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羅爾斯,社會主義者?◎Ed Quish│陳宗延譯、宋治德校

※原載於《雅各賓雜誌》(Jacobin Magazine);本譯文為「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邀稿,引用請註明出處。

※本文為《約翰‧羅爾斯:緘默的社會主義者》(John Rawls: Reticent Socialist)(劍橋大學出版社,2017年,見下圖右)之書評。本文作者Ed Quish為康乃爾大學政治理論博士生。

 

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以二十世紀卓越的自由派哲學家為人所紀念。但他到生命的盡頭時,對資本主義卻持銳利的批判。

 

※Photo Credit(下圖左): 約翰‧羅爾斯像。原文引自Encyclopedia Britannica。

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是二十世紀卓越的自由派哲學家之一。他的主要著作《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1971年),重新定義了政治哲學的領域,形塑其後幾個世代的政治學、倫理學、法律的學術研究。對許多仰慕者來說,羅爾斯代表了最出色的自由主義傳統,而他的正義論為自由主義最人道的希望提出了嚴謹的辯護:一個既保留又抑制資本主義的民主福利國家。

對左派批評者而言,羅爾斯的理論對不正義的批判往往看似不足。由羅爾斯著名的思想實驗推導得出的正義社會──理性的各方在「原初狀態」(original position)中設計出一套社會契約,而不知道他們在自己創造出的社會中的最終地位(譯按:因為「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的作用)──大體上反映了美國的基本社會、政治和法律的制度。羅爾斯的基本理論取徑冒著鞏固既有秩序的風險,使之看似共識思路(consensual reasoning)為無可避免的產物──模糊而非闡明了政治的可能性。

在《約翰‧羅爾斯:緘默的社會主義者》(John Rawls: Reticent Socialist)一書,威廉‧A‧埃德蒙遜(William A. Edmundson)聚焦於羅爾斯最成熟且基進的著作,藉此由左派立場為這位哲學家辯護。當羅爾斯名為《作為公平的正義:正義新論》(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譯按:或作《正義即公平》)的最後著作於2001年出版時,他總結:資本主義無法與正義所需的政治平等和公平機會相容。羅爾斯想像兩類超越資本主義而可能同等地實現正義的政體:「自由民主社會主義」(liberal democratic socialism)及他所謂的「擁有財產權的民主」(property-owning democracy)。埃德蒙遜認為,羅爾斯對此宣稱的中立立場具有誤導性,而他成熟的理論實則系統性地偏好於社會主義。假使考量到羅爾斯拒絕搬出社會主義的基本論點,可將羅爾斯視為一位「緘默的社會主義者」。

埃德蒙遜本人無論就他對社會主義的支持或對羅爾斯的讚揚而論,則並不緘默。他將他的民主-社會主義政治(democratic-socialist politics)概念,直截了當地定位在羅爾斯自由民主理論(liberal democracy)的界域之內,聲稱:比起其他盛行的理論框架,「羅爾斯的理論更能夠提供一種共同語言,使充分心繫正義而想理解它、實現它的人們能夠相互溝通。」

埃德蒙遜提出了有力的例子,認為「社會主義憲政主義」(socialist constitutionalism)值得在當代左翼論辯中佔有一席之地。然而羅爾斯的緘默不僅僅是埃德蒙遜所願意承認的這些──且突出了羅爾斯在有關社會主義政治的政治哲學概念的侷限。

正義即公平

羅爾斯並未追求在《正義論》中止息任何當下的政治論辯。他的野心更為深沉。他希望藉由發展一套同時訴諸基本道德直覺以及理性自利的正義論,道德理論能促進一種公共的「正義感」(sense of justice),這種正義感將分裂性的衝突置於商定(agreed-upon)原則的脈絡中。若我們能夠同意「正義」意味著甚麼,我們對於政治和經濟的衝突的看法或許至少能夠立基於共同的基礎上。與其各說各話,我們或許能聚焦於我們都共同心繫的某些事:生活在一個正義的社會意味著甚麼。

羅爾斯解釋他的理論(他稱之為「正義即公平」)的方式,是將之與效用主義(utilitarianism,社會應保障「為最多數人的善的最大化」之觀點)對比。他如此推理:效用主義作為一種權利的理論和對公共善的解釋,是有所不足的。在效用主義下,總是訴諸善的最大化以取代基本的權利和自由,而平均效用最大化對最劣勢的人所受的未置一詞;即使總體效用提昇了,他們卻可能迎來更糟的後果。

這些顧慮激發了羅爾斯正義論的兩個原則:

1) 每個人對於平等的基本自由最廣泛的、而又與所有人的自由之類似體系相容的整個體系,都有一種平等的權利。

2) 社會和經濟不平等的安排應能,使它們(a) 對最少受益者有最大的利益……以及(b) 在公平的機會均等的條件下,所依繫的職位和職務要向所有人開放。

第一個原則所保護的基本自由,包含選舉權和出任公職的權利;言論、集會和良心的自由權;免受任意逮捕和拘押的保障;以及「擁有(個人)財產的權利」。第二個原則則在這些權利受到保障後規範分配;而既然沒有任何公民可從任其基本需求未被滿足的制度安排中獲益,許多人主張它暗示著社會最低保障。

由於羅爾斯想要引導而非止息爭議的論辯,他的理論給社會主義留下一扇敞開的門。他思索:某種具有自由-民主制度的「市場社會主義」(market socialism)(他說,而非一黨制、蘇維埃式的體系)能夠實現「正義即公平」。

他的基本原則,看起來仍然暗暗偏好資本主義。把握第一個原則優先於第二個原則,羅爾斯將「個人」財產的權利置於分配性的要求之上。儘管他主張這個優先順序相容於平等主義的財產和機會分配,他很清楚表明形成社會契約的基礎必須是個體權利,而非共善。相對於社會主義希望的共享豐裕,他的第二個原則訴諸經濟成長為「水漲船高」(the rising tide that lifts all boats)的形象,暗示了若不平等可以改善最劣勢者的前景則具有正當性。(校按:著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科恩(G.A.Cohen)提出「正當性社群」(justificatory community)的觀念,亦對此有所批評,見他的《誘因、不平等和社群》(Incentives, Inequality, and Community)文章, 收錄在G.B.Peterson所編於1992出版的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 XIII。)

當羅爾斯論及他的理論可能造成的經濟結果時,他也花費了更多時間討論它如何適用於「一個准許私人占有資本和自然資源的、經過適當組織的民主國家」。倘若稅賦、移轉給付(transfers)和公共益品維持機會均等且鞏固政治民主,資本主義可能是正義的。

「正義即公平」或許與社會主義眉來眼去,但不難看出為何許多人將之視為對福利國家資本主義的一種辯護。

重思資本主義

當羅爾斯撰寫《正義論》時,即在民權運動的立法成就之後、戰後嬰兒潮的尾聲之際,他對於自由民主正在一條基本上正義、平等的路徑上前進這件事感到希望十足。然而時至1990年代中期,他憂心自由民主正在衰微。埃德蒙遜引用羅爾斯以前一位學生,哲學家Joshua Cohen的話:「[羅爾斯的]希望之感被世界搖撼了。他的感覺已然變灰」(譯按:引自Roger, Ben. (1999). Portrait: John Rawls. Prospect, June 1999, 55.一文)

當其他自由主義者慶祝歷史的終結時,羅爾斯煩惱於私人選舉資金如何使得有組織的富人支配了政治過程。政治自由──例如競選公職、使用言論和集會自由影響立法、以及在公平的選舉中投票──或許在形式上授與了所有的人,但若是富人的權力取代了普通民眾在決定政治結果方面的權力,這些權利便不是對所有公民都有著「公平價值」(fair value)。在埃德蒙遜的敘述中,確保所有公民的政治自由的公平價值這件必要之事,是驅使羅爾斯邁向社會主義的核心議題。

羅爾斯在《正義新論》中強調他的一般理論中一項長期的面向,現今被稱為其「起組織作用的核心理念」(central organizing idea):社會作為一個社會合作的公平體系(society as a fair system of social cooperation)的想法。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將社會視為「就像所有人全都同意購買而期待贏得獎品的一場遊戲或彩票」。(譯按:語出Friedman, M. (1962). Capitalism and Free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中譯版見此),羅爾斯則將社會視為一場合作的努力,應當有利於每一個人。對羅爾斯來說,社會合作是與正義的法律秩序並行而運作,它本身是由一個所有公民都有公平機會影響的民主國家所支撐。但若是富人支配政治體系,結果是階級支配而非人民主權──從屬於命令,而非依照規則合作。

幾十年前,羅爾斯曾認為福利國家資本主義能夠逼近他理想的正義社會。在雷根革命(Reagan Revolution)造成的破壞之後,他得出的結論認為它是不可能的。

在他的成熟著作中,羅爾斯主張福利國家資本主義的核心瑕疵在於它「准許一個由很少人組成的階級來壟斷生產資料」。這種控制使少數人能夠「制定一個法律和財產的體系,不僅確保他們在政治上的支配位置,也確保他們在經濟中的支配位置」(譯按:語出Rawls, J. (2008).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S. Freeman Ed.).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中譯版見此)。儘管福利國家資本主義的重分配許諾暗示了對機會均等的「某種程度的關切」,但它准許權力集中而侵蝕民主的這一事實不僅意味著它無力保護政治自由:它「否認政治自由的公平價值」。

埃德蒙遜主張,在羅爾斯生涯之末,他是個社會主義者。

「自由民主社會主義」與「擁有財產權的民主」

羅爾斯仍留下了曖昧的空間。在《正義新論》中,他寫道「自由民主社會主義」和「擁有財產權的民主」二者皆可能實現正義。埃德蒙遜的書花了諸多篇幅,環繞在澄清羅爾斯原本如何可能更全面地評估在這兩種政體間而做的選擇。

它們的基本區別,集中在它們的憲政會允許何種類型的所有權(這是非常特定的區別,因為它們共享了重大的相似性)。對兩種情況,目標都是保障政治權利和均等機會的公平價值──不准許形成特權階級,將經濟權力轉化為政治支配。兩者也都維護政治權利和法治(rule of law)、鼓勵健全的公共領域、並確保公平的選舉。

在社會主義的情況下,主要生產資料的公有制能夠保障所有公民成為資產的共同所有者是一項憲政權利,而這些資產是公民成為社會的合作成員所需的。在埃德蒙遜的敘述中,這些資料包含了銀行業和金融、交通、通訊、保險以及某些主要產業(但他並未闡明清楚這個範疇的具體邊界)。埃德蒙遜如此寫道:「關鍵的想法是這樣:生產資料是那些若未被每一個人所共同擁有,則會如人們熟知地那般,使他們陷入擁有者與非所有者、收租者與交租者的支配與從屬的關係中的資本資產」。至於在自由社會主義政體的「制高點」(commanding heights)之下會發生甚麼就比較不清楚了,儘管羅爾斯和埃德蒙遜都認為工人所有的公司之間存在市場競爭。

那麼「擁有財產權的民主」又如何?就羅爾斯的觀點,工人所有的公司和公有制也都有可能存在於擁有財產權的民主中,但與社會主義不同的是,擁有財產權的民主「准許」生產資料的私有制。羅爾斯仍舊將擁有財產權的民主視為資本主義的一項替代方案──資本主義是「立基於」私有制,擁有財產權的民主則僅僅在主要資本能夠被普遍分配的情況下,才「准許」主要資本的私有。與廣泛的公有制和去商品化形成對比,擁有財產權的民主強調「各種各樣的教育和培訓」、「為所有人提供的基本的健康照護標準」、使用稅收限制世代內部和世代間的不平等、以及確保「生產性資產廣泛所有」的反壟斷條款。

由於羅爾斯並未排除在民主社會主義的制高點之下擁有財產權的民主或私有制具社會主義元素,埃德蒙遜主張我們必須將上述的區別畫出一條非常清楚的界線:亦即主要生產資料是否始終應該被選定為私有制的載體,還是我們應當在憲政上禁止生產資料的私有化。社會主義的選項會承認,民主不相容於私人公民從每個人要成為社會的合作成員所需的主要資產中占有及榨取租金。

這項區分有助於埃德蒙遜的論述,並讓他找出偏好公有制的有力的羅爾斯式理由:例如,重要生產資料的共同所有意味著傳達互惠性,以及對比我們每個人是否獲得足夠份額的爭論不休而更能促進穩定性。但藉由將這些選項分類成不同的憲政「政體」,埃德蒙遜將重要的實務論辯轉置於高級法(higher law)的領域。他聚焦於高級法,不僅將「制高點」下發生甚麼事這種棘手的問題擱置一邊,卻也造成了一種風險,即把社會主義變成一種憲政論辯之事,而非一個實際鬥爭的領域。

要處理在民主社會主義和擁有財產權的民主之間作選擇所引起的問題,與其運用憲政理論,似乎更需要羅爾斯時常稱之為「政治社會學」(political sociology)的東西:何時能為了正義和民主的緣故而馴服市場,而何時它們必須被取代?哪些資產是我們需要集體的人民控制,以扭轉自由民主朝向階級支配的傾向?而或許更重要的是,何種政治戰略和集體行動能帶來基進的社會變革?

憲政的路障

埃德蒙遜將焦點放在憲政作為政治鬥爭的場所是正確的,但他或許並未將關於憲政的爭論放在正確的戰略界域(strategic parameters)中。

在美國憲法之下,保護資本家的權利限縮了工人的民主權利且抑制了平等的自由。生產資料在憲政上(大多)被視為私人資產而受保護,任何社會化都服從於「徵收條款」(takings clause)(譯按:見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該條款要求補償私有者,使他們即刻成為有力的債權人。最後,由於最高法院的競選經費法理論(campaign finance jurisprudence),使到要確保羅爾斯意義下民主自由的公平價值幾乎變成不合法了,因為限制競選支出被視為對自由言論的潛在威脅,而須服從於違憲審查(judicial review)。

即使在憲政之外,保護資本家的權利超過工人也是政治預設,無論在平常或不平常的政治時刻都未受質疑。舉一個突出的例子,金融危機創造了一個將主要金融機構拱上公共領域的機會,藉由將金融變成可民主課責的公共權力的一環來終結「大到不能倒」(too-big to fail)的謬論。然而歐巴馬卻選擇資本主義超過民主,他說:「我們想要留住私人資本強大的用處(strong sense),以滿足這個國家的核心投資需求」。如埃德蒙遜所述,「其實不止於此:在資本主義體系中,那種『強大的用處』並不僅僅根植於權宜之便(expediency),而是在於檯面下的、私人資本家的基本個體權利」。

我們應當如何與不民主的憲政鬥爭?埃德蒙遜訴諸於「在憲政上築壕守衛(entrench)生產資料」,而這只可能緊跟著轉化性的社會變革而來。而儘管埃德蒙遜絕非盲目無視政治意志的問題,他對於引人注目的憲政改革綱領該如何實行卻很少關注。

再一次地,我們或許會說,集體行動和政治策略超出了羅爾斯理論及埃德蒙遜對其重新構連(re-articulation)的範圍。政治哲學駐足於憲政論述的高級法中,而其他人才設法解決手段的問題。但正如市場作為一種商品交換形式的範圍及意義,有關培力集體行動的問題也應該位在社會主義哲學的核心。往壞處想,羅爾斯和埃德蒙遜偏好的憲政主義焦點,造成的風險是使集體手段與目標分離,並使政治行動從屬於特定且有限的施動者:律師、知識分子和政治家。

這些工具並非本質上就引人不快,且可能對任何真正的社會主義進展來說都是必須的。但社會主義政治哲學的核心必須要培力工人和受壓迫者。為此,社會主義需要其人民權利的保衛者(tribunes of the people)甚於需要其法學家。

羅爾斯的緘默

倘若羅爾斯真是一位社會主義者,為何它如此緘默?

埃德蒙遜最具說服力的答案,根源自羅爾斯的多元主義概念。羅爾斯希望它的正義論能有助於商定社會多元主義,他將多元主義理解為不同的人們具有不同的道德世界觀的傾向,並將之視為多樣的現代社會的基本事實。對許多社會主義來說,社會主義不僅是一套正義憲政體制的理論,且是羅爾斯所謂的「統合性學說」(comprehensive doctrine):一種社會進步的道德視野──人類學習直立行走。

羅爾斯對這種類型的社會主義從不感到自在,因為它造成了一種風險,即國家權力與公民宗教結合起來而將後者強制加諸於多元社會。對羅爾斯來說,任何看似可行的社會主義,都必須要從自由主義傳統如何商定宗教多元主義學習,且需要堅決避免國家和意識型態間的這種聯繫。

不過羅爾斯的緘默或者也衍生自他從黑格爾身上學到的另外一課。在《正義新論》中,羅爾斯主張哲學的目標之一是調和我們與我們的世界──用黑格爾的話來說:「當我們合理地看這個世界的時候,反過來這個世界看起來就是合理的」(譯按:語出黑格爾《法哲學原理》)。對羅爾斯來說,這不僅意味著接受我們的制度如何合理地發展,更是鼓勵我們「積極地接受和認可我們的社會世界,而不是僅僅聽命於它」。同樣的句子,給予馬克思批判空想社會主義的靈感。要改變世界,我們不能僅僅抽象地想像一個更好的未來,而需要把握我們社會中的矛盾如何創造解放的機會。

如實接受世界是行動的先決條件,但認可則鈍化了這個我們之中多數人無法共享我們創造的豐裕世界所造成的不正義經驗。倘若羅爾斯的緘默以過於自信的「統合性學說」的形式阻隔了一種意識型態,那麼它卻保留了另一種形式的意識型態:我們自己的世俗祭司(our own secular priests)的意識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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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抗過勞,組織起來◎Leo Eisenstein│陳宗延譯

原文出處:Eisenstein, L. (2018). To Fight Burnout, Organize. N Engl J Med. doi:10.1056/NEJMp1803771

作者來自哈佛醫學院。

自鑄新詞「過勞」(burnout,或譯疲勞)的臨床工作者,並不是一位埋首文書工作的基層照護醫師,也不是一位被笨重不便的電子病歷包圍的急診醫師。他是赫伯特‧佛洛伊登伯格(Herbert Freudenberger),一位1974年在免費診所(free clinic)[1]工作的心理學家[2]。論及過勞的危險因子,他寫到個人特質(例如:「那個擁有給予需求(has a need to give)的人」)和工作一旦成為常規的單調性(monotony)。他也指向了特定環境中的勞工──「那些在免費診所、治療性社區(therapeutic communities)、熱線、危機介入中心、婦女診所、同性戀中心、庇護之家(runaway)等地方工作的人」──將過勞和照護邊緣化的病患的經驗連結。

近年來,疲勞成為醫師和其他第一線照護提供者的主要擔憂。然而,不知何時起,這個概念脫離了最初免費診所的脈絡。邊緣化的病患與醫師過勞間的連結似乎失落了。

身為一個四年級醫學生,關於過勞的來源我已接受到大量的警告:死於一千次滑鼠點擊、過長工時、感覺像是機器中的一枚齒輪、太多官僚事務。身為醫學菜鳥,我對這一切著實膽顫心驚。但從我所觀察到的──無論是就讀醫學院期間或者入學前(那時我花了許多年在安全網診所(safety-net clinics)工作)──佛洛伊登伯格免費診所的脈絡指向了受到關注不足的另一個過勞來源。這種經驗,是你一邊照護病患,知道他們的社經和結構性境況正以無藥可治的方式積極地造成傷害[3]。身為醫學生,我們被教導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也日益被警告有關過勞的事,卻鮮少有人提及前者如何導致後者──例如,臨床工作者如何可能因其病患面對的貧窮與壓迫而感磨損;可能因為能給的不超過一封制式信函(舉例來說),向一位房東解釋關掉病患的暖氣有害她的健康,而感無力;也可能在理解到「請勿空腹服藥」的醫囑會轉譯成病患僅僅偶爾才服藥(因為他們沒有足夠的食物吃)後,而感挫折。

這項過勞的促發因素,並非醫師的工作特有。不過,在醫學院,我見過使它更加痛苦不堪的另一項額外問題:我們被導引(並讓我們允許自己)相信作為個體的我們擁有的力量比實際上擁有的更多。儘管有著朝向團隊照護的轉向,醫師作為非凡英雄、救星的形象仍深植於醫學文化[4]。對許多人來說,白袍和處方箋代表著個體能動性的最高形式,社會力量的十足寫照。然而最終,一位醫師將會遭遇這樣的病患,其健康問題源自邪惡的、在無數世代糾結的貧窮和邊緣化問題,而即使是最聰敏傑出的醫師也可能會發現自己被徹底凌駕其上。作為個別的臨床工作者去面對病患不利的社會境況,可謂是幻滅的良方:相信自己將個體能動性發揮到極致的醫師,終於感受到全然的無力。不再是孤單的英雄──而不過是一個人。

在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與過勞的連結中,我看到問題,卻也看到前路。倘若個體無力感是過勞這一來源的關鍵,那麼組織集體行動應該成為解方的一部分。我們每個人都能為我們無家可歸的病患登高一呼,要求將他們列入公宅的等待名單。但若是所有治療過街友病患的醫師組織起來,呼籲建立可負擔的住房,會發生甚麼事?

組織既是策略也是治療──是策略,因為我們的集體勞動和聲量大於個體的總和;是治療,正如社運份子博格斯(Grace Lee Boggs)所謂:「建立社群之於集體,猶如屬靈操練之於個體。」(Building community is to the collective as spiritual practice is to the individual.)直到我們不再將自身視為孤立於檢查室的個體行動者,而是參與在共同追求中的集體,我們始感覺較不孤單。

有些研究者問,醫師倡議究竟該被視為專業義務,抑或是渴望達成的目標[5]。對我來說,醫師過勞和病患邊緣化的連結,改寫了這場論辯的定義。在我們是否必須或應當為了我們的病患這麼做以外,對抗有害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的集體倡議,能夠鼓舞醫師的士氣,從而成為一種自我照護的行動;組織集體行動意味著同時照料我們的病患和我們自己。

或許你曾聽過這個寓言:一群友伴偶遇湍急的河流而發現人們溺水。他們一頭跳入水中,儘可能拯救更多人。但溺水者卻不斷到來。每救治一人,就有另一人進入眼簾。最後,友伴中一人開始溯向上游。另一人筋疲力竭地對她大喊:「妳在幹嘛?」前一人說:「我要去弄清楚是誰把這些人丟進河裡。」[6]

對此寓言的經典解讀是有關預防,但它也指出了上游的決定因素如何導致過勞。我想像,發生在前往上游的朋友身上的事是這樣的:她見到無盡的溺水者川流不息般到來。她推論,必定有某種力量,躲藏在拐彎之處,驅使人們溺水。她注意到自己和朋友筋疲力竭,全都因為緊急而無盡的工作而瀕臨過勞邊緣。因此她動員她的朋友去到上游,既是為了溺水者,也是為了他們自身。

顯然,第一線臨床工作者忍無可忍、組織、開始前往上游,並非新鮮事。這正是醫師們建立集體行動組織──如「醫師倡議社會責任」(Physician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和「醫師倡議全民健保」(Physicians for a National Health Program)──時發生的事;這正是臨床工作者加入北卡羅萊納州「道德星期一」(Moral Mondays)遊行以爭取擴大低收入醫保(Medicaid)時發生的事;這正是每個星期天早晨在波士頓,面對藥物過量氾濫的住院醫師和主治醫師,與SIFMA NOW這個團體組織起來,倡議建立安全毒品注射中心(supervised injection facilities)作為一種減害策略。

在SIFMA (Supervised Injection Facilities–MA,安全毒品注射中心-麻薩諸塞州)NOW,健康專業者與減害倡議者和毒品使用者肩並肩組織。這個團體使參與者能夠建立團結連帶,並對或將一發不可收拾的危機採取行動。Dinah Applewhite,一位麻州總醫院的住院醫師,在一次近期會議中反思組織如何能成為作為醫師的她的一種慰藉:「儘管在門診中盡我所能,我仍有太多藥物過量的病患,自不安全注射得到心內膜炎或感染C型肝炎或HIV。成為倡議社群的一份子,培力我為了這場危機的解方而戰。這意味著,這些可預防的悲劇使我精力充沛又腳踏實地(energized and grounded),而不是使我過勞。」

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以及醫師面對它們的無力感──看起來關鍵地在過勞的討論中消失了。這種過勞,是當你試圖拯救溺水者但他們卻不斷到來時的感覺。而你被相互競爭的兩種迫切需求撕裂:溺水者比較近的需求,以及對於造成傷害的上游力量加以命名、對抗和要求課責這種比較遠的需求[7]。醫學生被訓練從個體能動性的制高點思考,而我們便經常卡在這裡:「我能做些甚麼?」開始是一個誠摯而雄心壯志的問題,卻那麼常變質成一個犬儒的問題。倘若醫學院和住院醫師訓練計畫對過勞問題是認真的,它們必須教導我們集體行動──教導我們去問,「我們能做些甚麼?」要對抗過勞,我們從來就不該獨自擔心病患面對的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對抗過勞,團結起來。

[1] 譯註:美國的「免費診所運動」(free clinic movement)始於1960年代,旨在幫助貧窮而無力近用醫療資源的病患,尤其是成癮者、愛滋病患等。其醫療服務常由退休醫師等志工提供。詳見:Reynolds, H. Y. (2009). Free medical clinics: helping indigent patients and dealing with emerging health care needs. Acad Med, 84(10), 1434-1439. doi:10.1097/ACM.0b013e3181b6c3eb; Smith, D. E., & Seymour, R. B. (1997). Addiction medicine and the free clinic movement. J Psychoactive Drugs, 29(2), 155-160. doi:10.1080/02791072.1997.10400183

[2] Freudenberger HJ. Staff burn-out. J Soc Issues 1974;30:159-165.

[3] Hood CM, Gennuso KP, Swain GR, Catlin BB. County health rankings: relationships between determinant factors and health outcomes. Am J Prev Med 2016;50:129-135.

[4] Berwick DM. Moral choices for today’s physician. JAMA 2017;318:2081-2082.

[5] Gruen RL, Pearson SD, Brennan TA. Physician-citizens: public roles and professional obligations. JAMA 2004;291:94-98.

[6] 譯註:此一比喻,是醫療社會學家Irving Zola所撰。參見McKinlay, J. (1979). A case for refocusing upstrea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llness. In J. Gartley (Ed.), Patients, Physicians and Illness: A Sourcebook in Behavioral Science and Health (pp. 9-25). NY: Free Press.

[7] Krieger N. Proximal, distal, and the politics of causation: what’s level got to do with it? Am J Public Health 2008;98:221-230.

醫院中的性騷擾──#MeToo◎Reshma Jagsi│陳宗延譯

原文出處:Jagsi, R. (2018). Sexual Harassment in Medicine – #MeToo. N Engl J Med, 378(3), 209-211. doi:10.1056/NEJMp1715962

作者來自密西根大學安娜堡校區。

Photo Credit: Astronomy Allies
「看到我們戴著那些徽章,不僅告訴妳,在妳或許需要我們的時候,有人友善地就在周遭;更提醒著或許盤算要犯下騷擾的人們,總會有人舉著火炬,照亮他們所希望保持黑暗的角落。」(Seeing us wear those buttons tells you not only that there is someone friendly around should you need us, but reminds people who might think about committing harassment that there are always people holding beacons of light to shine in the corners they are hoping to keep dark.)

新聞中充斥著名人涉入惡質的性不端行為(sexual misconduct)的故事。一份近期民調顯示,超過半數的美國女人,在其生命中的某些時間點,曾經歷「不情願且不恰當的性要求」[1]。由於我是一項醫療職場性騷擾研究的主持人[2],當記者聯繫問我對近期揭露事件的評論時,我並不感驚訝。當一位秘書臨時代替我平常的助理傳達一位記者的請求時,她告訴我她以為新聞故事是關於我個人的性騷擾經驗。由於深感困擾,我立馬糾正了她的誤解:我被找是因為作為一個學有專精的專家,而不是受害者。接著我便納悶,為何好像需要那麼急迫地作出區別。

一個簡單的解釋是:我害怕她會假設我部門中的某人曾涉入不端行為──我可絕不希望任何人覺得我正直的任何同仁是那樣。確實,當我出版我的研究發現時,我的部門主管表達了震驚:「30%的女性曾被騷擾?妳確定那是真的?我只是從來沒有…」他啞口無言,正如許多善意且通常說話極有條理的男性吃驚於#MeToo運動所揭露的事實──他們周遭圍繞著曾有這類經驗的女性──那樣。

但這並非故事全貌。我急著糾正秘書,一部分是因為我擔心她或許會告訴其他人我曾受害,也因為受害者在我們的社會中並未被善待。我渴望成為醫療學術界的一名領袖。扮演受害者會在我的敘事中留下汙點。研究指出,當女性被視為弱者時,以及當她們十分強大而挑戰傳統階序時,都較易受騷擾;但誰在乎?我在Anita HillClarence Thomas的大法官確認聽證會上證詞指控的年代長大成人,我了解舉報性騷擾的女性會遭受邊緣化、報復、污名化、還有更糟的。即使是在#MeToo年代,要舉報此類行為仍離直截了當很遠。

自從出版了我的研究後從陌生人收到的許多衷心的訊息,加強了這種直覺。聯繫我的勇敢醫師們說,在她們的經歷後,她們仍保持沉默、質疑自己的自我價值,懷疑是否是她們自找的。她們經驗的細節是駭人的。其中一人說,有位她領域的資深男性領導者,在會議的社交場合中,將她裙子前面的拉鍊拉下。許多人舉報不情願地被觸摸胸部和臀部。一人形容訓練期間有個「帶來苦痛的人」(tormentor),其他人則明顯提及在手術室中持續受到的經驗,且諷刺的是她們覺得那是獨一無二的經驗。還有一人甚至述及在訓連期間被一位上級強暴,而她從未舉報。

事實上,聯繫我的女性全都未曾舉報她們的經驗。她們提及挑戰性的組織文化,職場是由公開涉入黃色的「更衣室對話」或把她們排除在全男性社交活動的男性主宰,使她們在遭受屈辱或犯行後沒有能夠傾吐的盟友。就像某人告訴我的:「陽剛氣概(machismo)文化似乎無所不在。一位女性甚至提及性的同意權(consent for sex)是被高估的,因為有些女性喝酒助性然後說那是因為他們都太醉了而『所有人都強暴了某人』。」

一位女性,她的經驗間接受到其機構的人資團隊的注意,她諮詢一位律師,而律師證實了她的懷疑:「將這件事化為人資議題」可能會損及她自身的職涯。律師說:「人資是關於保護這間機構,而不是保護妳」。由於害怕被標籤為麻煩製造者,她打發了調查。然而,對於未能從騷擾她的男人身上保護其他更年輕的女性,她卻感到罪惡。另一位女性詢問我的意見:召集一場關於性騷擾的工作坊,究竟是否等於職涯自殺。

一位年輕醫師描述她在訓練期間被騷擾之後感受的羞恥與畏懼。她說:「若是任何女性告訴妳,她們曾有任何像我這樣的經驗,請告訴她們離開那裏。請告訴她們不要擔憂換地方進行住院醫師訓練可能會帶來的危險警訊(red flag),不要擔憂對她們聲譽可能造成的損害,不要擔憂『但是到底誰會相信[她們]』,不要擔憂示弱,不要擔憂讓男性為彼此掩護、並使女性『看起來瘋了』的老男孩俱樂部(old boys’ club),不要擔憂改去一個較小型的訓練計畫可能會使她們錯失機會,不要擔憂可能損及她們隱私的、不情願的注目。」儘管她並未向她的導師們舉報騷擾──「他們是依據我的工作評判我。我不想要改變他們看待我的方式」──她說她「會建議任何尋求我建議的女性,做些和我當初實際的作法不同的事。」

但起身面對騷擾顯然很困難。某案例中,一位才華洋溢的醫師研究者,涉及一樁被目擊的、對受訓學員的非情願性接觸。然而,兩位他領域的部門主管告訴我,他們試圖招募這位被視為熱門潛力股的犯法者,即使性不端行為的訴訟正在他的母機構進行中。其中一人說:「這只是個錯誤;我們必須原諒和遺忘。」另一人說:「我既有兒子也有女兒,所以我兩面都看得到。」這兩位都擔憂這種行為再犯的餘波,但卻都不想要放棄挖角一位超級巨星的機會。這些討論凸顯了,對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和史貝西(Kevin Spacey)這類巨星的犯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是多麼容易的事情。然而,這仍是無法接受的。

帶給我個人唯一的職場相關性騷擾經驗的,是位巨星。由於那是比起某些其他女性所曾面對遠較輕微的犯行,直到非常近期我都未曾思及那屬於騷擾,儘管它符合專家們列出的判準──那是極為常見的斷裂(disconnect)[3]。在一次專業學會的共同晚餐後(我在那花時間禮貌地回絕一位著名外科醫師的性要求),當他在飯店衣帽間(cloakroom)搭訕我,意圖陪我走回我的房間時,我變得不安。他向服務生眨眼然後說:「她愛外科醫師。」就在這時,一位資深女性外科醫師經過。我說:「我的確敬愛外科醫師,因此我計畫要和她一起走回家。」一言不發地,這位女性外科醫師打量了情況,然後挽著我的手,從一個不舒服且快速演變成可能更糟的狀況中解救了我。如今我與那位男性外科醫師保持距離;我甚至放棄珍貴的學術機會,只為了避開他。而這個經驗確實使我沉默地質疑我的自我價值:為何我的學術成就不夠重大,以致於這個男人未能將我視為做出重要研究、擁有有價值想法的同仁,而是將我物化(objectifying)?

學術天文學家正式設立一套救援體系,就像偶然在我眼前展現的那樣。認識到強制通報可能會使需要幫助的人們卻步,他們持續提供一份「天文學盟友」(astronomy allies)名單──資深女性天文學家,在全國學會上戴著顯眼的徽章,讓自己可以幫助同仁從可疑的情況中脫身(http://www.astronomyallies.com)。不問任何問題,不過若是適當則鼓勵和促進正式通報;目標是當有人相信有必要時,提供「不論斷」(judgment-free)的幫助。在專業情境中需要這樣一種體系,是我們社群可恥的表述。

記者常問我,醫學界在這方面是否和其他領域有任何不同。有些人預期會比較好,畢竟是憐憫和利他的驅動使人們追求醫學。其他人預期會比較差,因為男性主宰的歷史以及強烈權力差異的階序結構,這些因素與職場性騷擾的發生相關[4]。在此之上還有頻繁的「場域經驗」,容易接觸到床,以及門廊較空曠、阻礙較低的深夜工作。我的直覺是,醫學界的問題至少和其他地方一樣糟,特別如果是在同仁和上司之外再加上病患的騷擾。而資料顯示,女性醫師遇到的問題真的很糟,因而這個專業必須通力合作矯正它[2],[5]

我真但願我有出色的洞見,知道我們社會該如何主動地,而非僅是被動地解決這種行為根深蒂固的、普遍的肇因。雖然如此,我發現有機會參與這場現正公開的對話,並汲取天文學盟友這類創新者的案例,是彌足珍貴的──它們的網站上如此解釋:「看到我們戴著那些徽章,不僅告訴妳,在妳或許需要我們的時候,有人友善地就在周遭;更提醒著或許盤算要犯下騷擾的人們,總會有人舉著火炬,照亮他們所希望保持黑暗的角落。」

[1] Zillman C. Fortune, October 17, 2017. A new poll on sexual harassment suggests why “Me Too” went so insanely viral (http://fortune .com/2017/10/17/me-too-hashtag-sexual -harassment-at-work-stats)

[2] Jagsi R, Griffith KA, Jones R, Perumalswami CR, Ubel P, Stewart A. Sexual harassment and discrimination experiences of academic medical faculty. JAMA 2016;315: 2120-1.

[3] Ilies R, Hauserman H, Schwochau S, Stibal J. Reported incidence rates of workrelated sexual harass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using meta-analysis to explain reported rate disparities. Person Psychol 2003;56: 607-31

[4] McDonald P. Workplace sexual harassment 30 years on: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Int J Manag Rev 2012;14:1-17

[5] Fnais N, Soobiah C, Chen MH, et al. Harassment and discrimination in medical training: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Acad Med 2014;89:817-27.

達到可持續連帶發展目標◎Lancet│陳宗延譯

The Lancet (2017). Achieving sustainable solidarity development goals. The Lancet, 390(10113), 2605. doi:10.1016/S0140-6736(17)33303-2

社會保障(social security)的意義隨各國不同。在美國,它可能會使人想起同名的機構(按:指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管理提供給付給退休人士和失能者的社會保險。1934年時,緊接在經濟大蕭條後那時有25%之多的美國人失業,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 Roosevelt)宣布他為美國創見一個社會保障計畫的計畫,這是為了「促進每個構成它的個體有更大的保障」。他聲明:「這種尋求更大度量的福祉與快樂,並不意味著價值的改變。這倒毋寧是回歸到在我們經濟發展與擴展過程中丟失的價值…」

因此,即使早在上一世紀、在社會福利傳統萌芽的歐洲疆界之外,政府的角色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個體保障間日益增長的緊張中被承認──這種不調和帶著極大的異質性在世界各地持續著,是因為政策和計畫的拼湊補綴(patchwork)到位,以維持社會保障的標準。

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監管勞動標準,聯繫勞工、工會和政府的聯合國機構──盡力尋求將一套框架正式化,以監測世界各國社會保障體系的狀態。今年十一月,ILO發佈它最新的出版品──《世界社會保護報告2017-19:全面社會保護以達成可連續發展目標》(World Social Protection Report 2017–19: Universal social protection to achiev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這是一項浩大的工程,使用「生命週期」(life-cycle)取徑去量化社會保護,從給付延伸到孕期、失業、失能的兒童和家庭,到這些保障制度的健康狀況和財務。

ILO的工作是奠立於「社會保障是一種權利」的基礎之上,而這些努力是與聯合國的可持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一致而發展。具體來說,這份報告聚焦於SDG 1.3──執行適合本國國情的全民社會保障體系,包含最低標(floors,樓地板)(或明確的基本保障程度)──這是「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貧困」的主目標(按:即SDG 1)的一部分。〈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整合了相關的社會保護目標,以性別平等(SDG 5.4)、體面工作(decent work)與經濟增長(SDG 8.5)和全民健康覆蓋(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UHC; SDG 3.8)為優先順序。

但儘管有所有這些將國家能力(national capacities)與SDGs連結的正面運動,這份報告描繪了那些受到保障者與未受保障者間的陡峭隔閡。就最基本的標準來說,全世界人口僅有45%被至少一種社會給付覆蓋,而使至少40億人處於保護的範圍之外,其中非洲、亞洲和阿拉伯國家落後最遠。這些人中將近13億為兒童。值得一提的是,各國平均僅花費1.1%的GDP在小於14歲者的社會保護給付上。這種慢性的投資不足,若未被矯正,會使得驚人的長期不平等持續存在。

這份報告指出UHC是社會保護的一個關鍵環節,因為對於健康照護可近性的需求是與僱傭狀況無關,且橫跨生命全程。它或許是各種保護中最具轉化力的,卻也是最艱困的,從高所得國家威脅著健康服務的緊縮計畫,到低所得國家實際上不存在的長期照護可近性。世界上的鄉村地區有超過半數人口缺乏任何健康覆蓋,相較於都會地區是22%。讓鄉村-都市不平等雪上加霜的,是健康工作者的短缺,估計為1,360萬人。要改善可近性和達成UHC,將需要額外1,000萬名健康工作者。然而,為達到這些照護服務需求,也是創造工作、削減貧困、改善健康工作者條件的絕好機會。

當各國探索改善社會保護、實現SDGs這條充滿挑戰性的路徑時,有理由回歸到驅動這個工作的價值上。切合地,國際人類連帶日(International Human Solidarity Day)是12月20日,這個紀念日鼓勵政府尊重它們的承諾、促進根除貧困、並紀念多元一體(unity in diversity)。正如社會保障有諸多意涵,連帶也有許多意義。它不僅是互惠性(reciprocity)或促進政府有利社會的(prosocial)介入。它是凝聚(cohesion)。總和會大於部分。要創造更美好的世界,可持續發展目標也必須是連帶發展目標。目標只能藉由重訪促進團結、和諧和集體保障(unity, harmony, and collective security)的根本價值來達成──在連帶中(in solidarity)。

《雅各賓》(Jacobin)雜誌紀念1917年俄國革命百週年系列:從二月到十月◎Lars T. Lih|陳宗延譯、宋治德校

※原載於《雅各賓雜誌》(Jacobin Magazine

※Photo Credit: 原文引自Wikimedia Commons. 列寧於1917年十一月8日在蘇維埃大會上演說。

一種標準的說法是,二月革命是一場好的革命,而十月革命是極端分子的革命。但實際上俄國的情況遠比此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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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爾(Rheta Childe Dorr)的書《俄國革命內幕》(Inside the Russian Revolution)中,她描述了她對俄國的第一印象:

我一抵達彼得格勒(Petrograd)的那個早晨,我見到的第一件事是…一群年輕人,我猜想大約二十來個,沿著我旅館前的街道遊行,背著一面深紅色的旗幟,旗上以大寫白色字母題字。

我問站在我身旁的旅館門房:「旗上寫了甚麼?」

回答是︰「它寫著『全部政權歸於蘇維埃』(All the Power to the Soviet)。」

我問:「何謂蘇維埃?」,而他回答得簡潔:

「它是我們現在在俄羅斯唯一的政府。」

從這個段落判斷,我們多數人會假設多爾是在十月革命後抵達俄國,因為直到那時蘇維埃才推翻了臨時政府(Provisional Government)。但多爾是在1917年五月下旬來到俄國,並在八月底離開。她的書是在十月革命之前付梓出版,從而給予我們1917年發生之事的極具價值的看法,毋庸受到後見之明拘束。

多爾的記述將一項重要的事實帶回家鄉:「蘇維埃——或者說士兵與工人們的代表會議——在全國如星火燎原,它是俄國所知道的從革命很初期以來,最接近於政府的事物了。」儘管多爾本人是個社會主義者,由於她熱情而堅定的支持對德國的戰爭,以致於她對自己眼中視為暴民統治(tyrannical mob rule)的狀況抱持極度的敵意。她認為蘇維埃統治並不優於、甚至在某些方面較沙皇制更糟。拿新聞審查來說:「然而,即或[一般美國旅人]能讀得懂所有日報,他也無法得到很多資訊。今日的新聞審查有如獨裁政權全盛期那樣地嚴厲和專橫,只不過是不同類型的新聞被箝制罷了。」為了讓她的美國讀者領略席捲俄國的「委員會狂熱」(the committee mania),她如此類比:

試著想像,舉例來說,在華盛頓的財政部官署中,如果有個美國勞工聯合會(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的委員會走進來說:「我們是來監管你們。出示你們的書冊和你們所有的機密文件。」──這正是發生在俄國內閣部長身上的事,這會持續直到他們成功建立一個只對選民負責的政府而非工兵代表會議(Council of Workmen’s and Soldiers’ Delegates)的奴隸為止。

多爾的解釋是一面之辭:蘇維埃政權在1917年整年都受到強烈的質疑,而臨時政府亦有其本身野心勃勃的議程。儘管如此,她所了解的現實,對多數史家而言都不會太驚訝,卻給予「全部政權歸於蘇維埃!」這個口號意想不到的視野。這個新觀點值得探索,首先是論證二月和十月的連續性,接著問這是怎樣的一種革命,最後檢視布爾什維克黨人(特別是列寧)的領導才能。

「全部政權歸於蘇維埃!」是革命史上最出名的口號之一。它與「平等、自由、博愛」(Egalité, liberté, fraternité)並列為整個革命年代的一個象徵。它是由三個詞組成:「вся власть советам」,也就是「vsya vlast’ sovetam」。「Vsya」=「全部」,「vlast」=「政權」,而「sovetam」=「歸於蘇維埃」。俄語字彙「sovet」僅僅意味著「建議」(advice),並由此衍生出「諮議會」(council)。

對另一個俄語字彙「vlast」的解釋較具挑戰性。因著諸多理由,「權力」(Power)並非全然充分的翻譯。Vlast相較於英語字彙「power」有著更加特定的指涉,也就是某個國家的最高權力(sovereign authority)。要擁有vlast,你必須擁有最終決策的權利,必須有能力決策且務必讓決策被執行。為了試圖捕捉這些細微差別,在英語中vlast經常被譯為不合俄語習慣的(un-idiomatic phrase)「the power」。本文中我將互換使用「power」和「vlast」。

雛型的政權(The Embryonic Vlast

一般對1917年理解的基礎,是「二月」和「十月」的對比。受過教育的讀者群體被灌輸的是這兩者對比的一個自由派版本:二月是一場好的政治自由與民主革命,而十月是壞的、不正當的暴政與極端烏托邦主義的革命。我們會發現在左翼陣營也有類似的對比,不過價值符號(value-signs)逆轉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對比「社會主義革命」。

以上的解讀所忽略的,是二月和十月之間牢固的連續性。打從二月之始,1917年的動盪就應被視為一場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anti-bourgeois democratic revolution)。蘇維埃政權(Soviet power)事實上是在二月宣告成立的──十月的角色乃是確證它不會平和地離場。

這個新型的政權或最高權力背後的基本力量──蘇維埃的支持群體(soviet constituency):不是菁英、被普查者(tsenzoviki)(「包含在人口普查中的人民」[census people],也就是有資產的[propertied]階級)和知識階層;而是人民(the people, the narod)、工農兵和群民。蘇維埃革命的中心目標,是實行早先被標誌為「民主革命」的廣泛改革綱領──最先也最重要的,是土地轉歸農民、對地主士紳(pomeshchiki, gentry landowners)作為一個階級的清算、以及終結一場殘忍且缺乏意義的戰爭(校按:當時沙俄參與的第一次世界大戰)。

在此同時,革命是極度反資產階級的,儘管這種感覺並未轉譯為一種綱領性的訴求而要求在短期或中期內實施社會主義。令人驚訝的事實並不是這場革命的社會基礎或這種基礎的反資產階級價值,而是在沙皇制垮台後幾乎同時,從仰賴廣泛的民眾支持基礎的這塊土地上創建了最高權力的可行載體。

二月時,悠久的羅曼諾夫王朝(Romanov dynasty)──經常被稱之為「古政權」(the historic vlast)──瓦解,使得俄羅斯根本上不存在運作中的政權;換言之,缺乏被普遍認可的最高權力。確實,那一整年基本的權力軸線,是在二月27日的革命事件期間,幾乎立即被建立了的。在那日發生的事情如下:

  1. 統治俄羅斯上百年的沙皇政權(The tsarist vlast)在首都彼得格勒土崩瓦解了。就vlast這個詞的全部意義而言,沙皇制可視為曾是個政權(vlast):它控制了武裝力量,是一種具強烈的正當性和使命的意義,也是一種社會基礎。
  2. 彼得格勒蘇維埃是由社會主義知識分子創建,他們召喚工廠中的代表,士兵很快也加入。很快地,蘇維埃發佈了知名的第一號命令(Order Number One),賦予了它一個政權最不可或缺的性質:控制武裝力量。藉由要求民主化和組建士兵委員會,彼得格勒蘇維埃贏得了士兵的效忠和信任。
  3. 臨時政府是由自由派菁英政治人物組成。儘管臨時政府試圖從政權的連續性和法律繼承而宣稱它某種程度的正當性,但它對於蘇維埃的創建本質上代表了一種反動。因此,菁英階級從一剛開始就無法招架(thrown off balance);他們面對意想不到的阻礙,其形式是運作中的蘇維埃政權。幸運的是,臨時政府在蘇維埃內部找到溫和的社會主義領導層並結成同盟,後者認為必須要在革命陣營保留更多進步派菁英的成份。

因此,彼得格勒蘇維埃承擔了政權的終極來源的角色──最高權力(儘管在這個階段,它還小心翼翼地不以此命名)。蘇維埃是工人士兵所選舉的代表:這是與其1905年時的典型的根本差異(校按:1905年主要是工人代表組成)。在這種權力的維護中有兩個根本的環節:首先,臨時政府被迫對蘇維埃綱領的關鍵部分承擔責任,以得到基本的正當性──當然,作為一個政權而存在。其次,第一號命令使得蘇維埃(在幾乎未被注意下)得到所有政權的根本屬性,也就是控制了終極的強制手段——軍隊。這兩件事實──臨時政府承諾實施蘇維埃綱領的關鍵部分,以及武裝力量對蘇維埃而非對臨時政府的最終效忠──決定了這一年其餘時間的政治進程。

表面上,1917年進程中蘇維埃政權的遞嬗(vicissitudes)是表現在一系列戲劇性的政治危機之中。在深層之處,一種更基本的(molecular)變化過程的發生,賦予蘇維埃一個真正的政權的根本屬性。讓我們一覽這個更深層的過程。

根據當時某些布爾什維克觀察家的說法,二月時的蘇維埃是一種「雛型的政權」(embryonic vlast)。這是個很好的譬喻,導致以下問題:需要甚麼才能讓它成為一個強有力的(full-blooded)而獨立、能夠自力更生的政權?一個有效的政權至少需要下列東西:

  1. 一種使命感──我們或可稱為內在正當性(inner legitimacy)。
  2. 一種有道理且能激發效忠的正當性主張──外在正當性。
  3. 一種對合法強制手段的壟斷。
  4. 翦除所有敵對者的能力。
  5. 一份範圍廣泛的綱領,以處理當前重要的國內問題。
  6. 一個具廣泛代表性的政治階級,扮演在沙俄時代的士紳(dvorianstvo(gentry))角色。
  7. 一套行政機器,能夠在全國傳遞中央政權的意志。

以上這些是一個運作中的政權的關鍵特徵。雛型的蘇維埃政權是在二月創建,剛開始就以實質的形式帶有這些特徵中的一部分,爾後首先在1917年及之後的內戰中,這些和其他特徵穩定地得到了更多物質基礎。例如,透過三月下旬的全俄會議和兩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六月和十月),蘇維埃得到了一個國家的制度形式。相比之下,臨時政府甚至日益丟失那些一開始還具有的重要特徵,因此變得越來越泡沫化。到了1917年秋季,它甚至失去了蘇維埃的溫和派領袖的支持,而成為僅僅是一個有名無實(phantom)的政權。

我們現在回過頭來看看一系列不間斷的政治危機,這些危機標誌著蘇維埃和臨時政府菁英改良主義者的關係。1917年的政治鬥爭是在一份不成文的憲法中進行的,這份憲法表明了蘇維埃多數派(the soviet majority)對於綱領和人事的事宜有著最終決定權。一開始,克倫斯基(Alexander Kerensky)就被安插進政府作為蘇維埃代表。由於這樣那樣的理由,而經常將起初的「二元政權」(dual power)階段和其後的同盟階段(coalition period)而作的對比已無關緊要。

五月上旬時,謀事在臨時政府,但成事在蘇維埃(the Provisional Government proposed but the soviet dispose)──蘇維埃同意臨時政府的請求,而將更多代表送進政府中。但不管蘇維埃將多少個人代表送進政府中,事實仍舊是:沒有任何重大政策倡議,能夠違逆蘇維埃多數派的明確期望而可以被實行。於是,一整年中出現的諸多政治危機,當最高權力顯露出自身的意志之時便會全部結束,這是因為它對強制力擁有終極的控制權。無論在三月、四月、七月、八月以及十月,皆是如此。

當然,蘇維埃政權從一開始就是受到強烈質疑的:反革命的根源也同樣在二月。衝突的關鍵來源,是關於當時所謂的權力危機(krizis vlasti, crisis of power)。這個議題經常是如此表述:二元政權或二元最高權力(dvoevlastie,  dual power, dual sovereignty)是個矛盾語詞──如果責任止於此止於彼(if the buck stops here  and  over there),那誰來做最終的、真正算數的決策?因此,「二元政權」等同於「多重政權」,「多重政權」又等同於沒有政權:這是政府失能的一個套話。俄羅斯需要一個無異議的、被認可的且意志堅強的(tverdaia, tough-minded)政權。

在這個時間點上,意見開始分歧了。自由派的立憲民主黨(Kadet party)是第一批人提出這一思路:蘇維埃必須退出政治舞台。布爾什維克黨人為了自身目的而對這個主張針鋒相對地提出,全部的政權都應歸於蘇維埃!

蘇維埃支持群體面對生死存亡的問題(existential question)是:蘇維埃綱領是否能藉由與菁英改良主義者的真誠夥伴關係(good faith partnership)來實行──又或者,菁英和人民(narod)對於戰爭、土地議題和經濟管制等根本問題,是否鴻溝太大而無法彌合?布爾什維克黨人將跨階級夥伴關係的嘗試稱為soglashatelstvo──這個詞彙經常被誤導性地譯為「和解」(conciliation),但其實可以用更直白的方式譯為英語的「一致主義」(agreementism)。因此,蘇維埃支持群體面前的問題是:一致主義是否可行?沒錯,和菁英合作而非對抗或許比較方便;但若這意味著放棄革命的目標則不然。

從初期反革命的角度來看,要消滅蘇維埃體系有兩種可能的戰略:剛性政變(hard coup)或柔性政變(soft coup)。科爾尼洛夫將軍(General Kornilov)在八月下旬時嘗試發動了剛性政變──不過這從頭就是一場拙劣的冒險(misbegotten adventure),1917年的政治現實——也就是武裝力量對蘇維埃的最終效忠——很快令他碰了釘子。柔性政變則仰賴不同的戰略,藉由各種手段創建一個具有全國性支持的、範圍廣泛的替代性政權,而同時要求蘇維埃自願退出政治舞台。屬於這個範疇的,諸如秋季時的一些實驗,如民主會議(Democratic Conference)(校按:全名為「全俄民主會議」(All-Russian-Democratic-Conference),用來選議會籌組會議」(Pre-Parliament)的代表)和議會籌組會議(Pre-Parliament)(校按:又稱為「共和國臨時諮議會」(Provisional Council of the Republic))。其後的制憲大會日益變成一場柔性政變──也就是,引導蘇維埃政權體面地退出政治舞台。

對蘇維埃支持群體來說,到九月上旬對這個問題做出了決定;其時,莫斯科和彼得堡蘇維埃的新多數派表示要支持一個是全蘇維埃、反一致主義的政府。顯然地,即將到來的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也會採取相同路線。所以問題變成:不成文憲法是否會維持?蘇維埃的新多數派是否能夠對臨時政府的政策和人事任免和舊多數派有相同的最終控制權?通常的說法是,十月正是蘇維埃推翻臨時政府的時刻。從我們的觀點來看,這卻是臨時政府未能推翻蘇維埃的失敗時刻。

在此同時,蘇維埃指派布爾什維克黨擔當政治領導。這個選擇作為更根本決策的必然含意,便是為了確保蘇維埃政權的生存,因為布爾什維克是唯一願意且有能力這麼做的具組織性的政治勢力(左翼社會革命黨(Left Socialist-Revolutionaries [SRs]是有充分的意願,但幾乎稱不上是個有組織的政治勢力。)一月初制憲大會的解散(校按:1918年),讓平和地終結蘇維埃政權(也就是,藉由自願性自我解散)的最後機會破滅了。此後,這個問題要在戰場上解決(校按:指之後的內戰)。

第二次代表大會:十月在十月份的意義(The Second Congress: The Meaning of October in October

根據不成文憲法,代表全國蘇維埃的、定期選舉的蘇維埃代表大會,具有決定革命政府人事與政策的權利和義務。於十月25和26日舉行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就是這樣一種機構。我們常被布爾什維克黨人之間的戲劇性論辯,以及彼得格勒蘇維埃的軍事革命委員會(Military Revolutionary Committee)所組織的「武裝起義」弄得目眩神迷,以致傾向於遺忘1917年秋季的基本政治事實:在全國蘇維埃支持群體中新多數派的形成。

按照這種觀點,起義具有嶄新的意義:我們可以想像沒有起義而有第二次代表大會,卻無法想像沒有第二次代表大會而有起義。如同托洛茨基在大會中所說:「這場起義的政治方程式:全部政權藉由蘇維埃大會的方式歸於蘇維埃。我們被告知:不要等待大會。我們,作為一個黨,認為在蘇維埃代表大會中創造一個真正將政權掌握在其自身手中的機會,是我們的任務。」(The political formula of this uprising: All power to the soviets by means of the Congress of Soviets. We are told: you didn’t wait for the congress. We, as a party, considered it our task to create a genuine possibility for the Congress of Soviets to take the  vlast  into its own hands.)

據此,一窺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會議記錄,能讓我們對十月十月份的意義有一些認識──換言之,第二次代表大會作為整體,包含其多數派和少數派,究竟視它在做甚麼事情。根據不成文憲法,一個適當地構建的蘇維埃代表大會,有權決定政府的人事和政策。這是整件事的核心,且大會上沒人對此有異議,即使是布爾什維克黨人最堅決的敵人亦然。

相反地,他們透過其他手段,試著破壞代表大會的合法地位:首先,藉由退席讓代表大會喪失其法定必須人數,讓它轉變成一場「私人會議」。其次,藉由宣稱街頭上的武裝衝突和「內戰」讓代表大會的工作不可能完成。但必須注意:反布爾什維克的社會主義者,並未抗議對臨時政府要員的逮捕,而僅抗議對社會主義派部長的對待──而就算在此,憤慨也並非因為他們作為部長的地位而起,而是因為他們是一個黨團(party mission)的同志。最後,即使在承認代表大會有權創建一個新政府,甚至是一個排除任何非蘇維埃黨派的政府的同時,他們仍堅持這個新的蘇維埃政權代表所有蘇維埃政黨,甚至是所有民主勢力──因此孟什維克黨的馬托夫派(Martov wing)和左翼社會革命黨(Left SRs)也應含括在內──儘管創建這樣一個廣泛的聯盟是個不切實際的白日夢。因此,代表大會中沒人真正對不成文憲法提出質疑。

代表大會提交新政府的是甚麼綱領?在兩天會期中,完成了三件事:一項政府對「民主的和平」(democratic peace)的官方提議、土地轉歸農民及相伴的士紳地產廢除、以及「工-農政府」的創建。這三項措施,就那個時代的說法而言都是本質上「民主的」,且官方修辭和布爾什維克發言人都著重強調這種民主的性質。列寧出名的聲明──或許是新政權第一份宣言(譯按:即1917年10月25日的〈告俄國公民書[To the Citizens of Russia!])──如是說:「立即提出民主的和約,廢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實行工人監督生產,成立蘇維埃政府,人民為之奮鬥的這一切事業都有了保證。」(The cause for which the  narod  fought — the immediate proposal of a democratic peace, the abolition of gentry property in land, worker control over production, creation of a soviet government — this cause is now secure.)

在原稿中,列寧寫道:「社會主義萬歲!」但他將這個詞組劃掉了。這個事實指出了代表大會中論辯的另一項特徵:「社會主義」的低姿態(low profile),無論就字詞或概念而言。確實,是可以看到社會主義被提及為最終的目標。但布爾什維克黨人從未辯稱代表大會闡述的實際綱領是社會主義的──更發人深省地,那些攻擊布爾什維克黨的人,也未曾批判在俄國實行社會主義是不切實際的嘗試。「社會主義」在第二次代表大會恰恰並不是個議題。

那麼,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意義,便是此前的不成文憲法如今公開被認可為這塊土地上最終的律法。在二月創建的、雛型的政權──一個堅實地立基於工人和農民、且致力於革命綱領的政權──向世界宣告其生存與奮發圖強的堅定意向。

甚麼樣的革命?(What Kind of Revolution

我們對第二次代表大會及其綱領的審視,使得這個問題無可迴避:1917年的俄國革命是甚麼樣的革命?當然,在某些方面,一場在俄國發生的工-農革命無可避免是「社會主義的」,也就是說,它會是由堅定的社會主義者領導;這些社會主義者的終極目標是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社會。社會主義政黨絕對壟斷了人民(narod )的政治忠誠;且除了社會主義政黨外,蘇維埃體系中別無其他代表。更有甚者,布爾什維克黨人最終將他們的綱領置於全歐社會主義革命的脈絡中,他們認為這樣一場革命即將到來。另一方面,當我們審視蘇維埃政權在1917年的俄國實際採用的綱領,以及布爾什維克黨人對蘇維埃支持群體成天到晚釋出的實際訊息,我們會發現對於「民主」的訴求幾乎全然排擠了「社會主義」的訴求。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二分對比,可遠溯及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但在二十世紀初期之時,兩者出現了明顯張力的徵兆。1906年時,考茨基(Karl Kautsky)寫了一篇有重大影響的文章,題為〈俄國革命的動力與前途〉(Driving Forces and Prospects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這篇文章使得列寧、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喜悅,他們全都對它書寫評論。甚至到了1917年革命之後,考茨基的文章仍被列寧、托洛茨基、甚至是拉狄克(Karl Radek)認可為布爾什維克革命戰略背後邏輯的經典闡述。

考茨基在此論述俄國正經歷的「既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資產階級革命,也不是社會主義革命,而是一個相當特殊的進程,發生在資產階級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之間的邊界」。對考茨基來說,千秋萬代的(once and future)俄國革命並非資產階級的,因為它乃是由社會主義者領導;但它也並非社會主義的,因為無產階級的農民同盟者尚未對社會主義準備好。所有俄羅斯社會民主黨人(Russian Social Democrats)(包含托洛茨基)都同意:俄國的農民大多數(peasant majority)是社會主義轉型的阻礙,使得開創新局的(game-changing)歐洲革命沒能出現。

有鑑於此,將1917年革命理解為一場反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anti-bourgeois democratic revolution),似乎更為恰當了。創建和捍衛蘇維埃政權的這場革命,就其階級內容和其綱領而言,都是民主的。彼得格勒蘇維埃是由工人和士兵在首都創建──也就是說,蘇維埃政權自始就是個「工-農政權」(worker-peasant  vlast),也未曾失去這個特性。按照1917年所有人接受馬克思主義論述的規則,一場體現了農民利益的革命就是一場民主的革命。

如我們所見,蘇維埃革命就其1917年的綱領而言也是民主的。今日許多馬克思主義者都有一種想法,宣稱「革命的社會主義性質」(the socialist character of the revolution)是蘇維埃政權的綱領要講得通的邏輯必要條件。這種想法一經檢驗便站不住腳──而它在1917年確實也被列寧和托洛茨基本身有力駁斥。今日某些馬克思主義者可能也有某種傾向,將一場「僅只是」民主的革命蔑視為僅限於微不足道的改革和少得可憐的「最低綱領」(minimum program)。布爾什維克黨人則持非常不同的態度。他們將俄國的民主轉型──一種激進民主的創建、土地轉歸農民、對地主士紳作為一個階級的清算、以及生活各領域的現代化──視為一個高度雄心且有價值的使命。更有甚者,那是唯有堅定的社會主義者才能實行的。

這讓我們進入我們定義的第二部分:相對於古典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俄國革命從最初便是反資產階級的。首先,由於考茨基提出的理由:它乃是由社會主義者領導,而非自由派或任何流派的「資產階級」。其次,蘇維埃支持群體的兩翼──工人和農民──對特權階級(burzhui)和資產階級價值都懷著徹底的敵意。其三,俄國革命是在任何可運行的市場體系的加速崩解中發生的。

從起初──也就是,從二月──蘇維埃支持群體就對特權階級帶有敵意,無論就其狹義的產業所有權人(industrial owners),或就廣義的有產者(tsenzoviki)(這是一個對曾受教育菁英的侮辱性詞彙,衍生自限制選民數量的資產要求或「人口普查」[census])、工人貴族(beloruchki、以及其他對曾受教育菁英不友善的詞彙。即使在早期日子,當對於真正夥伴關係的希望還高漲的時候,特權階級也受到懷疑,以及確實是慣性推定而視他們為不真誠的。對於資產階級個體以及對資產階級價值抱持的負面態度,遠比對於投身建設社會主義制度的正面態度強大得多。反資產階級的動力,是有機地自蘇維埃政權這本身產生,而不只是社會主義知識分子的夢想。

諸如資產階級、市場制度和中產階級價值,都被始自1914年的俄國「混亂時期」(time of troubles)所摧毀,並且不存在重構它們的社會或政治意志。因此,蘇維埃聯邦中的社會主義,是藉由讓一個偉大的現代國家在沒有資產階級、自主市場或資產階級多元主義(bourgeois pluralism)的情況下工作的動力而獲得了內容。這場革命,無論短期的社會動力,或者長期的經濟結果,都在起初由蘇維埃支持群體的反資產階級動力決定了。

布爾什維克「霸權」:社會主義者領導農民(Bolshevik “Hegemony”: Socialists Leading Peasants

要理解為何是布爾什維克黨人被蘇維埃政權賦予了領導權,且其他黨派都沒有,我們得採取更廣闊的觀點,並審視在1917年此前定義了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所謂霸權戰略。「霸權」是一個在許多不同脈絡中有許多意義的詞彙。布爾什維克黨人用它來總結他們對俄國階級動力的觀點時,其首要的意味是: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會扮演農民的領導者(霸主[hegenon])。更完整的表述是: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會將革命進行「到底」(to the end),是藉著創建一個立基於工人和農民利益的革命政權(revolutionary  vlast),且拒斥自由派改良主義者企圖使革命停頓或走回頭路。

戰前的霸權戰略讓布爾什維克黨人占有優勢──一份最終使得他們得到第二次代表大會多數支持的藍圖。彼得格勒的布爾什維克黨人並不需要列寧替他們估量情勢,也不需要決心爭取蘇維埃支持群體──工人農民兵──贊同建立徹底的蘇維埃政權(full soviet power)的綱領、說服他們拒斥與任何菁英改良主義者的一致主義。加米涅夫(Kamenev)和斯大林等布爾什維克領袖確信臨時政府完全無法實行革命綱領,且必定很快就會顯露其反革命本質。

在這之中,農民盟友的角色仍是事情的核心。布爾什維克黨人之間在四月列寧歸來後的討論,多數是致力於確保所有人對於農民在革命的關鍵角色有所共識。這正是為何某些布爾什維克黨人堅持「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尚未完結」──這是「農民仍是個革命盟友」的另一種說法。列寧的回應是強調:任何所謂「走向社會主義的一個步驟」(steps toward socialism)(例如,銀行國有化)[譯註:列寧在〈論策略書〉(Letters on Tactics)說:「對銀行實行監督,把所有銀行合併為一個銀行,這還不是社會主義,但這是走向社會主義的一個步驟」(Control over a bank, the merging of all banks into one, is not yet socialism, but it is a step towards socialism.)]只能在農民的理解和支持下進行。

對農民的社會主義式領導的根本押注,不僅解釋了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的勝利,更解釋了布爾什維克在內戰中的勝利。在1920年(在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普列奧布拉任斯基Evgenii Preobrazhensky)將「中農」(middle peasant)形容為「革命的核心人物」(the central figure of the revolution):

在內戰的整個過程中,中農並未與無產階級一致踏著堅定的步伐。它不只一次搖擺不決,特別是面對到新狀況和新義務時;它不只一次朝向自身階級敵人方向移動。[但是]工∕農國家,立基於無產階級與80%農民的同盟,光是這件事實本身就讓政權在俄國境內沒有其他競爭者。

紅軍是霸權的體現:農民兵、革命社會主義者的政治領導、提供專業但欠缺政治影響力的官僚,全都共同奮鬥以捍衛工-農政權的存在。即使是孟什維克黨人丹(Fyodor Dan)也是如此認知。在1922年的書寫中,丹觀察到:以農民為基礎的紅軍,1920年在波蘭的挫敗,並不只是一場軍事失敗:

農民紅軍為了捍衛已經奪取的土地,面對地主可能的反撲,他將會以最大的英雄主義和最大的熱情奮戰。他將赤手空拳向前對抗大炮和坦克,而他的革命激情將感染和瓦解即使是最雄壯和紀律嚴明的部隊,如同我們所見德國人、英國人和法國人那樣…

但布爾什維克共產主義的理念,對農民紅軍的思考方式來說過於格格不入甚至是敵對的,以致於他本身無法被其感染,也無法以它來感染別人。用戰爭將資本主義轉化為共產主義社會的理念無法吸引他,而這正是對布爾什維克黨人而言紅軍潛力的限制。

丹對「布爾什維克共產主義的理念」有著奇怪的理解。儘管如此,他的評論帶出了兩個俄國革命的核心要點。首先,當它與農民利益相容時則強,當它偏離其界限時則弱。其次(這是丹含糊其詞的一點),農民幾乎難以構成一支有力的戰鬥部隊,除非它們被一個立基於城市部門的人民(the urban branch of the  narod)的政黨給予政治領導。

布爾什維克黨人完全致力於工-農聯盟以及,根據事實本身(ipso facto),致力於一場本質上「民主的」革命。直到列寧的最後幾篇文章,他才明確地提出無產階級能夠帶領農民大多數(peasant majority)一路通向社會主義。某些方面來說,這個觀點是與原始版本的霸權斷裂了,但更深刻地看,這不過是社會主義者領導農民這個核心理念更進一步的延伸。

作為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的列寧(Lenin as Bolshevik Leader

十月時,蘇維埃政權的領導權被託付給布爾什維克黨。以此觀點看待這些事件,會引起一種對列寧在黨內領導的新看法,這種看法帶出了某些非預期的特徵。不過我們得從一件事實開始:列寧是在1905年革命前與後,闡述和捍衛霸權戰略的首要負責人。在1915年十月,藉由主張工∕農政權(worker/peasant  vlast)會在革命第二階段掌權、取代反沙皇制但屬於護國主義(defencist)[譯註:即沙文主義派(Chauvinist)]的政體,他加強了他的方案[譯註:參見列寧〈幾個要點〉(Several Theses),收錄於《列寧全集》中文二版,第27卷,pp.53-56]。他由此提供了黨基本的戰略指導。

當列寧歷經十年流亡在四月歸來時,出現意見不一致和士氣低落(discord and demoralization)的可能性很大。當我們細看布爾什維克黨人間的相互讓步(give-and-take)後會發現,四月時列寧出眾之處,無論對自己或對彼得格勒布爾什維克黨人而言,在於他傾聽同黨同志、釐清何為首要何為次要、與協助澄清誤解的能力。讓我提出一個雖小卻發人深省的例子,來說明列寧如何從在地人士身上學習。在列寧歸來前從瑞士所寄的〈遠方來信〉(Letters from Afar)中,他不斷提及「工人代表蘇維埃」(Soviet of Worker Deputies)。當《真理報》(Pravda)刊印他的文章時,編輯靜悄悄地在這個詞組每次出現時改成正確的名銜「工兵代表蘇維埃」(Soviet of Worker and Soldier Deputies)。在列寧歸來後立刻發表的〈四月提綱〉(April Theses)的原文中,他仍舊使用這個不精確的縮寫名銜。在他的同志提醒他這個問題後,他馬上就改成了一個以農-工聯盟為基礎的重要象徵名銜。

在採納知名的三字口號「全部政權歸於蘇維埃!」(All Power to the Soviets!)這件事上列寧也值得讚揚,不過是在一個非預期的方面。這個口號並出現在〈四月提綱〉或四月29日結束的黨代表會議的決議中。它最早有記錄的使用,似乎是出現在四月21日的反臨時政府示威,在街頭上揮舞著的一面旗幟。列寧注意到它的出現,後來在五月2日刊載於《真理報》的文章上引用它(譯註:應是指〈政權危機〉一文,收錄於《列寧全集》第30卷,pp.1-3)。這個口號不僅是在匿名的旗幟或個人署名文章上出現,還在代表黨的權威文件上首次出現——五月7日的《真理報》。由此可見,列寧具備足夠的敏銳去觀察到這個口號,並指明其可能性。就目前的證據,確實是列寧將它從匿名旗幟中提昇,並使它成為布爾什維克鼓動的核心。

在七月事件(July Days)之後,列寧認為不成文憲法已被取消,且當下的蘇維埃體系已不再有能力行使權力。他因此想要撤回「全部政權歸於蘇維埃!」的口號。如他後來所承認,這是一次左傾偏離(leftist deviation)。幸運的是,其他的黨領袖設法讓這個口號完整保留了,而這對布爾什維克在秋季是有利的,那時蘇維埃體系得到了新的活力。如同這段插曲顯示的,列寧是個有效的領袖,是因為他是一個能夠糾正個人誤解的團隊的成員。

回顧列寧在十月慷慨激昂地勸說(haranguing)其布爾什維克同志揭竿起義的戲劇性事件,我們應當聚焦在他的核心論述:全國的蘇維埃支持群體,農民與工人,已拒斥任何類型的一致主義,從而已事實上(de facto)聲明贊成建立徹底的蘇維埃政權。武裝起義無疑是個好主意,但並非起義本身創建了蘇維埃政權──相反地,它保護了第二次代表大會及其將不成文憲法轉為成文憲法的能力。

列寧是一個團結的黨的強大領袖。但這個黨並非因為他是個強大領袖而團結──相反地,他成為一個強大領袖,乃是因為黨團結在以社會主義領導權來建立工-農政權的基本戰略。

1917年的澄清(1917’s Clarification

回顧從二月到十月事件的進程,我們將明白蘇維埃政權的既不大可能性(improbability)也不可避免性(inevitability)的箇中原因。十月之所以可能,因為三個高度不尋常的境況的匯合:前政權的徹底崩解,工農兵組成的機構之創建立即贏得軍隊有力的效忠,存在的地下黨具備了一套國家結構(national structure)與一份回應前兩個境況的、準備好上路的(ready-to-go)綱領。

在沙皇政府垮台的幾小時內,所有這些特徵都變得明顯。此後,十月看起來幾乎無可避免。一致主義是個死胡同,因著俄國人民的渴望與菁英階層之間的深刻分歧。當這變得顯然,布爾什維克黨人與其徹底的蘇維埃政權的綱領,便成了蘇維埃支持群體僅存的唯一替代方案了。甚至連反革命都算不上一個真正的替代方案,因為它尚未準備好掌權以鎮壓蘇維埃。

因此,1917年是澄清這場戰役(校按:內)的利害關係(the stakes)的一年。1917年創建的工-農政權在其後的內戰中存活下來,但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其中一場災禍,便是全面廢除政治自由──即使這是布爾什維克黨人在戰前的核心目標。不過,就幾個關鍵的面向上,早期蘇俄仍能被準確地形容為一個「工-農政權」。地主階層全被作為一個階級被清算,受過教育的前菁英被徹底革除權力,新政府機關日益增聘工農為職員,新政府中的許多政策以爭取這些階級的支持為目標(例如,群眾掃盲運動[mass literacy campaigns]),而工農們持續地被以歌曲和故事稱頌。即使是大規模的政治不寬容,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種「民主」的特徵,其反映了普遍的大眾價值。

無論這是好是壞,在1917年二月創建、且在十月藉著接受布爾什維克領導而被保留下來的蘇維埃政權,將自身建成了一個在世界上的強大力量。

關於作者

Lars T. Lih是一位住在蒙特婁的學者。他出版的書包含《俄國的麵包與政權,1914-1921年》(Bread and Authority in Russia, 1914–1921 )和《重新發現列寧:脈絡中的〈怎麼辦?〉》(Lenin Rediscovered: “What is to be Done?” in Context.)。

世界醫師會對醫師福祉之聲明│陳宗延譯

※原載於世界醫師會(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 WMA)網站

※於2015年十月俄羅斯莫斯科WMA第66次大會通過

前言

醫師福祉指的是:所有影響生理、心理和社會健康及預防或治療醫師經歷的急性或慢性疾病(包含工作危害、職業壓力和疲勞造成的心理疾患、失能和傷害)的因素的最適化。

醫師福祉對病患照護可能有正面影響,但尚需更多研究。因此,醫學專業應當鼓勵和支持進行中的醫師健康研究。既有的證據應當在政策和實作中施行。儘管醫師傾向於擁有健康的習慣,提昇他們的健康作為改善全體人群健康的一種方式仍是重要的。

處於職涯各階段的醫師和醫學生,接觸到的既有正面的經驗,也有各種不同的壓力源和工作傷害。醫學專業應當尋求指認和修正導致這些壓力源的政策和實作,並與各國醫學會(National Medical Associations, NMAs)合作發展具有保護效果的政策和實作。就和所有人類一樣,醫師會經歷病苦,也會有家庭義務和其他專業生活之外的責任應當被考慮。

醫師耽擱尋求幫助的一個理由,是對守密性的顧慮且對於病患的角色感到難以自在。他們經歷的是對自己病患的責任感,且敏感於外界對其健康的期待。因此,醫師尋求和接受治療時,應當被保證具有和其他病患同等的守密性。照護醫師病患時,健康照護體系可能需要提供特殊的安排,以支持其提供隱私與守密的義務。預防、早期協助和介入應當可及,且與任何懲戒程序分開來。

醫師福祉的威脅、障礙與機會

專業角色與期待

醫學專業經常吸引具有強烈義務感的、高度緊迫感的個人。成功完成漫長且密集的教育要求,往往賦予醫師在其社群中具有高度的尊重心和責任感。

帶著高度的尊重和責任,醫師經常得忍受病患和公眾的高度期待。這些期待可能造成對他人的照護優先於對自己的照護,以及對於照料自身福祉感到罪惡和自私。

醫師預防健康的作法和病患的有直接關係。這種關係應當鼓勵健康照護體系更妥善地支持和評估改善醫師和醫學生健康對病人的影響。

工作環境

工作條件,包含工作負荷和工時,在醫師的職涯中影響了他們的動機、工作滿意度、個人生活和心理健康。

因為照護病患,醫師經常被認知為能夠豁免於傷病;而且職場健康與安全計畫可能會被忽略了。小型組織雇用或自僱的醫師則甚至是處於更高的職業病風險中,而且可能缺乏大型健康照護機構所提供的健康與安全計畫的使用權。

他們專業責任造成的結果是,醫師和畢業後教育中的醫師經常遭遇情感挑戰和創傷的處境,包含病患的病苦、傷害和死亡。醫師也可能暴露於輻射、噪音、惡劣的人體工學等物理危害,以及HIV、結核和肝炎等生物危害。

有些健康照護體系可能會使壓力惡化,因為體系中固有的階序和競爭。畢業後教育中的醫師和醫學生,在其醫學教育中可能成為騷擾和歧視的受害者。由於他們在醫學階序中的位置,他們可能會感到無力面對這些行為。

醫師的自主性,是醫師滿意度最強的預測因子之一。越來越多的外在規範措施,例如過度強調成本效率或顧慮通報醫療錯誤的後果,可能會不當地影響醫療決策,並削減醫師的自主性。

疾患

儘管醫療專業承認早期發現和治療疾患是較佳的,醫師卻往往熟練於隱藏自身的疾患,並繼續行使職責而佈尋求協助,直至無法完成職務為止。一位患病的醫師尋求照護時可能有許多阻礙,包含:否認、守密議題、厭惡病患角色、執勤負責範圍(practice coverage)、畏懼懲戒處分、可能失去執業優待(practice privileges)、失去依績效計的酬勞、以及自我照護的效率。由於這些阻礙,醫師往往不情願轉介自己或同事去接受治療。

疾患可能包含心理和行為的健康問題、疲勞、溝通和人際議題、生理和認知問題以及物質濫用疾患。這些疾患和問題可能重疊,也可能在自基礎醫學教育至退休的專業生命週期全程發生。重要的是承認醫師福祉的光譜,從最適健康、輕微疾患、到使人衰弱的疾患。

物質濫用可能破壞一位醫師的個人生活,也可能顯著影響他或她照護病患的能力。輕易取得藥物也可能造成醫師濫用娛樂性藥物和處方藥的風險。在職場受損前提供協助,對醫師、其專業信譽和其病人,都具有保護作用。

改善福祉促進、預防策略和早期介入,有助於減輕精神和生理疾患的嚴重度,也有助於減少醫師、畢業前教育中的醫師和醫學生自殺的發生率。

建議

WMA建議各國醫師會認可,並盡可能地主動處理下列事宜:

  1. 與醫學院和職場合作,各國醫師會認可其提供關於醫師福祉的各層級教育的義務。各國醫師會應當合作提昇研究,以建立促進醫師健康和確定醫師福祉對病患照護之影響的最佳作法。
  2. 在職場內外,都應支持和給予醫師福祉。支持可能包含但不限於轉介醫學治療、諮詢、支持網絡、被認可的醫師健康計畫、職業復健,以及韌性訓練(resiliency training)、健康生活風格和個案管理等初級預防計畫。
  3. 各國醫學會應認可醫師的與病人的個人健康作法之間強烈且持續的連結,而這給予健康體系另一個促進醫師健康的非常重要的理由。
  4. 醫師健康計畫能夠幫助所有醫師藉由預防策略主動幫助自己,也能夠藉由評估、轉介治療和追蹤來協助不舒服的醫師。幫助提昇正面心理健康的計畫和資源應及於所有醫師。應該要有早期偵測、介入和照護醫師病患的特別安排,以保障醫師的健康。旁養支持性和接納性的文化,對於成功的早期轉介和介入是重要的。
  5. 處於酒精或藥物濫用風險中的醫師,應當要有取得適當守密的醫學治療和周全的專業支持的管道。各國醫學會應當推廣幫助醫師在治療計畫完成後重新進入醫療執業、且具適當持續監管的計畫。應當進行更多研究,以確定預防醫師及畢業後教育中的醫師物質濫用的最佳作法。
  6. 醫師有權享有的工作條件,是有助於限制疲勞風險,以及培力他們而使之能藉由平衡專業醫學責任與私人生活和責任來照料自身的個人健康。最適的工作條件包含:安全且合理的最高連續及總工時、執勤間的充分休息、以及適當的非工作日數。相關組織應建設性地處理專業自主性和工作-生活平衡問題,且使醫師能參與關於其工作生活的決策。工作條件不應使病患或醫師處於風險之中,且醫師最終應投入建立最適的職場條件。
  7. 職場應促進有益於健康生活風格(包含取得健康食物選項的管道、運動、營養諮詢與支持戒菸)的條件。
  8. 醫師、畢業後教育中的醫師和醫學生,有權在沒有騷擾與暴力的職場中工作。這包含免於言語、性和身體侵害的自由。
  9. 醫師、畢業後教育中的醫師和醫學生,有權要求一個協力的職場。職場應促進跨領域團隊合作,並且應當在合作和尊重的精神中提供醫師和職場中所有其他專業間的溝通。應當考量溝通技巧、自我覺察和團隊合作方面的教育。
  10. 醫事人員應接受辨識、處理以及與可能暴力相向人士溝通的訓練。健康照護機構應對暴力採取防護措施(這包含常規暴力風險查核),特別是在精神健康治療機構和急診部門。暴力受害者或舉報暴力的員工,應受到管理階層的支持,並接受醫療、心理和法律諮詢。
  11. 醫學院和教學醫院應為畢業後教育中的醫師和醫學生發展並維持守密服務,並提高這類計畫的覺察度和可近性。職場應考慮提供畢業後教育中的醫師醫療諮詢,以在醫學教育的開端就能辨識出任何健康議題。
  12. 對全體醫師的職場支持應能輕易可及且為守密。評估和治療醫療同仁的醫師,不應被要求以其非醫師病患不會被要求的任何方式,通報其醫師病患照護的任何方面。

 

〈日內瓦宣言〉修訂版──一份現代的醫師誓言◎Ramin Walter Parsa-Parsi│陳宗延譯

「醫師誓詞 醫勞小組」的圖片搜尋結果

※Photo credit: 醫師勞動條件改革小組臺北市醫師職業工會創會理事長黃致翰醫師

※本文原載於:Parsa-Parsi RW. The Revised Declaration of Geneva: A Modern-Day Physician’s PledgeJAMA. Published online October 14, 2017. doi:10.1001/jama.2017.16230

※本文一切智慧財產權均屬世界醫師會(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 WMA)所有。©2017 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All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the Declaration of Geneva are vested in the 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

※作者Ramin Walter Parsa-Parsi, MD, MPH為德國醫師會成員(German Medical Association, Berlin, Germany)、WMA日內瓦宣言工作小組(Declaration of Geneva Workgroup)主席、WMA醫學倫理委員會成員、WMA理事會成員。

 一份〈日內瓦宣言〉的新修訂版,在2017年十月14日於芝加哥舉行的WMA大會上獲得通過。

作為2500年前〈希波克拉底誓詞〉(Hippocratic Oath)的當代承繼者,1948年WMA第二次大會上通過[1]的〈日內瓦宣言〉扼要地將醫師的專業義務提綱挈領,並確認了全球醫學專業的倫理原則。〈宣言〉自其通過70年來迄今僅經過微幅修正的現行版,處理了若干與醫病關係、醫療隱私、尊敬師長與同業及其他議題相關的關鍵倫理因數。一份〈日內瓦宣言〉的新修訂版,在2017年十月14日的WMA大會上獲得通過,包含了許多重要的變革和增訂(參附件)。

WMA的標準作法,是每10年傳閱審查一次它的政策文件,以重新評估文件的準確性、重要性和關連性。〈日內瓦宣言〉也不例外。在2016年(〈宣言〉最近一次編輯修訂後10年),WMA創建了一個國際工作小組,以評估〈日內瓦宣言〉的內容、結構、閱眾及實行狀況,並決定是否有必要進行任何修正。由於這份文件的重要性,受任的工作小組特許有接近2年寬裕的時間表,而得到充分機會蒐集各國醫師會成員以及外部專家的回饋和建議。這麼做的目標,是確保修訂的努力盡可能透明且通力合作。

工作小組是由德國醫學會擔任主席,且由不同文化、宗教和種族背景的成員組成。其所被賦予的任務,是依據現代的醫學與醫學倫理發展,以及在WMA其他重要政策與受敬重的國際文獻的脈絡中,仔細思量〈宣言〉以確定修訂的必要性。工作小組的建議,也立基於在許多場合(最近幾次是2017年七月和八月)中向WMA會員徵集的評論,以及一次2017年五月和六月舉行、為期三週的公開諮詢(在這段期間,〈宣言〉修訂版的草稿被刊載於WMA網站,且在一個專家和利害相關人的國際網絡中散佈,以求取評論)。在修訂過程全程收到的每一則評論,都經過工作小組成員的仔細審查,並考慮納入修訂版草稿中。

〈日內瓦宣言〉與其他關鍵倫理文件──諸如WMA的〈赫爾辛基宣言:涉及人體受試者的醫學研究的倫理原則〉(Declaration of Helsinki: Ethical Principles for Medical Research Involving Human Subjects)[2]和〈台北宣言:健康資料庫與生物資料庫之倫理考量〉(Declaration of Taipei on Ethical Considerations Regarding Health Databases and Biobanks)[3]──最值得注意的差異,可說是未能明確肯認病患自主,儘管的確提及醫師對他或她的病患行使尊重、行善和守護醫療秘密的義務。為了處理這個差異,被其他WMA會員、倫理顧問和其他專家告知的工作小組建議增訂以下條文:「我將尊重病人的自主權與尊嚴。」除此之外,為強調病患自決的重要性為醫學倫理的關鍵基石之一,工作小組也建議將所有聚焦於病患權利的新增和既有段落移至文件開頭,後面才是與其他專業義務相關的條文。

為求更明確地訴諸病患和同業所期待醫師的倫理與專業行為的標準,「我將要憑我的良心和尊嚴從事醫業」的條文加強納入了「且與優良醫療規範一致」的措詞。

若未考量增加的工作負荷、職業壓力,以及這些因素可能對醫師、其健康及其提供最高標準照護的能力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對於醫師專業義務如何表現於〈日內瓦宣言〉的重新評估便不完整。依據WMA會員調查收到的回饋,以及近期通過的〈WMA對醫師福祉之聲明〉(WMA Statement on Physician Well-Being)[4] (譯按:中譯版見此)中所勾勒的建議,工作小組成員將醫師福祉的概念納入〈宣言〉修訂版如下:「我將要致力於自身的健康、福祉與能力,以提供最高標準的照護。」這個條文反映的不僅是醫師的人性,更可見醫師自我照護在改善病患照護上的角色。

關於專業關係,之前版本的〈宣言〉呼籲學生尊敬其師長,卻偏離了呼籲師生相互尊重的〈希波克拉底誓詞〉。工作小組同意納入相互尊重的理念,並增加一句提及尊重同業──「我將要給予我的師長、同業和學生應有的尊敬與感謝。」──以取代因為被認為語氣過時而自現行草稿中移除的「我的同業將會是我的兄弟姊妹。」為補充這項原則,工作小組也新增另一條文,更明確地提及對下一世代的醫師教導及傳遞知識的義務。

這些和其他編輯修正,包含新增將〈宣言〉指明為一份「醫師誓詞」的副標,使得這份關鍵的文件能夠更準確地反映現代醫學專業的挑戰與需求。WMA希望這個徹底的修訂過程以及後續倡議的努力,能使〈日內瓦宣言〉在全球的尺度上被更廣泛地被採納。

WMA日內瓦宣言──醫師誓詞
※於1948年九月瑞士日內瓦WMA第2次大會通過,並於1968年八月澳洲雪梨第22次大會、1983年十月義大利威尼斯第35次大會及1994年九月瑞典斯德哥爾摩第46次大會修正,並於2005年五月法國迪沃恩萊班(Divonne-les-Bains)第170次理事會、2006年五月法國迪沃恩萊班第183次理事會及2017年十月美國芝加哥大會編輯修訂。
2017年十月版 2005年五月版
0 AS A MEMBER OF THE MEDICAL PROFESSION:

身為醫業一員:

AT THE TIME OF BEING ADMITTED AS A MEMBER OF THE MEDICAL PROFESSION:

准許我成為醫業一員時:

0
1 I SOLEMNLY PLEDGE to dedicate my life to the service of humanity;

我鄭重地保證自己要奉獻生命為人類服務。

I SOLEMNLY PLEDGE to consecrate my life to the service of humanity;

我鄭重地保證自己要奉獻生命為人類服務。

1
2 THE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MY PATIENT will be my first consideration;

病人的健康與福祉將是我的首要顧念;

THE HEALTH OF MY PATIENT will be my first consideration;

病人的健康將是我的首要顧念;

4
3 I WILL RESPECT the autonomy and dignity of my patient;

我將尊重病人的自主權與尊嚴;

4 I WILL MAINTAIN the utmost respect for human life;

我將保持對人類生命的最大尊重;

9
5 I WILL NOT PERMIT considerations of age, disease or disability, creed, ethnic origin, gender, nationality, political affiliation, race, sexual orientation, social standing or any other factor to intervene between my duty and my patient;

我將不容許年齡、疾病或殘疾、信仰、族裔起源、性別、國籍、政治背景、種族、性取向、社會地位或其他因素的考慮介於我的職責和病人間;

8
6 I WILL RESPECT the secrets that are confided in me, even after the patient has died;

我將要尊重所寄託給我的秘密,即使是在病人死去之後;

5
7 I WILL PRACTISE my profession with conscience and dignity and in accordance with good medical practice;

我將要憑我的良心和尊嚴從事醫業,且與優良醫療規範一致;

I WILL PRACTISE my profession with conscience and dignity;

我將要憑我的良心和尊嚴從事醫業;

3
8 I WILL FOSTER the honour and noble traditions of the medical profession;

我將促進醫業榮譽和高尚的傳統;

I WILL MAINTAIN by all the means in my power, the honour and the noble traditions of the medical profession;

我將要盡我的全部力量,維護醫業榮譽和高尚的傳統;

6
9 I WILL GIVE to my teachers, colleagues, and students the respect and gratitude that is their due;

我將要給予我的師長、同業和學生應有的尊敬與感謝;

I WILL GIVE to my teachers the respect and gratitude that is their due;

我將要給予我的師長應有的尊敬與感謝;

2
MY COLLEAGUES will be my sisters and brothers;

我的同業將會是我的兄弟姊妹;

7
10 I WILL SHARE my medical knowledge for the benefit of the patient and the advancement of healthcare;

我將要分享我的醫學知識,為了病人的利益和健康照護的進展;

11 I WILL ATTEND TO my own health, well-being, and abilities in order to provide care of the highest standard;

我將要致力於自身的健康、福祉與能力,以提供最高標準的照護;

12 I WILL NOT USE my medical knowledge to violate human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even under threat;

我將不運用我的醫學知識去違反人權和公民自由,即使受到威脅;

10
13 I MAKE THESE PROMISES solemnly, freely, and upon my honour.

我鄭重地、自主地並且以我的人格宣誓以上的約定。

11

 

[1] 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 Declaration of Geneva. https://www.wma.net/policies-post/wma-declaration-of-geneva/. Published May 2006. Accessed October 5, 2017.

[2] 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 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 Declaration of Helsinki: ethical principles for medical research involving human subjects.  JAMA. 2013;310(20):2191-2194.

[3] 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 Declaration of Taipei on Ethical Considerations Regarding Health Databases and Biobanks. https://www.wma.net/policies-post/wma-declaration-of-taipei-on-ethical-considerations-regarding-health-databases-and-biobanks/. Published October 2016. Accessed October 2, 2017.

[4] 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 Statement on Physician Well-Being. https://www.wma.net/policies-post/wma-statement-on-physicians-well-being/. Published October 2015. Accessed October 5, 2017.

 

馬克思主義與心理學◎Susan Rosenthal│鄭中睿、陳宗延譯,宋治德校

Marxism and Psychology

原載於Socialist Review 2016年二月號(410期)

馬克思和恩格斯把資本描述為一種關係,至於資本主義,則是一套由各種關係組成的體系。他們的意思,是否說資本主義形塑我們與自己、他人及社會間關係的每一方面,所以,社會主義革命將會轉變所有這些關係嗎?或者,馬克思和恩格斯太一概而論了呢?是否,人類經驗中的某些面向並不受社會影響,因此,我們需要馬克思主義以外的東西去理解它們,並且無法只靠社會主義來轉變它們?這正是馬克思主義與心理學衝突的核心。

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把人類經驗放在社會-歷史脈絡中考量。心理學、心理分析、心理治療、醫學、遺傳學與其它大多數學科,則把個人(或個人中的某些部分)與社會脈絡分開考量。其背後的假設是:支配個人(或其部分)的某些永久性生物或心理特質的法則,並不同於那些支配大社會的法則。因此,這些特質只能在個人或其部分的層次上被改變。

為了強調個人,而將個人從社會中分離出來,是資本主義的意識型態而非科學。把個人因素擺在優先,消解了體系的責任。假如個人對事態的發展能作出對應選擇,個人就能夠被怪罪做了壞選擇,從而再次讓體系開脫責任。

科學教導我們,社會與個人在動態的互動中相互形塑。假如一個人的精神感到重壓,那是我們人類處於資本主義有害的物質及社會環境之中的演化所致。

絕大多數的癌症,是環境毒物造成的;但是,罹癌的受害者,卻被責怪做了不健康的選擇,以及擁有「致癌性格」或「致癌基因」。同樣地,異化造成人們的心理疾病,但精神病卻被歸咎於錯誤的思考、腦化學作用異常或基因缺陷。藉由責怪受害者,焦點集中在個人的所作所為,而非體系對他們做了什麼;這使得體系受到保護。

過往,心理疾患(mental illness)意指精神失常(insanity)。美國1918年的精神疾患手冊[1],包含了22個診斷類別;其中,有21項屬於某種形式的精神失常。自此之後,「心理疾病」的範疇大幅膨脹,囊括眾多偏差及叛逆行為、對於資訊的不同處理方式(神經多樣性[neurodiversity])、面對孤立和剝奪的情緒性反應,以及各種創傷症候群。心理疾患的標籤,被用於病理化抗爭者、受苦者,以及某些因其需求而損及生產力的人。無論是由於生理或心理限制,凡是生產力較低者,都被污名為具有社會缺陷,並且或多或少可被犧牲。

被標誌為「心理疾患」的人們,構成了一個受壓迫群體。就跟所有形式的壓迫一樣,心理疾病也影響了每一個階級的人。然而,如同其它形式的壓迫,工人階級承受著最大的負荷。心理疾患者承受法律、醫療、社會及居住歧視之苦。他們可以被強制監禁在機構裡,在違背其意志的情況下被用藥,並且被否定有權利決定自己的生活。心理疾患者在受監禁的人們中,佔據不成比例的大多數,且更可能陷入失業、貧窮與流落街頭。

壓迫是資本主義的本質。藉由令受壓迫群體臣服,一小撮統治階級得以將人數遠多於他們的工人階級分而治之。尤其,壓迫心理疾患者,能促使社會整體在思想、情感與行為方面一致。

精神醫學服務資本主義的方式,是將偏差行為診斷為精神疾患。在1950年代,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譯註:現譯為思覺失調症)的標籤,主要被貼在心懷不滿的家庭主婦身上。1960年代的反種族主義運動,則促使《精神疾患診斷及統計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將其對精神分裂症的描述,從本來主要是抑鬱情緒轉為敵意(hostility)、攻擊性(aggression)以及被害妄想(delusions of persecution);亦即,從市郊白人家庭主婦轉為市區的叛逆黑人。今日,美國黑人被貼上「精神分裂」標籤的機會,是美國白人的三倍。

精神科醫師與心理學家,將奴隸與政治異議份子的抗議病理化。他們對叛逆的婦女施行腦葉切開術(lobotolised),並嘗試改變同志的性向。他們倡議,對「社會缺陷者」實施安樂死或絕育。他們協助審訊與刑求。他們對士兵下藥,好使其不斷殺戮。他們對老人與囚犯下藥,好讓他們保持安靜。他們還對叛逆的兒童下藥。

當家庭陷入危機時,家長通常比較無法滿足孩子的情緒需求。藉由將兒童長時間限制在封閉的教室裡,記誦與他們生活毫不相關的資訊,學校也有份造成孩子們的苦痛(distress)。當孩子們以出格的舉止(acting out)抗議時,專家便將他們貼上心理疾病的標籤,並稱他們的家長為不適任。

一旦孩子們被標籤,就可以合法地強制家長讓自己的小孩服藥。2013年,美國有超過800萬名17歲以下兒童,被開立精神科藥物。這些兒童當中,有100萬人的年齡在5歲以下,25萬人未滿1歲。

社會主義者為受壓迫者挺身。我們拒斥這樣一種論述:「女性應當育兒,因為她們就基因被設計為養育者」。我們拒斥這樣一種論述:「黑人比較可能貧窮,是由於他們智力低下」。我們瞭解,這些生物學的論述並非基於科學;它們是偽科學——偽裝成科學的宣傳。資本主義有系統地混淆科學與偽科學,將真實的事物置換為對真實的宣稱。偽科學的案例之一,是宣稱精神疾患係根植於生物學。

心理疾患的生物學模式,將心靈化約為大腦,從而變成了研究和治療的客體(這種模式的一個變體是佛洛伊德主義,將心靈化約為生殖器)。這種粗糙的唯物主義(crude materialism)不應與馬克思主義式的唯物主義混淆;後者把心理疾患置於社會與歷史脈絡中審視——視為被異化勞動病害的社會,在個體層次上的表現。

社會條件產生心理疾患的事實是如此明顯,以致精神醫學產業必須要說服我們:情況並不是這麼回事。1952年版的《精神疾患診斷及統計手冊》(譯註:即DSM-I),曾將心理疾患描述為對某些外部事件、情境或生物條件的一種反應。之後的所有版本,都移除了這項描述。

《精神疾患診斷及統計手冊》未能成功辨識精神疾患的外因,這背後的意涵是:精神疾患的病因都是內在於個人(錯誤的思想、行為、化學作用或基因);且治療之道在於改變病苦者,而非針對造成病苦的條件。對於藥物治療和基因研究的強調,源自生物學模式。而指導病患改變其思想、情感和行為的實作,其所隱含的意義是:核心問題在於病患沒能適當發揮職能。

有些人讓步承認逆境可能會造成兒童苦痛與情緒疾患,諸如焦慮和憂鬱;但思覺失調(psychosis)等知覺疾患(perceptual disorders)則必得要有生物學的因素。這是錯謬的邏輯。

人類的感知是社會建構的。對社會的支配意念,形塑了人們所思考和所想要的事物與所信任、畏懼或怪責的人,以及什麼是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錯覺(Misperception)亦是社會建構的。心理學家、廣告顧問和管理專家被雇來兜售一種立基於欺瞞(例如「這是個自由的國家」)、矛盾(例如「戰爭是一種人道介入」)、對活生生經驗的否定(例如「努力工作總是有回報的」)以及威嚇(例如「要嘛工作,要嘛挨餓」)的體系。儘管多數人都接受了不可接受之事,但他們並不喜歡它。有些人公開反叛。其他人則藉由生心理症狀、成癮和自殺來抗議。有些人遁逃至另一個不同的現實中。

思覺失調典型發生於青春期與成人之交,這是最敏銳地經驗到世界運作的實然-應然衝突之時。無法化解這種衝突,使得某些人變得高度焦慮且深度猜疑。世界失卻了意義,因此他們「與現實斷裂」且躲在空想王國中;在那裡,想像的隱喻傳達了無法清晰表達之事。我們都會自言自語,但思覺失調破壞了和自我的關係,以致於內在的聲音被錯以為來自外部。視覺暗示也被錯誤詮釋,而構成了並不實際在場的人物或事物的形狀。

思覺失調的社會基礎,被生物學家和精神科醫師忽略了;他們將精神病個體視為一張必須被矯正的缺陷的檢核表。這個個人的經驗、觀點和社會需求都被忽略了。這個個人試圖藉由言說、情緒、身體語言和行為模式來傳達的事情,沒有得到一點關注。焦點在於操弄腦部化學作用、對抗缺陷的基因、以及控制行為。

精神疾患的最佳療法是社會支持。一項大型美國研究發現:接受較少藥物、較多個人和家庭支持的精神病患,比起接受常規藥物為主治療的病患,恢復進展較佳。社會支持模式在澳洲、斯堪地那維亞和其他地方被成功運用。社會支持能夠醫治知覺疾患的事實,告訴我們這些疾患具有社會基礎。

社會支持在社會層次上也能有效治療心理疾患。一項關於兩千位罹患嚴重心理疾患的無家可歸者的加拿大研究發現:供給穩定的住房,比起任何其他治療都更有效。

提高生活水平事實上能夠治癒精神疾患。一項美國的八年研究發現:貧困兒童被診斷出精神症狀的次數,是未曾經歷貧困的兒童的四倍之多。一項研究進行了一半發現,一間新賭場開始支付其員工財務紅利,使得14%的家庭擺脫貧窮。

那些不再貧窮的兒童,罹患精神症狀的機會降至和未曾經歷貧困的兒童相同。相反地,那些維持貧困的兒童,精神症狀依舊盛行。所得增加使得父母親能夠滿足自身的需要,從而讓他們比較能夠滿足他們孩子的需要。

資本主義正將更多人推入危機之中。在加州,對服務的衝擊,激起了工人階級的反應。

2015年一月,超過3,300位全國健康工作者工會(National Union of Health Workers, NUHW)成員在凱薩醫療集團(Kaiser Permanente,美國最大醫療公司)前罷工。儘管帳面盈利,凱薩卻拒絕聘雇足夠員工以滿足病患需要。在抗爭中,NUHW的心理學家、治療師、社工和精神科護理師發起了一場史上最大的精神健康工作者罷工,在35個城市中架起65條糾察線。

為期一週的罷工之後,是許多連署請願和一場「再也不要有凱薩式自殺」(No More Kaiser suicides)的運動,後者公布了死於缺乏照護的病患數量。最後,受迫於無限期罷工(an open-ended strike),凱薩同意工會的訴求:為病患倡議的權利;工資和退休金保障;以及訂定一個新的排班比例(scheduling ratio),使病患能更常被訪視,且規定聘僱新人以滿足需求。

將勞工和病患的需求連結,製造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勝利。然而,我們需要的遠多於服務的可近性。我們需要的是一個不會讓我們生病的世界。

資本主義將全世界轉化為一間生產資本的工廠。所有擋路的人類需求,都被視為必須被移除的阻礙。「精實生產」(Lean production)將勞工推向生理和情感的極限。被壓垮的人們,被拋棄和取代。

在資本主義之下的心理健康是不可能的。因長期戰爭的恐怖和環境破壞的惡化,令人們痛苦日益加劇。若你敞開心胸直面資本主義的野蠻狀態(barbarism of capitalism),你會受到創傷。若你對此閉鎖心胸,你便失卻了人性。

世界衛生組織報告:全球自殺率在過去45年間提高60%,佔了男性所有暴力死亡數的一半及女性暴力死亡數的71%。自殺是15-19歲青少女死亡的頭號原因。在美國,5-11歲黑人男孩的自殺率自1990年代以來已經倍增。

過去15年以來,家長為高中畢業生的美國家戶,其通膨調整所得下滑19%。所得下滑伴隨的是,低教育程度的中年美國白人死亡率提升22%,而這主要是由於酗酒、藥癮和自殺。若此一群體的死亡率維持不變,本可避免96,000人死亡。若死亡率以此前的速率下降,本可保住五十萬條人命。

移除疾病的社會根源並不是資本主義下的一個選項,因為什麼都不允許打斷利潤的流動。相反地,這個體系盡力提高人們在有害環境中發揮職能的能力。這意謂著將科學、研究和專家限制於研究和操弄個體因素。這在癌症和在精神疾患都是一樣的。

儘管有些形式的精神疾患(和癌症)可能是生物學上的瑕疵所致,但在一個毒害了生命每一層面直至分子層次的體系中,我們無法確知。當我們消滅資本主義且建立了一個健康促進的社會,我們才能看到那些剩餘需以生物學方式解決的部分。在此之前,社會主義者必須強調社會問題的集體解方,而非沈溺於科學家和專家能夠在個體層次解決社會問題的錯覺中。

馬克思主義和心理學的衝突,其實並不真的是關於心理學或精神疾患。它是關於是否將資本主義理解為一個全面的社會關係體系,在其中的個體所經驗的變化是處在社會變遷的過程裡。

1980年代,波蘭勞工自我組織起來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工會,包含了工作年齡人口中的三分之一。隨著罷工擴散和示威增加,醫院精神科原本的勞工的床位開始空出,而住進生病的政府官員。這之所以發生,是因為階級鬥爭的升高,為集體解決個體問題開了大門。

幾十年來工人階級的後撤,損及了對集體解方的信心。社會主義者並未豁免於這種洩氣。在一個由個體主義以及「同時」推廣個體解方的改良主義者的「對,但是……」(yes-but)姿態所支配的社會中,要提出階級解方是極度困難的。沒有同時這種事。我們的生存,有賴於現在將社會主義傳統和工人階級重新聯繫。

壓迫是資本主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對壓迫的反抗則必得是社會主義鬥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為更好的勞動和生活條件奮鬥的過程中,我們構築了心理健康。在構築階級連帶的過程中,我們構築了心理健康,為一個致力於「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社會主義社會舖設了基礎。

[1] 譯註:美國醫學心理學會(American Medico-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為美國心理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前身)等組織於1918年出版《為精神病患機構所用的統計手冊》(Statistical Manual for the Use of Institutions for the Insane),咸認為《精神疾患診斷與統計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2013年出版第五版)系列前身。詳見:Kawa, S., & Giordano, J. (2012). A brief historicity of 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of psychiatric canon and practice. Philos Ethics Humanit Med, 7, 2. doi:10.1186/1747-5341-7-2; Vahia, V. N. (2013).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5: A quick glance. Indian J Psychiatry, 55(3), 220-223.

馬克思主義與壓迫◎Sara Bennett│陳宗延譯、宋治德校

原載於《社會主義評論》(Socialist review2012年五月號(369期)

馬克思主義者常被指控忽視壓迫,而偏好強調階級的重要性。Sara Bennett解釋:為何社會主義者主張工人階級團結是打擊、並且最終廢除所有形式壓迫的最佳方式。

四十五年前,在英國身為一個同性戀者便觸犯了刑事罪。今日,有很大機會我們將見到同志婚姻在本屆政府任期結束前被合法化【譯按:英國下議院於2013年七月三度通過同性婚姻立法,並於2014年三月13日生效】。這只是我們對抗壓迫--無論是對LGBT者、女性、黑人或其他受壓迫群體的壓迫--達成的許多大躍進中的一個例子。

然而,儘管有這麼重大的進步,壓迫仍然很大程度上是個現實。三月時【譯按:2012年】,一個兜售「同性戀治療」(gay cure)的基督教團體〔校按:The Core Issues Trust〕,試圖將一個寫著「不同性戀!後同、脫同和驕傲。克服它!」(Not gay! Post-gay, ex-gay and proud. Get over it!)的廣告放在倫敦的公車上。殘障人士被斥為「不願工作」(work-shy)和「懶惰」,以正當化政府對社會中最脆弱群體之一的攻擊。但壓迫的範圍遠超乎這些例子,還包含了吉普賽人和漂泊無定者(Travellers)〔校按:Travellers在英國和愛爾蘭亦是指吉普賽人或稱羅姆人(The Romani)〕、單親媽媽、甚至是過重的人們。

某些層面的壓迫,在國家的法律和制度中明顯地被奉為圭臬,例如:是否有權在自己原生故鄉以外的地方居住或工作、是否有權與同性別者結婚等。但壓迫也可能來自國家或社會較非正式的運作方式,例如這可見於:比起白人有較高比例的年輕黑人男性入獄、或者有相對較少的女性躋身大公司的董事會。在許多人看來,或許「事情本來就是這樣」(the way things are)。

但是壓迫也創造了抵抗--而且抵抗不僅來自其直接受害者,如同我們二月時見到特雷沃恩·馬丁(Trayvon Martin)命案引起的遍地義憤那樣,僅僅因為身為黑人、身穿連帽衫(hoodie)、身處佛羅里達州的一個門控社區(gated community)就被殺害。更有甚者,往往藉由壓迫的經驗,無論直接或間接,人們被社會主義政治吸引。

在馬克思主義的中心的解放

不過,一個對馬克思主義較常見的指責,是它僵化地遵循「經濟主義」,以及它強調階級在社會中的重要性,而後者意味著它有時忽視了關於壓迫的困難議題。這並非事實。從馬克思主義史的諸般探討中,揭示了馬克思主義者對付不同形式壓迫--無論是民族、種族或性別等等不同的壓迫--的例子,無論在理論上或在實作上。畢竟,馬克思主義的中心是關於:在一個「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the free development of each is the condition for the free development of all)的社會中的人類解放,如《共產黨宣言》所說。

那麼,何謂壓迫?首先,壓迫(oppression)並非抑鬱(depression)--它不是一個心理狀態。你無需有意識地經驗你的壓迫才使得壓迫成立。女性在資本主義下被壓迫,但這不代表沒有女性擁抱家庭主婦角色的角色、或其他人「選擇」膝上舞(lap dancing)作為職涯的例子。當然,抑鬱和其他心理或生理疾患,與壓迫可能有很強的連結,但是不將這兩者等同起來是很重要的。壓迫並非僅只是一個描述人們感受到被其他個體宰制或控制的關係的一個詞彙。要是這麼相信,那可能會誤導我們思考:黑人能夠壓迫白人、或男性能夠被他的伴侶壓迫。

我們也必須闡明:壓迫並不等同於剝削(exploitation)。有些社會運動者談論階級壓迫,好像它不過是與性別和種族壓迫平行的另一種形式的壓迫。但是,或許我們可以針對工人階級被統治階級壓迫泛泛而談,但如此並未揭示位於資本主義核心的階級間關係的根源。那個關係的關鍵在於剝削,也就是從勞工身上榨取剩餘價值,以及隨之而來勞工在其勞動之中的異化。

因此,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壓迫並不是一種被某個個體或群體壓迫、宰制或控制的心智狀態或感覺。某些人是種族主義者、性別歧視者或恐同主義者等,也並不單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壓迫的歷史

馬克思認識到:壓迫是歷史的創造物,而遠非自然的產物(從而成為人類社會中永恆的特色)。確實,特定群體人們在社會中的壓迫在資本主義以先便存在。例如,馬克思的合作者恩格斯追溯女性受到壓迫的起源,為家庭隨階級社會興起而形構。儘管家庭在幾個世紀以來產生許多變化,它仍延續至今日,因為它對於體系的存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承受了照護現在和過去世代勞工、養育下一世代勞工的成本中最沈重的部份,這一切都由我們來承擔。因此,儘管我國〔校按:英國〕多數能夠工作的女性都在工作,她們在家庭中的角色卻意味著她們仍舊接受較低的工資和較少的職涯機會。

其他形式的壓迫是隨著資本主義的出現而興起。因此,種族主義為正當化奴隸貿易和帝國主義而被創造,並且因著需要讓勞工被分化而永垂不朽。十九世紀末期時,一種新的性別認同「同性戀」被發明,且被描繪為對社會及家庭維繫的威脅。然而,所有形式壓迫的共通點,在於它們都具有物質基礎,都脫胎於階級社會的結構和動力。壓迫是為了促進資本主義的利益。

不過,儘管馬克思認識到某些壓迫形式先於資本主義而存在,他抓住了精髓:資本主義下的壓迫的本質與此前的壓迫有所差異。

在封建或奴隸制下,多數群眾要不是奴隸、奴隸主的家產,便是繫於特定一塊土地且從屬於地主的農奴。這種社會是階序嚴格分明的,且奠基於每個人都有其「適當位置」(rightful place)的理念。對那些在社會統治者以外其他人的自由的想法是罕見的,反而對他們在社會中處於從屬地位則是廣被接受。

每當新的社會出現,新的理念亦隨之而來。推翻封建主義、為資本主義鋪路的資產階級革命,正是在如法國革命所謂「自由、平等、博愛」的旗幟下這麼做的。相較此前的社會,這是人類(humanity)的一大躍進。

在資本主義下,生產採取了創造商品以在市場中販賣的形式。所有事物都變成了商品,包含我們勞動的能力。勞工不再繫於個別地主和奴隸主。資本主義下個體自由和平等的嶄新理念,反映了這種組織勞動的新方式。然而,在現實中,大多數人類的自由,不過是出售其勞動力給某些資本家的能力(當然,假定有充分的需求)。資本主義先是堅持了解放的許諾,然後卻對社會中多數人否決這個許諾。

資本主義生產日益仰賴勞工的大量合作,然而隨著資本主義讓勞工聚集,它也讓他們彼此分化。勞工被迫持續彼此競爭--為了工作、加班、住房、甚至是獲得像樣的醫療照護供應。壓迫有助於創造和加速勞工之間的隔閡。例如,大眾媒體和主流政府鼓勵我們將移工視為劣等於本地出身的勞工。儘管當工作很多時,移工參與我們的勞動力可能是可接受的;一旦工作較稀缺時,移工就被描繪為較不值得有工作,從而成為威脅。

異化

這些對勞工的分化,在資本主義下透過對他們勞動的控制而造成的異化所鞏固。這造成了某種意義上的無力感,特別當勞工並未集體反擊的時候。在這種情況下,勞工或許能藉由輕視他人、感到優越,而得到一種充權感。因此白人可能輕視黑人、男性可能輕視女性。而這不僅是未受壓迫群體對受壓迫群體感到優越--它也同樣影響到受壓迫群體。例如,一位「移民二代」可能對初來乍到的移民感覺優越,或者一位男同性戀者可能對一位殘障人士感到優越。

因此有些人認為部分勞工對維持壓迫抱有興趣,但這並未看到所有壓迫都為資本主義提供了物質利益,從而其運作允許了資本主義的存續。

因此我們聽到這樣的觀點:男性受益於對女性的壓迫,或者所有白人受益於對黑人的壓迫。儘管未受壓迫群體的確未以受壓迫者那樣的方式受苦,但要是認為他們因此從壓迫的存續中得到某些利益,可就錯了。例如,全職工作的婦女仍賺得比全職男性少15%左右的事實,並未使得男性的工資進一步增加--這不過意味老闆們更容易將所有薪資壓低罷了。最佳的解方,是男性和女性勞工共同爭取全體的體面工資。然而,對於一個在工作中被男性同事性騷擾的女性來說,這可能說得比做得簡單。畢竟,她是透過他性別歧視的言論和姿態去感受到對她的壓迫的。但是,或許他是立即的加害者,壓迫的原因卻更加深遠--根植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者必須藉由階級團結的鬥爭,對抗所有形式的壓迫。

異化和被扭曲的自由與平等的理念,同樣意味著人們並不必然意識到他們所受的壓迫,也可能導致他們主動擁抱其中某些最糟的面向。在資本主義下強調個體而非社會整體,使我們感覺我們所受壓迫中最糟的那些徵候,必是出於我們自身的某些過錯。在此,資本主義插手對我們兜售我們最需要的那種「解方」。因此在英國,我們有一整個自助書(self-help books)的產業,估計過去五年內為出版社賺進約六千萬英鎊。類似地,對女人感覺「不夠性感」的解答,是參加鋼管舞(pole dancing)「健身課程」,或進行美容手術。甚至還有針對黑人的美白(skin-lightening)技術。

分化的體系

資本主義很努力地確保我們持續相信我們的頭號敵人是社會中某些其他群體的平凡人,而不是資本主義社會下我們被扭曲的關係的本質。大眾媒體必須持續輸出駭人的反移民、反吉普賽人、反單親媽媽的宣傳。資本主義保持掌控,是藉由分化那些本可集體翻轉它的勞工,而意識型態在此扮演了重大的角色。而這意味著它必須運作破壞我們生活的現實,後者實際上使我們不斷與不同類型的人們接觸和合作,無論是穆斯林、同性戀者、殘障者等。

儘管有許多非馬克思主義者和我們一同對抗壓迫,卻往往與我們強調工人階級是變革的關鍵行動者意見相違。畢竟,壓迫影響了所有階級,而不僅是工人階級。這代表,有些人們相信,受壓迫群體本身是克服自身被壓迫的關鍵。最近在國際貨幣基金(IMF)前任總裁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造訪劍橋大學遭遇的示威中,一個口號是「團結的女人,永不被擊潰」(The women united will never be defeated)。不難想見,這為何對某些人看來想是個常識;畢竟每個女性都可能是性侵害的受害者。但我們是與哪一種女人團結?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卡恩的接班人,是在全歐洲實施嚴苛(draconian)緊縮措施的核心人物,壓低上百萬女性和男性的生活標準--這結果提高了人們的生活壓力,且使更多女性處於暴力的風險中。

確實壓迫並不單影響工人階級。恐同、性別歧視和種族主義影響了所有階級的人們,而統治階級的女性也可能作為女性被壓迫,正如工人階級的女性那樣。但差別在於,財富和權力有助於緩和壓迫中最糟的影響--例如,富有的女性可以僱佣保姆和清潔工,而且她們比較可能擁有逃脫家暴的物質資料。

因此,革命者對階級問題的強調,並不是要摒除壓迫議題。社會主義者將永遠捍衛受壓迫群體自我組織的權利。相反地,它是源自這樣一種理解,即:造成我們壓迫和異化的、社會中真實的分化,並非我們的性別、我們的性取向或我們的膚色,而是階級。因此,革命社會主義者的角色,永遠在於尋求建立全工人階級最大程度的團結。我們理解受壓迫者不可能自發團結,我們的角色便是揭露體系中的種族主義、性別歧視、恐同主義等,是如何分化我們、弱化我們。

雖然我們爭取且樂見法律變革能延伸或保障被歧視群體的權利,而我們也理解減少偏見的教育的重要性,但總是在階級動盪(class upheaval)時期對抗壓迫的鬥爭才向前躍進,例如在1960年代後期的騷動中,階級鬥爭也伴隨著婦女、黑人、同志權益鬥爭的興起,因此造成了它們實際的進展。

更近期,在埃及,女性找到了力量為了捍衛她們所看到的革命,而起來對抗軍方犯下的最可惡的性威嚇與暴力的行徑。然而,說到反壓迫的抗爭,沒有什麼能與1917年十月俄國革命的成就相較,同性婚姻和自願人工流產的權利、家庭雜務社會化的嘗試等等被引入了。這使得保守黨人(Tories)對同性婚姻讓步的談話大為遜色。

工人階級團結

工人階級正面臨著數十年來最大的攻擊。如果我們要看到一場足以取得勝利的反擊,我們階級的團結乃是關鍵。在這樣的情勢下,革命者必須尋求領導這場鬥爭,不僅是作為最佳的階級鬥士,更是如列寧所說,作為「被壓迫者的代言人」(tribines of the oppressed)【譯按:原文出自《怎麼辦》(What is to be done)第三章:「社會民主黨人的理想不應當是工聯書記,而應當是人民的代言人,他們要善於對所有一切專橫和壓迫的現象作出反應」( the Social-Democrat’s ideal should not be the trade union secretary, but the tribune of the people, who is able to react to every manifestation of tyranny and oppression)】。今日的工人階級比起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女性、更加種族多元、更加公開支持LGBT。階級團結既能成為擊敗統治階級緊縮計畫的關鍵,也同時能夠成為克服我們今日面臨壓迫最分化的面向的關鍵。

列寧的遺產──Tariq Ali訪談◎Suzi Weissman│陳宗延譯、宋治德校

弗拉基米爾‧列寧(Vladimir Lenin)關於民主、恐怖主義和革命的看法,在俄國革命百年後,仍未減其重要性。

關於作者:塔里克.阿里(Tariq Ali)為新左評論(New Left Review)編輯。

原文載於「雅各賓」(Jacobin)網站。

身兼作家、製片家和記者的塔里克.阿里,其新書《列寧的兩難困境:恐怖主義、戰爭、帝國、愛情與革命》(The Dilemmas of Lenin: Terrorism, War, Empire, Love, Revolution)上月問世,這是在俄國革命百年、也是列寧在四月提出《四月提綱》(April Theses)後的恰恰一百年,而《四月提綱》乃是在二月革命成功將沙皇趕下台但尚未讓蘇維埃爭得權力而號召鬥爭的文件。

塔里克的新書闡明一個世人未知曉的列寧:這個列寧愛好拉丁文學和古典音樂;他本身的家庭以至他本人,受到當時的政治動亂深刻的影響。

歷史視列寧為殘忍的獨裁者,因此聽到他對民主的許諾或許有些令人驚訝。在這次雅各賓電台(Jacobin Radio)蘇西.魏斯曼(Suzi Weissman)主持的訪談中,阿里澄清了關於列寧在歷史中的角色的種種迷思與詆毀,這有助於我們評估列寧的理念與行動,並探問這些理念與行動在今日的關連性為何。

這篇訪談的謄本業經整理;你可在聆聽本集節目,並在iTunesStitcherBlubrry上訂閱「雅各賓電台」。

蘇西魏斯曼(Suzi Weissman,下稱蘇):在你的新書中,你給了我們一個我們常不會看到的列寧:他對文學、拉丁文和西洋棋的愛好,以及他兄長之死的影響。

塔里克阿里(Tariq Ali,下稱塔):這些人們不會談論到的事情,原因有許多。其中之一是列寧死後蘇維埃領導層對他做的事。這是政治局(Politburo)所作的決策,將他遺體製成木乃伊而對公眾展示、將他變為拜占庭的聖徒。這大半是東正教的傳統。儘管政治局中有些人並不喜歡這些傳統,他們卻無法與之對抗,因為這會被視為很宗派主義。

列寧遺孀克魯普斯卡婭(Nadia Krupskaya)和他的兩位姊妹為此懇求領導層,她們說:「列寧會討厭這麼做。他憎惡所有這類神格化(deification)的事。請將他葬在克里姆林宮的紅牆墓園(Kremlin wall),其他的領袖和活動家都葬在那裡。請不要這麼對待他。」

但他們卻如此對待列寧,這是聰明之舉。他們能夠利用列寧——特別是在斯大林掌權的年代——將列寧重建為他所不是的某人,並且偽造與他的合照。

斯大林特別會這麼做。他當然與列寧在政治局會議上頗常會面,但要顯示他們是朋友,就得偽造許多相片。而偽造的畫像,用來表明列寧、他的思想和30年代蘇聯的真實存在之間是完全連續而一致的。

有兩個不同的群體,曾相信或仍相信這種連續性。其一是俄國的斯大林主義領導層,其二則是西方。

在此,這兩群人建立了不神聖同盟(unholy alliance)。斯大林主義者說:「我們所做之事是延續列寧同志的工作」,而西方的領袖和官方理論家們則說:「沒錯,列寧正是蘇聯正在發生之事的基礎。」這兩個大國和意識型態機器聯合起來,讓人們遺忘了真實的列寧。

在所有這些之下,有了一個非常不同的政治領袖和理論家。

 

我第一次去蘇聯時,我很驚訝地看到人們前往陵墓而大排長龍的隊伍。我當時思索,要好幾代的後才能搞清楚列寧。是否有充分的流逝才能使我們帶出這個不熟悉的列寧?

:在主流意見中,當然有好些敵意,但惡意則已消失,因為蘇聯已不復存在。老實說,當《紐約時報》邀我寫一篇論列寧的評論時,我是很高興卻也頗為驚訝。我有力地捍衛我如書上所述的觀點,而這篇評論如實登出而未有雜音。

我希望這意味著,大家將會嚴肅注意他的思想及某些關鍵著作。他在《四月提綱》中戲劇性地改變了關於需要甚麼的觀點【校按:提出俄國形勢要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階段】;而他在〈國家與革命〉(State and Revolution)中說道:「我們需要的是一種巴黎公社的類型」(What we need is a version of the Paris Communes.)。 【校按:這裡並非實際原文而是類似意思,列寧提出打碎舊有的資產階級國家機器而代之以工人階級的國家類型,是以巴黎公社為借鑒模式。】

巴黎公社其中一個重要之處是在每一層級由下而上的選舉,至到如此程度如偉大的法國畫家庫爾貝(Gustave Courbet)組織了巴黎每個角落的藝術家,他們選舉代表以負責決定巴黎的樣貌。這是完全的民主過程。這就是列寧想要的模式。

有些人在列寧死後說:「內戰【校按:指十月革命後國內外反動勢力企圖絞殺布爾什維克工人政府而發動的戰爭】很糟,但即使在內戰期間,我們仍擁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使我們想起巴黎公社。平等的感覺是存在的。任何人在軍隊和黨的階層內,都能隨心所欲地發言。我們可以同人民委員(commissar)爭論,如此等等。」

斯大林獨裁政權將那些民主經驗完全抹掉了,並且創造出一種輿論:他的統治完全發源於列寧。一個非常古老的辯論:列寧及其後之間是否具有全然連續性,或者完全沒有?恐怕以上皆非。我認為的確有一些連續性的元素。我們無法否認那些,不過那通常是緊急情況下採取的決策。

最感人的事是在列寧的晚期著作中看到,當時他滿腔怒火。他因中風而癱瘓了,醫師不再允准他參與政府或黨的會議,他突然間變為旁觀者。列寧看著他們所完成的事,然後他說:「我的天啊,這個進展不太好。」

他在《國家與革命》中的重大主張是,一個社會主義共和國必須摧毀沙皇制的一切殘餘、其官僚層和大俄羅斯沙文主義。他說:「有時在我看來,即便我們贏了革命,舊沙皇制官僚層卻仍然掌權,用它過去的樣貌污染了布爾什維克的黨工(apparatchiks)和領導。」

這使他震驚,因此他準備了一系列尖銳批評的文件去挑戰和改變這件事:改變政治局的架構,給予監察委員會(Control Commission)更多權力,說到斯大林應該被拔除黨總書記的職務,並論述出了甚麼錯及其原因。

這是我們——我們之中許多人——多年來述說著的事情。社會主義——無論它在哪發生和出現——總是一種逼近(approximation)。你不能說:「這就是社會主義。」你要奮力邁向它。列寧很快速地寫下這些。

 

在你書中,你描述了老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親王(Prince Kropotkin)回到當時的蘇聯時與列寧的會面。無政府主義即將要被禁絕,但他在1919年五月來到莫斯科與列寧會面,並對官僚的問題發出怨言。列寧回答:「我們到哪都總是反對官僚習氣(officialdom)。」

:列寧相當喜歡克魯泡特金,他也相當喜歡某些無政府主義鬥士和活動家。他如何能不喜歡呢?他們主導了整個十九世紀的俄國政治。

當時佔據主導位置的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無政府主義。這是年輕人喜歡的意識型態,他們通過克魯泡特金和巴枯寧(Bakunin)的思想,將之採納而讓自己走向某種形式的無政府恐怖主義,因為他們說:「沒有剩下甚麼我們能做的了。」

在馬克思和車爾尼雪夫斯基(Chernyshevsky)等俄國人的通信(當然也包括他和巴枯寧的談話)中,他說道:「我當然大體上完全反對恐怖主義,因為它使人分心不去建立群眾運動和黨、贏得多數工人階級支持。但在俄國的狀況,是有一種主張,因為所有事情都被封鎖了。當年輕人說:『解除封鎖的唯一方法。是刺殺壓迫者』,我能夠理解。你不能圍繞它建立戰略,但我確實能夠理解。」*【校按】

當時許多變得活躍的婦女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女性,或者像普羅夫斯卡婭(Sophia Perovskaya)——她曾嚐試刺殺一位沙皇【校按:阿歷山大二世】——她事實上是彼得堡省長(governor-general)之女。這些資深官僚其實知道沙皇何時去哪及怎麼走,因此她組織了所有事情。她是主要的組織者,當然她也因此被絞死——第一位被沙皇專制政權絞死的女性。

列寧知道這事。他成長於其中。他的兄長錯誤地涉進一個無政府主義小團體,那時無政府主義本身正在崩解。他只寫了傳單,而在法庭中檢察官跟他說:「亞歷山大.烏里揚諾夫(Aleksandr Ulyanov),我們知道你幹了甚麼好事」。列寧的哥哥說:「是的,你知道我寫了傳單,但我為整個行動負全責。」這是高貴的。他不需要那麼做;而如果他不那麼做,他可能只會被判囚刑【校按:結果被判絞刑】。

在這種背景中成長的列寧,完全能夠理解;而他首先做的事之一,便是去訪視許多這些無政府主義者和老無政府主義鬥士。克魯普斯卡婭在《回憶列寧》(Memories of Lenin)中想當隱晦地寫道:「每當我們經過一個鄉鎮,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總會說:好,我現在必須去訪視A、B、C、D和E,因為他們還活著。」【校按:這個出處有疑問,翻查《回憶列寧》一書並無相關說法。】 這些人都是老無政府主義鬥士,因此這個習慣一直跟著他。

 

列寧早先認同而後轉而反對的戰術——使用恐怖的戰術——在世界各地引發對話。美國的德布斯(Eugene Debs)和「大比爾」海伍德(Big Bill Haywood)在此參與了討論,並述及直接行動如何是可以的,但它必須由勞工運動發動。

:是的。

 

這當然也是列寧後來採納的立場。為何巴黎公社對他來說意義如此重大?

:巴黎公社的爆發,根本上是源自法國統治階級敗於普魯士人和日耳曼人之手,就像歷史上許多其他革命那樣。拿破崙三世犯下挑起與日耳曼人衝突的大錯,而俾斯麥及其黨徒正等著這機會。法軍在招致這次挫敗後,他們就逃到凡爾賽去了。

巴黎人,特別是勞工、還有工匠和知識分子,說:「我們不接受這種投降。讓我們解放巴黎、堅持下去、對抗普魯士人。我們既不想被拿破崙、也不想被普魯士人佔領。」

在此你可看到列寧於一戰時立場的迴響:我們兩邊都不會支持【校按:即「同盟國」和「協約國」】。我們首先在巴黎公社看到那樣的微光,後來他們接管了巴黎。他們擊敗聚集在凡爾賽的反動軍,然後你便會見到我們只能稱它為勞工民主及人民民主的首次大爆發。

並非所有公社參與者都是勞工。有許多市民身涉其中,包含小工坊的工匠、藝術家、作家。例如,蘭波(Rimbaud)寫了一首詩,描述巴黎公社發生之事,實是無比動人。【校按:《巴黎的狂歡》〔l’Orgie parisienne〕】

接著,巴黎公社宣布「我們將由下而上選舉出我們自己的代表」而令所有人鼓舞,因為那時候哪裡都還沒有這種民主。德國或許是最先進的,但即便在那裡也實施了一部強而有力的緊急狀態法,以試圖令社會民主黨人不能靠近權力核心。巴黎公社這種由下而上的民主使每個人都興奮了,而這些代表去到地方大會及他們的全巴黎大會,並且讓他們的聲音被聽見。

1815年的維也納共識(跟1990年代的華盛頓共識相較並不太陌生),他們在那裡宣布:「無論革命起於何處,無論反對勢力在哪發生,我們必須確保它們立刻被消滅。我們無法承擔這些風險。」

然後1848年便在歐洲遍地爆發了革命與民族自決的訴求,接著是巴黎公社的爆發。這非常貼近著全世界所有革命者的心智。這個訊息甚而傳到遠至菲律賓人:「看看巴黎發生了甚麼。看看他們說了或做了甚麼。」

自1871年以降,你會開始看到某種馬克思主義者原型(proto-Marxist)的潮流在發展。馬克思全然支持公社,卻感受到因為他們缺乏經驗,而犯下本可不避免的大量的戰術錯誤。那些試圖分隔列寧與馬克思的人們,將會發現事實上馬克思論巴黎公社,與列寧晚些正要說的非常相似。

另一件關於列寧和1917年創立的國家的事是:所有西方同盟——協約國(Entente powers)、美國——都是由後來幾年為美國開展情報行動的人們組成的。二十餘歲的杜勒斯兄弟(John Foster Dulles and Alan Dulles)出席了那場決定該如何擊敗俄國革命的會議。英國參與其中。其他歐洲列強也參與其中。二十二個由西方同盟的列強支持的軍隊試圖擊敗俄國革命。這令該場革命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記。

你必須對政治有所理解。列寧、他的同代人、以及馬克思:他們都是政治人。他們理解,若沒有政治,甚麼都不可能推動。列寧在這個意義上無疑是個天才,甚至連他的敵人們都如此公認。全然澄澈清楚,並非將挫敗粉飾為勝利,而是說若我們做到了A、B和C則勝利可期。

 

二月革命是自發的,工人湧向街頭。他們推翻沙皇,但因為猶豫不決,蘇維埃未能爭得,反倒是一個弱的臨時政府(provisional government)掌權了。那是一段非常自由的時期,但另一方面,革命尚未終結。當列寧從流放中復返而抵達芬蘭車站【校按:俄羅斯聖彼得堡市的涅瓦河〔Neva river〕北岸的鐵路總站】時,發生了甚麼事?

:當列寧抵達那裡,蘇維埃正開始要集結起來。蘇維埃在有些地方已存在著,但並非在全國各地,而是在所有主要的中心,成為了模範。聖彼得堡這裡沒有議會。杜馬The Duma)絲毫不受尊重,並且由於1905年的經驗——如列寧所稱,是革命的彩排——當蘇維埃首次自發湧現,沒有任何政黨能強過它們。它們是真正自發且具解放性的。許多人民認識到這應當是民主的模範——一種蘇維埃的民主——而和後來對它的標籤有著非常不同的意義。

當列寧抵達時,由自由派和溫和派政黨領導的蘇維埃的一位官員代表向他問候,實際上是一位右派孟什維克名叫齊赫哲(Chkheidze),他說道:「列寧同志,我們代表彼得格勒蘇維埃(Petrograd Soviet),歡迎你回來。但我們要敦促你了解:這是一場非常廣泛的革命,你必須和其他所有人團結起來,使這場運動前進。」列寧淡漠地與他握手,然後邁向前去與等待著的工人和軍人代表談話。他說:「我們必須發動一場革命,而這場革命必須是一場社會主義革命。我們必須終結戰爭,讓有機會實現「土地、和平與麵包」的口號。」

這是列寧的老而細碎的口號之一。在每一個詞彙——土地、和平與麵包——底下,有著一根鐵柱,即是布爾什維克的戰術與戰略政策。那正是這些支柱所支撐的,而它們成為非常流行的口號。

官員們哀嘆著。他們心想:「老天,一點都沒變。這傢伙還是同一個人。他沒有改變」,這是因為有些布爾什維克黨人與他們靠攏而使他們相信:我們現在都在一起了,沒有甚麼會再發生。但列寧知道,若是錯失此刻,革命將不再來。因為這些掌權的丑角拒絕讓俄國置身於戰爭之外,而這卻是巨大的民意訴求。他們無法也沒有權力去轉化社會情勢。

 

塞爾日(Victor Serge)正是此說:列寧是革命時期的革命家,而那定義了一個領袖。他了解這個時刻,能夠看到這個時刻蘊含了甚麼,並且抓住這個時刻而與之一起前進。

:確實如此。列寧起草《四月提綱》。我們不應對此過分神祕化。他喜歡以提綱的形式寫作。它們經過濃縮、非常清晰、沒有贅字而僅僅標定和指出需要做甚麼。列寧說,無產階級需要爭得權力。

正統派說:此刻我們能有的只是一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那意味,我們本身不應參與其中,因為我們反對資產階級。讓他們搞革命吧,我們會等著,一旦它們完成了革命、發展了革命,我們將站出來搞一個不同的社會主義革命。列寧說:「這是完全徹底的胡說八道。」

幾週過去,兩件事很明顯了。列寧的觀點在工廠中極為流行,不只在普提洛夫(Putilov)工廠,還有相當多的在彼得格勒周遭的其他附屬工廠亦然。它們在婦女之間也非常流行,無論是勞工階級女性或受家庭拘束的女性。為確保同黨民眾能夠了解,他首先去爭取布爾什維克基層的支持。

工人階級領先於黨,黨的基層領先於黨領導層,然後列寧最後起身告訴黨的領袖們:「好,我們接下來將要做甚麼?」到此時,他們之中多數已同意必須採納《四月提綱〉(儘管當列寧剛進來,他們說:「列寧瘋了。到底發生甚麼事?」)。重要的是,採納了《四月提綱》為托洛茨基和他那個由極具天賦的知識分子組成的小團體開了門,這些知識分子們本身多年來對這些路線爭論不休,而今來到且加入布爾什維克黨,於是強化了布爾什維克當時還未達到頂端的知識分子文化。

 

我們來談談從四月到十月,以及激動人心的革命。

:革命有起有落。在1917年七月的某個時間點,工人們——或者說,工人中最具鬥性的、未被任何政黨組織的派別,其中卻頗多為布爾什維克的同情者——決定:「夠了!我們現在必須爭得權力。」這時對情勢當然極充分理解的列寧,認為這是不成熟的(因為他們在關鍵的蘇維埃中仍未掌握多數),並試圖加以阻止。然而一旦工人傾巢而出,布爾什維克便同他們一起出發。這裡沒有待在家裡或被動地令到革命遭到鎮壓的情況出現。

接著你便面對反革命的反撲。托洛茨基被捕,其他的布爾什維克領袖被抓捕。列寧被自己的黨強迫逃亡,因此偽裝成一位鐵路工、戴著一頂假髮(順帶一提,他那樣看起來很酷)。

他跨越國境,從那裡繼續抨擊領導層,他說:「這是暫時的挫敗。沒有甚麼根本的改變。」到了九月,當俄軍在戰事前線完全崩潰,軍人抵受不住布爾什維克的鼓動,軍隊出現叛亂、大規模的逃跑、且穿著軍服的農民回了家。正是這種布爾什維克的鼓動政治,爭取到軍人的支持。

科爾尼洛夫(Kornilov)和右翼將軍們依賴他們自己的軍人而繼續大屠殺變得困難。當科爾尼洛夫的部隊朝向彼得格勒行軍,以皮諾契式(Pinochet)的風格奪權而試圖殺戮每個人時,布爾什維克的鼓動者出面對他的軍人說:「看,你知道自己為何被帶進彼得格勒嗎?你來是為要摧毀你的勞工夥伴、幫助摧毀其他軍人。」軍隊士氣開始消失。

到這時,列寧回到莫斯科,領導層的秘密會議舉行了,他們決定:「就在十一月七日這天,我們將實際掌權。」

人們說這是場陰謀,但這卻是世界史上最公開宣告的革命。沒有秘密。甚至當列寧還是少數派時,有人在彼得格勒蘇維埃跟他說:「人們在談論奪權。在這場集會中,是否有任何黨派準備好現在要奪權呢?」這位矮小、禿頂的男人舉起他的手,被准許發言,起身,然後說:「布爾什維克已經準備好現在要奪權。」場上充斥笑聲、歡鬧與戲謔。

到了九月底,一些關鍵的事發生了。布爾什維克得到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工人和軍人蘇維埃的多數支持。當列寧得知這件事的發生與情勢的轉變,他便決定:「好,時機已到」,並且他們著手計畫接管,全然未用任何暴力便達成。

在此提起一個註腳。偉大的孟什維克歷史學家蘇卡諾夫(N. N. Sukhanov)——曾寫過關於革命最好的歷史著作之一(在某些方面對列寧頗有批判,但不失為精采的歷史著作)——說:他打電話給妻子,告訴她會有些晚歸,而他妻子說「我寧願你今晚不回家。這裡有很多人待著。今晚待在辦公室吧。」隔日,蘇卡諾夫發現他被攆出家的原因是,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在他家開會,作出開始起義的決策。

 

托洛茨基不只曾說過,革命是歷史最強的靈感(revolutions are the mad inspiration of history)【譯註:出自托洛茨基《我的生平》(My Life)第29章,原句為:Revolution is the inspired frenzy of history】,也說過革命是要爭取軍隊的支,而得到軍隊那方就得到勝利 校按:出自《俄國革命史》。整個駐軍都支持布爾什維克,但革命卻相當平和。

:完全沒錯。傷亡是很少數的。愛森斯坦(Eisenstein)的影片《十月》(October)對此事件是誇大了。他覺得他必須拍一部關於它的電影,但其實它是一個相對平靜的事件。街道上滿是歡騰。

 

蘇:革命的遺產是甚麼?

:社會主義加上民主。這是一場領先它的時代的社會主義革命,因為對德國工人階級領袖(羅莎.盧森堡 [Rosa Luxemburg]、李卜克內西[Karl Liebnecht]等人)的屠殺而令它被隔絕在歐洲之外。所有的布爾什維克都同意,他們若被隔絕,麻煩就大了。當然,麻煩的確產生了——無論是從內部或外部,以及德國崛起的法西斯主義。

革命若是在1920年代發生在德國【校按:指成功的話】,全歐洲的歷史會迥然不同。

 

* 校按:馬克思生前並沒有與車爾尼雪夫斯基通過信,與巴枯寧則有,但沒有類似說話。反而馬克思給他女兒燕.龍格(Jenny Languet)評論民意黨人行刺亞歷山大二世而說:「你是否注意到了聖彼德堡對謀殺事件組織者的審判?這真是一些能幹的人,他們沒有戲劇式的裝腔作勢,而是一些普通的、實幹的英雄人物。……力圖使歐洲相信,他們的行動方式是俄國獨特的、歷史上不可避免的行動方式,對此不應多作道德說教——贊成或是反對,就象對待希沃斯(Chios)的地震一样。」〈馬克思致燕.龍格〉《馬恩全集》35卷,第173頁。列寧批評當時社會革命黨人用的恐怖手段,說到「恐怖手段的不中用,因為沒有工人群眾,任何炸彈都是無能為力的,顯然是無能為力的。」〈革命冒險主義〉《列寧全集》6卷,第369—37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