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itic] 無力者的逆襲◎陳宗延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21031/34609915/

談到「台灣文化協會」或「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1924年6月,在議會運動如火如荼之際,日本總督府策動以仕紳辜顯榮為首的「台灣公益會」,組成全島有力者大會,發表公開宣言,指議會運動領袖「別有用心」,「係多數台灣人所不與聞者」。議會派遂於北、中、南召開全島無力者大會,高舉「無力者團結起來」、「有力者快覺醒啊」之旗幟。相較上千名集結吶喊的無力者,28位有力者究竟為誰?史料指出,是受辜庇蔭,分享鴉片和鹽「特許專賣權」的商業利益集團。對辜顯榮與他的朋友們而言,民主自非生活所需,反有損其利。

無獨有偶,今年7月29日,反媒體壟斷運動者在NCC前抗議後4日,導演王小棣在臉書上重提「無力者」一詞,她說:「……想請大家一起來發動一個『無力者』結盟的運動……如果每個人勸10個朋友、親戚,今天開始不看中視、不買中時,讓它收視掛零、報紙滯銷,我們一定可以表達出無力者的憤怒。」相對於和她站在同一邊的無力者,有力者是挾帶中資又受政府蔭庇的首富,展現雄厚企圖的政治-經濟-文化複合體,人稱媒體巨獸。 
有力和無力是相對的。但對無力者而言,在與有力者碰撞的每一際遇中,他當下感受的痛楚與徬徨失措,都是再真實不過的。 

只有團結才夠力

這個互動過程甚至不必是割喉的政治壓迫、赤裸的經濟剝削或污名烙印的文化霸凌。它可以只是華隆翁大銘的虧空、欠薪與避不見面,警察成為翁宅警衛;可以只是遠雄董事長趙藤雄一句:「房價根本不高」、「沒有居住正義問題」;也可以只是行政院秘書長陳士魁雙手一攤:「如果這樣都無感,我也無話可說。」考試院銓敘部長張哲琛指摘勞工「見不得別人好」。
上周日,3000名勞工在凱道前砸蛋抗議,不知是今年繼華隆罷工夜宿台北車站、關廠工人連線癱瘓台鐵月台、榮電員工佔領天橋後的第幾起?看到他們如此堅決毅然的行動,幾乎叫人忘記他們在社會結構中處於多麼不利的位置。這些真正的無力者,只有一言可以相贈,正是蔣渭水在1927年台灣民眾黨成立其時所謂:「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 

【台大勞工社1028行動聲明】我們還在學習,所以我們決不缺席

【台大勞工社1028行動聲明】我們還在學習,所以我們決不缺席

台大勞工社曾活躍於90年代,乘著後解嚴民主化的學運風潮,參與眾多運動戰役,社團規模曾達二十人之譜。然而,隨著學運退燒,成員紛紛離開校園,社團乃漸次萎縮,最後於04年左右,不復見於異議性社團名單之列。

而今,由於整體經濟環境不斷轉劣、政府施政方針又大幅傾斜於財團和資本家,勞苦階級的勞動條件越趨惡化,公平正義的議題再度受到重視,青年學生也無法自外於此社會氛圍。一群有志學生於是尋求將勞工社「借殼上市」,自七月始就復社事宜廣納意見進行討論,而於十月八日正式復社,並選出復社後第一任社長、副社長。

台大勞工社復社的初衷,是一面凝聚學生力量深入研討勞工議題,一面在參與和實作中尋求社會變革。參與工運且積極發聲,因而是勞工社員當前應當做到,且須恆常持續的重要實踐。勞工社參與工運的意義,不僅是對勞工的「義氣相挺」,更是藉由實踐及與之相伴的時刻反思,逐步確立學生在運動中的主體性和戰略位置。

我們必須積極肯認自己當下作為「產業後備軍」以及未來作為「僱佣勞動者」的角色,從而進一步思索該如何當「好」­--這裏的意思毋寧與主流的定義相悖--一個勞工。同時,我們所必須抵抗的不僅是當下勞工受侵害的問題,以及我們出社會後即將面臨的惡劣勞動環境,更重要的是,學生是否能試圖在運動中清晰指認一切勞動問題的結構性原因?我們應當在戰略上想像,除了體制內常見的「權益爭取」和「權利保護」訴求,是否可能描繪出更根本、更基進的論述圖像。

我們還在學習,所以我們決不缺席。 — at 凱達格蘭大道.

[編譯] 性工作者、HIV與亞太法律◎Lancet│陳宗延譯

性工作者、HIV與亞太法律(陳宗延/編譯)

攝影:Batu Lu

◎陳宗延/編譯

Sex workers, HIV, and the law in Asia Pacific

這篇社論刊登在最新一期(即將於 2012年10月27日出版)的醫學期刊Lancet上,恰好是台灣同志大遊行當天,而電子版於前一日先行露出。本文探討的性工作除罪化、合法化,在台灣 並非新議題,如日日春協會等NGO已耕耘十餘年之久,但始終受限於保守和泛道德化的民情,屢屢受到「道德魔人」抵制、反彈。今年同志大遊行的主題「革命婚 姻:婚姻平權,伴侶多元」所倡議的核心論題,同志婚姻權與伴侶權,也是基於鬆綁道德體制而發聲。其實,這些議題不該被妖魔化。我們何須因為自己的無知而畏 怯?給自由多留點餘地,理性之光自會從縫中找到出路--這個,是科學有時也能實證的(儘管更多時候腳步還跟不上)。 

文中兩篇聯合國報 告Redefining AIDS in Asia、Sex Work and the Law in Asia and Pacific分別可由此下載http://www.un.org.cn/cms/p/resources/80/514/content.html、 http://www.snap-undp.org/elibrary/Publication.aspx?ID=699。 
謹譯於台灣第十屆同志大遊行前夕。 

The Lancet, 2012. Sex workers, HIV, and the law in Asia Pacific, The Lancet 380(9852):1446 

2008 年,一份向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呈報的報告「重定義亞洲愛滋」(Redefining AIDS in Asia)指出:「買春的男人是亞洲HIV疫情最強大的單一驅力。」然而,根據一份新的聯合國報告「性工作和亞太法律」(Sex Work and the Law in Asia and Pacific),性工作在亞太地區幾乎所有國家都被罪刑化(criminalised),而阻礙了HIV預防的努力。 

法律可以用來保護 和促進性工作者的人權。舉例來說,柬埔寨、斐濟、寮國、巴布亞新幾內亞、菲律賓和越南的HIV國家法,促進了HIV的強制檢驗,尊重HIV陽性者的隱密性 (confidentiality),且保護他們免於歧視。然而,法律卻經常用來將性工作者入刑與懲罰(criminalise and penalise),結果是他們暴露於整體社會,特別是執法官員(law enforcement officers)和健康照護供給者(health-care providers),的暴力與歧視之下。這番情況限縮了性工作者對其所需的健康與社會服務的近用(access),且提升了他們和他們客戶的HIV風 險。 

雖然有一些證據顯示100%使用保險套計畫對HIV預防成果有些好處,這份報告發現:這些計畫(正如目前所實施的)不利於HIV通 報,因為其強制性與隱微的人權侵害,諸如需要強制登記、強制健康檢查、由公衛當局監控等。再者,警察沒收(confiscation)保險套和性騷擾性工 作者,在亞洲是一項廣泛的問題。我們需要替代的保險套計畫模型。

將保險套發給那些在文化上和法律上長期被指涉為「社會之惡(social evil)」的人們,將無法抑制亞太的HIV疫情。然而,給他們法律保護及尊重他們的權益,卻會有幫助。必須重探和改革現行法律,確保性工作者與性工作者 組織充分地、核心地參與法律環境的改善,以護衛他們的人權。

[想想論壇] 為了親近的疏離:我所不/認識的林書揚◎陳宗延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public/articles/view/219


寫在前面:作為家族後輩、運動末學,未曾親炙林桑的我本無資格寫這篇文章。關於生平和精神,他的統左派同志們知之更詳(參藍博洲文);關於家族軼事,我所聞亦是片段拼湊而來。然而,作為少數能唱《安息歌》的族人,思及末句歌詞:「冬天有淒涼的風/卻是春天的搖籃」,便不能不將林桑的種種啟發抒寫出來。

 
 
「這是怎樣的世界呢。夜正長,路也正長,我不如忘卻,不說的好罷。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將來總會有記起他們,再說他們的時候的。」──魯迅〈為了忘卻的記念〉
 
1926年生於麻豆。1950年繫獄綠島。1984年出獄。2010年赴北京治療。2012年10月11日深夜,林桑走了。「你六叔公祖走了」,電話裏阿嬤這麼說。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10月10日,趁著假期,凌晨和幾位戰友上馬場町,向死難的前輩們致敬。馬場町地面斑駁,我們爬上「一冢土丘」,其上植被遠不如記憶中的青翠。在丘頂,我打開iPad小聲重複播放〈安息歌〉──彼時尚未見過你和年輕朋友圍成一圈,喜樂地手舞足蹈〈國際歌〉:「Internationale就一定要實現」的畫面。我低頭思想乃至於流淚,卻裝成若無其事,不打算跟誰說。像是預知死亡紀事那樣,間隔一日,詎料這首歌這麼快就要為你而唱。
 
10月2日,在華隆罷工講座的場子上,我下定決心接任台大勞工社的社長。在勞動黨高偉凱發言時,我不由得想起你和其他:想起你和我往年皆屢屢(卻未曾同時)踏過且持麥克風吶喊發言的五一街頭,兩造影像疊合在一起,卻無從自人群中析辨出你的聲音。想起今年以來,工人階級夜宿車站、苦行上訪、死守忠孝西路天橋的抵抗身影,更想起政府與資本家一波波的強勢霸凌:廢除及凍漲基本工資之議、本外勞薪資脫勾、勞保破產風暴……與他們得志的獰笑。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鬥爭非自今日始,事實上是從未停歇,如魯迅說的:「戰鬥正未有窮期,老譜將不斷的襲用」。你的堅決,是此刻我們所面臨的戰役中最需要的武器。
 
確實,家人們真是無法理解,為何這34年又7個月,沒有絲毫磨損你的鬥志?是甚麼讓你在重獲自由後,迅即又全心奔走,投入論述、組織、教育的工作中?是時局太黑暗,才讓你戮力燃燒,劃亮夜空?抑或你豐沛的生命力──無論汲取自家教、理論文本或閱歷──註定是上膛的子彈,必須永恆擊發直至煙硝用罄?
 
8月29日,第一次和你通上電話了。六嬸婆祖返台一週,捎來訊息說你已經「瘦得變成三角臉」,且很少下床走路了。話筒裏聽起來,你反應雖慢,但回答尚有精神。反倒是我緊張地一時不知道該怎樣把事先在心中演練多次的說詞拿出來才好。
 
當時沒想到,親自握著你的手、聽你說故事的機會正在一點一滴破滅。阿嬤說你最會說故事,腦中有成套的家族、民俗和歷史故事,敘事情節老早鋪排妥當。甚至她沉默少言的父親(即你兄長)的兒時趣事,也多是從你處聽得的。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3月20日,我在台大的50年代白色恐怖紀念活動中看記錄片《我們為甚麼不歌唱》。這部片1995年便殺青,遲至今日才看,著實是因著後生認識上的貧乏,心念的耽待和懶憊。卻真沒料到會第一次聽到你的聲音,你操著一口流利的福佬話,口音無疑是貼近家族其他長輩。印象最深刻的,是你這麼
答導演的提問:「也許口氣說得大一點,說不定這也是我們為了替這個社會的進步,承擔某一種不得已的代價」。 
 
我不懂這個世界運作的規律,或者恰如我不懂你那樣多。無論在家族或運動中,你是這樣一個被眾人景仰、信賴的人。那麼,國家機器多忍心,才能把像你這樣數以百千計的、像你這般的「好人」,捏碎如一只小甲蟲?
 
你以堅韌的骨骼支撐住了,但終局通算我看對你並不公平。比方說,形式民主到位了,政黨輪替兩次了,社會力卻未隨之更茁壯,無能以抵抗國家被財團牽著走的頹勢。比方說,轉型正義從未真正落實,你與同志們的志業未伸,冤屈也未被洗刷。又比方說,因著民族主義意識型態的粗糙標籤,有些人明知你的好,卻不願或不能開口承認。
 
儘管,確實是有一批人記念著你的。不必將你輕率劃分到任何範疇,不必對你造神崇拜;我欲視你恰如其份,身形輪廓清晰,思想內涵有血有肉,每一個斷言不必是真理,而是必須時時以實踐加以檢驗的命題──猶如你生命史援為「證明」的每一場戰鬥。Hannah Arendt說:「光明[…]是來自於凡夫俗子所發出的螢螢微光,在他們的起居作息中,這微光雖然搖曳不定,但卻照亮周遭。」於我,你也如是。
 
於是我們弄清楚了,一時的頓挫是因為Arendt下句話所說:「我們的眼睛早已經習慣於黑暗,幾乎不能分辨他們的光是燭光還是燦爛的陽光。」我和你有著血緣、故鄉、階級意識的親近,又有著世代、地緣和民族意識的疏離。在複雜的辯證關係中,我本躊躇於追不上、認不清你。但是,在10月21日公祭播放的紀錄片中,我看到最後一幕的圖像,是你頭頂圓帽,身穿黑西服,手拿拐杖,行李置於一旁,好像祇是要去哪兒,很快便回來。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原來,你一直都在,而且陪伴著我們。正是在這樣的信念裏,我們終將不致以憤懣不平離世。我們終將不致被黑暗吞沒。
 
 
【延伸閱讀】
陳宗延  〈住海邊〉
 

陳宗延

作者為台大勞工社及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成員。

帝國資本主義中的「治」與「病」◎陳宗延

公醫時代讀書會 系列一:帝國末日的醫學與公共衛生 2012/10/06 Ch 1-2 帝國擴張與資本主義的致病性

Howard Waitzkin, 2011, Medicine and Public Health at the End of Empire. Boulder, CO: Paradigm Publishers. 

Howard Waitzkin筆下的「帝國」,指的是經濟活動超越國界的擴張,及其社會、政治和經濟效應,1500s的「世界體系」與20世紀的新殖民主義均在其屬。通過各種制度(慈善基金會、國際財政制度與貿易協定組織,以及國際健康組織)運作,帝國、公共衛生與健康服務彼此關連在一起(2)。這些組織在帝國為主體的架構下俱有其侷限,如慈善基金會強調少數疾病的「魔術子彈」(magic bullet);IMF和世銀提供借款而非贈款(4),1980s「華盛頓共識」以降更開展去管制化與私營化的政策方向(5);而在70s末至80s初,雷根轄下的美國與聯合國在意識型態上相牴,遂使財政窘迫的WHO的經濟基礎漸轉為世銀(7)。

資本主義和帝國固有促進健康之效,卻也是病苦的來源——1840s的Engels和Virchow,以及1930s的Allende對此提出批判性的分析。Engels歸因於勞動過程中工人階級所處的組織與社會環境,視之為資本主義內在利潤—安全矛盾(10)。Virchow從多病因統計分析中指認出日常生活中的物質條件作為主因,由此發展出一套政治經濟結構的流行病學理論(14):社會資源的分配不平等(21)。Allende則將焦點由資本主義勃興的歐洲,轉向帝國資本主義下的邊陲——經濟不發達的拉丁美洲(16);他發現,在跨國公司(甚至藥廠)榨取利潤之下,薪資首要且直接地決定了工人的健康(16-20)。他們三人關注焦點雖有不同,卻共同看見了病苦的社會成因(22),也相信特定的社會變革足以扭轉結構。Engels寄希望於共產革命,Virchow首倡「公衛服務」系統等政策性改革,而Allende則企圖在立憲民主架構下發動社會主義的社會轉型,其「醫療—社會計畫」允為社會醫學的鼻祖(15, 23)。他們在理論與實踐的異與同,開拓了我們對帝國資本主義興衰的歷史過程中,對結構限制與能動轉型的新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