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評論] 陳宗延:失根的文化,流浪的人──文化部門口的普安堂案絕食靜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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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北平東路上的文化部並不平靜。為土城普安堂拆除一案而來的鄉親和學生不間斷靜坐已近一週,普安堂後人李榮台老師更絕食超過一百五十小時。修練氣功多年的李老師絕食至今身體並無大恙,但鎮定的神情仍難以掩飾心中的悲痛和憤怒。當然,普安堂拆遷現場更不平靜。繼上週五以警力配合強勢拆除新堂後,依法不得「強制執行」的週日也等不急似地趕著搭建鷹架,週一更以怪手取代人力拆除,對於所謂「文資保存」已絲毫不留情面。

拆遷事件的爭點在於,當《文化資產保存法》遇上私有產權,主管機關指定古蹟或歷史建築,是否需要所有權人(在此案例中,地主為新莊慈祐宮)同意?

事實上,依照法理,《文資法》並不將所有權人同意列為要件,指定古蹟實屬地方政府權責,文化部也可在地方政府「應作為而不作為,致危害文化資產保存時,[…]命其於一定期限內為之;屆期仍不作為者,得代行處理。但情況急迫時,得逕予代行處理」(101條),如此才能貫徹所有權人無心文物下還能妥善保存文資的原意。文化部官員更指出,去年三月召開的文資審議會並沒有將此條件列為結論,是新北市府文化局自己的主意。儘管如此,文化部卻沒有更積極的作為,僅僅發函要求新北市府將外山門、石砌步道、山壁石刻、合院磚造建築正身壁體等四處指定登錄,抗爭者形容為「文化屍塊」式的處理方式。

怪手剷除的不只是建築,更是一整套宗教文化。被稱為「在家佛教」的齋教,據信於明代由白蓮教分出,清領時期廣泛流傳於台灣各地,強調修行不必出家剃度、毋須放棄俗世生活,空暇時候奉佛茹素、明心見性。如同白蓮教,齋教亦具有深厚抗爭傳統,如1915年西來庵事件,便是信眾余清芳以齋教信仰圈為中心發起的抗日運動。齋教另一特色便是齋堂,創建於1914年的普安堂已是齋教先天派百年古剎,既為北台灣僅存的齋堂建築和齋教信仰據點,也具有極高藝術價值。

為何慈祐宮和新北市府不惜成本也要合謀拆毀普安堂?這背後其實有更大的利益:政府想要蓋二殯(第二殯儀館),慈祐宮則是2010年《評估報告》的第二名,在「土地取得成本」一項指標雖宣稱「本基地現況僅零星鐵皮屋搭建使用,無任何遷移成本問題,相對成本較低」,但實際是仍有媽祖田七十餘戶不肯搬遷的問題。把普安堂的地確保下來,那「殯葬園區」就水到渠成了,而這所牽涉的無非是地產、金流和開發。俚諺有云:「做神的轉去廟,做鬼的轉去墓仔埔」,不過在家修行的齋堂不是廟而是家,反倒大廟請來道士要把家裡的佛像請走、把家拆毀、把靈堂迎進來。但是,失根的文化、流浪的人要往哪裡去呢?

必須坦承,若非本次拆遷事件,我想我和島上的多數人一樣,未曾聽聞普安堂的名號和「齋教」的歷史脈絡。才剛認識就要說莎喲哪啦,這是命運的捉弄,是文化部的失職,然而或許也是台灣人對自身歷史,尤其是庶民文化的漠視。而前述冷冰的法理論述也是基於搶救文化與人而倉皇提出。我自己,和龍部長一樣,又何曾好好停駐下來,感受宗教之源遠流長和建築之美呢?更重要的是,政商合謀發展主義所抹去的人文景色,如同樂生療養院或華光社區背後各有各的故事,在普安堂一例便是鮮為人知的媽祖田開墾史。繁華和建設換來的是失落的地理-歷史文本。我們面對強烈的認同危機,質問自己是誰?從哪裡來?該往何處去?答案,卻往往已經散落在風中。

在普安堂群眾「佔領」的文化部門面,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疊民眾捐來的龍應台的著作,其中《請用文明說服我》一書封面以彩色放大輸出,張貼在大玻璃門上、「全區保留‧暫定古蹟‧文化部責無旁貸」的標語下;四周的牆壁也貼滿「請用文明來說服我們」的紙條,而旅法漫畫家林莉菁(《我的青春,我的Formosa》作者)更在前來聲援時即興創作一幅「龍部長,請用文明說服我們吧」的海報。旅居德國多年,龍應台應該不會不知道,文明(zivilisation)和文化(kultur)兩個中文翻譯相似的字彙,在德國有著迥異的社會起源。如同德國社會學家Elias在《文明的進程:文明的社會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所說,是德國上層階級講法語的掌權者與中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對立。文明是一種減少民族間差異的過程,文化卻是一個民族自我意識的既存產物。文明朝向普遍性,文化指涉特性。

今日龍應台眼中的文明,其實和1985年初版《野火集》時那位留學歸國的「憤青」並無二致:這是一個不文明的地方,因為「淡水河畔的住家整籠整籠的把惡臭的垃圾往河裏倒」,因為「計程車穿來插去,最後停在右轉線上,卻沒有右轉的意思」,尤因此而質問「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如今,台灣多少往龍應台理想的文明更前進了一些,然後呢?我們或許可以由此理解,龍應台是不會為普安堂的拆遷而生氣的,她還可以繼續溫文地維持雍容大度的文人形象。

身為文人,龍應台曾以〈請用文明說服我〉一文向封殺《冰點》的胡錦濤喊話:「[…]您用什麼態度面對自己的歷史,以什麼手段去對待人民,每一個最細小的決定,都繫在『文明』這兩個字上頭。經歷過野蠻,我們不得不在乎文明」
然而,身為文化部長,龍應台的作為僅止於絕食第一天的一個擁抱、一條圍巾、一杯奶茶。而她的不作為,卻是「文明」對文化的野蠻霸凌,縱容齋教文化被連根拔起──文化部實應正名為「文明化部」。同一個龍應台對我們示範了:面對弱勢文化,「文明」發揮的職能不是說服,而是征服、殲滅、銷金毀玉,是真實的取消、一切個殊和差異的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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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評論] 陳宗延:終結血汗長照──「臨終孤寂者」與「臨床受壓迫者」必須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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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末,由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和教會關懷機構等團體組成的台灣移工聯盟(MENT),與家庭照顧者總會(家總)合辦了2003年以來兩年一次的第六屆移工大遊行。遊行從衛福部起走,路程並不算長,千餘來自東南亞的移工與家庭照顧者及聲援團體並肩,最後在凱達格蘭大道上集結,於淒風苦雨中豎起書有「血汗長照」的巨型布幅,讓象徵血汗的紅墨水傾瀉而下。

本次遊行不再主打「反奴工」或「我要休假」,而是把焦點放在《長期照護服務法》草案(行政院版),訴求長照政策納入被排除的移工和家庭照護者。MENT也主張廢除現行「個人看護制」、立法保障家務工,雇主由零散的家庭轉置為長照機構,使附著於機構的家務移工不再成為《勞基法》的漏網之魚,也較有利於勞檢監督。

將「要長照」與「反血汗」並置,其意義不僅在於由破而立、由保護和抵抗朝向倡議,更在於勞工運動與消費者運動的接軌。依照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型態》的說法,「每一個企圖取代舊統治階級的新階級,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進行革命的階級[…]儼然以社會全體群眾的姿態反對唯一的統治階級。」然而,在現實上,面對無比強大的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無時不面臨被切割分化、乃至於「弱弱相殘」的危險誘惑。移工之於害怕工作被搶走的本勞如此,得到豐厚年終的國企員工與其他勞工、士林王家與同意戶、主治醫師與住院醫師和實習醫師之間的關係也莫不如此。

關注的觸角必須由勞動條件衍伸至衛生福利,或許也因為作為長照消費者代言人的社福團體,曾基於對聘僱成本上漲的恐懼,而大力反對家務移工的工資保障。家務移工(TIWA與家總已合組長照監督聯盟)如果對長照政策不置一詞,不推出有別於社福團體(如老盟、殘盟合組的長照推動聯盟)的替代方案,一方面難以「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從而訴求更廣泛的群眾支持自身的勞權鬥爭,另一方面也無法期待會自動跑出對勞工友善的衛福政策。

正如日本左翼學者柄谷行人接受香港《字花》雜誌專訪時所說:「勞工運動是一種『內在的』運動。透過這種運動,勞動的條件會被改善。但如果只是這樣的話,就不會有超越資本主義的可能性。勞工運動應該同時和消費者運動和合作社連結在一起。也就是說『內在的』運動會因為和『超越的』運動的連結而有所改變。」就衛福領域而言,「反血汗,要長照」正是勞工運動與消費者運動在資本循環中的接榫。更進一步說,傳統上被視為個別家庭孝道責任的長照,站在公共化和市場化的十字路口。如何鞭策國家更積極介入社會福利政策,以更細緻、更具有彈性的實物給付方案取代現金給付,甚至制度化社區互助的元素以加重社會的角色,或許能有助於拉長抵抗市場化的戰線、豐富公共化的內涵。

和長照同屬重大社福政策的健保是另一個適足參照的案例。《全民健保法》第一條明文規定:「為增進全體國民健康,辦理全民健康保險,以提供醫療服務,特制定本法」(《長期照護服務法》和《長期照護保險法》兩草案則分別是「為健全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之發展,確保服務品質,保障接受長期照護者之權益」和「為辦理長期照護保險,提供國民基本之長期照護服務,增進社會安全及福祉」)。然而,在「健康福祉」和「服務品質」的背後,管理學大師Michael Porter眼中「世界第一」的健保、閣揆江宜樺口中「建構全球最完善的長照體系」,其實是剋扣人力成本、榨取服務生產者的剩餘價值才得以成形的。

就以開辦已近20年的健保而言,公共保健預算不足、加上不合理的給付制度,使醫護紛紛出走,「五大皆空」現象加劇,更讓高度壟斷性的財團醫院「殲滅」資本規模不足的中小型醫院,掏空基層社區醫療。健保必須改革,但不像許多醫師所誤解的因為「太社會主義」,反而是因為不夠公共化。試想,不就是因為把健康視為商品,才會造成「逛醫院」和醫療糾紛,或者更抽象說,醫病關係的「消費者主義」嗎?至於醫師和健保局之間的關係,無非是官僚主義凌駕於專業主義之上。這些都直接掩蓋了醫院經營者和醫療照護勞動者的勞資關係(從而是剝削關係),以致於醫師們屢屢將矛頭指向政府、病患(團體)、法律界甚至公衛人,卻忘了真正的大魔王是誰。

許多醫師在批判醫界亂象時,總會主張解方只有「讓健保倒」一途(最後還不忘「補個幹」)。無論這是負氣而言,是懷舊醫者往日榮光,或者真心相信市場看不見的手,我認為對於勞動條件的爭取並無好處。相反,醫事人員應該效法移工和家務勞動者,團結倡議友善服務提供者的健保改革方案,而在捍衛勞權時更應該宣示和病人安全、醫療品質站在同一陣線,才能召喚多數民眾的感動。舉例而言,以病安為職志的醫改會多年來普遍不受醫師歡迎,經常被描繪為對立面的「仇醫」(當然,我認為此為無稽)團體;然而,我所參與的醫勞小組,卻與醫改會合作愉快,因為我們一向認為:醫師不過勞,是病人安全「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理,長期照護的供給者的勞動保障,也是其需求者健康福祉的保障。

長照和健保之所以必須放在公共化的優先議程,是因為它們基本而重要,因為人
時生╱病,有時老╱死,更有時脆弱勝於剛強——這不是一件那些無法在供需曲線上達到平衡的人僅僅表示殘念就可以另覓出口的事。特別是長照,不僅因為台灣邁向老齡化社會,更因為我們這個時代的「臨終者的孤寂」(Loneliness of the Dying)因文明化而更噬人,猶如社會學家Norbert Elias所說:「當今陪伴在臨終者身旁的人們經常不再能夠表明自己的感情和溫柔,[…]生者自臨終者身邊漸漸退卻。」臨終孤寂者除了肉體和物理的需求,可能更需要某種與關懷倫理學(caring ethics)共振的全神貫注、設身處地和情感勞動。然而,那些苦於臨床(未必對應於狹義的英文單字clinical,或也可延伸於床榻陪伴)工作的受壓迫者又何嘗不需要喘息?

1990年12月18日,聯合國簽署《保護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這一天被訂為國際移工日。值此時節,不妨讓我們反思,家務移工的重擔和你我的重擔有何關連。以此為起點,或許終究有一天我們能同時輕省臨終者與臨床者的人生。

關於「自由貿易問題」的筆記──《馬恩全集》第四卷◎陳宗延

以下摘要四篇討論「自由貿易問題」的文章均出自《馬恩全集》第四卷,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寫於1847-8年間,其論點非常一致:「不論佔統治的是保護關稅制度還是自由貿易制度,或者是以這兩者的原則為基礎的混合制度,工人得到的工資都不會多於他維持起碼生活所絕對必需的。」(Engels 1847:68);「不管一種商品交換另一種商品的條件如何有利,只要雇傭勞動和資本的關係繼續存在,就永遠會有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存在。」(Marx 1848:456)。

 

當時,產官學界對於保護主義和自由貿易孰善孰惡有很大的爭論。18479月,在布魯塞爾舉辦過一場自由貿易研討會,兩邊相持不下,獨缺工人階級的聲音。馬克思與會想要發言,主辦者卻以會議時間不足為由阻攔。他被「消音」的發言稿便是第二篇文章,而第三篇文章則是恩格斯對這場會議的實況報導,以及對這篇發言稿的導讀。

 

這幾篇文章指出,保護主義者(無論是「保護本國工業的發展而犧牲手工勞動」的李斯特派,或者「保護手工勞動而犧牲本國工業」(Engels 1847:292)的絕對貿易限制派)的所有論點,不過是「受自己同胞的剝削總比受外國人剝削好些。」(Marx 1847:283);而自由貿易派所謂的自由,「不是每個人在對待別人的關係上的自由」,「而是資本榨取工人最後脂膏的自由」,「把世界範圍的剝削美其名曰普遍的友愛」(Marx 1848:457)。

 

那麼,「起決定作用的是保護關稅派還是自由貿易派,乍一看來,對無產者好象都是完全無所謂的」(Marx 1947:68),真是如此嗎?事實上,馬恩對此有明確的立場:只在一種「革命意義上我才贊成自由貿易」,即以此清理封建制度與愛國╱民族主義對階級關係的遮蔽和對生產力的桎梏,「戰場上就不會有任何多餘的障礙物,也不會有任何附帶的次要的任務,敵對雙方的陣地就會很明確」(Engels 1847:68-9)因此,「保護關稅制度在現今是保守的,而自由貿易制度卻起著破壞的作用。自由貿易引起過去民族的瓦解,使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對立達到了頂點。總而言之,自由貿易制度加速了社會革命」(Marx 1848:459)。

 

馬恩面對的1848年時代和2013年的今天當然有所差異,不過貿易自由化的推力固然已非昔日可以想像,另一方面民族國家和愛國主義的勢力和聲浪仍然糾葛。如何看待自由貿易問題,不僅無可逃避且日益迫切,而重訪馬克思、恩格斯的思路當有助於我輩站穩立場。

〈保护关税制度还是自由贸易制度〉(Friedrich Engels 1847:66-9

    §1「普鲁士国王急需现钱和贷款[…]德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即以『仁政』见称的过去的『基督教德意志』的统治,已临近末日」。§2「既然中等阶级开始居于统治地位,那末首先就该要求把德国以及关税同盟的整个贸易政策,从德意志各邦君主、他们的大臣以及对工商业问题一窍不通而又高傲的官吏等这些外行手里接收过来,交给熟悉这一行并和它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去掌握。换句话说,不管是保护关税即级差关税问题还是自由贸易问题,都应该完全交给资产阶级去处理。」(66

    §4「资产阶级内部也正在工商业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看法。然而毫无疑问,坚持保护关税即级差关税的一派没有问题是势力最强、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事实上,资产阶级如不采取一些硬性措施来维护和鼓励自己的工商业,他们就不能保住自己的阵地,巩固起来并取得绝对权力。如果不防止外国工业的侵入,十年之内他们就会垮台。」§5「现在情形就不同了。现在德意志各邦君主只能做资产阶级的奴仆,成了可有可无的人。既然资产阶级还有时间和可能来建立自己的政权,保护德国工业和德国商业就是他们唯一能够借以支持的基础。」(67

    §7「实行保护关税制度对[無產階級]会有什么好处呢?」(67)§11「聪明的资产者很清楚,不论占统治的是保护关税制度还是自由贸易制度,或者是以这两者的原则为基础的混合制度,工人得到的工资都不会多于他维持起码生活所绝对必需的。不论实行哪种制度,工人得到的都只能是维持他这架开动着的工作机所必需的。」§12「这样一来,起决定作用的是保护关税派还是自由贸易派,乍一看来,对无产者好象都是完全无所谓的。」(68

    §13「但是,前面已经指出,德国资产阶级需要保护关税是为了根除以封建贵族为代表的中世纪残余和『天生的』现代寄生虫,而且也是为了毫无阻碍地揭示自身的内在本质,所以连工人阶级也想为资产阶级取得无限的统治权出一把力。」§14「只有到仅有一个剥削和压迫阶级──资产阶级的时候,只有到贫困不会时而归咎于这个等级时而又归咎于那个等级,或者只归咎于君主专制制度及其官吏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才会开始最后一次决定性的战斗,即有产者和无产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战斗。」§15「那时候,战场上就不会有任何多余的障碍物,也不会有任何附带的次要的任务,敌对双方的阵地就会很明确。」(68-9

〈保护关税派、自由贸易派和工人阶级〉(Karl Marx 1847:282-4 

    §1「保护关税派从来没有保护过小工业即手工劳动。[…]他们要求实行保护关税,不过是为了用机器挤掉手工劳动,用现代的生产代替宗法式的生产。一句话,他们是想扩大资产阶级的统治,特别是大工业资本家的统治。他们甚至声称小工业、小资产阶级、小农业、小农的衰退和毁灭固然令人惋惜,但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是德国工业发展的必然现象。」(282

    §2「在德国这个学派繁多的国家,[…][另一个]学派不仅要求实行保护关税制度,而且要求实行真正的贸易限制制度。」(282)§7「但结果会怎么样呢?结果这不仅阻碍外国工业品的输入,而且阻碍本国工业的发展。」

    §8「李斯特先生和冯‧居利希先生体现了这种制度摇摆其间的两个极端。如果这种制度要保护工业的进步,首先就要牺牲手工劳动、一般劳动;如果它要保护手工劳动,就要牺牲工业进步。」§10假如他们能用明显的、直截了当的语言跟工人阶级谈话,他们就应当这样来说明自己的仁慈观点:受自己同胞的剥削总比受外国人剥削好些。」§11「我认为工人阶级永远不会满意这种解决办法;虽然这种办法的爱国主义情感颇为浓厚,但它对那些唯一的活动就是生产财富、生产物质财富的人来说,总是有些禁欲主义和唯灵主义的味道。」§12「保持和固守现状是保护关税派在最好的情况下可以达到的最有利的结果。这很好,但要知道,对工人阶级来说,问题不是要保持现状,而是要把现状转到某种完全相反的方面。」(283  

    §13「保护关税制度把一个国家的资本武装起来和别国的资本作斗争,加强一个国家的资本反对外国资本的力量,而主张这种制度的人还以为,通过这些办法就可以使资本在对待工人阶级方面变得软弱而且容易让步。归根到底,这就等于指望资本大发慈悲,好象资本本身能够大发慈悲似的。一般说来,社会改革永远也不会以强者的软弱为前提;它们应当是而且也将是弱者的强大所引起的。」§14「自从保护关税派承认社会改革不是他们制度的组成部分,不是从他们的制度产生的问题,而是一个特殊问题,从这时起,他们就离开了社会问题。因此我现在把保护关税派放到一边,来谈一下自由贸易对工人阶级状况的影响问题。」
284 

〈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布鲁塞尔会议〉(Friedrich Engels 1847:285-296 

    [1847] 916-18[布鲁塞尔]举行了一次经济学家、工业家、商人一类人物的会议,讨论自由贸易的问题。(285)第三天讨论了一个您的读者所感到兴趣的问题,即『实行普遍 的自由贸易是否对工人阶级有利?』(286

    莱茵普鲁士的维尔特先生:「你们宣称对这个阶级抱着无比深切的同情。对这一点我很高兴,但是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在你们中间竟看不到工人阶级的代表!法国的有产阶级,这里有贵族来代表他们;英国的有产阶级,有几位议员来代表;比利时的有产阶级,有前内阁大臣来代表;连德国的有产阶级都有一位先生来代表,他非常忠实地给我们描述了那个国家的状况。然而我请问你们,工人阶级的代表在哪里呢?我看不见他们;因此,先生们,请允许我为工人的利益来讲讲话。工人实际上需要的是对他们的同情。到现在为止,从来都不是把他们当做人看待,而是当做牛马看待,不,当做商品、当做机器看待;英国的工业家们很懂得这一点,所以他们从来不说『我们雇用工人若干』,而说『人手若干』。」(287保护关税制度实际上根本不保护工人,而自由贸易(他直截了当地、坦白地这样告诉工人,尽管他自己也是主张自由贸易的)同样根本不能改变他们的悲惨处境。[…]恰恰相反,实行自由贸易,即彻底实现自由竞争的原则,一方面使资本家之间更加展开损人利己的竞争,可是另一方面同样也会使工人之间产生更加尖锐的竞争。彻底的自 由竞争必然会大大促进新机器的发明,那时机器每天都要排挤掉比现在更多的工人。 这种自由竞争将从一切方面刺激生产的发展,可是恰恰由于这个缘故,它也将在同样程度上促成生产过剩、商品充斥和商业动荡。[…]食品价格的降低起初会有利于工人,生产费用的降低会引起消费量的增长,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然而这一点好处很快就会变成灾难,工人们由于相互间的竞争很快就会把自己降低到原来的挨饿受穷的生活水平。(288

    来自布鲁塞尔的马克思博士(您知道他是德国民主派最有才幹的代表)也曾经要求发言。他准备了一篇演说,[…]可是维尔特先生的反对已经使他们害怕了。[…]到四点钟的时候登记发言的还剩下六七个人,主席突然宣布停止辩论,于是名曰政治经济学家会议的这一群小丑、笨伯、骗子们就以多数票对一票(这一票是前面讲过的那位可怜的德国保护关税派傻瓜的)——民主派根本没有参加表决——通过这样的意见:自由贸易对工人极为有利,能解除他们的一切苦难。(291

[马克思博士关于保护关税主义、自由贸易和工人阶级的演说] (大致與Karl Marx 1847:282-4相同)

    保护关税派又分两派。

    第一派在德国以李斯特博士为代表,这一派从来不以保护手工劳动为己任;相反地,他们之所以要求保护关税,是为了用机器挤掉手工劳动,用现代的生产代替宗法式的生产。他们总是企图使富豪阶级(资产阶级)特别是大工业资本家取得统治地位。 他们公然宣称,小工业家、小商人、小农的毁灭固然令人惋惜,然而却是完全无法避免的现象。

    保护关税派的第二派要求的不仅是保护关税制度,而且是绝对的贸易限制制度。 们主张保护手工劳动既不受
外国竞争,同样也要不受机器的侵犯。他们主张不仅用高额关税保护本国的工业,而且还要用高额关税保护本国的农业和本国的原料生产。这一派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呢?不仅禁止外国工业品的输入,而且还要禁止本国工业的发展。

    这样,整个的保护关税制度必然要落到这样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要末保护本国工业的发展而牺牲手工劳动,要末保护手工劳动而牺牲本国工业。(292

    […]贸易摆脱一切桎梏而获得彻底解放对工人阶级状况影响如何,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如果说在政治经济学里面,还有什么东西讲得不坏的话,那就是工人阶级在自由贸易统治下的命运。在古典政治经济学著作里所阐述的一切规律,只有在贸易的一切束缚都被解除、竞争不仅在某一个国家内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绝对自由的前提下,才是完全正确的。自由贸易实行得愈广泛,亚当˙斯密、萨伊和李嘉图所阐述的这些支配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规律,就愈加灵验、愈加准确,愈不会是空洞的抽象。[…]他们遵循这样的方法完全正确。因为他们不是采取任意抽象的办法,而只是在分析的时候把一些偶然的情况摈弃掉。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经济学家如李嘉图等人,对于未来的社会比对于现存的社会知道得更清楚。(293-4

    从经济学的观点看,工人劳动的自然正常价格是什么?李嘉图的答复是:『降到最低限度,降到尽可能低的水平的工资』。(294)如果我们注意到,商业在一定的、永远周而复始地循环着的时间内,经历着包括有繁荣、生产过剩、停滞、危机等阶段的周期,我们把工人超过最低工资的收入和低于最低工资的收入拿来平均一下,那我们就会发现,总起来看,他所得到的不多也不少,正好是最低工资。[…]这条规律将随着李嘉图的自由贸易这个前提的实现而发生作用。(295

    请你们来决定一下吧:要末你们把现存的政治经济学全部推翻,要末你们就得承认在实行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将听任无情的政治经济学规律去摆布。这是不是说我们反对自由贸易呢?不是的,我们赞成自由贸易,因为在实行自由贸易以后,政治经济学的全部规律及其最惊人的矛盾将在更大的范围内,在更广的区域里,在全世界的土地上发生作用;因为所有这些矛盾一旦拧在一起,互相冲突起来,就会引起一场斗争,而这场斗争的结局则将是无产阶级的解放。(295-6

〈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Karl Marx 1848:444-459

184819日发表于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公众大会上。

    英国谷物法的废除是19世纪自由贸易所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凡是厂主们谈到自由贸易的地方,主要都是指自由买卖谷物和一切原料而言。[…]廉价的粮食,高额的工资(Cheap food, high wages),这就是英国的自由贸易派不惜耗费巨万力求达到的唯一目的。[…]谁都知道:在英国自由派和民主派之间的斗争被称为自由贸 易派和宪章派之间的斗争。(444)工人反过来问厂主们:在最近三十年中,我们的工业发展到最高的水平,而我们的工资的下降率大大超过了粮价的上涨率,这种情况又怎么解释呢?(445

    厂主和工人们的谈话被一个小商人打断了。他也要求答复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废除了谷物法,那末,即使我们荒废了本国的农业,我们也不会因此而迫使其他国家关闭它们的工厂,来向我们的工厂定货。结果将怎样呢?我将失去现在农村的主顾,而国内贸易也会丧失市场。

    厂主抛开工人转过身来回答小铺主说:一旦废除了谷物税,我们就会从国外得到更廉价的粮食。那时,我们就会降低工资,同时在那些供给我们谷物的国家里,工资却会因此而提高。因此,除了目前我们已有的那些优越条件之外,又加上更低廉的工资,有了这一切优势,我们就能使大陆购买我们的商品。

    可是,现在农场主和农业工人也插进来争论了。他们叫道:可是我们到底又将如何呢?难道我们应该把养育我们的农业宣判死刑吗?难道我们能够任人拆我们的台,而一言不发吗?

    反谷物法同盟却不作回答,而一味满足于给三部论述废除谷物法对英国农业的好处的优秀著作颁发奖金。第一位获奖者[霍普]企图证明,自由输入外国谷物既不会使农场主吃亏,也不会使农业工人吃亏,吃亏的只是地主。他大声疾呼地说,英国农场主不应该害怕谷物法的废除,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象英国那样生产如此价廉物美的粮食。(446)第二位获奖者是摩尔斯先生。他引用事实来证实自己的论点说,在英国,每当输入外国粮食的时候,粮价总要大大上涨,而当进口减少的时候,粮价便急剧下跌。他忘却了不是粮食进口引起粮价上涨,而是粮价上涨才刺激了粮食进口。[…]第三位获奖者是大厂主格莱格先生,他的著作是为大农场主写的,他不能满足于重复类似的滥调,他的话是比较科学的。他承认谷物法之所以促进地租的上涨,只是因为谷物法引起了粮食价格的上涨,[…]随着人口的增长,如果没有国外谷物的输入,就不得不去开垦次等地,耕种这种土地需要较大的耗费,因而它的产品也就较贵。[…]这一价格和优等地的生产费用间的差额便构成地租。因此,如果因废除谷物法而降低了粮食价格,从而也降低了地租的话,[…]必然要引起一部分农场主的破产。(447)他断定说,那些不能再继续经营农业的小农场主,可以去工业中谋生。至于那些大农场主,则仍然会占得优势。[…]这就有可能使这些农场主把巨额资本投向土地,更大规模地采用机器,从而也就节省了手工劳动,但手工劳动也将由于工资的普遍下降(这是废除谷物法的直接结果)而更加低廉。(448

    厂主一方面靠自己的厂规处心积虑地克扣工人的工资,另一方面又冒着最大的牺牲借反谷物法同盟来提高工资。[…]他们不惜巨大的开销来建筑宫殿,反谷物法同盟在宫殿里也大体上设立了自己的官邸,他们派遣整批传道大军到英国各地宣传自由贸易的宗教。他们刊印成千上万的小册子四处赠送,让工人认识到自己的利益。

    英国工人是非常懂得地主和厂主之间斗争的意义的。他们很了解,厂主希望降低粮食价格就是为了降低工资,同时也知道,地租下降多少,资本的利润也就上升多少。[…]李嘉圖:「要是我们不在自己本土耕作而找寻新的市场以便获得更廉价的粮食的话,那末,工资就要降低,利润就会增加。农产品的跌价不仅降低了农业工人的工资,而且也降低了所有产业工人和商业工人的工资」(449)英国工人已经向自由贸易派表明,他们是不愿做自由贸易派那种幻想和欺骗的牺牲品的;他们所以联合自由贸易派来跟地主斗争,那只是为了消灭最后的封建残余和孤立敌人罢了。工人并没有估计错:为了向自由贸易派进行报复,地主和工人一起赞助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工人们三十年来求之不得的法案,在废除谷物法后,就立即实现了。(450

    看来,自由贸易对工人是非常有利的。但是这里只产生了一个小小的不方便,也就是说,工人在以自己的法郎交换别的商品以前,必须先以自己的劳动去交换资本。要是当他进行这种交换的时候,仍然能以同量的劳动换得上述数量的法郎而其他一切商品又在跌价的话,那末他在这种交易中始终都会是有利的。[…]经济学家总是在用劳动换成其他商品的时候去观察劳动价格。可是他们对于用劳动换成资本这一环节却完全置之度外。当开动生产商品的机器需要较少的费用时,则保养被称为工人的这种机器所必需的东西,同样也得跌价。如果一切商品都低廉了,那末,同是商品的这种劳动的价格也同样降低了。而且,劳动这种商品的价格的下跌较其他的商品要大得多。451

    资本的增殖是对工人最有利不过的事。这一点必需同意。要是资本停滞不动,工业却不会停止不动而是会垮台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工业垮台的第一个牺牲品的便是工人。工人将先于资本家而死亡。假使在资本增殖时,也就象上面所说的,在对工人最有利的情况下,工人的命运又将如何呢?他还是一样会死亡的。生产资本的增殖也就意味着资本的积累和积聚。资本集中的结果是分工的扩大和机器的更广泛的使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使工人的手艺化为乌有,从前需要用手艺的地方,现在任何人都能做得到,从而工
之间的竞争也就加剧了。
[…]大家的劳动报酬都减少了,而一些人的劳动强度也增加了。(452

    在现代的社会条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不管一种商品交换另一种商品的条件如何有利,只要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继续存在,就永远会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存在。那些自由贸易的信徒认为,只要更有效地运用资本,就可以消除工业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对抗,他们这种自信狂,真是令人莫解。恰恰相反,这只能使这两个阶级的对立更形显著。(456-7

    假定一旦不再有谷物法,不再有海关,不再有城市进口税,一句话,假使工人迄今认为是使自己处于贫困境遇的那些偶然情况都全部消失,那时,一向掩盖着他的真正敌人的一切帷幕就被揭开了。他将看到摆脱羁绊的资本对他的奴役并不亚于受关税束缚的资本对他的奴役。先生们,不要用自由这个抽象字眼来欺骗自己吧!这是谁的自由呢?这不是每个人在对待别人的关系上的自由。这是资本榨取工人最后脂膏的自由。当这种自由不过是自由竞争基础上的必然产物时,怎么还能把自由竞争奉为自由的观念呢?[…]即使自由贸易在世界各国之间建立起友爱关系,这种友爱关系也末必更具有友爱的特色。把世界范围的剥削美其名曰普遍的友爱,这种观念只有资产阶级才想得出来。在任何个别国家内的自由竞争所引起的一切破坏现象,都会在世界市场上以更大的规模再现出来。(457

    有人对我们说,自由贸易会引起国际分工,并根据每个国家优越的自然条件规定出生产种类。先生们,你们也许认为生产咖啡和砂糖是西印度的自然秉赋吧。二百年以前,跟贸易毫无关系的自然界在那里连一棵咖啡树、一株甘蔗也没有生长出来。也许不出五十年,那里连一点咖啡、一点砂糖也找不到了,因为东印度正以其更廉价的生产得心应手地跟西印度虚假的自然秉赋作竞争。(457-8

    同时不应忽视另一种情况:既然一切都成了垄断性的,那末即使在现时,也会有些工业部门去支配所有其他部门,并且保证那些主要从事于这些行业的民族来统治世界市场。例如,在国际交换中,棉花在贸易中比其他一切成衣原料具有更大的意义。自由贸易的信徒从每一个工业部门找出两三个特殊品种的生产,把它们跟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中一般消费品的最廉价的生产等量齐观,这真是太可笑了。怪不得自由贸易的信徒弄不懂一国如何牺牲别国而致富;要知道这些先生们更不想懂得,在每一个国家内,一个阶级是如何牺牲另一阶级而致富的。458

    不要以为我们所以批判自由贸易是打算维护保护关税制度。一个人宣称自己是立宪制的敌人,并不见得自己就是旧制度的拥护者。保护关税制度不过是为了在某个国家建立大工业的手段,也就是使这个国家依赖于世界市场,但自从对世界市场有了依赖性以来,对自由贸易也就有了或多或少的依赖性。此外,保护关税制度也促进了国内自由竞争的发展。因此,我们看到,在资产阶级开始以一个阶级自居的那些国家里(例如在德国),资产阶级便竭力争取保护关税。保护关税成了它反对封建主义和专制政权的武器,是它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实现国内自由贸易的手段。(458-9

    总的说来,保护关税制度在现今是保守的,而自由贸易制度却起着破坏的作用。自由贸易引起过去民族的瓦解,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达到了顶点。总而言之,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先生们,也只有在这种革命意义上我才赞成自由贸易。(459

※延伸閱讀:恩格斯〈論住宅問題〉(1872)摘要

[獨立評論] 陳宗延:善意與惡意的辯證──醫療勞動者面臨不只一「巴掌」

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119/article/822

近日醫界發生兩件大事,其中一件上了全國版面,另一件則鮮為人知。讓我們從前面那件開始說起吧!

桃園縣王姓鄉民代表掌摑林口長庚醫院加護病房護理師,又在媒體面前咄咄逼人、拒不認錯,甚至揚言對踢爆的網友提告。掌摑事件隨即引起公憤,五天內被起訴,檢察官還要求法官「速審重判」;另一方面,立委諸公也迅即初審通過《醫療法》24條及106條修正案,加重「妨礙醫療業務」的刑度,並改為公訴。

諷刺的是,該位鄉代在鄉公所的參選政見,以「父親在加護病房、母親在急診室等待開刀;照顧老人的只剩單身的我」的個人經歷為引,指出二代健保等中央政策與地方期待的落差。平心而論,王鄉代確實部分完成了「下情上達」的自我期許,只不過並非透過問政的施為或民意的中介,而是因為跋扈的態度和脫序演出的行為惹火了嗜血的媒體與網路鄉民(就此觀之,確不愧為「鄉民」代表),才使未受重視的急診室暴力和醫護勞動條件被聚焦凝視。數年之後,若回望醫療法律史,兩個巴掌或將被歸類為某種「洪仲丘式」的非預期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

目前尚待二三讀的「王鄉代條款」是否畢其功於一役,是否能有效嚇阻揮刀掏槍頻起的氛圍(從而是否能夠成功「搶救急診室」,稍微平衡「五大皆空」的醫療勞動市場供給不足問題),又會如何擺動醫病關係的天平,對此我固非專家但樂見其成。然而,我更想強調的是:在這波速成的檢討中,並未見醫院管理方擔起應負的責任、受到對等的要求。

在比較技術性的層次上,正如我所參與醫師勞動條件改革小組的夥伴指出的:「倘若我們期待醫護人員能專心於職務,則醫院應設有逃跑路徑、增派警衛維持秩序、限制閒雜人等進入急診室或診療區、禁止攜帶具傷害性物品入內等」。更進一步言,許多醫院以準商業化模式經營,剝削壓榨基層醫療勞動者,同樣危害醫療勞動者健康與尊嚴,也同樣不利於醫療品質和病人權益,實是另一種「隱性的巴掌」。

令人心寒的是,台灣基層護理產業工會梁秀眉理事長從勞動者的立場出發,正確指出:「『以客(病人)為尊』口號下的貴客文化」是職場暴力的溫床,不但沒有促成長庚醫院的反省,反倒挨告加重毀謗之訴。其實,2011年林口長庚就已名列醫改會「血汗醫院評鑑」,林口長庚護理師和台北榮總藥師分別被喻為「戰鬥陀螺」和「機械手臂」。該評鑑明確指出「林口長庚一般及加護病房護理師人力不足」,這項資訊不但是有所本的公開資訊,是衛生署前署長楊志良公開點名批判,也是全國醫護勞動者普遍認知的常識。因此,梁理事長對可受公評之事義正辭嚴,相信司法人員能夠秉公判斷。

長庚醫院的母公司台塑集團也曾因六輕致癌風險報告而控告中興大學環工系莊秉潔教授,引起學界譁然,擔心引起寒蟬效應。此事件不但引起國際知名期刊《Nature》專文關注,最後也獲得不起訴的台塑敗訴結果。這種大財團企圖以訴訟禁錮言論自由的策略,在國外稱為「針對公眾參與的策略性訴訟(strategic lawsuit against public participation,SLAPP)」;放回梁理事長一案脈絡,實則正是醫療勞動者受到的又一巴掌(slap)!若有人期待醫院資方能疼惜深受「消費主義」(consumerism)侵害的勞方,如今應可幻滅。

再說醫界另一件大事:身兼醫師公會理事長的立委蘇清泉醫師提出《醫療法》59、60條修正案,欲以此取代基層醫師近年戮力爭取的「受僱醫師納入《勞基法》84-1條」。這兩個方案看似都為保障醫師勞動條件而來,但讓不具勞動檢查專業的衛福部取代勞委會擔任主管機關,難免讓人質疑是半調子的改革方案,甚至是為了排擠真正有規範力的《勞基法》方案。

首先,蘇委員說《勞基法》84-1條將於明年1月廢除,其實是立委大人對法律的錯解:84-1條修正案是將使護理師免受責任制「變形工時」毒手的善政,這與未曾受到《勞基法》保障的醫師何干?而「部立醫院」屢屢入榜血汗醫院,也讓人質疑和醫院關係一向比醫事人員更親近的衛福部,是否能真正為醫護勞動把關。尤其六十條修法,要將急救措施相關醫事人員排除適用《勞基法》工時、休假規定,豈非給此先殷切期盼逃離責任制的護理師們又甩一巴掌?如果說曾任醫院經營者、醫院協會理事長的蘇委員代表了資方的利益,卻侈言是為勞方著想,這種虛有其表的善意對長期訴求《勞基法》方案的醫療勞動者而言,恐怕也只能理解為惡意的巴掌。

《聖經》說:「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裡衣,連外衣也由他拿去」,就個人修為層次或許確有可資效法
處。然而,當護理師的右臉被消費者揮巴掌,醫院倒幫腔打了整個護理勞動階級的左臉;當勞方正尋求團結爭取勞動條件,資方卻以「糖衣毒藥」般的法條意圖分化,要勞方飲鴆止渴──我們便不能以和為貴,而必須在這些善意與惡意的修辭迷障中,透視醫療勞資兩造的根本矛盾,堅持符合階級政治的改革方案。

[獨立評論] 林沁:對立是門好生意──核四與苑裡瘋車中的意識型態霸權

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2/article/812

馬英九總統日前表示:「一旦核能電廠失控,我們可以把這個電廠整個摧毀,避免輻射外洩」,這套說詞馬上受到專業環保團體嚴詞批駁。問題在於,馬總統的發言是出於無知(例如被台電技術官僚欺瞞)的信念,或者是有意矇騙民眾?如是後者,則必然有一定的價值判斷歷程:為何當權者願意將台灣的未來寄託在一場攸關生命的豪賭之上,其取捨得失為何?

政治人物說:核四非建不可是為了發展,他們未必說的出口的是:發展嚴格限定於產業發展,而最後瓜分經濟大餅的卻還是資本家,工人喫到的只是「涓滴」掉落的零碎餅屑。將經濟和環境徹底對立,因此必須非此即彼、非得擇一不可,這便創造出另一組對立:為了當下的GDP數字,犧牲下個世代的幸福也在所不惜,而永續發展就更別提了。正如左派地理學家David Harvey在《希望的空間》一書所說:「『人類與自然世界處於衝突過程之中』,這種論調[…]使得人類似乎不知怎地就處於自然世界的外圍,把人類比喻成與自然世界其餘部分發生衝撞的某個小行星,從而避開了人類藉此共生地改造他們自己的那個長期進化變革史。」

之所以避談經濟與環境之間和解共生的可能性,是為了掩蓋利益獨佔和風險轉嫁的政商共謀過程。而當我們試圖掙脫發展謊言的枷鎖時,綠能便一躍而出成為可行的替代選項。

然而,綠能也遠非毫無爭議。除了發電效率尚受質疑,風力發電也引發了發電機組的噪音及相關的健康危害議題。當苑裡等地的鄉親起身向建設風車的財團抗爭時,綠能此時卻取代了經濟發展成為另一座不可質疑的城牆。所謂不可質疑並非無的放矢,正如英華威公司在環評報告書的「環保措施替代方案」欄目只寫上「本計畫使用親環境潔淨無污染風力發電」幾個字,而「地點替代方案」也僅以「附近居民聚落有足夠緩衝距離,整體評估對附近環境影響輕微」帶過;鄉親更屢屢被財團的公關人員貼上支持核四(並非事實)的標籤。

英華威公司堅不妥協,考量的究竟是綠能價值,還是成本算計?環保與健康的二元對立要掩蓋的,是背後的資金流動和政治分贓。然而,一旦戳破,便可發現自救會所訴求的距離規範,在保障健康的同時與綠能並無衝突。甚至一些具有前瞻性的家用發電計畫,不但可以兼顧生計(省電費)和環保,更以不會發出噪音的小風車取代有害人體的巨型風力發電機組。只不過,這些具體可行的替代方案自然不為財團所喜,從而也不會落實成為政府積極推行的政策目標。

在揭開經濟、環保、健康之間虛假對立的帷幕時,有時光是堅實的資料和論據還不足以成事。要抵抗財團和施壓政府,如果不把因為虛假對立而被撕裂的兩群人重新聚合,就只會因為對彼此的錯誤認識而互相牽制,不可能產生「團結真有力」的協力效果。正如Harvey所說,「這就需要組織一種同樣強大的預防和降低風險、恢復和控制資源的階級規劃,工人階級、失去權力的人、邊緣化人在其中擔當著領導角色。[…]在這個聯盟中,環境問題和一個比較令人滿意的『與自然的關係』佔突出位置,與社會關係及生產和消費模式的重建相並列。」

我反核也反對英華威虛假綠能假面下的瘋車,苑裡反瘋車自救會至今仍24小時守在工地抵擋著英華威蠶食苑裡海岸,上月23日更發生英華威僱用的保全痛毆守夜鄉親多人受傷兩人送醫急救的暴力事件,若現今在台灣風能是必須犧牲西海岸的綠能,那麼在這些環境議題中的階級問題將是我們無法迴避的,身為一個台北人,我想提出的質疑是,我們與其將自己所處的救生艇修得更好更安全,何不試著在看到環保與經濟的虛假對立後,走下船,重新思考我們與自然鑲嵌的可能。

(作者為苑裡反瘋車聲援學生,台大勞工社成員)

【鬼島關賤字】賤字第008號:靠邀!圖勒?

 

【解說】:「靠邀!圖勒?」是PTT中,最早出現的求圖用流行語,「靠邀」為台語的漢字借音寫法,故有多種變化;「勒」則為語尾輔音「咧」的音轉。「靠邀」二字有時會被省略。它的走紅也預示「沒圖沒真相」一語的「真相」:極度仰賴視覺的人類,現在仍是相信「眼見為憑」。


【例句】:不是說有正妹,靠腰圖咧……

撰文:陳宗延

在這個追求速度和輕薄短小的時代,一針見血的短評比嚴謹的長篇大論更討喜,一覽無遺的圖像往往又比文字更有力。弔詭的是,純文字介面的BBS本該是網速低落的「撥接世代」殘餘,之所以在「光(纖)世代」下未被淘汰,是先後靠著BBSmovie(BBS程式碼寫出的色塊型動畫)的內助與超連結的外援而緩解了鄉民的圖像焦慮。

所謂焦慮感是有所本的:從「靠邀!圖勒?」獲得PTT第一屆(二○○六年)流行語大賞第二名,到「沒圖沒真相」獲得第二屆(二○一○年)第五名可窺見一二。「靠邀!圖勒?」是因笑話(joke)板某位BBSmovie創作者被板主催稿之後開始風行,從而蔓延到各種鄉民渴求圖像佐證文字的集體心態。

這種心態在「沒圖沒真相」一語走紅之後更為明顯。最常見的狀況是原po遇到一位正妹(或者原po自稱「小妹」),欣羨(或好奇)的鄉民便會群起攻之,要求不可藏私照片。這一方面固然反映了板上的父權/異性戀霸權氛圍,另一方面卻也是一種「共享的社群感」的建構過程。

原po如附和眾鄉民交出圖像,將獲得信賴,從而使進一步的熱烈討論成為可能。到後來,「發文不附圖,此風不可長」甚至成為網路社群的規範性倫理學信條,也可見於PTT之外。

洪仲丘案中,最引起鄉民憤怒的點不是別的,恰恰是曹金生軍檢察長「沒有畫面,完全沒有畫面」的發言──對鄉民來說,這等於是毫無究明問題的誠意,無論監視器究竟故障與否:於是,毫不意外地,「完全沒有畫面」、「完全沒有XX」也迅速成為時下流行語和惡搞範本,範圍當然也和洪案一樣,並不只在PTT。

不過,當「真相」這個詞以先驗而不可否證的形式被定義為「圖」時,也就少有年輕人人去質疑恆等式「圖=真相」另一個方向的正當性了:有圖就有真相嗎?圖真的不會說謊嗎?眼見為憑的經驗不可能被操弄、被扭曲、被PS(指用photoshop修圖)嗎?

曾有一個量化證據凌駕一切的年代,聲言「謊言,該死的謊言,統計數字」(Lies, damned lies, and statistics)的批判者毋寧是稀薄而不得志的。量化年代的遺緒在台灣還未遠颺,但圖像也許終將接替數字而成為新世代丈量世界的刻度。當那天到來時,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筆下超真實的(hypereal)擬像(simulation),一躍成為比預言更驚悚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