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se] 魯迅走後怎樣──戲擬許廣平信札一封

D.EL

 

  不知道你現在到北京了沒有,幾天以來,我總是看著日記本上的數字推想旅程行進之快慢,當然,真正的速度也許較我所想的耽擱了許多,可是每晚睡前劃去一個數字,多半是一天中最使人感覺快慰的時刻。倘若途中有什麼樣的不便,能疏通的就找人來疏通才好。不要怕給人添麻煩。

 

  這幾日我並沒特別作什麼,只是趁你不在時將衣裳又熨了一趟,往往沒有做多久就感到累,不過你不要掛心,隨便走動一下子就又好了。去了市場,看見香蕉已經上了市,我想起你曾說過你是愛吃香蕉的,忍不住就掏錢買了一串,現在它就放在案前,就好像你的諸多習性仍圍繞著我一樣。

 

  是了,下午我不意翻出你愛用的琉璃廠紅格子紙時,突然想起不知你幼時是怎樣開始學認字的,歷史上好些人學讀書寫字都有些故事,我亦想聽聽你的,就當作睡前故事那樣說給我聽罷?我自己則因為這幾天漸次鬆懈下來,每天也不見得做什麼,就是睡覺,恐怕彼時見面不認得的字比會認的多多了,假使真是如此,不知你願不願意撥冗來教我認字,一勾一捺地臨帖子呢。

 

  其實無甚可記,但還是想跟你說說話。不知上海和北京究竟有多少里腳程,然而縱使路遠難致,但你想必還能感受到我的掛念罷。

 

  暮春初夏,添減衣物宜慎。若有花錢之處千萬告訴我才好,不要淨是貪省,我在這裡開銷並不多,兼且心境較先前那些日子是寧定得多,總是過得去的。幾篇你平時讀的報章和時局消息我已蒐集齊全了,一併寄上,希望抵達你手中時不致延誤太久而成了故典才好。

 

 

                            H.M

[prose] 歷史的眼目──再訪郭松棻的殷海光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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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非第一次在溫州街的巷弄裡穿梭,卻始終不能將諸般景點在腦內連成一線。作為一個缺乏方向感的人,我合該跟隨另一能夠信任的人走。種種決絕或明理的特質都是我從未能有的,我不是領路者,恐怕也不能是領導者。我遂靜靜跟你走,並著肩走,心專地注視你凝神之處,幾乎無視彗星曳尾般在後面漫散跟著,而在轉角常會脫落的人群。

 

    沿路是灰色的水泥石牆,比我高一顆頭餘,若是長人約可直接窺視內裡。轉角一邊的牆上是紫紅色的指示牌:「殷海光故居Yin Foo-Sun’s Residence由此進」,另一邊是制式的綠色路牌:「溫州街1816」。好像對古舊的歷史基地很慎重那樣,路牌旁邊懸掛著紅色乾粉滅火器,又像是穿著鮮紅色鑲金邊制服的衛兵站崗。殷海光的學生郭松棻在〈秋雨〉一文裡這樣寫敘:「一九六六年開始在這圍牆的左近,有監視的便衣出沒。」,指的莫非便是此地?思及更深,便衣實不宜如衛兵那樣招搖。那些黑衣人如今是早被裁撤,或者對調到其他單位去了,無人再能指認。

 

頭再往上抬些,看到綠葉相互疊合,忽爾又隨風晃開。其實是不需抬頭的,午後令人不快的燥熱彷彿被這片綠暈開、濾過、稀釋,體膚可感。但我先是像初次的孩童那樣張望,不願錯失一點細節,繼而將之抽象化、概念化,儼然輪廓盡失,眼底只留下灰色和綠色,又混合在一塊。更向前走些,出現幾幢相仿的二層樓房,直條木門一式地漆成水綠或水藍色。陽光透過車庫鐵捲門上的孔洞,映照在柏油路面,排列成某種矩陣型或幾何圖式,彷彿歷史的眼目嚴峻地投射過來。

 

    再過去就是故居。屋內門楣左後方斜放著「殷海光教授文物資料展」的彩色立牌,格式似乎是套用的,有點庸俗的樣子;但立牌裡的殷先生緊抿雙唇,背倚書櫃,左手不很用力地按著桌面,眼神則直透透地向著外界。〈秋雨〉裡有這樣的場面:「再也無法吞忍的殷師便站了起來,憤憤地拍著桌子吼怒起來:『你們所優為之的事,無非是抓人、槍斃人。我殷海光在這兒!』」我一向樂於為凝凍的歷史片段另鑄新解:若說這張立牌裡神情睥睨的殷先生,下一刻就要對面前的特務風雲變色,應也是合理之至吧。

 

    一位中年的先生在庭園裡攝相;下一刻他走進屋裡,得知聚攏又散開的我們是在進行一場教學活動。原來他是一位來台採訪的中國記者。你答覆他的一些例行問題,我注意到他邊點頭邊示意旁邊的助理筆記。你轉頭偷偷同我說:「現在的台北,公館師大一帶,真是很容易見到中國記者了。」據我對你的認識,這無非是表達一種時事移易的感受。屋內展示的文物多見「反共」、「反攻」等當權者的符碼、權力語術,殷先生無疑是站在其對立面的批判者。但這些浮面的意識型態流多已改頭換面了,建制化的權力卻只更鞏固而已。

 

郭松棻記錄殷先生這樣對學生們說:「這是一個the end of ideology的時代,沒有這個意底牢結,你們做事是不牢的。縱使有一兩個衝出來,也不聲不響地被擦掉……」殷先生作為一個「Gifted with charismatic character」的學生導師,無疑是有思有想的,然而郭松棻卻質疑他主張自由主義是空泛而缺乏血肉的,「把『真理、自由、人道』當作抽象的理想去宣揚,在現實的風暴裡幾乎等於沒有主張。」從這個意義上看來,主張自由主義的殷先生是「不聲不響地被擦掉」,然而左傾的黑名單郭松棻長期滯美,終於回歸文學,又何嘗不是被抹銷的一員?

 

二十年來的黨外政治史,好像輪迴著這種難攖其鋒、卻又不得不然的尷尬,樂觀是不可能,要說服自己徹底悲觀,全然棄絕志業也非易事。

 

    我幾乎是被壓迫的喘不過氣,於是走到屋外,嗅到庭院裡一股土味,蔭下潮溼黑暗,常有蚊蚋侵擾。〈秋雨〉裡,我特別有印象的是屋內多次光影的變化與轉折,這次造訪已毫不可得。人心明滅,莫非如此?在對抗與妥協、苦難與安慰、活動與「死拖」之間,殷先生經歷了如許多重的辯證、挪移。今日故居內部已經打上均質的黃白色燈光,窗明几淨──然而這間校派教師宿舍,又豈是這樣簡單的呢?

 

我站在一丸小土丘上,眼睛落在依牆開出來的一畦池塘。滿是爛泥的塘上幅著蓮夜,夕陽頭過鄰家的榕樹照在蓮池上。……我坐下來吃飯的時
,心裡還掛搭著那一畦池水,到底是活水還是死水。在這毫無結果的思想裡,我暗裡希望那是一畦不通的死池。
」郭松棻的希望自有其理由,我甚至認為文章裡寫的太過顯露了。土丘池塘俱在,闊葉植物的背面一兩種容易辨識的昆蟲群落競相攀爬著;而人蹤散聚無定,有時割裂成群,有時服從列隊,若從高空俯視,與剝奪了實體的昆蟲未免有些相似。

[critic] 一種相思,兩處鄉愁──比較〈故都的秋〉與〈到底是上海人〉

    同樣經歷了大半生動亂,同樣詩心燦然(雖則他們主要並不寫詩,而是散文和小說,我仍以為詩心更能精確表達他們敏銳易感的靈魂),郁達夫(18961945)和張愛玲(19201995)在世時間僅有二十五年重疊。當荳蔻年華的張愛玲在1943年首次發表《第一爐香》、《傾城之戀》和《心經》時,將值五十歲的郁達夫在蘇門答臘島上,以日本憲兵隊翻譯的身分作為祖國間諜,不久便被覺察,命喪日軍手下,而我也並未查詢到他們有任何親自面會「交手」的歷史記錄。確實,在他們背後個別有一座城市支撐起他們的文學創作,這使他們的「路數」、「拳法」多麼不同,也就宿命性地難以聚首在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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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 說好的言論自由呢?◎陳宗延

台灣大學作為國內主要大學的領先者,各方面表現有目共睹,而在歷史上關於校園民主的爭取行動也是先於時代而行。近日卻驚聞台大校方恢復審查制度(censorship),連學校活動中心(活大)/學生餐廳播放的電視內容都需要經過校方核可。

台大十餘位同學合力自製「海島新聞」,以第一集為例,在校園新聞單元報導宿舍餐廳「豪享來」與統包商昇香園間的解約事件,以及因應菸害防治法社科院區即將設置吸菸區的事宜;而國際新聞單元則深入報導薩爾瓦多左派政府新近當權的局面。除了將影片放在YouTube上(目前已累積三千餘人次觀眾),同學將影片送交活大播放,不料活大管理組卻先以「會引起爭議」為由加以否決,繼而宣稱將交由教務長審核。

或許有人會認為,活大電視既屬校方財產,那麼管理組以「藍綠互陳」為由,只播放「較不具針對性」的中視、民視兩台,或許也無可厚非。然則不然,學代會已在學務長馮燕女士的授權之下,於2008年六月二日通過《校園公共媒體自治時段管理辦法》,明文規定學生或社團可於若干時段申請放映公共議題相關影片。在後續溝通中,執其事者竟以:「那是學生的自治法規,行政單位以尊重為原則,也不一定要遵守。」回覆,堅決反對播出。

若活大管理組真有權力判決:海島新聞「涉及議題討論,不予播放。」,我們將認定台大的自由精神已宣告破產。事先審稿制在1987年自由之愛運動之後才始廢除,距今不過二十二年。我們將呼籲台大全體教職員工生盤點歷史遺產,將過去的盈得與負債一筆勾銷,盡數拋售,只因上一時代的荒錯謬事竟爾再現今日校園。

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從未出現在台大校園民主的場域,而權力的不對等卻無所不在。面對一個建制化的壓迫者,無論那是黨國操控的校方、資本企業傀儡的校方或者校方的校方,其勢力皆不容小覷,也是至今未曾退潮的隱形霸權──這是所有台大人不願面對的真相。為此我產生更多層次的疑慮。我無從得知校方的用心為何,但不論校方是否只是不願得罪所謂「爭議事件」的兩造,我們不得不開始警惕今日活大的言論限縮,是否會如滑坡效應般擴散到校園每個角落,甚至整個國家。

綜上所述,我在海島新聞禁播事件上看到一個漠視學生自治法規,甚至全然不信任學生的校方。我看到一個不願意學生培養對議題的判斷力,害怕學生與社會、政治有任何一點牽連的校方。如果一個大學生──如台大社會系教授范雲,在1987年於〈唾棄廢墟台大:重建人文的民主校園〉一文所述──應該要「有知識見解,並有運用知識的智慧,他能看出環境中的缺陷,而致其批判與尋找出路;能夠為理想的實踐而犧牲個人私利、有想像力、創造性,和處理環境中複雜事務的能力;最重要的,他有浪漫的情操,仍存留著偉大的憧憬。」那麼,台大必然只是一間Factory,而不是一所University,它更只是一個獨斷而無法決斷,威權體制與僵化技術官僚的綜合體。

幸而台灣大學近年來唯一的目標只是前進百大。又怕事,又傲慢,又欠缺反省自思的能力,這樣的台大,帳面上與世界百大只想差若干名次,然而若說要「貢獻這個大學於宇宙的精神。」,倘非空談,便是鬧劇一場。

(作者為台大醫學系一年級學生,海島新聞總監)
(欲觀看海島新聞請見http://www.youtube.com/sitnaltanews)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38909

[critic] 校園公共領域的轉型危機──延伸何明修的〈體制化及其不滿〉

何明修用「體制化及其不滿」概括了勞工運動二十年來,從順法抗爭到修法抗爭的轉變,我認為相當程度反應了工運界對台灣形式民主奠立之後的回應。多年來,工運人士對工運體制化有許多反身性的思考,甚至形成不同的派別。換言之,工運困守於整體戰略上「草鞋與皮鞋」的論爭不休,然而似乎皆未能有效召喚或代表階級的利益(某種程度而言,這似乎是一體兩面),遑論引導整體社會的公眾輿論。

 

遊走體制內外,難免顧此失彼;但我們也會質疑,運動的領導者是否迷失於與權威交涉/換資源的權力遊戲之中,以致無視於更多社會裡持續發生而未曾停歇的,宰制與被宰制的矛盾。此外,整體社會藍綠二分的態勢,也將工運場域以統獨意識型態的二分割裂。何的結論是,「工運必須跨出既有的限制,利用體制內所爭取到的管道,並且重拾體制外的抗爭草根基礎」,以免「工運的社會基盤進一步萎縮,淪落為少數特權工人的工運,而不再代表整個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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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 重返前現代社會──讀《基礎社會學》第九章

    據金觀濤教授的引述,Karl Popper1902~1994)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1945)中曾提出一個能夠「刻畫現代社會的本質」的有趣思想實驗。設想有這樣一個社會,其中「所有的行業均是由孤立的個人獨立經營;任何人都不能與他人見面、接觸,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必須通過打字信件或電報傳遞;如要出門,都必須蒙面或坐遮蓋住窗簾的轎車,以保證他從未看到另一個人;生命的繁殖則靠人工受精。」相對於實驗中極端的狀況,Popper將那些「由終極關懷、文化、人際關係、感情交流組成的有機體」稱為封閉社會。而Popper認為切斷諸多紐帶後,封閉社會轉化為主要由工具理性運作的開放社會──這是現代化的歷程中最深刻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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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e] 我的隱身術

    一直是個寡言的人,自己是自己的城堡。並非沒有朋友,也建構了屬於自己的人脈或人際網絡,但說不上有幾個能夠談心傾訴的對象。依據佛洛依德的說法,外顯行為與心理現象不脫關係,而後者則往往由童年經驗引發。那麼,我的隱身術大概習自家中。每每在電視或電影的場景裡,看見家人漫坐沙發、圍聚成群,或者一起注神螢光屏上的劇情,或者泡茶煮酒,在白煙蒸騰裡互遞牛肉乾之類的零嘴,都會有種無以名狀的感受。這些細瑣的幸福,在我家並非常常可得。

 

    父母都有全職工作,更精確的說,分別在城裡兩頭的醫院擔任主治醫師。在我還小的時候,三十歲出頭的父親剛剛應該當上主治醫師,而比父親小五歲的母親還在較低階的位置,也許是實習醫師或住院醫師,我並不清楚。套一句美劇《實習醫生》的台詞:Intern(實習醫生)是什麼?是浮游生物,是醫院食物鏈的最底層。上面剩什麼,他們就吃什麼,還要努力生存下去。」,無論是父親母親或其他年輕的醫師同僚,他們每天都長時數地運轉自己的技藝,開刀、注射、眼底鏡檢查……,所有工作都必須精準而不容一點差錯,否則換來的絕不只是上級的一點責罵。

 

    肩著如此繁重的生/心理負擔而毫不退縮,無非因為已經接受了七年以上的專業訓練,退無可退;然而這之中也不免有些親長責任的意味,像魯迅說的那樣,「頂住黑暗的閘門」。在那些僅有的相處片段裡,年僅三四歲的我常從他們的眼神中讀出一些陰鬱,又好像是無辜地眨著抱歉的修辭──或者因著病人瀕危而不忍,或者因著自己困難的處境。其實,作為父母,他們實在是耗用他們僅有的全部額度在寶愛著我。我可以看出父親切牛排時的手勢,確實就是個外科醫師;母親對我的疼惜,輕聲細語、細細撫觸,當然也遠過於對病人。

 

    對那時的我來說,最渴望的莫過於在一個春暖的週末,攜著裝了鬆餅、果醬、洋蔥烤肉三明治、一壺冷泡茶和一碟水果優格沙拉的野餐籃,與父母一起驅車鄉野田間,在稀無人煙而不知名之處席地野餐。然而十餘年來,我卻未曾圓滿這個夢想。每個週末,他們大都輪流處於on call值班的狀態,亦即得隨時待命任何醫院的緊急變故。有好多次,本來已經約束好了的旅程,臨時被醫院無情的電話打斷。慢慢地,我已習慣他們的在與不在,彷彿一切缺席都是再自然不過的。我甚至開始練習拒絕他們的邀約,只因不願意他們辨識出我的渴望,而致使我們三人同感失落。

 

葉慈說:「犧牲太長久以後/人心也會變石頭」,在這段家庭關係裡,我是確不敢說自己有甚麼犧牲的,但我想父母真是為了某些緣故犧牲了部分的人生。可能,常懷一顆石頭心的我和我的家人,其實是比許多患者更不健全的吧。因此,當父母,如同他們的父母那樣,為了諸多顯然的理由,而暗暗期待我也能和他們一樣成為醫師時,我其實感到很不可解。

 

那時我還是國中生吧,早已知道成績的重要性以及父母訂定的嚴苛標準。遊戲規則早已定好,不容挑戰。放學後,我會立刻回家,快速完成作業。用完晚餐、洗完澡,展開一輪又一輪的複習與預習。作業是不必父母檢查的,但偶爾父親也從我房門外探頭,甚至悄悄站在我後面觀察我的學習。偶然就會被發現,並不一定很專注於功課,免不了就是一陣責罵,下場將是很難堪的。我並不常蓄意犯規,但心思難免四颺,也有時疲累地肘撐下巴、暗閉雙眼,耳朵仍然敏銳地豎著,醒覺可能躡著經過的微微腳步聲。

 

父母親可不容許我在圖書館或K書中心念書,而家裡是極為窄仄的醫師宿舍,幾乎無處可躲。我不忍對父母的熱切關心澆冷水,因此難以明說自己的難處,只有關起房門,雖然不能緊鎖,但至少能避免他們在家中走動時,投射過來的目光。有人將精神病態區分為防衛性和攻擊性兩種,其實在我看來不過是一體兩面。我還不到那樣的狀況,然而「關門」倒成為我人生中最後一個突圍而出的希望。正是那個時候開始,我在門後、桌前、教科書下的一本本替換著的課外讀物,建構了我內心自成一格的小世界。

 

一條封鎖線在我面前搭起,書中情境是唯一的缺口了。葡萄牙詩人費朗多˙佩索萬曾說過:「我住在一條街上,街上熙熙攘攘,我住的地方在樓下,書房在二樓,如果一摟我的房間是生活的話,那麼二樓的房間就是藝術。我在二樓寫我的小說,用藝術來探討、反思我的生活,得到的答案是:樓上樓下都一樣。對那時的我而言,生活和藝術無疑是對立的。閱讀實為一場場的戰鬥,即或不是為了殺死生活中那些橫強而無法抵禦的困境,也至少是為了奪回自己剝脫已久的想像力──那是我在現實生活之中無從掌握的。

 

我時常以為,我的愛好閱讀可能並非天性,或者什麼「熱愛哲人遺產、世界文明」一類的八股理由。是這樣的,我曾經學了五六年的鋼琴。鋼琴老師也是疾顏厲色的,為了不被他責罵又跟父母告狀,我勢必需要經過無數的練習。學過鋼琴的人都知道,要想將大部頭的奏鳴曲彈奏得行雲流水,不能不經過一番苦悶的制式訓練,使手指變得靈活。在無數的習演之中,一再重複的旋律,讓我想起父母慣性的缺席與忙碌。

 

也許是基於另一種變形的監視,也許僅僅出於望子成龍的虛榮感,父母是喜歡看我彈鋼琴的。那多半是連續幾個大夜班之後的空檔,他們會在沙發上盯著螢幕,電視音量調低幾近無聲,只知道好像是在看政論節目。好幾次,我覺得他們應當是在沙發上打盹了,但我只要一停下手邊的曲目,那頭又馬上傳來動作的聲響。只要樂音一鬆懈下來,我不用回頭,馬上就能感受到質疑的目光。後來,託辭課業繁重,我就堅決不願意再去上鋼琴課了,只因每次彈奏放置在客廳之中那台黑色YAMAHA平台鋼琴,會使我與父母有太頻密而不舒服的接觸。我是寧願窩在房間裡閱讀的,起碼那為我多爭取了開一扇門的反應時間。讓閒置的樂器繼續閒置,樂音不如只在我心中流淌。

 

    接近暮歲,父母已經不再那樣忙碌了,我和父母之間緊繃的關係也逐漸緩解。但是,不管是與父母一起或者獨自一人,對我而言,坐在米色軟皮沙發上,不斷切換遙控器直到那台薄薄的五十二吋高畫質液晶電視呈現自己感到興味的畫面,那還是十分可怪的一件事。客廳,是我的禁忌之地,唯有門扉能掩的書房才讓我感到自在。我一直相信,那是間充滿幽靈的書房,書中人物會護衛我,免於父母的宰制和干預。並非出於我的自願,但我究竟練就一身高超的隱身術。

[critic] 在這個匆忙的輪迴裡──試析《封鎖》內外的上海風貌

    城市之所以可讀,當然由於居住其中的人可親可愛,或者可厭可惡、可恨可悲。然而遠不只此,每個靈魂固然都是獨特的故事,城市讓複數個靈魂不期然地聚首,在街角擦肩而過,命運驅使他們靠近又遠離,想要把握而不可能,這實是更為動人的。大都會,Metropolis,如Raymond Williams所說:「基本上應該是自成一個世界的。」二三零年代的上海就是這樣一個世界,它與當時中國其他地域都有極大的不同;但是它的內部也並非均質的,李歐梵很傳神地用「雙城記」來描述這個老城與租界並存,而且相互解消、共融的新興城市。

 

    隨著現代性逐漸興起,過去鄉土中國簡單線性的倫常規範已經難以全面適用於上海了。城市美學的德性毋寧是流動的,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說:「一切堅固的事物都煙消雲散了,一切神聖的事物都被褻瀆了,人們終於不得不冷靜地面對他們生活的真實狀況和他們的相互關係。」形容的誠然就是發達資本主義下的城市景觀。當時的上海或許還算不上是嚴格符合標準西方定義的都市,然而聲光電化也已經樣樣俱全。上海如何隨電車急馳而流轉,恰可用Zygmunt Bauman提出的液態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說明:科學與技術的合體使我們的生活步調緊湊加快,無疑是同時建制了,也摧毀了我們的生活空間。

 

張愛玲的《封鎖》所位處的場景,一截「如果不是碰到封鎖……是永遠不會斷的」電車,必然只能位於城市上海。別說陝西、青藏,就是在首都北京恐怕也極為不協調,只因為北京胡同還是比較適合黃包車、人力車彎彎繞繞地漫走。城市生活真是已經「自成一個世界」了,唯有封鎖/戒嚴這樣嚴重的事態能夠讓「整個上海打個盹,做個不近情理的夢」,而船過又水無痕,愛戀也好、停駐也好,都是算不得數的。

 

在這人情極盡疏落的摩登社會裡,卻仍然有一個吳翠遠,對純粹親密關係的追求無比在意:「她的丈夫絕不會像一個萍水相逢的人一般的可愛……一切再也不會像這樣自然」她遇上的
宗楨真是如此可親可愛的對象嗎?呂之所以「
向翠遠進攻」,其實無非是為了避開「一心只想娶個略具資產的小姐」的董培芝「利用這絕好的機會向他進攻」──這不正是現代化的重要特徵,理性算計?我無意指涉吳翠遠識人不清,即使張愛玲的確這樣形容:「生命像聖經,從希伯來文譯成希臘文,從希臘文譯成拉丁文,從拉丁文譯成英文,從英文譯成國語。翠遠讀它的時候,國語又在她腦子裡譯成了上海話。那未免有些隔膜。」我寧願這樣解釋,在這突來的悠緩時光,一切高速運行的,如「忙的沒頭沒腦。早上乘電車上公事房去,下午又乘電車回來……說是為了掙錢罷,也不知道是為誰掙的。」等等,終於沈澱下來。這顯然是可一而不可再的,呂宗楨唯有誠實告解,以求一線救贖的恩典與生機。

 

於是,當我們逐一檢視這幾段關係:呂與吳的戀愛關係、呂與其妻的婚姻關係以及呂與董的資源交涉關係,不免要有「人生如夢亦如幻,朝如晨露暮如霞」之嘆。唯一真實交心的那一樁,竟然短暫得、快速得像有如虛假;就連吳翠遠的愛情夢,因為不可能落實,不可能成真,也難以說得上是真的。呂宗楨問:「你是自由的麼?……你不是自由的。即使你答應了,你的家裡人也不會答應的,是不是?」確實,張愛玲沒有應許吳翠遠任何衝破愛情封鎖線的機會。所有她給予的,只是身為一個「半調子新女性」的無奈眼淚。

 

封鎖結束,交通重行開放,張愛玲這樣敘寫:「開電車的放聲唱到:『可憐啊可憐!一個人啊沒錢!可憐啊可……』一個縫婆子慌里慌張掠過車頭,橫穿過馬路。開電車的大暍道:『豬玀!」,是的,用張自己的話來評論吧:時代是匆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多的破壞要來。有一天我們的文明,無論是昇華或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蒼涼,那是因為思想背景裡有那惘惘的威嚇。」封鎖前後對照,電車裡外對照,唯這個「摩登原始時代」是真實。

 

我不由得聯想到中國詩人顏竣的詩句:「在這個匆忙的輪迴裡/愛也是不可能的。」城市台北,捷運車廂,又豈不復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