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se] 間世代學運史˙我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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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八年118,我的MSN狀態顯示:「除魅者除我以相對主義幽靈之魅。

 

電腦螢幕閃爍著青黃色的背景光,游標跳動跳動。更深露重,我兀自逗留於菸味、泡麵味濃稠的網咖裡。二〇〇八年一月,我正試著熬過一生中最難一語道盡的幾個夜晚;扣掉幾年前被女孩E委婉拒絕的那夜,再也沒有什麼比這些更讓我睡不著覺了。更精確地說,自從失去E以後,我總要在床上翻滾個幾圈,把玩抱枕和小巾,而後疲憊地忘卻一切進退失據的理由。有時抽噎,有時淚濕衿被,終於睡去可能已經是凌晨三四點之譜。饒是如此,依戀床榻的我仍不能不枕臥其上,將所有噩夢攤開平整──除了二〇〇八年一月下旬那幾個夜裡。我未曾如此清醒,是什麼催逼著我?不安、難堪、興奮大舉入侵。

 

  我只記得自己寫了一篇文章,其實不指望任何人讀到,評論、念誦或者痛恨,

沒想到爾後需要花費無數文字去回應,幾百幾千雙黑白分明眼睛的探照。那是喧囂的選舉季,台灣第一次實施「單一選區兩票制」。社會是若無其事地繼續狂熱著,層峰與底層卻同時有一股詭祕的氣氛暗自流轉,彷彿必然有什麼要改動位置,方向未知。那也是學測前半個月,我隻身重考於漠離的台北。長我一歲的E早已由台南北移,其後我卻掉入比南方更南方的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

 

    彷彿著力要反抗命運──我所鄙看的南方港都(為著幼時還勃發著的膚淺的文化沙文主義),我身不由己考上的科系,我深愛卻不斷遠離的人──是這樣我來到台北。我是才屆成年的高中畢業生,早讀而容或有些早熟。我生於一九八九年的多事之秋,柏林圍牆倒塌後十天。並不怎麼,每個人都能與這個世界不斷波動的時事與歷史事件發生牽連。但我願意冒著被指為牽強附會的結局,只為了給自己的生世一個解釋。我預言自己將成為一切二元對立之間互不相容的邊界、緊緻囓咬的鋸齒。我將會被推擠傾倒、碎裂解體;之後……之後我就不確知了……我可能被憑弔為遺跡,可能被好事者購作紀念品,可能成為全球政經庸俗化的里程碑,也可能被二流小說家寫入暢銷作品。腦中無端冒出這些想法時,我不過是五六歲的小學低年級生。

 

    像其他八百多個同年級的同校學生一樣,誕生於一個中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家庭的我,順理成章地一路升上台南市最好的高中,為了劃一的目標勉力生活;也像許多其他人一樣,順利成章地偏航於旅途中。然於我卻並非因為懶怠,而是沉迷於與自體裡異質於這個世界的幽靈對話。我的幽靈無以命名、無以歸類,但我時常牽著它出來散步,也由於它對物理一知半解而使我的成績大幅滑落,因而確證它之存在。不過表面上,我還是數理資優班裡名次前段的學生,甚至同時還像是個被許多曾經是文藝青年的國文老師與將來可能成為國文老師的文藝青年所矚目的文藝青年。

 

  就在這個青春蠢蠢欲動的高一年紀,我首次遇見了E,在台南市四校聯合文學獎的場子上。我得了佳作,而她拿下數個獎項的首獎。我們互換了MSN,契合而成為最好的朋友;直到我穿越禁忌的蒺藜而被她拒於門外,尷尬的帷幕遂又轉換為一種鮮澀的光澤。這時我還不知道,關於這個台南地區高中生的文學獎,我亦將拿下她拿過的那些獎項。我不知道,我還將成為該獎主辦單位的負責人。我也不知道,不久之後我就要重回我得獎的兩篇小說,〈(離開):八九年家書〉、〈我只是個強行靠近太陽的凡人〉,的歷史現場。

 

    我於焉成為校刊編輯社的主編。並不為什麼,我確實突出於群體之中。沉默寡說的我與喧嚷不定的大多數人形成重大對比。這之間沒有任何主從或者領導關係,毋寧是我一人包攬了大多數書寫、校對、採訪、編輯的工作。我率領了三個未曾涉世的學弟往台北,最知識集中的學術機構:台灣大學與中研院。主題是學運。三月學運,台北學運,或又稱野百合學運;又旁及台灣保釣運動、中國天安門事件、韓國光州事件、日本全共鬥、法國一九六八年學運。我是真正希望能採訪事件裡外遠近的各般人物,因而採訪了活躍年代稍早於事件的R教授,事件核心人物的F教授,其後的D教授等等將近十人。

 

  忘不了那趟密集的採訪,忘不了將近
晨十二點始由D教授的研究室步出。濕寒。台北天氣。那時我還是台南人。怎樣在那個無星之夜我竟想到
瘂弦的〈下午〉:「我等或將不致太輝煌亦未可知/水葫蘆花和山茱萸依然堅持/去年的調子/無須更遠的探訊/莎孚就供職在/對街的那麵包房裡/這麼著就下午了

 

    這麼著回到台南,已經是隔天下午了。紛雜的生命機質滲入我體內,有種借殼上市之感。錯雜了借來的經驗、賃來的理論,構成三十頁的巨型專題。於我,這仍是一次生世之謎的重探:莫非我的出生觸動了群眾情緒與理性之間的安全閥?採訪的夜,遠方的星雲沒有答應,我的幽靈告訴我:「我等或將不致太輝煌亦未可知。」我奉此而行,在之前的「社部回收事件」和之後的「小說被抽出事件」裡,幾個和官僚體系交鋒的時刻,沒有演練在記憶裡一次次排練過的抗爭、靜坐、絕食。我不慍不火寫出萬言〈十七歲的□□──小說與青春死於誰手?〉,也得到不慍不火的軟回應,就此結束。我連不太輝煌的機遇都沒有。

 

  下一次來/回到台北,我已經歷經學測與指考,青春一時落盡。高鐵向北,彷彿小說中錯謬的場景,傾盡所有家產僅購得一張向南的票券卻無故坐了北上班車。重考那年,我半個身體鑽出體制的鐵絲網,確實專心讀了書,倒更專心於各種「有趣的」事業。這一年裡,我去了詩人羅智成、廖偉棠的新詩集發表會,我拉著E去拜訪我們共同最心儀的年輕詩人楊佳嫻,我重新聯絡上幾個過去只藉由網路而聞其名的各領域好友。

 

    07年底、08年初,社/學運界普遍反映著讓藍綠以外第三勢力進入立法院的呼聲。5%門檻。在一片不知道算不算樂觀的小浪潮裡,我辨認出所謂「學運世代」裡還沒(或不再)當官也還沒(或不再)被關者組成的S黨。S黨裡幾個略小於四十歲的前學運份子我在學運史料裡曾經見過,是過去四年、八年或更久有過官方或民間歷練,卻始終邊緣於黨外、黨外之外的人。我心裡想要給他們一個機會,希望這世界給從未得志的人一個機會。

 

  雖然我那時天真到要死,竟沒有質疑:為何是我給他們機會,而不是他們給我機會。我加入行伍之中,又由於參與者如此稀少,幾乎成為核心決策階層的一部分。我學習以「大人的」民主方式開會討論。我也掃街拜票發傳單,爭取民眾的目光;我也靜坐舉牌吶喊,抗議中選會的選制不公。這必然是絕大多數人十七八歲時絕不會有的經驗吧。

 

時光這樣過去,每逢補習班晚上的自修時間,我就溜出教室前往助陣。儘管S黨人未曾以學運時代的事蹟為宣傳,為了莫名的移情補償理由,注視前輩我的目光大概仍然同時夾雜著英雄主義式的崇拜和生不逢時的嫉妒吧。因為,我本是不抱希望自己三四十歲時能見輝煌於世的。

 

  時光這樣過去,直到環保黨G黨和工運組織F盟聯合的另一股「進步勢力」,其中另一群不得志前學運份子在選前祭出了學運時代的堂皇大旗。我對G-F聯盟也曾有寄望,終而失落。G-F聯盟的H教授發起野百合同學會。他說:「作為十八年前在廣場上萬名學生成員之一,我不曾自大到收割所有孕育學運的社運成果。」若果如此,非為拉抬選情,我不懂他為何發起同學會;我甚至懷疑這其中有鬥爭S黨人的用意。我遂為文批判。

 

我的質疑論點如下:「何文指摘某些『爬到統治階級接班位置的前學運份子』固然有所道理(似可由每日新聞與政論節目得到檢証),這卻並不代表同一世代其他領域工作者比所有政治工作者(尤指加入民進黨者)更有權利繼承世代發言權。顯而易見地,當年所有學運份子就其既有的背景,或者走向政治、或者走入學術界、或者進入社運脈絡、或者在各式各樣的生涯規劃中,都可能對社會造成等量的貢獻。我不知道何教授的發言是代表哪個集團,又為何可以如此心安理得地代表之。即或能以,是否又能呈現學運世代的完整面貌呢?

 

沒有攜帶個人電腦北上,在網咖裡我只記得自己寫了一篇文章,其實不指望任何人讀到,所有朋友卻盡皆慫恿我投稿到中國時報。原文的開頭就化用了詩人羅智成的詩〈你是如此孤獨因此你並不孤單〉:「甚至春天騷動的花訊/都壓迫著我們」,明明知道不會被節用,卻還是興致高昂地引出。我只是想寫自己想寫的。和我的預期全然悖反:我的文章繼H教授登高一呼的文章之後,被放置在時論廣場最顯眼的位置。或者我不該認真的,那只是一個選舉造勢的場子,我的文章也是。或許我足夠幸運,中國時報發行量約百萬份,我深綠而拒讀中時的父母正好不是那百萬分之一,沒有發現他們曾經勤學的孩子正勤於學問以外另一種興味盎然的事物。

 

那是二〇〇八年118,H教授並不示弱地做出反擊:「陳文整個論述,以所謂的世代經驗的差異著手,試圖
展出他認為處在這個世代應該走出野百合陰影的政治觀點,我贊同這個想法;但整個鋪陳,其實是被一個相對主義的幽靈所纏住。
」、「陳文誤以為我們是來解決世代裡的恩怨,以為我們是『來緬懷昔日光榮』的。恰好相反,陳文對我們的批判,恰好建立他投射、凝結、抽空的歷史,所以在他的歷史與社會認知圖像中,見不著往下走的一群人在過去二十年,如何與各式各樣的社會運動中的弱勢群體用生命、身體、以組織團結一起奮鬥、相互鼓勵。

 

相對主義的幽靈。我和我的幽靈終於被指認出來了,是嗎?除魅者除我以相對主義幽靈之魅。

 

為了描繪我的身世,沒想到爾後需要花費無數文字去回應,幾百幾千雙黑白分明眼睛的探照。我反駁道:「我以為要真正看見野百合的多彩面貌,確實應該委由史學家訴諸客觀研究,不同層次的意義乃得以扎實地重新被賦予。而每個個體則將學運時代的初衷和氛圍,帶/代入日後包含政壇與社運場域的各種職場之中,此即成為對事件本身最好的紀念。」、「當年在交叉點分別了,走向人多或人煙稀少的不同路線;但每條路總是要有人走,才可能成就健康的政治社會與公民社會相互對話的環境──這恰恰是台灣最缺乏的。至於走得優雅或鹵莽、顛簸或順遂、甚至走不走得下去,實在是另一件事。並不是為學運世代的政治工作者擦脂抹粉,我僅僅是認為應該個別檢視他們的政治態度再行批判,而非包裹為同一個不可原宥的群體。

 

  後來,事件就週期性地被其他新聞掩埋了。有坦克壓過我。沒有任何一個小黨通過5%門檻。剩餘沒有碎裂的,是朋友們的體解鼓舞。又有幾個長輩寄來短箋,作家I說:「事實上,我至少接到三個朋友轉寄你的文章,並稱讚。我會把你的文章再寄給大家。」,教授R說:「我非常喜歡你上次在時報發表的文章,銳利而有見識,冷靜而蘊含熱情、氣度與格局,寫得非常好。我在第一時間就從報上讀到,並且立即將它下載保存。請繼續加油,並且祝你今年學測順利。」,教授L更是只可意會地讚揚:「笑看英雄出少年!

 

  後來,再經兩周,我如期考試,嗣後得到七十五分滿級分。再之後約莫一季,我甄試進入台大醫學系。再之後略多於一季,多麼漫長的四年啊,我終於和E在一起了。我仍然並不輝煌,但我知道我現在正在實踐自己說過的:「每條路總是要有人走」,也因此知道自己過去是錯得多麼離譜。為何我強把自己投射在並不實然存在的客體,無論藍、綠、S黨或其他,之上?我在這之期間做了不少探求,企圖找到自己想走的路。

 

  我和好友以網路匿名「牛津鴨」的身分深入台大學生會長選舉(是的,在我還未正式成為台大學生的時候)。我們並非為任何陣營助選,反倒是在網路上揭露了學生選舉組織票綁樁、校園政客的相互作球甚至政黨或企業介入選舉等密辛。後來當選與落選的陣營都未能諒解,但這誠然是我身處的環境,我原應觀照的問題意識。每條路總是要有人走。

 

我參與台大圖博周,「在此提出嚴正的抗議,抗議中國強權無所不在的壓迫,抗議國際特赦組織的軟弱無能,以至於台灣總會必須隔岸觀火,對中國踐踏人權的行為不能有任何行動,因此,我們不能把我們努力在台灣大學舉辦Tibet週活動,同學基於對我們的信任、對Tibet人民的關懷以及對普世人權價值的認同,所捐助的款項交給國際特赦組織這樣一個無法貫徹《聯合國人權宣言》所揭示的普遍原則的組織。

 

    我共同創辦海島新聞,想要製作大學生看得懂的YouTube國際新聞。我又一次做出主體先行的誓言,聊為開播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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