以及華盛頓DC通過了具體保護無薪實習生不受性騷擾的法律。加州看似也將跟隨。

有些歐洲國家正改變其法律以容納實習制度。在義大利,一項勞動市場改革在2012年通過,強制支付實習生每月至少300歐元,並且在某些區域調升至600歐元。西班牙引入上限三年的「訓練與學徒契約」,在此契約下工人在掌握竅門(learn the ropes)的同時被支付較低的薪資。

有些公司如今反省他們的無薪計畫。上月,在一位前實習生(失敗地)控訴欠薪(back-pay)一年後,加拿大的大型行動電話公司貝爾行動(Bell Mobility)廢止其無薪實習計畫。有些媒體公司,包含《紐約時報》和《大西洋月刊》(Atlantic),開始付薪給它們之前無薪的實習生。其他公司則單純更小心地在廣告上用字遣詞,而非改變勞動條件。今年稍早,英國保守黨生產一份給國會議員(MPs)的備忘錄,是關於如何「減少(對於無薪實習生)可能的敵對質疑的風險」。它建議:工作廣告應避免諸如「你將被期待……」之類的措詞,並改說「如能得到些許幫助會很棒的活動類型包含……」。

改變很緩慢。在此同時,實習制度並非對所有背景的年輕人都是晉升之階(a foot in the door),對那些缺乏連結得到實習或缺乏財源以放棄薪資者而言,反倒可能成為障壁。根據英國2009年一份討論擴展專業工作機會的政府報告,許多實習工作計畫的運作方式意味著「雇主錯失了有天份的人──而有天份的人則錯失了進步的機會」,這對社會流動造成了負面的結果。一位佛蒙特州的左翼參議員、非常少數付薪給實習生的國會議員之一的Bernie Sanders說:如果實習無薪,「很有可能你會將機會限縮給家境富裕的年輕人」。他說,他們得到的十塊一美金時薪「不是很多,但足夠我們開放機會,並且給更多人參與在這經驗中的機會」。

當第一級階梯崩壞時When the first rung is broken

從有薪實習而來的轉化結果難以估量,但有證據顯示工作的可及性受到限制了。倫敦大學教育研究所的Lindsey Macmillan用一套涵蓋一打專業(從工程到法律)的資料組比較1958年和1970年出生的人。較老的世代(cohort)生長於收入高於平均17%的家庭;較年輕者則是高於平均27%。進入的某些專業轉型了:新聞記者曾來自高於平均6%的家庭,然而現在他們來自富裕42%的家庭(意味著他們來自比同齡銀行員更富裕的家庭)。

這一部分反映的事實是:那些專業變得更可欲,於是吸引更聰明、更富裕的求職者。但Macmillan女士及其同事比較智商而發現,跟先前較貧窮的世代相較,年輕專業者的世代平均而言較為黯淡。

若將這全部歸罪於(pin on)實習制度,或許是有些扭曲。但看起來那些離開大學的人確實面對著社會流動的障壁。看看1986年出生的世代──今日28歲──,Macmillan女士發現受私立教育者較可能進入聲名卓著的專業,即使將學位等級(degree-class)、科目和大學併入考量也一樣。她懷疑他們是否憑藉家庭財政而延後找工作:畢業後六個月後,受私立教育者較少取得終身職者。

這似乎符合國會山莊的圖像,在那裡主要是富裕的年輕畢業生揮擲歲月一方面偷偷摸摸地謀職,另一方面在Boehner之境或類似之處無薪工作。無薪實習的雇主辯稱,只要努力工作,聰明人就能找到方法成功。Will Smith飾演的電影《當幸福來敲門》(The Pursuit of Happyness),訴說了一個無家可歸的男人通過股票經紀人的無薪實習工作,最終被聘的真實故事。國會議員愛講他們自身客服貧窮與逆境的故事:例如,Paul Ryan在體育館工作以及在一間墨西哥餐廳倒瑪格麗特酒(margaritas),以為自己作為一個實習生的開始提供資金,那是在他繼續成為國會議員以及競選副總統以先。這是一個溫馨的故事──特別,我們會想像,對Ryan先生自己的實習生來說是如此,他們一毛都拿不到。

[獨立評論] 陳宗延:先是鬧劇,然後變成悲劇──冰桶挑戰與「我們」獨斷暴虐的同理想像

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119/article/1816

 

在柯文哲和連勝文兩位台北市長候選人接受挑戰之後,自美國政商娛樂圈吹起的「冰桶挑戰」(Ice Bucket Challenge)風也捲動了台灣的權貴名人,朱立倫、游錫堃、管中閔、郝龍斌、胡志強、郭台銘、周杰倫等人都沒有錯過這班「濕背秀」的列車,拒絕被「太歲頭上動土」的馬英九和蔡英文也乖乖認捐中華民國運動神經元疾病病友協會(漸凍人協會)。冰桶挑戰也成為另類的西部拔槍決鬥,像是徐弘庭和王世堅的戰爭更從選舉看板延燒到冰水。至於將冰水淋到自己的嬰兒或寵物小狗上的,自然也引來一片撻伐。金城武一支「不再點名其他人」、希望大家「自發性的去做一件關愛這個社會的事情,不需要被挑戰」的影片受到網友稱道。而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本身也是漸凍人的物理學家Stephen Hawking,由於肺炎初癒,由三位子女代淋的新聞。

在冰水熱潮將歇之際,也許是時候停下來審視,除了一夕出現尖峰的捐款以外,這挑戰還為台灣社會帶來了什麼?之所以這麼質問,並非基於「為善不欲人知」的中國傳統道德觀,或者基督教「你施捨的時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之教誨。所應該批判的,恰恰不是助人者──被助者關係的檯面化,而是要在五光十色且跑馬燈般快速的訊息流遮蔽下,揭露這組關係中尚且隱而不顯的灰色地帶。

之所以淋的是冰水,當然是因為「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ALS)這種病的特性,患者身體逐漸失去運動功能,猶如被凍結一樣。但是,「漸凍人」這個華文俗稱,並不想當然爾地具有對應的英文詞彙。就如同所有比喻一樣,形象鮮明的「漸凍」讓人快速掌握了這種罕見疾病的特徵,卻不意味著符徵(「像是浸在冰水一樣」)與符旨(ALS)之間可以片面等同,更不代表我們就能藉此完全同理「漸凍人」的病苦與困境。現代符號學之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說:「符徵與符旨之間的關係是獨斷的(arbitrary)」,換言之,冰水與漸凍人之間的關係絕非自古而然、理所當然的。然而我們之所以經常如此誤認,在我看來,是因為我們的認識能力同樣獨斷而有限,我們選擇將特定的事物放入視域之中,而讓其他事物落在陰影裡面。

當我感官地思考冰水時,首先引起我聯想的是前年冬天的新聞:台北市議員應曉薇質詢時贊成市府公園處以冷水柱驅趕萬華遊民的措施。其次則是今年4月28日凌晨,反核群眾佔領忠孝西路,台北市警局中正一分局局長方仰寧出動鎮暴水車,近距離噴水攻擊,再將群眾抬離。在這兩個場景中,國家機器之於遊民或抗議群眾所噴出冰涼的水柱(容或不能稱之為冰水),都不僅是具有物理傷害性的,甚至還帶有一點嘲弄的意味:誰准你們在這邊了?公園╱馬路是我的!

如果說在上述兩個案例中,噴水與被噴水者的壓迫關係是易見的,那麼自淋冰水展現的則是遠為隱微的關係系譜。乍看之下,冰水由潑灑者自己手上的水桶流洩到自己的頭頸和軀幹,潑灑者和被潑灑者是同一人。但是,冰水的方向並不僅止於指向自身,它還指向下一(或三)個被點名的人,正如前一點名者的冰水也指向當下的潑灑者一樣。當我們將露出於Twitter、臉書與媒體的點名挑戰者圖像化時,一張強健而綿密的社會網絡便浮現了。這個網絡是由名人之間具有排除性的私交情誼組成。在個別點名者之間,關係或許有平等的可能,但對廣大未被點者而言,這卻是他們一輩子都打不進去的圈子。

更有甚者,冰水也間接地潑向自外於挑戰遊戲的漸凍人(也許前述具有高尚社會地位的Hawking除外)。對於許多因為身體機能逐漸衰弱而被隔絕於「正常的」社會生活之外的漸凍人而言,這些關係本身就是一種炫耀的鬼臉,惡意的嘲弄。是的,在冰桶挑戰前乏人問津的漸凍病友面前,連一般人的生活對他們來說都是奢求,但即使是如此渺遠微薄的希望──透過鉅資研發新藥,總有一天能找到治癒ALS的解方(即使屆時已來不及用在自己身上)──卻也得透過鑲金裹玉的權貴關係作為媒介。

然而,ALS治療方案的進展緩慢,難道只是因為這種疾病的致病機轉複雜嗎?顯然地,是因為有能力研發新藥的跨國藥廠「理性地」將資源與金錢配置在更有賺頭的疾病及其治療,而非ALS之類的罕見疾病。即使在公共資源與第三部門的挹注與倡議下,如同某些醫學期刊所指出的,罕病「孤兒藥」(orphan market drug)的開發也仍然必須費盡心思納入盈利夥伴(engagement of for-profit partners)才有搞頭。就這個意義而言,不管怎麼包裝,所有公益與慈善具有的性質,無非是對他者的施捨、對自我的贖罪券。於是,不平等關係中的主犯搖身一變成為大善人,而共犯責任已了,也能夠從此心安理得地過活下去了。

哲學家紀傑克(Slavoj Žižek)在一部10分鐘短片《先是悲劇,然後變成鬧劇》(First as Tragedy, Then as Farce)中,言簡意賅地批判文化資本主義(cultural capitalism)下的慈善消費:「這裡存在一個悖論式禍根,他用右手修補他左手破壞的東西」(翻譯:陳顯龍、唐健;後期製作:方川明)然而,在冰桶挑戰的遊戲中,權貴政客與資本家甚至連偽善修補都不願意了──他們本有能力更徹底地、制度性地根除罕病患者或其他邊緣弱勢的困境,但他們沒有。因為倘若如此,他們便反過來必須承認──並且取消──他們所賴以為生的根基:那即是對無力者的壓榨與剝削。

冰桶挑戰無疑是一台戲,但它先是眾聲喧嘩的鬧劇,而後才成為無能為力於基進挑戰結構問題的悲劇。我們旁觀著這齣戲,猶如旁觀漸凍人的處境。我們發揮自己最強大的同理心而入戲已極,幾乎以為我們既是能夠藉由捐輸改變世界的資本家,也同時進入了想像中漸凍人冰寒交迫的感受──這一刻他們就是我們。我們卻忘了下一刻,我們仍舊是我們,他們仍舊是他們。我們忘了我們的同理想像對他者而言是如何獨斷而暴虐。我們忘了桑塔格(Susan Sontag)在《旁觀他人的痛苦》(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所說的:「在旁觀他人的痛苦之時,絕不能不加思索地把『我們』這個主體視為理所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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