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記] 2013.03.28 我的愛,請全部帶走

一醒來就是0328了,這個日子我們都還記得。難得我們三個人這時段(18:00-24:00)幾乎是集體沉眠著,不在脈絡中的室友四號大概會覺得我們中了甚麼邪吧。

一個這麼可恥的國家。或者也曾在這樣的時刻暗暗狠心說:「我的愛,請全部帶走」。可是卻不能。如果我們對許多事無能為力,也許該邊稱慶邊歎氣又邊流淚的是,就這點我們最無能為力。

哎。最近怎麼這麼愛哭。

到頭來想說的也就是這個。今夜,願所有人都能安眠:受害者,旁觀者,加害者;無家可歸的,有溫暖被窩的;我所陌生,我所親愛,我所不能愛。我祝你們安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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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記] 2013.03.28

我有點後悔帶那麼多書,因為好像沒有比較難抬,而且不像在王家守夜時在屋內還有機會讀Gramsci Prison Notebooks(我完全記得那個時候在讀Southern Question的section,結果昨天ㄧ問,[去年也在ㄧ道的]碩班朋友們這週也在讀這裡 – 這是甚麼惡意的詛咒嗎?),而且後來也沒上到課嗚嗚。然後現在脖子好痠雖然肩膀還好。

工人階級是中心◎Ellen Meiksins Wood│陳宗延譯

Wood, E. M., 1992, The Working Class is Central.” Worker Liberty 16:32-3.

艾倫‧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是《新左評論》(New Left Review)編輯委員會成員(譯按:她擔任編委會成員是由19841993年),及《從階級退卻:論一種新的「真正的社會主義」》(The Retreat from Class: a new ‘true socialism’作者。

        我對於前蘇聯當前危機的第一印象,除了所有戲劇性的變化之外,是舊蘇聯(Union)結構在共和國(Republics)層面上被再生產的程度,至少就一部分的舊機構安置自身在新機構中以分一杯羹的意義上。這並非僅是維護他們自身的民族情感。最近我聽聞一位評論者將狀況形容是為財產(Property)的爭鬥,而我認為這與事實相去不遠。一些共和派領袖不過是試圖維持其侵吞的手段(levers of appropriation)。

        我們是否看到資本主義的復辟,則是另一回事。我們最終可能會發現某種類似兩個世界最糟的東西,舊機構的一部分抓住特權,以及市場紀律(market disciplines)──勞動力商品化、失業、利潤極大化的趨力──儘管或許不會太成功。

        威權體制(Authoritarian regime)當然不是不可能。事實上,這類政體或許是資本主義復辟的條件。不過,無論如何,我仍然很難相信,任何復辟資本主義剝削的嘗試不會遭遇工人的抵抗。我們不應低估植入體系中會遇到的阻礙和抵抗。在舊制度中,工人確實被國家壓迫和剝削,但是被剝削的工人和剝削的國家機器的關係,不同於資本和勞動的關係。在資本主義中,剝削的資本和被剝削的勞動的關係,以及競爭和利潤極大化的強制性,是生產過程的整體部分(integral part),恰恰在企業自身內部。例如,它們透過通常是管理者與工人相互衝突的關係而運行。在舊蘇聯政體,剝削的國家及其強制紀律位於企業外部,也不存在像是資本主義中的那種體系性的紀律,直接在企業內部生產過程中運行。事實上,工人和管理者傾向於擁有實質的共同利益。因此在企業和國家機器中有一定的距離,而當舊強制結構解體,它們留下的真空,是私人資本不易填補的。

        讓我闡明我所指為何。我最近讀到波蘭政府暫時決定對私有化踩煞車。他們現在認為他們應該將注意力轉移到產業政策,並且改善國家產業。而他們認為他們該做的第一件事是改革法律框架,使得管理者表現得像是所有者。他們說,在舊體系中,沒有人表現得像是所有者──他們指的是,在國營企業中沒有人被迫要回應競爭的「經濟」紀律,等等。

        我稍早之前讀到一個更有趣的例子。在前蘇聯,缺乏中央機關的直接指令底下,企業管理者經常發現自己依據他們工人的需求而指揮操作。這違反了市場體系的所有準則!但是一旦中央機構弱化,而且沒有私人資本,管理者還有甚麼其他壓力需要回應?更具體地說,沒有真正的市場紀律(其終極武器是解雇工人的權力),這些管理者還有甚麼規訓權力(disciplinary power)?在這有限但絕非無足輕重的意義上,舊制度,或其解體,將企業留在工人手中,至少要將資本置入在工人與他們所控制的企業之間並非如許多人所想像的那麼容易。

        我不確定對共產主義國家的階級性質的持續辯論可以得出多大價值。儘管,對我來說很清楚的是,「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不是一個精確或有用的描述。當前的情況應該很清楚表明了這個表述距離實際有多遠,正如所有熱切的市場商人(marketeers)所發現的。首先,資本主義根植於競爭和利潤極大化的強制性,以及通過這些強制的中介對工人的剝削。我無法想像對資本主義的任何實用定義不包括這些體系邏輯。蘇維埃式的國家確實剝削了工人,而且也存在一種積累驅動的(accumulation-driven)過程,但資本主義的本質性強制則並未運作。當中央國家解體時,它留下的是一種不同於你會在資本主義體系中找到的工人階級,以及一種不同的意識型態殘餘,包括讓市場改革者如此不快的平等主義衝動(egalitarian impulses)。

        斯大林主義永遠離去了嗎?我不相信它可能復辟任何類似的原初形式──儘管這並未排除其他類型的威權政體。事實上,比起斯大林主義,看到沙皇制(Tsarism)復辟我還比較不驚訝!或者,試想看看,或許我們現在將真正見識到一種國家資本主義。

        斯大林主義是俄國革命的延續嗎?首先該說的是,斯大林主義是對蘇維埃等等代表真正民主驅動的革命的逆轉。而我確實不認為斯大林主義的極端形式是不可避免的。同時,也必須要說,在生產力相對未開發的國家引進社會主義,以及使用社會主義政黨作為發展的工具,絕對不是毫無疑問的。快速工業化總是隱瞞著工人進行的,而這意味著宣稱代表工人的黨以及工人自身的關係必然會是充滿問題的。不過這也意味著,將蘇聯的失敗視為「社會主義本身,尤其是民主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的證據,是荒謬的。

        要修復斯大林主義對社會主義造成的傷害需要花一段時間。不過從現在起,事情只會越趨好轉。我們已卸除那重擔(albatross),而現在我們將會把焦點放在資本主義上,沒有冷戰轉移注意力了。資本主義的問題仍然存在,滿滿一籮筐(in spadefuls),而我認為民主社會主義仍然是唯一的替代方案。

        我當然贊成重新奪取對民主的語言。我們不應將民主拱手讓給另一陣營。但我們也不應將我們的民主理念侷限於其在資本主義下的傳統意義。我恐怕這是正發生在一部分左派身上的事。例如,在英國,有一些人全神貫注於憲政和選舉改革。顯然我不是反對民主化英國國家制度的改革。但是這場運動採取的形式在我看來像是純粹的逃避主義(escapism)。這就好像在你周遭的房子就要燒燬,還執迷於地毯上的一塊汙點。

        民主的理念應該是我們對資本主義最強力的挑戰,而非將我們納入於它。我們必須弄清楚,真正民主的國家和公民社會,在資本主義下是決不可能的。當然,擺脫君主制和上議院是一項進展。但那不會讓我們距離移除民主的真正阻礙,即資本主義自身,更近一點。對我而言,「直接生產者的自由聯合」是社會主義的精髓,也會是民主的基礎。我知道這是一個很不流行的想法,但我仍然堅定致力於此既因為它在我看來是唯一真正民主的社會組織,也因為它是一種有別於驅動機制為國家強制或利潤極大化強制的,既不理性也不平等的經濟體的唯一替代方案。事實上,或許我們該從共產主義崩潰學到的首要教訓是,儘管資本主義已對自己證明了它能夠在沒有民主下運作,但社會主義則不能。社會主義,按其定義,是從工場到國家各層級皆民主的社會組織。

        為何我要堅持階級政治的重要性?當然,我們無法保證工人階級會帶來社會主義。我的論點不過是,如果社會主義要發生,它必須由工人階級自身的行動,按照這種方式發生。

        若我們設想社會主義,就其根本基礎而言,是一種基於自由聯合的直接生產者的物質生活組織,那麼理解社會主義計畫便成為其他所有事情的條件,包括,例如,我們對憲政改革的概念。

        我認為,當前關於英國政治改革的一些想法,打算將左派政黨從勞工運動分離開來,而非重塑既存的勞工運動。這在我看來是個巨大的錯誤。我必須質疑,在尋求替代的政治代理者的同時,人們是否還有興趣尋求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我無法不去想像,藉由將自身與工人階級分離開來,他們也將自身與以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計畫,以及確實與真正徹底的民主,也分離開來了。

[獨立評論] 陳宗延:樂生人大團結──虛假的對立,真實的苦難

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119/article/215

上週六,千餘人走上街頭,抗議政府強建捷運新莊機廠,造成樂生療養院面臨走山危機,不僅年邁的院民生命受到威脅,僅存的院區建築也裂縫叢起,令人怵目驚心。這個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定義的「世界遺產潛力點」,在政府眼中彷彿不是一筆可資兌換、該當善加保管的遺產,也無一絲繼承人對先祖的尊重和敬意,反倒像是燙手山芋的身後債權關係。

然而,院民和樂生院儘管逐漸凋零,卻還是展現出強健的生命力,而學生、社運團體和人民的支援更使得抵抗的精神生生不息。確實,自「青年樂生聯盟」和「樂生保留自救會」於2004和2005年相偕成立至今,運動已近十載。因畢業和生計而暫離的學長姊們,和隨後陸續遞補上來的學弟妹們,在運動的週期中已儼然形成一個數代同堂的大家族。

如果說,這九年來的行動經歷了甚麼轉化的歷程,或許「樂青」何欣潔在凱道上說得最為精準:一開始我們想爭取的,不過是過一個平靜安穩的生活,後來才發現政府一直以一個又一個的謊言欺瞞人民。說院民阻礙新莊線通車,說工程安全無虞,精緻的修辭甚至也讓院民自身信心動搖──我們是不是真的妨礙到誰了?就像,從前我們身上的漢生病那樣?實則不然,時間已經證明這是政府精心策劃的陰謀。九年過去了,距離上次凱道集結六年過去了,政黨輪替了,院民又更老了一些。而抵抗還未停歇,因為壓迫的力道沒有稍減。

但是,政府不可能一直騙到永遠。對國家機器暴力的洞察,顯明在樂生運動的基進化(radicalization)上──即或不是行動和運動手段的基進化,也是觀念的基進化,認知的解放、批判力的厚植。在這點上,不僅是運動者本身的「戰力提昇」,也逐漸緩慢但切實地帶動了其他「多數人」的與時俱進。許多人會同意,凱道上最動人的一幕,是樂生家長團以及苦行組成員的告白:身為新莊居民的他們,也曾對院民死活漠不關心,甚至在政府刻意塑造的利益衝突和零和遊戲氛圍下,抱持了極為強烈的敵意。如今,他們反芻了先前被壟斷和遮蔽的完整資訊,發出要與他們的好鄰居「共同生活」的真誠懺言。

從更廣泛的脈絡來看,政府其實是在各種社會議題中反覆操弄一種「假對立」的手法,將本可融洽相處的「少數人」與「多數人」的情感,以及本可分頭並進的「保護」與「開發」的利益對立起來。在樂生中,是樂生院民的人權和樂生院的社會記憶,相對於新莊市民的便利和大台北市的發展。在蘇花高和美麗灣案,是花東的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不可並存。在士林王家,是王家人的無家可歸和都更同意戶的有家歸不得。在華光社區,是違建戶讓台北金融無法像六本木、華爾街那樣扶搖直上;在紹興社區,是違建戶讓台大護理系師生必須忍居危樓。在關廠工人案,是臥軌工人和思鄉心切的乘客的對立。

這樣的指控很快把論述拉到最尖銳的層次,一時捲動了片面卻強力的反動輿論,事過境遷卻對實質問題的解決沒有絲毫幫助──政府在這些事件扮演的角色確實不是trouble-solver,而是trouble-maker。這些謊言有問題的地方,除了明顯的造假,別有居心的挪用和詮釋,也在於政府總是先畫靶(即或是一個多麼虛幻、浮泛的口號)才找理由,而且不跟利益相關人溝通。更深層的問題是,決策過程是從不考慮或尊重歷史脈絡的。在東發議題中,東部人政治經濟條件的劣勢相應於發展不均的歷史脈絡,豈是套用西部的發展模式就能打破「後進者的詛咒」?在違建迫遷議題中,1949年離散者和1960年代城鄉移民相應於住宅供給匱乏和都歸法規不完善的歷史脈絡,今日強硬而冰冷的都市更新政策又豈能一體適用?若非對1990年代關廠潮的歷史視之漠然,又怎能忍心一手輕放落跑的資本家,一手緊抓落魄的工人?

樂生院民受到的,也是相類的待遇。他們最珍貴的青春時光,面對了不人道的污名烙印和強制隔離的監禁生活,好不容易污名得到平反,且漸漸適應了這個他們以殘缺的肢體「一手一腳」打造的新家園,卻必須在他們的暮年再次以肉身對抗國家機器的蠻不講理。Susan Sontag說:「疾病是生命的暗面,是一種更麻煩的公民身分。」他們肉體的病情多少已經穩定,現在患病的卻是不把少數公民當人看的政府,甚至是許多還沒看破政府手腳的多數公民。當少數人得不到多數人的奧援和關心時,虛假的對立終於讓真實的苦難更往前推進一步。再過去就是走山,再過去就是粉身碎骨。

幸而,不是沒有人在乎。當政府壞事作盡,受害者們紛紛團結起來了。因為他們發現,這種以分化取代整體的手段,不僅是對付「一小撮人」的險惡招數,更反映在實質政策規劃中整體性邏輯的闕如。於是,我們沒有兼顧環保的東部發展政策,沒有兼顧歷史的都市規劃政策,沒有兼顧勞工權益的產業升級政策。當然,我們也沒有全面的勞工福利政策和老年健康照護政策。藍綠兩黨,我們只有一個「發展政府」,經濟還是搞不好,但是政府卻把責任推給我們,說我們在扯後腿。我們團結起來,不只是聲援,不只是贊聲。今天為了走山,我們都是樂生人,明天為了強拆,我們也都會是華光人。我們本是一體,因為政府的治理需求而被撕裂。這個傷口已經慢慢復原了,當我們長出更堅韌的社會力時,也將是政府要為它對人民的操弄付出代價之日。

「不走回頭路」:埃及的繼續革命(10)◎Philip Marfleet│陳宗延譯

後記Postscript

    201211月底,革命進入更進一步的關鍵階段。事件被以色列對迦薩的攻擊觸發,在此期間穆爾西總統在以色列和哈瑪斯政府之間介入斡旋。因協商停火而被國際──特別在美國──頌揚,在埃及穆爾西被批評未能支持巴勒斯坦人,特別是拒絕開啟埃及和迦薩的邊界。兄弟會中最資深的人物,巴代,譴責談判的結果,並呼籲穆斯林發動聖戰以解放巴勒斯坦。他說,「敵人除了武力的語言其餘一概不知」,「留心他們用以描述和平協議(peace accords)的大騙局(grand deception)遊戲」[1]。這顯然的對穆爾西的斥責,反應了伊斯蘭主義運動內,對於巴勒斯坦──以及對於總統內政政策的普遍不安──增加的緊張。

 

    在確立他自身權威和鞏固越來越不穩定的組織的嘗試中,穆爾西提高賭注(raised the stakes),發佈聲明說,總統決策不能被任何司法權威推翻,且埃及的制憲大會(Constituent Assembly)和諮議會(Shura Council)(國會上議院)也免受司法體系的解散(dissolution)──被形容為一次政變和一種供給總統「法老的(pharaonic)」權力之企圖的行動。全國的抗議攻擊穆爾西和兄弟會。基進活躍份子再次引入20111月和2月那「18天」的標語:「人民要求政權倒台」和「走開」,以及「[]第二次革命」[2]。當穆爾西宣布一場關於一項偏袒伊斯蘭主義者的新憲的、突然的公投(referendum)時,約75萬人遊行到開羅附近的總統府,而在多數城市都有抗議,包括關鍵工業中心大邁哈萊。在危急關頭,兄弟會以它的權威用公車載運(bussed)遍佈上埃及的支持者到一場在開羅的集會,然後派遣它的成員攻擊反穆爾西的示威者。

 

    大多數活躍份子現在都視穆爾西和兄弟會為確保基本需求和政治自由的阻礙。關鍵目標是穆爾西的憲法。革命社會主義者形容它為一份冒犯人民群眾的檔案──一份「並未敘明社會與經濟權利,為新聞記者的拘留(detention)辯護,重啟對平民軍事審判的大門,保護軍方機構的利益,且致力邊緣化埃及的受壓迫婦女和基督徒」[3][的檔案]。各式各樣的政治流派都被抗議吸引,包
渣渣。民族主義的卡拉馬黨的薩巴依,以及自由派的憲政黨(
Destour Party)的埃爾‧巴拉迪(Mohamed El Baradei),歡迎穆巴拉克時代的外相(foreign minister)穆薩(Amr Moussa)加入一個救國陣線(National Salvation Front)。左派主張,抗議不應擁抱舊秩序的支持者。在解放廣場,旗幟寫道:「沒有渣渣容身之處」和「驅逐渣渣」[4]

 

    兄弟會看似無法處理這些現實:阿爾─沙特堅持:「我們是人民,我們是多數」[5]。然而,在反穆爾西抗議的全國性質,與兄弟會組織的以開羅為中心的集會之間,存在著反差。穆爾西最行動主義的盟友現在大概是薩拉菲派和聖戰潮流;許多其他較自由派的支持者,在穆巴拉克時代被吸引到組織的,已經早先脫黨(defections)離開了,或者隨革命運動吸引他們到對他們蘊含的利益更清晰的認識而落到另一邊去了。

 

    2012128日,穆爾西取消了他的憲法聲明。他說,爭議的公投會繼續進行,在情況──當本刊付印時──還尚未明朗之下。他也聲明一系列補貼削減和增稅,以順應國際貨幣基金的要求:然而,24小時之內,這些在自由與正義黨關鍵人物的壓力下被取消[6]。「牢不可破的」穆斯林兄弟會無法執行自己的意志,而現在奮力要表現出協調的政策。大眾運動堂堂進入革命的第三年。


[1] 美聯社, 2012.

[2] MENA-Egypt Independent, 2012.

[3] 革命社會主義者, 2012.

[4] 埃及每日新聞(Daily News Egypt, 2012a.

[5] 埃及每日新聞(Daily News Egypt, 2012a.

[6] 金字塔線上, 201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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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略,請見原文) 

 

 

「不走回頭路」:埃及的繼續革命(9)◎Philip Marfleet│陳宗延譯

革命的繼續Revolution continues

    在選舉之後,穆爾西做了一個令人驚訝的行動,說服最高軍事委員會捨棄它的領導人譚他威元帥(Field Marshal Tantawi)和他在軍事領導權中的親密盟友,以及從限制文人政府權力的作為中收手。這受到人民熱情歡迎,包括那些早先攻擊穆爾西為將軍們手中人質(pawn)的人。這證明了,恰如兄弟會不是一個均質的集團,軍事菁英也是分化的,而且包括了一些存在著穆爾西的取徑之可能性的派別。看起來總統很可能誘導資深軍官讓出更多政治空間給平民政府,作為支持軍事特權,以及──更重要的──不干涉軍隊的龐大商業投機的保證[1]。埃爾-古巴什(El-Ghobashy)評論,有了這個行動,兄弟會終於被權力走廊(corridors of power)承認為「埃及的兩大寡頭(oligarchies),文人與政府」[2]之間的雙重條約(dual pact)的成員。

 

這是軍隊(armed forces)的一次後撤,它認可了革命繼續的能量:然而,它也包含了一項警告。穆斯林兄弟會和軍隊看起來已經對革命三年(Year Three of the revolution)的議程達成暫時協議(provisional agreement):共同努力對追求修正的資本主義議程和對抗由下而上運動的壓力,以拯救埃及資本主義。在201210月,穆爾西和兄弟會轉向了工人運動。他們攻擊罷工的開羅公車司機犯下「一種叛國行為(act of treason)」:他們說,罷工是「非法的」且「犯罪的」[3]。官員預備了新勞工法以禁止集體行動,無疑地是預期到對穆爾西與國際貨幣基金交易以及對肯定會影響上千萬人民的撙節措施的強烈反應。兄弟會和最高軍事委員會很小心翼翼:意識到群眾運動的力量,以及直接干涉反對它的成本,他們尋求孤立和弱化工人戰鬥精神的方式。確定的是,國家形式的埃及資本(Egyptian capital in the form of the state)終將與群眾運動產生衝突。這將牽涉到軍事菁英和私人資本。這兩者密切關連──儘管20111月以來的活動證明彼此是內在地分化的,且競逐的利益可能對由下而上的壓力反應不同。國家有其弱點,顯現在迄今對軍事指揮冒著一支不情願被徵召去攻擊群眾運動的軍隊(a conscript army)的風險。同時,運動單靠街頭行動、或主要通過選舉活動或社區運動,將不會朝基進社會變革向前進展。或遲或晚,工場的政治意志將會被考驗以證實埃及的工人發展出表達自為階級的利益(interests of a class for itself)的組織形式

 

    對革命活躍份子而言,現在手上有緊迫的任務:鞏固工人的組織及概括(generalise)他們的鬥爭;發展工場戰鬥者和新左派的有機連結;以及挑戰抑制了工人運動的改良主義流派──宗教與世俗皆然。這需要與那些受到改良主義影響者更密集地交手:在行動上更團結,以及更多散佈關於由下而上民主、工人權力(workers’ power)與自我解放計劃(project of self-emancipation)的理念的論述[4]

 

    埃爾-侯代貝(Ibrahim El-Houdaiby)是穆斯林兄弟會的一位前成員──一位伊斯蘭主義者同時也是一位革命活躍份子。他寫道,「埃及國」,「完全偏袒商人(詩人)和資深官僚的利益,以工人階級作為代價……抗議者的要求是基於觸及他們每日生活的、真實的社會怨恨(social grievances)……」他主張,需要的是加諸大多數人的意志的「一次真正的革命」[5]。持久的集體行動改變了上百萬人民的意識如侯代貝,他重估了幾個世代以來支配埃及政治的傳統。緊要關頭的關鍵議題是新戰鬥者的政治軌跡,以及他們能對更廣泛運動造成的影響。


[1] 論埃及的軍事經濟,見Marshall and Stacher, 2012; Marfleet, 2012b.

[2] 埃爾-古巴什, 2012.

[3] 金字塔線上, 2012f.

[4] 201211月的工人運動中有更有效的協調的徵兆,當開羅捷運(Cairo Metro)工人在罷工以要求被控貪腐的資深管理人員辭職後很快贏得勝利時。政府在鐵路和公車駕駛威脅要與捷運工會團結罷工後讓步。見金字塔線上2012f.

[5] 埃爾-侯代貝, 2012.

「不走回頭路」:埃及的繼續革命(8)◎Philip Marfleet│陳宗延譯

選舉、國會和最高軍事委員會Elections, parliament and the SCAF

維蒂諾(Lorenzo Vidino)主張,這些分裂不代表分離化(fragmentation),更別說是兄弟會的崩解[1]。這是正確的──但沒有了持續壓制施加的規訓壓力,以及在群眾運動的影響下,組織不穩定了,它的組成元素更清晰地依據階級從屬(class affiliation)的基礎。平民成員被由下而上的運動影響的同時,兄弟會的資產階級菁英則發展出一套明確的策略,發揮領導者增強的影響力──按照土耳其模式(Turkish model)發展一套「伊斯蘭資本主義(Islamic capitalism)」的企圖。

 

    自從2002年,在土耳其贏得第一次選舉勝利時,正義與發展黨(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Adalet ve Kalkınma Partisi—AKP))便對橫跨中東的伊斯蘭主義者們施加了強大的影響力。此黨促進帶有伊斯蘭色彩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 with an Islamic colouring),企圖一方面滿足公司資本(corporate capital)和全球金融機構的需求,另一方面[滿足]宗教保守派[的需求]。瓦利‧納斯爾(Vali Nasr)評論:

 

土耳其在近10年朝向資本主義成長與增進的政治多元主義方面的大進展,並非以威權領導者的善意或大量油錢(wads of oil money)為條件。土耳其的成功是追隨著自由化的自由市場改革,後者鬆綁(unleashed)了同省的(the same provincial)、宗教保守的崛起的中產階級(他們在區域全地得到立足之地)的企業能量[2]

 

    塔什珀納爾(Ömer Taşpınar)認為土耳其近來成長的關鍵解釋是,該黨對「一種企業家的穆斯林資產階級(an entrepreneurial Muslim bourgeoisie)」[3]的鼓勵。他說,正義與發展黨的「動態實驗
dynamic experiment)」提供了「給阿拉伯世界的重要一課(seminal lessons)」[4]。受到它顯然地擺脫了一種相類於埃及繼任政權的土耳其軍事─官僚統治之成功所吸引,兄弟會的關鍵人物意圖要模仿正義與發展黨。根據土耳其新聞,兄弟會是以正義與發展黨為自由與正義黨的模型,複製前者的政策甚至其名[5]。於20114月形成,自由與正義黨意圖藉由發展橫跨中東特別是土耳其的盟友,以促進地方資本的利益。在2012年,自由與正義黨的領導成員成立埃及商業發展協會(Egyptian Business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EBDA)):它的發起,來自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和美國的商業經理都參加了,被形容為「兄弟會中的生意人的出櫃派對(the coming-out party for the businessmen of the Brotherhood)」[6]。翰生(Hansen)將兄弟會的商業菁英稱為「1%的兄弟(Brothers of the 1 percent)」──一個在穆巴拉克時代被邊緣化、而現在意圖擁有與他們的財富匹配的權力的生意人和金融業者(financiers)的網絡。許多是超級富豪(super-rich),是在開放和伊斯蘭金融於19801990年代暴漲的時代期間繁盛,以及更近期藉由與土耳其發展貿易。他們的非官方領袖是阿爾─沙特(Kairat al-Shater),曾被穆巴拉克下獄的兄弟會前代理指揮(Deputy Guide)。當他的資產在2007年被前政權奪取時,他被指稱有至少13百萬美元的個人財富[7]

 

    這是兄弟會進入其與最高軍事委員會合作的「蜜月」期的脈絡。將軍們尋求一種控制群眾運動和限制兄弟會權威的方法。後者的領導人意圖抓住奪權的歷史機會,並開始確保可能給予自由與正義黨選舉成功的最佳機會的選舉安排。最高軍事委員會同意加快選舉,讓兄弟會對其他仍戮力建立正式政黨和全國網絡的政治流派佔了很大的上風。對價關係(quid quo pro)是,兄弟會會讓群眾行動洩氣的協定:它的領導者呼籲冷靜,而它最忠誠的活躍份子出現在示威主要是為了讓戰鬥行動(militant action)洩氣。但「蜜月」也是權力之戰:羅伯特‧史普林伯格(Robert Springborg)形容是一場「眼鏡蛇和貓鼬(the cobra and the mongoose」間的「死戰(deadly struggle)」,在其間彼此為了對歷史的敵人佔便宜而努力[8]。同時,群眾運動的能量對兄弟會造成更進一步的問題。在201110月,一場基督徒和基進活躍份子在中央開羅的抗議,被警察野蠻地攻擊;更進一步的示威的結果是大批示威者被殺的戰役。兄弟會被迫遣送它的成員到街頭,以虛情假意的工夫(half-hearted efforts)支持人民。關注總選舉,它需要人民支持。當投票在11月和12月舉行,它在下議院贏得約40%票數:對自由與正義黨的策略,是一次明顯的勝利和辯護。

 

    數以百萬的埃及人投給自由與正義黨作為唯一可信賴的全國政黨,報答它多年來對穆巴拉克的反對,並盼望它許諾的福利改革會達到他們迫切的需求。然而,選舉一完成後,組織就面臨來自群眾運動洶湧的不耐和怒火。自由與正義黨想要一種改良的資本主義(reformed capitalism),儘管帶著接近群
的姿態;而人民想要麵包、自由和社會正義。在革命週年,
2012125日,廣大群眾填滿了解放廣場。讓出席慶祝起義的兄弟會領導者震驚的是,人民呼求更多變革;2天後,在一場更進一步的大型抗議中,他們攻擊廣泛被認為是兄弟會的權力夥伴的最高軍事委員會,歌詠:「下台,軍事政權下台」和「我們要文人政府,不要軍政府」[9]

 

    兄弟會的跨階級性格及其內在矛盾越來越清晰地暴露了。在20124月,一位兄弟會大使抵達華盛頓,目標是說服政客、戰略家和商人他們應該在美國對中東的計劃中扮演角色。同時自由與正義黨密集地與土耳其的正義與發展黨合作,以鞏固區域商業連結。在201212月,土耳其政府承諾援助埃及20億美元,包含10億美元貸款──對於打銷龐大的預算赤字和給予穆爾西時間籌措國際貨幣基金的貸款很重要。在數10年的反對之後,兄弟會完全變成市場經濟的優勝者,可望發展一套符合他們的領導成員的特定利益的、修正的(modified)新自由主義議程。然而,當他們迫近20126月的總統選舉時,變得很清楚的是,其他的政治流派也會有所進展。

 

    在對兄弟會一成的反對增長的氣氛中,自由派伊斯蘭主義者和世俗流派都有快速的進展。艾爾-浮屠建立一個聯盟以支持他自身的候選資格(candidacy),而納賽爾主義的卡拉馬黨(Karama Party)(迄今為一個邊緣政治勢力)的薩巴依動員勞工、城市資產階級和城市貧困者的廣泛支持。在5月的第一輪選舉,薩巴依聚集超過21%的票數,在每一個(each and every)大城市中心成為第一──對穆爾西和對最高軍事委員會候選人沙菲克(分別名列第一和第二)而言是深刻的震撼。這代表一種清楚的階級投票,證明百萬人民藉由提出關鍵社經議題以推動革命的希望。薩巴依曾在20002010年的反政權運動中活躍,讓他被視為穆巴拉克的主要反對者,並提供了未被與塔干姆的合作污染的左派的選舉選項。他的票數本可以更大,要不是在一些活躍份子,特別是在解放廣場中和與警察衝突的數月期間扮演關鍵角色的年輕人之中杯葛運動。聲稱選舉過程有瑕疵,且無法影響全國政治,他們採取了迴避政策(policy of avoidance)。這反映出新左派面臨的一些問題,因為在數十年的操縱選票(ballot-rigging)之後,新左派已大半忘卻了在革命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中對於詐騙和欺騙的選舉的一套應付策略(fraud and deception electoral strategies)。在關於是否需要參與第二輪選舉的激烈論辯之中,產生了穆爾西的險勝(narrow victory[10]

 

    兄弟會的票數自從6個月前的國會選舉後已經減半。然後自由與正義黨得到約1050萬票;在第一輪總統選舉,穆爾西僅得到570萬票。在決勝選舉(run-off)他贏得險勝,儘管有著大部分兄弟會的競爭者害怕莎菲克的成功會被最高軍事委員會拿去當做正面攻擊群眾運動的特許(license),而最後為他背書之事實。自由與正義黨現在被懷疑是一個其關懷是遠離群眾的政黨:它在國會的所為;它關於總統候選人的不誠實;它的親商政策;它的領導者對國際貨幣基金貸款的支持;它對於處理巴勒斯坦問題和迦薩(Gaza)議題的不情願……多重的問題潛藏在其權威之下,因此如果總統決勝選舉的利害關係(stakes)沒有那麼高,穆爾西的票數可能會更少。


[1] 維蒂諾,2011, p12.

[2] 納斯爾,2009, pp233-4.

[3] 塔什珀納爾, 2012.

[4] 塔什珀納爾, 2012.

[5] Akyol, 2011.

[6] 翰生, 2012.

[7] Feteha, 2012.

[8] Springborg, 2012.

[9] Marfleet, 2012a.

[10] 納吉布總結革命社會主義在隨後的總統選舉:「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孤立我們自身於即將到來的政治和選舉戰役,因為這將會否決我們提出實質和普遍政治要求的可能性」-納吉布2012b.

「不走回頭路」:埃及的繼續革命(7)◎Philip Marfleet│陳宗延譯

伊斯蘭主義與左派Islamism and the left

    革命牽涉到與伊斯蘭主義和老左派政治的斷裂。為要走上街頭和發動群眾罷工,百萬人民拋棄了失敗政治(the politics of defeat)的抑制。但工人運動仍受這些傳統抑制。它如何能進展──更具體說,它如何能在穆斯林兄弟會在選舉得到群眾支持的脈絡下推進?

 

    過去10年來,一些政治活躍份子,特別是年輕人,急劇由伊斯蘭主義向左移動。一個關鍵原因在於與被伊斯蘭主義議程影響的埃及世俗基進派並進的、越來越多的參與。自從與巴勒斯坦「起義」(intifada)在2000年的大團結運動浮現後,以及其後在反戰動員、在民主運動及在工人的、學生的與社區的鬥爭中,變得清晰。邁赫迪(Rabab El Mahdi)指涉的是這些面對國家的競選循環(cycles of contestation)的「溢出(spill-over)」效應,在2000年和2010年間每個鬥爭階段都帶來增加的信心、並刺激進一步的行動:

 

[那些涉入者包括]在各式各樣工廠和國家服役的活躍份子;在處於遙遠鄉村的學校的抗議中發動靜坐的父母親;被城市淨化方案(urban clearance schemes)迫遷的貧民窟居民;絕食抗議警察拷問他們孩童的母親;大批遊行以要求近用淨水的村民和鎮民[1]

 

    整個19801990年代,對穆巴拉克國家的反對已受兄弟會主導:在始於2000年的鬥爭中,許多伊斯蘭主義者首次遇到獨立左派的活躍份子。出現了猛烈的論辯,特別在校園中,伊斯蘭主義的意識型態和實踐被系統性地檢驗。新左派緩慢地鞏固,吸引了早先可能會留在伊斯蘭主義圈子中的年輕人。它的關鍵策略是,只要可行,就參與穆斯林活躍份子並肩的對以色列、帝國主義戰爭、警察、地方雇主和大學老闆的鬥爭。特別是對革命社會主義者,一個整個1990年代都在地下運作的團體,關鍵策略原則是持續地反對國家,與那些準備好要戰鬥的人在行動上結合。革命社會主義者「有時與伊斯蘭主義者一起,從不與國家同路」,永遠維持一種獨立的革命馬克思主義政治[2]。這是對蘊含著統一陣線(united front)策略──一種直接參與和其他人一起的共同鬥爭,以捍衛埃及群眾相對於國家及更廣泛地相對於帝國主義
直接利益的手段──的關鍵原則的創意運用。在
2012年評論他們對伊斯蘭主義者的取徑,納吉布觀察:

 

我們的分析指出不同伊斯蘭主義潮流之內和之間,他們的資產階級領導者與他們的小資產階級平民(rank and file)以及他們大量在工人階級和在貧困鄰里的選民之間的矛盾。這些矛盾總是承載於模稜兩可的宗教標語中,而即使伊斯蘭主義者反覆適應於政權,由於缺乏替代方案,部分群眾寄望他們作為唯一認真的反對者[3]

 

    兄弟會的年輕成員和支持者,被行動、以及數十年來未曾被左派公開提出的問題的論辯(包括高度緊張的議題,諸如宗教宗派主義[religious sectarianism]的性質、反錫安主義[anti-Zionism]與反閃族主義[anti-Semitism]、女權以及民主的性質)所吸引。這些交流,也是將伊斯蘭主義者和反戰活躍份子連結於支持伊拉克和巴勒斯坦人民的主題上的一系列大型國際研討會中顯著的特徵[4]。對左派來說,在原則上反對伊斯蘭主義者,無視兄弟會倡議(包括釋放政治犯的運動,及與以色列侵略的受害者團結)並且避開論辯,是自殺性的──證明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沒有從斯大林主義的悲劇學到任何東西。作為這些參與的結果,個別活躍份子的方向從伊斯蘭主義陣營轉向左派──一個反映了伊斯蘭主義政治中深刻矛盾的發展。當鬥爭的程度加劇,這很快就變得更徹底。

 

    兄弟會的困境從一開始便很清楚。在2011125日抗議前數日,它最突出的人物之一,埃爾─埃利安(Essam el-Erian),說組織不會支持公眾動員[5];穆爾西(現任總統)告訴活躍份子,兄弟會「不會隨從一幫小屁孩」[6]125日的抗議規模和政權的反應,很快就帶走上千名它的成員進入鬥爭前線。領導者迅即大幅轉彎,宣布128日禮拜五會是「暴動之日(the day of the intifada)」[7]。那是許多活躍份子被殺的、猛烈戰鬥的一日。一位革命社會主義的成員回憶:

 

伊赫瓦尼[兄弟會]領導者,藉由一開始告訴成員不要加入抗議,而讓他們的組織受到很大損害。伊赫瓦尼已反對穆巴拉克數年──但當危機終於來臨時,他們在哪裡?事實上領導者無法控制[伊赫瓦尼的]平凡的修士和修女,而無論如何他們加入了我們。他們大批出現,特別是在128日──我們知道他們是伊赫瓦尼──而且他們帶著很大的勇氣戰鬥,與我們並肩,與人民並肩。他們是有組織的,且非常有戰鬥力。我們全都團結而不計宗教或組織的差異──但伊赫瓦尼卻跟在人民後面[8]

 

    數十年來,兄弟會領導者在政權手上接受了各種凌辱。埃及的監獄充滿他們的成員,即使是長久謝絕在運動中扮演活躍角色的八旬長者(octogenarians)也被穆巴拉克以懲戒的理由下獄。兄弟會會議經常性地被禁止或攻擊,而在選舉時有受歡迎的伊斯蘭主義候選人的投票所被野蠻地攻擊[9]。面對許多回應的機會,包括作為反戰運動和民主運動的一部分,大多時機領導人都拒絕了──這觸怒了很多成員,特別是年輕人。它的領導人辯稱他們玩的是長遠的局(played a long game)──永遠都不是採取主動的時候,當條件證明為偶然時可能是上帝允准insha ‘Allah (God willing))。當策略不明確,兄弟會後撤到甚至更為膽小的取徑:在2009年一個由保守派的巴代(Mohamed Badei)領導的團體贏得控制,並開始限制組織的政治活動。政權變得自滿:在2010年選舉,它的操控投票(vote-fixing)和暴力表現太過下流,以致於甚至連兄弟會都退出了,憤怒的凌辱。當2011125日革命開始時,組織仍在舔傷,而兄弟會被掃地出門。

 

    當穆巴拉克在20112月倒台,兄弟會領導人相信他們的時刻到來──在超過80年後他們就要進入埃及的權力廟堂(halls of power)。然而,有兩個阻礙:軍事菁英和人民。送走穆巴拉克,軍事領導人任命最高軍事委員會為國家內的統率權威。兄弟會領導人並未花太久時間重新聚焦他們的努力:與數十年的政治實踐一致,他們以那些掌權者為目標,開始追求將軍們(court the generals)。塔瑞克(Tarek)評論對世俗活躍份子的看法,認為在2011年頭幾個月,「穆斯林兄弟會和最高軍事委員會出現在同一頁」;他們享受了一段「蜜月」,一次「雙方都會獲益的幕後交易、協議或和解」[10]。換取最高委員會的偏袒待遇,包括對選舉安排的有利位置和書寫一份新憲法,兄弟會準備好要平定群眾運動。

 

    兄弟會的領導成員說,他們不會提名總統候選人,且只會競逐25%的國會席次,暗示尊重軍方及其政治偏好。埃爾─埃利安堅持,兄弟會不是政黨,且對權力沒有興趣:「我們和人民一起工作。我們的目標是人民。不是權力」[11]。關於總統議題,他堅持,「我們將不會有候選人,無論是男人或女人。我們現在根本將不會有候選人,完全不會」[12]。兄弟會逃避了關於埃及與以色列的和平條約,那是它在穆巴拉克時代強烈反對的,也逃避了對平民(civilians)進行軍事審判的主題(它自身的多位領導者被軍事法庭囚禁)。群眾示威同時繼續著,要求審判穆巴拉克和渣渣、清洗國家機器、以及對起義烈士(martyrs)的正義。跨產業的罷工激起各式各樣的經濟議題且追求塔西爾tathir)──清除貪腐管理者和企業主,及國營工會的敵對官員。越來越多的街頭行動和罷工遭到獲最高軍事委員會明確批准的警察攻擊;大多數靜默著,兄弟會實際上替新的壓制背書,同時它避免了關鍵的全國性示威,包括20115月一場象徵上重要的「第二憤怒日(Second Day of Rage)」(訴求追求「完成125日革命的目標」)[13]。當兄弟會年輕派成員抗拒領導、大量參與憤怒日,組織中的緊張終於公開出來。

 

    兄弟會現在遭遇一系列的劣勢。它長期被視為(尤其在埃及之外)鐵板一塊的集團(monolithic bloc),其中忠誠派成員在宗教信仰和組織忠誠的基礎上被灌輸要服從。這與描述伊斯蘭主義團體和黨為「均質的,其成員毫不質疑地效忠於和法西斯主義或斯大林主義的
式相類的僵固領導權」的願望一致。在一份寫於
20111月起義後的《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Council for Foreign Relations]的期刊)的分析中,伊赫瓦尼仍被稱為「堅不可摧的穆斯林兄弟會」,其「成員忠貞地在地方層級執行它的全國領導者的目標」,讓領導人能夠「隨心所欲(as they see fit)」動員跟隨者[14]。這明顯地是錯誤的。在1996年,對領導者的自由派批判者離開而建立了瓦薩特黨(Wasat Party)。在2010年,異議成員建立了一個改革陣線(Reform Front),要求更開放的內部結構。當革命在20111月開始時,許多成員無視於領導者──他們與工作夥伴、學生同儕、鄰居、家人和朋友的連帶,比對兄弟會指揮部maktab alirshad or Guidance Bureau)(關鍵的決策主體)的老人的忠貞來得更大。改述穆爾西的話,兄弟會成員「小屁孩的隨從」。在穆巴拉克倒台後民主活動的綻放中,平民成員參與在各式各樣的街頭抗議、罷工、和學生與社區倡議。他們被橫跨全社會集體信心的躍升深刻感染──不願接受就秩序和最高軍事委員會、或指揮部的權威。

 

    這反映在組織中的年輕人增加的異議上。在20113月,領頭的活躍份子發動一場網路運動以吸引對一個新組織納達(復興)黨(Nahda (Renaissance) Party)的支持,強調一個符合革命需求的經濟綱領的需求,以及女性和基督徒的權利。在20113月,他們和其他人組織一場研討會,在那裡年輕成員論辯他們該如何進行群眾運動。在數月的緊張增加後,數百名年輕活躍份子從組織中分裂,建立了埃及潮流黨(Egyptian Current Party),它在201111月時聲稱上千名成員投入到群眾運動及更進一步的基進變革的利益中[15]。對異議反應激烈,兄弟會的最高指揮(Supreme Guide[16]巴代說,沒有任何組織成員被允許加入任何它新建立的自由與正義黨(Freedom and Justice Party (FJP))以外的黨。很快兄弟會就有大量開除,包括歷史性的領導人物如哈比(Mohamed Habib)和後來在總統選舉對上兄弟會候選人的埃爾-浮屠(Abdel-Moneim Abu el-Futouh)。


[1] 邁赫迪, 2009, p100.

[2] Chris Harman設定的取徑, 1994.

[3] 納吉布, 2012b.

[4] 2003年和2008年之間規律舉行的開羅研討會,吸引上千參與者,包括上百國際大使。

[5] Fahmy, 2011.

[6] Al Masry Al Youm, 2012b.

[7] Mekhennet and Kulish, 2011.

[8] 在開羅的採訪,20114月。

[9] Marfleet, 2009.

[10] Tarek, 2011.

[11] 開羅評論,2011, p95.

[12] 開羅評論,2011, p100.

[13] Ezzat, 2001.

[14] Trager, 2011, pp119 and 115.

[15] 金字塔線上, 2011a.

[16] Murshid──指揮或老師(guide or teacher)──在英文通常出現為「最高指揮」。

「不走回頭路」:埃及的繼續革命(6)◎Philip Marfleet│陳宗延譯

斯大林主義的遺緒 Stalinist legacy

    埃及自1960年代以來左派的紀錄,是斯大林主義共產主義歷史中最淒慘的之一。當埃及共產黨在1965年解散時,其領導人物加入納賽爾的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國家唯一合法的政黨。這理論上是一個群眾會員組織(mass-membership organisation),在各鄉村、在每個城市中心、及在工場和教育機構有分支。事實上它是一個空殼組織──它沒有內在生活,而且事實上沒有會員。納賽爾自己最後承認:「事實是我們沒有內部組織,除了在書上」[1]。工會不過是國家的代理者,由官僚和軍官營運,他們控制了國家政治生活的每一方面。在工場,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的正式角色是推動教育:事實上它作為保安部門運作,維持對工人甚至對地方管理者的監視。曾為納賽爾最親近的合作者之一的新聞記者海卡爾(Mohamed Hassanain Heikal)觀察,在產業中,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主要作為間諜系統運行[2]

 

    加入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前共產主義者永遠地拋棄了獨立組織,成為專政的辯護士(apologists)。他們在1970年代持續的工人鬥爭中,沒有扮演有意義的角色。組成短壽的共產主義工人黨(Workers’ Communist Party)的年輕活躍份子,試圖彌補缺陷,卻在埃及共產黨的崩潰的陰影中進行。到了1980年代,老左派的殘餘堅定地立足於塔干姆。一開始這個黨擁有15萬名會員和2萬個活躍核心;它的週報,《人民報》(AlAhali),據稱有13萬份的發行量[3]。即使這些數字是誇大的,很清楚的是在社會動亂之時,這個黨擁有了大量聽眾,它準確地投向穆巴拉克的懷抱。除了抗議埃及對以色列的「正常化」之後,塔干姆沒有特殊的輪廓。它的領導者將他們的主要任務視為反對伊斯蘭主義運動,並預備替此政權對抗穆斯林活躍份子的極端暴力背書。在1990年代中期,秘書長(secretary-general)阿薩德說:「我們相信統治政黨的政策對國家是錯誤且危險的,但伊斯蘭主義團體更加錯誤且更加危險」[4]。此政權便隨心利用塔干姆:經常有斷言說,官方操弄選舉偏袒塔干姆,以破壞兄弟會運動[5]

 

    1999年,阿薩德做了一個奇異的坦白,評論埃及的合法政黨「在埃及政治中不代表甚麼,且在任何埃及人民中不具地位」[6]。他說,所有這類組織──包括他自己的──都「只是浮沉於社會表面的個體的群集」[7]。在2011年,此黨的選舉論述主張了對各式各樣政治理想的承諾:它支持民主、自由、公民國家(civil state)、正義和平等;反對貧窮、壓迫、暴政、貪腐、限價(price-fixing)和失業[8]。在此是另一種改良主義:訴諸19301940年代共產主義運動的記憶的,以及一種長久失去其意義的基進主義。它與伊斯蘭改良主義共享一個關鍵特徵──皆將人民群眾視為他們政治計劃的客體,不鼓勵獨立行動和對國家的挑戰。但在斯大林主義崩潰創造的真正令人恐懼的情況下,伊斯蘭主義者有更多的影響──他們在工團和透過福利計劃的工作,以及他們上千名活躍份子面臨的壓制,給予伊斯蘭主義作為政治計劃的可信度(credibility)。.


[1] 引自Baker, 1978, p96.

[2] Heikal, 引自Baker, 1978, p189.

[3] Jadaliyya, 2011.

[4] Al-Ahram Weekly, 1995.

[5] Jadaliyya, 2011.

[6] 在關於「埃及多黨派主義20年(Twenty years of multipartyism in Egypt)」的論辯中做出評論,於Hussein, Al-Said and Al-Sayyid, 1999, p77.

[7] 引自Hussein, Al-Said and Al-Sayyid, 1999, p77.

[8] 塔干姆,2011.

「不走回頭路」:埃及的繼續革命(5)◎Philip Marfleet│陳宗延譯

工人運動的不均衡發展Workers—uneven movement

    穆斯林兄弟會在201111月和12月的選舉中得到國會大多數議席;在20126月它的候選人被選為總統。這裡並沒有出現今人信服的證據,如在20世紀歐洲付出沉重代價所經歷的典型法西斯主義運動:對工人階級的大規模攻擊;對抗政治反對派系統性動員準軍事組織(paramilitaries)與保安民團(vigilantes);對民族認同與國家的執迷;以及對種族和其他少數族群的排除。革命社會主義者(Revolutionary Socialists (RS))的一位領導成員說:「穆爾西和兄弟會領袖反動但非法西斯主義者──如果他們是,我們現在就已經被當街槍斃了。我們對兄弟會沒有幻想,但以這種方式錯誤地呈現它們真的沒甚麼用──那阻止了左派處理伊斯蘭主義的真正問題」[1]

 

    埃及的工人階級運動仍然非常蓬勃。20111月和2月的事件的刺激令整個埃及社會爆發出巨大的能量。罷工對迫使穆巴拉克下台扮演了關鍵的角色,而且,充滿信心的工人及時發動自從1940年代以來最廣泛且最持久的工業行動[2]。許多罷工看起來很成功,令到私營部門和國家的雇主對薪資、紅利、退休金、工作保障和很多地方議題作出讓步。有些人追求更廣泛的目標:清洗(purging)負責工業或商業關鍵部門的地方政客和官員,警察與安全官員,以及國家控制工會(state-controlled unions)的關鍵人物。一個新的埃及獨立工會聯合會(Egyptian Federation of Independent Trade Unions (EFITU))在2011130日形成,(具有發展成一個全國性的取代官方工會機構的潛力)帶有發展對官方工會機器的全國性取代的潛力,後者超過50年來扼殺工人鬥爭、並扮演將老左派被國家收編(incorporation)的關鍵角色。甚至連《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都稱這場運動為「對軍事及看守政府(military and the caretaker government)越來越大的挑戰」[3]。截至201210月,埃及獨立工會聯合會擁有約250萬名會員[4]

 

    許多糾紛都牽涉到大量工人的第一次集體行動的經驗。有過一系列的全國罷工,包括明顯影響公共部門的行動。在2011年,教師自1951年來第一次在這類爭議關閉這國家大部分的學校[5];一年後,醫師在整個衛生部門組織了第一次全國罷工。一段相對平靜的時期之後,一波又一波的糾紛接踵出現。在20128月和9月,一段時間的齋戒月(Ramadan)消極狀況之後,工業行動激增,橫跨全國約1500起罷工,比穆巴拉克倒台後任何時間都多[6]。許多罷工團結跨越地點的工人們:開羅的公車司機在城市大部分的公車站宣布行動,數十年來第一次加諸了高度有效率的糾察線(picket lines)。但鬥爭仍是不均勻的。一些爭議得到有形的收貨,強化了信心;其他則只產生許諾。許多尾隨於穆巴拉克倒台後的早期爭議,明顯地被雇主的讓步化解,但這些協議並未被完全尊重或履行。而儘管有些團結和模仿的案例,工人從鄰廠、學校或醫院的行動中學習,但是許多爭議則孤立地發生。

 

    迄今沒有地方工場民主產生跨點聯繫(liaison)的徵兆──如代表工人的行動委員會或議會(committees or councils of action)。儘管有著20111月以來的騷亂事件,發展更廣泛政治議程的蘇維埃原型的形構(proto-soviet formations)並未浮現。這場運動也並未產生巴西在1980年代快速成長的那類工人政黨。建立一個工人黨[Workers’ Party](在2011年初形成,後以民主工人政黨[Democratic Workers’ Party]聞名)的企圖,證明並不成功[7]。這項運動非常能量充沛,但缺乏可以促進工人的集體利益的協調與政治計劃。它還無法實現包含在20112月對抗穆巴拉克的群眾罷工中的、更進一步基進變革的許諾。

 

    這項運動與過去50年間在其他政治劇變(upheavals)中浮現者具有相似性──1973年的智利、1974-5年的葡萄牙、1979年的伊朗或1980-1年的波蘭。它卻因為在領導的活躍份子中不存在共享的政治議程,而被抑制。那不僅僅是工人缺乏一個政黨──一個對許多革命劇變而言普遍的場景──而是甚至團結的網絡(networks of solidarity)也發展不全。這部分與舊秩序的抵抗問題相關。超過50年來,埃及工會聯合會(Egyptian Trade Union Federation (ETUF))控制了工場組織。它是1957年在納賽爾政權下作為國家的臂膀(an arm of the state)而建置的,運作以壓制工業鬥爭及吸收或孤立(co-opt or isolate)活躍份子。潛在的反對候選人被禁絕於工會選舉外,而民調常規地造假(rigged)。在接下來60年間,沒有對23個全國一般工會的任何一個行政委員會、或者埃及工會聯合會行政委員會進行過直接選舉[8]

 

    貝寧(Joel Beinin)評論,國家將工人的集體行動,「首要地視為安全事務(a security matter)」,而自1954年到2009年沒有過合法罷工[9]。埃及工會聯合會被整合到政權中:它的官員是國家機器的一部分,與國家民主黨(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 (NDP))緊密連結,運作了一張廣大的恩庇網絡(network of patronage)。活躍份子和基進新聞記者蘇克拉拉(Hani Shukrallah)形容埃及工會聯合會為政府經管、蘇聯式的恐龍……不過是一塊置於基本工會的自由與權利的墓地上的墓石(headstone)」[10]。在20118月,聯合會正式解體,但統治並未履行:目標是控制積極的勞工動(labour activism),最高軍事委員會鼓勵舊秩序的官員如前繼續。許多人維持他們的職位和特權,以及他們用來使獨立行動主義洩氣的資源。這在國家部門特別重要,管理、工會和保安服務(security services)之間的區別經常很模糊。重要地,埃及工會聯合會官員控制了地方的福利方案──alkhasr,或「私人箱(private boxes)」──工人在此定期地貢獻,提供如醫療危機和婚禮等大筆支出的資金,而這對多數家庭來說非常重要。被起義和接下來的群眾罷工搖撼,舊工會仍有影響力。顯著地,在一些最大的工業工場──例如,大邁哈萊(Mehalla al-Kubra)的紡織廠和赫勒萬(Helwan)的鐵與鋼廠,二者皆是歷史上具戰鬥性的工人鬥爭(militancy)的中心──獨立活躍份子尚未成功取代埃及工會聯合會-附屬的工會。


[1] 在開羅的採訪,20129月。部分的伊斯蘭主義運動有對政治競爭者公共展示敵意的傾向,可以用蘇克拉拉所稱「偶爾法西斯主義的愛好(an occasionally fascistic bent)」表達-蘇克拉拉,2012b。然而,在此類事件和組織為政策策略一部分的系統性攻擊之間,有所差異。

[2] Alexander, 2011, 2012.

[3] Shadid, 2011.

[4] Charbel, 2012.

[5] Ali, 2011.

[6] 沙域里斯,2012a.

[7] 這個黨成立以協調工人戰鬥者的活動,及建立國會選舉的基礎。它看起來遭受缺乏清晰的關鍵策略目標之苦。

[8] Beinin, 2009, p69.

[9] Beinin, 2009, p69.

[10] 蘇克拉拉, 201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