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d Blood》非官方譯後感◎陳宗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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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年至今,這本書剛好翻譯到第200頁,剩下最後兩章40餘頁,依照這週的步調,大概一個禮拜之內可以解決。我希望離開台南前可以把它完成(不過在台南的日子總充滿不確定)。剩下的,就是序言、人名索引、索引,以及從頭來過的譯者校對,零零又總總,不會花費太多時間,然後也就可以交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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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學出版社的恩霖編輯交付這份工作給我,我拿到書稿進行試譯(p.1-6)時,老實說,是略略有些失望的。但畢竟對一個沒有碩士以上學歷的菜鳥譯者而言,評估自己面對勞動力的買方市場應該也是很正常的,所以兩天內快速將試譯樣本交件,又經對方一週仔細評估通知我通過試譯(正式拿到譯者的入場卷)前,我已經下定決心要接招了。這時是2011年12月30日。

去年明日,2012年2月3日,恩霖來信,在漫長聖誕新年假期後,「剛剛接到版權代理商的通知,作者同意我方的提案了,他們會儘速準備合約,待完成匯款、簽約,即正式生效」。這是正式上工的指令。

前面提到失望,不是說這本孫中興老師向出版社大力推薦的醫學(社會)史著作不好,只是說不那麼符合我的預期,或胃口:

一方面,就「醫學」的部份,我一直面臨著長期的「體內南北戰爭」,跑到社會科學翻譯領域來,就是想擺脫醫學這兩個字──大概和在社運場上擔任糾察隊員,正跟警察推擠、突然被call「醫療組快過來」這感覺差不多──也太陰魂不散了吧!身為一個邊緣醫學/社會學生,自我認同的鬥爭是時刻發生的,今天要上哪門課、帶哪些課本、和哪些朋友交際,每一刻都在重構兩者的組成比例,每天都矢志成為一個新的人。同時,身處社會學時,我自己的研究興趣也落在社會理論、政治經濟學、文化社會學等的交界,從來沒有把醫學社會學當成選項之一。突然,這塊又無預警地佔了上風,不禁要大歎命運不公!

而另一方面,就「史」這塊,我有一段期間患著概念先行、理論至上的症頭,總覺得社會理論才是王道,如果沒有(至少)一套自洽的架構、洞察的觀點、巧妙的角度,看甚麼/怎麼看田野都是一片雜亂無章,也可以說是白費氣力。

當時的我(容我年少愚妄),心裡就是偷偷這麼想的。雖然沒說。

這一年很順利──至少就我的觀點啦。前半年(學期)按照進度走,後半年(其實是四個月,約略可稱後半季)的翻譯工作,卻因著勞工社(不在我生命時間表中的)復社、加上生命中某些微妙的轉折與反思,而落了下來。其實不是沒有時間,只是提不起勁去碰。直到寒假,刷新檔案夾,重新拿出原文樣書,突然有了新的體悟。

關於「醫學」,作為陣地理解,儘管情感上還未和解,知識上是可以接受的了。隨著高年級對醫學有更直接的接觸,我也慢慢可以同意它是具有某些工具理性以外的、內生而自我圓融的價值──至少對某些人而言是這樣啦。

至於「史」與「理論」,倒是有著戲劇性的轉向。後半季雖然沒碰這本書,卻做了某種效果上相當於「潛移默化的啟蒙」的思想預備工作。我開始覺得,台灣真正欠缺的也許不是平台──每個人都喜歡弄平台、搭架構,我知道這很爽,可是當下真正需要的是各領域solid的社會分析,可能是某種團隊性的協作,讓我們把問題的癥結看得更深刻點,又不失整體圖像;而社會分析的基礎恰恰在於歷史研究。

當初在歷史社會學課堂上讀柯志明老師〈社會學家們,回來做歷史研究吧!〉一文時,其實不以為意,以為理所當然:我喜歡歷史社會學,我知道歷史很重要,so what?課堂讀物中最喜歡的是Elias文明的進程》、Moore民主與獨裁的社會起源》、Skocpol國家與社會革命》這幾本,Tilly的《法國人民抗爭史》喜歡但覺得不那麼適合這門課,不那麼能進入的Perry Anderson絕對主義國家的系譜》也深知其重要性。我最享受的卻還是課程後半段,幾個基本而重要的理論問題的論辯。這些問題我一直放在心上,卻免不了留下一點疙瘩:這兩段課程的關聯性在哪?理據上的連結是說得出來的,卻有點不踏實。怎麼說……如果換做我是研究者,我會這樣看事情嗎?是深思熟慮、又帶點綁手綁腳地邊想邊看,或者能夠如同一門精鍊的技藝那樣好像配備了史家本能去看呢?

這部份地回答了為何學徒如我,一開始實在難以進入這些歷史分析的經驗研究之中──除了因為普遍的世界史知識薄弱以外(which is不爭的事實)──其實,面對歷史,作為一個現代的我、當下的我,終究還是有隔閡的。所缺少的恐怕是一種用史感來形容又嫌太過籠統的,難以名狀的東西。我的反思出於自己對80年代台灣學運史的原初關懷,書寫歷史與書寫新聞之間的張力,理論與實作的兩難──這點在〈我心有所愛,不忍讓世界傾敗:札記八零年代《醫訊》簡史〉這份初步、片面而不成熟的探討中有較詳細的交代。

帶著疙瘩回到這本書,我突然有種靈光閃現的感覺。這本書其實是很中規中矩地按照時序敘事,挖出當事行動者所有可及的書信、訪談、報告、論文……,按照標準流程操作,力圖還原史實,周全但是囉嗦、絮叨。像是一個躺在搖椅上一直說故事的老頭,你好奇他為甚麼不會睡著。等到人物逐漸出場,讓我亮眼的是,它同時把政經權力結構與心智結構都「擺放」得很到位,不需要刻意強調,層次就自己「長」出來了。於是就有了各種對話,乃至於碰撞的可能。

此刻,我對本書的暫時定調大概是:一份「醫學社會史的轉型正義」的範例之作。時不時,前後翻動譯稿,我突然會想起樂生療養院,想起納粹的Josef Mengele,甚至會想到何師明蓉,還有我的同學們。可不是嗎?代理的知情同意(surrogate informed consent);專業體系與相對自主性;Declaration of Helsinki ;殖民、種族主義與帝國;買辦官僚壟斷集團;沾沾自喜的到文明之路;biracial discrimination……這當中有太多繁花盛開的可能性了。我希望到時能提供一個比較社會學式的解讀,希望你也能分享你的讀法──但是,我更希望能慢慢開始說一個自己的故事,或者說,當我面對一個故事,能變出甚麼新花招。這些,還有待磨練,有待累積。

至於,這到底是哪一本書?就請再按捺一下性子,容我賣個關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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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記] 2013.02.27 校長遴選

雖然我一般不承認醫學是科學,但我堅信科學發展觀終將帶領我們喜迎十八大(無誤)、和諧新生活,展現我池洪流的萬千氣象,打開我黨領導的萬古新局。

一份「泛左翼黨」戰略的國際資產負債表(5)◎John Percy│陳宗延譯

全世界的其他經驗Other experiences around the world

    朝向「泛左翼黨」的動力在未開發國家是不一樣的。然而,不幸的是在第三世界國家的一些政黨,它們犯下太緊密跟隨帝國主義國家的黨發生的事錯誤。而在民主社會主義黨的「泛左翼黨」戰略的黨人也盲目地誤用它到第三世界國家:例如,一位多數派領導人在一場在雪梨的PCD討論中,將民主社會主義黨和印尼的人民民主黨(PRD)、巴基斯坦的巴基斯坦工黨(LPP)和馬來西亞的馬來西亞社會主義黨(PSM),以及法國的共產主義革命聯盟歸類在一起,主張它們都參與在泛左翼黨聯盟,所以「我們友誼良好。」

    有時「泛左翼黨」的推動被太盲從地遵循,帶有災難性的結果。首先,如前所述,除非你在左派掌握霸權,聯盟和團結的問題將會是經常被提起的議題,但會以許多不同形式被提出。其次,在新殖民(neo-colonial)國家所需的聯盟和陣線的類型,會和在帝國主義國家不同:民主的陣線,或民族解放,會在中心。第三,一個革命者吸收的基本教訓是,除非有好的理由──發展一種可行的政治陣線的需求,或者捍衛自己對抗國家壓制和犧牲(victimization)的需求──否則不該隱藏或浸沒你的革命馬克思主義力量。除非必要,否則不該地下化。

印尼

    印尼對我們顯示了源自一種過度集中於選舉主義,以及孤注一擲於選舉成功而稀釋(water down)或湮沒(submerge)了原則性政治的渴望的最難過的結果。它造成人民民主黨─民族解放團結黨(Papernas)的墮落,和在一個右翼伊斯蘭黨的非原則性沈淪,以及捍衛先前人民民主黨的革命觀點的少數派被驅逐。可以總結,人民民主黨─民族解放團結黨採取這個可怕的選舉主義和機會主義轉向,是依賴所謂民主社會主義黨領導造成的。在此災難後,民主社會主義黨和其《綠色左派週報》(Green Left Weekly)便在印尼沉默了。 

印度

    在印度,印度共產黨(馬列主義)解放(CPI (ML) Liberation)近來遭受一個小型的分裂,由在北方邦(Uttar Pradesh)想要黨從作為共產黨的作用退後、轉而組織一種廣泛的民主陣線,以試圖增進其在「民主力量」中的接受度的潮流所造成。黨的領導將這種觀點描繪為「取消主義」。少數派觀點被一些黨在北方邦的領袖支持,且在200712月的大會選舉被16位大會代表投票支持。

    從大會開始,這個黨內的差異就起了個頭。儘管在中央委員會連任,前北方邦邦務卿(state secretary)阿基蘭德拉‧普拉塔普‧辛格(Akhilendra Pratap Singh)並未在3月和6月出席中央委員會會議,並轉而進行黨路線的工作,堅持他被允准發起他的「民族人民黨(national people’s party)」。他被逐出中央委員會。一篇關於這個議題和爭論的背景徹底的文章由印度共產黨(馬列主義)總書記迪潘卡‧巴塔查亞(Dipankar Bhattach
arya
)所寫,出現在20089月號的《解放》。

    這種取消主義潮流的起源和基礎為何?或許是為贏得國會代表的艱難所挫折,以及高估國會對建立一個革命政黨的重要性。印度共產黨(馬列主義)是一個試圖結合所有鬥爭形式,結合國會和議會外,同時讓前者從屬於後者的政黨。這個挫折可能導致對捷徑的尋找,並尋求稀釋黨的政治表現,作為在基礎上建立支持的替代品。 

模里西斯

    一個類似的現象出現在模里西斯的鬥爭(LALIT)。我們去年才發現在鬥爭有對類似於造成我們被逐出民主社會主義黨的議題的分裂,只是在那裡迷戀「泛左翼黨」的團體是少數派,且離開了。 

台灣

    台灣的連結(Linkage)是一個我們幾年前開始聯繫的社會運動的開端。但似乎他們也苦於關於泛左翼黨的需要的幻象。在2007年,其中一個領導人決定焦點應該是一種廣泛的選舉陣線。這有一種絕對的自由派計畫,沒有任何親勞工的政治(pro-labour politics)。一場戰鬥在連結中接踵而來,而在過去兩年這個團體癱瘓了,雜誌停刊了,沒有出版書籍,而網站也沉默了。一個少數派團體離開了,顯然地,但它們還沒有讓自己組織起來。

查維茲呼籲的影響 Impact of Chavez’s call

    查維茲呼籲構建一個第五國際對泛左翼黨的努力的未來有何意義?

    一個新的革命和新的革命性起義能夠是供給能量和團結的因素。(那是我們對社會主義者聯盟的希望起初奠基之處。)例如,俄國革命,和列寧在1920年對一個新的國際的呼籲,吸引新近基進化的的工人階級力量,且發揮聚攏不同團體的作用。一種清理(sorting out)的過程發生了,在對計畫的鬥爭周圍。假友人消失了。布爾什維克需要國際支持以捍衛他們的革命,但特別肯認最佳的防禦會來自其他國家的新革命。

    可能查維茲,由古巴人支持,看見類似的動力。這呼籲是設計以發展更大的支持和團結,但特別想要促進革命黨和革命的成長。它可以有相同於發生在共產國際的清理功能。因此「泛左翼黨」會受到考驗:它們的計畫為何?它們會支持在委內瑞拉和它們自己國家的革命嗎?因此這可以同時是團結和澄清的過程。

    在委內瑞拉,一個真正的革命發生,有多數工人們支持的群眾運動。除了是一個未開發國家之外,委內瑞拉政治意識和鬥爭的程度和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情況是無法比較地不同,在那裡革命力量孱弱且工人階級後撤。我們可以且應該用委內瑞拉的例子來激勵和幫助我們國家的招募,但「泛左翼黨」戰略被兜售為建立革命黨的替代方案,而無法從中汲取教訓和比較。

    不過吉姆麥克埃羅伊Jim McIlroy)在他11月對民主社會主義黨的會前討論的發言中試圖那麼做,同時也試圖透過承認不同的情況來掩護自己:「委內瑞拉社會主義團結黨(PSUV)的情況在某種意義下完全無法與澳洲社會主義者聯盟的情況比較。委內瑞拉社會主義團結黨有起初列名的成員近7百萬人,而活躍的成員有近250萬!然而,委內瑞拉社會主義團結黨是一種重組的形式……」

第四國際世界大會的論辯 FI World Congress debate

    第四國際在歐洲和其他國家採納了一種建立反資本主義黨的觀點。即使民主社會主義黨不是任何成形的「國際」的一部分,我們仍緊密追蹤國際事件,尋求想法。但對「泛左翼黨」或「反資本主義黨」觀點的採納是普遍化的,確實對是國際的一部分的黨而言。民主社會主義黨多數派領導也採納這作為普遍的戰略觀點,儘管有國家和國家的差異,儘管有階級鬥爭推進的失敗,且儘管在此社會主義者聯盟清楚的失敗。但這些泛左翼黨的努力大部分都失敗了。

    在第四國際的整體問題之上,它們「建立反資本主義黨」路線的矛盾正在解決中。為第四國際在20102月世界大會所起草的主要文件,〈第四國際的角色和任務〉(The Role and Tasks of the FI),重申了「廣泛反資本主義黨」路線:

    共同目標,通過不同路徑,是廣泛反資本主義黨。拾起重組革命潮流的舊公式本身不是問題。野心是將超越單純革命的力量聚攏。這些在聚攏力量的過程中可以是一種支持,只要它們是清楚為了建立反資本主義黨。儘管沒有模型,因為每個聚攏的過程都要考慮國族特殊性和力量間的關係,我們的目標因而必須是尋求建立廣泛的反資本主義政治力量,社會民主和中間左派的獨立者,拒斥任何參與或支持階級調和主義(class-collaborationist)政府、今日與社會民主和中間左派一起的政府的政策的陣形

    就我們所知在非洲和亞洲分化和重組的經驗指向同一方向。

    第四國際有它自己對一個新國際的概念: 「關於一個新國際的問題被且將被提出。我們行動且我們將繼續行動,因此那不會以可能造成分裂的意識型態或歷史選擇的詞彙提出。它必須在兩個層次上被提出,一方面是對國際介入任務真正的政治匯合,另一方面是新陣形的多元主義必須聚攏不同起源的潮流:不同種類的托洛茨基主義,自由主義者,革命工團主義者,革命民族主義者,左派改良主義者。」

    但「新國際力量的產生,以及更進一步,新國際的產生,在這階段並無法預見」。然而,它們猝不及防(caught off guard);甚至在世界大會前它們的路線被查維茲的呼籲更進一步動搖了。德國革命社會主義同盟(Revolutioner-Sozialistische Bund (RSB))的批判很有道理:

「1.          我們認為不能有單一的建立革命組織的戰術。然而討論的文本認為可以有一種普遍的建築路線(building line),儘管國家的情況可能非常不同,且儘管大部分部門無法應用與其他力量的重組戰術,且更不能應用建立一種廣泛組織的路線。因此『泛左翼黨』無法成為建立我們組織的普遍目標。」

    他們繼續說:

2. 「沒有理由貶低改良主義和革命馬克思主義之間的差異」。反資本主義意味著別的東西。

3. 哪種計畫,甚麼是「21世紀的社會主義」?

4. 甚麼是「多元主義左派」?

5. 在不遠的將來,處於重建國際工人運動的位置對我們是毫無疑問的。

6. 最後,我們對改良主義政黨的演化需要一場徹底的辯論。

    機械性的移置一種特定的模型到其他國家,造成許多國際中的同志為一種幾乎是非特定的「泛左翼黨」發聲,甚至在我們無法真正預期會創造出一種反資本主義力量的區域和案例中。

    我們必須起草一份坦率的對我們在「泛左翼黨」工作的資產負債表,因為在不同的國家「泛左翼黨」的形成遇到失敗。在義大利,共產主義重建黨採取一種穩健右傾路線。在巴西,「泛左翼黨」計畫,甚至在其初始看起來是反資本主義的工人黨,已朝向新自由主義計畫發展。

    在反新自由主義黨/反資本主義黨的論辯背後,我們可以辨識出改良主義黨相對於革命黨的較老的論辯。一個關鍵點是對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態度。

    他們的結論:

    我們不認為應用一種建立「廣泛」政黨、「反新自由主義黨」或「反資本主義黨」的普遍戰術有用。這類戰術經常被膨脹為戰略,而──在最好的情況下──當面對不同國家實際工人運動的具體傳統、演進和觀點的現實時,被證明僅是幻想。在最糟的情況下,方案被強加於部門,造成它們的諸多問題。我們在原則上並不反對類似的戰術或那些那些在國際層級上同類的,但我們僅在工人鬥爭國際佔上風的脈絡下才視他們為有用,例如在1917231934371968197475。在防禦期,工人運動在它們各自的國家間的差異更為明顯,因此更難應用一種共同戰術。

 

教訓,和危害的範圍 Lessons, and the range of dangers

    所有最近的國際泛左翼黨經驗似乎都重新驗證了老教訓:

1.      這類泛左翼黨是否有成功的可能,以及它是否明智地取得成功,取決於政治情勢。它取決於左傾力量,一個政治起義,能夠讓左派從改良主義政黨掙脫出力量。在政治佔下風或後撤的時期,這不是明智的戰術。

2.      這類戰術取決於擁有真正的力量以支撐它,來自一個或多個馬克思主義組織的足夠的革命幹部。僅僅在那個空間揚起新旗幟是不夠的。而如果它持續任何一段時距,你會需要招募和訓練新幹部的方法。

3.      團結或泛左翼黨的政治是重要的。它需要一個階級鬥爭、
資本主義的計畫──少了任何一樣,那麼你就加入舊社會民主派也恐怕也可以。

所有歐洲的「泛左翼黨戰術」範例都值得一走──聯盟、集團、選舉聯盟、加入泛左翼黨。但沒有輕鬆的路徑,沒有必然的戰術。而我們也需要當心許多近來與泛左翼黨的經驗所似乎指出的,這個戰術的危害:

l   受困於永久的中途之家(halfway house)中之危害;

l   墮入一種反列寧主義路徑之危害;

l   取代和冒充為泛左翼黨之危害。

 

一種危害:受困於永久的中途之家 A danger: getting stuck in a halfway house

    革命馬克思主義者需要嘗試不同戰術以迎等更廣泛支持的彈性,但受困於失敗的路線不是德性。我們不應受困於不成功的「泛左翼黨」或團結倡議。更糟的是,我們不應理論地正當化失敗的戰術,將它從戰術轉為永久戰略。

    堅持不懈有時可以是美德,但在錯誤路線上就不是。在過去10年艱難的政治情勢中,國際上一些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普遍化得太遠。他們採納「泛左翼黨」戰術已經超過戰術,作為所有時間和情勢的原則。民主社會主義黨多數派領導退守到角落,不管發生甚麼事都要捍衛「社會主義者聯盟作為我們建立的黨」的戰術,並且現在解散民主社會主義黨。

    當戰術提升為永久原則時的另一個問題是,你變得看不到其他可能開展的戰術機會的可能性。所有關於社會主義者聯盟開展出這些廣泛聯繫和支持的詭計,一種客觀比較會顯示出,民主社會主義黨有更多聯繫,更多《綠色左派週報》(GLW)訂閱(subs),在《綠色左派週報》的晚宴有更多聯繫,比採納社會主義者聯盟的束縛(straitjacket)之前的那些年有更多同志參與運動和委員會。

    容許建立社會主義者聯盟作為廣泛的社會主義黨的條件並不存在;這個計畫清楚地失敗了。民主社會主義黨的多數派領導投注很多精力和希望於建立社會主義者聯盟的努力上。它證實了在需要時捨棄或轉軌太過困難。因此解釋,社會主義者聯盟發展的理由有更進一步的改變。「任何黨都值得其代價(any party worth its salt)」的藉口被杜撰出來,主張為了能夠吸引工人,革命馬克思主義黨永遠需要一個中途之家:

    「任何值得其代價的革命黨必需描繪一條路線,同時向它自身直接招募,以及作為能夠贏得尋求對工黨(以及在某些情況中的綠黨,對不抱幻想的綠黨黨員而言)的政治替代方案的人們的定位,對一個階級鬥爭工人黨而言,即或它還不是革命性的。」(蘇‧博爾頓[Sue Bolton],《行動主義者》,第15卷,第8期,200510月)

    有一種許多小中途之家被設立的危害,無法滿足它們對贏取群眾、和像墓碑一樣散佈在地表上的希望,對朝向建立在階級中有基礎的革命工人黨的真正發展的障礙。在法國,圍繞荷西‧波
夫的團結運動的殘餘扮演了那個角色,一個清楚的障礙,但吸收了將泛左翼黨戰術轉為原則的馬克思主義者。在英國,有許多停滯的殘餘者已經四散:
斯卡吉爾的社會主義工黨;社會主義者聯盟;而尊重黨看起來像另一個。在澳洲,進步工黨(Progressive Labor Party)是一具殘骸,但得票仍超過紐卡索的社會主義者聯盟。

 

一種危害:放棄列寧主義政黨 A danger: giving up on Leninist parties

    最後,「泛左翼黨」觀點的最大危害是你可能陷入放棄列寧主義政黨的這個想法。一些左派對列寧主義政黨在今日鬥爭中的位置做出錯誤結論──視它們為過時的,或者是障礙。一些人在他們運動之外的路徑上得到這個位置,主張民主集中制為一種肯定有害的組織原則。有些人理論化他們對先鋒黨、對列寧主義的反對,是因為他們在宗派主義的托洛茨基主義政黨遭遇的問題造成的。(例如,一些前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成員直接從他們對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墮落的經驗得出這些結論。)

    墨瑞‧斯密和安迪‧紐曼和彼得‧波以耳和戴維雷利或許會主張,一個廣泛的社會主義黨是今日條件下在未來建立群眾革命黨的踏腳石。但他們無疑地拒斥了現在建立列寧主義政黨的想法,或甚至是在廣泛的社會主義黨內的革命幹部會議。

    永遠放棄列寧主義是明確的危害,如我們在一些泛左翼黨的發展中所見,例如荷蘭社會主義黨。但即使當馬克思主義者可或許會將解組馬克思主義核心視為暫時的戰術,也有一些不能克服的問題。例如,幹部只在泛左翼黨不能發展和被訓練和教育。在革命馬克思主義者之中沒有民主關係,而那是對制定觀點和訓練幹部很重要的。所以問題是這樣:沒有列寧主義政黨你能存活多久?

    「泛左翼黨」觀點作為戰略失敗了,且絕不可能取代列寧主義的、革命馬克思主義的建黨戰略。現下的工人階級的後撤和低程度的鬥爭不會永遠持續。儘管我們無法預測下一次起義會如何或在哪發生,一定會有更多基進起義。到那時,無論是不遠的將來或在軌道上繼續往下走,為探索遇見任何21世紀起義所需的戰術(包括任何聯合陣線、重組或其他團結倡議都是需要的),運行的革命幹部黨的存在將會是不可或缺的。

一份「泛左翼黨」戰略的國際資產負債表(4)◎John Percy│陳宗延譯

 

德國

    「泛左翼黨」取徑的擁護者也贊許地引述德國的左派黨(Die Linke (The Left))。一般而言,這是正向的一步,但是為德國馬克思主義者提出一些弔詭的問題,包括與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ic Party (SPD))聯合政府的問題

    左派黨創建於2007年,由舊統治的東德社會主義平等黨(民主社會主義黨)(Socialist Equality Party of East Germany (Party of Democratic Socialism))的進步派殘餘,和勞動社會正義黨─選舉替代方案(Labour and Social Justice — The Electoral Alternative (WASG)),一個由社會民主分裂出來、由前社會民主黨主席奧斯卡‧拉封丹(Oskar Lafontaine)領導的左派,合併。在2009927日的選舉,社會民主黨選票崩盤,而左派黨得到11.9%,比前次選舉多出3.2%。此黨現在在聯邦議院(Bundestag)有76名成員(由54名上升)。在前東德大部分,左派黨現在是最大黨。

    加入左派黨或許戰術上是正確的,正如許多托洛茨基主義團體所做的:國際社會主義者傾向的支持者,一個新近成立的團體馬克思21Marx 21),工人國際委員會團體,以及其中一個第四國際團體國際社會主義左派(International Socialist Left (ISL))。

    另一個第四國際團體,革命社會主義聯盟(Revolutionary Socialist League (RSB)),留在外邊,或許是個錯誤,但它在2007年寫一份文件問了這個問題:「泛左翼黨──一個組織建構的普遍目標?(Broad parties — A universal goal in organizational construction?)」,被遞交到第四國際是借貸會討論,且提出一些鋒利的論點,包括一個基本的提醒,終極目標是革命黨,這是在加入中可能會被忽略的。

希臘

   在希臘有一個廣泛的左派選舉聯盟SYRIZA,基進左派聯盟(Coalition of the Radical Left),聚攏一些在左翼生態聯盟(Synaspismos)(自身也是一個「廣泛」左翼社會民主團體)周圍的極左派團體。它在2007年的選舉贏得5%,選上14名國會議員,並且在今年得到4.6%,選上13名國會議員。然而,左翼生態聯盟的右翼和基進左派聯盟內最大的傾向,施壓讓基進左派聯盟確保社會民主黨的PASOK(泛希臘社會運動黨)達到國會多數。

魁北克

    在過去幾年間,在魁北克形成了一個泛左翼黨,魁北克團結黨(Quebec Solidaire),創立於20062月,有一位成員阿米卡迪爾Amir Khadir)選上魁北克省議會(Quebec National Assembly),且在選舉得到58%。它與許多社會運動,一個發展中的陣形,和一份沒有明確定義的、反新自由主義的、但沒有明確工人階級或社會主義觀點的綱領一起出現。它容許編組(groupings)在其內組織,而第四國際團體社會主義左派(Gauche Socialiste)與其他團體皆附屬其中。要像在左派(Die Linke)那樣介入,且不取消持續建立的革命馬克思主義政黨,是可能的。

美國

    美國的團結(Solidarity)或許可以被稱為「泛左翼黨」,但沒有群眾基礎。它被創建為許多托洛茨基潮流的重組,帶有一種有意識的「多元主義」、反列寧主義取徑。它們最近在11月的會議有大約90120人,顯示它仍相當程度處於消沈,而且它們的觀點是沒有成長的萬靈丹。國際社會主義組織在最近的階段能夠相當大地成長,特別在青年人中,在其兩次年中(mid-year)會議中得到總共約2000人。

紐西蘭

    紐西蘭的社會主義工人(Socialist Workers)團體最不批判且熱情地承擔了「泛左翼黨」的路線,且以一種右翼的方式實行。它們現在通過RAM(即居民行動運動[Residents Action Movement])運行。以奧克蘭為基地,居民行動運動在那裡於2004年和2007年有體面的選舉結果,但自此之後全國性的結果就沒再更好過,有時更差,相較於公開的社會主義團體。

    悲傷地,似乎它們從澳洲的民主社會主義黨取得一些提示。

    它甚至不是一種廣泛的社會主義取徑,而是一種對「居民」,或「草根」,的民粹訴求:「團結的目標是建立可信的、廣泛的左派政黨或聯盟,能夠贏取草根人民的尊敬」,居民行動運動/社會主義工人領袖沃恩‧岡森(Vaughan Gu
nson
)這麼說。

    現在它們將焦點擺在一個反對「壞銀行」的運動,墮落到一種民族主義的低點,運動反抗「澳洲佬經營的(Aussie-owned)」銀行!

    你必須說,「泛左翼黨」戰略最殘酷地誤用的兩個地方,是紐西蘭和澳洲。

法國

    新反資本主義黨(New Anti-capitalist Party (NPA))在法國由共產主義革命聯盟(Ligue Communiste Revolutionnaire (LCR))的創建,被「泛左翼黨」戰略的黨人高舉為首要範例。但它不是。它是建立一個革命政黨的戰略的延續,且是一個很特殊的例子,特別在法國的境況下。那是一個共產主義革命聯盟必須接受的博奕。「泛左翼黨」戰略在共產主義革命聯盟真正的擁護者反對這條路線;它們想要一種更廣泛的、較少原則性的團結,而它們之中許多在新反資本主義黨於20091月成立前便離開了。

    過去10年半來,第四國際有著試圖建立反資本主義政黨或聯盟的觀點。法國共產主義革命聯盟是第四國際最大的部門,且實際上是它的政治領導,即或它們有時並不直接或強烈介入第四國際的運行。它們明智地實行這條路線,沒有掉進將它轉為戰略的錯誤中。

    共產主義革命聯盟的同志對於解組共產主義革命聯盟並成立新反資本主義黨的賭博有所本。它是立於真正的革命傳統的基礎上;它來自一個法國近年來真正的政治起義之後;而它們周遭有真正的力量──上千名新興活躍的支持者──有待鞏固於一個新黨。

    在選舉的領域,共產主義革命聯盟與較大的法國共產黨衝突,後者有著縮水但是仍然顯著的工人階級基礎,縮水的選舉支持,以及對與社會主義黨的政府集團的承諾。共產主義革命聯盟也與另一個托洛茨基主義團體,工人鬥爭(Lutte Ouvriere, Worker’s Struggle),的問題衝突,那比較是宗派主義的且大部分避開了共產主義革命聯盟參與的政治運動,但在過去在選舉地盤上仍可能勝過共產主義革命聯盟,特別是有了它們通常的總統候選人,阿萊特‧拉吉耶(Arlette Laguillier)。共產主義革命聯盟推動與工人鬥爭和另一個托洛茨基主義組織工人黨(Parti des Travailleurs (PT), Worker’s Party)的選舉集團。在2002年的總統選舉中,共產主義革命聯盟的候選人奧利維爾‧柏松斯諾Olivier Besancenot),一位年輕郵差,得到120萬票,4.25%,比它們過去的結果增加,但工人鬥爭的候選人得到5.7%。

    2007年總統選舉的預備階段(lead-up),共產主義革命聯盟參與了一項讓團結的左派選舉運動進行的企圖,包含它們自己、共產黨和所有在2005年歐洲公投(European referendum參與法國「不」運動(“No” campaign)的行動主義者。設立以運行2005年運動的團結集體,被轉化成為了2007年總統選舉的團結競選的集體,一開始涉及15,000名行動主義者。

    但共產主義革命聯盟的多數派領導拒絕被施壓進入一種無原則的運動,清楚表明任何團結運動應該穩固反對給予社會主義黨政府支持。它們堅持一份清楚的聲明,拒絕參與任何未來的社會主義黨煮支配的政府。在20069月,無法得到明確保證,它們便開始動作它們自己對奧利維爾‧柏松斯諾的總統競選。(在法國,要在選票上需要500位市長的簽名。)

    12月,法國共產黨也退出團結競選的企圖,在試圖強加它們自己的同志瑪麗-喬治‧巴菲特(Marie-George Buffet)為團結候選人之後。

    在共產主義革命聯盟中,40%的少數派仍反對柏松斯諾競選,加上一些剩餘的力量對團結競選的進行保持企圖,而農夫領袖及反全球化行動主義者荷西‧波夫(Jose Bove)成為總統候選人。

    選舉的結果右派贏了,薩科奇當選,而整體極左投票下降,但在框架內共產主義革命聯盟的競選極度成功。左派的結果是:

柏松斯諾,共產主義革命聯盟,4.1

巴菲特,法國共產黨:1.9

波夫 1.3

工人鬥爭:1.3 %.

綠黨:1.6

工人黨:0.3%

    比實際票數更重要的是,柏松斯諾的競選有龐大的會議,至少是以前共產主義革命聯盟選舉會議的兩倍大,包含傳統法國共產黨的工人階級區域也有很大的出席人數(turnouts)。4000人來到共產主義革命聯盟在巴黎的最後競選會議。在競選中,2000人申請加入共產主義革命聯盟。在共產主義革命聯盟由1000人增長至3000人之上,來自其近年來成功的政治組織和選舉競選。

共產主義革命聯盟少數派,包含墨瑞‧斯密,堅持不計代價的團結競選,結束於可怕的困境中。它們之中許多支持波夫競選,而非共產主
革命聯盟的
柏松斯諾!有些少數派自共產主義革命聯盟辭職,包括長期的中心領袖米歇爾‧余松(Michel Husson)。共產主義革命聯盟的這個立場顯示了固著的危險,將戰術轉為戰略。

    多數派路線在實作中被證實了。在它們的選舉成功後,共產主義革命聯盟多數派領導處於強勢位置,且有足夠信心提出一個能夠極大化它們所獲、並鞏固它們新且較大支持者基礎的戰術動作。它們提議發起一個新黨──在它們周遭,且帶有它們清楚的原則性政治──新反資本主義黨。

    新黨並不滿意於在它們行伍中的「泛左翼黨」戰略的擁護者,諸如墨瑞‧斯密。在一篇他在2007年選舉恰恰之前流傳的文章中,他聲明:「無疑地共產主義革命聯盟對此情況[沒有團結競選]揹有部分責任。按照原則,它投身建立一個新的反資本主義力量的觀點之中。然而,甚至在當下選舉之前,它不僅未曾成功具體化(concretizing)此種觀點,還無法採取主動,那甚至有點嚴重。促成這個的原因,不同的客觀情況和政治阻礙,相當程度有待質疑。」(〈基進左派在歐洲〉[The radical left in Europe],《行動主義者》,第17卷,第6期,20077月)墨瑞‧斯密處於他認為泛左翼政黨是無論情勢如何普遍該走之道的框架之中。

    民主社會黨的泛左翼黨戰略的擁護者歡迎共產主義革命聯盟呼召一個新黨,認為它可被詮釋為支持它們在社會主義者聯盟的路線,並希望它能從共產主義革命聯盟和選舉的實際經驗吸引注意,而真正的論辯發生在共產主義革命聯盟內,有建立革命政黨的企圖、同時探索任何實際且原則性的反資本主義聯盟或新黨的明智取徑的多數派領導,以及不計代價捍衛一種團結黨的觀點、甚至到組織反對它們自己的黨的選舉競選的程度的少數派之間。

    彼得‧波以耳7月宣布它們解組民主社會主義黨進入社會主義者聯盟的觀點的全國委員會報告,試圖將之與共產主義革命聯盟在法國的情況比較,大段(他報告的1/5)引用共產主義革命聯盟領袖弗朗索瓦薩巴多Francois Sabado)對共產主義革命聯盟解組和建立新反資本主義黨過程的解釋。

    波以耳試圖對反對先發制人(pre-empt):「有些人可能反對提到任何法國的例子,大喊:『但是澳洲不是法國!階級鬥爭在法國比在澳洲更先進。』而當然,那是真的。」但這是紮稻草人(token recognition);他接著繼續且沒有說明為何那或許是部分相關的。他唯一的論述?現在我們有一個工黨政府:「現在存在群眾對工黨幻想破滅的潛力,而因此對左派替代方案有較大的開放性。這接近於社會主義者聯盟在霍華德之下建立的先前階段。」

    新反資本主義黨是個賭博,而我確定社會主義者聯盟的領導完全意識到他們在試圖成功之中將面對的持續發生的問題。並無保證他們會成功建立一個有顯著較大成員和影響力的新的革命政黨。2009年並不輕鬆。他們在歐洲選舉有失望的結果,恰恰沒能達到必要的被選上的5%。許多成員預期會比較好。我讀到一篇報導說成員由一開始的9000人掉回8000人。

    社會主義者聯盟的長期領導者、和亞洲及我們
係最密切的皮耶‧胡瑟(
Pierre Rousset),最近對新反資本主義黨的走向表達一些擔憂。它走得還OK,但也在惡水之中,必需學習鍛造自己對抗洪流。社會政治狀況並不很有利,鬥爭平息,而試圖孤立新反資本主義黨的政治攻擊持續。馬克思主義教育再次開始,但你必須重建一個沒有多少「明顯合法性(evident legitimacy)」的教育系統,因為沒有共同的歷史,他說。

    而新反資本主義黨分歧出三條路以試圖制定出戰術,並在2010年區域選舉形成一個選舉陣線。他們試圖與由尚‧盧克‧梅朗松(Jean-Luc Melenchon)(他最近離開新自由主義的社會主義黨)領導的左派黨(Parti de Gauche, Left Party)和其他社會民主團體,如替代方案(les Alternatives)和共產黨(一起組成左派陣線[Front de Gauche])團結。這個團結瓦解了,因為到最後他們不能得到它不會導致與社會主義黨交易,最可能在第二輪選舉發生,的保證。新反資本主義黨全國領導指出,共產黨扮演決定性角色的左派陣線試圖設定清楚帶有與社會民主黨和歐洲生態黨(綠黨)(Europe Ecologie (Greens))一起治理地方政府之觀點的選舉清單

    為了解決論辯,新反資本主義黨組織了一次公投,成員可以對三個提案投票:

        黨綱(PlatformA,全國領導:沒有全國協議,但繼續區域協議。

        黨綱B,比領導還左:新反資本主義黨清單獨立於社會民主派和共產黨。轉向工人和學生鬥爭。

        黨綱C,比領導還右:與社會民主派在全國層級聯盟。這意味著與社會主義黨和新自由主義的歐洲生態綠黨團結。

 

結果是黨分裂成三個大略相等的部份,沒有任何一方確保多數。然而,中央委員會70%投票支持領導位置。

    200412月,弗朗索瓦薩巴多,共產主義革命聯盟和第四國際中心領導者的筆名,寫了一篇非常犀利的文章,貢獻於2004年的一場論辯,關於「建立廣泛反資本主義黨──一個必要的步驟(Building broad anti-capitalist parties — a necessary step)」,包含了英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艾力克斯.柯林尼可斯Alex Callinicos)、英國第四國際團體的領袖墨瑞‧斯密和艾倫‧索內。薩巴多警告了「泛左翼黨」觀點的許多危害和死胡同。我們在2004年將薩巴多的文章刊印在《行動主義者》上,而在2007PCD討論期間我們又重提到它,指出這些是被民主社會主義黨領導「忽略的珠磯詞句」。他寫道:

新黨的軸線或許會在舊傳統的組織之外。它的社會和政治基礎將會基於新世代、鬥爭的經驗和社會運動。它會拾起革命史的紅線,當首先表達一種21世紀的革命政策時。但這新黨不會由命令建立。它應由一整個由事件或創造重組工人運動和建構新黨的條件的重大力量的匯合所標誌的政治經驗的過程造成。在蘇格蘭,正是社會問題和民族問題的特定組合使蘇格蘭社會主義黨的產生成為可能。在葡萄牙,是始於共產黨、人民民主聯盟(UDP)(前毛派)、革命社會主義黨(第四國際的部門)和獨立個人的許多潮流的匯合催生了左派集團。革命者在「階級鬥爭」的基礎上組織這些過程是決定性的,但他們僅能在很大程度上超越革命組織當下框架之外的動態基礎上組成這個新黨。一個新黨不能是革命組織的自我偽裝。新反資本主義力量必須廣泛超越革命組織。沒有這附加價值,新力量只能作為革命組織的投射或其陣線之一出現。在法國,儘管共產主義革命聯盟幾年來對新的政治力量採取主動,它並未聲明一個僅是擴大的共產主義革命聯盟的新黨,只不過沒有其歷史和其綱領性基礎……

   而這種通過一個泛左翼黨在未竟輪廓中對構建一種革命領導的追求,只能在新黨比革命組織更為廣泛之下完成。如果一種對革命組織的真實超越的條件並不存在,如果新力量的形式比那些革命組織的更不顯著,且我們著急於構建這樣一種黨的韻律和形式,我們會失去實質──綱領、歷史和革命經驗──而未獲得政治和組織的廣度。因此,鑑於泛左翼政黨的條件並不存在,廣義下的革命領導的力量的累積,本質上是通過革命組織的構建,和對這個新黨有利的條件的倡議所完成的,而非廉價地宣布一個新的力量。(〈歐洲的政治情勢、反資本主義黨與革命政黨〉[Political situation, anti-capitalist party and revolutionary party in Europe],《行動主義者》,第14卷,第5期,200412月) 

 

一份「泛左翼黨」戰略的國際資產負債表(3)◎John Percy│陳宗延譯

近來的經驗 Recent experiences

    「泛左翼黨」戰略的結果為何?出現了一些絕對的災難──在巴西、義大利、蘇格蘭。在一些地方,例如葡萄牙和丹麥,革命馬克思主義者似乎能夠明智地掌握戰術。但在許多地方追求戰略而致損傷革命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建立。而一個「成功」發展「群眾」支持的例子,成為一種非常不同於它們的發起者起始著手的東西。

荷蘭

    荷蘭社會主義黨(Dutch Socialist Party)(「番茄黨」)由毛主義者於1972年創立,但很久以前就消除所有馬克思主義的蹤跡,且將社會主義意識型態減到最小,以凸顯一種廣泛訴求。它聚焦於在地議題,而選舉支持逐漸增長。大部分極左派(far left)團體現在都加入社會主義黨。但這個黨的革命社會主義元素一點不剩,也沒有很多社會主義。

    道格洛里默和我在1997年造訪社會主義黨,且震驚於它所凸顯的溫吞政治(bland politics),最小程度的行動主義和幾乎完全缺乏印刷品──小冊子、書籍、一份充實的報紙或雜誌。那是一種沒有教育的政治文化。它有一個非常溫吞的網頁。

    加拿大社會主義計畫(Canadian Socialist Project)的布萊恩‧伊凡斯(Bryan Evans)報導社會主義黨2006年的選舉成功:「荷蘭社會黨處於一個令人妒羨然而同時不穩的政治位置。在1991年,這個黨開始轉向一種較『實用』的政治取徑。它仍是荷蘭最有決心和唯一的反對新自由主義的聲音。在此同時,當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深化和大眾化(popularized),替代方案的性質變得比較模糊了。這個黨開始談論『社會的主義』(social ism)而非『社會主義』(socialism)──那是一種強調更人道的,或許是人道主義者的,觀點和政治取徑,而非階級分析和鬥爭。社會主義黨不再呼籲有意義的戰略部門國有化(nationalization of strategic sectors),且不再要求荷蘭退出北約(NATO)。甚至它廢除古怪的荷蘭君主政體的象徵性要求也消失了。或許可以恰當且公道地主張,社會主義黨很可能競爭取代失信(目前)的工黨(Labour party)成為社會民主真實的聲音,鑑於工黨有機會時便熱情擁抱新自由主義政策妙方(nostrums)。」(〈從邊緣進入:荷蘭社會主義黨在荷蘭掀起地震〉[In from the Margins: The Dutch Socialist Party Sends an Earthquake through the Netherlands],《接力》[Relay]2007326日)

 

巴西

    從一開始,巴西工人黨(Brazilian Workers Party (PT))就被參與的革命者,包括第四國際,視為一個「泛左翼黨」計畫。巴西的第四國際力量相當大,且起初是從它們對工人黨的介入長出。它可能一開始看起來是個反資本主義政黨,由前金屬工人魯拉(Lula)領導,但在政府中它很清楚地施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為地方統治階級和帝國主義的利益而治理。

    這造成一個第四國際力量的重大分裂。多數派仍是工人黨政府的一部分,且更進一步向右走。少數派,由埃洛伊斯‧海倫娜(Heloisa Helena)領導,離開工人黨,並和其他團體組成新的聯盟黨,社會主義與自由黨(Socialism and Freedom Party (Partido Socialismo e Liberdade, P-SOL))。這個團體自身有許多矛盾,包含中心領袖埃洛伊斯‧海倫娜支持「生命權(right to life)」示威之事實。多數派離開第四國際,繼續附和魯拉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接受部長職位,施行撙節政策,攻擊工人的年金。

    對「泛左翼黨」的加入,造成第四國際多數力量的吸收和投降。戰術成為戰略,帶有災難性的結果。他們應追求甚麼戰術──退出政府、譴責魯拉的向右轉(rightward evolution)、退出工人黨──不該由我們來說,但很清楚地與魯拉保持聯盟,他們放棄了他們的革命原則。

    這對第四國際是一大難堪,而他們已承認其為災難一場。例如,英國第四國際領袖戴維‧派克(Dave Packer)寫道:「我們也應從我們的巴西部門的危機,其在工人黨內部逐漸的區域化(regionalisation)和衰敗、其籠絡(co-option)而在一些區域進入地方狀態並得到高薪工作、以及現下它繼續參與一個新自由主義資產階級政府,學到教訓」。

 

義大利

    在義大利,在共產主義重建黨(Communist Refoundation Party (Partito della Rifondazione Comunista, PRC))的第四國際同志當共產主義重建黨向右走時或許沉默了太久,成為羅馬諾‧普洛迪(Romano Prodi)中間偏右聯合政府的一部分,支持阿富汗戰爭,支持美國在維琴察(Vicenza)基地的擴張。

    共產主義重建黨曾為舊共產黨左派的重組,在義大利工人中得到大多數支持。義大利共產黨(PCI)是一個右翼共產黨,且更進一步向右移動,甚至放棄任何共產主義的專業。共產主義重建黨重組有許多潮流,且允准各種革命團體的參與,包括托洛茨基主義者。義大利第四國際團體紅旗(Bandiera Rossa)加入了,且能夠在其幹部會議(caucus),批判左派(Sinistra Critica (Critical Left))贏取更多支持。作為共產主義重建黨的一部分,它在下議院選上一名參議員和一名同志。

    但當普洛迪政府堅持且加速其右翼路線,共產主義重建黨的領導福斯特‧柏提諾帝Fausto Bertinotti)附和它,而批判左派的同志的批判緩慢、決裂緩慢。儘管它和巴西的災難不是同一規模,它仍非一個非常正面的「泛左翼黨」戰略的例子。義大利工人階級較弱,左派進一步分裂且變小。

蘇格蘭

    在蘇格蘭,蘇格蘭社會主義黨遭受的分裂和選舉支持的戲劇性衰微是災難性的。許多在英國和全世界的左派都曾帶著希望觀看蘇格蘭社會主義黨的經驗。

    菲爾‧赫斯(Phil Hearse)在20005月-8月的《連結》(Links這麼說:「在蘇格蘭,諸勢力間的關係比在英國其他地方遠為更進步,朝向解決工人階級政治代表問題的中階步驟是立即可能的。蘇格蘭社會主義黨不能立刻成為一個群眾政黨,但它可以在群眾部門得到響應,且被工人和青年部門視為一個真正有潛力的群眾領導。」

    但是現在,那些可能性消失了。湯米‧謝里登(Tommy Sheridan)和社會主義工人黨(SWP)以及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分裂出來形成「團結」(Solidarity)。蘇格蘭社會主義黨從2003在蘇格蘭國會有6名成員,到2007變成0個。它的投票數從128,026票(6.7%)掉到全國12,572票、平均0.66%

    蘇格蘭社會主義黨的船難與民主社會主義黨特別相關,因為蘇格蘭社會主義黨曾是我們的激勵、我們的模型,對這裡的社會主義者聯盟而言。當然,我們總是描述條件是不同的,且我們「不是遵循食譜。」但是我們為了理念而期待蘇格蘭社會主義黨,我們希望跟隨他們的腳步,甚至到領導同志在正式報告中問,「誰能當我們的湯米‧謝里登?」的程度。

   但在蘇格蘭社會主義黨的災難後,在民主社會主義黨的體系中就沒有試圖分析甚麼出錯了,以及為我們的社會主義者聯盟汲取一些教訓的討論。我們都知道在這災難性的分裂中我們曾站在哪一邊:這事實是聞名的;謝里登對黨的行為是糟糕的。而我們能夠清楚看到社會主義工人黨和工人國際委員會機會主義和宗派主義的行為。這資訊是我們可及的。我們也有民主社會主義黨的同志在蘇格蘭社會主義黨工作過好幾年,而且同志們也經常造訪蘇格蘭和觀察他們的會議。所以政治評估是可能的,且是必須的,鑑於民主社會主義黨加諸於蘇格蘭社會主義黨的成功之上的重量。

    蘇格蘭社會主義黨的領導自身還沒有出版太多對危機的原因的分析。一篇蘇格蘭社會主義黨中心領袖艾倫‧馬坎比(Alan McCombes)的文章〈蘇格蘭的彩虹議會轉灰的那日〉(The day Scotland’s rainbow parliament turned grey)指出,在選舉崩潰中謝里登的中心角色,以及社會主義工人黨和工人國際委員會的支持角色。他也分析選舉中的「左派大屠殺(massacre for the left)」,部分因為選民的壓縮,看到在蘇格蘭民族黨(Scottish National Party)和英國工黨(British Labour Party)之間的重要選擇,以及大量的不合格投票負面地影響了工人階級選民,然後從而影響了蘇格蘭社會主義黨(超過140,000票,或總投票的7%)。(《行動主義者》,第17卷,第5期,20077月)

    但是迄今似乎還沒有對於蘇格蘭社會主義黨如何能夠被一個人拉下台,以及能做甚麼以避免如此情況的深度分析。我認為我們都得同意,這不只是明星問題(star problem),儘管那是個大問題。謝里登是個特別糟的案例;黨壓倒性地被指認為作為一個個體的謝里登;而當他發狂時,從廢墟中要輕易復原機會很小。

    但這特別帶出在蘇格蘭社會主義黨中拋棄起初組織其馬克思主義中心領導者(他們起初來自工人國際委員會的團體,蘇格蘭戰鬥工黨[Scottish Militant Labour])的馬克思主義核心組織,國際社會主義者運動(International Socialist Movement),的智慧問題。這是許多年前在國際社會主義者運動被論辯過的議題,而一度有3種觀點:一個群體想要拋棄國際社會主義者運動(即此發生了),一個群體想要它作為相當鬆散的幹部會議存續,而第三個群體則主張繃緊這個馬克思主義核心團體。

    這類在一個廣泛左派政黨中的馬克思主義核心有許多功能。一個會加諸特定紀律於可能有種失控或橫行無阻(run amok)的傾向的領導同志(儘管或許即使是最緊密的幹部會議,也或許無法控制湯米‧謝里登,一旦他將自己放在那條毀滅性的路線上時)。但還有更為基本的問題沒有在僅有部分功能之馬克思主義核心團體的蘇格蘭社會主義黨被提出,而且當國際社會主義者運動解組時也完全沒有被提出。那是馬克思主義幹部的再生問題。蘇格蘭社會主義黨正在發展一個較廣泛的基礎,且得到認同和贏得投票,但大問題是,這幾乎都是在先前的馬克思主義幹部型政黨(主要是蘇格蘭戰鬥工黨)招募和訓練的幹部所承擔完成的。這是一個蘇格蘭社會主義黨領袖當我們去那邊造訪時對我們承認的問題。這是一個曾在蘇格蘭工作的我們自己的同事能夠清楚指認的問題。例如,在2004年,在曾被戰鬥黨訓練的、原本的核心幹部之外,只有一小撮蘇格蘭社會主義黨會員會賣蘇格蘭社會主義黨的報紙《蘇格蘭社會主義之聲》(Scottish Socialist Voice)。

    蘇格蘭社會主義黨的青年確實開始發展和訓練一些新幹部,但那是相當緩慢的過程,且是相當小的數量,相較於蘇格蘭社會主義黨自身的份量。

    這問題出現的另一種方式在於印刷品可及──或不可及──於他們的辦公室和他們的書報攤。在一個階段我們提議要製作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經典、再版和所有我們完整授權的書的大量複印可及版,但是他們拒絕了這項提議。我得到的印象是,他們覺得我們的書和小冊的範圍會減損他們的「廣度」。我不認為這種方式的馬克思主義教育會發生很多事。

    一些蘇格蘭社會主義黨的中央領導者產生一種看法,即馬克思主義核心團體不再被需要了,而他們建立且掌權的廣泛的、多元的社會主義黨是唯一需要建立的體系。新的蘇格蘭社會主義黨行動主義者開始有意識地拒斥列寧主義幹部型政黨的理念。這確實成為蘇格蘭社會主義黨領袖之一,墨瑞‧斯密(Murray Smith),的觀點,他回去住在法國,並且在法國革命共產主義聯盟(LCR)的全國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e)中。墨瑞‧斯密發展出革命馬克思主義者不應分離地組織,以及列寧式政黨是過時之物(old hat)的看法,他並且支持革命共產主義聯盟中
要廣泛團結的少數派。

    我們都可能會想要從這經驗中汲取的教訓是,如果建立一個泛左翼黨,加上必要的馬克思主義核心團體,那麼這種情況持續的時距不能是含糊的;它越是拉長,危機發生的機會就越多。

 

英國

    對英國工黨的左派,建立一個泛左翼黨各種努力不像蘇格蘭的蘇格蘭社會主義黨,既不成功,也無潛力。客觀地說,蘇格蘭工人階級較具戰鬥性的傳統,意味著蘇格蘭社會主義黨有較佳的機會,而主觀地說,蘇格蘭戰鬥工黨的左派多數優勢和它們甘於與它們的倫敦總部(head office)決裂,意味著有著願意嘗試泛左翼黨的力量。

    菲爾‧赫斯和利亞姆‧麥克烏愛德(Liam MacUaid)在其對和尊重黨(Respect)的決裂的評估中指出:「尊重黨是近15年意圖建立一個團結左翼陣形(formation)者之中第三大的──被亞瑟‧斯卡吉爾Arthur Scargill)於1994年發起的社會主義工黨(Socialist Labour Party (SLP)),以及在這十年之初重建的社會主義者聯盟領先。社會主義者聯盟的潛力遠未達到最大:確實,社會主義工人黨在反戰運動高峰時旁觀(sideline)社會主義者聯盟的決定,有效地封印了它的命運。」(菲爾‧赫斯和利亞姆‧麥克烏愛德,《行動主義者》,第17卷,第12期,20077月)

    一旦社會主義工人黨轉進社會主義者聯盟,社會主義黨/工人國際委員就移出了。(這個移動是社會主義工人黨朝向參與選舉的換軌,那在此於民主社會主義黨暗示了我們,與國際社會主義組織(ISO)的社會主義者聯盟或許是可能的。)首先社會主義黨,接著是社會主義工人黨佔優勢,然後拋棄了社會主義者聯盟,只剩下空殼。

    兩年前,我們看到尊重黨苦澀的分裂和毀滅。在其高峰時,它也從未擁有蘇格蘭社會主義黨建立那樣廣泛的基礎。而且它總是缺乏包納不同潮流的民主結構,和確保課責(accountability)的結構。它本質上始於社會主義工人黨、喬治‧葛拉維(George Galloway)、被除名的工黨國會議員(MP)、反戰行動主義者以及東倫敦和伯明罕的穆斯林社群部門的聯盟。這聯盟現在已引人注目地破碎了。

    這次尊重黨分裂有太多教訓了──未必是新洞見,但加強加強了舊的教訓。

    這裡無疑有更多教訓是關於「明星」問題,以及課責和民主運作的問題。葛拉維從未受到任何民主控制。在尊重黨,對大哥(Big Brother)難堪的表現沒有任何討論就被採取。葛拉維留下幾乎全部的國會議員薪水給他自己。因為它和葛拉維聯盟,社會主義工人黨對此完全加以捍衛。

    社會主義工人黨犯錯且失去權威和成員。它確實是尊重黨中
倒性地最大的政治組織,但堅持它緊密的控制。或許失敗的一大原因是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宗派主義和笨拙的組織方法。這並不太令人驚訝;這和他們官僚的內部體制(一種對列寧主義的嘲諷)並無不一致。社會主義工人黨容許非常有限的論辯和討論機會,給予少數派很小的空間主張它們的觀點。派系感到不滿,在有限的會前討論期間之外派系或傾向沒有權利。任何主張這類措施或捍衛一致的批判的人都被逐出,被稱為反列寧主義者或永遠的派系主義者,且很快就被迫離黨了。結果是,社會主義工人黨現在涉入一場派系鬥爭,引領直到它在
1月的會議,分裂或開除的可能性隱隱出現。

    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動作的宗派主義和不智是毋須爭辯的,在蘇格蘭或在英國皆然。但這並非列寧主義失敗的證據,如大多數列寧主義的反對者對尊重黨潰敗(fiasco)的總結性評論。它或許是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領導不甚理解列寧主義的證據。

    有些人仍希望沒有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尊重黨能發展出比工黨更左的泛左翼黨。艾倫‧索內(Alan Thornett)主張,「創造尊重黨的客觀條件在此仍舊客觀……比工黨更左的空間」。但即使葛拉維得到連任,沒有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尊重黨便不是一個非常廣泛的黨。

    更有甚者,次大的馬克思主義團體,社會主義黨(工人國際委員會)有其自身的泛左翼黨計畫,「新工人黨運動(Campaign for a New Workers Party)」,且施壓繼續在2009年歐洲選舉中脫穎而出的反歐盟運動(No2EU campaign)。這聯盟也包括英國共產黨和綠色社會主義聯盟(Alliance for Green Socialism),且受鮑勃克羅Bob Crow)(全國鐵道、海事與運輸工人工會[National Union of Rail, Maritime and Transport Workers]總書記)、布萊恩‧卡頓(Brian Caton)(監獄官協會,總書記)和一些其他工會官員的支持。因此我們可以作結以英國的不同馬克思主義團體各自有它們自己對「新黨」的藍圖,通常圍繞著它們自己。

    一篇安德魯‧強生(Andrew Johnson)在愛爾蘭第四國際團體社會主義民主(Socialist Democracy)網站的文章,分析了20055月的困境,並提出一些結論:

    「社會主義者聯盟失敗是因為它從未同意它是所為何來。基於一項工黨左派將會有離潮(exodus)的預測,這個95%由革命者組成的聯盟,將自己限縮於非常溫和的改良主義綱領。離潮從未實現(materialized)……」

    「社會主義者聯盟的失敗顯示了數十年來被社會主義工人黨,以及近來被社會主義黨擁護的『左側真空(vacuum on the left)』理論的謬誤。這理論假定一批靜態且被動的選民比社會民主還左,只需加以訴求。這無可避免地導致馬克思主義者不僅進入選舉主義(electoralist)的戰略,還進入了基於佔領布萊爾派(Blairites)放棄
改良主義者空間的戰略。因此,革命主義者結果提出一種比舊改良主義政治還右的綱領!」(〈為一個新的工人黨和左派的團結戰鬥──第
1, 2, 3章〉[The fight for a new workers’ party and unity on the left – Chapter 1, 2, 3],安德魯‧強生著,200553日)

葡萄牙

    「泛左翼黨」戰略的擁護者從巴西、義大利、蘇格蘭和英國的角度會承認這是場災難,但對於葡萄牙和丹麥的進步會感到遠為自信。在葡萄牙和丹麥,第四國際團體參與在相當穩定、成功的左派聯盟中──丹麥的紅綠聯盟(Red Green Alliance)和葡萄牙的左派集團(Left Bloc)。

    兩個聯盟皆能涉及許多小黨,沒有黨扮演壓倒性支配的角色,扼殺其他團體。參與在這些聯盟之中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並未完全湮沒它們自己的黨。例如,第四國際團體仍發現它們自己的團體對幹部發展和馬克思主義教育是必需的。組成團體仍舊可以有它們自己的出版品。

    葡萄牙的左派集團是在1998年,與革命社會主義黨(Revolutionary Socialist Party)、葡萄牙第四國際的部門、一個前毛派黨、和葡萄牙共產黨(Portuguese Communist Party)的一個部分一起形成的,加上一些獨立的社會主義者。

    在去年927日的葡萄牙選舉,左派集團增加其投票由6%到近10%,而它在大會的代表席次由8倍增至16名成員。面對相當強勁的老式共產黨,它仍表現良好。且就我所知,它們迄今似乎避免了選舉主義政治的危害。

丹麥

    在丹麥,紅綠聯盟(Enhedlisten)由3個左翼政黨於1989年形成:左派社會主義黨(Left Socialist Party),丹麥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Denmark)和丹麥的第四國際團體,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 Workers Party)。其他則作為獨立社會主義者加入,且它們主張有大多數成員現在不在任何組成政黨,但原先的政黨仍維持存在。

    紅綠聯盟在2007年的選舉中略微下滑,贏得2.2%和4個席次,相對於2005年的3.4%和6個席次。

一份「泛左翼黨」戰略的國際資產負債表(2)◎John Percy│陳宗延譯

 

誤用馬克思和列寧 Misapplying Marx and Lenin

    那些選擇「泛左翼黨」戰略永久撤離革命性觀點的人,經常仍舊喜歡緊握一些正統的外貌,例如主張在馬克思或列寧真正的傳統之中。而在列寧和馬克思的聲明和作品中發現可適用於這些後撤(如正當化它們)的引用是可能的,但這麼做事實上是主張與馬克思和恩格斯終其生命奮鬥者對立的。

    例如,有自《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Left Wing’ Communism, an Infantile Disorder)關於空談(phrase-mongering)和跳樑小丑(clowning)的引用。這不斷被彼得波以耳(Peter Boyle)誤用,然後又一次被戴維雷利(Dave Riley)最近在安迪紐曼(Andy Newman)的社會主義者團結(Socialist Unity)部落格的討論中拿出來炫耀。這些引用的目的是正當化後撤到較低層次的政治。

    有一種將群眾基礎的問題提昇到綱領和領導權問題之上的傾向,而非包含二者辯證地相互連結的性質。他們說出吸引自由派的陳腔濫調(platitudes):「作為vs.話語(doing vs words)」之類。他們不理解,或故意忘記,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時代,或在列寧的時代,馬克思運動的實際經驗。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坎農論『泛左翼黨』Marx, Engels, Lenin, Cannon on ‘broad parties’

    有時在革命者的經典中,那些開始移開捍衛革命黨觀點者會傾向於首先拒斥列寧,主張列寧主義導致斯大林主義(有時經由「季諾維耶夫主義(Zinovievism)」),或者俄國的條件非常特殊而布爾什維克黨的模型不適用於任何其他狀況。經常在他們對革命的後撤中,他們會主張一種組織性解方,諸如「泛左翼黨」、「全包黨」、「多黨(pluralist party)」作為通往群眾的道路,在對他們自身承認這類政黨將必然有一個非革命性綱領,且他們已自革命觀點移開之前。

    有時這些同志會試圖為「回歸馬恩的建黨取徑」提出理由,但通常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真正主張沒有任何理解。在他們的生命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一個有革命性綱領的特定工人階級政黨,而非全包黨,的需要非常清楚。

    舉例而言,在1882年,恩格斯將其支持給予蓋德(Guesde)和左翼少數,當他們從分裂為蓋德派(Guesdist)和「可能派possibilist)」(即改良主義)黨的法國工人黨French Workers Party)出走時。恩格斯形容這個「不相容元素(incompatible elements)」的分離為「不可避免的」和「好的」。

    恩格斯主張,「如果,像可能派,你創建一個沒有綱領的黨,任何人都能加入,那它就不再是一個黨了」。「片刻帶著正確綱領而位處少數……仍優於有一個大但是從而幾乎是追隨者有名無實的同床異夢(nominal semblance of a following)」。

左派團結的錯誤呼召 False calls for left unity

    「左派團結」的呼召對一些在此軌道上的人,已成為一種永久的號召(rallying cry)。

    在澳洲,這來自一幫排擠社會主義者聯盟所有其他群體的人,疏離大部分的活躍的無黨派者(independents),然後驅逐我們。簡直不是團結的廣告!

    關於團結、廣度,不惜代價,這是恩格斯要說的,(在一封1873630日致倍倍爾[Bebel]的信中):

    不要讓『團結』的叫喊把自己弄糊塗了。那些口頭上喊這個口號喊得最多的人,恰好是煽動不和的罪魁;現在瑞士汝拉(Jura)的巴枯寧派(Bakuninists)正是如此:他們是一切分裂的製造者,可是叫喊團結叫喊得最響。這些團結狂(unity fanatics),或者是一些目光短淺的人,想把一切都攪在一鍋稀裡糊塗的粥裡,但是這鍋粥只要沉澱一下,其中的各種成分正因為是在一個鍋裡,就會以更加尖銳的對立形式再現出它們之間的差別……正因為如此,最大的宗派主義者(sectarians)、爭論成性者和惡徒(brawlers and rogues),在一定的時機會比一切人都更響亮地叫喊團結。在我們的一生中,這些大嚷團結的人給我們造成的麻煩和搗的鬼,比任何人都多。」

    論到滿足於少於革命性綱領,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封信(於18799給奧古斯特倍倍爾[August Bebel]、威廉李卜克內西[Wilhelm Liebknecht]、威廉白拉克[Wilhelm Bracke]和其他人,以回應18798月一篇卡爾赫希柏格[Karl Hochberg]、愛德華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和卡爾奧古斯特施拉姆[Carl August Schramm]寫的一篇文章,題目是〈德國社會主義運動的回顧〉[Retrospects on the Socialist Movement in Germany])中尖刻地諷刺。他們論戰的目標提倡將德國社會民主黨由革命性綱領轉型為改良主義綱領。

「請大家理解我們」,他們換句話說;我們並不想「放棄我們的黨和我們的綱領,但是我們認為,如果我們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全部精力用來達到某些最近的目標,達到那些在開始考慮實現長遠的追求以前無論如何必須達到的目標,那麼我們的工作就夠做許多年了。

 

這樣,『現在被我們的長遠的要求嚇跑了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工人,就會大批地來投靠我們。

 

綱領不是要放棄,只是實現要延緩──無限期地延緩。人們接受這個綱領,其實不是為了自己,不是為了自己的有生之年,而是為了死後遺留給兒孫們。「眼前應將『全部力量和精力』都用於各種瑣瑣碎碎的事情和對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補補綴綴,為的是讓人看起來畢竟還在做一點什麼事情,而同時又不致嚇跑資產階級。」

 

而恩格斯又說(致倍倍爾,18821028):

    「在可能團結一致的時候,團結一致是很好的,但還有高於團結一致的東西。誰要是像馬克思和我那樣,一生中對冒牌社會主義者(alleged socialists)的鬥爭比對其他任何人所作的鬥爭都多(因為我們把資產階級只當作一個階級來看待,幾乎從來沒有去和資產者個人交鋒),那他對爆發不可避免的鬥爭也就不會感到十分煩惱了。」

而正如列寧所寫:

「團結,這是偉大的事業和偉大的口號。但是,工人事業所需要的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團結,而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同反對和歪曲馬克思主義的人的團結。」(〈團結〉[Unity],載於《真理之路報[Put Pravdy, The Way of Truth]59號,1914412日) 

革命黨還未成熟?Not ripe for a revolutionary party?

    詹姆斯‧P‧坎農James P. Cannon)提到那些從建立革命黨觀點後撤者試
回到恩格斯的傾向。在一封致文生‧
R‧鄧恩(Vincent R Dunne)的中,他寫道:

    看起來所有前革命主義者、改良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倒退者和逃跑者都依賴恩格斯。他們並未讓他們的衝動臣服於他;那源自他們自身的骨頭,而他們從恩格斯尋求對這事實的確證。

    他們主張他支持他們的論點──他們都同意的一件事──當有意識的革命主義者數量非常侷限時,試圖在當下的條件之下創建一個革命黨是錯誤的。這,他們都說,是宗派主義的(sectarian──不僅這類政黨的政策和施為,更且是一個小黨主張其存在的權利,無論其目標和行動為何。

    沙赫特曼派(Shachtmanites),以及柯克林派(Cochranites),都在這點提到恩格斯。

    但當我進入圍繞恩格斯信函的爭議時,我將不讓自己侷限於宗派主義的問題。真正的問題,如其所發展,是使用恩格斯的權威以取消(liquidate)基於確切的綱領的社會主義黨──一個在當下條件下只可能是一個小黨的黨──之概念的意圖,而贊成某種即將發生的「大」黨,在未來某時被一些姓名地址未知的人構建,作為自發過程進一步發展的結果。這是大錯特錯(dead wrong),因為黨──或大或小──這個概念以一份綱領,從而因此以意識為前提。

    如果一個人僅僅想要一個「大」黨,只有有一個黨,那麼任何種類的黨都成;但沒有甚麼比一個布爾什維克黨對戰爭和革命更夠好了。我認為,那是歷史經驗的決定性裁決(conclusive verdict)。更有甚者,構建這類的黨不能延緩到所有人都肯認其必要性。這計畫必需由那些已經準備好、願意且能夠的人開始。那是它在俄羅斯被做的方式,而尚無人發現更好的方式。(摘自詹姆斯‧P‧坎農致文生‧R‧鄧恩,〈恩格斯論美國問題〉(Engels on the American Question))

     那些強烈主張「泛左翼黨」戰略者的一個主題是,我們必須團結既存的左派,因此我們不能對歷史問題做決定,那是分裂性的(divisive)。這個取徑中有些效力,確實如果你在建立一個聯合陣線運動。而強調黨今日實際上在做甚麼、它們的實作與它們真實的綱領,而非它們的起源、它們如何達成那些觀點,經常是重要的。

    但如果這想法成為標準,那麼整個政治綱領的想法就出局了(out goes),帶有任何深度的政治教育的任何可能性就出局了,真正的幹部發展的可能性就出局了。這就是民主社會主義黨/社會主義者聯盟發生的事。

「泛左翼黨」國際地推動 The ‘broad party’ push internationally

    回應前面概述的普遍政治條件,「泛左翼黨」的想法,發展一種廣泛的反資本主義或反新自由主義政黨,是一種許多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馬克思主義者在過去1020年考慮的戰術。在那裡工人運動和明確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很弱,它便被視為一種能夠在變動環境中佔優勢的戰術,回應起義並進一步的接觸工人運動的老誤導者。

    這無疑就是我們聯繫最多的國際左派的情況,特別是第四國際。在英國和歐洲,有密集的討論,並對這個戰術加以仔細考慮及檢驗。

    民主社會主義黨在198586年離開第四國際,但即使離開之時我們也聲明我們希望與第四國際及其希望與我們未持同志關係的組成政黨維持同志式的合作。在最初幾年後,他們對我們離去的起初的敵意逐漸消失,而我們能夠建立那類關係。從90年代開始,我們經常出席第四國際的世界大會或國際執行委員會議(Internat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 meetings),以及有時出席它們一些組織的大會。第四國際,特別在它們最強盛的歐洲,採納試圖建立反資本主義政黨的取徑,而許多第四國際部門對這個戰術有不同的經驗。例如,第四國際的1995年世界大會採納一份關於「今日建立國際(Building the International Today)」的文件,帶有一種重組與「突變(mutation)」其歷史基礎的觀點。一份關於「第四國際的角色與任務(Role and task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的文件聲明:

    「六、建立廣泛的反資本主義無產階級政黨:

(1)    我們的目標是形成那樣的無產階級政黨:

        反資本主義的,國際主義的,生態學的,與女性主義的;

        廣泛的,多元的,且代表性的;

        深深依附於社會問題,且踏實地提出勞動的立即需求和社會渴望;

        表現工人的戰鬥性,女人解放的渴望,青年反叛和國際團結,並對所有形式的不公義展開戰鬥;

        將它們的戰略奠基於議會外的鬥爭,和無產階級與受壓迫者的自我活動和自我組織;以及

        對資本的占用(expropriation)和(民主的、自治的[self-managed])社會主義的採取明確立場。」

    它們的取徑被一份在第四國際第15次世界大會(於20032月在布魯塞爾舉行)中發表的報告如下形容:「近10年來,第四國際與其他非宗派的基進左派潮流合作,為了廣泛而多元的反資本主義重組以擊敗社會─自由左派(social-liberal left)的霸權。」(《國際觀點》[International Viewpoint]349,由法蘭索瓦‧維爾卡曼[François Vercammen],一位第四國際國際執行委員會及其執行局[Executive Bureau]的成員,報導。)

    結果頗為不同,自然非常取決於每個國家的特定政治條件和機會。但個別戰術與制定初一種全歐洲取徑、及資本主義歐洲日益的整合的整體問題、及建立一個歐洲左派政黨的問題的渴望交織,第四國際也有為第四國際自身尋找的新意義的壓力,以及過去曾困擾第四國際的危險,將戰術轉為整體戰略的傾向。

    第四國際、由英國社會主義工人黨(UK SWP)領導的國家資本主義的國際社會主義者傾向(IST,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Tendency)、和英國社會主義黨(Socialist Party)領導的工人國際委員會(Committee for a Workers International)等這類「國際」的一個負面面向,是普遍化戰術的傾向。在由母黨指揮的「國際」的案例中,通常是英國在托洛茨基主義國際的案例中,經常以英國的條件和經驗為基礎決定的戰術變化被普遍化和適用到他們在其他國家的子黨(offspring parties),通常條件頗為不同且並未適當考慮實際情況。

警告與危險 Warnings and dangers

    我在20011月對民主社會主義黨大會的國際報告,指認出在廣泛、多元政黨的復興過程和利益之中的一些負面面向:

    在全世界哪一類的社會主義復興和重組是可能的?哪一類的政黨被需要?它能夠只在廣泛的反資本主義基礎上嗎?或者我們馬上需要革命馬克思主義政黨呢?

    或許這取決於每個國家。那裡有不同的社會境況,和非常不同的政治情勢。運動和政黨處於不同發展階段,且有不同的政治遺產。對此我們也不能太拘泥(prescriptive)。

    有些國家會需要一種廣泛反資本主義的重組,而革命馬克思主義力量僅作為較廣泛運動中的一種潮流作用。有時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能夠領導重組,如在蘇格蘭社會主義黨(Scottish Socialist Party)。有時革命者會在少數人中。有時會有各種馬克思主義潮流。為要成功,確實有一種有意識的反宗派主義的立場的需求。

    同時,很清楚地我們不需要國家派系,或帶有誇大妄想(delusions of grandeur)的假國際。我們經驗過無數這類國際的真正負面效應。

    但是目標、任務,是要達到一種革命馬克思主義政黨,一種列寧主義的布爾什維克政黨。沒有它,革命不會成功。

    因此我們不應把一個暫時的、部分的步驟或階段視為德行或必要。

    相似地,我們不應將後撤,一種次要的(lesser)組織形式因為政治的和組織的虛弱而必須被接受,視為原則。

    例如,在某些地方出現的「多元主義左派(pluralist left)」的想法,作為善的政黨類型、唯一可被接受的政黨的描述。

    確實,我們都支持傾向的權利、討論和論辯的重要性。但不幸地,有些人將此詮釋為黨最重要的定義性原則,並製造出一種反民主集中制(anti-democratic centralism)、反列寧主義的原則。它們排除了一種列寧式政黨,作為對斯大林主義罪行的和對許多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狹隘的宗派主義的反應。

    這可能導致一種右傾(slide to the right),一種對社會民主政治位置的滑移,以及一種從建黨計畫的完全後撤。

     這份報告指出一些普遍化第四國際的「反資本主義政黨」取徑的危害:「新的群眾反資本主義國際」將會「奠基於非政府組織之上嗎?或者奠基於青年行動主義者,和政黨呢?」朝向反資本主義政黨的聯盟的努力是向前踏出一步,但「第五國際」運動聯盟計畫很可能會更進一步弱化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建立。這份報告提到:「一些第四國際的團體現在是公開的取消主義者(liquidationist),不僅是反列寧主義者,但完全沒看見對黨的需求,將它們自身轉型為一種為運動服務的左翼『智庫』,如在荷蘭的社會主義另類政治黨(SAP [Socialistische Alternatieve Politiek])」。(〈赴國際社會主義運動──民主社會主義黨的國際工作〉[Renewing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Movement — International Work of the DSP]20111月民主社會主義黨大會。約翰‧珀西[John Percy]著。《行動主義者》[Activist],第11卷,第1期,20111月)

 

一份「泛左翼黨」戰略的國際資產負債表(1)◎John Percy│陳宗延譯

 

一份「泛左翼黨」戰略的國際資產負債表John Percy│陳宗延譯

John Percy, 2013, “An international balance sheet of the ‘broad party’ strategy

原載於革命社會主義黨(Revolutionary Socialist Party)網站

 

    本文旨在檢視「泛左翼黨broad party)」戰術(tactic)或戰略(strategy)被革命社會主義者在近數十年來國際地實行的經驗。在澳洲,我們甫見證這戰術變成戰略的一個特別災難性的應用,造成DSP[民主社會主義觀點(Democratic Socialist Perspective),之前的民主社會主義黨(Democratic Socialist Party]的解組。

    過去曾有許多「泛左翼黨」主張代表工人、或更廣泛的階級、或普遍的「進步」──有時候群眾,大多時候帶有選舉野心,但有著社會民主、或左翼自由派(left liberal)的綱領,有時候「全包(all-inclusive)」,但是非列寧主義者且非馬克思主義者,的黨。

    這類黨不能帶來基本的社會變革;它們不能打破資本主義階級的國家權力。要那樣,我們需要革命。要達到那樣,革命政黨是必需的──一個列寧政黨,一個政治上均質的幹部型政黨(cadre party)。

    革命社會主義黨的綱領,也曾是民主社會主義黨的綱領,對這個問題非常清楚:

「工人階級無法作為一個整體或自發地得到預備及指引期社會主義鬥爭所必需的政治階級意識。要這樣,它不可或缺地要發展一個黨,團結所有鬥爭對抗資本主義弊病和不公義的人,以及發展出社會主義意識且不顧群眾運動的局勢潮起潮落而獻身進行革命政治活動的人……終極地,只有一個主要由工人組成、且享有工人的尊敬和信任的,深深根植於工人階級的革命社會主義黨,能夠領導受壓迫和被剝削的群眾推翻資本的政治和經濟力量。革命社會主義黨的中心目標,是在澳洲建立這樣一個群眾的革命社會主義政黨。」(RSP/DSP綱領,頁63-66

DSP現在已拋棄這份綱領,且將自身解組進入社會主義者聯盟(Socialist Alliance)「泛左翼黨」,帶著非革命性的綱領。

『泛左翼黨』的特別辯護Special pleading for ‘broad parties’

    這類泛左翼黨能且會發展,於革命者的倡議之外。
麼,關於革命者該對這樣一個黨有甚麼取徑,就不過是一個正常、標準、戰術性的問題。有時介入是正確的,有時不是。

    然而,我們特別有興趣的,是當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將這類泛左翼黨提昇至特別案例,認為它們可能在某方面可以作為革命黨的取代品,或認為如果它不存在則革命者必須創造這類泛左翼黨,或永久地將他們的力量解組進入這類政黨。

    這是過去約15年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剩下的馬克思主義者中發生的事,故它自身已成為一個議題:「泛左翼黨」問題。它被一些托洛茨基潮流採納,無疑包括第四國際(Fourth International),它不幸地普遍化了這個戰術,且在歐洲發展出一種「建立反資本主義政黨(building anti-capitalist parties)」的整體戰略。

    它並非憑空出現(come out of the blue)。它同時和挫敗(defeats)造成的政治方面的危機,例如蘇聯最後的瓦解,以及對起義(upsurge)的錯估,例如在西雅圖後對反全球化運動誇大的希望,相關。

政治脈絡The political context

    泛左翼黨」的普遍化推力,是整體而言為後撤和挫敗期的政治期的結果。

1.      20年很大部分籠罩在蘇聯瓦解的陰影之下,俄國革命所得的最終解旋(unwinding)。在東歐有挫敗;中國革命以資本主義的方向解散;古巴的經濟苦於特別的問題。舊共產黨前此衰弱;現在它們更進一步衰微了。

2.      這是一段帝國主義趾高氣揚(cockiness)的期間,誇口「歷史的終結」。資產階級越來越自信和進取;新自由主義猖獗。許多工會和工人組織弱化或甚至完全被這猛攻擊潰。在許多國家支配的社會民主領導者,顯示了他們十足的無用,進一步投降,甚或帶新自由主義一馬當先(leading the neoliberal charge)。

3.      這期間亦見綠黨(Greens)的興起。綠黨之間的政治有所不同。他們代表一種增長中的環境意識,且經常成為吸引關懷一系列左翼自由派議題者的政治載具(political vehicle)。它們吸收一些較傳統「工人」政黨、共產黨(CPs)、社會民主、勞工黨的分裂。它們在此期間同時顯示了「新黨」的潛力和限制。它們日益鞏固,也就定於越趨右翼的位置。

4.      這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環球的反全球化運動的期間──從西雅圖示威到歐洲的許多示威,以及於巴西倡議並亦於其他國家主辦的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s)。這顯示了一種勉強彀得上的基進化(radicalisation of sorts),且一時看似是一種有望的發展,但政治上這些運動也顯示了一種對建立革命政黨的需求的敵意或困惑,由於世界社會論壇的反黨狹隘(strictures),非政府組織(NGOs)和右翼政黨控制全局。

我們在2001年發起社會主義者聯盟一開始的動機是潮浪已轉向,我們從1990年代末便期盼一段起義期。這樣的戰術依賴於起義,拉攏新近基進化的力量的可能性。但DSP領導肯定──或許其他被這戰術誘惑、將之擴展為永久戰略的政黨也是──誤判了,而暫時的起義並未繼續。自2003年對伊拉克的侵略以來,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除了法國)的階級鬥爭普遍衰微中。

    事實是,「泛左翼黨」的推力(確實是推力,若自永久的觀點考慮它們,過於一個暫時的戰術)實際上是政治走下坡的結果。因為實際上(at bottom),它是一次從革命社會主義方面的政治後撤,一個妥協,一個在「可能」層次的安頓。

心理壓力The psychological pressures

    因此,這現象有清楚的政治根源。但它也是一種對壓力的心理反應:

l   實際政治情況的困難性,革命左派衰弱而資本主義看似勝利;

l   許多行動主義者花費戰鬥而無進展的時距。

個體面對這心理和政治壓力有許多選項:

A. 一是回應真實情況,對政治困難採取彈性、戰術性取徑,但總是保持你的基本革命社會主義觀點。畢竟,推翻腐化的資本主義體系的需求還未減小。那實際上變得越發急迫:環境危機正威脅行星上的生命;資本主義自身被證明為一棟搖晃的大廈(shaky edifice)。我們樂於讓自己投身進入立即的鬥爭以擊潰資本主義國家,但戰術性的回應是明顯需要的,因為給定我們自身力量的微小、資產階級的強大、工人階級模糊的意識等等。我們大多只是小型的宣傳團體(propaganda groups),在此階段無法動員階級,確實離任何實際革命行動有一段長路。

B. 或者你可以尋求一種萬靈丹(panacea),一條較簡單的路線,它有一些用以正當化的無花果葉(fig leaf),且將建立革命組織的任務撇在一旁。這比較簡單,因為你不需要自己思考,或詳細檢驗你自己的實際情況。有時這可被描繪為一條到終極目標的捷徑,儘管它當然不是。

C. 或者你可以安頓於一種非革命觀點(有時仍欺騙其自身或其成員,內心裡你仍是革命者,但「此刻情況不允許」)。

    革命者身上的壓力無疑非常強大,推向最後一個選項,調整生命為非革命者。革命左派在像澳洲之處在過去數十年有很大的翻轉。在數十年的衰微、走下坡、和革命運動和戰鬥工會主義(militant trade unionism)的艱難後,有一種習於非常小的報酬、非常適度的勝利的傾向,當然非常缺少顯著的鬥爭,更遑論革命。你把你的眼界調得很低。

    儘管你始於選項A,一陣子後你可能會發現革命性的取徑被轉化為選項C,使你議和,且它經常由B型的萬靈丹或捷徑思考所中介。這類境況中的革命者經常(幾乎總是)會說他們仍支持革命,但它不過是在此刻不可能,或者我們需要首先在一個非革命性的組織中建立我們的力量,或一些其他理由。他們會辯稱他們為了戰術性、暫時性的理由追求「泛左翼黨」路線。有時可能有真正的需求,例如國家的壓制。但有時它是出於倦怠的理由而做,而有時是機會主義的理由。

基進化後的危機 Crises following radicalisations

    在整個20世紀,你可以追溯非常清楚的基進化的時期,點綴於較長階級鬥爭的衰微或停滯的時期。它顯然因國而異,且也有違背普遍模式的地方性發展,但我要在最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指認以下起義和基進化的時期。(在第三世界當然有其他的動力,許多國家正進行它們自身的反帝鬥爭或民族解放和獨立鬥爭)。

l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起義,很大部分受成功的布爾什維克革命激勵。

l   大恐慌後的稍微起義,不是立即反應,卻是在爆發數年後,當工人運動從災難中康復時。

l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受法西斯主義的挫敗和紅軍(Red Army)的勝利激勵。這導致了在歐洲革命的機會,被共產黨揮霍,但也在其他國家基進化,在冷戰爆發前。

l   60年代基進化,受美國民權運動和對越戰的反對激勵。一個青年人和學生的基進化發展於政治以及社會和文化議題上。一個高點是196856月在法國的革命性起義。

19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基進化是例外性的,激發出一系列政治議題的思考、活動和運動。它催生了我們的黨,且在許多國家振興或激勵了革命政黨。

但在基進化和一開始的成長之後,出現了走下坡,經常在新興革命團體中造成危機。一些新革命者尋找新替代方案;一些團體被「捷徑」轉向。經常從左派背景中有快速的悖離。當然它受一種有意識的資本主義反擊,新自由主義攻擊,所鼓勵。走下坡和困難受蘇聯的瓦解增強。在這類國家中,建立一個革命性政黨變得益發困難,革命者變得更為孤立。

許多戰術 Many tactics

    在如此長期的後撤、廣泛挫敗和工人階級的弱化,以及反覆推敲尋求走出消沈(doldrums)之道,一種不幸卻常出現的左派回應是,固著於一種特定戰術,使它成為一種永久的戰術。這將戰術轉為戰略。

    在建立群眾革命政黨的路上有許多戰術:

        聲明(Proclamations),揚起旗幟,直截的宣傳。你可以發佈一篇宣言,例如《共產黨宣言》。你可以拿出一張紙,宣佈你的綱領。

        團結,重組(regroupments),與其他政治潮流的分裂和融合是一項重要的戰術。

        進入另一個政黨,一般而言是具有較廣泛支持的,帶有贏取一部分基層、減少孤立、與基進化工人連結的目標。

        專注於產業,或特定工廠,或校園,或特定社群或社會部門。

        聯合陣線,聯盟或集團(blocs)。參與其他力量,在一個較廣泛的整體中,在一個特定的運動上,參與選舉,或生產報紙,建立一個新黨,在少於你的革命綱領上。

一個教訓是我們不排除任何戰術。同等重要地,我們學到最好不要執著於特定戰術。戰術可以或好或糟地被執行。可以造成錯誤,但通常能被改正,若我們僅視其為戰術。一旦它提升為戰略,它就較難改正了。

戰術提升為戰略 Tactics elevated to strategy

    即使在第四國際的案例中,沒有什麼引領潮流的中央政黨,也有尋求普遍戰術(universal tactics)的傾向。我們在入戰術entry tactic)的案例中可見。它在某些時間和地點可以是有用的戰術,但它也可以變得普遍化然後持續太長久。對一些托洛茨基潮流而言這仍是信條(article of faith),卻是對第四國際(FI)數十年的問題。它由托洛茨基於1930年代的困難情況中提議,「法國轉向the French turn)」,而一些托洛茨基主義團體應用它。在一些案例中,例如澳洲的小團體,加入工黨的戰術直到二戰中期並不適用,那時動機有些不同:該團體被禁,故公開工作不再可能。在戰後,冷戰爆發了,對加入戰術進一步的論述是由第四國際的秘書長米歇爾帕布羅Michel Pablo)發展,他主張「深層加入(deep entry)」,作為加入的延伸期。它為多數托洛茨基主義團體帶來災難。

    對「我們」世代的黨,來自於60年代基進化,在反越戰運動附近,受196856月在法國的革命性起義激勵,在澳洲、美國、歐洲,革命是真實的。古巴革命是近期的。越南也是。加入戰略乍看是過時的。第四國際在60年代掙脫了(broke free of)加入「原則(principle)」,且在70年代於那個貧乏的內部辯論中與其大部分達成妥協(largely came to terms with it)。在發展我們政黨的早年,我們必須克服它。許多人則並未。

    但第四國際大多數人再次被一個戰術纏上了。在他們1969年的世界大會World Congress)中,他們將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的游擊戰戰術(tactic of guerrilla warfare)提昇為戰略。它證實為對第四國際的災難,且花費很長的辯論和派系鬥爭(faction struggle)以轉回。在第四國際,有如我們在坎農主義傳統(Cannonist tradition)所見、由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US SWP)領導的建黨觀點(party-building perspective),和歐洲第四國際傳統中將戰術提昇為戰略,二者之間的對立陣營(counterposition)。

    社會主義工人黨正確地拒斥了游擊戰戰略,然而接著在70年代末期墜入另一次戰術提昇為戰略,「工業轉向(turn to industry)」。那是一次錯誤的呼召,基於對政治情勢的錯估,對即將發生的工業鬥爭和基進化的預測。它成為戰略,成為口號(shibboleth)(事實上要加上社會主義工人黨領袖傑克巴恩斯[Jack Barnes]一開始有個邪惡的國際派系動機的事實──「去那些歐洲人(screw the Europeans)」──且或許有個對他自己的黨的邪惡派系動機,以確保他的控制和支配,消除一切反對。)但是他作繭自縛(hoist on his own petard)。他受困,且滅絕了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

    我們進行了那轉向,帶有一些正面結果和有用的經驗,儘管當然也有代價。當轉向所依據的(predicated)被預言的(predicted)工人階級起義清楚地並未發生,我們做出調整,讓我們快速地增強我們在學生和在不同運動中的政治工作。但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拒絕面對事實,堅持其轉向,甚至「深化」它,反覆大量生產之(rolling it out)。那不是造成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墮落的唯一因素,但它是一個主要因素──拒絕面對事實,以及所有由此流出的政治扭曲。(見道格洛里默[Doug Lorimer]198413日,對我們全國委員會議關於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報告,印製為小冊《宗派的形成》[The Making of a Sect]。)

    現在有另一項戰術成為戰略(tactic-become-strategy)之災,摧毀民主社會主義黨、誤導第四國際和摧毀或擊潰世界上許多革命政黨的「泛左翼黨」戰略。

 

市場溢價、社會過程與統計至上主義◎謝宇、吳曉剛│陳宗延譯

市場溢價、社會過程與統計至上主義◎謝宇吳曉剛│陳宗延譯

Market Premium, Social Process, and Statisticism

原載於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70, No. 5 (Oct., 2005), pp. 865-870

http://www.jstor.org/stable/4145364

 

回應Jann

 

統計是一項強大然而潛在危險的工具。超過20年前,已故的Otis Dudley Duncan (1984:226)告誡過我們關於「統計至上主義(statisticism)」的危險:「計算是做研究的同義詞之想法,統計是科學方法論的完全或充分基礎之天真信念,統計公式是為了評估不同實質理論的相對價值之類而存在之迷信。」Duncan的警告長期被理解為適用於做量化研究的社會學家。然而,他的顧慮也同等地適用於量化研究的讀者,特別適一些仔細的讀者。

在我們早先的作品中(Wu and Xie 2003),我們問的問題是,「市場會獲益(pay off)嗎?」我們的重點在於市場部門中工人的潛在異質性(potential heterogeneity)。使用了工作的歷史資料,我們在市場部門中區別出兩種工人:早鳥(early birds)和後進者(later entrants)。我們關注的是早鳥和後進者聚攏(pooling)的可能性,即使他們作為國家部門的滯留者(stayer)各自有相同的教育收益(education returns),可能會使在市場部門教育收益顯得比在國家部門較高。我們的主要經驗結果,也由Jann所驗證的,顯示後進者而非早鳥,比滯留者有顯著較高的教育收益。

Jann(2005)的評論的要旨是,在區別早鳥與後進者和滯留者的資料中,統計檢定力(statistical power)不足[1]。這點是技術上有效的(valid),儘管只在狹隘的「虛無假設顯著性檢驗(null hypothesis significance testing)」的統計典範中,而那在近數十年來飽受嚴重批判(例如,Cohen 1994)。一個基本問題是任何差異有足夠資料,都一定會變成「統計顯著」。已故的John Tukey (1991:100)對此典範有以下說法:「統計學家典型地詢問錯誤的問題──且樂於以謊言答覆,通常是一個徹底的謊言。他們問『AB的效應是否不同』,而他們樂於回答『不』……[我們知道] 對任何AB而言──在某些小數點的(decimal)地方──AB的效應總是不同」。

    在最後的分析中,我們和Jann不一致之處和統計方法的技術性正確度無關,而是關於統計方法應如何被用於社會學研究。我們是統計方法論不應與指引研究的實質關懷分離之觀點的強烈信仰者。Jann對我們作品的「方法論」批評是方向錯誤的,恰恰因為它狹隘地為方法論的,對實質研究問題和潛在的社會過程都缺乏理解。如後所示,實質研究問題使他對早鳥和後進者之間差異的檢驗成為不相關的。

    公平地說,Jann不應為掉入「統計至上主義」的陷阱而被單獨挑出,因為這類習慣在當今社會學是如此廣佈,以致於經常讓量化研究很不吸引人。Jann的評論顯明了一種對量化社會學者共同的誘惑:倚賴罐頭的(canned)統計檢驗而非實質知識。因此,我們利用這個機會汲取一個對我們所有人的教訓:只有結合對涉及的社會過程的實質理解,統計方法才能導致富有成效的研究。

    在基礎的層次上,吳和謝(Wu and Xie (2003))的研究是描述性的。我們貫穿全文強調這點,藉由警示讀者,當單一群體中的工人事實上是異質時聚合的危險(danger of aggregation)。儘管我們質疑市場化本身(marketization per se)「造成(caused)」教育收益較高的盛行看法,我們從未意圖讓我們的統計分析超過一種描述性的習用。在這類習用中,正式的統計檢定在統計檢定力不足時可以是有信息的。當缺乏強大的統計資訊時,實質知識應該佔優勢。

    在他的評論中,Jann3個群體加以討論──滯留者、早鳥和後進者──彷彿他們是對稱的,就像實驗設計中那樣。這麼做,他借用了通常用於與實驗設計相關的變異數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的多群體比較的語言。然而,因為我們處理的是觀察資料,我們關注的是社會過程產生的組間(between-group)和組內(within-group)異質性。這3組的收益體制(earnings regimes)起因於清楚地不對稱的累積歷史過程(圖1),而因此應該在分析中被如此對待。有如3個實驗條件般對這3組加以比較,是既不恰當又誤導的。

    1呈現了一幅在1996年當代中國生命史與社會變遷(Life Histories and Soci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hina)調查中應答者類型的模式流程圖,資料被吳和謝(Wu and Xie (2003))使用。Y軸代表雇用部門(employment sector)(國家vs.市場),而X軸代表歷時。我們做了市場部門是吸收狀態(absorbing state)的方便假設,這樣就不會有從市場部門到國家部門的逆向轉換(reverse transition[2]。在1978年,在中國經濟改革之始,1,197位應答者在國家部門工作。到了1987年,11%轉換到市場部門(d = 1),且被稱為「早鳥」。在剩下的1,068名國家部門中的工人與1878年和1987年間開始進入部門的522名新進者中,16%轉換進入市場部門(d = 2),且被稱為「後進者」[3]。剩下的1,337名應答者被稱為「滯留者」。

吳和謝(2003)文需部分為造成Jann的困惑負責,因為他的再分析是以吳和謝(2003)收入取對數對教育、部門及其交互作用的迴歸為原型。吳和謝(2003)對於教育對部門的差異收益的延伸討論,使教育看起來好像是因果因素(causal factor),而部門是共變量(covariate)。然而,我們真正的研究問題是關於對部門的收入差異,而教育是混淆項(confounder)。讓我們重探一個被Jann引述和強調的段落(Wu and Xie 2003:430)

2個假說的關鍵差異是對早鳥的處置(treatment)。在假說1中,早鳥被歸類在後進者中,因為他們共享了在市場部門之中的共同特徵……在假說2中,早鳥被歸類在滯留者中,因為這兩類工人正接近聚合,相對於被選擇性地徵募進市場部門的後進者。

Jann 假設「被歸類在」一語在此意味「共享相同的教育係數」。這是錯誤的,如吳和謝(Wu and Xie (2003:431))的圖1所示。例如,早鳥和後進者是可能在收入和教育分佈上不同,但是與滯留者有著相同的教育收益,不過將早鳥和後進者歸類在一起仍能讓在市場部門中的工人得到比在國家部門中的滯留者得到較高的教育收益。

[圖1]  中國勞動市場轉換流程圖,1978-1996年(Flow Chart of Labor Market Transitions in China, 1978-1996) [圖請見原文]

 

    讓此探尋推進,讓我們以因果推論語言中明確的反事實(counterfactuals)重新概念化(reconceptualize)實質問題。(Heckman 2005; Holland 1986; Manski 1995; Winship and Morgan 1999)。假設我們對於進入市場部門對在1996年的未來收益的因果效應有興趣。概念上,在此安排中有2個因果問題:(1) 早期轉換的效應為何?(即,d = 1)以及(2) 晚期轉換的效應為何?(即,d = 2)。當然,這兩個問題是內在地不對稱的。第二個問題只對那些沒有經過過早期轉換的工人有意義,而第一個則牽涉到那些經歷早期轉換和那些沒有經歷的人之間的反事實比較,無論後來他們發生甚麼事。借用帶有隨時間變化的(time-varying)處置的因果推論的標記方式(Brand and Xie 2005),讓Ydi標記第i個人的可能收入,若此人在時間d (d=1, 2, ∞)做出轉換,其中d= ∞標記此人到研究結束前並未做出轉換(即,滯留者)。注意對一個做出早期轉換(d=1)的人而言,反事實結果應遵循「前瞻序列期待(forward-looking sequential expectation)」(Brand and Xie 2005)的原則,一種晚期轉換(d=2)和滯留(d=∞)的結合。我們因此定義第一個問題的平均因果效應為 

E(Yd=1)E(Yd>1)E(Yd=1)[E(Yd=2)P2 + E(Yd=∞)(1 – P2)]  (1)

 注意轉換機率為條件的,因此P2 = P(d = 2 I d > 1)

    對第二個問題,比較較為簡單,牽涉到兩個體制特定(regime-specific)的手段:

E(Yd=2)E(Yd>2)E(Yd=2)E(Yd=∞)  (2)

要計算方程式12定義的量是永不可能的,因為我們僅觀察到對每個工人而言的三個可能結果之一。要推論因果性,引入忽略性(ignorability)假設是必要的,這必須被視為暫定的,因為不太可能在現實中有效。忽略性假設主張,所有與轉換相關的系統性差異,可以用一組觀察而得的共變數(X)加以概括(Rosenbaum and Rubin 1984) 

    給定這個假設,預期可以在觀察而得的共變數,包括教育,的基礎上被估計。如方程式12所示,為了因果分析我們需要4個條件預期:E(Yd=1X)E(Yd>1X)是給第一個方程式,而E(Yd=2X)E(Yd>2X)是給第二個方程式。忽略性假設意味
E(Yd=1X)在早鳥中、E(Yd=2X) 在後進者中、以及E(Yd>2X)在滯留者中可被估計。然而,E(Yd>2X),作為兩個條件預期的加權總和,應同時從後進者和滯留者中被估計。給定P2很小(在.16),一個對E(Yd>1X)的粗糙近似值就能從滯留者中被估計(即,給予滯留者完全的權重)。這個近似值是對吳和謝(2003)的分析策略的一種詮釋。因為後進者相對於早鳥去比較,僅構成恰當群體的一小部分,如Jann建議的去直接比較後進者和早鳥的意義就很小。

    為顯明這個重新概念化的效益,我們進行了傾向分數分析(propensity score analyses)。因為篇幅限制,我們在討論中僅呈現最重要的發現。操演的完整的結果在他處報告(Xie and Wu 2005)。借用因果推論文獻的行話(jargon),我們在我們的研究中考慮了兩個「處置」:對市場部門的早期進入,和對市場部門的晚期進入。對第一個處置,「控制」組包含沒有進行早期進入的工人,因此包括滯留者和後進者。對第二個處置,「控制」組僅包含滯留者。傾向分數法讓我們在單一向度上概括所有處置組和控制組之間的差異:接受特定處置的機率。我們接著計算在每個傾向分數階層中對收入的平均處置效應。

   從這個傾向分數分析中有兩個主要發現。第一,晚期轉換的傾向模型不同於早期轉換的,因為做轉換的機制改變了。人力資本和政治資本的度量如教育、黨員資格、年資和幹部鏈結負相關地預測了早期轉型進入市場部門的機率,這模式在晚期轉型中卻遠較不明顯。 

    第二,我們發現晚期轉換的市場進入的處置效應和早期轉換的非常不同。對早期轉換,我們發現在任何傾向分數階層中對收入沒有效果。對晚期轉換,估計的處置效果西對較大,且對4個最低的傾向分數階層皆顯著不同於0。我們將結果呈現於圖2。如果我們將不同的階層在同質性效應的假設下,以一個整體的處置效應歸類在一起,估計是236元人民幣(中國貨幣),標準差54,造成高度顯著的t4.36。然而,同質性處置的假設明顯地被圖2觀察到的向下(downward)趨勢違反了。用階層線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我們發現處置效應的大小強烈地且負相關地依賴於傾向分數,階層排序的一單位變化(即,跨越一個傾向分數階層),與處置效應中94元人民幣的減少相關(一個顯著的關係,其t=-3.6)。亦即,晚期轉換進入市場部門的益處,在那些最不可能做出轉換的人之中最大,且隨做出轉換的傾向遞減。

    對於「市場會獲益嗎?」的問題,這些新結果得不出簡單的答案。我們沒有發現一種對收入的一般市場效應。相對地,這些效應在兩個向度上不同。第一,驗證了吳和謝(2003)較早的結果,我們再次發現沒有早期市場轉換的溢價的證據,而晚期轉換進市場部門則與較高收入相關。更有甚者,我們證明了即使在後進者中,在市場部門工作的益處隨做出轉換的傾向而劇烈減少。因此,我們重分析的概括發現是,市場溢價僅限於否則做出轉換進入市場部門的概率很低的後進者。他們是誰? 

    在所有概率中,這些低傾向的後進者是在國家部門做得特好的工人。成本效益分析顯示,對一個做出從國家部門到市場部門轉換的人,自願進入市場的益處需超過滯留在國家部門的。在國家部門表現良好且不太可能失去他們工作的工人,有保持原狀的良好誘因。對他們,市場部門的吸引力必須充分大於他們在國家部門已經享有的好處的補償。因此,只有那些有著最佳市場機會的人們會真的做出轉換。我們在吳和謝(2003:435)中以圖表強調這些個體,以自願後進者指涉他們。這些結果顯明一種對忽略性假設的典型違反,內生性問題(problem of endogeneity)。個體在預期結果的基礎上選擇他們的「處置」,這在工人之中並同質。這種對社會過程的洞見,永遠不可能在Jann那類的分析中產生。他的批判聚焦於一種在早鳥和後進者間的不恰當比較,是他以實質知識為代價而倚賴沒有提供信息的統計檢定的結果。就其本身而論,Jann的統計操演對於理解吳和謝(2003)報告的、在經驗模式背後的社會過程,貢獻很少。 

 [圖2]  依傾向階層對收入的市場處置效應:後進者vs.滯留者(Market Treatment Effect on Earnings by Propensity Stratum: Later Entrants versus Stayers.) [圖請見原文] 

注意:散佈圖中的數字,為後進者(處置組)和滯留者(控制組)之間收入比較的t值;t < 1.96表示一個傾向分數階層中,處置和控制組之間的收入沒有顯著差異。擬合直線(linear fit)是基於階層線性模型評估(帶有1級模型斜率的2級模型作為迴歸於傾向階層排序的結果);傾向階層排序的效果統計上顯著(t = -3.6)

 

謝宇(Yu Xie)密西根大學社會學統計學Otis Dudley Duncan講座教授;在社會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的人口研究中心(Population Studies Center 和調查研究中心(Survey Research Center)的研究教授;以及在中國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的兼任教職(Faculty Associate)。他的主要興趣是社會階層化、人口學、統計方法、中國研究和科學社會學。他的出版著作包括與Daniel Powers合著的《分類數據分析的統計方法》(Statistical Methods for Categorical Data Analysis(Academic Press 2000),與Kimberlee Shauman合著的《科學界的女性:職涯過程與結果》(Women in Science: Career Processes and Outcome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以及與Kimberly Goyette合著的《美國亞裔的人口統計描述》(A Demographic Portrait of Asian Americans(Russell Sage Foundation and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2004)

吳曉剛(Xiaogang Wu)香港科技大學(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HKUST)的社會科學助理教授。他的研究興趣包括社會階層化與流動、勞動市場與經濟社會學,以及組織。他曾於《美國社會學評論》(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社會力》(Social Forces)和《人口學》(Demography)中發表。他目前的研究應用因果模型以檢驗中國的階層化過程和結構性不平等之間的關係。他最近接受一項3年期補助,由香港研究資助局(Research Grants Council of Hong Kong)授與,以研究改革年代中國中教育機會近用的社會不平等。

 

參考文獻

Brand, Jennie E. and Yu Xie. 2005. "Time-Varying Treatments, Time-Varying Effects: Causal Effects in a Longitudinal Setting." Annual Winter/Spring Meeting of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Sec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pril 22, Chapel Hill, NC. Cohen, Jacob. 1994. "The Earth Is Round (p < .05)." The American Psychologist 49:997-1003.

Duncan, Otis  Dudley.  1984.  Notes on Social Measurement,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Heckman, James J. 2005. "The Scientific Model of Causality."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cago, IL. Unpublished manuscript.

Holland, Paul W. 1986. "Statistics and Causal Inference" (with discussion). Journal of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
n 81:945-70.

Jann, Ben. 2005. "Earnings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Urban China: A Note on Testing Difference among Group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0:860-864.

Manski, Charles. 1995. Identification Problem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Boston,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osenbaum, Paul R. and Donald B. Rubin. 1984. "Reducing Bias in Observational Studies Using Subclassification on the Propensity Score." Journal of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79:516-24.

Tukey, John W. 1991. "The Philosophy of Multiple Comparisons." Statistical Science 6:100-16.

Winship, Christopher and Stephen L. Morgan. 1999. "The Estimation of Causal Effects  from Observational Data."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5:659-707.

Wu, Xiaogang and Yu Xie. 2003. "Does the Market Pay Off? Earnings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8:425-42.

Xie, Yu and Xiaogang Wu. 2005. "Market Premium, Social Process, and Statistical Naivety: Further Evidence on Differential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Urban China." PSC Research Report 05-578, Population Studies Cente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Michigan.


[1] 是第一作者向Jann建議,他對吳和謝(2003)文的問題應抽換詞彙為一個統計檢定力不足的問題。

[2] 亦即,我們從圖1排除了少量「市場輸家(market losers)」,因為這個群體大小很小(Wu and Xie 2003)。這個分類我們是基於吳和謝對市場部門的全面措施。

[3] 在此,275名工人,包括82名在吳和謝(2003)原文中於1987年後進入勞動力的的「後進者」從分析中被捨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