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與革命民主(4)◎Paul Le Blanc│張兄譯、陳宗延校訂

倖存的殘餘

當然在蘇共黨員中還有一部分人,他們儘管生活在斯大林主義的氛圍中,但他們並沒有完全墮落,也沒有完全放棄他們之前的理想和列寧主義傾向。(其中一部分這群人的命運已經被一些對蘇聯存異議或者反蘇聯的學者反映出來,如麥德維傑夫(Roy Medvedev)和羅高文(Vadim Rogovin),美國歷史學家Wendy Z. Goldman也有重要論述。)這種情況也存在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雖然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革命組織觀念日益變得名聲不佳和被貶低,但在整個1920年代還是有些人,包括一些國際共產黨的領導人仍然繼續保持著他們最初的觀念,比如印度的羅易(M. N. Roy),美國的坎農(James P. Cannon),中國的陳獨秀,義大利的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和匈牙利的盧卡奇(Georg Luka´cs)他們在短時期內還繼續擔任著重要的職務。葛蘭西和盧卡奇的理論著作雖然在知識份子和文化領域頗有影響,但如果缺少了對列寧主義的必要論述,它們什麼也不是。

在那些深受列寧主義影響並與斯大林版本的馬克思主義不相容的人中,一部分人回歸了第二國際的左翼社會民主陣營,一小部分跟隨托洛茨基組成了第四國際(他們希望成為托洛茨基所稱的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一些人摘下了革命的面具,而另一些人則或多或少地遠離了政治激進主義繼續從事馬克思主義研究。其中一些歐洲人近來被貼上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標籤,他們經常從事哲學、社會學和歷史學的研究並關注許多必須面對的文化與意識問題。在20世紀末,很多知識份子和學者都傾向於把西方馬克思主義與斯大林、甚至列寧對立起來(他們認為列寧應為斯大林負責)。但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兩大奠基人盧卡奇與葛蘭西都是久經考驗而無悔的列寧主義者,他們是在擔任本國共產黨領導職務期間寫下的最有影響力的著作。這些作品內容包括堅持使用列寧的革命政治思想進行建黨和革命戰略的任務。

儘管有大量關於共產主義崩潰的喧囂,但即使今天──照目前世界的走向看──如此重要的布爾什維克與列寧傳統仍將繼續吸引著今天和未來的革命積極分子,並被他們繼續發展。特別倘若積極分子能夠將其應用到實際的抵抗運動和政治行動中去,那麼學術討論很有可能會圍繞著列寧與革命民主的議題。

 

列寧與革命民主(3)◎Paul Le Blanc│張兄譯、陳宗延校訂

斯大林主義的根源

但是列寧領導下的布爾什維克經驗中確實有一些因素可以說是包含了後來的斯林林主義的一些種子。

列寧的馬克思主義(尤其在1915-1917年間)的優秀品質,是革命戰略與革命目標的結合,它隨時都充滿著工人階級高昂而毫不妥協的戰鬥意志、造反精神和激進民主。這是一部難得的融敘述與分析於一爐的偉大交響曲,是革命馬克思主義傳統最優秀的代表們所生產。這是列寧主義的勝利,並在布爾什維克革命中達到高潮。

列寧的悲劇在於他的這些優秀品質在1918年的實踐中被壓制了,不僅僅是由於殘酷的暴力,更主要是當抽象的願景被帶到具體的現實層次時,“工人民主”的簡單解方變得問題重重了。工廠及其附近地區的工人委員會和理事會沒有足夠的資訊和知識來做出符合實際的決定,也沒有足夠的技術和實行經驗去執行各項決議,包括管理國民經濟、在全國建立足夠的社會服務設施、闡述連貫的外交政策、或者管理工廠。在一戰對俄國嚴重破壞的脈絡、各種殘酷的外國軍隊對革命的干涉、經濟封鎖、和內戰的恐怖之下,更是如此。

在此脈絡下,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給定傳播謠言、提出超革命但不可行的方案、甚至煽動反革命的機會)是不可容忍的。這意味著對孟什維克、無政府主義者、左派社會革命黨(Left 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右派社會革命黨(Right 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自由派、牧師等等的壓迫。只有共產黨的專政可以被接受。列寧一直到1919年都如此堅持。

雖然這些情況反映了當時局勢的嚴峻性,但也導致了可怕的矛盾——不可避免的權力濫用、犯罪和腐敗。布爾什維克以前的盟友——偉大的左翼社會主義革命黨的領導人斯皮里多諾娃(Maria Spiridonova),在布爾什維克的監獄裡寫了一封公開信揭露這場道德的災難。你們黨有著偉大的任務並且已經開局良好,我們曾經並肩戰鬥的十月革命必定會成功的,因為革命的基礎和口號都紮根於歷史的現實,並且有全體工人群眾的堅定支持。但是到了191811月情況就變了:

打著無產階級的旗號,你們毀滅了這場革命取得的所有道義上的成就。讓人呼天搶地的事情都被各省的契卡(Chekas)、全俄國的契卡做絕了,他們對人類的精神與肉體殘忍地蔑視,嚴刑拷打、背信棄義和謀殺,無窮盡地謀殺,不加審訊地殺害,除了發表譴責以外,他們拿不出任何犯罪證據。

即使是那些捍衛布爾什維克事業的黨人也承認這些情況存在。比如威廉姆斯在其1921年的著作《貫穿俄國革命》(Through the Russian Revolution)裡寫道:

 “敵人們控訴著鎮壓、專政、暴力他們已經剝奪了人們言論、出版與集會的自由,他們高強度地進行軍事徵用和強迫勞動,他們沒有能力進行政府管理和工廠經營,他們已經讓蘇維埃屈服於共產黨,他們已經降低了共產主義的理想目標,改變和調整了自己的黨綱並向資產階級妥協了’”

這些控訴有些是被誇大了,有些是可以解釋清楚的,但這所有的情況並不是都能被解釋過去的。蘇維埃的朋友們也為此扼腕歎息,他們的敵人則號召全世界恐懼和反對他們……

儘管國外勢力與日俱增地把他們當作人類文明的新敵人,但布爾什維克自己卻驕傲地認為自己是在把俄國從文明的崩潰中拯救出來。

維克多·謝爾蓋(Victor Serge)後來回憶道:“‘極權主義作為一個詞在當時是不存在的,但作為一種現實它卻開始強加於我們,儘管我們當時沒有意識到……看看壟斷的政治權力、契卡和紅軍,我們之前關於公社政權的夢想只能歸於一個理論神話。戰爭、應對反革命的國內政策和饑荒(這導致產生了官僚化的食物配給制)已經消滅了蘇維埃的民主。它什麼時候才能以什麼方式復活呢?黨活在這樣一種認識中:即使是對黨權威最輕微的放鬆,都會造成反動的時候到來。

 

列寧主義與斯大林主義

不過列寧過去一直認為,黨作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決不能與整個階級混淆。正因為如此,黨要與工人階級整體上保持各式各樣、豐富而有成效的相互聯繫,必須在組織上充分實行民主原則才能做好這一點。這就是說黨組織應該根據民主集中制原則發揮作用。黨的團結性與凝聚力必須體現於黨要能夠保證所有少數派的權利,尊重所有忠實的反對意見……每一個[地方]黨組織的自主性……承認黨的所有職能部門都應該由選舉產生並服從罷免,並且針對黨內問題必須允許寬鬆而自由的討論,黨內生活要允許有自由的同志式的批評和評判。這將有助於無產階級先鋒隊和最廣大的勞工群眾密切聯繫和一定程度地融合。(列寧在1920年解釋)雖然只有通過長期的努力和來之不易的經驗才能產生正確的革命理論……但這並不是一個教條,並不意味著我們只要緊密聯繫真實的群眾實踐活動和真實的革命運動,我們就能假定出其最終的模式。

1923年托洛茨基提出了對布爾什維克身份的理解,他的觀點與威廉姆斯的觀察、1921年共產國際決議(Comintern resolution)以及列寧的論述相一致。不過,他是將其用作反對黨內正佔據主導的官僚保守傾向的論述。

一個布爾什維克不能只是一個遵守紀律的人;他應該在任何時候、任何問題上都要形成自己堅定的判斷並勇敢地、獨立地捍衛自己的觀點,這種立場不僅適用於自己的敵人,也要在黨內堅持。可能今天他在黨內是少數派,他會屈服,因為他是黨的一分子。但這並不表示他的觀點就是錯誤的。

如果經長期的堅持,證明他是正確的,就說明他向黨盡了一份責任。黨需要的不是阿諛奉承的執行者,而是一群堅定、熱烈充滿個人責任感的人。他強調:需要的是批判精神,實踐檢驗精神,思想獨立,性格獨立,責任感和對自己、對工作都堅持追求真理的精神。

列寧和托洛茨基的觀點也和謝爾蓋(Victor Serge)對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具有啟發性的描述相一致,他明確地認為:黨就是工人階級的中樞神經系統,是它的大腦。當然這個神經系統要通過全身和大腦來回傳遞資訊。謝爾蓋說,革命黨的黨員應該通過科學的歷史分析去揭示當前所面臨問題的發展趨勢和各種可能。不僅如此,正如神經系統通過全身傳遞感覺和資訊一樣,黨員還要與中樞系統保持互動。為了無產階級的利益,他們要根據歷史的需要去開展可能和必要的行動,而不是憑當時自己的願望。換句話說,他們要瞭解現實情況,把握可能性,確保自己的行動兼顧了現實與可能性。衡量行動的標準就是無產階級的最高利益。謝爾蓋這樣總結道:

十月革命向我們呈現了一個近乎完美的無產階級政黨範本。他們雖然人數不多,但其骨幹成員都與群眾打成一片。長時間的考驗——1905年革命,被判非法,流放,監禁,不斷的意識形態鬥爭——已經為其造就出優秀的黨員和真正的領導群體,而且他們的思想觀念在集體行動中趨同。個人的主動性和強烈個性的派頭,在情報集中制、自律性和對公認導師的尊重中被平衡得恰到好處。撇開其組織效率不談,這個黨沒有一丁點官僚化的畸形。我們看不到對任何管理規範的拜物傾向;它沒有承襲任何頹廢甚至令人存疑的傳統;它的主要傳統就是反對機會主義──這是一個革命精神深入骨髓的政黨。

謝爾蓋上面的論述與威廉姆斯、里德、克魯普斯卡婭以及列寧與托洛茨基的文章都是一致的。他們與蓋迪(J. Arch Getty)的意識形態描述完全不同,蓋迪提出所謂的布爾什維克1930年代自我毀滅了。但蓋迪也承認:布爾什維克黨是俄國知識份子與工人階級追求理想主義、平等主義和社會進步的產物。但到了1930年代,大部分人最初的理想主義已經失去或者變異了,因為革命者變成了國家官員。

蓋迪的話也暗示說並不是所有的布爾什維克都腐化變質了,當然確實有一些人沒變質。1932年流亡中的托洛茨基寫道:在一個被資本主義包圍的落後國家,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上,由群眾推舉出來的工人階級上層第一次組建了一套強有力的官僚機器,它為群眾制定法律,配置其可支配的巨額資源,它被一種內部的相互責任聯繫在一起,然後將其利益、方法和規約強行變成工人政府的各項政策。

托洛茨基無情地描繪了一個沒有了工人階級的政府職員形象:他大吃大喝把自己養成大腹便便的樣子,用響亮的聲音發號施令,專門提拔下屬中那些忠於自己的人,而他自己則又不斷向其上級表示忠誠,他禁止別人的批評,並把這當做核心原則。

同一時期蘇共一位持不同政見者哈伊爾里奧廷(Mikhail Riutin)也稱:斯大林正在消滅列寧主義,他打著無產階級革命的旗號消滅無產階級革命,打著社會主義建設的旗號消滅社會主義建設。里奧廷曾與布哈林共過事,並曾擔任過莫斯科地區的共產黨領導人,由於反對強制推行土地集體化在1930年被流放,他寫道:

對於黨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破壞,即使是黨和無產階級專政最可怕的敵人,最恐怖的反革命者和破壞分子,也比不上斯大林的所作所為……列寧同志的主要戰友都被調離了領導崗位,他們中一部分人被投入監牢和流放,一部分人投降放棄了抗爭,還有一部分人意志消沉苟延存活,剩餘的人則徹底墮落,轉而成為獨裁者忠實的幫兇。

列寧自己也曾認識到,政權的窘境就是發現社會主義民主逐漸變成了官僚獨裁,這種情況只能通過革命才能解決,把更多的先進工業國家帶入社會主義軌道,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與文化發展提供雄厚的物質基礎。摩西·萊文(Moshe Lewin)認為“1924年標誌著布爾什維主義的終結。,他還說:

 “幾年來一群老布爾什維克們一幫接著一幫地嘗試著一種又一種方式,試圖矯正局勢的發展進程。但由於他們的政治傳統和組織形式紮根於俄國與歐洲社會民主黨的歷史中,他們很快就被大量湧進來的新成員和和新組織結構所取代,這導致局勢進入一個完全不同的發展模式。黨轉變成為一個工具──職業化、紀律化、等級化以及所有政治權利的廢除──的進程,對於1924-28年的黨內反對派而言是個絕對的恥辱,

但是這些憤慨的黨內反對派還是被哈伊爾里奧廷恰當地形容的占統治地位的社會階層野蠻驅逐和鎮壓。這個社會階層儘管聲稱代表了人民並使用馬克思、列寧的語言,但實際上卻完全脫離人民並與之敵對

列寧與革命民主(2)◎Paul Le Blanc│張兄譯、陳宗延校訂

布爾什維克的神秘性

列寧、布爾什維克黨、廣泛的俄國工人階級運動和起義的工農群眾之間的相互作用使得對俄國革命的嚴肅研究變得更加富有生氣。當我們關注這些研究時不可避免會遇到一個問題,可稱之為布爾什維克黨的神秘性。一位列寧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孟什維克對手蘇漢諾夫(N. N. Sukhanov(他讚揚列寧為革命馬克思主義理念的先驅蘇維埃無產階級左翼最有權威的領導人在評論他所謂‘布爾什維克的生活方式和布爾什維克黨工作的特定方式’時,毫不留情地用這些詞彙形容:

 “非常明顯,布爾什維克的所有工作都在一個由外在的精神中心(可能是列寧的思想)鑄就的鋼鐵架構中運作。沒有了它,黨工作者們就會感到非常的無助;同時黨員們也對它引以為豪,黨員中最傑出者覺得自己之於它就是最忠實的僕人,就像騎士之於聖杯那樣。

一個對此現實較不具知識性而較有同情心的觀點,來自約翰·里德的美國左翼記者朋友威廉姆斯(Albert Rhys Williams)的報導。里德和威廉姆斯,以及布萊恩特(Louise Bryant 貝蒂(Bessie Beatty),發現自己與一小撮回歸的俄裔美國革命者在布爾什維克奪權以前同遊俄國。里德這樣描述這些同伴,他們愛好自由、充滿活力、意志堅定,但“絕不愚蠢和弱智。周遊世界的經歷已經把他們錘煉得非常出色。他們也不是英雄崇拜者。布爾什維克運動雖然很粗獷和熱烈,但也是很科學和現實的,是與英雄崇拜無關的。”儘管
此,如威廉姆斯強調的,革命群眾對列寧的態度是:
大體上人們信任列寧能夠運用其敏銳而淵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知識來檢驗他對人民群眾的認知,信任他能夠運用自己的戰術天賦去把握人民群眾進行奪權的時機,並帶領他們前進。更有甚者,他還談到其他特質,革命群眾深信工人階級的歷史角色,深信他們堅實的推理、他們的同情心……[以及]可能是最重要的成份——自律,以及他們不懈的樂觀主義,大無畏的精神。威廉姆斯總結說:只有同時具備這兩方面的因素,他們才能戰勝即將到來的考驗。

1919年布爾什維克黨的名字從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變為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從一個追求革命推翻國家的政黨到一個掌權的政黨的轉變終將讓位給致命的轉型(如我們隨後將探討的),但這個早期共產主義運動一直將布爾什維克傳統精神延續到1920年代。關於這個黨,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Eugene Preobrazhensky)在其著作《共產主義ABC》裡這樣說:密切聯繫工人和窮苦農民中的優秀分子,並補充:代表其階級利益的政黨所努力追求的所有利益,就構成了這個黨的綱領。以及從我們的成功與失敗,從我們的錯誤與疏忽中,不僅我們,而且所有國際上的無產階級將會汲取經驗教訓。

季諾維也夫(Gregory Zinoviev)在其1923年出版的《布爾什維克黨史》一書中對職業革命者(其通常被使用的同義詞是幹部”(cadre))一詞作了大量論述。季諾維也夫寫道:“‘職業革命者一詞在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的辯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列寧的主張是:反對我們的……是沙皇專制的強大力量,在其執政300年間創造出來的整套機器;反對我們的是舊俄國的所有技術手段,它的學校和媒體;而我們的工人運動又完全不成熟。如果我們想要把工人群眾組織起來,把分散的點點火花彙聚成熊熊烈火,我們就需要一件特殊的、幾乎是奇跡般的工具才能實現這一理想。為此我們也必須要把那些真正願意獻身工人階級事業的人融合到一個職業革命者的組織裡。

列寧在其1900年的文章《我們運動的迫切任務》中,使用當時國際社會主義運動流行的經典馬克思主義語言,認為俄國工人階級必須完成其偉大的歷史使命,把自己和所有俄國人民從政治與經濟的奴役狀態中解放出來。他堅持認為,如果工人階級不能培養出它的政治領導人,能夠組織和領導它的優秀代表,其歷史使命將不會實現。他還說:俄國工人階級的現狀已經表明它能夠孕育出這樣的男人與女人。他總結道:

我們必須訓練那些願意全身心而不只是在業餘時間獻身革命的人,我們必須建立一個足夠大的組織,能夠對我們複雜的工作進行嚴格的分工……社會民主黨並未束縛住它的手腳,也未限定它的活動於特定的計畫或政治鬥爭方式。只要力量服膺於黨的處置並有利於最佳結果的達成,它認可所有的鬥爭方式。……在我們面前,敵人星羅棋佈的碉堡正向我們最優秀的戰士射出雨點般的子彈,我們必須攻克這些碉堡,我們也必將成功,只要我們能夠把所有的俄國革命者整合到一個政黨中來,這個政黨就能吸引俄國所有重要而誠實的人。

Lars Lih對早期布爾什維主義的研究《重新發現列寧》(Lenin Rediscovered)中,他向我們展示:列寧的模型是德國社會民主黨,這樣既照顧了俄國的國情,又絕對堅持了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所認為的)德國同志們的革命立場。然而實際上列寧不知不覺已經超越了德國社會民主黨元老奧古斯特·倍倍爾(August Bebel)和馬克思主義教皇卡爾·考茨基(Karl Kautsky),建立了一個更加徹底和一貫忠實於馬克思主義的政黨。倍倍爾與考茨基政治人生中對強大反革命勢力妥協的經歷嚴重削弱了德國社會民主黨(以及第二國際)的革命意志,這一點列寧到1914年才清楚認識到。

從某種程度上講,馬科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約翰·里德與威廉姆斯的好友)在1926年的觀察更為真實,他對列寧政黨的描述更為增強了我所說的布爾什維克的神秘性:

 “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組織,它包含有政黨、行業協會、神聖秩序、軍隊和科技協會的重要特徵而絕不是其中任何一個組織。令人奇怪的是這個組織並不看重其成員間的宗派心理,而是看重他們與(馬克思定義的)社會主導階級力量之間的關係。這種關係由列寧來決定,並且由他進行調整。這種微妙關係是馬克思做夢都不會想到的。

伊斯特曼把列寧描寫成了一個英雄的個體,而忽略了布爾什維克黨這個重要因素,這一點被印度的馬克思主義學者與革命女性主義者Soma Marik捕捉到了,她告訴我們:創立於19172月的布爾什維克黨並不是列寧一個人的功勞。儘管他是首要的理論家,但從事實踐的工人們與理論家們之間的分歧一直遲滯著黨的創建步伐,黨的組織結構也不斷被修改。她還說:許多的看法和組織理念都被時局和階級的壓力修正和推翻了。

 

布爾什維克主義及其敵人

伊斯特曼還用了一個有點問題的標籤稱呼列寧——“革命的工程師engineer of revolution)。由此我們可以對布爾什維克黨或共產黨作一簡短的概念描述了,它就是一個聚合在一起的革命機器,原料就是人性(humanity),它被革命機器用來進行社會構建。而這與1930年代所發生的事相關:血腥的土地集體化,大規模剝削的超級工業化,諸種文化領域建立起嚴密的威權控制,剔除了言論自由和民主而被重新定義的社會主義內涵,對官僚獨裁的歌頌,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日益嚴重的殘暴鎮壓,強制勞動集中營的爆炸性擴張與野蠻化,以羅織罪名、屈打成招和公審惡名昭彰的大清洗導致了無數的屠殺。

  由於所有這些事情都是在共產主義旗號下實現的,都是在蘇聯共產黨的領導下執行的,所以蓋迪(J. Arch Getty 和瑙莫夫(Oleg V. Naumov)將其重要的研究成果命名為《到恐怖之路:斯大林和布爾什維克的自我毀滅(1932-1939)》(The Road to Terror: Stalin and the Self-Destruction of the Bolsheviks, 1932_1939。關於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蓋迪認為蘇聯共產黨繼續沿用了列寧主義的政策,他們在全世界進行構建,認為人類的未來必須依靠社會主義。反過來社會主義運動只有依賴蘇聯的革命經驗才能生存,要與布爾什維克政權緊密聯合,接受其嚴格領導並去控制任何一個敵視蘇聯的社會團體。蓋迪也承認在1930年代初蘇聯社會出現了一些新情況。斯大林主義者所稱的新局勢就是在斯大林的領導下推行集體化和工業化政策導致1929-1932年出現了嚴重的饑荒、鎮壓和社會動亂。

威廉姆斯在後來也指出,1939年出版的《蘇聯共產黨黨史》將這些政策貼上革命的標籤,還告訴讀者這場革命的最大特點就是由上而下,由國家倡議。威廉姆斯說這嚴重違背了列寧在1918年最艱難時期經常呼籲自下而上的教導。最近Robert  C. Tucker評論道:這說明當時黨內並沒有或者是沒有完全明白列寧的意思因此黨對構建社會主義之理念的集體意志將是進化的過程。確實,把社會主義建設當作是自上而下的革命,從而壓制大多數革命群眾的利益,尤其處在恐怖集體化運動中的農民,這樣的理念從未出現在他心中。這個惡名遠揚的自上而下革命的論斷源自於斯大林主義的另外一個認識——“一國建成社會主義,這完全違背了馬克思、列寧、1924年前的布爾什維克黨和共產國際前四次代表大會一貫堅持的國際主義立場。

事實上自上而下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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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動力和影響與1921年共產國際三大通過的政黨組織原則相悖。堅持共產黨組織的民主集中制應該是一種真正的綜合,集中制和無產階級民主的混合體,大會決議明確地反對把黨分割成主動的執行者與被動的大眾兩個部分,反對形式或機械的集權化,因為那將意味權力集中於黨內官僚之手,讓它可以支配黨內其他成員或黨外革命無產階級群眾。

 

列寧與革命民主(1)◎Paul Le Blanc│張兄譯、陳宗延校訂

列寧與革命民主[]

 

保羅·布蘭克(Paul Le Blanc

 

張兄 譯

陳宗延 校訂

 

   所謂布爾什維克傳統最明顯的支柱是列寧。人們對這一詞彙的含義有著為數可觀的混淆,經常把它同殘酷的官僚現象聯繫在一起,但實際上恰恰是後者曲解了它的含義(比如蓋迪(J. Arch Getty)就把斯大林在1930年代的大清洗描述為布爾什維克的自我毀滅the self-destruction of the Bolsheviks)。相反地,列寧和他所代表的布爾什維克傳統,與卡爾·馬克思革命的、反教條的、深刻的民主觀點密不可分。儘管斯大林主義根植於1918-1924年間困難時期列寧主義和布爾什維主義出現的問題與矛盾,但它表現著一種質的差異。事實上,布爾什維主義作為一個傳統,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其1920年代的奠基人物,盧卡奇(Luka´cs)和葛蘭西(Gramsci),所代表者──以及托洛茨基所影響的潮流中最優秀、最積極的元素而言,是不可或缺的。當前左翼激進主義的復興,很可能會促使列寧與革命民主議題的學術論辯復興。

關鍵字:革命  民主  社會主義  共產主義   列寧主義  布爾什維主義

 

 

在一本列寧著作新選集的導言裡,我主張:列寧具有深刻而激進的民主觀點,以及未來的希望可能在於能夠充分利用……列寧主義在21世紀的鬥爭中汲取的各種教訓的人們身上。這與影響甚廣的從烏爾夫(Bertram D. Wolfe)到夏皮羅(Leonard Schapiro)到皮佩斯(Richard Pipes)等學者的詮釋相對立,也回應了很多自由派和左翼學者與評論家的觀點。那種觀點把列寧看作是一個獨裁的精英,並認為其所謂的門徒和繼承人斯大林之所以能夠建立起極權的秩序,列寧應該承擔首要責任。

在論述中,我主要談的是布爾什維克傳統,有時被指涉為列寧主義的歷史實體。像很多重要的詞彙一樣,列寧主義也是一個頗具爭議性的詞語──不僅存在多樣甚至完全矛盾的含義,而且也一直有人認為這個詞彙根本就沒有什麼科學的價值。當我使用列寧主義一詞,其含義包含了與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裡揚諾夫(以列寧之名廣為人知)的生活、思想、政治實踐相一致的理論、分析、戰略、戰術和組織取徑。在論述中我會重點討論列寧的政黨,它被視為列寧據稱希望建立極權秩序的縮影。

挑戰習見的人們當然有一些理由。假如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的馬克思主義可說代表了一種爭取政治自由與真正民主的強大力量,那麼當然也毋須否認它為斯大林建立殘暴的官僚主義開闢道路。斯大林主義的追隨者們(或許希望在那個殘暴的政體中看到社會主義的光明前景)自然地就熱烈擁護斯大林繼承了列寧這種提法了。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的各種弊端及其崩潰,在很多方面大大削弱了列寧主義的威信。社會主義與革命的敵人們(以及困頓、幻滅的前黨人)也特別強調列寧和斯大林之間的深刻聯繫,以此封殺深思熟慮、具有人道精神的人所欲考慮的革命社會主義道路。

正如我在《馬克思、列寧與革命經驗》(Marx, Lenin, and the Revolutionary Experience)一書中指出的那樣,問題就是如果沒有足夠多的深思熟慮、具有人道精神的人甘願鑄就一條通往未來的革命社會主義道路,那麼政治自由、真正的民主以及全人類的尊嚴生活,更別提人類文化和地球的存續,將不會成為我們的未來。

 

列寧和他的革命

這位革命家必須告訴我們的遠多於組織問題的爭論。在《革命、民主與社會主義》這部書中包含的新列寧選集,我們會發現列寧大篇幅且一以貫之地強調社會主義者和工人階級有必要支援所有受壓迫者的鬥爭,並按照自己的方式將改良性的鬥爭整合到革命的戰略中來。

列寧堅持,如果民主和改良鬥爭要取得勝利,工人階級政治獨立性之必要性、以及工人階級優位性的需求,這與其社會聯盟(如工農聯盟)作為革命鬥爭的關鍵面向的取徑相匹配。我們還發現列寧對聯合陣線的戰術的發展,不同的政治力量可以為了共同的目標團結協作,而革命團體不會削弱其提出資本主義現狀之有效替代方案的能力。列寧關於資本主義發展、帝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深刻分析,利用、擴展並且相當程度深化了馬克思原有的分析。

在這些作品中,列寧鮮明的革命國際主義取向包容了全世界的勞工和受壓迫的民眾。列寧將民主鬥爭引向社會主義革命的精闢見解尤為有聲有色,挑戰了當時社會主義運動的共同觀點,他在歷史中對國家本質的分析雖然來源於馬克思與恩格斯,但同時非常具有開創性。他認為工人階級在成功的階級鬥爭中形成拓深拓寬的民主,最終將會讓國家消亡。

當然,列寧成為20世紀模範的革命領導人,是由於他是1917年俄國第一個革命工人階級奪權的領導人。看看約翰·里德(John Reed)在他經典的見證報告《震撼世界的十天》(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中做的總結是有益的。某一時間點的焦點在於列寧作為英雄般的群眾領導人:就是這樣,列寧和彼得格勒的工人們決定舉行武裝起義,彼得格勒蘇維埃推翻了臨時政府,並且把政變強加給蘇維埃代表大會。現在,還要去爭取偉大俄羅斯全境的勝利——然後再去爭取全世界的勝利!隨後里德又將注意力集中在布爾什維克黨,該黨是從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分裂出來的,在該黨中列寧的派別不僅與較溫和的孟什維克、也與其他很多派別進行看起來無窮盡的鬥爭。

正如列寧的伴侶克魯普斯卡婭Nadezheda Krupskaya)描述的那樣:圍繞在他周圍的同志們非常認真地堅守原則,他們隨時準備不惜一切代價地去執行這些原則並付諸所有實際工作。她還說:伊里奇不能接受散漫而無原則的調和主義,與任何人和每一個人的調和主義,因為這相當於在鬥爭高潮時刻放棄自己的立場。相反地,實際情況是有一個團結的黨的領導核心,社會民主黨的工人群眾可以聚集在其周圍。布爾什維克建立為獨立實體的最終決裂發生在1912年的大會,會上大家以商業談判似的方式討論俄國相關的工作,並為工作劃分了明確的界限。德在後續的評論中這麼說:

布爾什維克之取得政權,不是通過同有產階級或其他政黨的領導人進行妥協,也不是通過同舊政府機器進行調和。這個革命,也不是通過一個小集團用有組織的暴力行動來達成的。如果廣大的俄國人民群眾不樂意進行武裝起義,它是一定會失敗的。布爾什維克黨人之所以能取得勝利,其唯一的原因就在於:他們實現了人民群眾最下層的那種普遍而又單純的願望,號召他們來參加推翻並粉碎舊制度的工作,然後再在舊制度的廢墟上,同他們一道,建立起新世界的骨架。 

目前的列寧主義◎Paul Le Blanc│陳宗延譯,陳偉凱、宋治德校

Paul Le Blanc: Leninism for now

http://links.org.au/node/3375

 [這是一篇2013531日在倫敦發表的談話,於危險時代的危險思想聚會。]

 我們如何能夠從資本主義的暴力壓迫,走向經濟民主、走向真正的自由、走向我們渴望的社會主義呢?這個問題對VI列寧的一生和作品而言至關重要。探索該議題時,我將把我的評論限定在格奧爾格盧卡奇的引文,加上一位美國老托洛茨基主義者、列寧自身,以及幾位年輕的英國行動主義者(activists)身上。

 

1924年,列寧逝世,此時傑出的知識份子盧卡奇已投身工人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的事業多年。作為一個尋求將卡爾馬克思的思想應用於工人和受壓迫者的鬥爭中的匈牙利共產黨領袖,盧卡奇強調列寧的思想浸淫著一種「革命的現實the actuality of revolution)」,這種現實性為確立「對所有日常議事日程的問題——無論這些問題是政治上的還是經濟上的,所涉及的是理論還是策略,是宣傳鼓動還是組織——穩固的指導路線」所必需的。此即是說,列寧在他所有政治思想和活動中所關注的是──在事實上,在真實世界中──工人要奪權需要做甚麼的問題。不是從修辭上或理論上,而是從事實上,找出需要做甚麼,然後確切地將之付諸實踐。

作為革命社會主義者,我們的用意並非僅僅去說服人們社會主義可以比資本主義好上太多。我們的用意不僅僅是對資本主義的不正義進行抗議、以及組織抗議。我們的用意不僅僅是去組織鬥爭以帶來資本主義之下的改善。我們的用意不僅僅是從革命社會主義者的立場去闡釋歷史和當前的事件(或其他任何事物)。我們的首要用意是顛覆既存的權力關係,並且將政治權力交在一個有組織的、有階級意識的工人階級(我們屬於其一部分的階級,勞動者大多數的階級)手上,而這是確立一種社會主義民主的關鍵。

如果我們不能成功,我們的未來──在我看來──將如傑出的電影《人類之子》(Children of Men)裡表現的那樣,如羅莎盧森堡的預言「墮入野蠻狀態(barbarism)」(作為社會主義的替代)。

現在我想要告訴你們的是關於我的朋友莫里斯勒維特(Morris Lewit)的一些事情,他以95歲之齡逝於1998年。認識他──一位永不放棄的、幫助創造歷史的、且永不背棄他的承諾和原則的革命工人階級知識份子和活動份子──對我而言意義非凡。1903年,也就是布爾什維主義誕生的那一年,他生於俄羅斯帝國(今日所稱的白俄羅斯),並且他是俄國革命、布爾什維克革命和俄羅斯內戰的少年參與者。

他在1920年逃離反猶(anti-Semitic)和反共的白軍的兇狠攻擊,白軍是由英、法、美政府所資助意圖粉碎革命。他在一艘載運移民至美國的船上找到生路,並且在船上他遇到一位活潑的布爾什維克行動主義者,名叫希薇亞布裡克(Sylvia Bleeker)。他們彼此相愛並結為終身伴侶,並且都是美國早期共產主義運動的成員,埋頭於工會的鬥爭之中。
1930──作為對共產主義運動受到史達林暴政致命腐蝕的反應──他們成為美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成員。

關於這位堅毅而溫柔的人及其伴侶,這兩位活躍於整個動盪的1930年代及其後的階級鬥爭鬥士,還有許多可說之處。不過這裡只需提及在1940年代,當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 Workers Party)的中心領袖因為該組織在二戰期間的反帝立場而入獄時,莫里斯被選為社會主義工人黨(SWP的全國署理秘書長(acting national secretary)。在該職位上,他以「莫里斯史坦(Morris Stein)」的名字講過一些話,這些話曾不祇一次被斥為代表托洛茨基主義傳統的負面特質。在檢視那些之前,我想要分享他在同一演講中所說的其他事情,一些切合盧卡奇「革命的現實性」想法的話。

在他1944年的談話中,莫里斯評論道:「歷史加諸在我們身上一個偉大的任務,即從墮落腐敗的資本主義系統中解放人性的任務。」在他看來,「這是唯一一場值得犧牲一個人的自由、甚至其生命的戰鬥」,並且對他而言那牽涉到「一種需要以多數投票而非派別鬥爭、個人指責(personal recriminations)等方法解消差異的責任感。」對莫里斯而言,這包含了一種「集體領導的精神,在其中集體給予個人更多的力量和智慧。」他補充稱「於我們的革命綱領和政策,民主集中制的政黨是最適合」,而他以傳統托洛茨基主義的方式將民主集中制定義為「行動上的集中;和組織內部生活的最充分的民主」。他強調:「我們的運動必須懷著為生死攸關的共同事業人們的同志情誼(comradeship)」。

然而我們現在要談一談莫里斯的談話中可能有害的一面,他在其中如此形容美國的社會主義工人黨:「我們不能容忍競爭者。工人階級只能通過一個黨和一份綱領來進行革命……我們是政治的獨占者,且我們運作得像是獨占者,或者是通過合併、或者是通過無可調和的鬥爭。我們已通過我們運動的全部歷史證明這點。」在判斷此論述前,我們必須要理解其意義。美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歷史牽涉到與其他左派社會主義力量合併而非競爭的決定,這些左派力量如AJ馬斯特(A.J. Muste)在1930年代中期領導的美國工人黨,以及1930年代末的社會黨左翼。同時也有與獨裁的史達林主義所支配的共產黨,以及社會民主黨中由徹底的社會民主改良主義所支配的非革命派殘餘進行的「無可調和的鬥爭」。也有與麥克斯沙赫特曼(Max Shachtman)領導的SWP分裂分子非常尖銳的鬥爭,儘管事實上在1947年合併的前景在望。這一合併的希望因在冷戰反共問題日漸增長的差異、以及沙赫特曼團體日漸改良主義的軌跡而破滅。

人們仍可提問,史坦的立場究竟是否完全錯誤。究竟應該要有競爭的革命社會主義團體,還是不同革命團體的合併是更可取?另一方面,革命的社會主義者和反對革命的社會主義者之間可能合併嗎?堅持民主的社會主義者和對民主不屑一顧的社會主義者之間可能合併嗎?反帝的社會主義者和與帝國聯盟的社會主義者之間可能合併嗎?或者,革命社會主義者有沒有必要與那些反民主、反革命、與帝國聯盟者進行無可調和鬥爭呢?這暗示了對莫里斯史坦的談話存在不同於其批評者的理解方式。

但是莫里斯也是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刻發言的。1944年的美國剛走出1930年代的偉大階級鬥爭,它正處在將於二戰結束時迸發的新一波階級鬥爭戰鬥浪潮的前夕。在產業工會聯合會(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CIO))中存在著顯著的社會主義和準社會主義元素,而共產黨正處於其數量上的高點。這些都為史坦的談話提供了特定的背景。

我們可以爭辯這些談話究竟是不是在1940年代所能夠言說或相信的最佳談話,但當我在1970年代完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加入莫里斯的黨時,這一爭論的指向已無多大意義。晚近階段的我們甚至無法理解在較早脈絡中發展出的列寧主義的概念,儘管我們讀列寧且將自己視作列寧主義者。當我20多歲時,作為當時1970年代的SWP成員,我相信左派被分作三塊:首先,是那些革命先鋒──即指我們那些已經在SWP者;其次,是那些我們的盟友或熟人;其三,是我們的對手。我們對革命真理有壟斷權。

而當我首次清楚發現,在SWP中事情開始變得完全不對勁,如同他們在1980年代初那時一樣,我起先感到最黑暗的絕望:如果革命黨,人類的唯一希望,有著致命的瑕疵,那麼社會主義的未來就沒有真正的可能性了。但當我(在一位較年長的同志,喬治佈雷特曼(George Breitman)的敦促下)轉回到俄國工人運動(列寧及其同志在此了建立一個有效的革命黨)的實際歷史研究去時,我發現我們之中許多將自己視作列寧主義者的人頗受一個基礎的誤解所苦。

革命先鋒不是那聲稱要在列寧的旗幟下建立革命先鋒黨的人。先鋒是工人階級裡廣闊的一層,其具有顯著程度的階級意識,其具有對資本主義的一些瞭解及超越之的需要,並帶有一些積累起來的反壓迫反剝削鬥爭的經驗和承諾。一個組織唯有在此層次有著顯著的成員基礎,才能被視作一個革命先鋒黨。

而這將我們帶回到列寧的引文。

這可以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Left-Wing Communism, an Infantile Disorder第二章的開頭中找到,列寧在此主張一個真正的革命黨有三個必要條件。首先是工人階級先鋒層次的革命階級意識。其次是組織化的革命者方面的正確政治戰略和戰術。其三是「與最廣大的勞動群眾」的接近和聯繫。列寧告訴我們,這些條件若未達成,所有建立有紀律的革命黨的努力將「必然會成為空談,成為吹噓,成為裝模作樣。」

激進化的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在20世紀初盛行,而在193040年代,在我所成長且政治上活躍的、冷戰反共及相對豐裕的年代,就只剩下一鱗半爪七零八落了。聲稱為列寧主義政黨的組織於是傾向於陷入販賣巧言偏辭和裝模作樣的泥沼,這與密切聯繫最廣大的勞動群眾相去甚遠,也就無法打開革命的新天地。他們相信他們是革命真理的資料庫,這使他們變得教條和僵化,對和他們自身非常相像的其他左翼群體帶有敵意和輕視。

即使在最好的團體中,組織紀律都有著雙重的功能。一方面,它能夠頗正面地使相對小的團體在反對戰爭、追求種族正義和婦女解放等群眾運動做出傑出的貢獻。但它也能讓組織成員保持一致,帶著對團體所認定的革命真理和監督真理應用的團體領袖不加反思的忠誠。

莫里斯史坦「獨占」公式的一個問題是:無論其有效性如何,它都是有其歷史特殊性的。我們生活在一個和1940年代中期非常不同的世界很多年了。資本主義仍然存在,帝國主義仍然存在,工人階級仍然存在,剝削和壓迫以及資本主義必然產生的危機同樣存在。但與此同時,這些事物都與之前大不相同,令人難以置信。1940年代的工人階級早已消逝,那時的工人階級運動同樣已不復存在。我們這個時代被重新構造的(re-composed)工人階級,以及危機重重的、不斷地解構和重構著的(fluidly de-composing and re-composing)工人運動,皆和莫里斯史坦仍在世且年僅41歲時的工人階級和工人運動毫不相像。

我們如今面對的現實以及列寧主義思想應用至該現實的方式,值得更多思量,由於時間所限在這裡無法一一詳述。但我還是想以一些想法做為總結,希望會有幫助的。

首先,過去數十年資本主義採取的轉變,已挫敗我們階級的銳氣(knocked the stuffing out of our class),已無情輾過(ridden roughshod over)我們階級的組織和社群,且已壓低我們階級的生活品質。更有甚者,無產化過程吞噬和包含了許多曾被視作「中產階級」的職業和社會階層,同時科技和全球化已侵蝕了曾是工人階級主要就業的產業,取而代之的是收入更少且更不安穩的工作。這些變化一併造就了一個緩慢移動的、矛盾的但日益激進化的過程,而在這過程之外湧現出新的鬥爭、新的鬥爭形式以及一個仍在演化形成的嶄新而異質的工人階級先鋒階層。

列寧所說的那種革命黨之到來的諸可能性現在存在了。這意味著這樣的黨尚未存在,以及這樣一個黨的統一核心(unified nucleus)或核心團體(core group)尚未存在──在足以支撐一個階級意識先鋒層次(接著,其規模足以支撐列寧所描述的那種真正的革命黨)的激進工人階級次文化(subculture)成形之前,這些都不可能存在。我的預言和堅定信念是:這樣一個黨的核心團體和核心,將由當前處於許多不同的革命團體的行動主義者,和那些不在任何革命團體的行動主義者,再加上一些此刻既非革命者也非行動主義者但在未來的鬥爭中將成為革命者或行動主義者的人所組成。

任何稱職的(worth its salt)革命團體的責任,將在於協助為這樣一個政黨的出現創造必要的前提。這一方面涉及到向越來越多人們傳播對「我們的社會和我們的世界發生甚麼事了」的社會主義式的理解,並且是以他們能夠理解的詞語和方式去傳播。這也意味著我們對那樣的現實發展出更清晰的理解。與此相關的是我們需要協助明確和啟動鬥爭,或者加入既有的鬥爭,為越來越多不同部門的工人階級和受壓迫者贏得此時此地的改良。

這把我帶向最後的引文,源自一本題為《超越資本主義?》(Beyond Capitalism?)的書的幾位作者,這本並不完美卻很重要的書混合了佔領運動(舉例而言)的經驗和馬克思主義的洞見。在那本書中,路克庫柏(Luke Cooper)和西蒙哈地(Simon Hardy)這樣說:「創造新形式政治組織以汲取社會運動精神、復蘇草根工會組織、並使更廣闊的社會部門更廣泛地參與社會動員,是左派最終賴以成功的方向。」他們闡述「必須在新的政治形構中重組左派,此形構提供了戰略思考的空間、允許不同戰略在一定的張力中共存,同時也創造了團結和行動的條件。」他們解釋,這不該被視為「避免反思性和策略性討論的藉口,而是我們能夠朝向更大程度的真正團結邁進的出發點」。

我認為,對我們不同的社會主義左派團體而言,急於進入溫室下功夫打造某些不成熟的組織團結是重要的。相反,我們應該聚焦於在真實的、實際的鬥爭中並肩工作,目視可能的團結、但聚焦在現實的鬥爭。這些鬥爭是可能的團結必要的、轉化性的前提。有成效的團結,唯有在這類真實的、實際的鬥爭中的聯合行動的基礎上才會到來。如果這類團結達成了,結果可能是一個民主的、持久的、運作良好的數千人的組織,這一組織擁有全職組織者和新技術,能使越來越多人們成為行動主義幹部,使他們並肩作戰開展地方鬥爭,並在全國推進左翼教育和文化工作。這樣一個組織可以做很多事情為我們所需要的那種革命黨奠定基礎、創造可能性。

出處

George Breitman, Paul Le Blanc, and Alan Wald. Trotsky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Historical Essays and Reconsiderations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1996).

Luke Cooper and Simon Hardy. Beyond Capitalism? The Future of Radical Politics (London: Zero Books, 2012).

V.I. Lenin. Revolution, Democracy, Socialism: Selected Writings, ed. by Paul Le Blanc (London: Pluto Press, 2008).

Georg Lukács. Lenin, A Study on the Unity of His Thought (London: Verso, 2009).

一份「泛左翼黨」戰略的國際資產負債表(5)◎John Percy│陳宗延譯

全世界的其他經驗Other experiences around the world

    朝向「泛左翼黨」的動力在未開發國家是不一樣的。然而,不幸的是在第三世界國家的一些政黨,它們犯下太緊密跟隨帝國主義國家的黨發生的事錯誤。而在民主社會主義黨的「泛左翼黨」戰略的黨人也盲目地誤用它到第三世界國家:例如,一位多數派領導人在一場在雪梨的PCD討論中,將民主社會主義黨和印尼的人民民主黨(PRD)、巴基斯坦的巴基斯坦工黨(LPP)和馬來西亞的馬來西亞社會主義黨(PSM),以及法國的共產主義革命聯盟歸類在一起,主張它們都參與在泛左翼黨聯盟,所以「我們友誼良好。」

    有時「泛左翼黨」的推動被太盲從地遵循,帶有災難性的結果。首先,如前所述,除非你在左派掌握霸權,聯盟和團結的問題將會是經常被提起的議題,但會以許多不同形式被提出。其次,在新殖民(neo-colonial)國家所需的聯盟和陣線的類型,會和在帝國主義國家不同:民主的陣線,或民族解放,會在中心。第三,一個革命者吸收的基本教訓是,除非有好的理由──發展一種可行的政治陣線的需求,或者捍衛自己對抗國家壓制和犧牲(victimization)的需求──否則不該隱藏或浸沒你的革命馬克思主義力量。除非必要,否則不該地下化。

印尼

    印尼對我們顯示了源自一種過度集中於選舉主義,以及孤注一擲於選舉成功而稀釋(water down)或湮沒(submerge)了原則性政治的渴望的最難過的結果。它造成人民民主黨─民族解放團結黨(Papernas)的墮落,和在一個右翼伊斯蘭黨的非原則性沈淪,以及捍衛先前人民民主黨的革命觀點的少數派被驅逐。可以總結,人民民主黨─民族解放團結黨採取這個可怕的選舉主義和機會主義轉向,是依賴所謂民主社會主義黨領導造成的。在此災難後,民主社會主義黨和其《綠色左派週報》(Green Left Weekly)便在印尼沉默了。 

印度

    在印度,印度共產黨(馬列主義)解放(CPI (ML) Liberation)近來遭受一個小型的分裂,由在北方邦(Uttar Pradesh)想要黨從作為共產黨的作用退後、轉而組織一種廣泛的民主陣線,以試圖增進其在「民主力量」中的接受度的潮流所造成。黨的領導將這種觀點描繪為「取消主義」。少數派觀點被一些黨在北方邦的領袖支持,且在200712月的大會選舉被16位大會代表投票支持。

    從大會開始,這個黨內的差異就起了個頭。儘管在中央委員會連任,前北方邦邦務卿(state secretary)阿基蘭德拉‧普拉塔普‧辛格(Akhilendra Pratap Singh)並未在3月和6月出席中央委員會會議,並轉而進行黨路線的工作,堅持他被允准發起他的「民族人民黨(national people’s party)」。他被逐出中央委員會。一篇關於這個議題和爭論的背景徹底的文章由印度共產黨(馬列主義)總書記迪潘卡‧巴塔查亞(Dipankar Bhattach
arya
)所寫,出現在20089月號的《解放》。

    這種取消主義潮流的起源和基礎為何?或許是為贏得國會代表的艱難所挫折,以及高估國會對建立一個革命政黨的重要性。印度共產黨(馬列主義)是一個試圖結合所有鬥爭形式,結合國會和議會外,同時讓前者從屬於後者的政黨。這個挫折可能導致對捷徑的尋找,並尋求稀釋黨的政治表現,作為在基礎上建立支持的替代品。 

模里西斯

    一個類似的現象出現在模里西斯的鬥爭(LALIT)。我們去年才發現在鬥爭有對類似於造成我們被逐出民主社會主義黨的議題的分裂,只是在那裡迷戀「泛左翼黨」的團體是少數派,且離開了。 

台灣

    台灣的連結(Linkage)是一個我們幾年前開始聯繫的社會運動的開端。但似乎他們也苦於關於泛左翼黨的需要的幻象。在2007年,其中一個領導人決定焦點應該是一種廣泛的選舉陣線。這有一種絕對的自由派計畫,沒有任何親勞工的政治(pro-labour politics)。一場戰鬥在連結中接踵而來,而在過去兩年這個團體癱瘓了,雜誌停刊了,沒有出版書籍,而網站也沉默了。一個少數派團體離開了,顯然地,但它們還沒有讓自己組織起來。

查維茲呼籲的影響 Impact of Chavez’s call

    查維茲呼籲構建一個第五國際對泛左翼黨的努力的未來有何意義?

    一個新的革命和新的革命性起義能夠是供給能量和團結的因素。(那是我們對社會主義者聯盟的希望起初奠基之處。)例如,俄國革命,和列寧在1920年對一個新的國際的呼籲,吸引新近基進化的的工人階級力量,且發揮聚攏不同團體的作用。一種清理(sorting out)的過程發生了,在對計畫的鬥爭周圍。假友人消失了。布爾什維克需要國際支持以捍衛他們的革命,但特別肯認最佳的防禦會來自其他國家的新革命。

    可能查維茲,由古巴人支持,看見類似的動力。這呼籲是設計以發展更大的支持和團結,但特別想要促進革命黨和革命的成長。它可以有相同於發生在共產國際的清理功能。因此「泛左翼黨」會受到考驗:它們的計畫為何?它們會支持在委內瑞拉和它們自己國家的革命嗎?因此這可以同時是團結和澄清的過程。

    在委內瑞拉,一個真正的革命發生,有多數工人們支持的群眾運動。除了是一個未開發國家之外,委內瑞拉政治意識和鬥爭的程度和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情況是無法比較地不同,在那裡革命力量孱弱且工人階級後撤。我們可以且應該用委內瑞拉的例子來激勵和幫助我們國家的招募,但「泛左翼黨」戰略被兜售為建立革命黨的替代方案,而無法從中汲取教訓和比較。

    不過吉姆麥克埃羅伊Jim McIlroy)在他11月對民主社會主義黨的會前討論的發言中試圖那麼做,同時也試圖透過承認不同的情況來掩護自己:「委內瑞拉社會主義團結黨(PSUV)的情況在某種意義下完全無法與澳洲社會主義者聯盟的情況比較。委內瑞拉社會主義團結黨有起初列名的成員近7百萬人,而活躍的成員有近250萬!然而,委內瑞拉社會主義團結黨是一種重組的形式……」

第四國際世界大會的論辯 FI World Congress debate

    第四國際在歐洲和其他國家採納了一種建立反資本主義黨的觀點。即使民主社會主義黨不是任何成形的「國際」的一部分,我們仍緊密追蹤國際事件,尋求想法。但對「泛左翼黨」或「反資本主義黨」觀點的採納是普遍化的,確實對是國際的一部分的黨而言。民主社會主義黨多數派領導也採納這作為普遍的戰略觀點,儘管有國家和國家的差異,儘管有階級鬥爭推進的失敗,且儘管在此社會主義者聯盟清楚的失敗。但這些泛左翼黨的努力大部分都失敗了。

    在第四國際的整體問題之上,它們「建立反資本主義黨」路線的矛盾正在解決中。為第四國際在20102月世界大會所起草的主要文件,〈第四國際的角色和任務〉(The Role and Tasks of the FI),重申了「廣泛反資本主義黨」路線:

    共同目標,通過不同路徑,是廣泛反資本主義黨。拾起重組革命潮流的舊公式本身不是問題。野心是將超越單純革命的力量聚攏。這些在聚攏力量的過程中可以是一種支持,只要它們是清楚為了建立反資本主義黨。儘管沒有模型,因為每個聚攏的過程都要考慮國族特殊性和力量間的關係,我們的目標因而必須是尋求建立廣泛的反資本主義政治力量,社會民主和中間左派的獨立者,拒斥任何參與或支持階級調和主義(class-collaborationist)政府、今日與社會民主和中間左派一起的政府的政策的陣形

    就我們所知在非洲和亞洲分化和重組的經驗指向同一方向。

    第四國際有它自己對一個新國際的概念: 「關於一個新國際的問題被且將被提出。我們行動且我們將繼續行動,因此那不會以可能造成分裂的意識型態或歷史選擇的詞彙提出。它必須在兩個層次上被提出,一方面是對國際介入任務真正的政治匯合,另一方面是新陣形的多元主義必須聚攏不同起源的潮流:不同種類的托洛茨基主義,自由主義者,革命工團主義者,革命民族主義者,左派改良主義者。」

    但「新國際力量的產生,以及更進一步,新國際的產生,在這階段並無法預見」。然而,它們猝不及防(caught off guard);甚至在世界大會前它們的路線被查維茲的呼籲更進一步動搖了。德國革命社會主義同盟(Revolutioner-Sozialistische Bund (RSB))的批判很有道理:

「1.          我們認為不能有單一的建立革命組織的戰術。然而討論的文本認為可以有一種普遍的建築路線(building line),儘管國家的情況可能非常不同,且儘管大部分部門無法應用與其他力量的重組戰術,且更不能應用建立一種廣泛組織的路線。因此『泛左翼黨』無法成為建立我們組織的普遍目標。」

    他們繼續說:

2. 「沒有理由貶低改良主義和革命馬克思主義之間的差異」。反資本主義意味著別的東西。

3. 哪種計畫,甚麼是「21世紀的社會主義」?

4. 甚麼是「多元主義左派」?

5. 在不遠的將來,處於重建國際工人運動的位置對我們是毫無疑問的。

6. 最後,我們對改良主義政黨的演化需要一場徹底的辯論。

    機械性的移置一種特定的模型到其他國家,造成許多國際中的同志為一種幾乎是非特定的「泛左翼黨」發聲,甚至在我們無法真正預期會創造出一種反資本主義力量的區域和案例中。

    我們必須起草一份坦率的對我們在「泛左翼黨」工作的資產負債表,因為在不同的國家「泛左翼黨」的形成遇到失敗。在義大利,共產主義重建黨採取一種穩健右傾路線。在巴西,「泛左翼黨」計畫,甚至在其初始看起來是反資本主義的工人黨,已朝向新自由主義計畫發展。

    在反新自由主義黨/反資本主義黨的論辯背後,我們可以辨識出改良主義黨相對於革命黨的較老的論辯。一個關鍵點是對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態度。

    他們的結論:

    我們不認為應用一種建立「廣泛」政黨、「反新自由主義黨」或「反資本主義黨」的普遍戰術有用。這類戰術經常被膨脹為戰略,而──在最好的情況下──當面對不同國家實際工人運動的具體傳統、演進和觀點的現實時,被證明僅是幻想。在最糟的情況下,方案被強加於部門,造成它們的諸多問題。我們在原則上並不反對類似的戰術或那些那些在國際層級上同類的,但我們僅在工人鬥爭國際佔上風的脈絡下才視他們為有用,例如在1917231934371968197475。在防禦期,工人運動在它們各自的國家間的差異更為明顯,因此更難應用一種共同戰術。

 

教訓,和危害的範圍 Lessons, and the range of dangers

    所有最近的國際泛左翼黨經驗似乎都重新驗證了老教訓:

1.      這類泛左翼黨是否有成功的可能,以及它是否明智地取得成功,取決於政治情勢。它取決於左傾力量,一個政治起義,能夠讓左派從改良主義政黨掙脫出力量。在政治佔下風或後撤的時期,這不是明智的戰術。

2.      這類戰術取決於擁有真正的力量以支撐它,來自一個或多個馬克思主義組織的足夠的革命幹部。僅僅在那個空間揚起新旗幟是不夠的。而如果它持續任何一段時距,你會需要招募和訓練新幹部的方法。

3.      團結或泛左翼黨的政治是重要的。它需要一個階級鬥爭、
資本主義的計畫──少了任何一樣,那麼你就加入舊社會民主派也恐怕也可以。

所有歐洲的「泛左翼黨戰術」範例都值得一走──聯盟、集團、選舉聯盟、加入泛左翼黨。但沒有輕鬆的路徑,沒有必然的戰術。而我們也需要當心許多近來與泛左翼黨的經驗所似乎指出的,這個戰術的危害:

l   受困於永久的中途之家(halfway house)中之危害;

l   墮入一種反列寧主義路徑之危害;

l   取代和冒充為泛左翼黨之危害。

 

一種危害:受困於永久的中途之家 A danger: getting stuck in a halfway house

    革命馬克思主義者需要嘗試不同戰術以迎等更廣泛支持的彈性,但受困於失敗的路線不是德性。我們不應受困於不成功的「泛左翼黨」或團結倡議。更糟的是,我們不應理論地正當化失敗的戰術,將它從戰術轉為永久戰略。

    堅持不懈有時可以是美德,但在錯誤路線上就不是。在過去10年艱難的政治情勢中,國際上一些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普遍化得太遠。他們採納「泛左翼黨」戰術已經超過戰術,作為所有時間和情勢的原則。民主社會主義黨多數派領導退守到角落,不管發生甚麼事都要捍衛「社會主義者聯盟作為我們建立的黨」的戰術,並且現在解散民主社會主義黨。

    當戰術提升為永久原則時的另一個問題是,你變得看不到其他可能開展的戰術機會的可能性。所有關於社會主義者聯盟開展出這些廣泛聯繫和支持的詭計,一種客觀比較會顯示出,民主社會主義黨有更多聯繫,更多《綠色左派週報》(GLW)訂閱(subs),在《綠色左派週報》的晚宴有更多聯繫,比採納社會主義者聯盟的束縛(straitjacket)之前的那些年有更多同志參與運動和委員會。

    容許建立社會主義者聯盟作為廣泛的社會主義黨的條件並不存在;這個計畫清楚地失敗了。民主社會主義黨的多數派領導投注很多精力和希望於建立社會主義者聯盟的努力上。它證實了在需要時捨棄或轉軌太過困難。因此解釋,社會主義者聯盟發展的理由有更進一步的改變。「任何黨都值得其代價(any party worth its salt)」的藉口被杜撰出來,主張為了能夠吸引工人,革命馬克思主義黨永遠需要一個中途之家:

    「任何值得其代價的革命黨必需描繪一條路線,同時向它自身直接招募,以及作為能夠贏得尋求對工黨(以及在某些情況中的綠黨,對不抱幻想的綠黨黨員而言)的政治替代方案的人們的定位,對一個階級鬥爭工人黨而言,即或它還不是革命性的。」(蘇‧博爾頓[Sue Bolton],《行動主義者》,第15卷,第8期,200510月)

    有一種許多小中途之家被設立的危害,無法滿足它們對贏取群眾、和像墓碑一樣散佈在地表上的希望,對朝向建立在階級中有基礎的革命工人黨的真正發展的障礙。在法國,圍繞荷西‧波
夫的團結運動的殘餘扮演了那個角色,一個清楚的障礙,但吸收了將泛左翼黨戰術轉為原則的馬克思主義者。在英國,有許多停滯的殘餘者已經四散:
斯卡吉爾的社會主義工黨;社會主義者聯盟;而尊重黨看起來像另一個。在澳洲,進步工黨(Progressive Labor Party)是一具殘骸,但得票仍超過紐卡索的社會主義者聯盟。

 

一種危害:放棄列寧主義政黨 A danger: giving up on Leninist parties

    最後,「泛左翼黨」觀點的最大危害是你可能陷入放棄列寧主義政黨的這個想法。一些左派對列寧主義政黨在今日鬥爭中的位置做出錯誤結論──視它們為過時的,或者是障礙。一些人在他們運動之外的路徑上得到這個位置,主張民主集中制為一種肯定有害的組織原則。有些人理論化他們對先鋒黨、對列寧主義的反對,是因為他們在宗派主義的托洛茨基主義政黨遭遇的問題造成的。(例如,一些前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成員直接從他們對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墮落的經驗得出這些結論。)

    墨瑞‧斯密和安迪‧紐曼和彼得‧波以耳和戴維雷利或許會主張,一個廣泛的社會主義黨是今日條件下在未來建立群眾革命黨的踏腳石。但他們無疑地拒斥了現在建立列寧主義政黨的想法,或甚至是在廣泛的社會主義黨內的革命幹部會議。

    永遠放棄列寧主義是明確的危害,如我們在一些泛左翼黨的發展中所見,例如荷蘭社會主義黨。但即使當馬克思主義者可或許會將解組馬克思主義核心視為暫時的戰術,也有一些不能克服的問題。例如,幹部只在泛左翼黨不能發展和被訓練和教育。在革命馬克思主義者之中沒有民主關係,而那是對制定觀點和訓練幹部很重要的。所以問題是這樣:沒有列寧主義政黨你能存活多久?

    「泛左翼黨」觀點作為戰略失敗了,且絕不可能取代列寧主義的、革命馬克思主義的建黨戰略。現下的工人階級的後撤和低程度的鬥爭不會永遠持續。儘管我們無法預測下一次起義會如何或在哪發生,一定會有更多基進起義。到那時,無論是不遠的將來或在軌道上繼續往下走,為探索遇見任何21世紀起義所需的戰術(包括任何聯合陣線、重組或其他團結倡議都是需要的),運行的革命幹部黨的存在將會是不可或缺的。

「中國:在武漢國際研討會上討論的列寧思想與馬克思主義」──各種思潮傾向概述◎Paul Le Blanc│陳宗延譯

China: Lenin’s ideas, Marxism discussed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Wuhan By Paul Le Blanc

201312日原載於Link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ist Renewal

http://links.org.au/node/3164

[閱讀Paul Le Blanc在這場國際研討會發表的主題演講[中譯]更多關於Paul Le Blanc和他寫的文章,及更多論列寧的文章]

 

武漢,中國中部湖北省的省會,著名的武漢大學為它增光,那裡曾是兩個世界上最主要革命思想家與組織者──2006年的羅莎盧森堡和最近的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的國際研討會舉辦的地點。

 

20121020-22日,它主辦了「列寧思想在21世紀國際研討會:詮釋及其價值」。兩場活動皆由一位傑出的學者何萍教授組織統籌,她的體貼和關懷使她的學生們忠誠跟隨,而她全球性的觸角和知識上的開放性創造了使人印象深刻的學術交流。

 

這場會議由羅莎盧森堡基金會和武漢大學許多部門(哲學學院、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所和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所)共同發起。我在他處報告過羅莎盧森堡研討會複雜而奇妙的經驗,所包括的資訊與分析我在此不再贅述。

 

六年後,列寧的研討會有許多相同的性質──例如,幾乎所有論文都提供中、英雙語,並進行英文和中文的同步翻譯。雖然兩次會議都預定為三日,然而這次比較短──有一整天花在遊覽武漢的博物館和古蹟,那絕對是豐富的,但卻比羅莎.盧森堡研討會減少了大家接觸與討論的機會。參與這次研討會的中國學生似乎真的比較少,而這就相應地減少了──就我看來──相比於羅莎.盧森堡研討會(至少就我記憶所及)所注入的某種青春和開放參與的精神。

當然,這裡存在相當的多樣性,鑑於出席者有近100位學者──大多數來自中國,但大概四分之一來自國外,包括一群在中國唸書的歐洲學生。與會學者中,除了主辦國之外,有奧地利、英國、加拿大、法國、德國、印度、義大利、日本、荷蘭、波蘭、俄國和美國。*(註)且在外國來賓和在中國參與者中,可以辨別出不同的思潮傾向。

 

脈絡

武漢是中國最大的城市之一,它也是那廣袤而令人驚嘆的國家在過去、現在和未來的關鍵組成之一。

 

1911年的基進民族主義(radical-nationalist)的革命──它將中國從帝制轉變共和的中華民國──始於此處。武漢是中國國民黨的要塞之一,1927年國民黨人(Nationalists)也是在此殺氣騰騰地轉向清除他們的左翼盟友中國共產黨(CPC)。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日本的猛攻下,國民黨將首都遷往武漢[1]。自從共產黨在1949年震撼世界的革命性勝利後,它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偉大的城市工業與教育中心之一──目前有超過1千萬人口,以其汽車與鋼鐵製造、光電、藥劑、生物工程等聞名。在遊覽他們出色的1911年革命博物館──及其現代主義化的建築和精緻的展覽──後的總結,訪客接觸一個巨大的環繞視頻所描繪的未來武漢,有著通明的燈火和超現代的摩天大廈以及顯然的共同繁榮(prosperity for all)。在研討會結束後,我在回美國的飛機上,我能夠讀到20121023日發行的英文《中國日報》(China Daily:「在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深化改革開放、加速轉變困難地區的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時刻。」(這是一篇論中共即將召開的第18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文章)。

 

人們普遍理解中共在維持其對中國的獨佔政治統治的同時,過去多年來沿著資本主義的路線改革經濟,努力讓國家變成全球經濟的主導球員。按照官方的規劃,中共的「官方馬克思主義」(MMD)(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Marxism-Leninism/Mao Zedong Thought/Deng Xioping Theory][2])是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之路:今天創造足夠明天分享的財富。在研討會中,這被波蘭參與者Zbigniew Wiktor教授喻為列寧在1920年代初期的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 (NEP)),他用的術語和概念與英文《中國日報》的相符,後者解釋即將到來的中共的代表大會「具有十分重
的意義,它激勵中共黨員和各族人民繼續建設小康社會、推進現代化建設、以及發展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看來似乎許多中國參與者亦從此立場出發。

 

除了在許多文章中一遍遍地重複成套公式(指的是「各族人民」、「小康」社會、「中國特色」等)外,英文《中國日報》是一份編輯得當且資訊充足的出版物,像是美國政府經營的《今日美國》(USA Today)之類,提供了世界(尤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現況的資訊。在載有前引文的報紙影本中,報導了其他的消息──例如,廣大中國人民中的持續不平等和貧窮、許多人缺乏健康照護、環境挑戰、政府權力人士的大量貪腐。這些關注都以樂觀的方式表達──提出新政策、計劃及方案以解決和克服問題。

 

當然,如果民主(民治)和一個由工人多數控制下的國際合作共同體,是克服這些問題的核心,同時也是社會主義真正的定義和存在──如馬克思、羅莎盧森堡和列寧的許多作品中反覆強調的──那麼英文《中國日報》提及的挑戰便確然艱鉅。如那篇論即將到來的中共代表大會的文章說的,現在是「促進理論的創新,包括擬訂回應時代與人民召喚的綱領和政策」的時候了。

 

自然有不同的方式解釋這些話,但這類方式必定會證明在武漢舉辦的羅莎.盧森堡和列寧研討會所代表的國際交流的重要性。也特別令人感興趣的是:7千萬中共黨員中──在一個13億或更多人口的國家──儘管在採用與美化資本主義經濟實踐下,許多人仍舊相信繼續堅持中國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革命目標的重要性。對一些人來說,對使用舊理想主義可能會有犬儒的想法,認為是一種貪婪和權力欲操弄的假面具和野心家的慾望台階,但對所有身為中共黨員且認同中國革命理想的大量人民而言這並不真確。這之中有知識上誠實的個人,尋求連結比幾十年前通常傳播或允許的更為廣闊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源流。

 

在一個似乎是貪婪的資本主義之發展與瀰漫馬克思主義修辭的意識型態之持續(以及一些認真努力發展和深化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分析)這兩者之間巨大鴻溝的問題,無法妥當地在這篇報告中提出。但這有趣的矛盾確實存在且並非沒有意義。

 

不同思潮傾向

 

主辦單位解釋:這場研討會的目標是要發展列寧研究、馬克思主義思想和當代世界的議題,並增進西方與東方學者的學術交流。

 

講者和討論小組(panels)所探索的主題包括列寧與馬克思的關係、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俄國馬克思主義、中國馬克思主義和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列寧思想與帝國主義和國際經濟發展議題、民族主義、民主、女性主義,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內政與國際政策之間的關係亦受重視。

 

我無法提供詳細的研討會記錄,並在此向那些我未提及其報告者致歉。然而,考察過這40多篇報告論文,要辨別出當中特定的思潮傾向卻是可能的。

 

在中國參與者中,有些人──如同稍早的羅莎.盧森堡研討會的情況──的報告是站在與中共「正統」意識型態(「官方馬克思主義」(MMD)和在英文《中國日報》中表達的觀點)一致的立場來捍衛和闡述列寧思想,有時看來是僵硬且教條的風格。(這很不幸,因為這與列寧本身的取徑是格格不入。)

 

然而,特別值得一提的另一種傾向:有些較年輕的學者勤勉地耙梳列寧的作品,目的是為了發展理論建構,或解釋、或澄清、或強化中國政府關於國際關係的政策、後革命「社會主義改革」、打擊貪腐的努力、中國當代婦女運動以及中共作為「執政黨」的地位。

 

除了明顯的知識勞動,以及在某些情況下,從這些報告所看到一些創意。但對我而言,它們受到兩類問題所困擾:其一,列寧的作品是傾向於特定的歷史脈絡,不像有些報告者似乎相信的能那麼輕易移轉到非常不同的歷史脈絡中;其二,他也不會對他任何或全部的話被提出作為某種不能偏離或在政治上不容置疑的正確標準而感到自在的。

 

當列寧主張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is not a dogma, but a guide to action)」時,他明顯不是指行動(或政策)應該由教條指導。列寧認為這種取向會「把馬克思主義變成一種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東西turn Marxism into something one-sided, disfigured and lifeless)」,抽掉它「活的靈魂(its living soul)」。他主張我們必須將革命理論注入「辯証法即關於包羅萬象和
滿矛盾的歷史發展的學說(
dialectics, the doctrine that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s all-embracing and full of contradictions」和對「可能隨著每一次新的歷史轉變而改變的特定實際任務definite practical tasks … may change with every new turn of history)」的理解。(這些引自列寧1910年的文章,〈論馬克思主義歷史發展中的幾個特點Certain Features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Marxism))

 

有好些中國參與者的報告,就我看來,在探索列寧的思想時被更強大的動態歷史發展感受所鼓舞。何萍教授從學術思考列寧經典的《國家與革命State and Revolution)在中國過去三十年被處理的不同方式時便是如此。

 

許多中國學者也檢視了羅莎盧森堡和列寧的差異,但我看到的是不幸地將一方(通常是列寧)視為優於另一方。我自己對此頗有不同的看法,在我自己的報告中呈現了:「列寧和羅莎.盧森堡從彼此眼裡看對方(Lenin and Luxemburg Through Each Other’s Eyes)」另一個有趣之處是許多報告都處理列寧與第二國際其他馬克思主義者之間的關係。我特別欣賞一位大膽的學者的結論,主張卡爾‧考茨基的馬克思主義優於列寧的,儘管我不同意那個立場的實質內容。

 

何萍教授兩位年輕門生(protégés)的報告也很好,他們本身是武漢大學的教授,吳昕煒Wu Xinwei)處理「列寧的文化領導權」(Lenin’s Cultural Leadership),而李佃來(Li Dianlai)討論列寧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關係。吳提供了一個思慮周全(thoughtful)且精工細作的(workman-like)對列寧關於俄羅斯文學的看法的討論,特別是托爾斯泰和高爾基(Maxim Gorky)的作品。李展現了可觀的學養,強調列寧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核心與兩位西方馬克思主義奠基人物盧卡奇和葛蘭西相關。

 

國際參與者

在國際參與者中,也辨識出不同的傾向。似乎相當少人以正面態度附和中共的官方意識型態,像前述關於Zbigniew Wiktor教授的供稿──這是大多數人傾向迴避而非擁抱的。

 

很多人的供稿傾向於站在含蓄批判「官方馬克主主義」正統的立場。在這些人之中,德國的奧圖卡‧魯本(Ottokar Luban)和美國的諾曼‧萊文(Norman Levine)提供了對列寧有趣而清晰的(articulate)批評。魯本,國際羅莎盧森堡學會(International Rosa Luxemburg Society)最突出的成員之一,提出:羅莎.盧森堡代表一種社會主義的民主取徑,優於他眼中由列寧代表的威權取徑。萊文,一位突出的馬克思學者,其工作大部分圍繞在捍衛馬克思免於在他眼中被其他大部分自稱跟隨者(would-be followers)的哲學摻假和扭曲(philosophical adulteration and distortion),他認為馬克思的戰友恩格斯引入錯位的「通俗化(popularisations)」馬克思主義,使第二國際所有自稱馬克思主義者迷失方向,特別是列寧,反過來為斯大林鋪路──因此,我們可以說恩格斯要為嚴重地摧毀共產主義運動的斯大林主義承擔責任(儘管在討論期間,萊文從這個具體闡述有所讓步,不過仍繼續主張回到馬克思,獨立於那些聲稱跟隨他腳步的人)。


在這討論會中,斯大林會發現一個人有點孤單,但是有猛烈且相當勇敢的他的捍衛者艾拉‧魯爾(Ella Rule),她代表英國共產黨(馬列主義派)(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Marxist-Leninist)),一個雖小但好戰的毛派兵團,不可與其他英國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變種混淆。她主張,中共撤離了對斯大林的捍衛和他的教誨,反映出它決定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不幸地,她自己論〈馬克思主義與婦女解放〉的主要報告自限於恩格斯和列寧的通俗化評論──伴隨若干人類學論點(anthropological dots)的投機連結──對馬克思主義運動在婦女解放理論與實踐的豐富傳統則毫無參照。

 

對我而言,更有趣和滿意的是俄羅斯馬克思主義者阿列克謝‧古謝夫(Alexey Gusev)過於簡潔(all-too-brief)但非常有能耐的報告,〈列寧與1920年代俄國意識型態和政治論述中的列寧主義〉。古謝夫檢視俄羅斯共產黨在列寧1924年過世後主要成員的領導方式,尋求對他想法的輪廓和要旨作出解釋與普及化──聚焦於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季諾維也夫(Gregory Zinoviev)和斯大林他們朝一個現成準則(ready-made axioms)體系的方向推進,而其他人像是托洛茨基和尤金‧普列奥布拉任斯基(Eugen Preobrazhensky)則朝更靈活而動態的概念推進。他也觸及流亡的俄國保守派和自由派相當不同的取徑,以及對流亡的社會革命黨(Socialist Revolutionary Party)及俄國社會民主工黨(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Labor Party)孟什維克派(Menshevik faction的社會主義者進行批判性評估。

 

討論了列寧思想與葛蘭西和阿圖塞之間關係的重要供稿是由奧地利學者本杰明‧奥普托克(Benjamin Opratko)的〈重讀葛蘭西的列寧主義〉和加拿大學者湯瑪斯‧卡邁克爾(Thomas Carmichael)的〈偶然的唯物主義與阿圖塞的列寧〉(Aleatory Materialism and Althusser’s Lenin)分別提供的。

 

在此我必須承認偏愛葛蘭西大膽的人文主義的黑格爾式列寧主義(humanistic Hegelian Leninism)甚於阿圖塞的反黑格爾且反人文主義的構念。儘管在我看來卡邁克爾教授妥善把握了阿圖塞的觀點,我對那些觀點的缺乏同情心,加上那些觀點的闡述的複雜性,使我難以公正看待他所提供的。

 

相對地,我比較能夠更好地報告一下奥普托克,一位我認為充滿生氣而清晰的年輕學者的葛蘭西報告,我認為他的報告與李佃來在本報告前述關於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列寧主義根源的優秀論點配合(dovetailed)得當。由於篇幅所限,我無法對奥普托克供稿的豐富內容──強調葛蘭西對列寧的關鍵政治觀點的知識是積極而創意的參與──做出太多提點。他建議和展示「透過葛蘭西讀列寧」以及「透過列寧讀葛蘭西」的成果──特別是一種葛蘭西式的「從葛蘭西的觀點重讀列寧在〈怎麼辦?What Is To be Done? )〉中的若干闡述」。最重要的,奥普托克打破了在一些國際訪客中本可能過度學術化的趨勢,尋求將他的想法與「在諸如西班牙、葡萄牙、特別是希臘的歐洲國家發生的大規模抗議」連結──延伸到更好地同時理解「從上的危機統合主義(crisis-corporatism)和能夠挑戰它的從下的可能的霸權政治學(politics of hegemony)」。

 

我已經提過列寧的馬克思主義聚焦於革命理論和革命行動間創意而批判的、辯證性的互動。除了奥普托克之外,其他反映此種取徑的參與者是羅蘭‧博爾(Roland Boer)(一個也花了很多時間在許多其他國家的澳洲學者)、拉妲‧杜澤(Radha D’Souza)(一位在印度出生、在英國教書的學者)和杰弗洛伊‧拉夫爾卡德(Geoffroy de Laforcade)(一位在法國出生、在美國教書的學者)。

 

博爾曾對猶太教—基督宗教(Judeo-Christian)神學研究和內含於宗教圖像(imagery)的意義,特別是這
事物與馬克思主義的互動,做出值得一提的馬克思主義影響的貢獻。這類主題瀰漫於他對會議兩篇有趣的寫作供稿──「宗教作為奇蹟」和「致敬(
Venerating)列寧」──但在會議他擁有短暫的評論時間,他結合了一種對他非正統反思的調皮跡象(playful indication),以及對列寧觀點與我們自己的時代的關連性的直率捍衛──特別是俄國革命派將自發起義與嚴肅的組織、策略與戰術的概念靠攏的動態方式。

 

杜澤檢驗(正如她自己總結的)「被壓迫國家的自決(self-determination)、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鬥爭之間的連結(nexus)」,幹練地主張「在列寧的思考中這三方面是不可分離地聯繫的」以及「對這三方面統一性的離析阻礙了我們對當代帝國主義的認識」。

 

對當代關連性的關注在拉夫爾卡德報告的標題中很清楚:〈什麼是列寧的『左翼』?查維茲(Hugo Chávez)和莫拉萊斯(Evo Morales)的拉丁美洲的國際主義、後殖民主義和革命的主體〉。堅持拉丁美洲各處的人民運動(popular movements)、鬥爭和起義將對羅莎盧森堡的概念「改良或革命」與列寧的「二元權力(dual power)」(以及他對工人階級霸權和工農聯盟的看法)注入新生命,拉夫爾卡德認為有些對列寧的批評(例如,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的)值得思量,但總結道:「難以置信一個對列寧思想與行動的辯證性評估,特別是在那些年間領導世界上第一個成功的社會主義革命應被拋棄,即使承認時代錯置(anarchronisms),而對他的黨與專政概念的歷史得失功過(balance sheet)批判性地重估或甚至放棄。但在這新世紀變得清晰的是他和其他大量人們的目標仍然非常活躍的。」

 

我們時代的列寧
我自己對列寧思想的關連性和對列寧學術研究的一般狀態在我們自己時代的看法,已於我在會議提出的的主題演講〈列寧學術研究的新趨勢──對革命民主作用的尋求New Trends in Scholarship on Lenin – Impacts of the Quest for Revolutionary Democracy)(最近登載於Link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ist Renewal)上表達。在其中,我觀察到「不滿持續、擴散、加劇。這是美國和美國以外皆然的狀況。這是整個歐洲的狀況。這是從南非到埃及以及整個中東的狀況。這是印度和中國這兒的狀況。」我補充道:「資本主義的壓迫和暴力持續且在許多方面越來越糟」及「在我們的時代,對革命民主的追求開始增強」。我總結道:「越來越多社會運動參與者迫切地尋求通往更美好未來的途徑,正如列寧和他的同志多年前一樣。」

 

這類現實給武漢的羅莎.盧森堡和列寧國際研討會它們的意義和重要性。2006年和2012年研討會之間令人失望的差異之一,如前所述,是相較於第一次研討會,第二次較少認真的中國學生到會參與。一群受到鼓舞的基進化的歐洲學生(受不同的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思想影響,並且目前在中國唸書和做研究)出席了研討會,彌補了這一不足。他們由於對革命的知識營養感到飢渴,有些人感覺瀰漫於某些研討會場次(session)中的僵化且暮氣沉沉的性質抱持批判和不耐。他們特別失望對討論機會的不足,儘管在研討會結束前我們之中一些人創造了自己的機會,為我(或許也對其他人)提供了這場研討會的一些高潮。通過非正式討論,我從義大利、西班牙和奧地利學生學到中國工廠工人和社區的狀況,還有在他們一些的中國朋友間流傳的想法。我被告知:若干認真看待馬克思和列寧想法的中國學生,和工人一起發起了圍繞他們寫作的研究與討論團體。

 

只要在中國和其他地方的學生和工人,一起加入研究這類革命理念──批判地且創意地探索它們與今日生活現實的關聯性──在武漢研討會討論的列寧思想將會呈現出新的生命。

 

* 可惜的是,我們錯失了幾位主要列寧學者──你會想到Lars LihChristopher Read洛威(Michael Löwy)、Soma MarikAugust Nimtz,舉例而言,還有《科學與社會》(Science and Society)和歷史唯物主義》(Historical Materialism一類期刊及Sebastian BudgenStathis Kouvalakis和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Žižek)所編輯的文集《重新上膛的列寧》(Lenin Reloaded)(2007的若干主要供稿者。或許這之中有些人未來能夠出席類似的研討會。


[1] 譯者註:此處作者有誤,二戰日本侵略期間,國民黨遷都至重慶而非武漢。

[2] 譯者註:下稱「官方馬克思主義」。

列寧思想國際研討會在中國◎Paul Le Blanc│陳宗延譯

※感謝宋治德、林致良兩位前輩校訂!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China on Lenin’s though By Paul Le Blanc

2012128日原載於Link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ist Renewal

http://links.org.au/node/3135

 

Paul Le Blanc在「列寧思想在21世紀:詮釋及其價值」國際研討會(舉辦於20121020-22日)發表主題演講。

 

[閱讀更多關於Paul Le Blanc和他寫的文章,及更多論列寧的文章]

 

一場出色的「列寧思想在21世紀:詮釋及其價值」國際研討會於20121020-22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舉行。它由羅莎盧森堡基金會和武漢大學許多部門(哲學學院、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所和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所)共同發起。幾乎所有論文都提供中、英雙語,並進行英文和中文的同步翻譯。

 

約有100位學者出席──大多數來自中國,但大概四分之一來自國外,包括一群在中國唸書的歐洲學生。代表的國家中,無論如何,除了主辦國之外,有奧地利、英國、加拿大、法國、德國、印度、義大利、日本、荷蘭、波蘭、俄國和美國。這些努力由何萍教授,一位曾於2006年在武漢負責羅莎盧森堡的同類國際研討會的傑出學者所領導。(該次會議報告,請見此

 

主辦單位解釋:

 

這場研討會的目標是要發展列寧研究、馬克思主義思想和當代世界的議題,並增進西方與東方學者的學術交流。

 

講者和討論小組(panels)所探索的主題包括列寧與馬克思的關係、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俄國馬克思主義和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列寧思想與帝國主義和國際經濟發展議題、民族主義、民主、女性主義,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內政與國際政策之間的關係,亦受重視。

 

中國武漢大學和德國羅莎盧森堡基金堡基金會皆計畫要出版研討會文集。會中有多樣的觀點,包含中國學者及其他國家的學者,而報告的性質和質量不一,當中有些非常出色。非正式討論也蠻有趣的。未來,我希望能書寫一份更實質的報告。在此我必須限縮於分享我被邀請為會議準備的主題演講。

 

武漢大學列寧國際研討會主題演講:列寧學術研究的新趨勢──對革命民主作用的尋求

 

這場「列寧思想在21世紀」的國際研討會反映了一個全球現象。面對全球資本主義問題的惡化,激發越來越強烈的不滿。然而儘管有相當多的抗議和起義,卻因為那些惡質問題仍然產生而存在一種失望和挫折感。

 

保守派和新自由主義政策、社會自由和社會民主改良主義、宗教原教旨主義、個人主義異見的自由論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和其他未能定義的意識型態,皆未能消除資本主義的惡質問題──因此不滿持續、擴散、加劇。這是美國和美國以外皆然的狀況。這是整個歐洲的狀況。這是從南非到埃及以及整個中東的狀況。這是印度和中國這兒的狀況。存在著解決此一現實的思想的「市場」需求。這造成了一個明顯上升的現象,一場在學者和知識份子與運動參與者中的復興,對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以列寧之名聞名於世──的思想和很久以前的活動及其親密戰友,感到興趣並加以研究[1]

 

這個現象的例子(除了我微薄的努力之外)包括了2007年由Sebastian Budgen

Stathis Kouvalakis 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Žižek)所編輯的文集《重新上膛的列寧》(Lenin Reloaded),由眾多出色學者交出的成果。我們也可以在同樣出色的英國期刊《歷史唯物主義》(Historical Materialism)和它提供的大批書籍中找到大致類似的現象。John Riddell和他的協作者也付出巨大的努力,提供和普及精采的有關列寧協助創立和領導的早期共產國際的過程。最早的革新者之一是Kevin Anderson,他的《列寧、黑格爾和西方馬克思主義》(Lenin, Hegel, and Western Marxism)為認真看待列寧思想(在所謂「共產主義的崩潰」時代中有別於一般常識)鋪路。在印度有革命女性主義者Soma Marik,她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重探古典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民主論述》(Reinterrogating the Classical Marxist Discourses of Revolutionary Democracy)聚焦於列寧和他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她的作品重新提取了列寧和布爾什維主義當中深刻的民主性質。

 

一項對這些是如何在歷史災難的衝擊下被擊垮的探索,由Arno J. Mayer權威性的著作《憤怒:法國和俄國革命的暴力與恐怖》(The Furies: Violence and Terror in the French and Russian Revolutions提供。最強而有力且入木三分的貢獻之一是Lars Lih的重量級著作《重新發現列寧:語境中的〈怎麼辦〉》(Lenin Rediscovered: ‘What Is to Be Done’ in Context)。黑格爾─列寧主義者對西方馬克思主義、葛蘭西和盧卡奇的一些新研究也屬於此範疇,正如對托洛茨基復興的學術興趣一樣。對羅莎盧森堡增長中的研究和興趣也是此一現象的一部分。正如我將會在這場研討會的其他發表中主張的,將他們描繪為敵對者是錯誤的──儘管有著真實且重要的差異,盧森堡和列寧可以更精確地被視為在社會主義民主的工人革命計畫中的親密戰友和合作思考者。

 

看起來,那些持續尋求並──帶著日益增加的急迫感──為了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每一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一個偉大的勞苦大眾終將贏得為民主而戰的世界)而奮鬥者,在未來對這些東西會越來越有興趣。

 

在列寧的作品中,我們在他對社會主義者和工人階級需要支持所有受壓迫的人奮鬥的強調中、在他整合改良鬥爭和革命策略的方式中,以及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際政治活動的交織中,看到他思考的廣度和連貫性。這樣的性質讓列寧在1917年在俄國為工人階級首次奪取政權,一場極大的民主勝利提供領導。里德(John Reed)在他經典的親目見證,《震撼世界的十天》(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斷言:「如果廣大的俄國人民群眾不樂意進行武裝起義,它是一定會失敗的。布爾什維克黨人之所以能取得勝利,其唯一的原因就在於:他們實現了人民群眾最下層的那種普遍而又單純的願望,號召他們來參加推翻並粉碎舊制度的工作,然後再在舊制度的廢墟上,同他們一道,建立起新世界的骨架…[2]

 

列寧、布爾什維克黨、廣大俄國工人階級運動和武裝起義的工人與農人群眾的相互作用,激活了大部份對俄國革命的嚴肅研究。這是通過里德的記者同事,威廉斯(Albert Rhys Williams)而成就。里德和威廉斯,以及Louise Bryant Bessie Beatty,在(布爾什維克奪權前)從美國到俄國的途中發現一小撮回國的俄裔美籍革命者,威廉斯形容他們為「自由、年輕、有頑強精神」,但「既非傻子也非蠢蛋。漫遊世界(Knocking about the world)已對他們有所錘鍊。這些人也非英雄崇拜者。布爾什維克運動不可抑制且激情,但它科學、實際且不相容於英雄崇拜。」威廉斯強調某些特質:「他們對工人歷史角色的信心,他們腳踏實地的論證,他們的同情心──[以及]可能是最根本的成份:自律。那些,和他們無情的樂觀主義,勇氣和大膽的精神。」[3]

 

列寧自己在1900年的文章〈我們運動的迫切任務〉(“The Urgent Tasks of Our Movement”)中提出如此觀點,堅持──以古典馬克思主義的語言──俄國工人階級必須「完成自己所肩負的偉大歷史任務:使自己和全體俄國人民擺脫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奴隸地位」。但他強調,這不可能會發生,除非它推舉出「自己的善於組織運動和領導運動的政治領袖和先進代表」。他補充,「俄國工人階級已經表明它能夠推舉出這樣的人物」。他總結:「我們應該培養一些不僅能把晚上的閒置時間貢獻給革命,而且能把整個一生貢獻給革命的人。我們應該建立一個大的組織,大到可以使我們在各種各樣不同的工作之間進行嚴密的分工。……社會民主黨不能用某種事先想好的政治鬥爭的計畫或方法來束縛自己的手腳,縮小自己的活動範圍。它承認一切鬥爭手段,只要這些鬥爭手段同黨的現有力量相適應,並且在現有條件下能夠使我們取得最大的成績。……我們面對著一座強大的敵人堡壘,從那裡向我們發射出雨點般的炮彈和槍彈,奪去了我們的優秀戰士的生命。我們一定要奪取這座堡壘。只要我們能夠把日益覺醒的無產階級的一切力量和俄國革命者的一切力量聯合成一個黨,並能使俄國一切生氣勃勃和正直的人都傾向於這個黨,我們就一定能拿下這座堡壘。」[4]

 

伊士曼(Max Eastman),一個里德和威廉斯的親密戰友,在1926這樣來形容列寧的黨:「它是一個過去從未存在過的類型的組織。它結合了政黨、專業組織、聖會(consecrated order)、軍隊和科學社群的某些基本特徵──不過它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宗派(sect)。與其說它珍視會籍(membership)的宗派性心理(sectarian psychology),不如說它珍視與社會的主導階級(predominant class)的力量(正如馬克思所定義的)之間的關係。而這層關係由列寧確定,並由他逐步調整,以馬克思未曾夢及的精妙。[5]

 

伊士曼將列寧描繪為英雄人物的問題是,它失落了在Soma Marik這項觀察中恰當地補捉住的一個重要環節,她提醒我們:「在1917年二月出現的布爾什維克黨並非列寧的個人創造。雖然他是它最主要的理論家,黨是由實際工作者和理論家之間持久的互動所創造,及重複改組。」她注意到,「在事件的壓力和階級壓力下,許多想法和組織性概念必須被修改和捨棄。」[6]

 

然而,對這民主的本質和列寧的認識的一項基本挑戰,在革命勝利後幾年被提出。要理解和解釋發生了甚麼,為我們留下一項困擾且可怕的責任。從1918年到1920年代,崛起和鞏固的不是蘇維埃民主──理想上(hoped-for)由勞苦群眾的民主委員會統治──而是官僚極權主義(authoritarian bureaucracy)。在列寧死後,剩下的共產黨領導人起初的推推擠擠(pushing and shoving)之後,斯大林的出現預示了1930年代發生的事:殘暴的土地集體化和強烈剝削的超級工業化,加上加劇的極權控制建立在不同的文化領域之上,重新定義的社會主義排除言論自由和民主,官僚專政的美化,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日益激烈的鎮壓,強迫勞動營的爆炸性擴張和殘酷,惡名昭彰的「清洗(purges)」帶著子虛烏有的指控和折磨以及通向無數死刑的公審(show trials[7]

 

然而,列寧領導下的布爾什維克經驗的某些元素,可以說成包含後來斯大林主義的種子。列寧的馬克思主義的美妙特質,特別再19151917年間,是革命策略與革命目標的統一──各自被有活力而不妥協的工人階級戰鬥性(militancy)、反叛精神(insurgent spirit)和基進民主所滲透。這是列寧的勝利,在布爾什維克革命達到高潮。列寧的悲劇是在1918年在實作上出了毛病──不僅因為內戰與國外侵略中大傷元氣和致命的暴力,也因為「工人的民主(workers’ democracy)」的簡單解方由抽象願景降低到具體現實層次時,變得問題重重。工人的工廠和鄰里委員會(committees and councils)並沒有足夠的資訊和知識以形成實際的決斷,也沒有足夠的技能和實際經驗進行決斷,以達成運行一國經濟、在全國發展足夠社會服務、制定協調的外國政策或運作一間工廠的目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壓倒性破壞、諸外國無情的反革命軍事介入、經濟封鎖以及對內戰的恐懼之脈絡下,尤其如此[8]

 

正是在此脈絡下,言論、出版、集會和結社的權利──提供播散混亂的機會,或提出超革命性但行不通的替代方案,或煽動反革命──不能被容忍。因此列寧在1919年如此堅持。根據威廉斯在1921年所寫:「敵人叫喊:『鎮壓、暴政、暴力』,『他們已經廢除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他們強加激烈的軍事募兵與強迫勞動。他們政府無能、工業無效率。他們使蘇維埃從屬於共產黨。他們降低了他們的共產黨理想,改變和更動他們的計畫並與資本家妥協。』這些
指控有些被誇大。許多可以被解釋。但它們無法完全被解釋過去。蘇維埃的朋友對它們感到痛心。它們的敵人召集全世界以震動和抗議它們……當國外對布爾什維克作為新『文明的敵人(
enemies of civilization)』的仇恨一天比一天確立,這同一個布爾什維克正使勁地拯救俄國文明於全面崩潰。[9]

 

這極端的災難,加上原本預期社會主義革命蔓延到世界其他地方的失敗波折,因其成功原可紓解嚴重扭曲革命政權的可怕壓力。這失敗和孤立確保了官僚專政的鞏固,創造了非常不同於列寧和他的同志一生所致力於政治和社會秩序。晚近的歷史學家Moshe Lewin將「1924年視[]『布爾什維主義』的終結」。他總結:「數年間一群又一群的老布爾什維克頑抗到底(rearguard actions),企圖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糾正事件的進程。但他們根植於俄國歷史和歐洲社會民主的政治傳統和組織,快速地被大部分新成員和新組織結構(它們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模態)掃地出門。對192428年的反對派而言,黨轉變為機器(apparatus──職業、紀律、等級、取消所有政治權利──的歷程完全是一個醜聞。[10]

 

但這些憤怒的異議共產黨員被Michael Reiman恰當地形容為是被「一個敵視他們的且與人民分離的社會統治階層」[11]所清除並且野蠻地鎮壓。到了1930年代初期,一位蘇維埃俄國的異議共產黨員Mikhail Riutin,抱怨「斯大林殺了列寧主義,在無產階級革命旗幟下[殺了]無產階級革命,在社會主義建設旗幟下[殺了]社會主義建設。」他是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前同事及共產黨在莫斯科一度的領導者,在1930年因為反對強迫土地集體化被放逐,Riutin寫道:「黨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最邪惡敵人,最邪惡的反革命和煽動者(provocateur)所進行的工作,都不比上斯大林所做更能毀滅黨和社會主義建設」,他補充:「列寧同志的主要支持者們(cohort)都被逐出領導位置,他們之中有些坐監和流亡;其他的投降了,還有其他的洩氣和蒙羞,繼續淒慘的生存,最後有些完全墮落的,變成獨裁者的忠僕。」[12]

 

正如歷史顯示,這樣一個社會和政治的暴政不能維持多久。但資本主義的壓迫和暴力持續且在許多方面越來越糟。如前所述,在我們的時代,對革命民主的追求開始增強。越來越多社會運動參與者迫切地尋求通往更美好未來的途徑,正如列寧和他的同志多年前一樣。從他們所想所為還有很多有待學習之處──負面和正面的教訓皆然。在這場研討會的眾人都負有極大的責任。

 

[Paul Le Blanc是匹茲堡拉羅屈學院(La Roche College)的歷史和政治學教授。他是多本論革命與基進政治的書的作者。]

 


[1] Paul Le Blanc,〈列寧的回歸〉,工作美國:勞動與社會期刊Vol. 10, No. 3, September 2007Paul Le Blanc, 〈導論:十個不讀列寧的原因〉,於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 《革命,民主,社會主義:1895-1923選讀》Paul Le Blanc編輯(倫敦:Pluto出版社,2008)。

[2]約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紐約:Signet圖書,1967p. 256。這和接下來的段落實質上摘自Paul Le Blanc,〈列寧與革命民主〉,批判,社會主義理論期刊Vol. 38, No. 4, November 2010.

[3] Albert Rhys Williams, Lenin, The Man and His Work (New York: Scott and Seltzer, 1919), pp. 45, 48; Albert Rhys Williams, Journey into Revolution: Petrograd, 1917-1918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69), pp. 51, 62.

[4] V. I. Lenin, “Urgent Tasks of Our Movement”, Collected Works, volume 4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2), pp. 370-371.

[5] Max Eastman, Marx, Lenin and the Science of Revolution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26), pp. 159-160.

[6] Soma Marik, Reinterrogating the Classical Marxist Discourses of Revolutionary Democracy (Delhi, India: Aakar, 2008), p. 289.

[7] See Robert C. Tucker, Stalin in Power: The Revolution From Above, 1928-1941 (New York: W. W. Norton, 1992); Roy Medvedev, Let History Judge: 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Stalinism,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Vadim Z. Rogovin, 1937, Stalin’s Year of Terror (Oak Park, MI: Mehring Books, 1998) and Stalin’s Terror of 1937-1938: Political Genocide in the USSR (Oak Park, MI: Mehring Books, 2009); Wendy Z. Goldman, Terro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Stalin: The Social Dynamics of Repres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Indispensible is Leon Trotsky, The Revolution Betrayed (New York: Doubleday, Doran, 1937).

[8] 此處的探討和文件供自Le Blanc,《馬克思、列寧與革命經驗》, pp. 77-151

[9] Albert Rhys Williams, Through the Russian Revoluti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7), pp. 276-277, 278.

[10] Moshe Lewin, The Soviet Century (London: Verso, 2005), p. 308.

[11] Michel Reiman, The Birth of Stalinism: The USSR on the Eve of the “Second Revolution”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19.

[12] 引自Paul Le Blanc,《馬克思、列寧與革命經驗:在全球化時代研究共產主義與基進主義(紐約:勞特里奇,2006),pp. 133-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