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爾·馬克思也能讓你怦然心動◎Sarah Bates│呂楊鵬譯、陳宗延校

※原載於英國《社會主義工人報》(Socialist Worker)網頁2019年1月26日之文章。本譯文為「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之邀稿,引用請註明出處。

薩拉·貝茨(Sarah Bates)愛看近藤麻理惠(Marie Kondo)的新電視節目《怦然心動的人生整理魔法》(Tidying Up)。但她寫道,這檔節目的大受歡迎亦揭示了更深層的事物,即資本主義下的生活狀態及我們與商品的關係。

※圖說:近藤麻理惠認為你應該保留讓你快樂的東西。

你的家什中有多少能讓你「怦然心動」?這是整理收納專家近藤麻理惠讓上百萬觀眾自問的問題。

她的電視節目《怦然心動的人生整理魔法》,一月份在網飛(Netflix)上一經推出即大受歡迎。

每一集節目中近藤都會指導不愉快的住戶使用「近藤麻理惠法」( “KonMari” Method)整理自家。

近藤鼓勵這些家庭先將他們家裡所有的東西聚成一堆,然後一件一件地判斷其是否能讓自己「怦然心動」。除此之外的東西通通丟棄。這種整理法風靡全球,世界各地的慈善商店都出現了捐贈物激增的情況。

不過,這檔電視節目可不僅僅是關於有序的亞麻衣櫥與整齊的鞋櫃的,而是關於徹底改變你的人生。

近藤造訪的都是一些堆積了物主既不想要也不使用的雜物而物滿為患的住所。她的概念是將那些住所轉變為「心動的空間」,充滿著物主真正所愛的東西。

對近藤而言,機會是無限的。她說:「當你進行整理時,你也同時讓自己的生活井井有條」。

「整理過程不是清理房子或趕在訪客到前弄得看來整齊些。你將要以使你的生活怦然心動的方式整理,而且從此改變它。」

但這份心動可不便宜。一支經過認證的近藤麻理惠法顧問團隊可以為你整理房屋,索價是每小時76英磅(譯註:約3,070台幣),五小時起跳,差旅費另算。更資深的整理收納專家價格還要更高一些。

近藤麻理惠這塊註冊商標所販賣的不僅是一套丟棄你不想要的東西的方法——更是一個實現你「理想生活」的契機。

人們竟然會花費這麼多錢用整理魔法讓自己的生活舒心一些,這一現象本身說明了什麼呢?

並且,為什麼人們會不斷持有這麼多東西,使得家中寸步難行呢?

怦然心動的整理魔法與大多數勉強維持生計的人無關——超過1,400萬英國人生活於貧困中。

但它的確揭示了日常家庭生活的部分問題。一些家庭由於耗時的育兒和工作,屋子裡堆滿了雜物。

它亦展示了資本主義一個最易辨識的顯著特徵——商品的大規模購買與銷售。一些物主花費數十年建立自己的收藏:聖誕裝飾物、棒球明星卡或棒球鞋。

這些死氣沉沉的東西一旦附著了情感上的價值,物主就很難忍心將它們丟棄。

身份認同

讓家中和生活中充滿讓自己心動的東西,有助於我們應付在人生中不斷遇到的艱難情況,並形成一種身份認同感。

譬如有一集節目中,一位移民女性就糾結於是否扔掉一批能讓她回憶起母國的衣物。

同社會中的一切事物一樣,我們居家生活方式也是社會組織形態的產物。

在近藤麻理惠的世界裡,恐怕沒有地方安放那位出了名不修邊幅的卡爾·馬克思。

但和近藤一樣,馬克思也對人們同自己的佔有物之間古怪而複雜的關係抱有興趣。

早在大眾廣告和電視購物頻道出現一個多世紀以前,馬克思就寫道佔有商品使人們獲得一種目的感。

「既然我能夠憑藉貨幣得到人心所渴望的一切東西,那我不是具有人的一切能力了嗎?這樣,我的貨幣不是就把我的種種無能變成它們的對立物了嗎?」(譯註:出自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第三手稿〉。)

對馬克思而言,商品的購買與銷售塑造了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寫道人們通過購買商品獲得對自己生活的控制,或者至少是一種控制感。

種種基本生活要素被化約為利潤而買賣的物品。物品的有用性被馬克思稱為使用價值,但關鍵的是它們 「值」多少取決於它們能換得什麼——這被馬克思稱為交換價值。

「一個物件,只有當它為我們擁有的時候,也就是說,當它對我們說來作為資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們直接佔有,被我們吃、喝、穿、住等等的時候,才是我們的。」(譯註:出處同上《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下的工作如何形塑勞動的最終產品和個人,有著更為深入的分析。

在資本主義下,工人被迫同自己的勞動產品分離——這是資本主義與此前的社會組織形態的根本區別。

舉例來說,那些生產電腦的人是看不到自己勞動的最終成品的。他們或許負責生產硬碟,卻永遠也不會接觸到記憶體、鍵盤和顯示器。

工人喪失了對生產過程的有效控制。

這意味著這樣一種動態,使工人同自己技藝、時間與創造力的產品相隔絕。

馬克思將這種現象稱為異化——儘管在他之前已有人使用過這個術語,但馬克思用它來描述的是物質世界中的一個特徵、社會體系的一個產物,而不是某個空想的概念。

經歷19世紀資本主義的發展,人們的工作方式已發生了巨大的轉變。

工作不再於家中或田地中進行,工人集中在工廠中一起工作。

因為生產工具被老闆所掌控,工人們全部仰賴工廠所發的工資來維持生計。

勞動的最終產品歸老闆所有,即便是工人而非老闆創造性地生產了這些產品。

工人所得到的少於他們所創造的價值,老闆藉此發財致富。在資本主義中,萬物皆有標價。哪怕是人類基本生活所需——水、食物、居所——也被當作商品。

商品成為人類生活的核心特徵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馬克思說,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校註:《資本論》第一卷開篇之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的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

但在持續的購買與銷售的過程中,人和人之間的聯繫被轉變為商品和商品之間的聯繫。

這個「物質的全面依賴體系」(校註:《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章:「商品所有者發現:分工使他們成為獨立的私人生產者,同時又使社會生產過程以及他們在這個過程中的關係不受他們自己支配;人與人的互相獨立為物與物的全面依賴的體系所補充。」)使得工人彼此隔絕,卻又依賴對方的勞動成果維持生活。

譬如,一個麵點師缺乏蓋房子的材料和技藝——而一個建築工人得依賴麵點師製作麵包所需的時間與創造力。

馬克思將其稱為「商品拜物教」——這一過程的核心關係似乎在於商品之間,而不是生產它們的工人。

烤製麵包與建造房屋的勞動被忽略了,勞動者也被隱藏了起來。

正是貨幣使這一切成為可能。它令商品可以用不同比率計算價值,商品的交易因此能順暢進行。

強制勞動

工人生活在這樣一個世界,迫使他們去生產他們自己無力購買的商品。

另一方面,各種廣告狂轟濫炸,給實體物灌注了各種改善生活的性質。

每一天公司都會大量製造宣傳,解釋他們的產品將如何改善作為個人的你。

有多少轎車與香水廣告在傳達這樣的訊息,買了它們的產品將使你對異性具非凡的吸引力?

老闆們並不會因此受到指責,因為資本主義已經讓人際關係扭曲到如此程度,只有商品才能填補逐利社會造成的空虛感。

即便大受歡迎的近藤麻理惠真的與被生活淹沒的人們建立了良好關係,遺憾的是,僅憑整理是無法讓我們掌控自己的生活的。

想要生活在一個沒有異化的世界,必須徹底改變這個社會。

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生產不再由老闆賺取利潤的私欲所驅動,而是會圍繞人們的需要進行。那些負責生產的人們也將具有管理的權利。

這不僅會根本改變職場經驗,同時也會使人和自然世界、人和人之間的關係發生根本變化。

當我們真的可以選擇自己生活的構成要素時,多餘物品和整理服務的市場就不再必要了。

用商品來滿足人們的需求和欲望是不合理的。

資本主義必須消亡,我們才能在一個真正「怦然心動」的世界裡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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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烏托邦的實踐與理論◎Michael Burawoy│陳宗延譯、宋治德校

※原載於《雅各賓雜誌》(Jacobin Magazine),本譯文為「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紀念賴特系列邀稿之五(之一〈埃里克‧歐林‧賴特(1947-2019)——從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到「真實烏托邦」計畫〉、之二〈階級是埃里克.歐林.賴特智識生涯的關鍵主題〉、之三〈墜入真實烏托邦︰Erik Olin Wright 速寫(修訂版)〉、之四〈我們所有人的榜樣——悼埃里克‧歐林‧賴特〉、之六〈今天如何成為一個反資本主義者〉、之七〈賴特生前專訪:階級為何重要?〉),引用請註明出處。

※作者邁可‧布若威(Michael Burawoy)是埃里克的密友和遺作管理人(literary executor)。他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社會學教授。

中產階級的特性、社會學作為學門、「烏托邦」的用法、終結資本主義的策略、學生和同事的生命──埃里克‧歐林‧賴特改變的不止上述全部,還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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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羅莎‧盧森堡基金會研討班與社會學家埃里克‧歐林‧賴特,2011年5月17日於柏林。羅莎‧盧森堡基金會(Rosa Luxemburg-Stiftung)/ Wikimedia

埃里克‧歐林‧賴特於1月23日午夜過後不久,即於密爾瓦基(Milwaukee)的福德瑞特醫院(Froedtert Hospital)逝世。他享年71歲。這個世界失去了一位偉大的社會科學家、實踐者和思想者,他至死也同他生前一樣,將這些特質發揮得淋漓盡致。他在去年四月確診急性骨髓性白血病(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而在接下來的十個月裡,他對於這個世界流露出樂觀的精神,只是當要離開它時難免甚為憂傷。

他不知道是否會以及何時會了結,但他知道自己的生命陷入危殆,而他創造了一個圍繞在他身邊的真實烏托邦,並以篇幅和書一樣長的部落格美妙地描述著它。這個部落格使一大批追隨者著迷,經常令他們落淚。他總是一位鍥而不捨的生命記錄者,無論藉由攝影或寫作,而這次他讓自己的生命公之於眾。

每一、兩天,他便重新講述自己對生與死的看法,難以忘懷地將自己指稱為「最幸運的、最有利的──隨便你怎麼說吧──浩瀚無垠宇宙中的星塵。」他是那一粒特別的星塵,奇蹟地「轉化為有意識的生物,能覺察到自身的存在。」然後,「這個複雜的有機體終結了,而星塵──即是我──將消散返回更平凡的物質狀態。」

這個部落格敘說與芽細胞(blasts)──攻擊他的身體,爾後吞噬他新移植而無抵抗力的免疫系統的癌細胞──戰鬥的起起落落;他描述他對控制疼痛的冥想力量的信心;他有一位病友在一夕之間就消失蹤影時心裡湧起一陣酸楚,他明白這命運有日也會降臨他身上;他探討在慷慨和愛之中的互惠性(reciprocity);同時,他沒有拘束地談論我們太容易視為理所當然的身體功能,如解手變成了挑戰。而他的最後一篇貼文是論滑稽的藝術(art of being goofy)[1]

但他也談到他發過的一些惡夢,是生命和愛遺棄了他而產生的畏懼(他最親密和最親愛的人們都嘲笑他在部落格文章犯傻的這件事)。在一次動人的交流中,血液腫瘤科團隊的主任Michaelis醫師,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回想起耶穌在十架上的話:「我的神!我的神!祢為什麼離棄我?」埃里克,一位馬克思主義無神論者,理解那縈繞他的夢魘,正是完全被遺棄的普遍意義。

夢魘是在晚上;而在白天,埃里克歡迎所有訪客來到他的真實烏托邦。他寫到見到訪客的歡喜。朋友和(過去及現在的)學生會簇擁在床邊,聽他說故事,並流著眼淚離開。

但第一位永遠是家人──Marcia,他53年的妻子和伴侶,以及他們的兩個女兒Jenny和Becky,他們的三位孫兒Safira、Vernon和Ida。埃里克全心奉獻於溺愛他的母親,而她永遠希望他能變得更好。他幾乎每天都造訪或打電話給母親,直到母親在這十個月之間過世為止,但母親直到過世都不知道埃里克的生命處於險境。

埃里克並不畏懼死亡;不過他也極想要活下去,和帶給他極大喜樂的孫兒在一起。他正給他們書寫一封長長的信,是關於他從自己生命中學到的教訓──而有時他會容許部落格的讀者進入這隱密的內心聖所(inner sanctum)。

他在通過Skype和同事及運動份子進行會議時,通常最顯得生氣勃勃。他反思馬克思主義的意義,以及他最新一本有關如何成為一名反資本主義者的書──這本書七月才剛完成,那時他已經在接受治療。埃里克鮮少回顧他的巨大成就,而是不斷向前看,為了一個更好的世界而做謀劃。直到十二月,他仍舊思考著春季的教學。而到了最後的時刻,他還擔憂著他的部門、他的學生、以及他創立的黑文斯中心(Havens Center)[2]的未來。

如他公開承認的,這個部落格是他的自由王國(realm of freedom)。它給他消逝中的生命賦予了意義。它結果自發地變成了記錄他的多才多藝的檔案庫。但這個自由王國是立基於擴大的必然王國(realm of necessity)。然而,即使在這裡,埃里克也試法組織了一個聯合生產者(associated producers)的社群,使醫療人員──照料他千瘡百孔身體的醫護團隊──也參與在關於他們的生命以及他的生命的持續對話中。

他妻子Marcia是這個必然王國的主要組織者。她二十四小時待命以給他安慰。她監督現場、組織訪視、監控他的藥物、詢問醫師、並睡在他的病房。最後,她為他朗讀他最喜歡的一本書《The Clearing》的最後一章。她分享所有他做的事,一如往常。即使當他在某個遙遠之地,他們也每天聯繫。現在,她希望他在精神上自由,盡她所能地控制這個必然王國。他也會為了她做一樣的事。

關於埃里克不凡的最後十個月,還有太多可說的。他給我們在生與死方面都上了一課;他向我們展示如何在精神上和實踐上成為真實烏托邦主義者。部落格本身不言可喻,而它值得結集成書。我的文字還未能表達到它的力量和鼓舞人心的作用。我們每個人都會有自己最喜歡的部份,因為對不同的感性而受到不同的吸引。

但這美妙的有關生死鬥爭的民族誌書寫,並非憑空而來。我能做的,僅僅是為這位馬克思主義烏托邦主義者寫一段簡史。

到來

那它從哪裡開始呢?很難說。或許是在兒時晚餐的餐桌上,每位賴特家族的成員都必須交代各自當日的活動。或者是作為一位哈佛大學生,被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結構功能論系統的優雅所誘惑?或許是在牛津師事於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希爾(Christopher Hill),還有社會學家及政治理論家路克斯(Steven Lukes)。

或許他從頭到尾都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烏托邦主義者。埃里克在1968年製作的動畫片《棋局》(The Chess Game),傳達了革命的困境,它是在一個西洋棋盤上戲劇性地展開。他的未出版手稿,1974年完成的《西洋棋規則的顛倒及其他偏離》(Chess Perversions and other Diversions),也有類似的性質。藉由引入一系列對定義西洋棋及其他遊戲的武斷規則的修正,擾亂了其背後的既得利益,帶來變革性的結果。

他在序言裡寫道:「這本書是為那種偏離傳統路徑的發明而伴隨而來的自由和愉悅所作的邀請。有效率地遊走於迷宮有其樂趣,如同任何一隻實驗鼠會告訴我們的。但改變迷宮則是實驗者的專利。」據此聯繫他的青年時期,埃里克的最後一本書向我們展示了(或許不自覺地),改變資本主義的規則如何確實可以是一個革命性的舉動。

埃里克本人喜歡追溯他對烏托邦的興趣回到1971年,那時他是柏克萊一神普救派神學院(Unitarian-Universalist seminary)的一個逃避兵役的學生(譯按:在當時美國可以以基於宗教或良心而拒服兵役,稱為「良心拒服兵役者」(conscientious objector))。正是在那時,他組織了一個學生自主經營、稱為「烏托邦與革命」的研討班,以討論美國社會革命轉型的前景。他接著以實習身份在聖昆丁(San Quentin)(譯註:聖昆丁州立監獄)擔任牧師的工作,一邊參與致力於獄政改革的社運組織。他的第一本書《懲罰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Punishment)由此而生,是與一些聖昆丁的囚犯和監獄人權運動家合著。

在七十年代初期的狂飆歲月中,這讓他充分準備好成為一名柏克萊大學的研究生。在那個時代,特別在柏克萊、特別在社會學,學生關注改變世界勝於追求學術生涯。言論自由運動、第三世界罷課(Third World Strike)、反戰運動和民權運動讓教師之間彼此交鋒,為研究生打開了要求對自己的教育有更大掌控權的空間。

埃里克和他的研究生同儕組織了自己的課程,其中最重要的是「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的爭議」(Controversies in Marxist Social Science),埃里克後來在麥迪遜會教授類似的衍生課程。埃里克也是圍繞著《資本政權》(Kapitalistate)雜誌的馬克思主義社群的活躍參與者,該雜誌是由歐康諾(Jim O’Connor)和一名「共產營」(Commie Camp)──一個討論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踐的迫切議題的年度退修營──的主要組織者所領導。再一次地,他帶著這項計畫前往威斯康辛,它在那裡以「激進節」(RadFest[3]之名為人所知。社會學自身成為一個真實的烏托邦。

階級分析

埃里克在那些日子成了此一知識計畫的主要人物:將社會學重新打造成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學門。因此埃里克的博士論文並不是在意識型態基礎上,而是在科學基礎上挑戰主流社會學。他展示的是:一種重構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定義,比既有的階層化和人力資本理論等模型,能更好地解釋收入不平等。

他和其他人有效地終結了「階層化」(奠基於社會經濟地位的梯度)的想法,然後在社會學的核心放上了奠基於剝削的「階級」概念。這預示了較晚近的社會學對社會不平等的關切。我們甚至可以說,埃里克對人力資本理論的批判,有助於布迪厄(Bourdieu)的「資本多樣性」(varieties of capital)(社會、文化、政治以及經濟資本)得到接受──那是一條和埃里克迥然不同的路徑。

在挑戰主流社會學的同時,埃里克重新打造馬克思主義。中產階級是馬克思主義陣營長久以來的苦惱問題──這個階級本來早該消失,卻似乎變得越來越大。埃里克和友人佩隆(Luca Perrone)一起解決這個問題的方式,是引入「矛盾階級位置」(contradictory class locations)的概念──位於三個基礎階級(資本、勞動和小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位置。

這種矛盾階級位置有三個:在小資產階級和大型資本之間的小雇主;在資本和雇傭勞動之間的管理者和經理;以及在雇傭勞動和小資產階級之間的半自主性受僱者(專業人員)。

建立了這些概念上的區別後,他繼而用它們來勾勒變遷的美國階級結構。在他還是研究生時所寫的刊載於《新左評論》(New Left Review)的早期作品[4]中,他挑戰了馬克思主義的巨擘普蘭札斯(Nicos Poulantzas);普蘭札斯提出了他自己的階級範疇,但在經驗性或分析性上不及埃里克的嚴謹。

埃里克在1976年接受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助理教授的職位,他開始發展一個階級分析的研究計畫。當既有的調查不能勾勒他所構思的新範疇,他申請並獲得研究經費以執行他自己的全國調查,是用來把握他的階級範疇而設計的。在這個馬克思主義佔了上風的年代,他的想法受到廣傳,並且他很快就在十餘個其他國家組織了團隊,參與同類型的調查。即使是蘇聯也無法抗拒進入這個馬克思主義世界,不過那是另一樁故事了。

埃里克的階級分析引發了許多關於階級意義的生機勃勃的論辯。藉由這些論辯和對批評的回應,埃里克在數年間修正了他的框架,有時是小調整,有時則移轉了它的基礎。若有一項特徵貫穿了他的學術工作──當然還貫穿了他的生命,那就是把事情做對的決心。這不止必須在理論闡述和經驗研究間展開緊密的對話,還得深化他的分析框架的內部邏輯。你可以通過一系列的書籍追溯他的思想演化,從《階級、危機和國家》(Class, Crisis and the State)(1978年),緊接著是他的博士論文《階級結構與收入決定》(Class Structure and Income Determination)(1979年)的出版,然後是《階級》(Classes)(1985年)一書中他接受了羅默爾(John Roemer)的剝削概念所伴隨的更深層的轉變,以及他在《有關階級的辯論》(The Debate on Classes)(1989年)中對批評者的回應。《階級說了算》(Class Counts;譯註:或譯《階級很重要》)(1997年)中對國際計畫的集大成,確立了階級對代際流動(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友誼模式、性別關係和階級意識等議題的效應。他在這個主題最後一篇稿件,《階級分析方法》(Approaches to Class Analysis)(2005年),最恰當不過地說,是指認出多種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取徑,但也指認了在階層化理論的廢墟──他的起點──上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的非馬克思主義取徑。

制度建立

埃里克的名聲遠播廣傳,因此大學在1984年給他經費創建一個批判社會科學的中心,他以剛死於肺癌的親密同事黑文斯(Gene Havens)之名命名。黑文斯中心邀請訪問學者和運動份子,且投放經費於廣泛的左翼計畫。創建三十四年來,無數國內和國際的左翼人物造訪黑文斯中心,和學生及同事們一起工作。

這些造訪者會記得埃里克,不僅是因為他銳利的知識貢獻,也是因為他的好客。他們會記得他的家和他的廚藝,會記得到音樂會或戲院一遊。麥迪遜藉由黑文斯中心輻射到世界上最遠的角落。

1981年,埃里克加入一群傑出的社會科學家和哲學家的圈子,其中影響他最深的是哲學家柯亨(G. A. Cohen)和帕里斯(Philippe van Parijs)以及經濟學家羅默爾。他們是「分析馬克思主義」──以更口語化為人熟知的「不胡扯的馬克思主義」(no bullshit Marxism)──的先驅,在不受拘束地審閱彼此的著作中澄清了馬克思主義的基礎。

過去四十年來,這個團體的組成有所變化,也偏離了它的馬克思主義精神支柱,但在這之中埃里克仍舊是一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它成為埃里克在智識上的第二個家,以及鼓舞他接下來轉向馬克思主義的道德基礎的源頭之一。

第二個原因則是源於變遷的歷史脈絡。即使在蘇聯共產主義崩潰之前,學院內的馬克思主義復興已開始消褪。當埃里克的階級分析成為主流社會學正統的一部分(由它必定會出現在預試(prelim)的閱讀書單上可見一斑),他的著作招引了一眾宣稱「階級終結」(令人連想起1950年代的「意識型態終結」)和「多元認同終結」的批評者。

社會學採取新制度轉向和文化轉向;涂爾幹和韋伯的保守讀物掩蓋了激進的馬克思的風采。議題不再是資本主義抑或社會主義,而是不同變種的資本主義(varieties of capitalism)。由於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的絕跡,以及新自由主義佔了上風,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被嗤之以鼻。確實,如同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所說過的,想像世界的終結比想像資本主義的終結還要容易。

馬克思主義從一開始就對烏托邦理念過敏,但如今的政治局勢卻恰恰需要它。埃里克接受挑戰。直接駁斥新保守主義的精神面貌(pathos),他發展了一項社會主義的工作計畫:呈現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但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部探索其起點。

真實烏托邦

新的計畫始於1991年,蘇聯解體的那一年。埃里克召開一系列會議來討論「真實烏托邦」──不是什麼思辯的理想世界,而是可以在實際存在的社會中找到的真實替代方案。在麥迪遜黑文斯中心舉辦的每一場會議,聚集了不同學門的學者以回應具體的提案。

年復一年,會議主題包含了協商式民主(associative democracy)、市場社會主義、參與式民主、全民收入補助(universal incomes grants)和性別平等。會議論文以書系的形式出版,是由埃里克集結,通常由他撰寫導讀,並在他本人的力作《真實烏托邦》(Envisioning Real Utopias)中達到高峰。

那本書的開場檢驗了資本主義的一系列弊病:它創造的苦難、它必然會造成的破壞、它否定的自由、它侵蝕的社群、它促成的無效率、它製造的不平等。但這份分析性計畫的原創性在於他方──恢復社會主義中的社會。

倘若早期的馬克思主義是圍繞著資本主義經濟的崩潰而建構的,而其後的馬克思主義則盤旋在某種形式的國家社會主義的創建和批判,今日的社會主義會是築就在公民社會的重構與振興之上,而公民社會是就其與經濟和國家的區隔而被理解的。社會的提昇在馬克思早期著作中有其根源,但在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獄中作品裡最為顯著。但與社會學的匯合也強調了公民社會的立場。

這讓他具體詳述了資本主義轉型的三種策略:斷裂式ruptural)策略涉及國家的摧毀(而他現在大體上否定這種策略),間隙式interstitial)策略在國家外部建立替代方案,而共生式symbiotic)策略則在國家的領域上鬥爭以和國家交戰。終極而言,他個人的答案是結合間隙式和共生式策略,創建反國家的空間,從而與國家合作將那些空間轉型。

2012年,埃里克成為美國社會學會理事長,而他的年度會議成了真實烏托邦的平台,特色是二十場致力於具體真實烏托邦提案的特別場次、五十場與真實烏托邦和社會正義相關連的廣泛主題的專題場次,以及還有三場全體演講聚焦於環境、平等和民主等領域中的真實烏托邦。

他也帶著「真實烏托邦」上路,造訪歷史上的黑人學院和大學、服務西班牙裔的機構、還有高立德大學Gallaudet University)(他在那裡學會欣賞手語的豐富面向)。埃里克從不是閃躲困難議題的人,他審慎地替自己準備好有關在真實烏托邦中納入種族或聾人的問題。社會學暫時地浸淫著真實烏托邦。

埃里克將社會學帶回到它的創建者──馬克思、涂爾幹和韋伯──面前;他們比起今日的社會學專業者,對於將他們的理論構造建築在道德價值上比較不致於持刻板的反對態度。埃里克很明確地將社會學的計畫定義為理解在制度上實現那些價值的可能性。哪些制度可能推進平等、自由和社群?那些制度的特殊屬性是什麼?它們的再生產和散播的條件為何?它們的矛盾和動力是什麼?

埃里克地毯式地搜索萌芽的真實烏托邦,將每一株放在他的分析顯微鏡下,然後,在那基礎上,闡明更為一般性的設計。他最喜愛的某些例子是巴西愉港(Porto Alegre)的參與式預算、巴斯克自治區(Basque Country)的蒙德拉貢(Mondragon)合作社、以及維基百科的集體性自我組織。

埃里克成了一名考古學家,挖掘具有挑戰資本主義的潛力的制度、組織和社會運動,將之放在歷史脈絡中,轉譯為常民語言,然後由此將他們跨越世界彼此串連。由於其動態性(dynamism)與其意識型態,資本主義的辯證法無可避免地產生自身的替代方案;我們只須把握它們、和它們一起奔跑、散播它們、然後實施它們。

在某個場合,他無法在真實世界中找到充分的例證,便轉向一則連環漫畫。在1940年代的連環漫畫《亞比拿奇遇記》(Li’l Abner)的某一集中,一位在多帕奇(Dogpatch)山區的社區住民亞比拿,發現一種叫做「什穆」(shmoo)的奇妙生物,牠的長處在於供給人類所需的所有物質,不含奢侈品,只有生活最基本的必需品。

這則故事的開場,是雇主之間彼此為了利潤而競爭,提高工時、降低工資。當什穆出現時──你可以讀作全民收入補助──資本家的關係被翻轉,而多帕奇的勞工得以復仇,不把他們往昔的剝削者放在眼裡。

埃里克將什穆的故事轉化為一場關於資本主義階級結構及其矛盾的演講。他之前的學生知道埃里克對什穆的愛,獻給他一則影片,開頭是埃里克的演講,接著是他們滑稽地讀著連環漫畫。

在埃里克生命的最末幾年,他發現到這些真實烏托邦對運動份子非常有吸引力。他花費許多時間跨越世界,與那些熱衷於將他的意識型態-知識框架和他們自己計畫聯繫起來的團體談話。因此他著手將《真實烏托邦》轉成簡略易懂的形式,移除成串喋喋不休的學術語言,創作一本反資本主義的手冊。他恰當地稱之為《如何當一個二十一世紀的反資本主義者》(How to be an Anti-Capitalist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文書名為譯者暫譯)(即將於Verso出版社出版)。

他馬上就切入正題:今日的資本主義出了什麼問題?它侵蝕了平等/公平equality/fairness)、民主/自由社群/團結的基礎價值。如何扭轉這個進程?資本主義可以被摧毀smashed)、摒棄dismantled)、馴化tamed)、抵抗resisted)或逃避escaped)。

他把第一項看作和他的三個基礎價值不相容而不予考慮,並主張要結合剩下四項,他稱之為削弱eroding)資本主義,演化社會主義(evolutionary socialism)的一種形式──以經濟民主逐漸替代資本主義。他這最後一本書吸引人的特色之一,是每一章都以摒棄資本主義下的常識──凡存在者皆為自然且不可避免的──開頭。

他的批評者會一如既往往那般攻擊他過分樂觀。但埃里克會這麼回覆:今日我們需要的不僅是意志上的樂觀主義,還要有理智上的樂觀主義[5]。「要悲觀很容易」,困難的是在資本主義前景暗淡的勢力下既樂觀又實際。

那些在公民社會的戰壕(trenches of civil society)[6]鬥爭中的人們,聽到這正面的訊息會深感熱情鼓舞,但又驚訝於它出自學院中人的筆和口。這是一位知識份子向他們大體上不被看見的工作致敬,他們為質疑資本主義克服重重難關,忍受羞辱和報復。

離去

埃里克既留給我們一種思考方式,也留給我們一種存在方式。容我直言不諱。我不知道有任何人的思考比埃里克更清晰、更切實、更快速、更不費勁;沒有人那麼有效率地切中任何的議題、論文、書籍的要點。

儘管他是如此溫柔和切實,接觸他卻是既興奮又可怕的。他把你的主張、論點和事實看得比你自己還嚴肅。

當他和人爭論時,他從不訴諸誇大、扭曲或過度簡化。相反,他集中精力在反對者的論點中最好的部份,甚至比他們能給出的還要更好。他將所有這些禮物贈予他教導的諸多學生,敦促他們也要有邏輯、嚴謹、富有想像力,並且同等重要的,要正派和誠實,先假定他人的論點有其道理。

我們沒辦法像他那樣,但我們可以從他留下的東西得到鼓舞、在他的地圖引導下追隨他的足跡,並在我們前進過程中改造它。

他的思考方式滲入了他的存在方式。他對世界的參與中,有某種極度純真的成份。那正是為什麼他喜歡和小孩在一起,用他神奇的故事娛樂他們。這讓他成為一名偉大的理論家──像一個小孩,他能夠直抵事物根源,對我們其他人習以為常、視為理所當然之事提出懷疑。他不僅對自己的小孩讀故事,他還開創了一個世界,讓小孩在其中能創作自己的故事,甚至將之演出。他愛好扭曲老遊戲,就像他在棋盤上的動畫版階級鬥爭。他沒有食譜書,除了自己的配方外,不遵循任何其他配方來製作低膽固醇的美妙菜餚。正是那種創造性定義了他的存在;那也是真實烏托邦背後的原理。

他信奉的價值──平等、自由和社群──不僅是一個新社會的根柢,它們也是應當遵循的道德原則。我們不能坐等未來,我們必須藉由此時此地的行動,展現我們的信心。

在應對下屬、以及平輩和長官時,埃里克追求達到極度的平等。他的骨子裡沒有邪惡,他的靈魂中也無絲毫嫉妒。我從未聽過他咒罵髒話──他好奇怎有人能把最美麗的愛情的行為轉成詛咒。他心思的敏捷和清明讓他在任何商議的過程中佔得大量的上風,而因此他承認對個人參與有約束的重要性。你可以提醒他的盲點,而他會試圖修正──不總是成功。

但他某種程度上仍是一位「現代君王」(Modern Prince),一位永恆的說服者,一位不屈不撓的社區建造者,建造使人們蓬勃──或者如馬克思可能會說的,使人們發展自己豐富且多樣的能力──的社區。就好像一位之前的學生向埃里克寫的:「你總是以一種邀請我們所有人以成為自己的方式來做回我們自己。」他不僅在生活上,在音樂上也是一位偉大的指揮家。但他不一人獨奏,在每場派對的尾聲,他會離開自己的小提琴,並讓我們所有人一齊跳方塊舞。而我從不懷疑,無論他在哪裡,那會是他正在做的事情──天空中一粒閃爍的星塵。

[1] 譯註:2019年1月21日的貼文。

[2] 譯註:黑文斯社會正義中心(A. E. Havens Center for Social Justice)設立於1984年,隸屬於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社會學系,以該系已逝的鄉村社會學家A. Eugene Havens為名。

[3] 譯註:1983年由黑文斯中心首度舉辦時,稱為「中西部激進學者及運動份子會議」(Midwest Radical Scholars and Activists Conference),1990年代末期改稱為RadFest,2003年加上「中西部社會論壇」(Midwest Social Forum)的標題。

[4] 譯註:指Wright, E. O. (1976). Class Boundaries in Advanced Capitalist Societies. New Left Review, I(98), 3-41.

[5] 譯註:葛蘭西《獄中書信》名言:「我是理智上的悲觀主義者,意志上的樂觀主義者。」(I’m a pessimist because of intelligence, but an optimist because of will.)

[6] 譯註:葛蘭西《獄中札記》:「公民社會的上層建築所起的作用好像現代戰爭中的壕溝體系。在這種戰爭中,看上去一定能夠消滅敵人全部防禦體系的猛烈的炮擊事實上只能破壞它的外部掩蔽工事,因而在衝擊和進攻的時候,進攻者所面臨的是依然具有威力的防線。」(The superstructures of civil society are like the trench system of modern warfare. In war it would sometimes happen that a fierce artillery attack seemed to have destroyed the enemy’s entire defensive system, whereas in fact it had only destroyed the outer perimeter ; and at the moment their advance and attack the assailants would find themselves confronted by a line of defense which was still effective.)

我們所有人的榜樣——悼埃里克‧歐林‧賴特◎David Calnitsky│呂楊鵬譯、陳宗延校

※原載於《雅各賓雜誌》(Jacobin Magazine),本譯文為「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紀念賴特系列邀稿之四(之一〈埃里克‧歐林‧賴特(1947-2019)——從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到「真實烏托邦」計畫〉、之二〈階級是埃里克.歐林.賴特智識生涯的關鍵主題〉、之三〈墜入真實烏托邦︰Erik Olin Wright 速寫(修訂版)〉、之五〈真實烏托邦的實踐與理論〉、之六〈今天如何成為一個反資本主義者〉、之七〈賴特生前專訪:階級為何重要?〉),引用請註明出處,副標題為譯者所加。

※作者David Calnitsky是西安大略大學(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埃里克·歐林·賴特是一位傑出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他以一種認真的態度去理解並改變這個世界──同時具慷慨、求知欲強又和善的特質而踐行之。

※圖說:埃里克‧歐林‧賴特肖像。Aliona Lyasheva / Wikimedia Commons

第一次見我的博士導師埃里克·賴特時,我還是一個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彼時我剛剛進入研究生院,滿腦子都是辯證法。如今,即將畢業的我依然是一名馬克思主義者,但已經是更寬泛意義上的那種(希望更偏分析的馬克思主義一點)。這很大程度上是受埃里克的影響。此前,我長期只能依仗那套彎彎繞繞的辯證法,但終在邏輯力量面前毫無抵抗之力。

埃里克喜歡引用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的第十一條(「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但他對此的解讀與別人有所不同。

問題在於改變世界,是這樣沒錯,埃里克亦深信必須先理解這個世界才能讓它變得更好。但他更強調的是這句著名格言的內在張力:改變世界的渴望會感染我們對這個世界的理解。相較於其他人,對於擁有這種規範性追求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同道人士而言,一廂情願的思考方式尤其具有吸引力。

實際上,這正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張力。它總是同時扮演著科學和意識形態兩種角色。前一條路線,致力於對這個世界進行科學的分析;它的抽象範疇用於捕捉具體的社會現實,彷彿這些抽象範疇真實存在一般。它的目標是去偽存真,拆穿社會結構的面紗,揭露看似自然的現象的歷史基礎。

而後一條路線,即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與意識形態實踐,起到激勵和動員的作用。激昂的演說與憤怒的譴責往往能激發政治行動,正如一種歷史目的感能夠強化抗爭參與者的決心。

想要如實地描繪這種二重性,就必須承認我們所面臨的兩難困境:改變世界的願望與理解世界的動力之衝突。但埃里克認為這並不代表我們就束手無策,只能在道德追求和科學抱負中擇其一。這僅僅是說必須坦誠面對我們的困境,而不是祈願它不存在。這裡必須取得的平衡,是承認動機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的吸引力,而避免讓它麻痺了你。

埃里克持守著這一點。當他的論點和論據被證明錯誤時,埃里克就會調整自己的立場。作為一名定量研究者,迴歸分析的結果有時不免會不支持自己的假說。

當然,任何熟悉資料分析的人都知道,不管分析的結果多垃圾,只要你真的想要便總能找到法子蒙混過關。但對埃里克而言,馬克思主義的吸引力恰恰在於:你有可能是錯誤的。

不同於社會科學與左翼的很多思想,馬克思主義的假設都是清晰明確,而可以被證偽的。的確,世界是複雜的,但如果我們的理論跟這個世界一樣複雜,我們是把握不住它的。埃里克經常要面對的愚蠢批評是這種老調:「對,但事實不是遠比你說的複雜嗎?」不,理論的價值就在於簡潔,理論的目的是提煉出社會過程背後的因果機制。馬克思主義所提供的一套簡明的解釋工具,正是其吸引埃里克的理由之一。即便馬克思主義有時是錯的,它仍然能解釋很多東西。

埃里克的自我認同是一個「分析馬克思主義者」。這個標籤前半部分的意思是,當你試圖解釋世界的時候,必須要避免常見於許多社會理論中的那種故弄玄虛、模糊不清、不受約束的理論分析。你所使用的概念必須以清晰精確的用詞來定義,它們應當有明確的適用範圍以防陷入難以證偽或朦朧含混的境地。對社會過程的解釋性主張,應當細緻且具因果性,以便我們能想像出何種情況下這種理論會被證明錯誤。我們不應縱容自己靠著辯證法的彎繞來迴避嚴肅的質疑。

但埃里克不僅僅是分析的,他也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這並不意味著他會發愁馬克思某句話的真義究竟是這樣或那樣,而是說他的研究聚焦於社會階級如何形塑社會。

簡單來說,他集中關注三件事:一、在資本主義經濟中,資源是如何分配的;二、這種分配如何影響政治權力;三、這種分配如何影響社會變革與社會穩定。

埃里克希望他的研究成果經得起資產階級社會科學和馬克思主義兩者「雙重約束」的檢驗。前者要求他遵循嚴格的研究規範,後者則要求他的研究與現實政治相關連,且符合正義社會的道德願景。

埃里克最堪為典範的,是對待論辯和反對意見的態度。一個人如果對馬克思主義的核心觀點抱持批評,卻又長期堅持在這一傳統內進行研究,自然會經常招致攻擊,有些攻擊甚至相當刻薄。但埃里克永遠把質疑的真正益處奉獻給他的反對者。他會試圖理解反對意見的核心,並一邊投以最同理的目光。

在情感上,這意味著你儘可不同意他,即使強烈反對也不因此樹敵。他不會因此發怒,也不會因此傷了自尊或氣概。事實上他似乎喜歡別人對自己最珍視的觀點加以詰難。

我們總是背地裡讚美別人而不肯當面表達,如同我們總是當別人生命垂危或已經過世才表達自己的感情,這實在是令人遺憾。但我依然想說,埃里克在我及很多我認識的人的生命中,是一個有著巨大影響的人物。他的為人與他智識上的影響可以等量齊觀:他始終是一個和善慷慨而非尖酸刻薄的人,他對新的思想心胸開闊,而不是教條和戒備的。這些特質在今天的世界是稀缺的,我們應當效法。

我曾旁聽過一次他的本科生課程,課程開頭他提到有個學生談話時被他給嚇到了。為了打消大家的畏懼心理,他展示了幾張兒時照片:7歲時帶著一頂牛仔帽的照片,還有和他的兄弟姊妹一起的照片。但對我來說,這可能適得其反了。

埃里克有點嚇人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太和善、太慷慨了,而且對反對意見極為開放。這就設定了很高的門檻。他的特質意味著他會認真對待你的想法,而因此你也必須認真對待自己的觀點,這其實相當可怕。那些尖酸刻薄、目中無人的知識份子對我來說反倒印象不深,也沒那麼嚇人,因為這種個人風格往往暴露了他們的不安全感。

埃里克的去世是左翼的沉重損失。就個人而言,埃里克對我的世界觀影響很大。每當我在構思論點的時候,肩膀上都會盤踞著一個卡通版的小埃里克。他會用第十一條提綱來提醒我;不光作為警句,亦是綱領:立論必須清晰,使批評者知道為何不同意你,同時也要牢記,理解世界絕不單純是一項智力活動,而是改變世界的第一步。

埃里克‧歐林‧賴特(Erik Olin Wright)(1947-2019)——從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到「真實烏托邦」計畫◎Vivek Chibber│陳宗延譯、宋治德校

※原載於《雅各賓雜誌》(Jacobin Magazine),本譯文為「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紀念賴特系列邀稿之一(之二〈階級是埃里克.歐林.賴特智識生涯的關鍵主題〉、之三〈墜入真實烏托邦︰Erik Olin Wright 速寫(修訂版)、之四〈我們所有人的榜樣——悼埃里克‧歐林‧賴特〉、之五〈真實烏托邦的實踐與理論〉、之六〈今天如何成為一個反資本主義者〉、之七〈賴特生前專訪:階級為何重要?〉),引用請註明出處,副標題為譯者所加。

※作者Vivek Chibber為紐約大學社會學教授。他最新一本著作《後殖民理論與資本的幽靈》(Postcolonial Theory and the Specter of Capital)現已(譯註:2013年)從Verso出版社面世。

埃里克‧歐林‧賴特在1960年代激進化並持續作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恰恰是因為他的道德準則(moral compass)不允許他隨波逐流。他的逝去,使左翼失去了一位最出色的知識份子。

※圖說:埃里克‧歐林‧賴特於2011年五月,羅莎‧盧森堡基金會(Rosa Luxemburg-Stiftung)/ Flickr

埃里克‧歐林‧賴特(Erik Olin Wright)於昨日(譯註:2019年1月23日)逝世,距診斷出罹患末期血癌僅僅數月。在確診後的初期,他在為他即將於今年稍晚出版的著作《如何當一個二十一世紀的反資本主義者》(How to be an Anti-Capitalist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文書名為譯者暫譯)進行最後的潤色工作。

倘若他還活著,這本書肯定不會是他的最後一本書。儘管埃里克已年屆71歲,大多數同齡學者的心思都轉向退休了,他卻沒有這個意思。他過去經常打趣道:「我打算『教授』直到最後(I plan to be ‘professing’ right till the end.)。」他仍舊極為活躍,大量地工作、指導學生、旅遊和演講。

儘管他在超過四十年間給我們留下了大量的作品,但他的逝去卻令他的工作計畫也戛然而止了。對我們這些認識和愛他的人,失去了一位親愛的朋友。而對在連年退卻後但出現復興跡象的左翼來說,更是失去了一位最出色的知識份子。

階級的中心性(The Centrality of Class

埃里克將會以20世紀後半葉最重要的階級理論家,和他的時代中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的身份被紀念。

諷刺的是,當他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開始就讀博士班時,他的意圖恰恰是要澄清馬克思主義理論中階級的地位,如此他就能夠轉向他真正的興趣,也就是國家理論。但他很快發現到此事不容草率對待。他認為,要解決其概念地位、理論主張和經驗預測的問題,需要花上稍長的時間──或許幾年。

結果是,這項計畫花費了四本書、數十篇文章和一個遍佈數國的研究團隊,而在四分之一世紀的過程中展開。但在埃里克動身前往下一個計畫之時,不僅比任何先於他的馬克思主義者更好地完善了階級概念,他也迫使主流體制在二十世紀首次承認階級概念的有效性。

儘管埃里克常被形容為一名「新馬克思主義者」(neo-Marxist)(這是一種暗示著背離古典傳統的表達),但他的階級概念卻是徹底正統的。它是立基於三個核心的命題。

首先,儘管主流理論將階級視為與收入相關連,埃里克卻恢復了馬克思的觀點:階級是一種以剝削為前提的社會關係。當一個群體藉由控制另一個群體的勞動而取得生計時,剝削便發生了。因此,並非一個人的收入決定其階級──而是他們如何掙得收入決定的。其次,由於階級奠基於強制榨取勞動(the forcible extraction of labor),因此它必然是對立性的(antagonistic)。它需要支配階級損害從屬群體的福祉,繼而傾向於產生從屬群體的抵抗。第三,這種對立性將在特定條件下,在階級之間採取具組織性衝突的形式,亦即階級鬥爭。

但這種構述為所有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創造了核心的難題:我們該如何解釋中產階級?如果說資本主義是一種存在著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經濟體系,那看起來兩者皆非的、介於其中的人們又如何?一個經典的例子是店主(shopkeepers)或領薪水的專業人員(salaried professionals)。他們是剝削者抑或被剝削者?

許多馬克思主義者是以兩種方式之一回應。其一,他們主張資本主義本身會藉由消滅中產階級而解決中產階級的問題。馬克思本身的某些構想暗示了這點:隨著時間,這個階級的人或者沉落為工人階級,或者攀升到資本家的行列中[1]。這種回應在概念上受到的挑戰,來自時間推移的憑證。

第二種解方則是主張:儘管很多人看起來處於「中間」,這是一種靠仔細檢驗就會消失的幻像。這種論點主張,倘若我們更細心看,多數「中產階級」的人們其實不過是勞工──只有很少數是資本家。

因此,第一種立場說在未來的某個時間點只會有兩個階級,而另一種立場則宣稱此刻就只有兩個階級。不管是哪種方式,終究是只有兩個階級。

埃里克否定了這兩種立場。首先,很清楚的是,中產階級並不是必定會隨著時間推移而消失的剩餘範疇。資本主義積極地創造我們認定屬於此階層的職業──永遠都有店主、中階經理、領薪水的專業人員等等。其次,儘管確實許多「專業人員」不過是高技術的工人,但也有許多不止於此。他們擁有凌駕over)其他工人的實際權威,他們的收入只有部分是來自工資,而且他們對自身的勞動有實際控制權。他們的權力和選項(choice sets)與雇傭勞動者比較,看起來有質的差異。因此中產階級是真實的。問題是,我們該如何將它整合進馬克思主義的框架中?

埃里克的解方看似簡單,卻是深刻的。他將中產階級定義為兼具兩種階級──資本家和工人──元素的群體。店主和資本家共享某些性質,因為他們都擁有生產工具;但也和工人共享某些性質,因為他們都必須是商店工作的積極參與者。中階經理具有某些資本家的權力,因為他們能夠對工人行使權力;但他們也和工人一樣,對投資的決定沒有實際控制權。

因此,埃里克著名的結論是:中產階級佔據了階級結構中的矛盾位置contradictory positions within the class structure)。這在政治上意味著,這個階級客觀上被拉向了勞動和資本的兩個不同方向。它的成員事實上前往哪個方向,無法預測。這取決於特定時間點上的政治和情勢如何匯合。

現實地做夢

埃里克理解,即使馬克思主義者將階級視為一個科學的概念,它仍具有規範性的基礎。要說資本主義立基於剝削,即是對這個體系提出一種道德控訴。這要求我們為了邁向這樣一個社會而努力,這個社會並不立基於一個群體是系統性地從屬於另一個群體,而在那裡個體發展的範圍不會被匱乏和無保障所扼殺。

但是當二十世紀即將終結時,許多進步人士對這樣一種替代方案的可能性失去了信心。在左翼的太平歲月(halcyon years)裡,有兩種希望的來源。對許多人來說,希望來自蘇聯的存在,這看起來是資本主義能夠被超越的堅實證據。第二個樂觀主義的來源來自於馬克思主義自身內部的歷史理論之中,看起來它許諾了資本主義遲早會讓位給一種嶄新的經濟體系,正如資本主義之前的體系屈從於更先進的社會組織形式一樣。

這兩種信念到了世紀末(fin de siècle)都被撕扯破碎。蘇維埃模式不僅崩潰,它的死亡更似乎是貶損了後資本主義社會這樣的理念。而許多──或許是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開始將正統歷史唯物論視為存在嚴重缺陷的理論。

埃里克自身是與上述這種理論交戰甚久才達成此一結論(正如與他的親密友人柯亨(Gerald Cohen)所發展的一致):不存在通向社會主義未來的歷史目的(historical telos)。不僅大部份的左翼派別對於社會主義的可能性沒有把握,甚至連社會主義會體現於哪一類制度設計也並不清楚。

埃里克認識到這會對政治實踐造成何等不利的影響,便著手於他職涯中下一個偉大的計畫,真實烏托邦(Real Utopias)系列。基本的想法很簡單。馬克思主義者在歷史上一直跟隨著馬克思本人而不屑於對未來社會詳細藍圖作出勾勒,認為這種藍圖經常墮落為烏托邦幻想。但正如埃里克指出的,這種對於社會模式的樣板式否定,如今已成為一種累贅。倘若你要求人們為了更美好的未來犧牲冒險,他們需要對於他們為了甚麼奮鬥而有些概念,而不止是一套原理原則。他們需要知道替代方案可能是甚麼。

著手於真實烏托邦計畫,是為了產生體現社會主義原理之制度的具體提案(concrete proposals)。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它是烏托邦的,因為這些理念意圖雄心勃勃,敢於思考與資本主義截然不同的社會安排。但它們紮根於現實,是奠基於資本主義內部的實際經驗。

這項計畫背後的基本論述,呈現於他的著作《真實烏托邦》(Envisioning Real Utopias)之中。然而,這項計畫就如同在它之前的階級結構計畫一般,是協作性且國際性的。在超過十五年間,它產生了半打經過編輯的書冊,每一本都圍繞一個具體提案──—立法改革、性別平等、職場民主等等──—且包含了許多著名學者的參與。

道德的毅力

持續了半個世紀,埃里克浸淫於馬克思主義理論,也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他在1960年代後期接觸到它,當時他的許多大學同儕變得激進化。但即使當他的世代轉向離開社會主義政治和馬克思主義理論,他仍然留了下來。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和通常的假設不同,他是在社會支持甚少的狀況下這麼做的。埃里克從未參與在政治組織之中。他並未受到《社會主義年鑒》(Socialist Register)或《新左評論》(New Left Review)之類的左翼知識份子氛圍的支持。他在地方政治中也並不特別活躍。即便是他的社交圈,也是相當典型的美國菁英學者。他的社會和知識脈絡中,沒有任何部分驅策他數十年來獻身於馬克思主義。

埃里克的毅力來自內部──—來自單純的道德和知識上的正直。他是那種少見的人之一,一旦承認了某項命題的真實性,就再不能夠拋棄它。他持續作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因為他的道德準則不允許他隨波逐流。真的就是那麼簡單。而恰恰是因為那麼簡單,而如此令人驚奇。埃里克的耐心全然憑藉於他的個性,即使在各種社會和政治支持不足下難以激勵許多和他同一世代者的持續獻身。

同樣的正直,呈現在他和學生的關係之中。讚揚逝去的學者在教學上的奉獻,是某種陳腔濫調。但在埃里克的案例中,這種描述不僅是真實的,還是叫人難以相信的。在他的職涯中,他指導了數十篇主題多樣且讓人眼花撩亂的學位論文,是由各大洲的學生撰寫而成。

他不僅迅速回覆任何交給他的文件,回覆篇幅往往比文件本身還長。他進入論證核心的能力是驚人的。他往往能把一段論證重新闡述得比原來的更好。確實,他給予對話者(interlocutors)最大的幫助之一,是將他們的論證提昇到更高的層次,讓它們配得上批評。

埃里克活過了一段極為豐富的生活,留下了使人讚嘆的遺產。但它結束得為時尚早了。他甚至還沒開始慢下來,更別說是停下來了。他是我遇過最快樂的人之一。倘若有人問他過得如何,我常聽到他如此回覆:「嗯,我以為生活能夠過得更好,但我不能想像該如何才能過得更好。」當癌症侵襲他,他奮力在樂觀的感受與現實前景之間取得平衡──—其正是在他的道德承諾中所具有的。他對於步步進逼的死亡感到深沉哀傷,但卻向家人和所愛的人們擔保他並不害怕。

在他最後的部落格貼文其中一篇裡,他拒絕耽溺於來生之類的浪漫幻想中。他寫道:「我不過是一粒星塵,隨機地殞落在浩瀚無垠的銀河角落中。」但這並不完全正確。確實,我們之中大多數人不過是那樣。但有少數、極少數的人,比這還多了一點點。埃里克,安息吧。

延伸閱讀:埃里克‧歐林‧賴特在《雅各賓雜誌》的四篇文章。

[1] 譯註:例如,「當廠主對工人的剝削告一段落,工人領到了用現錢支付的工資的時候,馬上就有資產階級中的另一部分人——房東、小店主、當鋪老闆等等向他們撲來。以前的中間等級的下層,即小工業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業者和農民——所有這些階級都降落到無產階級的隊伍裡來了,有的是因為他們的小資本不足以經營大工業,經不起較大資本家的競爭;有的是因為他們的手藝已經被新的生產方法弄得不值錢了。無產階級的隊伍就是這樣從居民的所有階級中得到補充的。」(《共產黨宣言》)

約翰‧羅爾斯,社會主義者?◎Ed Quish│陳宗延譯、宋治德校

※原載於《雅各賓雜誌》(Jacobin Magazine);本譯文為「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邀稿,引用請註明出處。

※本文為《約翰‧羅爾斯:緘默的社會主義者》(John Rawls: Reticent Socialist)(劍橋大學出版社,2017年,見下圖右)之書評。本文作者Ed Quish為康乃爾大學政治理論博士生。

 

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以二十世紀卓越的自由派哲學家為人所紀念。但他到生命的盡頭時,對資本主義卻持銳利的批判。

 

※Photo Credit(下圖左): 約翰‧羅爾斯像。原文引自Encyclopedia Britannica。

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是二十世紀卓越的自由派哲學家之一。他的主要著作《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1971年),重新定義了政治哲學的領域,形塑其後幾個世代的政治學、倫理學、法律的學術研究。對許多仰慕者來說,羅爾斯代表了最出色的自由主義傳統,而他的正義論為自由主義最人道的希望提出了嚴謹的辯護:一個既保留又抑制資本主義的民主福利國家。

對左派批評者而言,羅爾斯的理論對不正義的批判往往看似不足。由羅爾斯著名的思想實驗推導得出的正義社會──理性的各方在「原初狀態」(original position)中設計出一套社會契約,而不知道他們在自己創造出的社會中的最終地位(譯按:因為「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的作用)──大體上反映了美國的基本社會、政治和法律的制度。羅爾斯的基本理論取徑冒著鞏固既有秩序的風險,使之看似共識思路(consensual reasoning)為無可避免的產物──模糊而非闡明了政治的可能性。

在《約翰‧羅爾斯:緘默的社會主義者》(John Rawls: Reticent Socialist)一書,威廉‧A‧埃德蒙遜(William A. Edmundson)聚焦於羅爾斯最成熟且基進的著作,藉此由左派立場為這位哲學家辯護。當羅爾斯名為《作為公平的正義:正義新論》(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譯按:或作《正義即公平》)的最後著作於2001年出版時,他總結:資本主義無法與正義所需的政治平等和公平機會相容。羅爾斯想像兩類超越資本主義而可能同等地實現正義的政體:「自由民主社會主義」(liberal democratic socialism)及他所謂的「擁有財產權的民主」(property-owning democracy)。埃德蒙遜認為,羅爾斯對此宣稱的中立立場具有誤導性,而他成熟的理論實則系統性地偏好於社會主義。假使考量到羅爾斯拒絕搬出社會主義的基本論點,可將羅爾斯視為一位「緘默的社會主義者」。

埃德蒙遜本人無論就他對社會主義的支持或對羅爾斯的讚揚而論,則並不緘默。他將他的民主-社會主義政治(democratic-socialist politics)概念,直截了當地定位在羅爾斯自由民主理論(liberal democracy)的界域之內,聲稱:比起其他盛行的理論框架,「羅爾斯的理論更能夠提供一種共同語言,使充分心繫正義而想理解它、實現它的人們能夠相互溝通。」

埃德蒙遜提出了有力的例子,認為「社會主義憲政主義」(socialist constitutionalism)值得在當代左翼論辯中佔有一席之地。然而羅爾斯的緘默不僅僅是埃德蒙遜所願意承認的這些──且突出了羅爾斯在有關社會主義政治的政治哲學概念的侷限。

正義即公平

羅爾斯並未追求在《正義論》中止息任何當下的政治論辯。他的野心更為深沉。他希望藉由發展一套同時訴諸基本道德直覺以及理性自利的正義論,道德理論能促進一種公共的「正義感」(sense of justice),這種正義感將分裂性的衝突置於商定(agreed-upon)原則的脈絡中。若我們能夠同意「正義」意味著甚麼,我們對於政治和經濟的衝突的看法或許至少能夠立基於共同的基礎上。與其各說各話,我們或許能聚焦於我們都共同心繫的某些事:生活在一個正義的社會意味著甚麼。

羅爾斯解釋他的理論(他稱之為「正義即公平」)的方式,是將之與效用主義(utilitarianism,社會應保障「為最多數人的善的最大化」之觀點)對比。他如此推理:效用主義作為一種權利的理論和對公共善的解釋,是有所不足的。在效用主義下,總是訴諸善的最大化以取代基本的權利和自由,而平均效用最大化對最劣勢的人所受的未置一詞;即使總體效用提昇了,他們卻可能迎來更糟的後果。

這些顧慮激發了羅爾斯正義論的兩個原則:

1) 每個人對於平等的基本自由最廣泛的、而又與所有人的自由之類似體系相容的整個體系,都有一種平等的權利。

2) 社會和經濟不平等的安排應能,使它們(a) 對最少受益者有最大的利益……以及(b) 在公平的機會均等的條件下,所依繫的職位和職務要向所有人開放。

第一個原則所保護的基本自由,包含選舉權和出任公職的權利;言論、集會和良心的自由權;免受任意逮捕和拘押的保障;以及「擁有(個人)財產的權利」。第二個原則則在這些權利受到保障後規範分配;而既然沒有任何公民可從任其基本需求未被滿足的制度安排中獲益,許多人主張它暗示著社會最低保障。

由於羅爾斯想要引導而非止息爭議的論辯,他的理論給社會主義留下一扇敞開的門。他思索:某種具有自由-民主制度的「市場社會主義」(market socialism)(他說,而非一黨制、蘇維埃式的體系)能夠實現「正義即公平」。

他的基本原則,看起來仍然暗暗偏好資本主義。把握第一個原則優先於第二個原則,羅爾斯將「個人」財產的權利置於分配性的要求之上。儘管他主張這個優先順序相容於平等主義的財產和機會分配,他很清楚表明形成社會契約的基礎必須是個體權利,而非共善。相對於社會主義希望的共享豐裕,他的第二個原則訴諸經濟成長為「水漲船高」(the rising tide that lifts all boats)的形象,暗示了若不平等可以改善最劣勢者的前景則具有正當性。(校按:著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科恩(G.A.Cohen)提出「正當性社群」(justificatory community)的觀念,亦對此有所批評,見他的《誘因、不平等和社群》(Incentives, Inequality, and Community)文章, 收錄在G.B.Peterson所編於1992出版的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 XIII。)

當羅爾斯論及他的理論可能造成的經濟結果時,他也花費了更多時間討論它如何適用於「一個准許私人占有資本和自然資源的、經過適當組織的民主國家」。倘若稅賦、移轉給付(transfers)和公共益品維持機會均等且鞏固政治民主,資本主義可能是正義的。

「正義即公平」或許與社會主義眉來眼去,但不難看出為何許多人將之視為對福利國家資本主義的一種辯護。

重思資本主義

當羅爾斯撰寫《正義論》時,即在民權運動的立法成就之後、戰後嬰兒潮的尾聲之際,他對於自由民主正在一條基本上正義、平等的路徑上前進這件事感到希望十足。然而時至1990年代中期,他憂心自由民主正在衰微。埃德蒙遜引用羅爾斯以前一位學生,哲學家Joshua Cohen的話:「[羅爾斯的]希望之感被世界搖撼了。他的感覺已然變灰」(譯按:引自Roger, Ben. (1999). Portrait: John Rawls. Prospect, June 1999, 55.一文)

當其他自由主義者慶祝歷史的終結時,羅爾斯煩惱於私人選舉資金如何使得有組織的富人支配了政治過程。政治自由──例如競選公職、使用言論和集會自由影響立法、以及在公平的選舉中投票──或許在形式上授與了所有的人,但若是富人的權力取代了普通民眾在決定政治結果方面的權力,這些權利便不是對所有公民都有著「公平價值」(fair value)。在埃德蒙遜的敘述中,確保所有公民的政治自由的公平價值這件必要之事,是驅使羅爾斯邁向社會主義的核心議題。

羅爾斯在《正義新論》中強調他的一般理論中一項長期的面向,現今被稱為其「起組織作用的核心理念」(central organizing idea):社會作為一個社會合作的公平體系(society as a fair system of social cooperation)的想法。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將社會視為「就像所有人全都同意購買而期待贏得獎品的一場遊戲或彩票」。(譯按:語出Friedman, M. (1962). Capitalism and Free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中譯版見此),羅爾斯則將社會視為一場合作的努力,應當有利於每一個人。對羅爾斯來說,社會合作是與正義的法律秩序並行而運作,它本身是由一個所有公民都有公平機會影響的民主國家所支撐。但若是富人支配政治體系,結果是階級支配而非人民主權──從屬於命令,而非依照規則合作。

幾十年前,羅爾斯曾認為福利國家資本主義能夠逼近他理想的正義社會。在雷根革命(Reagan Revolution)造成的破壞之後,他得出的結論認為它是不可能的。

在他的成熟著作中,羅爾斯主張福利國家資本主義的核心瑕疵在於它「准許一個由很少人組成的階級來壟斷生產資料」。這種控制使少數人能夠「制定一個法律和財產的體系,不僅確保他們在政治上的支配位置,也確保他們在經濟中的支配位置」(譯按:語出Rawls, J. (2008).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S. Freeman Ed.).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中譯版見此)。儘管福利國家資本主義的重分配許諾暗示了對機會均等的「某種程度的關切」,但它准許權力集中而侵蝕民主的這一事實不僅意味著它無力保護政治自由:它「否認政治自由的公平價值」。

埃德蒙遜主張,在羅爾斯生涯之末,他是個社會主義者。

「自由民主社會主義」與「擁有財產權的民主」

羅爾斯仍留下了曖昧的空間。在《正義新論》中,他寫道「自由民主社會主義」和「擁有財產權的民主」二者皆可能實現正義。埃德蒙遜的書花了諸多篇幅,環繞在澄清羅爾斯原本如何可能更全面地評估在這兩種政體間而做的選擇。

它們的基本區別,集中在它們的憲政會允許何種類型的所有權(這是非常特定的區別,因為它們共享了重大的相似性)。對兩種情況,目標都是保障政治權利和均等機會的公平價值──不准許形成特權階級,將經濟權力轉化為政治支配。兩者也都維護政治權利和法治(rule of law)、鼓勵健全的公共領域、並確保公平的選舉。

在社會主義的情況下,主要生產資料的公有制能夠保障所有公民成為資產的共同所有者是一項憲政權利,而這些資產是公民成為社會的合作成員所需的。在埃德蒙遜的敘述中,這些資料包含了銀行業和金融、交通、通訊、保險以及某些主要產業(但他並未闡明清楚這個範疇的具體邊界)。埃德蒙遜如此寫道:「關鍵的想法是這樣:生產資料是那些若未被每一個人所共同擁有,則會如人們熟知地那般,使他們陷入擁有者與非所有者、收租者與交租者的支配與從屬的關係中的資本資產」。至於在自由社會主義政體的「制高點」(commanding heights)之下會發生甚麼就比較不清楚了,儘管羅爾斯和埃德蒙遜都認為工人所有的公司之間存在市場競爭。

那麼「擁有財產權的民主」又如何?就羅爾斯的觀點,工人所有的公司和公有制也都有可能存在於擁有財產權的民主中,但與社會主義不同的是,擁有財產權的民主「准許」生產資料的私有制。羅爾斯仍舊將擁有財產權的民主視為資本主義的一項替代方案──資本主義是「立基於」私有制,擁有財產權的民主則僅僅在主要資本能夠被普遍分配的情況下,才「准許」主要資本的私有。與廣泛的公有制和去商品化形成對比,擁有財產權的民主強調「各種各樣的教育和培訓」、「為所有人提供的基本的健康照護標準」、使用稅收限制世代內部和世代間的不平等、以及確保「生產性資產廣泛所有」的反壟斷條款。

由於羅爾斯並未排除在民主社會主義的制高點之下擁有財產權的民主或私有制具社會主義元素,埃德蒙遜主張我們必須將上述的區別畫出一條非常清楚的界線:亦即主要生產資料是否始終應該被選定為私有制的載體,還是我們應當在憲政上禁止生產資料的私有化。社會主義的選項會承認,民主不相容於私人公民從每個人要成為社會的合作成員所需的主要資產中占有及榨取租金。

這項區分有助於埃德蒙遜的論述,並讓他找出偏好公有制的有力的羅爾斯式理由:例如,重要生產資料的共同所有意味著傳達互惠性,以及對比我們每個人是否獲得足夠份額的爭論不休而更能促進穩定性。但藉由將這些選項分類成不同的憲政「政體」,埃德蒙遜將重要的實務論辯轉置於高級法(higher law)的領域。他聚焦於高級法,不僅將「制高點」下發生甚麼事這種棘手的問題擱置一邊,卻也造成了一種風險,即把社會主義變成一種憲政論辯之事,而非一個實際鬥爭的領域。

要處理在民主社會主義和擁有財產權的民主之間作選擇所引起的問題,與其運用憲政理論,似乎更需要羅爾斯時常稱之為「政治社會學」(political sociology)的東西:何時能為了正義和民主的緣故而馴服市場,而何時它們必須被取代?哪些資產是我們需要集體的人民控制,以扭轉自由民主朝向階級支配的傾向?而或許更重要的是,何種政治戰略和集體行動能帶來基進的社會變革?

憲政的路障

埃德蒙遜將焦點放在憲政作為政治鬥爭的場所是正確的,但他或許並未將關於憲政的爭論放在正確的戰略界域(strategic parameters)中。

在美國憲法之下,保護資本家的權利限縮了工人的民主權利且抑制了平等的自由。生產資料在憲政上(大多)被視為私人資產而受保護,任何社會化都服從於「徵收條款」(takings clause)(譯按:見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該條款要求補償私有者,使他們即刻成為有力的債權人。最後,由於最高法院的競選經費法理論(campaign finance jurisprudence),使到要確保羅爾斯意義下民主自由的公平價值幾乎變成不合法了,因為限制競選支出被視為對自由言論的潛在威脅,而須服從於違憲審查(judicial review)。

即使在憲政之外,保護資本家的權利超過工人也是政治預設,無論在平常或不平常的政治時刻都未受質疑。舉一個突出的例子,金融危機創造了一個將主要金融機構拱上公共領域的機會,藉由將金融變成可民主課責的公共權力的一環來終結「大到不能倒」(too-big to fail)的謬論。然而歐巴馬卻選擇資本主義超過民主,他說:「我們想要留住私人資本強大的用處(strong sense),以滿足這個國家的核心投資需求」。如埃德蒙遜所述,「其實不止於此:在資本主義體系中,那種『強大的用處』並不僅僅根植於權宜之便(expediency),而是在於檯面下的、私人資本家的基本個體權利」。

我們應當如何與不民主的憲政鬥爭?埃德蒙遜訴諸於「在憲政上築壕守衛(entrench)生產資料」,而這只可能緊跟著轉化性的社會變革而來。而儘管埃德蒙遜絕非盲目無視政治意志的問題,他對於引人注目的憲政改革綱領該如何實行卻很少關注。

再一次地,我們或許會說,集體行動和政治策略超出了羅爾斯理論及埃德蒙遜對其重新構連(re-articulation)的範圍。政治哲學駐足於憲政論述的高級法中,而其他人才設法解決手段的問題。但正如市場作為一種商品交換形式的範圍及意義,有關培力集體行動的問題也應該位在社會主義哲學的核心。往壞處想,羅爾斯和埃德蒙遜偏好的憲政主義焦點,造成的風險是使集體手段與目標分離,並使政治行動從屬於特定且有限的施動者:律師、知識分子和政治家。

這些工具並非本質上就引人不快,且可能對任何真正的社會主義進展來說都是必須的。但社會主義政治哲學的核心必須要培力工人和受壓迫者。為此,社會主義需要其人民權利的保衛者(tribunes of the people)甚於需要其法學家。

羅爾斯的緘默

倘若羅爾斯真是一位社會主義者,為何它如此緘默?

埃德蒙遜最具說服力的答案,根源自羅爾斯的多元主義概念。羅爾斯希望它的正義論能有助於商定社會多元主義,他將多元主義理解為不同的人們具有不同的道德世界觀的傾向,並將之視為多樣的現代社會的基本事實。對許多社會主義來說,社會主義不僅是一套正義憲政體制的理論,且是羅爾斯所謂的「統合性學說」(comprehensive doctrine):一種社會進步的道德視野──人類學習直立行走。

羅爾斯對這種類型的社會主義從不感到自在,因為它造成了一種風險,即國家權力與公民宗教結合起來而將後者強制加諸於多元社會。對羅爾斯來說,任何看似可行的社會主義,都必須要從自由主義傳統如何商定宗教多元主義學習,且需要堅決避免國家和意識型態間的這種聯繫。

不過羅爾斯的緘默或者也衍生自他從黑格爾身上學到的另外一課。在《正義新論》中,羅爾斯主張哲學的目標之一是調和我們與我們的世界──用黑格爾的話來說:「當我們合理地看這個世界的時候,反過來這個世界看起來就是合理的」(譯按:語出黑格爾《法哲學原理》)。對羅爾斯來說,這不僅意味著接受我們的制度如何合理地發展,更是鼓勵我們「積極地接受和認可我們的社會世界,而不是僅僅聽命於它」。同樣的句子,給予馬克思批判空想社會主義的靈感。要改變世界,我們不能僅僅抽象地想像一個更好的未來,而需要把握我們社會中的矛盾如何創造解放的機會。

如實接受世界是行動的先決條件,但認可則鈍化了這個我們之中多數人無法共享我們創造的豐裕世界所造成的不正義經驗。倘若羅爾斯的緘默以過於自信的「統合性學說」的形式阻隔了一種意識型態,那麼它卻保留了另一種形式的意識型態:我們自己的世俗祭司(our own secular priests)的意識型態。

對抗過勞,組織起來◎Leo Eisenstein│陳宗延譯

原文出處:Eisenstein, L. (2018). To Fight Burnout, Organize. N Engl J Med. doi:10.1056/NEJMp1803771

作者來自哈佛醫學院。

自鑄新詞「過勞」(burnout,或譯疲勞)的臨床工作者,並不是一位埋首文書工作的基層照護醫師,也不是一位被笨重不便的電子病歷包圍的急診醫師。他是赫伯特‧佛洛伊登伯格(Herbert Freudenberger),一位1974年在免費診所(free clinic)[1]工作的心理學家[2]。論及過勞的危險因子,他寫到個人特質(例如:「那個擁有給予需求(has a need to give)的人」)和工作一旦成為常規的單調性(monotony)。他也指向了特定環境中的勞工──「那些在免費診所、治療性社區(therapeutic communities)、熱線、危機介入中心、婦女診所、同性戀中心、庇護之家(runaway)等地方工作的人」──將過勞和照護邊緣化的病患的經驗連結。

近年來,疲勞成為醫師和其他第一線照護提供者的主要擔憂。然而,不知何時起,這個概念脫離了最初免費診所的脈絡。邊緣化的病患與醫師過勞間的連結似乎失落了。

身為一個四年級醫學生,關於過勞的來源我已接受到大量的警告:死於一千次滑鼠點擊、過長工時、感覺像是機器中的一枚齒輪、太多官僚事務。身為醫學菜鳥,我對這一切著實膽顫心驚。但從我所觀察到的──無論是就讀醫學院期間或者入學前(那時我花了許多年在安全網診所(safety-net clinics)工作)──佛洛伊登伯格免費診所的脈絡指向了受到關注不足的另一個過勞來源。這種經驗,是你一邊照護病患,知道他們的社經和結構性境況正以無藥可治的方式積極地造成傷害[3]。身為醫學生,我們被教導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也日益被警告有關過勞的事,卻鮮少有人提及前者如何導致後者──例如,臨床工作者如何可能因其病患面對的貧窮與壓迫而感磨損;可能因為能給的不超過一封制式信函(舉例來說),向一位房東解釋關掉病患的暖氣有害她的健康,而感無力;也可能在理解到「請勿空腹服藥」的醫囑會轉譯成病患僅僅偶爾才服藥(因為他們沒有足夠的食物吃)後,而感挫折。

這項過勞的促發因素,並非醫師的工作特有。不過,在醫學院,我見過使它更加痛苦不堪的另一項額外問題:我們被導引(並讓我們允許自己)相信作為個體的我們擁有的力量比實際上擁有的更多。儘管有著朝向團隊照護的轉向,醫師作為非凡英雄、救星的形象仍深植於醫學文化[4]。對許多人來說,白袍和處方箋代表著個體能動性的最高形式,社會力量的十足寫照。然而最終,一位醫師將會遭遇這樣的病患,其健康問題源自邪惡的、在無數世代糾結的貧窮和邊緣化問題,而即使是最聰敏傑出的醫師也可能會發現自己被徹底凌駕其上。作為個別的臨床工作者去面對病患不利的社會境況,可謂是幻滅的良方:相信自己將個體能動性發揮到極致的醫師,終於感受到全然的無力。不再是孤單的英雄──而不過是一個人。

在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與過勞的連結中,我看到問題,卻也看到前路。倘若個體無力感是過勞這一來源的關鍵,那麼組織集體行動應該成為解方的一部分。我們每個人都能為我們無家可歸的病患登高一呼,要求將他們列入公宅的等待名單。但若是所有治療過街友病患的醫師組織起來,呼籲建立可負擔的住房,會發生甚麼事?

組織既是策略也是治療──是策略,因為我們的集體勞動和聲量大於個體的總和;是治療,正如社運份子博格斯(Grace Lee Boggs)所謂:「建立社群之於集體,猶如屬靈操練之於個體。」(Building community is to the collective as spiritual practice is to the individual.)直到我們不再將自身視為孤立於檢查室的個體行動者,而是參與在共同追求中的集體,我們始感覺較不孤單。

有些研究者問,醫師倡議究竟該被視為專業義務,抑或是渴望達成的目標[5]。對我來說,醫師過勞和病患邊緣化的連結,改寫了這場論辯的定義。在我們是否必須或應當為了我們的病患這麼做以外,對抗有害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的集體倡議,能夠鼓舞醫師的士氣,從而成為一種自我照護的行動;組織集體行動意味著同時照料我們的病患和我們自己。

或許你曾聽過這個寓言:一群友伴偶遇湍急的河流而發現人們溺水。他們一頭跳入水中,儘可能拯救更多人。但溺水者卻不斷到來。每救治一人,就有另一人進入眼簾。最後,友伴中一人開始溯向上游。另一人筋疲力竭地對她大喊:「妳在幹嘛?」前一人說:「我要去弄清楚是誰把這些人丟進河裡。」[6]

對此寓言的經典解讀是有關預防,但它也指出了上游的決定因素如何導致過勞。我想像,發生在前往上游的朋友身上的事是這樣的:她見到無盡的溺水者川流不息般到來。她推論,必定有某種力量,躲藏在拐彎之處,驅使人們溺水。她注意到自己和朋友筋疲力竭,全都因為緊急而無盡的工作而瀕臨過勞邊緣。因此她動員她的朋友去到上游,既是為了溺水者,也是為了他們自身。

顯然,第一線臨床工作者忍無可忍、組織、開始前往上游,並非新鮮事。這正是醫師們建立集體行動組織──如「醫師倡議社會責任」(Physician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和「醫師倡議全民健保」(Physicians for a National Health Program)──時發生的事;這正是臨床工作者加入北卡羅萊納州「道德星期一」(Moral Mondays)遊行以爭取擴大低收入醫保(Medicaid)時發生的事;這正是每個星期天早晨在波士頓,面對藥物過量氾濫的住院醫師和主治醫師,與SIFMA NOW這個團體組織起來,倡議建立安全毒品注射中心(supervised injection facilities)作為一種減害策略。

在SIFMA (Supervised Injection Facilities–MA,安全毒品注射中心-麻薩諸塞州)NOW,健康專業者與減害倡議者和毒品使用者肩並肩組織。這個團體使參與者能夠建立團結連帶,並對或將一發不可收拾的危機採取行動。Dinah Applewhite,一位麻州總醫院的住院醫師,在一次近期會議中反思組織如何能成為作為醫師的她的一種慰藉:「儘管在門診中盡我所能,我仍有太多藥物過量的病患,自不安全注射得到心內膜炎或感染C型肝炎或HIV。成為倡議社群的一份子,培力我為了這場危機的解方而戰。這意味著,這些可預防的悲劇使我精力充沛又腳踏實地(energized and grounded),而不是使我過勞。」

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以及醫師面對它們的無力感──看起來關鍵地在過勞的討論中消失了。這種過勞,是當你試圖拯救溺水者但他們卻不斷到來時的感覺。而你被相互競爭的兩種迫切需求撕裂:溺水者比較近的需求,以及對於造成傷害的上游力量加以命名、對抗和要求課責這種比較遠的需求[7]。醫學生被訓練從個體能動性的制高點思考,而我們便經常卡在這裡:「我能做些甚麼?」開始是一個誠摯而雄心壯志的問題,卻那麼常變質成一個犬儒的問題。倘若醫學院和住院醫師訓練計畫對過勞問題是認真的,它們必須教導我們集體行動──教導我們去問,「我們能做些甚麼?」要對抗過勞,我們從來就不該獨自擔心病患面對的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對抗過勞,團結起來。

[1] 譯註:美國的「免費診所運動」(free clinic movement)始於1960年代,旨在幫助貧窮而無力近用醫療資源的病患,尤其是成癮者、愛滋病患等。其醫療服務常由退休醫師等志工提供。詳見:Reynolds, H. Y. (2009). Free medical clinics: helping indigent patients and dealing with emerging health care needs. Acad Med, 84(10), 1434-1439. doi:10.1097/ACM.0b013e3181b6c3eb; Smith, D. E., & Seymour, R. B. (1997). Addiction medicine and the free clinic movement. J Psychoactive Drugs, 29(2), 155-160. doi:10.1080/02791072.1997.10400183

[2] Freudenberger HJ. Staff burn-out. J Soc Issues 1974;30:159-165.

[3] Hood CM, Gennuso KP, Swain GR, Catlin BB. County health rankings: relationships between determinant factors and health outcomes. Am J Prev Med 2016;50:129-135.

[4] Berwick DM. Moral choices for today’s physician. JAMA 2017;318:2081-2082.

[5] Gruen RL, Pearson SD, Brennan TA. Physician-citizens: public roles and professional obligations. JAMA 2004;291:94-98.

[6] 譯註:此一比喻,是醫療社會學家Irving Zola所撰。參見McKinlay, J. (1979). A case for refocusing upstrea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llness. In J. Gartley (Ed.), Patients, Physicians and Illness: A Sourcebook in Behavioral Science and Health (pp. 9-25). NY: Free Press.

[7] Krieger N. Proximal, distal, and the politics of causation: what’s level got to do with it? Am J Public Health 2008;98:221-230.

醫院中的性騷擾──#MeToo◎Reshma Jagsi│陳宗延譯

原文出處:Jagsi, R. (2018). Sexual Harassment in Medicine – #MeToo. N Engl J Med, 378(3), 209-211. doi:10.1056/NEJMp1715962

作者來自密西根大學安娜堡校區。

Photo Credit: Astronomy Allies
「看到我們戴著那些徽章,不僅告訴妳,在妳或許需要我們的時候,有人友善地就在周遭;更提醒著或許盤算要犯下騷擾的人們,總會有人舉著火炬,照亮他們所希望保持黑暗的角落。」(Seeing us wear those buttons tells you not only that there is someone friendly around should you need us, but reminds people who might think about committing harassment that there are always people holding beacons of light to shine in the corners they are hoping to keep dark.)

新聞中充斥著名人涉入惡質的性不端行為(sexual misconduct)的故事。一份近期民調顯示,超過半數的美國女人,在其生命中的某些時間點,曾經歷「不情願且不恰當的性要求」[1]。由於我是一項醫療職場性騷擾研究的主持人[2],當記者聯繫問我對近期揭露事件的評論時,我並不感驚訝。當一位秘書臨時代替我平常的助理傳達一位記者的請求時,她告訴我她以為新聞故事是關於我個人的性騷擾經驗。由於深感困擾,我立馬糾正了她的誤解:我被找是因為作為一個學有專精的專家,而不是受害者。接著我便納悶,為何好像需要那麼急迫地作出區別。

一個簡單的解釋是:我害怕她會假設我部門中的某人曾涉入不端行為──我可絕不希望任何人覺得我正直的任何同仁是那樣。確實,當我出版我的研究發現時,我的部門主管表達了震驚:「30%的女性曾被騷擾?妳確定那是真的?我只是從來沒有…」他啞口無言,正如許多善意且通常說話極有條理的男性吃驚於#MeToo運動所揭露的事實──他們周遭圍繞著曾有這類經驗的女性──那樣。

但這並非故事全貌。我急著糾正秘書,一部分是因為我擔心她或許會告訴其他人我曾受害,也因為受害者在我們的社會中並未被善待。我渴望成為醫療學術界的一名領袖。扮演受害者會在我的敘事中留下汙點。研究指出,當女性被視為弱者時,以及當她們十分強大而挑戰傳統階序時,都較易受騷擾;但誰在乎?我在Anita HillClarence Thomas的大法官確認聽證會上證詞指控的年代長大成人,我了解舉報性騷擾的女性會遭受邊緣化、報復、污名化、還有更糟的。即使是在#MeToo年代,要舉報此類行為仍離直截了當很遠。

自從出版了我的研究後從陌生人收到的許多衷心的訊息,加強了這種直覺。聯繫我的勇敢醫師們說,在她們的經歷後,她們仍保持沉默、質疑自己的自我價值,懷疑是否是她們自找的。她們經驗的細節是駭人的。其中一人說,有位她領域的資深男性領導者,在會議的社交場合中,將她裙子前面的拉鍊拉下。許多人舉報不情願地被觸摸胸部和臀部。一人形容訓練期間有個「帶來苦痛的人」(tormentor),其他人則明顯提及在手術室中持續受到的經驗,且諷刺的是她們覺得那是獨一無二的經驗。還有一人甚至述及在訓連期間被一位上級強暴,而她從未舉報。

事實上,聯繫我的女性全都未曾舉報她們的經驗。她們提及挑戰性的組織文化,職場是由公開涉入黃色的「更衣室對話」或把她們排除在全男性社交活動的男性主宰,使她們在遭受屈辱或犯行後沒有能夠傾吐的盟友。就像某人告訴我的:「陽剛氣概(machismo)文化似乎無所不在。一位女性甚至提及性的同意權(consent for sex)是被高估的,因為有些女性喝酒助性然後說那是因為他們都太醉了而『所有人都強暴了某人』。」

一位女性,她的經驗間接受到其機構的人資團隊的注意,她諮詢一位律師,而律師證實了她的懷疑:「將這件事化為人資議題」可能會損及她自身的職涯。律師說:「人資是關於保護這間機構,而不是保護妳」。由於害怕被標籤為麻煩製造者,她打發了調查。然而,對於未能從騷擾她的男人身上保護其他更年輕的女性,她卻感到罪惡。另一位女性詢問我的意見:召集一場關於性騷擾的工作坊,究竟是否等於職涯自殺。

一位年輕醫師描述她在訓練期間被騷擾之後感受的羞恥與畏懼。她說:「若是任何女性告訴妳,她們曾有任何像我這樣的經驗,請告訴她們離開那裏。請告訴她們不要擔憂換地方進行住院醫師訓練可能會帶來的危險警訊(red flag),不要擔憂對她們聲譽可能造成的損害,不要擔憂『但是到底誰會相信[她們]』,不要擔憂示弱,不要擔憂讓男性為彼此掩護、並使女性『看起來瘋了』的老男孩俱樂部(old boys’ club),不要擔憂改去一個較小型的訓練計畫可能會使她們錯失機會,不要擔憂可能損及她們隱私的、不情願的注目。」儘管她並未向她的導師們舉報騷擾──「他們是依據我的工作評判我。我不想要改變他們看待我的方式」──她說她「會建議任何尋求我建議的女性,做些和我當初實際的作法不同的事。」

但起身面對騷擾顯然很困難。某案例中,一位才華洋溢的醫師研究者,涉及一樁被目擊的、對受訓學員的非情願性接觸。然而,兩位他領域的部門主管告訴我,他們試圖招募這位被視為熱門潛力股的犯法者,即使性不端行為的訴訟正在他的母機構進行中。其中一人說:「這只是個錯誤;我們必須原諒和遺忘。」另一人說:「我既有兒子也有女兒,所以我兩面都看得到。」這兩位都擔憂這種行為再犯的餘波,但卻都不想要放棄挖角一位超級巨星的機會。這些討論凸顯了,對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和史貝西(Kevin Spacey)這類巨星的犯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是多麼容易的事情。然而,這仍是無法接受的。

帶給我個人唯一的職場相關性騷擾經驗的,是位巨星。由於那是比起某些其他女性所曾面對遠較輕微的犯行,直到非常近期我都未曾思及那屬於騷擾,儘管它符合專家們列出的判準──那是極為常見的斷裂(disconnect)[3]。在一次專業學會的共同晚餐後(我在那花時間禮貌地回絕一位著名外科醫師的性要求),當他在飯店衣帽間(cloakroom)搭訕我,意圖陪我走回我的房間時,我變得不安。他向服務生眨眼然後說:「她愛外科醫師。」就在這時,一位資深女性外科醫師經過。我說:「我的確敬愛外科醫師,因此我計畫要和她一起走回家。」一言不發地,這位女性外科醫師打量了情況,然後挽著我的手,從一個不舒服且快速演變成可能更糟的狀況中解救了我。如今我與那位男性外科醫師保持距離;我甚至放棄珍貴的學術機會,只為了避開他。而這個經驗確實使我沉默地質疑我的自我價值:為何我的學術成就不夠重大,以致於這個男人未能將我視為做出重要研究、擁有有價值想法的同仁,而是將我物化(objectifying)?

學術天文學家正式設立一套救援體系,就像偶然在我眼前展現的那樣。認識到強制通報可能會使需要幫助的人們卻步,他們持續提供一份「天文學盟友」(astronomy allies)名單──資深女性天文學家,在全國學會上戴著顯眼的徽章,讓自己可以幫助同仁從可疑的情況中脫身(http://www.astronomyallies.com)。不問任何問題,不過若是適當則鼓勵和促進正式通報;目標是當有人相信有必要時,提供「不論斷」(judgment-free)的幫助。在專業情境中需要這樣一種體系,是我們社群可恥的表述。

記者常問我,醫學界在這方面是否和其他領域有任何不同。有些人預期會比較好,畢竟是憐憫和利他的驅動使人們追求醫學。其他人預期會比較差,因為男性主宰的歷史以及強烈權力差異的階序結構,這些因素與職場性騷擾的發生相關[4]。在此之上還有頻繁的「場域經驗」,容易接觸到床,以及門廊較空曠、阻礙較低的深夜工作。我的直覺是,醫學界的問題至少和其他地方一樣糟,特別如果是在同仁和上司之外再加上病患的騷擾。而資料顯示,女性醫師遇到的問題真的很糟,因而這個專業必須通力合作矯正它[2],[5]

我真但願我有出色的洞見,知道我們社會該如何主動地,而非僅是被動地解決這種行為根深蒂固的、普遍的肇因。雖然如此,我發現有機會參與這場現正公開的對話,並汲取天文學盟友這類創新者的案例,是彌足珍貴的──它們的網站上如此解釋:「看到我們戴著那些徽章,不僅告訴妳,在妳或許需要我們的時候,有人友善地就在周遭;更提醒著或許盤算要犯下騷擾的人們,總會有人舉著火炬,照亮他們所希望保持黑暗的角落。」

[1] Zillman C. Fortune, October 17, 2017. A new poll on sexual harassment suggests why “Me Too” went so insanely viral (http://fortune .com/2017/10/17/me-too-hashtag-sexual -harassment-at-work-stats)

[2] Jagsi R, Griffith KA, Jones R, Perumalswami CR, Ubel P, Stewart A. Sexual harassment and discrimination experiences of academic medical faculty. JAMA 2016;315: 2120-1.

[3] Ilies R, Hauserman H, Schwochau S, Stibal J. Reported incidence rates of workrelated sexual harass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using meta-analysis to explain reported rate disparities. Person Psychol 2003;56: 607-31

[4] McDonald P. Workplace sexual harassment 30 years on: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Int J Manag Rev 2012;14:1-17

[5] Fnais N, Soobiah C, Chen MH, et al. Harassment and discrimination in medical training: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Acad Med 2014;89:817-27.

達到可持續連帶發展目標◎Lancet│陳宗延譯

The Lancet (2017). Achieving sustainable solidarity development goals. The Lancet, 390(10113), 2605. doi:10.1016/S0140-6736(17)33303-2

社會保障(social security)的意義隨各國不同。在美國,它可能會使人想起同名的機構(按:指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管理提供給付給退休人士和失能者的社會保險。1934年時,緊接在經濟大蕭條後那時有25%之多的美國人失業,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 Roosevelt)宣布他為美國創見一個社會保障計畫的計畫,這是為了「促進每個構成它的個體有更大的保障」。他聲明:「這種尋求更大度量的福祉與快樂,並不意味著價值的改變。這倒毋寧是回歸到在我們經濟發展與擴展過程中丟失的價值…」

因此,即使早在上一世紀、在社會福利傳統萌芽的歐洲疆界之外,政府的角色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個體保障間日益增長的緊張中被承認──這種不調和帶著極大的異質性在世界各地持續著,是因為政策和計畫的拼湊補綴(patchwork)到位,以維持社會保障的標準。

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監管勞動標準,聯繫勞工、工會和政府的聯合國機構──盡力尋求將一套框架正式化,以監測世界各國社會保障體系的狀態。今年十一月,ILO發佈它最新的出版品──《世界社會保護報告2017-19:全面社會保護以達成可連續發展目標》(World Social Protection Report 2017–19: Universal social protection to achiev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這是一項浩大的工程,使用「生命週期」(life-cycle)取徑去量化社會保護,從給付延伸到孕期、失業、失能的兒童和家庭,到這些保障制度的健康狀況和財務。

ILO的工作是奠立於「社會保障是一種權利」的基礎之上,而這些努力是與聯合國的可持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一致而發展。具體來說,這份報告聚焦於SDG 1.3──執行適合本國國情的全民社會保障體系,包含最低標(floors,樓地板)(或明確的基本保障程度)──這是「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貧困」的主目標(按:即SDG 1)的一部分。〈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整合了相關的社會保護目標,以性別平等(SDG 5.4)、體面工作(decent work)與經濟增長(SDG 8.5)和全民健康覆蓋(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UHC; SDG 3.8)為優先順序。

但儘管有所有這些將國家能力(national capacities)與SDGs連結的正面運動,這份報告描繪了那些受到保障者與未受保障者間的陡峭隔閡。就最基本的標準來說,全世界人口僅有45%被至少一種社會給付覆蓋,而使至少40億人處於保護的範圍之外,其中非洲、亞洲和阿拉伯國家落後最遠。這些人中將近13億為兒童。值得一提的是,各國平均僅花費1.1%的GDP在小於14歲者的社會保護給付上。這種慢性的投資不足,若未被矯正,會使得驚人的長期不平等持續存在。

這份報告指出UHC是社會保護的一個關鍵環節,因為對於健康照護可近性的需求是與僱傭狀況無關,且橫跨生命全程。它或許是各種保護中最具轉化力的,卻也是最艱困的,從高所得國家威脅著健康服務的緊縮計畫,到低所得國家實際上不存在的長期照護可近性。世界上的鄉村地區有超過半數人口缺乏任何健康覆蓋,相較於都會地區是22%。讓鄉村-都市不平等雪上加霜的,是健康工作者的短缺,估計為1,360萬人。要改善可近性和達成UHC,將需要額外1,000萬名健康工作者。然而,為達到這些照護服務需求,也是創造工作、削減貧困、改善健康工作者條件的絕好機會。

當各國探索改善社會保護、實現SDGs這條充滿挑戰性的路徑時,有理由回歸到驅動這個工作的價值上。切合地,國際人類連帶日(International Human Solidarity Day)是12月20日,這個紀念日鼓勵政府尊重它們的承諾、促進根除貧困、並紀念多元一體(unity in diversity)。正如社會保障有諸多意涵,連帶也有許多意義。它不僅是互惠性(reciprocity)或促進政府有利社會的(prosocial)介入。它是凝聚(cohesion)。總和會大於部分。要創造更美好的世界,可持續發展目標也必須是連帶發展目標。目標只能藉由重訪促進團結、和諧和集體保障(unity, harmony, and collective security)的根本價值來達成──在連帶中(in solidarity)。

《雅各賓》(Jacobin)雜誌紀念1917年俄國革命百週年系列:從二月到十月◎Lars T. Lih|陳宗延譯、宋治德校

※原載於《雅各賓雜誌》(Jacobin Magazine

※Photo Credit: 原文引自Wikimedia Commons. 列寧於1917年十一月8日在蘇維埃大會上演說。

一種標準的說法是,二月革命是一場好的革命,而十月革命是極端分子的革命。但實際上俄國的情況遠比此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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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爾(Rheta Childe Dorr)的書《俄國革命內幕》(Inside the Russian Revolution)中,她描述了她對俄國的第一印象:

我一抵達彼得格勒(Petrograd)的那個早晨,我見到的第一件事是…一群年輕人,我猜想大約二十來個,沿著我旅館前的街道遊行,背著一面深紅色的旗幟,旗上以大寫白色字母題字。

我問站在我身旁的旅館門房:「旗上寫了甚麼?」

回答是︰「它寫著『全部政權歸於蘇維埃』(All the Power to the Soviet)。」

我問:「何謂蘇維埃?」,而他回答得簡潔:

「它是我們現在在俄羅斯唯一的政府。」

從這個段落判斷,我們多數人會假設多爾是在十月革命後抵達俄國,因為直到那時蘇維埃才推翻了臨時政府(Provisional Government)。但多爾是在1917年五月下旬來到俄國,並在八月底離開。她的書是在十月革命之前付梓出版,從而給予我們1917年發生之事的極具價值的看法,毋庸受到後見之明拘束。

多爾的記述將一項重要的事實帶回家鄉:「蘇維埃——或者說士兵與工人們的代表會議——在全國如星火燎原,它是俄國所知道的從革命很初期以來,最接近於政府的事物了。」儘管多爾本人是個社會主義者,由於她熱情而堅定的支持對德國的戰爭,以致於她對自己眼中視為暴民統治(tyrannical mob rule)的狀況抱持極度的敵意。她認為蘇維埃統治並不優於、甚至在某些方面較沙皇制更糟。拿新聞審查來說:「然而,即或[一般美國旅人]能讀得懂所有日報,他也無法得到很多資訊。今日的新聞審查有如獨裁政權全盛期那樣地嚴厲和專橫,只不過是不同類型的新聞被箝制罷了。」為了讓她的美國讀者領略席捲俄國的「委員會狂熱」(the committee mania),她如此類比:

試著想像,舉例來說,在華盛頓的財政部官署中,如果有個美國勞工聯合會(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的委員會走進來說:「我們是來監管你們。出示你們的書冊和你們所有的機密文件。」──這正是發生在俄國內閣部長身上的事,這會持續直到他們成功建立一個只對選民負責的政府而非工兵代表會議(Council of Workmen’s and Soldiers’ Delegates)的奴隸為止。

多爾的解釋是一面之辭:蘇維埃政權在1917年整年都受到強烈的質疑,而臨時政府亦有其本身野心勃勃的議程。儘管如此,她所了解的現實,對多數史家而言都不會太驚訝,卻給予「全部政權歸於蘇維埃!」這個口號意想不到的視野。這個新觀點值得探索,首先是論證二月和十月的連續性,接著問這是怎樣的一種革命,最後檢視布爾什維克黨人(特別是列寧)的領導才能。

「全部政權歸於蘇維埃!」是革命史上最出名的口號之一。它與「平等、自由、博愛」(Egalité, liberté, fraternité)並列為整個革命年代的一個象徵。它是由三個詞組成:「вся власть советам」,也就是「vsya vlast’ sovetam」。「Vsya」=「全部」,「vlast」=「政權」,而「sovetam」=「歸於蘇維埃」。俄語字彙「sovet」僅僅意味著「建議」(advice),並由此衍生出「諮議會」(council)。

對另一個俄語字彙「vlast」的解釋較具挑戰性。因著諸多理由,「權力」(Power)並非全然充分的翻譯。Vlast相較於英語字彙「power」有著更加特定的指涉,也就是某個國家的最高權力(sovereign authority)。要擁有vlast,你必須擁有最終決策的權利,必須有能力決策且務必讓決策被執行。為了試圖捕捉這些細微差別,在英語中vlast經常被譯為不合俄語習慣的(un-idiomatic phrase)「the power」。本文中我將互換使用「power」和「vlast」。

雛型的政權(The Embryonic Vlast

一般對1917年理解的基礎,是「二月」和「十月」的對比。受過教育的讀者群體被灌輸的是這兩者對比的一個自由派版本:二月是一場好的政治自由與民主革命,而十月是壞的、不正當的暴政與極端烏托邦主義的革命。我們會發現在左翼陣營也有類似的對比,不過價值符號(value-signs)逆轉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對比「社會主義革命」。

以上的解讀所忽略的,是二月和十月之間牢固的連續性。打從二月之始,1917年的動盪就應被視為一場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anti-bourgeois democratic revolution)。蘇維埃政權(Soviet power)事實上是在二月宣告成立的──十月的角色乃是確證它不會平和地離場。

這個新型的政權或最高權力背後的基本力量──蘇維埃的支持群體(soviet constituency):不是菁英、被普查者(tsenzoviki)(「包含在人口普查中的人民」[census people],也就是有資產的[propertied]階級)和知識階層;而是人民(the people, the narod)、工農兵和群民。蘇維埃革命的中心目標,是實行早先被標誌為「民主革命」的廣泛改革綱領──最先也最重要的,是土地轉歸農民、對地主士紳(pomeshchiki, gentry landowners)作為一個階級的清算、以及終結一場殘忍且缺乏意義的戰爭(校按:當時沙俄參與的第一次世界大戰)。

在此同時,革命是極度反資產階級的,儘管這種感覺並未轉譯為一種綱領性的訴求而要求在短期或中期內實施社會主義。令人驚訝的事實並不是這場革命的社會基礎或這種基礎的反資產階級價值,而是在沙皇制垮台後幾乎同時,從仰賴廣泛的民眾支持基礎的這塊土地上創建了最高權力的可行載體。

二月時,悠久的羅曼諾夫王朝(Romanov dynasty)──經常被稱之為「古政權」(the historic vlast)──瓦解,使得俄羅斯根本上不存在運作中的政權;換言之,缺乏被普遍認可的最高權力。確實,那一整年基本的權力軸線,是在二月27日的革命事件期間,幾乎立即被建立了的。在那日發生的事情如下:

  1. 統治俄羅斯上百年的沙皇政權(The tsarist vlast)在首都彼得格勒土崩瓦解了。就vlast這個詞的全部意義而言,沙皇制可視為曾是個政權(vlast):它控制了武裝力量,是一種具強烈的正當性和使命的意義,也是一種社會基礎。
  2. 彼得格勒蘇維埃是由社會主義知識分子創建,他們召喚工廠中的代表,士兵很快也加入。很快地,蘇維埃發佈了知名的第一號命令(Order Number One),賦予了它一個政權最不可或缺的性質:控制武裝力量。藉由要求民主化和組建士兵委員會,彼得格勒蘇維埃贏得了士兵的效忠和信任。
  3. 臨時政府是由自由派菁英政治人物組成。儘管臨時政府試圖從政權的連續性和法律繼承而宣稱它某種程度的正當性,但它對於蘇維埃的創建本質上代表了一種反動。因此,菁英階級從一剛開始就無法招架(thrown off balance);他們面對意想不到的阻礙,其形式是運作中的蘇維埃政權。幸運的是,臨時政府在蘇維埃內部找到溫和的社會主義領導層並結成同盟,後者認為必須要在革命陣營保留更多進步派菁英的成份。

因此,彼得格勒蘇維埃承擔了政權的終極來源的角色──最高權力(儘管在這個階段,它還小心翼翼地不以此命名)。蘇維埃是工人士兵所選舉的代表:這是與其1905年時的典型的根本差異(校按:1905年主要是工人代表組成)。在這種權力的維護中有兩個根本的環節:首先,臨時政府被迫對蘇維埃綱領的關鍵部分承擔責任,以得到基本的正當性──當然,作為一個政權而存在。其次,第一號命令使得蘇維埃(在幾乎未被注意下)得到所有政權的根本屬性,也就是控制了終極的強制手段——軍隊。這兩件事實──臨時政府承諾實施蘇維埃綱領的關鍵部分,以及武裝力量對蘇維埃而非對臨時政府的最終效忠──決定了這一年其餘時間的政治進程。

表面上,1917年進程中蘇維埃政權的遞嬗(vicissitudes)是表現在一系列戲劇性的政治危機之中。在深層之處,一種更基本的(molecular)變化過程的發生,賦予蘇維埃一個真正的政權的根本屬性。讓我們一覽這個更深層的過程。

根據當時某些布爾什維克觀察家的說法,二月時的蘇維埃是一種「雛型的政權」(embryonic vlast)。這是個很好的譬喻,導致以下問題:需要甚麼才能讓它成為一個強有力的(full-blooded)而獨立、能夠自力更生的政權?一個有效的政權至少需要下列東西:

  1. 一種使命感──我們或可稱為內在正當性(inner legitimacy)。
  2. 一種有道理且能激發效忠的正當性主張──外在正當性。
  3. 一種對合法強制手段的壟斷。
  4. 翦除所有敵對者的能力。
  5. 一份範圍廣泛的綱領,以處理當前重要的國內問題。
  6. 一個具廣泛代表性的政治階級,扮演在沙俄時代的士紳(dvorianstvo(gentry))角色。
  7. 一套行政機器,能夠在全國傳遞中央政權的意志。

以上這些是一個運作中的政權的關鍵特徵。雛型的蘇維埃政權是在二月創建,剛開始就以實質的形式帶有這些特徵中的一部分,爾後首先在1917年及之後的內戰中,這些和其他特徵穩定地得到了更多物質基礎。例如,透過三月下旬的全俄會議和兩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六月和十月),蘇維埃得到了一個國家的制度形式。相比之下,臨時政府甚至日益丟失那些一開始還具有的重要特徵,因此變得越來越泡沫化。到了1917年秋季,它甚至失去了蘇維埃的溫和派領袖的支持,而成為僅僅是一個有名無實(phantom)的政權。

我們現在回過頭來看看一系列不間斷的政治危機,這些危機標誌著蘇維埃和臨時政府菁英改良主義者的關係。1917年的政治鬥爭是在一份不成文的憲法中進行的,這份憲法表明了蘇維埃多數派(the soviet majority)對於綱領和人事的事宜有著最終決定權。一開始,克倫斯基(Alexander Kerensky)就被安插進政府作為蘇維埃代表。由於這樣那樣的理由,而經常將起初的「二元政權」(dual power)階段和其後的同盟階段(coalition period)而作的對比已無關緊要。

五月上旬時,謀事在臨時政府,但成事在蘇維埃(the Provisional Government proposed but the soviet dispose)──蘇維埃同意臨時政府的請求,而將更多代表送進政府中。但不管蘇維埃將多少個人代表送進政府中,事實仍舊是:沒有任何重大政策倡議,能夠違逆蘇維埃多數派的明確期望而可以被實行。於是,一整年中出現的諸多政治危機,當最高權力顯露出自身的意志之時便會全部結束,這是因為它對強制力擁有終極的控制權。無論在三月、四月、七月、八月以及十月,皆是如此。

當然,蘇維埃政權從一開始就是受到強烈質疑的:反革命的根源也同樣在二月。衝突的關鍵來源,是關於當時所謂的權力危機(krizis vlasti, crisis of power)。這個議題經常是如此表述:二元政權或二元最高權力(dvoevlastie,  dual power, dual sovereignty)是個矛盾語詞──如果責任止於此止於彼(if the buck stops here  and  over there),那誰來做最終的、真正算數的決策?因此,「二元政權」等同於「多重政權」,「多重政權」又等同於沒有政權:這是政府失能的一個套話。俄羅斯需要一個無異議的、被認可的且意志堅強的(tverdaia, tough-minded)政權。

在這個時間點上,意見開始分歧了。自由派的立憲民主黨(Kadet party)是第一批人提出這一思路:蘇維埃必須退出政治舞台。布爾什維克黨人為了自身目的而對這個主張針鋒相對地提出,全部的政權都應歸於蘇維埃!

蘇維埃支持群體面對生死存亡的問題(existential question)是:蘇維埃綱領是否能藉由與菁英改良主義者的真誠夥伴關係(good faith partnership)來實行──又或者,菁英和人民(narod)對於戰爭、土地議題和經濟管制等根本問題,是否鴻溝太大而無法彌合?布爾什維克黨人將跨階級夥伴關係的嘗試稱為soglashatelstvo──這個詞彙經常被誤導性地譯為「和解」(conciliation),但其實可以用更直白的方式譯為英語的「一致主義」(agreementism)。因此,蘇維埃支持群體面前的問題是:一致主義是否可行?沒錯,和菁英合作而非對抗或許比較方便;但若這意味著放棄革命的目標則不然。

從初期反革命的角度來看,要消滅蘇維埃體系有兩種可能的戰略:剛性政變(hard coup)或柔性政變(soft coup)。科爾尼洛夫將軍(General Kornilov)在八月下旬時嘗試發動了剛性政變──不過這從頭就是一場拙劣的冒險(misbegotten adventure),1917年的政治現實——也就是武裝力量對蘇維埃的最終效忠——很快令他碰了釘子。柔性政變則仰賴不同的戰略,藉由各種手段創建一個具有全國性支持的、範圍廣泛的替代性政權,而同時要求蘇維埃自願退出政治舞台。屬於這個範疇的,諸如秋季時的一些實驗,如民主會議(Democratic Conference)(校按:全名為「全俄民主會議」(All-Russian-Democratic-Conference),用來選議會籌組會議」(Pre-Parliament)的代表)和議會籌組會議(Pre-Parliament)(校按:又稱為「共和國臨時諮議會」(Provisional Council of the Republic))。其後的制憲大會日益變成一場柔性政變──也就是,引導蘇維埃政權體面地退出政治舞台。

對蘇維埃支持群體來說,到九月上旬對這個問題做出了決定;其時,莫斯科和彼得堡蘇維埃的新多數派表示要支持一個是全蘇維埃、反一致主義的政府。顯然地,即將到來的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也會採取相同路線。所以問題變成:不成文憲法是否會維持?蘇維埃的新多數派是否能夠對臨時政府的政策和人事任免和舊多數派有相同的最終控制權?通常的說法是,十月正是蘇維埃推翻臨時政府的時刻。從我們的觀點來看,這卻是臨時政府未能推翻蘇維埃的失敗時刻。

在此同時,蘇維埃指派布爾什維克黨擔當政治領導。這個選擇作為更根本決策的必然含意,便是為了確保蘇維埃政權的生存,因為布爾什維克是唯一願意且有能力這麼做的具組織性的政治勢力(左翼社會革命黨(Left Socialist-Revolutionaries [SRs]是有充分的意願,但幾乎稱不上是個有組織的政治勢力。)一月初制憲大會的解散(校按:1918年),讓平和地終結蘇維埃政權(也就是,藉由自願性自我解散)的最後機會破滅了。此後,這個問題要在戰場上解決(校按:指之後的內戰)。

第二次代表大會:十月在十月份的意義(The Second Congress: The Meaning of October in October

根據不成文憲法,代表全國蘇維埃的、定期選舉的蘇維埃代表大會,具有決定革命政府人事與政策的權利和義務。於十月25和26日舉行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就是這樣一種機構。我們常被布爾什維克黨人之間的戲劇性論辯,以及彼得格勒蘇維埃的軍事革命委員會(Military Revolutionary Committee)所組織的「武裝起義」弄得目眩神迷,以致傾向於遺忘1917年秋季的基本政治事實:在全國蘇維埃支持群體中新多數派的形成。

按照這種觀點,起義具有嶄新的意義:我們可以想像沒有起義而有第二次代表大會,卻無法想像沒有第二次代表大會而有起義。如同托洛茨基在大會中所說:「這場起義的政治方程式:全部政權藉由蘇維埃大會的方式歸於蘇維埃。我們被告知:不要等待大會。我們,作為一個黨,認為在蘇維埃代表大會中創造一個真正將政權掌握在其自身手中的機會,是我們的任務。」(The political formula of this uprising: All power to the soviets by means of the Congress of Soviets. We are told: you didn’t wait for the congress. We, as a party, considered it our task to create a genuine possibility for the Congress of Soviets to take the  vlast  into its own hands.)

據此,一窺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會議記錄,能讓我們對十月十月份的意義有一些認識──換言之,第二次代表大會作為整體,包含其多數派和少數派,究竟視它在做甚麼事情。根據不成文憲法,一個適當地構建的蘇維埃代表大會,有權決定政府的人事和政策。這是整件事的核心,且大會上沒人對此有異議,即使是布爾什維克黨人最堅決的敵人亦然。

相反地,他們透過其他手段,試著破壞代表大會的合法地位:首先,藉由退席讓代表大會喪失其法定必須人數,讓它轉變成一場「私人會議」。其次,藉由宣稱街頭上的武裝衝突和「內戰」讓代表大會的工作不可能完成。但必須注意:反布爾什維克的社會主義者,並未抗議對臨時政府要員的逮捕,而僅抗議對社會主義派部長的對待──而就算在此,憤慨也並非因為他們作為部長的地位而起,而是因為他們是一個黨團(party mission)的同志。最後,即使在承認代表大會有權創建一個新政府,甚至是一個排除任何非蘇維埃黨派的政府的同時,他們仍堅持這個新的蘇維埃政權代表所有蘇維埃政黨,甚至是所有民主勢力──因此孟什維克黨的馬托夫派(Martov wing)和左翼社會革命黨(Left SRs)也應含括在內──儘管創建這樣一個廣泛的聯盟是個不切實際的白日夢。因此,代表大會中沒人真正對不成文憲法提出質疑。

代表大會提交新政府的是甚麼綱領?在兩天會期中,完成了三件事:一項政府對「民主的和平」(democratic peace)的官方提議、土地轉歸農民及相伴的士紳地產廢除、以及「工-農政府」的創建。這三項措施,就那個時代的說法而言都是本質上「民主的」,且官方修辭和布爾什維克發言人都著重強調這種民主的性質。列寧出名的聲明──或許是新政權第一份宣言(譯按:即1917年10月25日的〈告俄國公民書[To the Citizens of Russia!])──如是說:「立即提出民主的和約,廢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實行工人監督生產,成立蘇維埃政府,人民為之奮鬥的這一切事業都有了保證。」(The cause for which the  narod  fought — the immediate proposal of a democratic peace, the abolition of gentry property in land, worker control over production, creation of a soviet government — this cause is now secure.)

在原稿中,列寧寫道:「社會主義萬歲!」但他將這個詞組劃掉了。這個事實指出了代表大會中論辯的另一項特徵:「社會主義」的低姿態(low profile),無論就字詞或概念而言。確實,是可以看到社會主義被提及為最終的目標。但布爾什維克黨人從未辯稱代表大會闡述的實際綱領是社會主義的──更發人深省地,那些攻擊布爾什維克黨的人,也未曾批判在俄國實行社會主義是不切實際的嘗試。「社會主義」在第二次代表大會恰恰並不是個議題。

那麼,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意義,便是此前的不成文憲法如今公開被認可為這塊土地上最終的律法。在二月創建的、雛型的政權──一個堅實地立基於工人和農民、且致力於革命綱領的政權──向世界宣告其生存與奮發圖強的堅定意向。

甚麼樣的革命?(What Kind of Revolution

我們對第二次代表大會及其綱領的審視,使得這個問題無可迴避:1917年的俄國革命是甚麼樣的革命?當然,在某些方面,一場在俄國發生的工-農革命無可避免是「社會主義的」,也就是說,它會是由堅定的社會主義者領導;這些社會主義者的終極目標是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社會。社會主義政黨絕對壟斷了人民(narod )的政治忠誠;且除了社會主義政黨外,蘇維埃體系中別無其他代表。更有甚者,布爾什維克黨人最終將他們的綱領置於全歐社會主義革命的脈絡中,他們認為這樣一場革命即將到來。另一方面,當我們審視蘇維埃政權在1917年的俄國實際採用的綱領,以及布爾什維克黨人對蘇維埃支持群體成天到晚釋出的實際訊息,我們會發現對於「民主」的訴求幾乎全然排擠了「社會主義」的訴求。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二分對比,可遠溯及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但在二十世紀初期之時,兩者出現了明顯張力的徵兆。1906年時,考茨基(Karl Kautsky)寫了一篇有重大影響的文章,題為〈俄國革命的動力與前途〉(Driving Forces and Prospects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這篇文章使得列寧、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喜悅,他們全都對它書寫評論。甚至到了1917年革命之後,考茨基的文章仍被列寧、托洛茨基、甚至是拉狄克(Karl Radek)認可為布爾什維克革命戰略背後邏輯的經典闡述。

考茨基在此論述俄國正經歷的「既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資產階級革命,也不是社會主義革命,而是一個相當特殊的進程,發生在資產階級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之間的邊界」。對考茨基來說,千秋萬代的(once and future)俄國革命並非資產階級的,因為它乃是由社會主義者領導;但它也並非社會主義的,因為無產階級的農民同盟者尚未對社會主義準備好。所有俄羅斯社會民主黨人(Russian Social Democrats)(包含托洛茨基)都同意:俄國的農民大多數(peasant majority)是社會主義轉型的阻礙,使得開創新局的(game-changing)歐洲革命沒能出現。

有鑑於此,將1917年革命理解為一場反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anti-bourgeois democratic revolution),似乎更為恰當了。創建和捍衛蘇維埃政權的這場革命,就其階級內容和其綱領而言,都是民主的。彼得格勒蘇維埃是由工人和士兵在首都創建──也就是說,蘇維埃政權自始就是個「工-農政權」(worker-peasant  vlast),也未曾失去這個特性。按照1917年所有人接受馬克思主義論述的規則,一場體現了農民利益的革命就是一場民主的革命。

如我們所見,蘇維埃革命就其1917年的綱領而言也是民主的。今日許多馬克思主義者都有一種想法,宣稱「革命的社會主義性質」(the socialist character of the revolution)是蘇維埃政權的綱領要講得通的邏輯必要條件。這種想法一經檢驗便站不住腳──而它在1917年確實也被列寧和托洛茨基本身有力駁斥。今日某些馬克思主義者可能也有某種傾向,將一場「僅只是」民主的革命蔑視為僅限於微不足道的改革和少得可憐的「最低綱領」(minimum program)。布爾什維克黨人則持非常不同的態度。他們將俄國的民主轉型──一種激進民主的創建、土地轉歸農民、對地主士紳作為一個階級的清算、以及生活各領域的現代化──視為一個高度雄心且有價值的使命。更有甚者,那是唯有堅定的社會主義者才能實行的。

這讓我們進入我們定義的第二部分:相對於古典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俄國革命從最初便是反資產階級的。首先,由於考茨基提出的理由:它乃是由社會主義者領導,而非自由派或任何流派的「資產階級」。其次,蘇維埃支持群體的兩翼──工人和農民──對特權階級(burzhui)和資產階級價值都懷著徹底的敵意。其三,俄國革命是在任何可運行的市場體系的加速崩解中發生的。

從起初──也就是,從二月──蘇維埃支持群體就對特權階級帶有敵意,無論就其狹義的產業所有權人(industrial owners),或就廣義的有產者(tsenzoviki)(這是一個對曾受教育菁英的侮辱性詞彙,衍生自限制選民數量的資產要求或「人口普查」[census])、工人貴族(beloruchki、以及其他對曾受教育菁英不友善的詞彙。即使在早期日子,當對於真正夥伴關係的希望還高漲的時候,特權階級也受到懷疑,以及確實是慣性推定而視他們為不真誠的。對於資產階級個體以及對資產階級價值抱持的負面態度,遠比對於投身建設社會主義制度的正面態度強大得多。反資產階級的動力,是有機地自蘇維埃政權這本身產生,而不只是社會主義知識分子的夢想。

諸如資產階級、市場制度和中產階級價值,都被始自1914年的俄國「混亂時期」(time of troubles)所摧毀,並且不存在重構它們的社會或政治意志。因此,蘇維埃聯邦中的社會主義,是藉由讓一個偉大的現代國家在沒有資產階級、自主市場或資產階級多元主義(bourgeois pluralism)的情況下工作的動力而獲得了內容。這場革命,無論短期的社會動力,或者長期的經濟結果,都在起初由蘇維埃支持群體的反資產階級動力決定了。

布爾什維克「霸權」:社會主義者領導農民(Bolshevik “Hegemony”: Socialists Leading Peasants

要理解為何是布爾什維克黨人被蘇維埃政權賦予了領導權,且其他黨派都沒有,我們得採取更廣闊的觀點,並審視在1917年此前定義了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所謂霸權戰略。「霸權」是一個在許多不同脈絡中有許多意義的詞彙。布爾什維克黨人用它來總結他們對俄國階級動力的觀點時,其首要的意味是: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會扮演農民的領導者(霸主[hegenon])。更完整的表述是: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會將革命進行「到底」(to the end),是藉著創建一個立基於工人和農民利益的革命政權(revolutionary  vlast),且拒斥自由派改良主義者企圖使革命停頓或走回頭路。

戰前的霸權戰略讓布爾什維克黨人占有優勢──一份最終使得他們得到第二次代表大會多數支持的藍圖。彼得格勒的布爾什維克黨人並不需要列寧替他們估量情勢,也不需要決心爭取蘇維埃支持群體──工人農民兵──贊同建立徹底的蘇維埃政權(full soviet power)的綱領、說服他們拒斥與任何菁英改良主義者的一致主義。加米涅夫(Kamenev)和斯大林等布爾什維克領袖確信臨時政府完全無法實行革命綱領,且必定很快就會顯露其反革命本質。

在這之中,農民盟友的角色仍是事情的核心。布爾什維克黨人之間在四月列寧歸來後的討論,多數是致力於確保所有人對於農民在革命的關鍵角色有所共識。這正是為何某些布爾什維克黨人堅持「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尚未完結」──這是「農民仍是個革命盟友」的另一種說法。列寧的回應是強調:任何所謂「走向社會主義的一個步驟」(steps toward socialism)(例如,銀行國有化)[譯註:列寧在〈論策略書〉(Letters on Tactics)說:「對銀行實行監督,把所有銀行合併為一個銀行,這還不是社會主義,但這是走向社會主義的一個步驟」(Control over a bank, the merging of all banks into one, is not yet socialism, but it is a step towards socialism.)]只能在農民的理解和支持下進行。

對農民的社會主義式領導的根本押注,不僅解釋了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的勝利,更解釋了布爾什維克在內戰中的勝利。在1920年(在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普列奧布拉任斯基Evgenii Preobrazhensky)將「中農」(middle peasant)形容為「革命的核心人物」(the central figure of the revolution):

在內戰的整個過程中,中農並未與無產階級一致踏著堅定的步伐。它不只一次搖擺不決,特別是面對到新狀況和新義務時;它不只一次朝向自身階級敵人方向移動。[但是]工∕農國家,立基於無產階級與80%農民的同盟,光是這件事實本身就讓政權在俄國境內沒有其他競爭者。

紅軍是霸權的體現:農民兵、革命社會主義者的政治領導、提供專業但欠缺政治影響力的官僚,全都共同奮鬥以捍衛工-農政權的存在。即使是孟什維克黨人丹(Fyodor Dan)也是如此認知。在1922年的書寫中,丹觀察到:以農民為基礎的紅軍,1920年在波蘭的挫敗,並不只是一場軍事失敗:

農民紅軍為了捍衛已經奪取的土地,面對地主可能的反撲,他將會以最大的英雄主義和最大的熱情奮戰。他將赤手空拳向前對抗大炮和坦克,而他的革命激情將感染和瓦解即使是最雄壯和紀律嚴明的部隊,如同我們所見德國人、英國人和法國人那樣…

但布爾什維克共產主義的理念,對農民紅軍的思考方式來說過於格格不入甚至是敵對的,以致於他本身無法被其感染,也無法以它來感染別人。用戰爭將資本主義轉化為共產主義社會的理念無法吸引他,而這正是對布爾什維克黨人而言紅軍潛力的限制。

丹對「布爾什維克共產主義的理念」有著奇怪的理解。儘管如此,他的評論帶出了兩個俄國革命的核心要點。首先,當它與農民利益相容時則強,當它偏離其界限時則弱。其次(這是丹含糊其詞的一點),農民幾乎難以構成一支有力的戰鬥部隊,除非它們被一個立基於城市部門的人民(the urban branch of the  narod)的政黨給予政治領導。

布爾什維克黨人完全致力於工-農聯盟以及,根據事實本身(ipso facto),致力於一場本質上「民主的」革命。直到列寧的最後幾篇文章,他才明確地提出無產階級能夠帶領農民大多數(peasant majority)一路通向社會主義。某些方面來說,這個觀點是與原始版本的霸權斷裂了,但更深刻地看,這不過是社會主義者領導農民這個核心理念更進一步的延伸。

作為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的列寧(Lenin as Bolshevik Leader

十月時,蘇維埃政權的領導權被託付給布爾什維克黨。以此觀點看待這些事件,會引起一種對列寧在黨內領導的新看法,這種看法帶出了某些非預期的特徵。不過我們得從一件事實開始:列寧是在1905年革命前與後,闡述和捍衛霸權戰略的首要負責人。在1915年十月,藉由主張工∕農政權(worker/peasant  vlast)會在革命第二階段掌權、取代反沙皇制但屬於護國主義(defencist)[譯註:即沙文主義派(Chauvinist)]的政體,他加強了他的方案[譯註:參見列寧〈幾個要點〉(Several Theses),收錄於《列寧全集》中文二版,第27卷,pp.53-56]。他由此提供了黨基本的戰略指導。

當列寧歷經十年流亡在四月歸來時,出現意見不一致和士氣低落(discord and demoralization)的可能性很大。當我們細看布爾什維克黨人間的相互讓步(give-and-take)後會發現,四月時列寧出眾之處,無論對自己或對彼得格勒布爾什維克黨人而言,在於他傾聽同黨同志、釐清何為首要何為次要、與協助澄清誤解的能力。讓我提出一個雖小卻發人深省的例子,來說明列寧如何從在地人士身上學習。在列寧歸來前從瑞士所寄的〈遠方來信〉(Letters from Afar)中,他不斷提及「工人代表蘇維埃」(Soviet of Worker Deputies)。當《真理報》(Pravda)刊印他的文章時,編輯靜悄悄地在這個詞組每次出現時改成正確的名銜「工兵代表蘇維埃」(Soviet of Worker and Soldier Deputies)。在列寧歸來後立刻發表的〈四月提綱〉(April Theses)的原文中,他仍舊使用這個不精確的縮寫名銜。在他的同志提醒他這個問題後,他馬上就改成了一個以農-工聯盟為基礎的重要象徵名銜。

在採納知名的三字口號「全部政權歸於蘇維埃!」(All Power to the Soviets!)這件事上列寧也值得讚揚,不過是在一個非預期的方面。這個口號並出現在〈四月提綱〉或四月29日結束的黨代表會議的決議中。它最早有記錄的使用,似乎是出現在四月21日的反臨時政府示威,在街頭上揮舞著的一面旗幟。列寧注意到它的出現,後來在五月2日刊載於《真理報》的文章上引用它(譯註:應是指〈政權危機〉一文,收錄於《列寧全集》第30卷,pp.1-3)。這個口號不僅是在匿名的旗幟或個人署名文章上出現,還在代表黨的權威文件上首次出現——五月7日的《真理報》。由此可見,列寧具備足夠的敏銳去觀察到這個口號,並指明其可能性。就目前的證據,確實是列寧將它從匿名旗幟中提昇,並使它成為布爾什維克鼓動的核心。

在七月事件(July Days)之後,列寧認為不成文憲法已被取消,且當下的蘇維埃體系已不再有能力行使權力。他因此想要撤回「全部政權歸於蘇維埃!」的口號。如他後來所承認,這是一次左傾偏離(leftist deviation)。幸運的是,其他的黨領袖設法讓這個口號完整保留了,而這對布爾什維克在秋季是有利的,那時蘇維埃體系得到了新的活力。如同這段插曲顯示的,列寧是個有效的領袖,是因為他是一個能夠糾正個人誤解的團隊的成員。

回顧列寧在十月慷慨激昂地勸說(haranguing)其布爾什維克同志揭竿起義的戲劇性事件,我們應當聚焦在他的核心論述:全國的蘇維埃支持群體,農民與工人,已拒斥任何類型的一致主義,從而已事實上(de facto)聲明贊成建立徹底的蘇維埃政權。武裝起義無疑是個好主意,但並非起義本身創建了蘇維埃政權──相反地,它保護了第二次代表大會及其將不成文憲法轉為成文憲法的能力。

列寧是一個團結的黨的強大領袖。但這個黨並非因為他是個強大領袖而團結──相反地,他成為一個強大領袖,乃是因為黨團結在以社會主義領導權來建立工-農政權的基本戰略。

1917年的澄清(1917’s Clarification

回顧從二月到十月事件的進程,我們將明白蘇維埃政權的既不大可能性(improbability)也不可避免性(inevitability)的箇中原因。十月之所以可能,因為三個高度不尋常的境況的匯合:前政權的徹底崩解,工農兵組成的機構之創建立即贏得軍隊有力的效忠,存在的地下黨具備了一套國家結構(national structure)與一份回應前兩個境況的、準備好上路的(ready-to-go)綱領。

在沙皇政府垮台的幾小時內,所有這些特徵都變得明顯。此後,十月看起來幾乎無可避免。一致主義是個死胡同,因著俄國人民的渴望與菁英階層之間的深刻分歧。當這變得顯然,布爾什維克黨人與其徹底的蘇維埃政權的綱領,便成了蘇維埃支持群體僅存的唯一替代方案了。甚至連反革命都算不上一個真正的替代方案,因為它尚未準備好掌權以鎮壓蘇維埃。

因此,1917年是澄清這場戰役(校按:內)的利害關係(the stakes)的一年。1917年創建的工-農政權在其後的內戰中存活下來,但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其中一場災禍,便是全面廢除政治自由──即使這是布爾什維克黨人在戰前的核心目標。不過,就幾個關鍵的面向上,早期蘇俄仍能被準確地形容為一個「工-農政權」。地主階層全被作為一個階級被清算,受過教育的前菁英被徹底革除權力,新政府機關日益增聘工農為職員,新政府中的許多政策以爭取這些階級的支持為目標(例如,群眾掃盲運動[mass literacy campaigns]),而工農們持續地被以歌曲和故事稱頌。即使是大規模的政治不寬容,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種「民主」的特徵,其反映了普遍的大眾價值。

無論這是好是壞,在1917年二月創建、且在十月藉著接受布爾什維克領導而被保留下來的蘇維埃政權,將自身建成了一個在世界上的強大力量。

關於作者

Lars T. Lih是一位住在蒙特婁的學者。他出版的書包含《俄國的麵包與政權,1914-1921年》(Bread and Authority in Russia, 1914–1921 )和《重新發現列寧:脈絡中的〈怎麼辦?〉》(Lenin Rediscovered: “What is to be Done?” in Context.)。

世界醫師會對醫師福祉之聲明│陳宗延譯

※原載於世界醫師會(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 WMA)網站

※於2015年十月俄羅斯莫斯科WMA第66次大會通過

前言

醫師福祉指的是:所有影響生理、心理和社會健康及預防或治療醫師經歷的急性或慢性疾病(包含工作危害、職業壓力和疲勞造成的心理疾患、失能和傷害)的因素的最適化。

醫師福祉對病患照護可能有正面影響,但尚需更多研究。因此,醫學專業應當鼓勵和支持進行中的醫師健康研究。既有的證據應當在政策和實作中施行。儘管醫師傾向於擁有健康的習慣,提昇他們的健康作為改善全體人群健康的一種方式仍是重要的。

處於職涯各階段的醫師和醫學生,接觸到的既有正面的經驗,也有各種不同的壓力源和工作傷害。醫學專業應當尋求指認和修正導致這些壓力源的政策和實作,並與各國醫學會(National Medical Associations, NMAs)合作發展具有保護效果的政策和實作。就和所有人類一樣,醫師會經歷病苦,也會有家庭義務和其他專業生活之外的責任應當被考慮。

醫師耽擱尋求幫助的一個理由,是對守密性的顧慮且對於病患的角色感到難以自在。他們經歷的是對自己病患的責任感,且敏感於外界對其健康的期待。因此,醫師尋求和接受治療時,應當被保證具有和其他病患同等的守密性。照護醫師病患時,健康照護體系可能需要提供特殊的安排,以支持其提供隱私與守密的義務。預防、早期協助和介入應當可及,且與任何懲戒程序分開來。

醫師福祉的威脅、障礙與機會

專業角色與期待

醫學專業經常吸引具有強烈義務感的、高度緊迫感的個人。成功完成漫長且密集的教育要求,往往賦予醫師在其社群中具有高度的尊重心和責任感。

帶著高度的尊重和責任,醫師經常得忍受病患和公眾的高度期待。這些期待可能造成對他人的照護優先於對自己的照護,以及對於照料自身福祉感到罪惡和自私。

醫師預防健康的作法和病患的有直接關係。這種關係應當鼓勵健康照護體系更妥善地支持和評估改善醫師和醫學生健康對病人的影響。

工作環境

工作條件,包含工作負荷和工時,在醫師的職涯中影響了他們的動機、工作滿意度、個人生活和心理健康。

因為照護病患,醫師經常被認知為能夠豁免於傷病;而且職場健康與安全計畫可能會被忽略了。小型組織雇用或自僱的醫師則甚至是處於更高的職業病風險中,而且可能缺乏大型健康照護機構所提供的健康與安全計畫的使用權。

他們專業責任造成的結果是,醫師和畢業後教育中的醫師經常遭遇情感挑戰和創傷的處境,包含病患的病苦、傷害和死亡。醫師也可能暴露於輻射、噪音、惡劣的人體工學等物理危害,以及HIV、結核和肝炎等生物危害。

有些健康照護體系可能會使壓力惡化,因為體系中固有的階序和競爭。畢業後教育中的醫師和醫學生,在其醫學教育中可能成為騷擾和歧視的受害者。由於他們在醫學階序中的位置,他們可能會感到無力面對這些行為。

醫師的自主性,是醫師滿意度最強的預測因子之一。越來越多的外在規範措施,例如過度強調成本效率或顧慮通報醫療錯誤的後果,可能會不當地影響醫療決策,並削減醫師的自主性。

疾患

儘管醫療專業承認早期發現和治療疾患是較佳的,醫師卻往往熟練於隱藏自身的疾患,並繼續行使職責而佈尋求協助,直至無法完成職務為止。一位患病的醫師尋求照護時可能有許多阻礙,包含:否認、守密議題、厭惡病患角色、執勤負責範圍(practice coverage)、畏懼懲戒處分、可能失去執業優待(practice privileges)、失去依績效計的酬勞、以及自我照護的效率。由於這些阻礙,醫師往往不情願轉介自己或同事去接受治療。

疾患可能包含心理和行為的健康問題、疲勞、溝通和人際議題、生理和認知問題以及物質濫用疾患。這些疾患和問題可能重疊,也可能在自基礎醫學教育至退休的專業生命週期全程發生。重要的是承認醫師福祉的光譜,從最適健康、輕微疾患、到使人衰弱的疾患。

物質濫用可能破壞一位醫師的個人生活,也可能顯著影響他或她照護病患的能力。輕易取得藥物也可能造成醫師濫用娛樂性藥物和處方藥的風險。在職場受損前提供協助,對醫師、其專業信譽和其病人,都具有保護作用。

改善福祉促進、預防策略和早期介入,有助於減輕精神和生理疾患的嚴重度,也有助於減少醫師、畢業前教育中的醫師和醫學生自殺的發生率。

建議

WMA建議各國醫師會認可,並盡可能地主動處理下列事宜:

  1. 與醫學院和職場合作,各國醫師會認可其提供關於醫師福祉的各層級教育的義務。各國醫師會應當合作提昇研究,以建立促進醫師健康和確定醫師福祉對病患照護之影響的最佳作法。
  2. 在職場內外,都應支持和給予醫師福祉。支持可能包含但不限於轉介醫學治療、諮詢、支持網絡、被認可的醫師健康計畫、職業復健,以及韌性訓練(resiliency training)、健康生活風格和個案管理等初級預防計畫。
  3. 各國醫學會應認可醫師的與病人的個人健康作法之間強烈且持續的連結,而這給予健康體系另一個促進醫師健康的非常重要的理由。
  4. 醫師健康計畫能夠幫助所有醫師藉由預防策略主動幫助自己,也能夠藉由評估、轉介治療和追蹤來協助不舒服的醫師。幫助提昇正面心理健康的計畫和資源應及於所有醫師。應該要有早期偵測、介入和照護醫師病患的特別安排,以保障醫師的健康。旁養支持性和接納性的文化,對於成功的早期轉介和介入是重要的。
  5. 處於酒精或藥物濫用風險中的醫師,應當要有取得適當守密的醫學治療和周全的專業支持的管道。各國醫學會應當推廣幫助醫師在治療計畫完成後重新進入醫療執業、且具適當持續監管的計畫。應當進行更多研究,以確定預防醫師及畢業後教育中的醫師物質濫用的最佳作法。
  6. 醫師有權享有的工作條件,是有助於限制疲勞風險,以及培力他們而使之能藉由平衡專業醫學責任與私人生活和責任來照料自身的個人健康。最適的工作條件包含:安全且合理的最高連續及總工時、執勤間的充分休息、以及適當的非工作日數。相關組織應建設性地處理專業自主性和工作-生活平衡問題,且使醫師能參與關於其工作生活的決策。工作條件不應使病患或醫師處於風險之中,且醫師最終應投入建立最適的職場條件。
  7. 職場應促進有益於健康生活風格(包含取得健康食物選項的管道、運動、營養諮詢與支持戒菸)的條件。
  8. 醫師、畢業後教育中的醫師和醫學生,有權在沒有騷擾與暴力的職場中工作。這包含免於言語、性和身體侵害的自由。
  9. 醫師、畢業後教育中的醫師和醫學生,有權要求一個協力的職場。職場應促進跨領域團隊合作,並且應當在合作和尊重的精神中提供醫師和職場中所有其他專業間的溝通。應當考量溝通技巧、自我覺察和團隊合作方面的教育。
  10. 醫事人員應接受辨識、處理以及與可能暴力相向人士溝通的訓練。健康照護機構應對暴力採取防護措施(這包含常規暴力風險查核),特別是在精神健康治療機構和急診部門。暴力受害者或舉報暴力的員工,應受到管理階層的支持,並接受醫療、心理和法律諮詢。
  11. 醫學院和教學醫院應為畢業後教育中的醫師和醫學生發展並維持守密服務,並提高這類計畫的覺察度和可近性。職場應考慮提供畢業後教育中的醫師醫療諮詢,以在醫學教育的開端就能辨識出任何健康議題。
  12. 對全體醫師的職場支持應能輕易可及且為守密。評估和治療醫療同仁的醫師,不應被要求以其非醫師病患不會被要求的任何方式,通報其醫師病患照護的任何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