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階級鬥爭是中心?(Why Class Struggle is Central)◎Ellen Meiksins Wood│陳宗延譯、宋治德校

原文:Ellen Meiksins Wood(1987). ‘Why Class Struggle Is Central’, Against the Current, 第10期,頁 7–9.

延伸閱讀:工人階級是中心◎Ellen Meiksins Wood│陳宗延譯

說明:艾倫‧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是《從階級退卻:論一種新的「真正」的社會主義》(The Retreat From Class: A New ‘True’ Socialism)(Verso, 1986)作者。本文是她在《逆流而上》(Against the Current)雜誌,於1987年在紐約主辦的社會主義學者會議上所發表的講演。

別忘記,我們正在處理的問題,是階級的中心性(centrality,而非排他性(exclusivity)。對於「階級是否為中心?」的問題,我的回答牽涉到兩個迥然有別的問題:

1)    假定社會主義是我們的目標,那麼階級政治是否為社會主義鬥爭的中心?

2)    社會主義應該成為我們的目標嗎?或者我們應該談論其他也許更全面性的解放事業嗎?

這兩個問題都預設了,目標和達成這些目標的能動力量(agencies之間,必定有一些聯繫。

問題一:

如果社會主義是我們的目標,那麼階級是否為中心?答案看來是顯而易見的。如果社會主義的核心是廢除階級剝削,並代之以一種由直接生產者所組成的無階級性的生產組織,且更直接地廢除資本主義剝削,那麼大抵上社會主義事業其中心便與特定階級的解放相關,而這個階級受到的剝削則界定了資本主義。

問題可以這樣提出:究竟是誰構成了這個階級?以及用什麼特定方式以激發和組織構成這階級的人們將其解放自身的鬥爭進行到底?然而,無疑的是,這個階級在這場鬥爭中——社會主義鬥爭的目標是使其擺脫被剝削的地位——同時具有最直接的利害關係和處於最戰略性的位置。

那麼,否定工人階級和階級政治在社會主義鬥爭中的所謂「特權」(即特殊和中心)位置,其理據是什麼呢?

有人煞費苦心地致力於理論建構,以確立意識型態和政治相對於階級而言有其自主性,而以此正當化將階級政治逐出社會主義鬥爭的中心。這些理論建構涉及一些相當簡單的命題,以及一個非常大的概念上的跳躍。

此論點基本上能簡略如下:許多工人並非社會主義者,其中有些甚至支持雷根或柴
爾夫人。對此還可添加一項觀察,即有許多社會主義者並非工人;而不管如何,要將工人──即或是富有戰鬥性的工人──轉化為社會主義者,大量的政治教育和組織工作一般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這論點到目前為止,一切尚可。但緊接而來的有如天馬行空般的飛躍:工人在社會主義中(亦即,在廢除對他們自身的剝削中)不具有客觀利益,而更具體而言,他們與社會主義事業的關係無異於任何其他人,因為他們就像任何其他人一樣需要經過論述建構(或其他類似的方式)以被轉化為社會主義者。

我無暇在此對這種極其錯誤的邏輯、以及這種邏輯包含的絕對決定論(absolute determination)和絕對遇發論(absolute contingency,或譯絕對機遇論)的錯誤二分法,對其進行嚴謹的理論批判;遑論討論它如何令任何歷史和社會過程的概念在這種二分法下不可能存在,繼而也包括任何的政治戰略。相反,讓我試圖運用類比的方式來為你們解釋,我認為這能比任何專題理論文章更使人印象深刻地闡明這種論點全然的空洞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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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看以下的命題:許多女人並非女性主義者;其中許多甚至是激烈的反女性主義者;事實上我們甚至可以主張婦女運動在招募其支持者方面,要來得比勞工運動失敗。並且男人也同樣可以是女性主義者。講到這裡還可以嗎?那麼,接下來這又如何?於是,接續的是,女人對於廢除性別壓迫不具有客觀利益,並且她們對於女性主義事業沒有特殊的聯繫,也沒有特權的位置。

所有人無疑都能指認出以上命題存在的謬誤,更不用說其建立在極其不足的──或不存在的──不可化約的唯心主義(idealism主觀主義(subjectivism之上的歷史與社會決定的概念。而我們或許也能在這種沒有根基的唯心主義政治中覺察到菁英主義的趨向,它否定了這種可能性:即人們自我解放的動力,可以在沒有「論述建構」的情況下,透過其他更具啟蒙性的能動力量而獲得(但那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總而言之,當我們將以上這種「論述建構」的分析應用到女性主義的事業,而指認出其推演為女人從這事業中分離出去的謬誤,這並非因我們從生物學上的歸宿而相信女人會成為女性主義者,而是因為我們肯認女人的社會條件與改變這種條件為目標的政治工程二者之間的聯繫。女人和女性主義事業之間的這種聯繫,其遠不是邏輯上的必然性或絕對必然發生之事,這聯繫也實質上多於、和異於非女人其位置和該事業之間的關係。

我們大概都會相信,任何這種政治工程是超越那種綱領的簡易陳述及消極地希望人民最終會圍繞它而聚集起來的構想,而任何牽涉變革行動的政治工程──這點對社會主義來說並不遜於女性主義──都必須從一種支持者(constituency)的概念出發,這些支持者必須首先為了鬥爭而被動員起來。而這些初步的支持者很可能是因其客觀條件──即利益能力──成為與該工程最有機地聯繫上的人們。

但是如果基本的問題所關切的是目標和能動力量的聯繫,這裡則還有另一個必須加以詰問的問題。

 

問題二:

我們關注的到底是正確的目標嗎?社會主義是正確的目標嗎?或者會否有一些其他更高優先權的解放事業,人們因而可以用以取代階級作為首要的能動力量?

我應當假設在座聽眾之中沒有人需要被說服,就是:社會主義,或具體來說無階級的社會生產的實施,就其本身是個可欲的目標,特別當下處於危機和大規模解雇的脈絡下,我們承受不起資本主義這件事變得令人痛苦地清楚——即使其在景氣蓬勃之年的說辭有多麼貌似有理。問題在於,社會主義目標是否──以及如何──與其他的解放事業有所關連,這些事業構成了人類解放的整體性。

這項問題可以如此表述:社會主義事業是否比其他解放事業更全面,因而其他事業得被統攝在其下?又或者反過來,社會主義事業是項狹隘而特殊主義的,因而它必須被統攝在其他更大的、能夠包含全幅解放鬥爭的政治工程之下?

簡單的答案是:當然所有社會主義者都必須致力於所有的解放鬥爭,反對性別壓迫、種族主義,等等。我全心接受它作為原則聲明。但它並未真正回答到問題。社會主義鬥爭(從而,階級政治)是否是人類解放事業的中心

對這問題的完整回答,必須始於重申以唯物主義的觀點為基礎,來看待在社會生活組織之中其生產和剝削的中心性,而在此我們顯然無暇這麼做。我能夠說的是,舉證之責落在那些否定階級政治中心性的那一方,因為他們尚未對唯物史觀提出一種全面的替代方案。

無論如何,我認為即使只是將這項問題清楚表述出來,面對以混淆議題來主導整場論辯的狀況而言,都會是個大躍進。不過讓我再多說些我認為很關鍵的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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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社會主義鬥爭優先性的,目前有兩種首要的方式。其一是僅僅將之視為一個更宏大事業之一部分,這個宏大事業由某種統一的論述串起,包含了各種各樣的鬥爭。另一方式則是提出特定一種事業,宣稱它比階級解放具有更大的優先順位和╱或普遍性。

以統一論述來結合各種各樣的鬥爭和能動力量的主要主張者,是某種所謂民主激進民主的論述。我對這項主張的回答是,它迴避了所有的關鍵問題。就其本意,要有資格稱為一種統一論述,其一般特性為能跨越所有社會界限和繞過階級的中心性,而據此其「民主」必須是──且始終是──以模糊而非特定的(以致於是空洞的)方式被構想出來。

事實上,這個觀點的首要前提,是其倡議者所謂民主的未決定性(indeterminacy of democracy)。例如,它必須抹平資本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甚至古希臘民主之間的所有差異。它必須小心不指明民主各種特定典型的制度形式;更具體來說,它必須將「民主」視為社會的未決之事(socially indeterminate,並且否定制度形式及其所倚靠的社會基礎之間的任何符應關係。最重要的是,對於「民主」的一種形式──資本主義的、以及另一種形式──即社會主義的──之間的隔閡,它必須將兩者維持在非常模糊的狀態。

我堅持:不存在所謂社會未決的「民主」,我也堅持:將我們的鬥爭更名為一種未決的「民主」鬥爭,並不會讓我們跨越資本主義和人類解放之間的階級屏障。而順道一提,看來特別諷刺的是,未決的民主以及政治「自主性」的想法變得如此流行之時,恰好是在資本主義的國家正在回應危機的時刻——藉此展示它們如何卑躬屈膝地對資本積累必要任務的有求必應。

至於第二種否定階級鬥爭優位性的方式,它是最具說服力的、堪與階級解放的普遍性的斷言相匹敵的一種特定鬥爭,我認為可以很公平地說,是女性主義。而在此我僅能觸及幾個關於女性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聯繫的主要論點。首先,讓我們考慮性別壓迫和資本主義之間的關係,以助於將反性別壓迫的鬥爭置於反資本主義的鬥爭中。

資本主義對其所剝削的人民的社會認同,是罕有地不感興趣。它不同於此前的生產方式,其剝削方式並不非要與經濟外的、法律的或政治的認同、不平等或差異糾結一起。

更有甚者,資本主義不同於那些以家庭單位(domestic unit)為首要生產單位(unit of production)的生產方式,資本主義並不在結構上將生產組織與家戶組織、性別關係、勞動的性別分工等加以連結。資本主義利用經濟外的社會認同(例如性別或族群)的方式,不同於那些在體系內令認同與剝削方式更為有機地連結的方式。

從一方面來看,資本主義利用──或丟棄──特定的社會壓迫的能力異常具有彈性。它能夠收編任何可資利用的社會壓迫,但它也可以放棄它或者為了其他事物而將之拿來交換。原則上,它可以進行剝削而毋須考量膚色、種族、信仰、性別,也毋須倚賴經濟以外的不平等或差異。

通常情況下,先進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的資本主義以兩種主要的方式利用性別:一是作為意識型態神秘化(ideological mystification)的工具,掩飾剝削的真正性質,分化男人與女人而使其無法構成統一的階級反對力量;其次,以被認為最廉價的方法作為組織社會再生產的方式。

具體而言,由於勞動力的再生產是資本主義的首要需求,藉性別關係的既存組織,由在家庭的私領域中壓抑養育兒女的成本,可能作為減低資本成本的手段(儘管有論者會主張,這種功能的社會化,也許會更減輕資本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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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我們必須肯認,從資本的觀點來看,這種特定的社會成本無異於任何其他社會成本。因此,產假或托兒中心(day-care centers)在性質上並無異於養老金或失業保險,因為它們都涉及某種不可欲的成本,資本只要一有機會就想方設法卸責。

儘管資本主義不能總是容忍這些成本,而正是在這層意義下,資本主義敵視女性的解放,因為它包含了不可接受的社會成本,但它對這項成本並不比對任何其他成本更加敵視。資本主義在政治上必要之時也能夠接受這類成本,即使這意味著在其他地方削減截補以轉移負擔。

就此而言,資本主義對性別平等的容忍能力並不低於對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或社會保險。換言之,儘管資本主義能夠、也的確在意識型態和經濟上利用性別壓迫,但這種壓迫在資本主義結構中並不具有特權位置。在這層意義下,即使所有針對婦女作為女性而受壓迫都被根除,資本主義也仍能生存;而女性主義鬥爭並未如階級鬥爭那般──按其定義──走進資本主義剝削的心臟地帶。

同時,如果資本主義不具有對性別壓迫的特定結構性需求,它當然就並不使得婦女解放成為必然或不可避免。有可能、甚至很可能的是,階級的廢除將先於性別壓迫的廢除──但如果性別分工持續成為工人階級組織自身的主要障礙,情況則非如此。

我將更進一步說,即使社會主義到來,也不必然保證存在久遠的、壓迫女人的文化模式會消失。就此而言,儘管女性主義事業沒有大到可以包含資本主義的毀滅,但社會主義事業也沒有大到足以確保女性的解放。

不過在這方面,還有一兩件事可以為社會主義說話。資本主義已經剝奪了性別壓迫的任何特定結構性基礎,這件事可能是真的。然而,留待社會主義的,不只是廢除那些男人與女人作為被剝削階級之成員而共同遭受的壓迫形式,還包含根除在資本主義下那些作為服務其意識型態和經濟的需求的性別(以及種族)壓迫。


階級社會作為社會體系的自我生產而出現以來,在這種以意識型態的宰制和壓迫的關係下,社會主義反而將是第一個受害而非受利的社會形式。

至少因為這些理由,我的結論是:社會主義鬥爭,作為我們能夠擁有可能最全面的解放事業,是人類解放鬥爭的中心,因而階級政治是推動和團結各種解放鬥爭的首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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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近來對階級政治的攻擊,迫使我們肯認常被傳統社會主義忽略的在階級以外的各種壓迫。而將一種更廣泛的人類解放概念納入社會主義的理念及實踐中,肯定是我們的首要任務之一。儘管馬克思主義者常對其他壓迫的敏感度不足,但承認勞工階級作為社會轉化的能動者的中心位置,沒有理由等於也包含對其他壓迫的敏感度不足這類的問題。

「作為一種人類解放的全面事業,社會主義將透過工人階級藉由階級鬥爭之途的自我解放(若其發生的話)而到來」的這種判斷,並不必然等同為「階級壓迫是壓迫的唯一形式」或「甚至對其受害者而言是最受壓迫」的這種判斷。最重要的是,它是這樣一種判斷:關於一般而言的社會中、和尤其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權力結構,關於歷史性力量的形構,關於人類解放的障礙其性質以及克服它們的條件與可能性。

或許有一種思考趨向是這樣的:如果我們(正確地)斷言所有的壓迫對人類和道德而言均具相同重要性,並拒絕承認某一種壓迫對其他壓迫具有更高的道德地位。這樣的話,我們便將對社會力量的形構其歷史的分析和評估,即奠基於馬克思主義指認出工人階級和階級鬥爭作為社會主義變革的首要能動力量之上而作出的政治判斷,拋諸腦後。我們在未有以一種更有說服力的分析來代替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社會力量的分析之前——即使我們如何強烈地被道德律令所說服而將所有的人類壓迫都包含在社會主義事業之內,我們都不能輕易否定階級鬥爭是中心的政治判斷。

即使如何激烈地強調其他社會的壓迫和運動的道德事例,我都不認為我們已得到一種對社會關係和權力的替代性分析,其足以正當化將階級政治移離出人類解放鬥爭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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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與革命民主(4)◎Paul Le Blanc│張兄譯、陳宗延校訂

倖存的殘餘

當然在蘇共黨員中還有一部分人,他們儘管生活在斯大林主義的氛圍中,但他們並沒有完全墮落,也沒有完全放棄他們之前的理想和列寧主義傾向。(其中一部分這群人的命運已經被一些對蘇聯存異議或者反蘇聯的學者反映出來,如麥德維傑夫(Roy Medvedev)和羅高文(Vadim Rogovin),美國歷史學家Wendy Z. Goldman也有重要論述。)這種情況也存在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雖然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革命組織觀念日益變得名聲不佳和被貶低,但在整個1920年代還是有些人,包括一些國際共產黨的領導人仍然繼續保持著他們最初的觀念,比如印度的羅易(M. N. Roy),美國的坎農(James P. Cannon),中國的陳獨秀,義大利的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和匈牙利的盧卡奇(Georg Luka´cs)他們在短時期內還繼續擔任著重要的職務。葛蘭西和盧卡奇的理論著作雖然在知識份子和文化領域頗有影響,但如果缺少了對列寧主義的必要論述,它們什麼也不是。

在那些深受列寧主義影響並與斯大林版本的馬克思主義不相容的人中,一部分人回歸了第二國際的左翼社會民主陣營,一小部分跟隨托洛茨基組成了第四國際(他們希望成為托洛茨基所稱的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一些人摘下了革命的面具,而另一些人則或多或少地遠離了政治激進主義繼續從事馬克思主義研究。其中一些歐洲人近來被貼上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標籤,他們經常從事哲學、社會學和歷史學的研究並關注許多必須面對的文化與意識問題。在20世紀末,很多知識份子和學者都傾向於把西方馬克思主義與斯大林、甚至列寧對立起來(他們認為列寧應為斯大林負責)。但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兩大奠基人盧卡奇與葛蘭西都是久經考驗而無悔的列寧主義者,他們是在擔任本國共產黨領導職務期間寫下的最有影響力的著作。這些作品內容包括堅持使用列寧的革命政治思想進行建黨和革命戰略的任務。

儘管有大量關於共產主義崩潰的喧囂,但即使今天──照目前世界的走向看──如此重要的布爾什維克與列寧傳統仍將繼續吸引著今天和未來的革命積極分子,並被他們繼續發展。特別倘若積極分子能夠將其應用到實際的抵抗運動和政治行動中去,那麼學術討論很有可能會圍繞著列寧與革命民主的議題。

 

列寧與革命民主(3)◎Paul Le Blanc│張兄譯、陳宗延校訂

斯大林主義的根源

但是列寧領導下的布爾什維克經驗中確實有一些因素可以說是包含了後來的斯林林主義的一些種子。

列寧的馬克思主義(尤其在1915-1917年間)的優秀品質,是革命戰略與革命目標的結合,它隨時都充滿著工人階級高昂而毫不妥協的戰鬥意志、造反精神和激進民主。這是一部難得的融敘述與分析於一爐的偉大交響曲,是革命馬克思主義傳統最優秀的代表們所生產。這是列寧主義的勝利,並在布爾什維克革命中達到高潮。

列寧的悲劇在於他的這些優秀品質在1918年的實踐中被壓制了,不僅僅是由於殘酷的暴力,更主要是當抽象的願景被帶到具體的現實層次時,“工人民主”的簡單解方變得問題重重了。工廠及其附近地區的工人委員會和理事會沒有足夠的資訊和知識來做出符合實際的決定,也沒有足夠的技術和實行經驗去執行各項決議,包括管理國民經濟、在全國建立足夠的社會服務設施、闡述連貫的外交政策、或者管理工廠。在一戰對俄國嚴重破壞的脈絡、各種殘酷的外國軍隊對革命的干涉、經濟封鎖、和內戰的恐怖之下,更是如此。

在此脈絡下,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給定傳播謠言、提出超革命但不可行的方案、甚至煽動反革命的機會)是不可容忍的。這意味著對孟什維克、無政府主義者、左派社會革命黨(Left 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右派社會革命黨(Right 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自由派、牧師等等的壓迫。只有共產黨的專政可以被接受。列寧一直到1919年都如此堅持。

雖然這些情況反映了當時局勢的嚴峻性,但也導致了可怕的矛盾——不可避免的權力濫用、犯罪和腐敗。布爾什維克以前的盟友——偉大的左翼社會主義革命黨的領導人斯皮里多諾娃(Maria Spiridonova),在布爾什維克的監獄裡寫了一封公開信揭露這場道德的災難。你們黨有著偉大的任務並且已經開局良好,我們曾經並肩戰鬥的十月革命必定會成功的,因為革命的基礎和口號都紮根於歷史的現實,並且有全體工人群眾的堅定支持。但是到了191811月情況就變了:

打著無產階級的旗號,你們毀滅了這場革命取得的所有道義上的成就。讓人呼天搶地的事情都被各省的契卡(Chekas)、全俄國的契卡做絕了,他們對人類的精神與肉體殘忍地蔑視,嚴刑拷打、背信棄義和謀殺,無窮盡地謀殺,不加審訊地殺害,除了發表譴責以外,他們拿不出任何犯罪證據。

即使是那些捍衛布爾什維克事業的黨人也承認這些情況存在。比如威廉姆斯在其1921年的著作《貫穿俄國革命》(Through the Russian Revolution)裡寫道:

 “敵人們控訴著鎮壓、專政、暴力他們已經剝奪了人們言論、出版與集會的自由,他們高強度地進行軍事徵用和強迫勞動,他們沒有能力進行政府管理和工廠經營,他們已經讓蘇維埃屈服於共產黨,他們已經降低了共產主義的理想目標,改變和調整了自己的黨綱並向資產階級妥協了’”

這些控訴有些是被誇大了,有些是可以解釋清楚的,但這所有的情況並不是都能被解釋過去的。蘇維埃的朋友們也為此扼腕歎息,他們的敵人則號召全世界恐懼和反對他們……

儘管國外勢力與日俱增地把他們當作人類文明的新敵人,但布爾什維克自己卻驕傲地認為自己是在把俄國從文明的崩潰中拯救出來。

維克多·謝爾蓋(Victor Serge)後來回憶道:“‘極權主義作為一個詞在當時是不存在的,但作為一種現實它卻開始強加於我們,儘管我們當時沒有意識到……看看壟斷的政治權力、契卡和紅軍,我們之前關於公社政權的夢想只能歸於一個理論神話。戰爭、應對反革命的國內政策和饑荒(這導致產生了官僚化的食物配給制)已經消滅了蘇維埃的民主。它什麼時候才能以什麼方式復活呢?黨活在這樣一種認識中:即使是對黨權威最輕微的放鬆,都會造成反動的時候到來。

 

列寧主義與斯大林主義

不過列寧過去一直認為,黨作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決不能與整個階級混淆。正因為如此,黨要與工人階級整體上保持各式各樣、豐富而有成效的相互聯繫,必須在組織上充分實行民主原則才能做好這一點。這就是說黨組織應該根據民主集中制原則發揮作用。黨的團結性與凝聚力必須體現於黨要能夠保證所有少數派的權利,尊重所有忠實的反對意見……每一個[地方]黨組織的自主性……承認黨的所有職能部門都應該由選舉產生並服從罷免,並且針對黨內問題必須允許寬鬆而自由的討論,黨內生活要允許有自由的同志式的批評和評判。這將有助於無產階級先鋒隊和最廣大的勞工群眾密切聯繫和一定程度地融合。(列寧在1920年解釋)雖然只有通過長期的努力和來之不易的經驗才能產生正確的革命理論……但這並不是一個教條,並不意味著我們只要緊密聯繫真實的群眾實踐活動和真實的革命運動,我們就能假定出其最終的模式。

1923年托洛茨基提出了對布爾什維克身份的理解,他的觀點與威廉姆斯的觀察、1921年共產國際決議(Comintern resolution)以及列寧的論述相一致。不過,他是將其用作反對黨內正佔據主導的官僚保守傾向的論述。

一個布爾什維克不能只是一個遵守紀律的人;他應該在任何時候、任何問題上都要形成自己堅定的判斷並勇敢地、獨立地捍衛自己的觀點,這種立場不僅適用於自己的敵人,也要在黨內堅持。可能今天他在黨內是少數派,他會屈服,因為他是黨的一分子。但這並不表示他的觀點就是錯誤的。

如果經長期的堅持,證明他是正確的,就說明他向黨盡了一份責任。黨需要的不是阿諛奉承的執行者,而是一群堅定、熱烈充滿個人責任感的人。他強調:需要的是批判精神,實踐檢驗精神,思想獨立,性格獨立,責任感和對自己、對工作都堅持追求真理的精神。

列寧和托洛茨基的觀點也和謝爾蓋(Victor Serge)對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具有啟發性的描述相一致,他明確地認為:黨就是工人階級的中樞神經系統,是它的大腦。當然這個神經系統要通過全身和大腦來回傳遞資訊。謝爾蓋說,革命黨的黨員應該通過科學的歷史分析去揭示當前所面臨問題的發展趨勢和各種可能。不僅如此,正如神經系統通過全身傳遞感覺和資訊一樣,黨員還要與中樞系統保持互動。為了無產階級的利益,他們要根據歷史的需要去開展可能和必要的行動,而不是憑當時自己的願望。換句話說,他們要瞭解現實情況,把握可能性,確保自己的行動兼顧了現實與可能性。衡量行動的標準就是無產階級的最高利益。謝爾蓋這樣總結道:

十月革命向我們呈現了一個近乎完美的無產階級政黨範本。他們雖然人數不多,但其骨幹成員都與群眾打成一片。長時間的考驗——1905年革命,被判非法,流放,監禁,不斷的意識形態鬥爭——已經為其造就出優秀的黨員和真正的領導群體,而且他們的思想觀念在集體行動中趨同。個人的主動性和強烈個性的派頭,在情報集中制、自律性和對公認導師的尊重中被平衡得恰到好處。撇開其組織效率不談,這個黨沒有一丁點官僚化的畸形。我們看不到對任何管理規範的拜物傾向;它沒有承襲任何頹廢甚至令人存疑的傳統;它的主要傳統就是反對機會主義──這是一個革命精神深入骨髓的政黨。

謝爾蓋上面的論述與威廉姆斯、里德、克魯普斯卡婭以及列寧與托洛茨基的文章都是一致的。他們與蓋迪(J. Arch Getty)的意識形態描述完全不同,蓋迪提出所謂的布爾什維克1930年代自我毀滅了。但蓋迪也承認:布爾什維克黨是俄國知識份子與工人階級追求理想主義、平等主義和社會進步的產物。但到了1930年代,大部分人最初的理想主義已經失去或者變異了,因為革命者變成了國家官員。

蓋迪的話也暗示說並不是所有的布爾什維克都腐化變質了,當然確實有一些人沒變質。1932年流亡中的托洛茨基寫道:在一個被資本主義包圍的落後國家,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上,由群眾推舉出來的工人階級上層第一次組建了一套強有力的官僚機器,它為群眾制定法律,配置其可支配的巨額資源,它被一種內部的相互責任聯繫在一起,然後將其利益、方法和規約強行變成工人政府的各項政策。

托洛茨基無情地描繪了一個沒有了工人階級的政府職員形象:他大吃大喝把自己養成大腹便便的樣子,用響亮的聲音發號施令,專門提拔下屬中那些忠於自己的人,而他自己則又不斷向其上級表示忠誠,他禁止別人的批評,並把這當做核心原則。

同一時期蘇共一位持不同政見者哈伊爾里奧廷(Mikhail Riutin)也稱:斯大林正在消滅列寧主義,他打著無產階級革命的旗號消滅無產階級革命,打著社會主義建設的旗號消滅社會主義建設。里奧廷曾與布哈林共過事,並曾擔任過莫斯科地區的共產黨領導人,由於反對強制推行土地集體化在1930年被流放,他寫道:

對於黨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破壞,即使是黨和無產階級專政最可怕的敵人,最恐怖的反革命者和破壞分子,也比不上斯大林的所作所為……列寧同志的主要戰友都被調離了領導崗位,他們中一部分人被投入監牢和流放,一部分人投降放棄了抗爭,還有一部分人意志消沉苟延存活,剩餘的人則徹底墮落,轉而成為獨裁者忠實的幫兇。

列寧自己也曾認識到,政權的窘境就是發現社會主義民主逐漸變成了官僚獨裁,這種情況只能通過革命才能解決,把更多的先進工業國家帶入社會主義軌道,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與文化發展提供雄厚的物質基礎。摩西·萊文(Moshe Lewin)認為“1924年標誌著布爾什維主義的終結。,他還說:

 “幾年來一群老布爾什維克們一幫接著一幫地嘗試著一種又一種方式,試圖矯正局勢的發展進程。但由於他們的政治傳統和組織形式紮根於俄國與歐洲社會民主黨的歷史中,他們很快就被大量湧進來的新成員和和新組織結構所取代,這導致局勢進入一個完全不同的發展模式。黨轉變成為一個工具──職業化、紀律化、等級化以及所有政治權利的廢除──的進程,對於1924-28年的黨內反對派而言是個絕對的恥辱,

但是這些憤慨的黨內反對派還是被哈伊爾里奧廷恰當地形容的占統治地位的社會階層野蠻驅逐和鎮壓。這個社會階層儘管聲稱代表了人民並使用馬克思、列寧的語言,但實際上卻完全脫離人民並與之敵對

列寧與革命民主(2)◎Paul Le Blanc│張兄譯、陳宗延校訂

布爾什維克的神秘性

列寧、布爾什維克黨、廣泛的俄國工人階級運動和起義的工農群眾之間的相互作用使得對俄國革命的嚴肅研究變得更加富有生氣。當我們關注這些研究時不可避免會遇到一個問題,可稱之為布爾什維克黨的神秘性。一位列寧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孟什維克對手蘇漢諾夫(N. N. Sukhanov(他讚揚列寧為革命馬克思主義理念的先驅蘇維埃無產階級左翼最有權威的領導人在評論他所謂‘布爾什維克的生活方式和布爾什維克黨工作的特定方式’時,毫不留情地用這些詞彙形容:

 “非常明顯,布爾什維克的所有工作都在一個由外在的精神中心(可能是列寧的思想)鑄就的鋼鐵架構中運作。沒有了它,黨工作者們就會感到非常的無助;同時黨員們也對它引以為豪,黨員中最傑出者覺得自己之於它就是最忠實的僕人,就像騎士之於聖杯那樣。

一個對此現實較不具知識性而較有同情心的觀點,來自約翰·里德的美國左翼記者朋友威廉姆斯(Albert Rhys Williams)的報導。里德和威廉姆斯,以及布萊恩特(Louise Bryant 貝蒂(Bessie Beatty),發現自己與一小撮回歸的俄裔美國革命者在布爾什維克奪權以前同遊俄國。里德這樣描述這些同伴,他們愛好自由、充滿活力、意志堅定,但“絕不愚蠢和弱智。周遊世界的經歷已經把他們錘煉得非常出色。他們也不是英雄崇拜者。布爾什維克運動雖然很粗獷和熱烈,但也是很科學和現實的,是與英雄崇拜無關的。”儘管
此,如威廉姆斯強調的,革命群眾對列寧的態度是:
大體上人們信任列寧能夠運用其敏銳而淵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知識來檢驗他對人民群眾的認知,信任他能夠運用自己的戰術天賦去把握人民群眾進行奪權的時機,並帶領他們前進。更有甚者,他還談到其他特質,革命群眾深信工人階級的歷史角色,深信他們堅實的推理、他們的同情心……[以及]可能是最重要的成份——自律,以及他們不懈的樂觀主義,大無畏的精神。威廉姆斯總結說:只有同時具備這兩方面的因素,他們才能戰勝即將到來的考驗。

1919年布爾什維克黨的名字從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變為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從一個追求革命推翻國家的政黨到一個掌權的政黨的轉變終將讓位給致命的轉型(如我們隨後將探討的),但這個早期共產主義運動一直將布爾什維克傳統精神延續到1920年代。關於這個黨,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Eugene Preobrazhensky)在其著作《共產主義ABC》裡這樣說:密切聯繫工人和窮苦農民中的優秀分子,並補充:代表其階級利益的政黨所努力追求的所有利益,就構成了這個黨的綱領。以及從我們的成功與失敗,從我們的錯誤與疏忽中,不僅我們,而且所有國際上的無產階級將會汲取經驗教訓。

季諾維也夫(Gregory Zinoviev)在其1923年出版的《布爾什維克黨史》一書中對職業革命者(其通常被使用的同義詞是幹部”(cadre))一詞作了大量論述。季諾維也夫寫道:“‘職業革命者一詞在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的辯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列寧的主張是:反對我們的……是沙皇專制的強大力量,在其執政300年間創造出來的整套機器;反對我們的是舊俄國的所有技術手段,它的學校和媒體;而我們的工人運動又完全不成熟。如果我們想要把工人群眾組織起來,把分散的點點火花彙聚成熊熊烈火,我們就需要一件特殊的、幾乎是奇跡般的工具才能實現這一理想。為此我們也必須要把那些真正願意獻身工人階級事業的人融合到一個職業革命者的組織裡。

列寧在其1900年的文章《我們運動的迫切任務》中,使用當時國際社會主義運動流行的經典馬克思主義語言,認為俄國工人階級必須完成其偉大的歷史使命,把自己和所有俄國人民從政治與經濟的奴役狀態中解放出來。他堅持認為,如果工人階級不能培養出它的政治領導人,能夠組織和領導它的優秀代表,其歷史使命將不會實現。他還說:俄國工人階級的現狀已經表明它能夠孕育出這樣的男人與女人。他總結道:

我們必須訓練那些願意全身心而不只是在業餘時間獻身革命的人,我們必須建立一個足夠大的組織,能夠對我們複雜的工作進行嚴格的分工……社會民主黨並未束縛住它的手腳,也未限定它的活動於特定的計畫或政治鬥爭方式。只要力量服膺於黨的處置並有利於最佳結果的達成,它認可所有的鬥爭方式。……在我們面前,敵人星羅棋佈的碉堡正向我們最優秀的戰士射出雨點般的子彈,我們必須攻克這些碉堡,我們也必將成功,只要我們能夠把所有的俄國革命者整合到一個政黨中來,這個政黨就能吸引俄國所有重要而誠實的人。

Lars Lih對早期布爾什維主義的研究《重新發現列寧》(Lenin Rediscovered)中,他向我們展示:列寧的模型是德國社會民主黨,這樣既照顧了俄國的國情,又絕對堅持了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所認為的)德國同志們的革命立場。然而實際上列寧不知不覺已經超越了德國社會民主黨元老奧古斯特·倍倍爾(August Bebel)和馬克思主義教皇卡爾·考茨基(Karl Kautsky),建立了一個更加徹底和一貫忠實於馬克思主義的政黨。倍倍爾與考茨基政治人生中對強大反革命勢力妥協的經歷嚴重削弱了德國社會民主黨(以及第二國際)的革命意志,這一點列寧到1914年才清楚認識到。

從某種程度上講,馬科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約翰·里德與威廉姆斯的好友)在1926年的觀察更為真實,他對列寧政黨的描述更為增強了我所說的布爾什維克的神秘性:

 “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組織,它包含有政黨、行業協會、神聖秩序、軍隊和科技協會的重要特徵而絕不是其中任何一個組織。令人奇怪的是這個組織並不看重其成員間的宗派心理,而是看重他們與(馬克思定義的)社會主導階級力量之間的關係。這種關係由列寧來決定,並且由他進行調整。這種微妙關係是馬克思做夢都不會想到的。

伊斯特曼把列寧描寫成了一個英雄的個體,而忽略了布爾什維克黨這個重要因素,這一點被印度的馬克思主義學者與革命女性主義者Soma Marik捕捉到了,她告訴我們:創立於19172月的布爾什維克黨並不是列寧一個人的功勞。儘管他是首要的理論家,但從事實踐的工人們與理論家們之間的分歧一直遲滯著黨的創建步伐,黨的組織結構也不斷被修改。她還說:許多的看法和組織理念都被時局和階級的壓力修正和推翻了。

 

布爾什維克主義及其敵人

伊斯特曼還用了一個有點問題的標籤稱呼列寧——“革命的工程師engineer of revolution)。由此我們可以對布爾什維克黨或共產黨作一簡短的概念描述了,它就是一個聚合在一起的革命機器,原料就是人性(humanity),它被革命機器用來進行社會構建。而這與1930年代所發生的事相關:血腥的土地集體化,大規模剝削的超級工業化,諸種文化領域建立起嚴密的威權控制,剔除了言論自由和民主而被重新定義的社會主義內涵,對官僚獨裁的歌頌,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日益嚴重的殘暴鎮壓,強制勞動集中營的爆炸性擴張與野蠻化,以羅織罪名、屈打成招和公審惡名昭彰的大清洗導致了無數的屠殺。

  由於所有這些事情都是在共產主義旗號下實現的,都是在蘇聯共產黨的領導下執行的,所以蓋迪(J. Arch Getty 和瑙莫夫(Oleg V. Naumov)將其重要的研究成果命名為《到恐怖之路:斯大林和布爾什維克的自我毀滅(1932-1939)》(The Road to Terror: Stalin and the Self-Destruction of the Bolsheviks, 1932_1939。關於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蓋迪認為蘇聯共產黨繼續沿用了列寧主義的政策,他們在全世界進行構建,認為人類的未來必須依靠社會主義。反過來社會主義運動只有依賴蘇聯的革命經驗才能生存,要與布爾什維克政權緊密聯合,接受其嚴格領導並去控制任何一個敵視蘇聯的社會團體。蓋迪也承認在1930年代初蘇聯社會出現了一些新情況。斯大林主義者所稱的新局勢就是在斯大林的領導下推行集體化和工業化政策導致1929-1932年出現了嚴重的饑荒、鎮壓和社會動亂。

威廉姆斯在後來也指出,1939年出版的《蘇聯共產黨黨史》將這些政策貼上革命的標籤,還告訴讀者這場革命的最大特點就是由上而下,由國家倡議。威廉姆斯說這嚴重違背了列寧在1918年最艱難時期經常呼籲自下而上的教導。最近Robert  C. Tucker評論道:這說明當時黨內並沒有或者是沒有完全明白列寧的意思因此黨對構建社會主義之理念的集體意志將是進化的過程。確實,把社會主義建設當作是自上而下的革命,從而壓制大多數革命群眾的利益,尤其處在恐怖集體化運動中的農民,這樣的理念從未出現在他心中。這個惡名遠揚的自上而下革命的論斷源自於斯大林主義的另外一個認識——“一國建成社會主義,這完全違背了馬克思、列寧、1924年前的布爾什維克黨和共產國際前四次代表大會一貫堅持的國際主義立場。

事實上自上而下革命&
rdquo;
的動力和影響與1921年共產國際三大通過的政黨組織原則相悖。堅持共產黨組織的民主集中制應該是一種真正的綜合,集中制和無產階級民主的混合體,大會決議明確地反對把黨分割成主動的執行者與被動的大眾兩個部分,反對形式或機械的集權化,因為那將意味權力集中於黨內官僚之手,讓它可以支配黨內其他成員或黨外革命無產階級群眾。

 

列寧與革命民主(1)◎Paul Le Blanc│張兄譯、陳宗延校訂

列寧與革命民主[]

 

保羅·布蘭克(Paul Le Blanc

 

張兄 譯

陳宗延 校訂

 

   所謂布爾什維克傳統最明顯的支柱是列寧。人們對這一詞彙的含義有著為數可觀的混淆,經常把它同殘酷的官僚現象聯繫在一起,但實際上恰恰是後者曲解了它的含義(比如蓋迪(J. Arch Getty)就把斯大林在1930年代的大清洗描述為布爾什維克的自我毀滅the self-destruction of the Bolsheviks)。相反地,列寧和他所代表的布爾什維克傳統,與卡爾·馬克思革命的、反教條的、深刻的民主觀點密不可分。儘管斯大林主義根植於1918-1924年間困難時期列寧主義和布爾什維主義出現的問題與矛盾,但它表現著一種質的差異。事實上,布爾什維主義作為一個傳統,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其1920年代的奠基人物,盧卡奇(Luka´cs)和葛蘭西(Gramsci),所代表者──以及托洛茨基所影響的潮流中最優秀、最積極的元素而言,是不可或缺的。當前左翼激進主義的復興,很可能會促使列寧與革命民主議題的學術論辯復興。

關鍵字:革命  民主  社會主義  共產主義   列寧主義  布爾什維主義

 

 

在一本列寧著作新選集的導言裡,我主張:列寧具有深刻而激進的民主觀點,以及未來的希望可能在於能夠充分利用……列寧主義在21世紀的鬥爭中汲取的各種教訓的人們身上。這與影響甚廣的從烏爾夫(Bertram D. Wolfe)到夏皮羅(Leonard Schapiro)到皮佩斯(Richard Pipes)等學者的詮釋相對立,也回應了很多自由派和左翼學者與評論家的觀點。那種觀點把列寧看作是一個獨裁的精英,並認為其所謂的門徒和繼承人斯大林之所以能夠建立起極權的秩序,列寧應該承擔首要責任。

在論述中,我主要談的是布爾什維克傳統,有時被指涉為列寧主義的歷史實體。像很多重要的詞彙一樣,列寧主義也是一個頗具爭議性的詞語──不僅存在多樣甚至完全矛盾的含義,而且也一直有人認為這個詞彙根本就沒有什麼科學的價值。當我使用列寧主義一詞,其含義包含了與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裡揚諾夫(以列寧之名廣為人知)的生活、思想、政治實踐相一致的理論、分析、戰略、戰術和組織取徑。在論述中我會重點討論列寧的政黨,它被視為列寧據稱希望建立極權秩序的縮影。

挑戰習見的人們當然有一些理由。假如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的馬克思主義可說代表了一種爭取政治自由與真正民主的強大力量,那麼當然也毋須否認它為斯大林建立殘暴的官僚主義開闢道路。斯大林主義的追隨者們(或許希望在那個殘暴的政體中看到社會主義的光明前景)自然地就熱烈擁護斯大林繼承了列寧這種提法了。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的各種弊端及其崩潰,在很多方面大大削弱了列寧主義的威信。社會主義與革命的敵人們(以及困頓、幻滅的前黨人)也特別強調列寧和斯大林之間的深刻聯繫,以此封殺深思熟慮、具有人道精神的人所欲考慮的革命社會主義道路。

正如我在《馬克思、列寧與革命經驗》(Marx, Lenin, and the Revolutionary Experience)一書中指出的那樣,問題就是如果沒有足夠多的深思熟慮、具有人道精神的人甘願鑄就一條通往未來的革命社會主義道路,那麼政治自由、真正的民主以及全人類的尊嚴生活,更別提人類文化和地球的存續,將不會成為我們的未來。

 

列寧和他的革命

這位革命家必須告訴我們的遠多於組織問題的爭論。在《革命、民主與社會主義》這部書中包含的新列寧選集,我們會發現列寧大篇幅且一以貫之地強調社會主義者和工人階級有必要支援所有受壓迫者的鬥爭,並按照自己的方式將改良性的鬥爭整合到革命的戰略中來。

列寧堅持,如果民主和改良鬥爭要取得勝利,工人階級政治獨立性之必要性、以及工人階級優位性的需求,這與其社會聯盟(如工農聯盟)作為革命鬥爭的關鍵面向的取徑相匹配。我們還發現列寧對聯合陣線的戰術的發展,不同的政治力量可以為了共同的目標團結協作,而革命團體不會削弱其提出資本主義現狀之有效替代方案的能力。列寧關於資本主義發展、帝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深刻分析,利用、擴展並且相當程度深化了馬克思原有的分析。

在這些作品中,列寧鮮明的革命國際主義取向包容了全世界的勞工和受壓迫的民眾。列寧將民主鬥爭引向社會主義革命的精闢見解尤為有聲有色,挑戰了當時社會主義運動的共同觀點,他在歷史中對國家本質的分析雖然來源於馬克思與恩格斯,但同時非常具有開創性。他認為工人階級在成功的階級鬥爭中形成拓深拓寬的民主,最終將會讓國家消亡。

當然,列寧成為20世紀模範的革命領導人,是由於他是1917年俄國第一個革命工人階級奪權的領導人。看看約翰·里德(John Reed)在他經典的見證報告《震撼世界的十天》(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中做的總結是有益的。某一時間點的焦點在於列寧作為英雄般的群眾領導人:就是這樣,列寧和彼得格勒的工人們決定舉行武裝起義,彼得格勒蘇維埃推翻了臨時政府,並且把政變強加給蘇維埃代表大會。現在,還要去爭取偉大俄羅斯全境的勝利——然後再去爭取全世界的勝利!隨後里德又將注意力集中在布爾什維克黨,該黨是從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分裂出來的,在該黨中列寧的派別不僅與較溫和的孟什維克、也與其他很多派別進行看起來無窮盡的鬥爭。

正如列寧的伴侶克魯普斯卡婭Nadezheda Krupskaya)描述的那樣:圍繞在他周圍的同志們非常認真地堅守原則,他們隨時準備不惜一切代價地去執行這些原則並付諸所有實際工作。她還說:伊里奇不能接受散漫而無原則的調和主義,與任何人和每一個人的調和主義,因為這相當於在鬥爭高潮時刻放棄自己的立場。相反地,實際情況是有一個團結的黨的領導核心,社會民主黨的工人群眾可以聚集在其周圍。布爾什維克建立為獨立實體的最終決裂發生在1912年的大會,會上大家以商業談判似的方式討論俄國相關的工作,並為工作劃分了明確的界限。德在後續的評論中這麼說:

布爾什維克之取得政權,不是通過同有產階級或其他政黨的領導人進行妥協,也不是通過同舊政府機器進行調和。這個革命,也不是通過一個小集團用有組織的暴力行動來達成的。如果廣大的俄國人民群眾不樂意進行武裝起義,它是一定會失敗的。布爾什維克黨人之所以能取得勝利,其唯一的原因就在於:他們實現了人民群眾最下層的那種普遍而又單純的願望,號召他們來參加推翻並粉碎舊制度的工作,然後再在舊制度的廢墟上,同他們一道,建立起新世界的骨架。 

目前的列寧主義◎Paul Le Blanc│陳宗延譯,陳偉凱、宋治德校

Paul Le Blanc: Leninism for now

http://links.org.au/node/3375

 [這是一篇2013531日在倫敦發表的談話,於危險時代的危險思想聚會。]

 我們如何能夠從資本主義的暴力壓迫,走向經濟民主、走向真正的自由、走向我們渴望的社會主義呢?這個問題對VI列寧的一生和作品而言至關重要。探索該議題時,我將把我的評論限定在格奧爾格盧卡奇的引文,加上一位美國老托洛茨基主義者、列寧自身,以及幾位年輕的英國行動主義者(activists)身上。

 

1924年,列寧逝世,此時傑出的知識份子盧卡奇已投身工人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的事業多年。作為一個尋求將卡爾馬克思的思想應用於工人和受壓迫者的鬥爭中的匈牙利共產黨領袖,盧卡奇強調列寧的思想浸淫著一種「革命的現實the actuality of revolution)」,這種現實性為確立「對所有日常議事日程的問題——無論這些問題是政治上的還是經濟上的,所涉及的是理論還是策略,是宣傳鼓動還是組織——穩固的指導路線」所必需的。此即是說,列寧在他所有政治思想和活動中所關注的是──在事實上,在真實世界中──工人要奪權需要做甚麼的問題。不是從修辭上或理論上,而是從事實上,找出需要做甚麼,然後確切地將之付諸實踐。

作為革命社會主義者,我們的用意並非僅僅去說服人們社會主義可以比資本主義好上太多。我們的用意不僅僅是對資本主義的不正義進行抗議、以及組織抗議。我們的用意不僅僅是去組織鬥爭以帶來資本主義之下的改善。我們的用意不僅僅是從革命社會主義者的立場去闡釋歷史和當前的事件(或其他任何事物)。我們的首要用意是顛覆既存的權力關係,並且將政治權力交在一個有組織的、有階級意識的工人階級(我們屬於其一部分的階級,勞動者大多數的階級)手上,而這是確立一種社會主義民主的關鍵。

如果我們不能成功,我們的未來──在我看來──將如傑出的電影《人類之子》(Children of Men)裡表現的那樣,如羅莎盧森堡的預言「墮入野蠻狀態(barbarism)」(作為社會主義的替代)。

現在我想要告訴你們的是關於我的朋友莫里斯勒維特(Morris Lewit)的一些事情,他以95歲之齡逝於1998年。認識他──一位永不放棄的、幫助創造歷史的、且永不背棄他的承諾和原則的革命工人階級知識份子和活動份子──對我而言意義非凡。1903年,也就是布爾什維主義誕生的那一年,他生於俄羅斯帝國(今日所稱的白俄羅斯),並且他是俄國革命、布爾什維克革命和俄羅斯內戰的少年參與者。

他在1920年逃離反猶(anti-Semitic)和反共的白軍的兇狠攻擊,白軍是由英、法、美政府所資助意圖粉碎革命。他在一艘載運移民至美國的船上找到生路,並且在船上他遇到一位活潑的布爾什維克行動主義者,名叫希薇亞布裡克(Sylvia Bleeker)。他們彼此相愛並結為終身伴侶,並且都是美國早期共產主義運動的成員,埋頭於工會的鬥爭之中。
1930──作為對共產主義運動受到史達林暴政致命腐蝕的反應──他們成為美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成員。

關於這位堅毅而溫柔的人及其伴侶,這兩位活躍於整個動盪的1930年代及其後的階級鬥爭鬥士,還有許多可說之處。不過這裡只需提及在1940年代,當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 Workers Party)的中心領袖因為該組織在二戰期間的反帝立場而入獄時,莫里斯被選為社會主義工人黨(SWP的全國署理秘書長(acting national secretary)。在該職位上,他以「莫里斯史坦(Morris Stein)」的名字講過一些話,這些話曾不祇一次被斥為代表托洛茨基主義傳統的負面特質。在檢視那些之前,我想要分享他在同一演講中所說的其他事情,一些切合盧卡奇「革命的現實性」想法的話。

在他1944年的談話中,莫里斯評論道:「歷史加諸在我們身上一個偉大的任務,即從墮落腐敗的資本主義系統中解放人性的任務。」在他看來,「這是唯一一場值得犧牲一個人的自由、甚至其生命的戰鬥」,並且對他而言那牽涉到「一種需要以多數投票而非派別鬥爭、個人指責(personal recriminations)等方法解消差異的責任感。」對莫里斯而言,這包含了一種「集體領導的精神,在其中集體給予個人更多的力量和智慧。」他補充稱「於我們的革命綱領和政策,民主集中制的政黨是最適合」,而他以傳統托洛茨基主義的方式將民主集中制定義為「行動上的集中;和組織內部生活的最充分的民主」。他強調:「我們的運動必須懷著為生死攸關的共同事業人們的同志情誼(comradeship)」。

然而我們現在要談一談莫里斯的談話中可能有害的一面,他在其中如此形容美國的社會主義工人黨:「我們不能容忍競爭者。工人階級只能通過一個黨和一份綱領來進行革命……我們是政治的獨占者,且我們運作得像是獨占者,或者是通過合併、或者是通過無可調和的鬥爭。我們已通過我們運動的全部歷史證明這點。」在判斷此論述前,我們必須要理解其意義。美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歷史牽涉到與其他左派社會主義力量合併而非競爭的決定,這些左派力量如AJ馬斯特(A.J. Muste)在1930年代中期領導的美國工人黨,以及1930年代末的社會黨左翼。同時也有與獨裁的史達林主義所支配的共產黨,以及社會民主黨中由徹底的社會民主改良主義所支配的非革命派殘餘進行的「無可調和的鬥爭」。也有與麥克斯沙赫特曼(Max Shachtman)領導的SWP分裂分子非常尖銳的鬥爭,儘管事實上在1947年合併的前景在望。這一合併的希望因在冷戰反共問題日漸增長的差異、以及沙赫特曼團體日漸改良主義的軌跡而破滅。

人們仍可提問,史坦的立場究竟是否完全錯誤。究竟應該要有競爭的革命社會主義團體,還是不同革命團體的合併是更可取?另一方面,革命的社會主義者和反對革命的社會主義者之間可能合併嗎?堅持民主的社會主義者和對民主不屑一顧的社會主義者之間可能合併嗎?反帝的社會主義者和與帝國聯盟的社會主義者之間可能合併嗎?或者,革命社會主義者有沒有必要與那些反民主、反革命、與帝國聯盟者進行無可調和鬥爭呢?這暗示了對莫里斯史坦的談話存在不同於其批評者的理解方式。

但是莫里斯也是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刻發言的。1944年的美國剛走出1930年代的偉大階級鬥爭,它正處在將於二戰結束時迸發的新一波階級鬥爭戰鬥浪潮的前夕。在產業工會聯合會(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CIO))中存在著顯著的社會主義和準社會主義元素,而共產黨正處於其數量上的高點。這些都為史坦的談話提供了特定的背景。

我們可以爭辯這些談話究竟是不是在1940年代所能夠言說或相信的最佳談話,但當我在1970年代完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加入莫里斯的黨時,這一爭論的指向已無多大意義。晚近階段的我們甚至無法理解在較早脈絡中發展出的列寧主義的概念,儘管我們讀列寧且將自己視作列寧主義者。當我20多歲時,作為當時1970年代的SWP成員,我相信左派被分作三塊:首先,是那些革命先鋒──即指我們那些已經在SWP者;其次,是那些我們的盟友或熟人;其三,是我們的對手。我們對革命真理有壟斷權。

而當我首次清楚發現,在SWP中事情開始變得完全不對勁,如同他們在1980年代初那時一樣,我起先感到最黑暗的絕望:如果革命黨,人類的唯一希望,有著致命的瑕疵,那麼社會主義的未來就沒有真正的可能性了。但當我(在一位較年長的同志,喬治佈雷特曼(George Breitman)的敦促下)轉回到俄國工人運動(列寧及其同志在此了建立一個有效的革命黨)的實際歷史研究去時,我發現我們之中許多將自己視作列寧主義者的人頗受一個基礎的誤解所苦。

革命先鋒不是那聲稱要在列寧的旗幟下建立革命先鋒黨的人。先鋒是工人階級裡廣闊的一層,其具有顯著程度的階級意識,其具有對資本主義的一些瞭解及超越之的需要,並帶有一些積累起來的反壓迫反剝削鬥爭的經驗和承諾。一個組織唯有在此層次有著顯著的成員基礎,才能被視作一個革命先鋒黨。

而這將我們帶回到列寧的引文。

這可以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Left-Wing Communism, an Infantile Disorder第二章的開頭中找到,列寧在此主張一個真正的革命黨有三個必要條件。首先是工人階級先鋒層次的革命階級意識。其次是組織化的革命者方面的正確政治戰略和戰術。其三是「與最廣大的勞動群眾」的接近和聯繫。列寧告訴我們,這些條件若未達成,所有建立有紀律的革命黨的努力將「必然會成為空談,成為吹噓,成為裝模作樣。」

激進化的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在20世紀初盛行,而在193040年代,在我所成長且政治上活躍的、冷戰反共及相對豐裕的年代,就只剩下一鱗半爪七零八落了。聲稱為列寧主義政黨的組織於是傾向於陷入販賣巧言偏辭和裝模作樣的泥沼,這與密切聯繫最廣大的勞動群眾相去甚遠,也就無法打開革命的新天地。他們相信他們是革命真理的資料庫,這使他們變得教條和僵化,對和他們自身非常相像的其他左翼群體帶有敵意和輕視。

即使在最好的團體中,組織紀律都有著雙重的功能。一方面,它能夠頗正面地使相對小的團體在反對戰爭、追求種族正義和婦女解放等群眾運動做出傑出的貢獻。但它也能讓組織成員保持一致,帶著對團體所認定的革命真理和監督真理應用的團體領袖不加反思的忠誠。

莫里斯史坦「獨占」公式的一個問題是:無論其有效性如何,它都是有其歷史特殊性的。我們生活在一個和1940年代中期非常不同的世界很多年了。資本主義仍然存在,帝國主義仍然存在,工人階級仍然存在,剝削和壓迫以及資本主義必然產生的危機同樣存在。但與此同時,這些事物都與之前大不相同,令人難以置信。1940年代的工人階級早已消逝,那時的工人階級運動同樣已不復存在。我們這個時代被重新構造的(re-composed)工人階級,以及危機重重的、不斷地解構和重構著的(fluidly de-composing and re-composing)工人運動,皆和莫里斯史坦仍在世且年僅41歲時的工人階級和工人運動毫不相像。

我們如今面對的現實以及列寧主義思想應用至該現實的方式,值得更多思量,由於時間所限在這裡無法一一詳述。但我還是想以一些想法做為總結,希望會有幫助的。

首先,過去數十年資本主義採取的轉變,已挫敗我們階級的銳氣(knocked the stuffing out of our class),已無情輾過(ridden roughshod over)我們階級的組織和社群,且已壓低我們階級的生活品質。更有甚者,無產化過程吞噬和包含了許多曾被視作「中產階級」的職業和社會階層,同時科技和全球化已侵蝕了曾是工人階級主要就業的產業,取而代之的是收入更少且更不安穩的工作。這些變化一併造就了一個緩慢移動的、矛盾的但日益激進化的過程,而在這過程之外湧現出新的鬥爭、新的鬥爭形式以及一個仍在演化形成的嶄新而異質的工人階級先鋒階層。

列寧所說的那種革命黨之到來的諸可能性現在存在了。這意味著這樣的黨尚未存在,以及這樣一個黨的統一核心(unified nucleus)或核心團體(core group)尚未存在──在足以支撐一個階級意識先鋒層次(接著,其規模足以支撐列寧所描述的那種真正的革命黨)的激進工人階級次文化(subculture)成形之前,這些都不可能存在。我的預言和堅定信念是:這樣一個黨的核心團體和核心,將由當前處於許多不同的革命團體的行動主義者,和那些不在任何革命團體的行動主義者,再加上一些此刻既非革命者也非行動主義者但在未來的鬥爭中將成為革命者或行動主義者的人所組成。

任何稱職的(worth its salt)革命團體的責任,將在於協助為這樣一個政黨的出現創造必要的前提。這一方面涉及到向越來越多人們傳播對「我們的社會和我們的世界發生甚麼事了」的社會主義式的理解,並且是以他們能夠理解的詞語和方式去傳播。這也意味著我們對那樣的現實發展出更清晰的理解。與此相關的是我們需要協助明確和啟動鬥爭,或者加入既有的鬥爭,為越來越多不同部門的工人階級和受壓迫者贏得此時此地的改良。

這把我帶向最後的引文,源自一本題為《超越資本主義?》(Beyond Capitalism?)的書的幾位作者,這本並不完美卻很重要的書混合了佔領運動(舉例而言)的經驗和馬克思主義的洞見。在那本書中,路克庫柏(Luke Cooper)和西蒙哈地(Simon Hardy)這樣說:「創造新形式政治組織以汲取社會運動精神、復蘇草根工會組織、並使更廣闊的社會部門更廣泛地參與社會動員,是左派最終賴以成功的方向。」他們闡述「必須在新的政治形構中重組左派,此形構提供了戰略思考的空間、允許不同戰略在一定的張力中共存,同時也創造了團結和行動的條件。」他們解釋,這不該被視為「避免反思性和策略性討論的藉口,而是我們能夠朝向更大程度的真正團結邁進的出發點」。

我認為,對我們不同的社會主義左派團體而言,急於進入溫室下功夫打造某些不成熟的組織團結是重要的。相反,我們應該聚焦於在真實的、實際的鬥爭中並肩工作,目視可能的團結、但聚焦在現實的鬥爭。這些鬥爭是可能的團結必要的、轉化性的前提。有成效的團結,唯有在這類真實的、實際的鬥爭中的聯合行動的基礎上才會到來。如果這類團結達成了,結果可能是一個民主的、持久的、運作良好的數千人的組織,這一組織擁有全職組織者和新技術,能使越來越多人們成為行動主義幹部,使他們並肩作戰開展地方鬥爭,並在全國推進左翼教育和文化工作。這樣一個組織可以做很多事情為我們所需要的那種革命黨奠定基礎、創造可能性。

出處

George Breitman, Paul Le Blanc, and Alan Wald. Trotsky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Historical Essays and Reconsiderations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1996).

Luke Cooper and Simon Hardy. Beyond Capitalism? The Future of Radical Politics (London: Zero Books, 2012).

V.I. Lenin. Revolution, Democracy, Socialism: Selected Writings, ed. by Paul Le Blanc (London: Pluto Press, 2008).

Georg Lukács. Lenin, A Study on the Unity of His Thought (London: Verso, 2009).

恩格斯〈論住宅問題〉(1872)摘要

臺大勞工社上週三(5/14)「左翼思想與實踐」讀書會討論的其中一篇文章,是恩格斯〈論住宅問題〉(1872)。恩格斯對於所謂「住宅缺乏現象」,也就是勞動「人口突然湧進大都市」,造成住宅供給不足、「房租大幅度提高」(237)的現象及其解決有很深刻的分析:必須「消滅」資本主義經濟邏輯必然造成的「城鄉對立」(urban-rural opposition),而這又有賴於「無產階級取得了政權」,以「剝奪現在的房主,讓沒有房子住或現在住得很擠的工人搬到這些住宅裡去」,因為「現在各大城市中有足夠的住宅」,缺乏的是「合理使用」(252)。

關於現象,這段最讓我感到心有戚戚,「現代大城市的發展,使某些街區特別是市中心的地皮價值人為地提高起來,往往是大幅度地提高起來。原先建築在這些地皮上的房屋,不但沒有提高這種價值,反而降低了它,因為這種房屋已經不適合於改變了的條件;於是它們就被拆毀而改建別的房屋。首先遭到這種厄運的就是市中心的工人住宅,因為這些住宅的租價,甚至在住宅中擠得極滿的時候,也永遠不能超出或者最多也只能極緩慢地超出一定的最高限額。於是這些住宅就被拆毀,在原地興建商店、貨棧或公共建築物」(239)。所謂「台北六本木」,台灣的現實之於血淚斑斑的資本主義史,恰恰是一個明確的註腳吧。

這篇文章的主調是要批判若干改良措施。其中幾個論點是我特別有興趣的:

(a)訴諸前現代方案的無效性:恩格斯批判蒲魯東主義對前現代的盧德主義(Luddite)懷舊,「把全部現代工業、蒸汽機、紡織機以及其他一切傷腦筋的東西統統拋棄,而返回到舊日的可靠的手工勞動上去」(247),寄望於犧牲生產力以換取「永恆公平」(justice éternelle),是不切實際的空想。(像是賴小貍很喜歡舉的例子:樂活(Lohas)作為解方的謬誤)相對地,馬克思主義則主張: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中,先進資本主義帶來的發達生產力是革命的必要基礎。

(b)法權鬥爭和慈善經濟的侷限性:恩格斯說:「正像蒲魯東把我們從經濟學領域帶到法律領域去一樣,我們這位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在這裡把我們從經濟學領域帶到道德領域中去」(264),「每一個社會的經濟關係首先是作為利益表現出來」(307)。訴諸公平或道德,而沒有根本碰觸到經濟結構,蒲魯東主義者和良心發現的資產階級的共同主張:「工人住宅」(讓工人「贖買出租住宅」(257),使「每個承租人變成自己往房的所有者」(248)),歸根究柢是無濟於事的。

甚至,某種具有社會性的「工人自助」,或者帶有社會福利想像的「國家幫助」,這些今日「社會住宅」、「公共住宅」的雛形,恩格斯也認為只能解決局部的、枝節的問題,因為住宅問題「並不是在被消滅,而只是在……被遷移!同一個經濟必然性在一個地方產生了它們,也會在另一個地方產生它們。 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還存在的時候,企圖單獨解決住宅問題或其他任何同工人命運有關的社會問題都是愚蠢的」(294)。

過去對住宅問題的理解非常淺薄,對具體的制度設計也沒有涉獵;以前閱讀《馬恩全集》的時候也總是優先關心理論問題,把這幾篇古典的政策分析省略掉。所以,這次讀到這篇的時候,聯想到過去參與動員的幾次居住權運動,覺得自己好像可以應該思考得更深入一點,慢慢試著和不熟稔的政策與替代方案(住宅問題以外也是如此)對話。儘管如此,就我目前不成熟的思考,我並不認為主打病徵症狀的「改良措施」是完全不必要的,只是心裡還是要長存病因和全局圖像。也正因此,或許這篇〈論住宅問題〉在150年後,對相關領域的運動者和思考者,應該還是有深入閱讀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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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恩格斯,1872,〈論住宅問題〉,《馬克思恩格恩全集第十八卷》,P233-321

 

 

 

一、蒲魯東怎樣解決住宅問題

[住宅問題的定義] 住宅缺乏現象,是指本來就很惡劣的工人的居住條件因為人口突然湧進大城市而特別尖銳化;房租大幅度提高,每一所房屋裡的住戶愈加擁擠,有些人簡直無法找到住所(237)

[住宅問題的現象] 現代大城市的發展,使某些街區特別是市中心的地皮價值人為地提高起來,往往是大幅度地提高起來。原先建築在這些地皮上的房屋,不但沒有提高這種價值,反而降低了它,因為這種房屋已經不適合於改變了的條件;於是它們就被拆毀而改建別的房屋。首先遭到這種厄運的就是市中心的工人住宅,因為這些住宅的租價,甚至在住宅中擠得極滿的時候,也永遠不能超出或者最多也只能極緩慢地超出一定的最高限額。於是這些住宅就被拆毀,在原地興建商店、貨棧或公共建築物(239)

[住宅問題不只是工人階級問題] 這種情況正如小店主的欺騙一樣,也根本不是一種單只壓迫工人階級的禍害,並且由於它損害了工人階級,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和持續一定時間以後,也就必然會同樣得到一定的經濟上的補償(239)。工人階級和其他階級特別是和小資產階級共同遭受的這種痛苦,正是蒲魯東所屬的那個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專愛研究的問題(240)

[住宅問題不能化約為勞資關係]德國的蒲魯東主義者:「住宅承租人對房主的關係,完全和雇傭工人對資本家的關係一樣。」這完全不對。這是一種單純的商品買賣;這不是無產者和資產者之間,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交易。把勞動力賣給資本家所引起的那種特殊後果,在這裡是完全沒有的(240)。我們在這裡看到的是兩個公民之間的完全平常的商品交易,而這種交易是按照調節一般商品買賣以及「土地佔有權」這一商品買賣的經濟規律進行的。首先是估計到整個房屋或房屋一部分的建造和維修費用;其次是估計到依房屋位置好壞程度而定的地皮價值;最後,決定問題的是當時的供求關係(241)

[法權主義的謬誤] 蒲魯東的全部學說,都是建立在從經濟現實向法律空話的這種救命的跳躍上的。每當勇敢的蒲魯東看不出各種現象間的經濟聯繫時,他就逃到法權領域中去求助於永恆公平(242)。!難道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是「滲透著法權觀念」,即自己有剝削工人的特權的觀念嗎(243)

[工業革命作為階級革命條件] 正是現代大工業把先前被束縛在土地上的工人變成了一個完全沒有財產、擺脫一切歷來的枷鎖而被置於法外的無產者,——正是在這個經濟革命造成的條件下才可能推翻剝削勞動階級的最後一種形式,即資本主義生產形式。可是現在來了這位痛哭流涕的蒲魯東主義者,他哀歎工人被逐出自己的家園是一個大退步,殊不知這正是工人獲得精神解放的最首要的條件。在《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一書中正好對十八世紀英國所發生的工人被逐出自己家園的這一過程從主要方面進行過描寫(244)

[懷舊主義的謬誤] 我能想到要把這種在當時情況下是完全必然的歷史發展過程看成一種退步,後退得「比野蠻人還低下」嗎?絕對不能。1872年的英國無產者比1772年有自己的「家園」的農村織工不知要高出多少。自從資本主義生產被大規模採用時起,工人的物質狀況總的來講是更為惡化了。但是,難道我們為了這點就應當憂傷地眷戀(也是很貧乏的)埃及的肉鍋,眷戀那僅僅培養奴隸精神的農村小工業或者眷戀「野蠻人」嗎?恰恰相反(245)

[前現代解方的謬誤] 整個蒲魯東主義都滲透著一種反動的特性:厭惡工業革命,時而公開時而隱蔽地表示希望把全部現代工業、蒸汽機、紡織機以及其他一切傷腦筋的東西統統拋棄,而返回到舊日的可靠的手工勞動上去。這樣做我們會喪失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生產力,整個人類會陷於極可怕的勞動奴隸狀況,饑餓就要成為一種常規,那也沒什麼了不起。只要我們能搞好交換,使每個人都能得到「勞動的十足收入」並使「永恆公平」得以實現就行了!只求公平得勝,哪怕世界滅亡!(247) 反動的蒲魯東主義原則上的,這個原則以為現代大工業所創造的條件是一種病態的贅疣,必須用強制手段——即逆著社會一百年來所順從的潮流—— 使這個社會退回到以單獨生產者因循守舊的手工勞動為常規的狀態中去,這無非是要理想化地恢復已經滅亡和正在滅亡的小手工業生產制(250-1)

[蒲魯東的具體解方及其批判] 一方面,他要求每個工人都有自己的、歸他所有的住宅,好使我們不再比野蠻人還低下。另一方面,我們廢除法權理由,根據永恆公平宣佈交付的房租是抵銷住房本身價格的一種分期付款。把廢除住宅租賃制宣告為一種必要性,其方式就是要求把每個承租人變成自己往房的所有者。但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即現代社會的基礎,並不因此而受到損害(248)

[資本主義社會的解方和社會革
的解方
]在現代社會裡,解決這個問題同解決其他一切社會問題完全一樣,即靠供求關係在經濟上的逐漸均衡來解決,但是這樣解決之後,這個問題還會不斷產生,就是說,一點也沒有解決。社會革命將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呢?這不僅要以時間地點為轉移,而且也同一些意義深遠的問題有關,其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就是消滅城鄉對立的問題。有一點是肯定的,現在各大城市中有足夠的住宅,只要合理使用,就可以立即幫助解決真正的「住宅缺乏」問題。當然,要實現這一點,就必須剝奪現在的房主,讓沒有房子住或現在住得很擠的工人搬到這些住宅裡去。只要無產階級取得了政權,這種有關社會福利的措施就會像現代國家剝奪其他東西和佔據住宅那樣容易實現了(252)

[租金分析] 租價,即所謂的稅金的構成部分是:(1)地租;(2)建築資本的利息,包括承造人的利潤在內;(3)修繕費和保險費;(4)隨著房屋逐漸破舊無用的程度以每年分期付款方式支付的建築資本補償費(折舊費),包括利潤在內。只有蒲魯東才能幻想:他的新高利貸法不僅能不顧一切地調節和逐漸廢除簡單的資本息金,而且還能不顧一切地調整和逐漸廢除複加的租金。但是,那時究竟為什麼還要用重金從房主那裡購買這個「根本沒有用處的」房屋,為什麼房主在這種情形下自己不再貼些錢謀求擺脫這個「根本沒有用處的」房屋,以免再花修繕費呢(256)

[蒲魯東的結論及其批判] 要順利完成贖買出租住宅這件事,最好要有:(1)精確的房屋統計,(2)優良的衛生員警,(3)能負責建築新房屋的建築工人協作社。當然,所有這一切都是極好極妙的事情,但是,雖然有這一切集市叫賣式的詞令,它們並不能「充分闡明」蒲魯東漆黑一團的糊塗思想(257)。信用!國家債務!私人債務!稅收!這對資產階級利益關係很大,而對無產階級利益關係則很小。至於真正有關工人的重大問題,即資本家與雇傭工人的關係問題,資本家怎樣能靠自己那些工人的勞動來發財的問題,我們的蒲魯東主義者卻隻字不提(258)

二、資產階級怎樣解決住宅問題

[良心資產階級的公衛調查] 仁愛的資產者心裡就激發起了爭先恐後關懷自己工人健康的高貴精神。工人居住條件已經開始受到調查,作了些消除最不能容忍的缺陷的嘗試。雖然如此,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還是經常地必然再產生出這種必須治療的毒瘡,以致這種治療工作甚至在英國也很難說有什麼進步(260-1)。紮克斯先生所發現的新科學即「社會經濟學」的任務就在於:找出一些手段和方法,以便在以佔有一切原料、生產工具和生活資料的資本家同除了自己勞動力以外就一無所有的無產的雇傭工人的對立為基礎的社會制度內部,在這個社會制度範圍內,使一切雇傭工人都能變成資本家而又不失其為雇傭工人(262)。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實質正是在於既希望保全現代社會一切禍害的基礎,同時又希望消除這些禍害。善良的資產者紮克斯先生當然不會知道,這種現像是資產階級社會形式的必然產物(263)

[慈善的侷限] 正像蒲魯東把我們從經濟學領域帶到法律領域去一樣,我們這位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在這裡把我們從經濟學領域帶到道德領域中去。這是很自然的。誰宣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即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 「鐵的規律」不可侵犯,同時又想消除它們的種種令人不快的但卻是必然的後果,他就別無他法,只好向資本家作道德的說教,這種說教的動人作用一受到私人利益的影響,必要時一受到競爭的影響,就會立刻消散下去(264)

[雙重無知論的謬誤] 阻礙大資本在工人住房方面投機的不是什麼邪惡的意旨,而只是他們的無知。資本家的「罪過」已經消散在無知之中,而工人的無知卻只是被用來作為確認他們有罪的理由(265)。工人「浪費在煙酒上面」的錢、「像一個鉛秤錘那樣一次又一次地把工人等級拖到泥汙中去的酒館生活及其一切悲慘後果」&h
ellip;…現在環境下,工人喝酒,也正像傷寒、犯罪、寄生蟲、法警和其他社會病害一樣,是他們生活狀況的必然產物,其必然性已經到了可以預先計算出酗酒的平均人數來的程度,這一點又是紮克斯先生不會知道的。不過,我以前的一位老師就常說「平民進酒館,老爺跑戲院」這句話,因為這兩種地方我都去過,所以能夠證實這話是對的。認為雙方「無知」的這一套廢話,歸結起來無非是主張勞資利益調和的濫調。如果資本家知道了自己的真正利益,他們就會為工人提供良好的住所,並且一般說來也會改善工人的處境;如果工人認識了自己的真正利益,他們就不會舉行罷工,不會醉心于社會民主運動,不會參與政治,而會俯首貼耳地聽從自己的上司資本家。真可惜,雙方都認為自己的利益完全不在紮克斯先生及其無數前輩所宣傳的那一點上
(266)

[工人住宅制度及其批判] 紮克斯先生也宣稱,住宅問題只有使住宅所有權轉歸工人才能完全解決。紮克斯先生大概假定人本質上就是農民;否則他就不會硬說我們大城市中的工人有懷戀土地所有權的心情。對於我們城市工人說來,遷徙自由是首要的生活條件,而土地所有權對於他們只能成為一條鎖鏈,破壞他們反抗工廠主壓低工資的力量(267)。紮克斯:工人因獲得自己的小屋子而「成為資本家」了。只有當工人把自己的小屋子租給第三者,並以租金形式攫取這第三者的一部分勞動產品時,他的小屋子才成為資本。但是,由於工人自己居住在屋子裡,所以屋子恰好就不會變成資本(268)

[工人住宅制度及其批判2] 假定在某一個工業地區裡,每個工人都有自己的小屋子這件事已經成了通例。在這種場合,這個地區的工人階級便免費享用住宅;住宅費就不再算入工人的勞動力價值以內。但是,工資下降的平均數量就會相當於節約出來的房租的平均數量,也就是說工人住自己的房屋還是付了租金,不過不是像以前那樣以貨幣形式交給房東,而是以無酬勞動形式交給他為之做工的廠主(269)

[工人住宅制度及其批判3] 工人住宅制度有兩種:一種是小宅子制,每個工人家庭都有一幢小屋子,而且可能還有一個小花園,像在英國那樣;另一種是營房制,每所大房屋中都住有許多工人,像在巴黎、維也納等等地方那樣。介乎兩者之間的是德國北部採用的制度。誠然,小宅子制是唯一正確的和唯一能使工人得到自己房屋所有權的制度;而營房制則對健康、道德和家庭寧靜說來都有很大的缺點,—— 但是可惜啊,可惜,正是在住宅缺乏的中心地點,在大城市裡,小宅子制因為地價昂貴而不能實行。可見,資產階級解決住宅問題的辦法由於碰到了城鄉對立而顯然遭到了失敗(271)。並不是住宅問題的解決同時就會導致社會問題的解決,而只是由於社會問題的解決,即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廢除,才同時使得解決住宅問題成為可能。但是,每一次社會革命起初都不免要掌握現有的東西,並且憑藉現有的手段來同最難容忍的禍害作鬥爭。我們已經看到:把屬於有產階級的豪華住宅的一部分加以剝奪,並把其餘一部分徵用來住人,就會立即有助於消除住宅缺乏現象(272)

[工人住宅制度及其批判4] 從修建工人住宅方面能獲取多麼巨大的收入。舉出部分具有慈善性質、部分具有投機性質的許多倫敦建築公司做例子,這些公司已獲得了4%6%以及更多的純利(278)。建築公司即使沒有「國家幫助」也會大發其財的。全部問題僅僅在於:雖然如此,為什麼住宅缺乏現象仍然繼績存在;雖然如此,為什麼資本家還是不肯給工人提供足夠數量的良好住宅呢(280)

[工人自助論及其批判] 自助辦法只是在已經實行或可能實行小宅子制的地方,即仍然只是在農村地方,才能起點作用(280)。「英國的building societies根本不是……什麼住宅建築公司或住宅建築協作社,用德語來講倒不如……把它們叫做「購置房屋協會」;這種協會的目的是要由會員定期繳費來構成基金,根據資金積累的多少從這筆基金中貸款給會員們去購買房屋……因此,building society對於一部分會員說來是儲蓄銀行,對於另一部分會員說來是信貸銀行。」「然而問題還並沒有因此而得到完全解決,這至少是因為購置房屋……只有收入較好的工人才能做到……並且對於衛生條件也很少予以注意。」(
281)
資本家不願意,工人則不能夠。工人購置房屋只是稀有的例外。這種building societies實質上是投機性的組織。最近的起因,通常是酒館主人探聽到鄰近或其他某個地方有一塊比較便宜的地皮出售。大多數參加者,按自己的職業說,都不是非要固定在什麼地方不可的人;甚至有許多小店主和手工業者在城內只有鋪子,沒有住所;只要有可能,誰都情願住在煙霧彌漫的城市以外的地方。買下一塊建築用的地皮,就在這裡修建起盡可能多的小宅子來(282)。它們的主要目的歸根到底是通過地產投機,使小資產階級的儲蓄能有較好的投放處所,使其有抵押作保證,又能獲得優厚的利息,並且可望分得紅利(283)

[國家幫助論及其批判個論] a)修改有關建築的立法並保證建築業自由,使建築費用便宜些:但是,在英國,有關建築的立法範圍壓縮到了最低限度,而住宅缺荒現象卻依然存在。b)對工人住房實行衛生方面和建築方面的員警監督,使當局有權封閉一切危害健康和有倒塌危險的住宅:英國每屆自由主義政府所奉行的原則,都只是迫於極端必要才提出社會改良法案,至於已經存在的法律則盡可能完全不去執行。 這個法律,也像英國其他許多法律一樣,只有這樣一個意義,即當它操在受工人支配或在工人的壓力下終於決心加以實行的政府手中,它才會成為強有力的武器來把現代社會制度打破一個缺口(285)c)國家政權應當「極其廣泛地應用它所擁有的一切積極措施來緩和當前的住宅缺乏現象」(287):不過是對一切有關人士所作的一通道德說教罷了(288)

[國家幫助論及其批判總論1] 十分明顯,現代的國家不能夠也不願意消除住宅災難。國家無非是有產階級即土地所有者和資本家用來反對被剝削階級即農民和工人的有組織的總合權力。國家頂多也只是會設法在各地以同等程度進行已經成為常例的表面掩飾工作(288)

[國家幫助論及其批判總論2] 「在德國,國家在某種程度上是獨立的、淩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其實,就是在德國,現有的這種國家也是它賴以成長起來的那個社會基礎的必然產物。這裡除了舊專制君主制度的基本條件—— 土地貴族和資產階級間的均勢——以外,還存在近代波拿巴主義的基本條件,即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間的均勢。但是,實際的政府權力都是掌握在軍官和官吏這一特殊等級的手中,這個等級在普魯士一部分由他們自身補充,一部分由小世襲貴族補充,較少的部分由上層貴族補充,極少的部分由資產階級補充。在普魯士(並且依照它的例子也在德意志新帝國制度中)從這些極端矛盾的社會條件中必然發展出來的國家形式,就是偽裝的憲政制度;這個國家形式既是舊日專制君主國的現今的解體形式,也是波拿巴主義的君主國的存在形式(289)。舊日國家的一切因素在急劇地解體,專制君主國在急劇地過渡到波拿巴主義君主國(290)。在一切經濟問題上,普魯士國家愈來愈受資產階級的影響了(291)

[歐斯曼及其批判] 「歐斯曼」,不但是指巴黎的歐斯曼所採取的那種特殊的波拿巴主義辦法,即穿過密集的工人街區開闢一些又長、又直、又寬的街道,在街道兩旁修建豪華的大廈,[] 是指把工人街區,特別是把我國大城市中心的工人街區切開的那種已經普遍實行起來的辦法。最不成樣子的小街小巷沒有了,資產階級就因為有這種巨大成功而大肆自我吹噓,但是……這種小街小巷立刻又在別處,並且往往是就在緊鄰的地方出現(292)。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每夜用來禁錮我們的工人的這些傳染病發源地、最可恥的洞穴和地窟,並不是在被消滅,而只是在……被遷移!同一個經濟必然性在一個地方產生了它們,也會在另一個地方產生它們。 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還存在的時候,企圖單獨解決住宅問題或其他任何同工人命運有關的社會問題都是愚蠢的(294)

三、再論蒲魯東和住宅問題

雖然蒲魯東主義者在公社中有許多代表,可是根據蒲魯東的方案來清算舊社
或組織經濟力量的嘗試卻一點也不曾做過。恰恰相反,公社莫大的榮幸,就在於它的一切經濟措施的「活的靈魂」不是由什麼原則,而是由簡單的實際需要所構成。
正因為如此,所以這些措施——廢除麵包工人的夜工、禁止工廠罰款、沒收停業工廠和作坊並將其交給工人團體—— 一點不合乎蒲魯東的精神,而合乎德國科學社會主義的精神(297)。蒲魯東在判斷一切經濟關係時不是依據經濟規律,而只是依據這些經濟關係是否符合他這個永恆公平的觀念,從而掩飾自己在政治經濟學方面的愚昧無知和束手無策。每一個社會的經濟關係首先是作為利益表現出來。而在剛才引證過的蒲魯東的主要著作中,卻明明白白地寫著,「各社會中統治的、有機的、最高主權的、支配著其他一切原則的基本原則」,並不是利益,而是公平(307)

在社會發展某個很早的階段,產生了這樣的一種需要:把每天重複著的生產、分配和交換產品的行為用一個共同規則概括起來,設法使個人服從生產和交換的一般條件。這個規則首先表現為習慣,後來便成了法律。隨著法律的產生,就必然產生出以維護法律為職責的機關——公共權力,即國家。在社會進一步發展的進程中,法律便發展成或多或少廣泛的立法。這種立法愈複雜,它的表現方式也就愈益不同於社會日常經濟生活條件所藉以表現的方式。立法就顯得好像是一個獨立的因素。人們往往忘記他們的法權起源於他們的經濟生活條件(309)

消滅城鄉對立並不是空想,正如消除資本家與雇傭工人間的對立不是空想一樣。消滅這種對立日益成為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的實際要求。只有當有人企圖「從現存關係出發」,預先規定一種應該藉以來解決現存社會中所特有的某種對立的形式,那才是空想(313)

由勞動人民「實際佔有」一切勞動工具和全部工業,是同蒲魯東主義的「贖買」辦法完全相反的。 如果採用後一種辦法,單個勞動者將成為某一所住宅、某一塊農民土地、某些勞動工具的所有者;如果採用前一種辦法,則「勞動人民」將成為全部住宅、工廠和勞動工具的集體所有者(315)

[結論] (316-7)

蒲魯東的主張

恩格斯的批判

房屋、建築用地皮等等的原來費用同它的現今價值間的差額,照理應該屬於社會。 用經濟學術語來說,這種差額就是地租。

把地租轉交給國家,就等於消滅個人土地所有權。

住宅問題的解決辦法就是使每個承租人都成為自己住宅的所有者。

贖買出租住宅並把住宅所有權轉交給原來的承租人,根本不能觸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這種解決辦法應借一種規定把支付房租變為支付住宅買價的法律來實行。

在現代的大工業和城市發展情況下提議這樣做是既荒謬又反動的;恢復各個人對自己住宅的個人所有權,就是後退一步。

借一種過渡法律把資本生產率的雙角握住加以馴服,根據這種法律先把利率降低到一厘,以後還要繼續降低。

強制降低資本利息,絲毫也不會侵
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反,如高利貸法所證明的,這是既陳舊而又不能實現的辦法。房屋的租金決不會隨著資本利息的消滅而消滅。

我的確絲毫沒有想到要解決所謂住宅問題,正如我並不想從事解決那更為重要的食物問題的細節一樣。如果我能指出我們現代社會的生產足以使社會一切成員都吃得飽,而且有足夠的房屋使現在就有可能供給勞動群眾以寬敞和合乎衛生的住所,那末我就已經很滿意了。 至於憑空推想未來的社會將怎樣調整食品和住宅的分配,—— 這就是直接陷入空想。從研究以前各種生產方式的基本條件出發,我們頂多只能斷定: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傾覆,舊社會所特有的一定佔有形式就將成為不可能的了。甚至過渡的措施也是到處都必須適應當前存在的關係(319)

 

米爾柏格不去研究「一定的具體的社會關係」,卻滿足于閱讀蒲魯東的幾卷著作,這幾卷著作絲毫沒有告訴他一定的具體的社會關係,可是卻給予了他消除一切社會禍害的很確定的具體的神奇藥方(319)

無產階級的發展把這些繈褓扔在一邊,並在工人階級本身中培養出一種認識:再沒有什麼東西比這些預先虛構出來適用於一切場合的「實際解決辦法」更不切實際的了,相反地,實際的社會主義是在於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各個方面的正確認識。對具有這種認識的工人階級說來,要在每個具體場合決定應該反對哪些社會機構,以及應該怎樣進行自己的主要打擊,無論何時都是不會發生困難的(321)

工人階級是中心◎Ellen Meiksins Wood│陳宗延譯

Wood, E. M., 1992, The Working Class is Central.” Worker Liberty 16:32-3.

艾倫‧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是《新左評論》(New Left Review)編輯委員會成員(譯按:她擔任編委會成員是由19841993年),及《從階級退卻:論一種新的「真正的社會主義」》(The Retreat from Class: a new ‘true socialism’作者。

        我對於前蘇聯當前危機的第一印象,除了所有戲劇性的變化之外,是舊蘇聯(Union)結構在共和國(Republics)層面上被再生產的程度,至少就一部分的舊機構安置自身在新機構中以分一杯羹的意義上。這並非僅是維護他們自身的民族情感。最近我聽聞一位評論者將狀況形容是為財產(Property)的爭鬥,而我認為這與事實相去不遠。一些共和派領袖不過是試圖維持其侵吞的手段(levers of appropriation)。

        我們是否看到資本主義的復辟,則是另一回事。我們最終可能會發現某種類似兩個世界最糟的東西,舊機構的一部分抓住特權,以及市場紀律(market disciplines)──勞動力商品化、失業、利潤極大化的趨力──儘管或許不會太成功。

        威權體制(Authoritarian regime)當然不是不可能。事實上,這類政體或許是資本主義復辟的條件。不過,無論如何,我仍然很難相信,任何復辟資本主義剝削的嘗試不會遭遇工人的抵抗。我們不應低估植入體系中會遇到的阻礙和抵抗。在舊制度中,工人確實被國家壓迫和剝削,但是被剝削的工人和剝削的國家機器的關係,不同於資本和勞動的關係。在資本主義中,剝削的資本和被剝削的勞動的關係,以及競爭和利潤極大化的強制性,是生產過程的整體部分(integral part),恰恰在企業自身內部。例如,它們透過通常是管理者與工人相互衝突的關係而運行。在舊蘇聯政體,剝削的國家及其強制紀律位於企業外部,也不存在像是資本主義中的那種體系性的紀律,直接在企業內部生產過程中運行。事實上,工人和管理者傾向於擁有實質的共同利益。因此在企業和國家機器中有一定的距離,而當舊強制結構解體,它們留下的真空,是私人資本不易填補的。

        讓我闡明我所指為何。我最近讀到波蘭政府暫時決定對私有化踩煞車。他們現在認為他們應該將注意力轉移到產業政策,並且改善國家產業。而他們認為他們該做的第一件事是改革法律框架,使得管理者表現得像是所有者。他們說,在舊體系中,沒有人表現得像是所有者──他們指的是,在國營企業中沒有人被迫要回應競爭的「經濟」紀律,等等。

        我稍早之前讀到一個更有趣的例子。在前蘇聯,缺乏中央機關的直接指令底下,企業管理者經常發現自己依據他們工人的需求而指揮操作。這違反了市場體系的所有準則!但是一旦中央機構弱化,而且沒有私人資本,管理者還有甚麼其他壓力需要回應?更具體地說,沒有真正的市場紀律(其終極武器是解雇工人的權力),這些管理者還有甚麼規訓權力(disciplinary power)?在這有限但絕非無足輕重的意義上,舊制度,或其解體,將企業留在工人手中,至少要將資本置入在工人與他們所控制的企業之間並非如許多人所想像的那麼容易。

        我不確定對共產主義國家的階級性質的持續辯論可以得出多大價值。儘管,對我來說很清楚的是,「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不是一個精確或有用的描述。當前的情況應該很清楚表明了這個表述距離實際有多遠,正如所有熱切的市場商人(marketeers)所發現的。首先,資本主義根植於競爭和利潤極大化的強制性,以及通過這些強制的中介對工人的剝削。我無法想像對資本主義的任何實用定義不包括這些體系邏輯。蘇維埃式的國家確實剝削了工人,而且也存在一種積累驅動的(accumulation-driven)過程,但資本主義的本質性強制則並未運作。當中央國家解體時,它留下的是一種不同於你會在資本主義體系中找到的工人階級,以及一種不同的意識型態殘餘,包括讓市場改革者如此不快的平等主義衝動(egalitarian impulses)。

        斯大林主義永遠離去了嗎?我不相信它可能復辟任何類似的原初形式──儘管這並未排除其他類型的威權政體。事實上,比起斯大林主義,看到沙皇制(Tsarism)復辟我還比較不驚訝!或者,試想看看,或許我們現在將真正見識到一種國家資本主義。

        斯大林主義是俄國革命的延續嗎?首先該說的是,斯大林主義是對蘇維埃等等代表真正民主驅動的革命的逆轉。而我確實不認為斯大林主義的極端形式是不可避免的。同時,也必須要說,在生產力相對未開發的國家引進社會主義,以及使用社會主義政黨作為發展的工具,絕對不是毫無疑問的。快速工業化總是隱瞞著工人進行的,而這意味著宣稱代表工人的黨以及工人自身的關係必然會是充滿問題的。不過這也意味著,將蘇聯的失敗視為「社會主義本身,尤其是民主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的證據,是荒謬的。

        要修復斯大林主義對社會主義造成的傷害需要花一段時間。不過從現在起,事情只會越趨好轉。我們已卸除那重擔(albatross),而現在我們將會把焦點放在資本主義上,沒有冷戰轉移注意力了。資本主義的問題仍然存在,滿滿一籮筐(in spadefuls),而我認為民主社會主義仍然是唯一的替代方案。

        我當然贊成重新奪取對民主的語言。我們不應將民主拱手讓給另一陣營。但我們也不應將我們的民主理念侷限於其在資本主義下的傳統意義。我恐怕這是正發生在一部分左派身上的事。例如,在英國,有一些人全神貫注於憲政和選舉改革。顯然我不是反對民主化英國國家制度的改革。但是這場運動採取的形式在我看來像是純粹的逃避主義(escapism)。這就好像在你周遭的房子就要燒燬,還執迷於地毯上的一塊汙點。

        民主的理念應該是我們對資本主義最強力的挑戰,而非將我們納入於它。我們必須弄清楚,真正民主的國家和公民社會,在資本主義下是決不可能的。當然,擺脫君主制和上議院是一項進展。但那不會讓我們距離移除民主的真正阻礙,即資本主義自身,更近一點。對我而言,「直接生產者的自由聯合」是社會主義的精髓,也會是民主的基礎。我知道這是一個很不流行的想法,但我仍然堅定致力於此既因為它在我看來是唯一真正民主的社會組織,也因為它是一種有別於驅動機制為國家強制或利潤極大化強制的,既不理性也不平等的經濟體的唯一替代方案。事實上,或許我們該從共產主義崩潰學到的首要教訓是,儘管資本主義已對自己證明了它能夠在沒有民主下運作,但社會主義則不能。社會主義,按其定義,是從工場到國家各層級皆民主的社會組織。

        為何我要堅持階級政治的重要性?當然,我們無法保證工人階級會帶來社會主義。我的論點不過是,如果社會主義要發生,它必須由工人階級自身的行動,按照這種方式發生。

        若我們設想社會主義,就其根本基礎而言,是一種基於自由聯合的直接生產者的物質生活組織,那麼理解社會主義計畫便成為其他所有事情的條件,包括,例如,我們對憲政改革的概念。

        我認為,當前關於英國政治改革的一些想法,打算將左派政黨從勞工運動分離開來,而非重塑既存的勞工運動。這在我看來是個巨大的錯誤。我必須質疑,在尋求替代的政治代理者的同時,人們是否還有興趣尋求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我無法不去想像,藉由將自身與工人階級分離開來,他們也將自身與以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計畫,以及確實與真正徹底的民主,也分離開來了。

「不走回頭路」:埃及的繼續革命(10)◎Philip Marfleet│陳宗延譯

後記Postscript

    201211月底,革命進入更進一步的關鍵階段。事件被以色列對迦薩的攻擊觸發,在此期間穆爾西總統在以色列和哈瑪斯政府之間介入斡旋。因協商停火而被國際──特別在美國──頌揚,在埃及穆爾西被批評未能支持巴勒斯坦人,特別是拒絕開啟埃及和迦薩的邊界。兄弟會中最資深的人物,巴代,譴責談判的結果,並呼籲穆斯林發動聖戰以解放巴勒斯坦。他說,「敵人除了武力的語言其餘一概不知」,「留心他們用以描述和平協議(peace accords)的大騙局(grand deception)遊戲」[1]。這顯然的對穆爾西的斥責,反應了伊斯蘭主義運動內,對於巴勒斯坦──以及對於總統內政政策的普遍不安──增加的緊張。

 

    在確立他自身權威和鞏固越來越不穩定的組織的嘗試中,穆爾西提高賭注(raised the stakes),發佈聲明說,總統決策不能被任何司法權威推翻,且埃及的制憲大會(Constituent Assembly)和諮議會(Shura Council)(國會上議院)也免受司法體系的解散(dissolution)──被形容為一次政變和一種供給總統「法老的(pharaonic)」權力之企圖的行動。全國的抗議攻擊穆爾西和兄弟會。基進活躍份子再次引入20111月和2月那「18天」的標語:「人民要求政權倒台」和「走開」,以及「[]第二次革命」[2]。當穆爾西宣布一場關於一項偏袒伊斯蘭主義者的新憲的、突然的公投(referendum)時,約75萬人遊行到開羅附近的總統府,而在多數城市都有抗議,包括關鍵工業中心大邁哈萊。在危急關頭,兄弟會以它的權威用公車載運(bussed)遍佈上埃及的支持者到一場在開羅的集會,然後派遣它的成員攻擊反穆爾西的示威者。

 

    大多數活躍份子現在都視穆爾西和兄弟會為確保基本需求和政治自由的阻礙。關鍵目標是穆爾西的憲法。革命社會主義者形容它為一份冒犯人民群眾的檔案──一份「並未敘明社會與經濟權利,為新聞記者的拘留(detention)辯護,重啟對平民軍事審判的大門,保護軍方機構的利益,且致力邊緣化埃及的受壓迫婦女和基督徒」[3][的檔案]。各式各樣的政治流派都被抗議吸引,包
渣渣。民族主義的卡拉馬黨的薩巴依,以及自由派的憲政黨(
Destour Party)的埃爾‧巴拉迪(Mohamed El Baradei),歡迎穆巴拉克時代的外相(foreign minister)穆薩(Amr Moussa)加入一個救國陣線(National Salvation Front)。左派主張,抗議不應擁抱舊秩序的支持者。在解放廣場,旗幟寫道:「沒有渣渣容身之處」和「驅逐渣渣」[4]

 

    兄弟會看似無法處理這些現實:阿爾─沙特堅持:「我們是人民,我們是多數」[5]。然而,在反穆爾西抗議的全國性質,與兄弟會組織的以開羅為中心的集會之間,存在著反差。穆爾西最行動主義的盟友現在大概是薩拉菲派和聖戰潮流;許多其他較自由派的支持者,在穆巴拉克時代被吸引到組織的,已經早先脫黨(defections)離開了,或者隨革命運動吸引他們到對他們蘊含的利益更清晰的認識而落到另一邊去了。

 

    2012128日,穆爾西取消了他的憲法聲明。他說,爭議的公投會繼續進行,在情況──當本刊付印時──還尚未明朗之下。他也聲明一系列補貼削減和增稅,以順應國際貨幣基金的要求:然而,24小時之內,這些在自由與正義黨關鍵人物的壓力下被取消[6]。「牢不可破的」穆斯林兄弟會無法執行自己的意志,而現在奮力要表現出協調的政策。大眾運動堂堂進入革命的第三年。


[1] 美聯社, 2012.

[2] MENA-Egypt Independent, 2012.

[3] 革命社會主義者, 2012.

[4] 埃及每日新聞(Daily News Egypt, 2012a.

[5] 埃及每日新聞(Daily News Egypt, 2012a.

[6] 金字塔線上, 201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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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略,請見原文) 

 

 

「不走回頭路」:埃及的繼續革命(9)◎Philip Marfleet│陳宗延譯

革命的繼續Revolution continues

    在選舉之後,穆爾西做了一個令人驚訝的行動,說服最高軍事委員會捨棄它的領導人譚他威元帥(Field Marshal Tantawi)和他在軍事領導權中的親密盟友,以及從限制文人政府權力的作為中收手。這受到人民熱情歡迎,包括那些早先攻擊穆爾西為將軍們手中人質(pawn)的人。這證明了,恰如兄弟會不是一個均質的集團,軍事菁英也是分化的,而且包括了一些存在著穆爾西的取徑之可能性的派別。看起來總統很可能誘導資深軍官讓出更多政治空間給平民政府,作為支持軍事特權,以及──更重要的──不干涉軍隊的龐大商業投機的保證[1]。埃爾-古巴什(El-Ghobashy)評論,有了這個行動,兄弟會終於被權力走廊(corridors of power)承認為「埃及的兩大寡頭(oligarchies),文人與政府」[2]之間的雙重條約(dual pact)的成員。

 

這是軍隊(armed forces)的一次後撤,它認可了革命繼續的能量:然而,它也包含了一項警告。穆斯林兄弟會和軍隊看起來已經對革命三年(Year Three of the revolution)的議程達成暫時協議(provisional agreement):共同努力對追求修正的資本主義議程和對抗由下而上運動的壓力,以拯救埃及資本主義。在201210月,穆爾西和兄弟會轉向了工人運動。他們攻擊罷工的開羅公車司機犯下「一種叛國行為(act of treason)」:他們說,罷工是「非法的」且「犯罪的」[3]。官員預備了新勞工法以禁止集體行動,無疑地是預期到對穆爾西與國際貨幣基金交易以及對肯定會影響上千萬人民的撙節措施的強烈反應。兄弟會和最高軍事委員會很小心翼翼:意識到群眾運動的力量,以及直接干涉反對它的成本,他們尋求孤立和弱化工人戰鬥精神的方式。確定的是,國家形式的埃及資本(Egyptian capital in the form of the state)終將與群眾運動產生衝突。這將牽涉到軍事菁英和私人資本。這兩者密切關連──儘管20111月以來的活動證明彼此是內在地分化的,且競逐的利益可能對由下而上的壓力反應不同。國家有其弱點,顯現在迄今對軍事指揮冒著一支不情願被徵召去攻擊群眾運動的軍隊(a conscript army)的風險。同時,運動單靠街頭行動、或主要通過選舉活動或社區運動,將不會朝基進社會變革向前進展。或遲或晚,工場的政治意志將會被考驗以證實埃及的工人發展出表達自為階級的利益(interests of a class for itself)的組織形式

 

    對革命活躍份子而言,現在手上有緊迫的任務:鞏固工人的組織及概括(generalise)他們的鬥爭;發展工場戰鬥者和新左派的有機連結;以及挑戰抑制了工人運動的改良主義流派──宗教與世俗皆然。這需要與那些受到改良主義影響者更密集地交手:在行動上更團結,以及更多散佈關於由下而上民主、工人權力(workers’ power)與自我解放計劃(project of self-emancipation)的理念的論述[4]

 

    埃爾-侯代貝(Ibrahim El-Houdaiby)是穆斯林兄弟會的一位前成員──一位伊斯蘭主義者同時也是一位革命活躍份子。他寫道,「埃及國」,「完全偏袒商人(詩人)和資深官僚的利益,以工人階級作為代價……抗議者的要求是基於觸及他們每日生活的、真實的社會怨恨(social grievances)……」他主張,需要的是加諸大多數人的意志的「一次真正的革命」[5]。持久的集體行動改變了上百萬人民的意識如侯代貝,他重估了幾個世代以來支配埃及政治的傳統。緊要關頭的關鍵議題是新戰鬥者的政治軌跡,以及他們能對更廣泛運動造成的影響。


[1] 論埃及的軍事經濟,見Marshall and Stacher, 2012; Marfleet, 2012b.

[2] 埃爾-古巴什, 2012.

[3] 金字塔線上, 2012f.

[4] 201211月的工人運動中有更有效的協調的徵兆,當開羅捷運(Cairo Metro)工人在罷工以要求被控貪腐的資深管理人員辭職後很快贏得勝利時。政府在鐵路和公車駕駛威脅要與捷運工會團結罷工後讓步。見金字塔線上2012f.

[5] 埃爾-侯代貝,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