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 關於不平等,一些令人憤怒的事實◎Paul Buchheit │陳宗延譯

關於不平等,一些令人憤怒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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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Buchheit 撰
陳宗延 譯

研究美國的不平等,揭露出一些真的難以相信的事實。在所有的荒謬中,其中一些脫穎而出。

1. 美國公司總計要付的稅收百分比,比最低20%收入的美國人還要少。

2011年的全體公司利潤是1.97兆美元。公司付出1,810億美元的聯邦稅(9%)和400億美元的州稅(2%),總計稅務負擔為11%。最窮的20%美國市民付出17.4%的聯邦、州與地方稅。

2. 高利潤、避稅的科技產業立基於公共資助的研究。

科技部門比其任何其他產業都更依賴於政府的研究與研發。直到1980年代,美國政府提供大約一半的資金供科技和通訊的基礎研究。甚至到今天,聯邦仍補助支持大約60%在大學施行的研究。

IBM是在1911年創立的,惠普(Hewlett-Packard)在1947年,英特爾(Intel)在1968年,微軟(Microsoft)在1975年,蘋果(Apple)和甲骨文(Oracle)在1977年,思科(Cisco)在1984年。它們全都仰賴於政府及軍事創新。較近期成立的Google,始於1966年,是產生於國防部的阿帕網(ARPANET)系統與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數位圖書館先導計畫(Digital Library Initiative)。

這八間公司2011年合計的聯邦稅款只有10.6%。

3. 千兆美元的金融銷售,其銷售稅為

國際清算銀行(The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在2008年報告,全部年度衍生性交易為1,140兆美元。同年,芝加哥商業交易所( 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 )報告其成交量為1,200兆美元。

一千兆美元是全世界經濟的12倍。它足以發給美國每一個人300萬美元。但是在某種意義上它並不是真的錢。它大部分是高流量奈秒(nanosecond)的電腦交易,那種幾乎使我們的經濟崩潰的類型。所以它是一點微薄銷售稅的優良候選人。但是根本沒有銷售稅。

出去買雙鞋或買隻iPhone,你要付達10%的銷售稅。但走過華爾街,買100萬美元高風險的信用違約互換(credit default swap),然後付0%。

4. 許多美國人一美元只拿到一美分。

  • 白人家庭每擁有一美元的非家戶財(NON-HOME wealth),有色人種只擁有一美分。

  • 最富1%在1980年賺得的每一美元,他們已經增值了另外三美元。最窮的90%增值了一美分。

  • 在美國每一美元的財政擔保(financial securities)(例如債券),底層90%的美國人值1.5美分。

  • 對波音(Boeing)、杜邦(DuPont)、富國銀行(Wells Fargo)、威訊(Verizon)、通用電氣(General Electric)和陶氏化學(Dow Chemicals)2008-2010年盈利的每一美元,美國公眾得到一美分的稅收。


5. 我們的社會允准一個人或一個家庭擁有足夠養活地球上每一位飢餓者的錢

聯合國估計,要根除貧窮每年需要300億美元。有好幾個人的個人財富就超過了這個數額

世界上有9.25億人糧食不足。根據世界糧食計畫(World Food Program),要養活一個人每年需要花大約100美元。那總共是920億美元,大約與六個沃爾瑪(Wal-Mart)繼承人的財富相等。

一項最後的憤怒…

2007年,一位對沖基金(hedge fund)經理人(John Paulson)與一間金融公司(高盛[Goldman Sachs])合謀,創造了高風險的的次級房貸(subprime mortgages)包裹;這樣,在對房市崩盤(housing crash)的期待下,他便能夠用其他人的錢,與他自己設計的必敗金融工具(sure-to-fail financial instruments)對賭。他成功的一賭讓他賺了37億美元。三年後,他掙了另外50億美元,那在現實世界中足以支付10萬名健康照護工作者的薪水。

作為對中產階級納稅人一項額外的侮辱,Paulson大部分收入的稅率僅為15%。作為雙重侮辱,他可能完全不用繳稅,因為對沖基金的盈利可以無限期地推遲。作為三重侮辱,他的部分收益來自替必須清償他的賭注的公司(美國國際集團[AIG])紓困的中產階級納稅人他們自身。

而我們選出來保護我們的利益的人們,無能或無意於對此做任何事情。


Paul Buchheit是一位大學教師,US Uncut Chicago的一位活躍成員,幾個社會正義與教育網站(UsAgainstGreed.org、PayUpNow.org、RappingHistory.org)的創辦人和開發者,以及《美國戰爭:幻象與真相》(”American Wars: Illusions and Realities”)(Clarity出版社)的編輯和主要作者。他可以用paul@UsAgainstGreed.org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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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譯] 霍亂在海地:平等議程與熱帶醫學的未來◎Paul Farmer│陳宗延譯

霍亂在海地:平等議程與熱帶醫學的未來( 陳宗延/編譯)



霍亂在海地:平等議程與熱帶醫學的未來
 ◎陳宗延/編
Cholera in Haiti: The Equity Agenda and the Future of Tropical Medicine
 
本文譯自Paul Farmer醫師於今年元月載於《美國熱帶醫學與衛生期刊》的文章,首先概述一段貧窮者觀點的熱帶醫學史,再藉由海地霍亂為例引申討論:舊時代的熱帶醫學(tropical medicine)如何可能在全球健康(global health)的再定義下重出江湖。Farmer醫師特別指出平等的遞送系統(delivery system)在此的關鍵性。

現年52歲的Farmer醫師,身具哈佛大學人類學和醫學雙學位。他每年除了在母校教學、看診,絕大多數時間均奔走於海地,投入醫療與公共衛生志業。由Tracy Kidder撰寫的傳記Mountains Beyond Mountains: The Quest of Dr. Paul Farmer, A Man Who Would Cure the World2005年由天下文化譯為繁中版,書名為《愛無國界:法默醫師的傳奇故事》。
Farmer P & Ivers L, 2012. Cholera in Haiti: The Equity Agenda and the Future of Tropical Medicine, Am J Trop Med Hyg 86(1):7-8

禧年(Centennial)是適於反思歷史的好時機,而歷史恰恰表明過去一百年在熱帶醫學這個異質的場域已完成了多少進步。然而,如果我們從海地窮人的角度看,圖像可能看來不大相同。從那個觀點,「熱帶醫學」這個標題(rubric)──此詞鑄以指涉一批病症──與緯度的關聯較持續的貧困還小。

「白人的墳墓」,赤道的一個令人難過的綽號,便是一個合適的案例:這個詞句在歐洲進入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冒險浪潮中嶄露頭角。海地因為她的歷史,而非地理座標,而適用這類架構。當拿破崙的妹夫,Charles Leclerc將軍,揚帆為法國收回造反的海地時,他率領著有史以來最大的艦隊以橫渡大西洋。但海地並未被收回。Leclerc的部隊遭遇的不只是一次奴隸起義,還有黃熱病、瘧疾及其他「熱帶」禍害(scourges),正如在其兩個多世紀前協助在這島嶼的北海岸建立第一個歐洲殖民地的哥倫布所遭遇的一樣。(當然,哥倫布大交換(Columbian exchange)的殺傷力主要在其他方向。)

殖民經驗仍是現代熱帶醫學的模版。從殖民(及新殖民)醫學到國際健康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更何況是所謂「全球健康」──熱帶醫學最新,且最好的重述(iteration)。然而,這是非常值得去理解的一段軌跡。巴拿馬運河是國際衛生的助產士(midwives)之一:成千上萬的工人喪生於黃熱病、瘧疾及其他磨難,導致1902年汎美衛生署(Pan-American Sanitation Bureau)的成立。經過一打左右的「清潔與衛生(sanitation and hygiene)」委員會,1909年開始由John D. Rockefeller及其基金會(它今年也正歡慶百年)贊助,致力根除鉤蟲。在二十世紀之初,大部分的公衛先行者專注於應用經驗教訓和新工具──有效的和無效的──例如疫
和其他預防性措施(從改善衛生到控制宿主不等),到當時刻不容緩的健康問題上。


熱帶醫學的新境界需要的不只是新的預防措施,還包括新的診斷和治療。二十世紀中葉是一段期望高漲的時期,部分因為發展出有效的抗生素和抗寄蟲藥,與現代微生物學相關。這些新藥和疫苗中有些不亞於「魔術子彈(magic bullets)」,拯救了先前無可挽回的生命。世紀中葉,雅司病(yaws)、小兒痲痺、麻疹、德國麻疹和百日咳的控制運動展示了由這類新工具所製造的信心。伴隨著這些發展的驕傲──或者有些人會說是傲慢──只因為天花在1977年的根除而更加強。

但驕傲和傲慢並不是同一回事。如果醫學是,用Lewis Thomas恰當的話說,「最年輕的科學」,那麼我們該如何應用基礎科學的果實到被忽略的貧困的疾病?

「余豈好辯哉」才指出所有主要影響窮人的疾病皆被──按其定義──忽略?霍亂提供了一個客觀的教訓:在John Snow拔掉寬街(Broad Street)抽水泵的把手後一百五十年,在他懷疑的細菌來源被證實後一個多世紀,抗生素療法發現後六十年,以及一種安全又有效的口服疫苗發展後三十年,霍亂仍是──在世界最窮的人之間──一個頭號傳染病殺手。

這怎麼可能呢?怎麼可能在二十一世紀,一種我們有著充足的預防性和治療性武器庫以茲對抗的禍害,每年繼續打倒成千上萬的人?在有了所有我們所需以從地表上抹除霍亂的所有工具的四十年後,它已孳生茂盛,且在美洲水安全(water-secure)最差的國家像一枚炸彈般爆炸。海地,一個人口千萬的島國,的霍亂疫情是當代史中世界最大:在其第一年,霍亂奪去約6500條生命,並造成五十萬病例。(而這些是官方數據,幾乎肯定是太低了,因為疾病侵襲最早且最重的鄉村地區幾乎沒有報導能力。)

若我們對霍亂,其病理生理學、流行病學、治療與預防知之甚詳,它又如何會在國際對2010年一月地震的人道救援(response)(史上最大之一)期間,成為海地年輕男子的頭號流行病殺手?簡要的答案是,對於不成比例地折磨著窮人的疾病的預期降低了。對公部門供水及清潔系統的長期投資已經停滯或不能跟上需求。安全、有效和負擔得起的口服疫苗是存在,在海地卻仍不可及──及時的診斷和照護往往也是如此。當有些人建議將疫苗整合進救援,公衛官員很快就指出接種疫苗不符成本─效益(彷彿「成本」永矢不變(fixed in stone),而「效益」眾所週知(well understood))。有些人駁斥這個想法為一「試驗(trial)」,彷彿疫苗未曾被測試過。(它事實上曾經在印度、越南、孟加拉、莫三比克和其他地方被測試和證實為有效。)其他人則抹殺在震後疫情的混亂期間接種疫苗的可行性。但是海地最佳的資源,無疑是其在疫情首月被迅速動員以散佈資訊和分配百萬片淨水錠劑的社區保健員(community health workers)的網絡。健全的公部門供水及清潔系統必須被設計和構築,且毫無疑問是對抗霍亂和其他水媒病(waterborne disease)的終極堡壘(bulwark)。然而,它們需要時間以建造,且不被接受作為唯一的緊急救援計畫。

這是二十一世紀全球健康的困境:最後,我們有預防、診斷和照護的工具;我們所缺少的是一個連結到遞送系統的平等計畫。未來的熱帶醫學史學家或許會視這個世紀[1](及這個千禧(millennium))的前十年為全球健康的黃金年代。從天花根除那時的1977年到這個世紀的終結,全球健康甚少成功。但投資於發現和發展的Bill & Melinda Gates基金會的建立,以及投資在遞送的總統防治愛滋病救援計畫(Presidents Emergency Plan for AIDS Relief, PEPFAR)和全球愛滋、結核和瘧疾防治基金(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 Tuberculosis, and Malaria, GFATM),擘畫了全球健康平等的藍圖。名副其實的遞送科學(delivery science)的發展,應該成為熱帶醫學的主要目標。

不管我們是注視著霍亂、淋巴絲蟲病、瘧疾或任何其他「被忽略的熱帶疾病」,熱帶醫學與衛生──兩項十九世紀的構想──未來的路線圖是一致的:科學發現連結到產品發展以及,最重要地,平等的遞送策略。唯有全面而整合的進路,才能維持和拓展全球健康黃金年代的成就。

[1] 譯註:二十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