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主義的過去與現在:一些閱讀筆記與初步觀察(下)◎吳叡人演講│陳宗延記錄

※(上篇)http://blog.roodo.com/ccyares/archives/21310222.html


古典帝國主義理論

 

我借用Michael Doyle這本Empire。關於帝國主義理論的介紹有兩三本,我知道的好像都是德國人,一本是寫Weber的Wolfgang Mommsen寫的,一本是Winfried Baumgart寫的,最新的一本是柏林洪堡大學的Hans-Ulrich Wehler寫的。那Michael Doyle這本書是第一本比較政治國際關係理論的帝國論,他有明確的理論建構企圖。他的分類是蠻有趣的,他在1980年代提出古典帝國主義──這有語病因為帝國自古就有,所謂pre-modern empires──他指的應該是19世紀的所謂new imperialism19世紀後半各國進行殖民瓜分,相應於那一波帝國主義出現古典帝國主義理論。理論又依照行動者(actors)的位置區分為:(1) Metrocentric view(母國中心論):主張帝國主義驅力源於帝國中心內部,母國社會內部社會力組合、出現某種傾向(disposition),以此解釋擴張;(2) Pericentric view(邊陲中心論):另一種剛好相反,邊陲地區和中心部經濟力量接觸後,邊陲地區產生社會、政治和經濟秩序的瓦解,出現想要跟中心整合的慾望,前述Ronald Robinson就是;(3) Systemic view(系統論):國際政治體系的結構性必然,只要有權力真空和強與弱就會產生帝國,這是一個realism。主要是這三種。[Doyle 1986:22-29]

 

 

(1)   Metrocentric view(母國中心論):最有名的就是Hobson那本書(Imperialism: A Study),1902年的著作,是最早關於帝國主義的經濟理論。列寧受他影響。他主要是要解釋英國為何會產生帝國主義,他認為是受益於特定群體,就是金融資本。銀行家為了輸出過剩資本,過度積累要尋找outlet,就鼓動大眾情緒、操縱國會、推動擴張政策,打開資本輸出的出口。但是和列寧的最大差別是:他並不認為這是資本主義結構性的必然,只是其中一個section;而且它違反經濟理性,算起來不划算,what that brought in比花出去的還少。他反對這種帝國主義擴張,認為如果要解決金融資本過剩,應該採用社會政策、福利政策,投入建設。聽起來像甚麼?(Keynes主義)。這是古典中的古典。列寧循著Hobson的論證,擴展到整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是結構必然,無法用國內社會政策調控,唯一方向就是出去,到某個階段世界市場會飽和,帝國就會衝突,是革命的契機。他的邏輯和論證非有必然性不可,目的不是為了理解,而是為了行動。當代有些人已經拋棄。另外一位則是Schumpeter有一篇討論帝國主義的文章,提到說: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兩者其實是對立的,帝國主義是pre-modern的傾向、或跨時代的(自古以來),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爆發,蘊藏在國家機器內部的某些institution,比方說軍事。

 

(2)   Pericentric view(邊陲中心論):英國經濟史家,比如說Ronald Robinson等主要是研究大英帝國經濟史,Imperialism of free-trade,自由貿易帝國主義。他也提出這樣一個論證:外來殖民統治能夠成立、長期維持,如果沒有本地的協力支持是不可能的。動力不是在核心,而是在邊陲。那具體而言,本地社會在國際接觸互動後,受它的影響,分化為協力者和抵抗者群體,創造中心擴張的契機。中心沒有很強大的擴張動機,是因為邊陲瓦解中心才會想要擴張。19世紀英國雖然並未殖民任何一個
丁美洲國家,但用
free trade促使拉丁美洲接受英國的宗主國地位。大家聽起來會覺得非常的熟悉,像ECFA這類的。這未必都是完全對的,但提供了洞見。

 

(3)   Systemic view(系統論):第三是屬於國際政治體系論,是從國關理論裡面的現實主義realist power politics。新現實主義的Kenneth Waltz說,帝國想要控制別的國家是體系性的想要輸出三種剩餘:人口、商品和資本,分別造成人口大遷移、自由貿易和壟斷式的資本輸出。不變的是,支配與被支配之間的巨大權力差距。Morganthou則提出,國際體系的無政府(anarchy),balance of power的邏輯下國家權力不成長就會衰退,必須要競相擴張,這是體系誘發的。有個學者叫Jacqueline,是研究雅典時代的前現代帝國主義,她說:The strong do whatever that want, and the weak suffer whatever they must.這是強國與弱國之間的必然結果。

 

這幾種主張,後人怎麼看待呢?簡單說,conjuncture,匯聚在一起,要根據這幾種因素:帝國內部的特性、邊陲內部社會的特性、國際體系的誘因這三者,去解釋帝國的情形。當然這不是說非常科學,但是合理。

 

然後呢,Minkler(?)他提出兩種分類,一種是帝國主義的經濟理論,一種是帝國主義的政治理論。Schumpeter事實上在這裡不太容易分類。許多學者對經濟理論的批評在這裡說明一下:「當代問題,當代解答」,經濟理論是在19世紀後半、last quarter出現的,卻被許多左翼當成一般性理論,歷史命題被當成一般性解釋,就無法處理前現代的問題。第二個是和經驗現實不符,英、美之外,德、法、日、俄都是資本輸入國,not yet over-accumulation。以最低度發展的沙俄為例,它的帝國擴張幾乎毀掉他的帝國核心,反而是它擴張東歐吸收邊陲民族,邊陲得到上升機會。所以這裡面主要是地緣政治因素而採取帝國整合。我們可以看到經濟理論的化約(reductionism)。第二個是說,它只關心帝國形成初期,不關心帝國的維持與運作。它的預設是帝國不可能形成order,帝國是一個disorder,所以不需要研究如何維持。這是被經驗事實否定的。再來是缺乏邊陲的視野。他提到英國最早像東印度公司,是讓民間推動的free-trade liberalism的視野,另一方面也可以對英國有利。沒有想到,free-trade的結果是瓦解了邊陲地區的社會經濟秩序,因為進口商品的壓力破壞傳統生產模式和生活方式,當地出現動亂,母國不得不直接統治。例如,1857年印度錫克族大叛亂,造成後來的active intervention。這就是「早期全球化」、「初期全球化」,誘使了介入。

 

然後,政治理論的源頭是Karl Marx,他的〈路易波拿巴的十八日〉(The Eighteen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那本書是政治學研究國家的相對自主性(relative autonomy of state)的重要著作,為甚麼路易波拿巴能夠形成一個自主性、追求自己的政策?他發現他事實上完全不受任何階級支配,透過政治操作有效在各階級維持等距,形成政治自主的Bonapartism。關於國家相對自主性的論證可以用來間接解釋,帝國主義擴張其實超越經濟利益之外,國家為了追求powergloryprestige,而從事的行為。Max Weber的解釋稱為striving for prestige,擴張支持者、強烈愛國者其prestige有自己的自主性,不能化約為經濟利益。它解釋帝國主義的是國家權力的競爭,指的是第二帝國,其實最後隱含的是balance of power。他也提出多種capitals的概念。但這也並非沒有缺點,因為總需要取決於另外其他的條件,即國際體系結構的配合。他認為國際體系如果是bipolar結構會壓抑帝國,只有在一元體系或多元體系會鼓勵帝國主義競爭。必須輔以系統性觀念才能完整說明為何有時會產生帝國主義競爭,有時不會。

 

這兩位(Minkler2005-6 (?) & Doyle1986)雖然隔了二十年,但都傾向conjuncture,必須結合經濟/政治、核心/邊陲要素的解釋,反對reductionismdeterminism,最多是結構主義,但結構出現是無法預測的。

 

關於美帝的兩個辯論

 

關於美國帝國主義的辯論,在馬克思主義傳統陣營:帝國=美帝,其特定邏輯和agenda,和主流知識界和political journalism不同,所以加以區分。借用Minkler(?)的說法,蘇聯瓦解後,一般主流認為帝國時代一去不復返了,但其實只是美國一直拒稱自己是帝國直到1990年。認為帝國結束其中最有名的是Paul Kennedy的「大國」(great powers),也是political journalism。老布希戰爭之後,美國展現強大軍事力,美國帝國主義問題浮現,配合的是羅馬史:當代美國=羅馬帝國,Roman republic獨裁化成為帝國的analogy,以及美國的Roman predicament

 

所以為何在後帝國時代還有帝國?這是個假問題,因為帝國從未消失。第一次伊拉克戰爭後干預越來越明顯,Active imperialism,借用Robinson的論證,這是「後期全球化」(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壓力,阿葉德、柴契爾、雷根70年代開始,二三十年導致許多failed states,失敗的國家。對此有兩種解釋。

像新帝國主義者Niall Ferguson,這個當代最厚顏無恥的帝國主義,像這本書Empire說大英帝國是一個自由民主人權和市場經濟擴展到全世界的功臣, Colossus說美國繼承了它,且出面承擔restore秩序的責任,讓歷史持續朝向Fukuyama說的終結。台灣的出版界還出版Civilization!很抱歉,我透露了我反帝的立場。台灣幾乎所有事情都是赤裸裸的市場基本教義,如果再加上TPP我看就完蛋了。所以當代有效運作的國家只有北美、西歐、東亞幾個,許多後殖民國家還很脆弱,治理失敗,聯合國人權組織本被期待卻完全沒法處理。這個論證背後是現實主義理論,權力真空下沒有辦法產生秩序;地緣政治誘發新帝國崛起。老實啦,我覺得這蠻有道理,許多美國人都覺得自己對世界負有使命。20世紀後三次帝國瓦解:一戰、二戰、蘇聯,都出現過區域性真空。

 

支持美帝那派,像Niall Ferguson,寫Isaiah Berlin傳記Michael Ignatieff,也是個political journalism等,這些都是政治論客,不是學者,認為有良性的帝國主義,liberal imperialismbenign imperalism。當然也有很多批判者,先不談馬克思主義者的話,最有名的當然是Chalmers Johnson,還有Michael Mann

 

這邊有兩個辯論:(1) 美帝興起是帝國核心地帶菁英的個人意志嗎?(這邊插個嘴,我是芝加哥大學政治哲學學派,Leo Strauss學門的學生,有個Straussian學派。可是因為小布希那邊有人自稱也是Straussian。於是我們很珍視的一個芝加哥思想傳統被連結到小布希。這是很大的誤解,非常大的誤解,大家要注意一下啊。我有個朋友叫周奕成,他每次只要講到芝加哥學派都會想到美帝,芝加哥學派和美帝的關係是經濟學派Milton Friedman他們,不是Strauss)那關於個人意志論者,主要是導演Michael Moore;結構性誘因大部分學者都有。作者認為兩者皆有,說的蠻漂亮的,唸給大家聽:只要有區域性權力真空、經濟發展不均衡,加上征服者的出現。這些東西都是可以被檢驗的經驗命題。

 

(2) 美帝是新生還是舊的?許多支持的人都說那是史無前例的帝國、benign的、良性的、善的帝國。但是Chalmers認為那是舊的,為甚麼?他說美國在全世界有六大軍區,軍事調度一下就可以影響那個地區國家的政治正當性,legitimate區域性政治。我個人認為這make senseMichael Mann 有一本書叫Incoherent Empire,認為美國的邏輯是舊的、差不多的,與前述free-trade imperialism類似:晚期全球化破壞社會政治模式,導致糧食危機和恐怖主義抬頭,前者造成人道危機和人道干預,後者危急了連結資本主義中心network的安全性。因此必須由超強的美國邊陲直接干預。美國能撐下去嗎?Michael Mann認為會瓦解。

 

馬克思主義陣營放最後面,因為它有獨特論證脈絡,我個人不是非常熟悉。所以我借用Alex CallinicosKing’s College的歐洲研究教授,也就是說當代馬克思主義陣營內部,也有對當代帝國主義的辯論,這個辯論和前述辯論同時進行、有點關係,但基本上是獨立的辯論。他將當代帝國主義分成三種:首先,Negri有一本書叫 Empire,他認為當代資本主義轉化成一種跨國政治經濟網絡的形態,主要國家地緣衝突已經消失,所以列寧壟斷資本主義的看法已經不具意義了,所以重要的是multitude,無所不在的跨國連鎖網絡。這是個抽象的理論,我只能簡單這樣報告。第二,一個政治學者Leo Panitch、加拿大一個經濟史家 Ellen Meiksins Wood(寫過資本主義史)、還有New Left Review編輯群,認為資本主義還是需要國家體系,但美國早已建立informal empire,因此地緣政治的衝突也已絕跡。第三,種是我個人非常敬佩的David Harvey、還有Callinicos,以及好幾個經濟學者和社會學家,他們重新回到列寧的古典命題,但吸收古典各種學派,整合修正。他們認為全球資本主義還未脫離70年代進入的危機,這個危機的面向是先進資本主義劃分為三個相互競爭的權力中心:北美、西歐和東亞,最近又出現俄國和中國。他們把中俄包含在當代資本主義幾個重要的中心,其意義不在話下。如果美國垮掉,接下來的會是中國;如果只是打倒美國,接下來就是中國上來。這是他講的,不是獨派的吳叡人講的。中心之間會產生地緣衝突,是兩種競爭的交錯(intersection)構成的,資本競爭+地緣政治競爭。資本主義興起後,後者被整合到資本積累邏輯中,原本國與國間的衝突被整合到全球資本主義積累的結構裡面。這接受了前述經驗社會科學對列寧的批判,也吸納了國際政治理論的觀點。有趣的是,他們承認意識型態在當代資
主義扮演的角色,比方說為了追求國家榮耀而不惜把社會的菁英兼併到從屬於自己的文化底下。這樣的因素是有效的。國際關係理論
Neo-Gramscianism派指出意識型態在帝國主義扮演的角色,如民族榮耀、被修復的尊嚴等。

 

關於中帝:全球體系與台灣處境

 

中帝應該由台灣非常蓬勃發展的兩種中國研究:一是匪情研究、二是中國研究,來好好做經驗研究。我提幾個我所知道不太會有人否定的事實,如果讀New York TimeEconomists等報章雜誌會得到的基本知識和常識:帝國主義出現的動力或驅力,其中不可否認的是資本過度積累想要擴張,中國的資本顯然過度積累、商品顯然過度生產,向全球輸出也是事實。這張Heritage Foundation整理的一個地圖是中國對全球的investment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我想強調的是他是一個資本輸出,而且大量輸出的國家。同時在全球各地獲取原料、原油、糧食。最明顯的是中東的石油,蘇丹有人民解放軍,「為了保護我國在當地國的FDI,因此必須派遣解放軍」,完全是古典帝國主義。保護投資、油田,派遣軍隊去非洲。當代馬克思主義者如Callinicos,認為中國已經捲入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擴張的dynamic中了,這是一個選擇,你選擇走資,就無法迴避資本主義在某個階段中擴張的情形。Harvey New Imperialism [2003:140]提到一個驚心動魄的例子:2004年阿根廷跟中國抗議說你們廉價進口的商品已經大量傷害我國皮革製造業等,中國反過來說你們應該放棄這些產業、專心扮演提供原料的角色。就好像蔡衍明。這就是19世紀英國對印度做的事情。如果你選擇走資,就必須維持高度成長,就會過度積累,擴張的壓力是自己創造出來的。中國私有化以何種形式擴張?有必要進一步觀察。會不會發生資本主義式帝國主義對抗?也值得觀察。

 

剛剛從全球角度,最後回到台灣角度。中國明顯在藉由控制全球化的過程弱化台灣,增加政治支配。中國對台灣領土的企圖似乎和資本需求關係不大。中國不需要台灣市場,儘管早期原始積累需要台灣資本沒錯。蔡衍明這批人是最早投入,和中國關係早好的一批人,形成依賴、共生關係。以商圍政比較不是因為經濟,而是民族主義和地緣政治。不管起因,從政治學來看,處於中心位置的強大政治社會,對邊陲有效政治控制,這就是帝國主義。有人說都講中國,怎麼不講講美國?我說美國沒甚麼好講的,美國本來就是美帝。台灣事實上是美國保護國的形式出現的。台灣雖然在國際主權體系沒有位置,但美國以國內法就為創造空間,。但美國對中國的擴張會採取什麼態度?這部份涉及高層的熱線,我並無法得知。台灣內部的民主化帶來挑戰,產生自主性,美國會有願意給邊陲多大寬容很難講,我感覺是設定了上限,你卡在這個地方不上不下。你必須是你自己,而不是你自己。民主化可以存在但不能完成。(完)

 

Q & A

 

Q:從人類學家角度,好奇帝國主義理論如何看待文化?

A:國際是jungleanarchy,難以理論化,但是。天朝會擴張崛起,不會稱霸稱帝。在地文化成為collective damage。當代理論對文化因素幾乎沒有任何處理。只有從文化角度看形成。當代國關中國學派,目的是要對抗其他學派。

 

Q:中心/邊陲、dominate/dominated二分概念好像有點不管用,帝國主義的產生有很多意外和失敗,不盡然符合事實。國族主義是帝國主義之子,不是preexisting,而是deposit。另外,關於美帝如何產生?中東整個區域,所謂阿拉伯之春是美帝的失敗,而不是他們的興起。

A:對此既非當做精確描述,也非規範性用語,但是關係中總有強弱的relational content。而且那也不是我的用語。殖民主義不是binary、二元對立,因為有很強大的協力者。美國創造puppet state(魁儡國家)是self-defeated,例如美國在智利皮諾契政權引入芝加哥學派,美國自食經濟全球化、過度介入、overstrech的苦果。

 

Q柄谷行人來台,主辦單位找不到可以與他對話的對象。台灣缺乏左派思想左翼運動,如何看待台灣的可能。比較激進、具有革命性格的力量,在教育和學術界也好,有何看法?

A:日本進步派來都找不到。如子安宣邦。這是經驗事實來觀察,有點遺憾,但沒有辦法。台灣歷史是強大的state壓迫society,腰斬數次,沒有產生深刻的政治經濟或歷史唯物傳統。日本30年代資本主義論爭,辯論清楚社會性質為何,階級敵人、革命主體為何?我從事思想史研究,希望能讓一些過去被洗掉、腰斬的傳統revive,在實踐過程中反省,和全球各地實踐一起連結相互參照,回復歷史縱深。台灣在帝國間貿易,海島經濟是保守來源,壓抑進步思想,凡事追求pragmatic。我們必須要了解限制,實踐中進行反省。之前跟史明對談,史明談革命說:革命要讀書,第一讀書,第二讀書,第三還是讀書;要有教養、知識。回到馬克思在大英圖書館,在讀書實踐辯證中加深對台灣進步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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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主義的過去與現在:一些閱讀筆記與初步觀察(上)◎吳叡人演講│陳宗延記錄

講題:帝國主義的過去與現在:一些閱讀筆記與初步觀察
講者:吳叡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時間:2013.01.23 12:00 ~ 13:30
地點:中研院民族所第三會議室(新大樓三樓2319室)

午餐時間這個概念來自美國一些大學所謂Brown bag talk,所謂brown bag就是牛皮紙袋,裡面裝了sandwichhamburger,然後五六個人不超過十個人,大家在草地上坐下來,聊一下老師或者資深的學長最近讀了些甚麼。這樣一個概念,這是我在芝加哥所理解到的Brown bag。所以我想說來講一下也沒關係。結果沒有想到情況變成如此。剛剛說黃應貴老師來講日劇喔,所以說用講日劇的心情來講也沒關係。可是要如何用日劇的方法談帝國主義?想一想隱隱約約只有大河劇。除了講大河劇,我實在看不到任何地方,像八重之櫻、坂本龍馬傳,把日本從內戰、殖民時代的民族國家、這個民族國家擴張為帝國,從這個角度去談。所以好吧,我們今天就來大河劇好了喔。不過不管人數多或少,那作為brown bag它的基本精神是不變的,是輕鬆的。所以我希望各位能夠諒解,這不代表我對這個題目是非常非常熟悉,直到我可以做一個成熟發表的階段,事實上它是我這些年來在關懷的問題,最近台灣這兩年的政治局勢,又使得這個問題顯得更focus、更尖銳,刺激我一些思考。而且以前凌亂地、散亂地讀過一些東西,最近有一些新的現實逼迫,其實是在這個背景下面,想把這個brown bag當成一個初步的、凌亂的想法,稍微做一些整理,跟大家分享、交流。這不是在推卸,因為我們學界有個問題,你要嘛就得要講一個完整的東西,要不然就不准講,這是中研院令人可鄙的文化。你說就說你不夠學術、專業,但是我已經升完等了,暫時,暫時不要理睬這種令人可鄙的文化,因為這種文化經常會壓抑創意和想像力,很多知識是來自不成熟的事情,所謂hunch,一些直覺,一些感受,有時候是對不正義、對不美很直覺的感受。從直覺和感受出發,產生一些想法要慢慢develop。所以我對帝國主義這類事情的想法,大概比直覺多一點點,但是離理論還很遠。我們寧可鼓勵知識上的想像力,它在最不形式化的時候最有想像力。我想在這個階段提出一些刺激。

 

開場白:個人知識與政治定位

 

首先呢談一下開場白,我必須先把自己的知識和政治背景做一些交代。我是一個政治學家在歷史學研究所,然後我很尊敬Karl Marx,但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或者說I am not yet a Marxist,說不定會變成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我現在逐漸在左傾當中,不知道會不會變馬克思主義者,不曉得喔。但目前I am sure我還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我還沒有辦法用馬克思主義的思考方式去做分析。在馬克思主義思想傳統對這個主題有個非常特定、unique的理解方式,我的學術和政治背景的說明,是說我並不是站在馬克思主義傳統內部談這個問題。這蠻重要的,因為之前我和苦勞網的孫窮理先生有一次對談,那我提到中國的帝國因素的時候,他馬上立即從列寧的壟斷資本理論來解釋中國。那對我而言,我是剛好站在一個完全不同的脈絡來理解這個問題喔。所以我在現場跟一些馬克思主義,我們說MarBoMarxist boys),在那個經驗讓我體會到說必須先把自己討論的出發點做說明。我不是在馬克思主義傳統的內部發言,而是站在比較政治學、國際關係和比較史(comparative history)的角度來學習和理解帝國主義現象。那我的這個理解和學習的角度,其實是把馬克思主義的解釋當成諸多種理論和學說中的一種,那我認為是蠻有insight的,但是我的理論比較經驗、我的目的至少在學習和理解階段是觀察的理解。那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傳統的帝國主義論,就是列寧和羅莎‧盧森堡,主要就是帝國主義是最後階段也是最高階段,就是壟斷性資本的表現形式,然後最終必然衝突、革命必然爆發,那這是革命的政治實踐的一環。但是,我則是站在比較外部,一個比較布爾喬亞政治學、資產階級政治學、體制內社會科學的脈絡下去理解帝
和帝國主義。進入到個人政治立場對話前,希望能把知識上的理解做一些交代和澄清。當然我的理解背後有現實關懷,但是我從閱讀整理過程當中,目的還是先理解與認識,政治實踐是
secondary或下一階段的事情。

 

定義帝國與帝國主義

 

那麼我是追循著政治學、社會學和歷史學的傳統,把帝國視為一種政治支配者(political domination)(馬克思主義不把它當成一個政治支配者),或者是體系(system)(有些學者認為認為帝國不只是polity而是system,因為它是跨國的)。那定義帝國是一個political domination form,然後把帝國主義視為形成與維持帝國的一種驅力(drive)、意識型態或過程。那這是我的一個比較經驗主義或實證主義的理解方式。那馬克思主義的傳統,比較直接認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階段的表現。那我比較傾向把資本主義的經濟因素理解為是現代帝國主義興起重要但不是唯一的因素。在我閱讀裡面,是比較受到經驗實證社會科學影響。那我傾向把帝國和帝國主義的形成和維持視為歷史的、經驗的現象。可能會被黑格爾傳統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太經驗主義。但這是我個人上的限制。我剛剛講的每個但書(proviso)都是跟馬克思主義對話,因為不這樣先說清楚,被打成反對派那就走不下去了。

 

我舉兩個定義。最有名的大概是Michael Doyle這個政治學家,他在二十幾年前帝國比較的研究(Empires),他提出一個其實不會很難理解的定義:帝國是某些政治社會強加於另一些政治社會的一種有效掌握了主權的政治控制方式(Empires are relationships of political control imposed by some political societies over the effective sovereignty of other political societies. [Doyle 1986:19]),這包含了正式(formal annexation)與非正式(informal domination)的控制。那但是帝國不能涵蓋所有不平等關係。在社會科學裡面習慣區分,帝國(Empire)是有效控制外交和內政,霸權(Hegemony)指的是外交有控制、但內政沒有控制。這是一種理解。那甚麼是帝國主義?是試圖建立和維持一個帝國的過程(Imperialism is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and maintaining an empire. [Doyle 1986:19])。馬克思傳統裡面不太重視維持,主要看的是為甚麼會產生帝國背後的social force是甚麼。

 

另外再提一個定義,大同小異。最近有一位紐約大學歷史學家Frederick Cooper,他也做了很類似的定義(Empires in World History: Power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另一個就是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Motyl,他其實是研究蘇聯的(Revolutions, Nations, Empires),他認為帝國是一種結構性的中央集權政治體制,核心國家和菁英支配邊陲社會,所以這個結構是一個車輪關係,複數的邊陲許多重要部分透過核心部門連結,從邊陲到核心的資源流動也是由核心控制。他更強調結構關係。他有一個重要部分是要大家區別帝國與帝國主義:帝國意味一種政體(polity),不管它是state還是superstate;但帝國主義是一種政策。那帝國主義不見得會導致帝國出現,因為有時候帝國的擴張會把邊陲納進去變成平等的一部分,比方說法國或德國對阿爾薩斯和若林(Alsace-Lorraine),是把它直接變成自己的一省,這樣是民族國家的擴張,而不是heirarchical的結構。那日本統治兼併沖繩、台灣、朝鮮,這個過程在我們階段上是帝國,但是長期而言是要兼併為地方的一縣這樣的過程。

 

對帝國與帝國主義的研究契機

 

接下來講我個人為何對這樣一個問題產生興趣?其實我最早有興趣的是帝國,而不是帝國主義。帝國作為domination,作為政治支配的類型,我關懷的是帝國統治(imperial rule)的方式、意識型態、技術等。很簡單,因為我的專業領域是日治時期台灣政治史,自然可以理解說:台灣作為邊陲被納入殖民或帝國的政治結構裡面,日
人怎樣支配、統治台灣,台灣如何
response,變成我們研究殖民歷史很重要的因素,因此不可能會完全不注意到帝國。研究政治史,會理解到日本統治台灣,它是整合還是差別統治?它的參政權賦予和公民權賦予是怎樣的?全世界最複雜的公民權賦予是法蘭西帝國,給予各種不同「既是法蘭西人又不是法蘭西人」的複雜公民權賦予。像這類問題是我一直長期關懷的。從這裡因為想了解日本帝國到底是不是有特殊性,所以比較日本和大約同時代19世紀中後期發展出來的西方殖民地做一些比較,那當時比較的焦點在於:國家形成擴張、民族主義、還有帝國支配,其實是殖民主義啦,殖民主義作為帝國支配的一種型態,帝國核心部對於邊陲地區所進行的統治方式有非常多種,其中一種是殖民主義。

 

興趣是從這邊出來的。Imperial ruleimperialism就是一個很不一樣的東西,當時比較沒有注意到帝國主義。可是後來慢慢的,開始有一些研究成果累積以後,想到應該要建立一個台灣政治史的長期詮釋架構。台灣政治史喔,常常在歷史學家眼中是斷裂、是不連續的,因為它有連續的外來統治,於是一下子荷領、清領、日領、荷領,於是很多謹慎的歷史學家認為不可能有一個政治史的詮釋概念。那我不是歷史學的,嚴格講我學院是政治學的,所以domination可以連續,政權可以不連續,所以對我而言這不是一個問題。所以我試著尋找一個長期的詮釋架構,然後我慢慢注意到台灣一個地緣政治的位置,就是帝國夾縫裡面的位置,東亞台灣剛好在這個地方,然後又有東亞好多個不同的imperial center,這個結構長期制約了台灣政治史的發展,我這個概念稱為「多中心的共同邊陲」。那歷史社會學者有人把它稱之為interface,像是科西嘉(Corsica)、阿爾薩斯-洛林,很多地方都是這樣。這個地緣夾縫中的地緣政治位置塑造台灣、形成民族主義和國家,但也限制它完成,既enable、又constrain,很矛盾的。然後我開始理解到說,帝國因素不但沒有從台灣消失,還在持續發生作用,所以後帝國時代(post-imperial age)其實並沒有來臨。那我就開始注意到說,過去統治台灣的幾個不同帝國,比方說荷蘭帝國是商業的海上帝國(Sea empire),清帝國是租界農業的陸上帝國(land empire),兩者的擴張模式就不大一樣;那日本是典型的19世紀後期興起的所謂新帝國主義(new imperialism)的個案,接著戰後美國和蘇聯又是另一種,然後90年代以後的美國以及,最近的中國。台灣在夾縫當中被強者支配,當然會影響到作為一個知識份子、研究者的認知,我們的認知過程受到經驗事實、所處的時代影響。就我個人而言,過去覺得關鍵是一國的支配,現在發現這個結構是一個長期不變的結構,而且會持續影響台灣未來。

 

然後另外一個原因,是我個人注意到一個問題:台灣在2000年以後的政治發展,台灣民主深化鞏固受到外部制約,我們本來以為台灣的民主化是一個哲學上叫目的論的過程(teleological process),就是說我們只要努力持續發展就會鞏固。我們現在發現說不是這樣,帝國因素越來越鮮明、感受越來越深。一個是小布希的美國,911前和獨派走的很近,911之後突然背棄台灣。那另一個是中國的崛起。這兩者又可以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機制來進行全球性的干預,所以非常像是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free-trade imperialism,貿易帝國主義。中、美在各地進行資源的爭奪,中東、中亞、非洲,儼然是19世紀末英、法爭霸的局面,比方說蘇彞士運河。這波帝國主義的drive是什麼?它表現出來的型態是甚麼?台灣在這一波帝國主義的浪潮中,它的地位怎麼樣?命運怎麼樣?

 

我想,我和研究院很多前輩很不一樣,我不是一個純粹對知識有純粹興趣的人,我是一個困而知之的人,我們面臨的限制很多我們必須要知道。我今天把這些書帶來的原因是說,這裡面有很多是帝國研究、帝國主義研究,比較過去取向的(past-oriented),研究比方說19世紀後半、20世紀前半的殖民帝國,如何支配、如何控制、如何統治,這類的是過去的興趣。那現在,因為當代的問題,使我們發現台灣被再啟動出一個可能會被再殖民的過程,激發我們重新思考帝國形成的源頭。

 

比較的帝國史/殖民史研究

 

帝國史研究在前帝國核心部位是非常興盛的,像英國劍橋、牛津都有帝國史系列,而且都是新版舊版出了兩三套了;然後法國帝國史也非常多,德國也非常多。但是比較研究是不大多,而且理論化、概念化的程度很低。我的了解大概只有一個研究,Ronald Robinson他們最早提出說:帝國主義的驅力不來自於帝國核心,而是來自於邊陲地,然後帝國的成立如果沒有來自邊陲的協力者(collaborator)是不可能成立的,這是早期的理論洞見,一直影響到現在。其他部分都比較像純歷史。

比較殖民史研究和比較去殖民化研究,因為戰後5060年代大量殖民地國家獨立引起學界注意。我很喜歡那句話:「米娜娃之梟只在黃昏之後飛翔」,因為學者常常是在歷史發展之後才注意歷史。我今天帶了幾本是早期的,因為英語世界這是David FieldhouseColonial Empires,把西班牙、葡萄牙、法國、荷蘭重商、英國做了一個非常完整的介紹。另外一個是《歐洲殖民統治》(European Colonial Rule),是早期的經典,1960年代,這些書都是比較著重描述(descriptive),也比較重視支配,這也是我個人最大的興趣,就是說外來統治如何統治本地,這是政治人類學的一個重要課題。吳乃德的clientelism概念就是從政治人類學來的,是說兩個異文化接觸之後強勢文化嘗試支配弱勢異文化的政治基礎,那是我長期的興趣所在。這類作品主要是經驗事實的羅列,對,我真的把它們當參考書。

 

不過到了80年代,有個特殊的因為研究日本帝國出現這個,Ramon Myers Mark Peattie寫的Japanese Colonial Empire,到現在還是masterpiece,因為它是1980年前期,但是它出現比較視野,找歐洲各國學者一起寫關於日本的事。事實上在80年代後期、90年代前期,因為蘇聯瓦解、美國興起、後殖民研究興起,比較研究熱潮開始出現。像德國帝國的時間很短,可是它理論化的程度很高,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是一個compensation。英國人不喜歡理論化,德國人比較喜歡理論化,然後法國人比較sentimental(笑)。然後這個是目前大概唯一一本高度理論化,把它當成一個概念Colonialism去看,Jurgan OsterhammelShelly Frisch。然後剛剛那本Fred Cooper,他非常非常傑出,我個人認為是歷史學裡面研究比較殖民最傑出的作品,他概念化程度最高,然後他高度反對後殖民研究的非歷史、反歷史、去歷史取向,把歷史上4500年來不同階段的帝國跟殖民的時代做獨立思考,然後還原到每個階段的面貌和不同的原因。

 

然後,日本那邊呢,因為冷戰結束之後,日本長期不準備檢討有關日本帝國主義的問題,開始改變了,某個意義上是學界的去殖民化,出現大批帝國研究,除了日本帝國本身的研究,像小熊英二(今天沒帶來,實在是太多了帶不來,我有一整個書架的帝國),但是日本也出現他們自己獨自的比較帝國研究,日本人西洋史非常強,有專門研究英國帝國,有專門研究法國帝國的,非常非常深,他們是在這個基礎上做了比較帝國研究。不過anyway,這些研究中很少帝國主義的研究。而台灣的殖民史研究,非常遺憾,一直限於單一帝國單一地域的研究,比方說沒有人比較台灣跟巴達維亞、台灣跟沖繩、北海道、滿州等。90年代後期是因為受到日本影響,開始有比較多殖民比較的視野,不過還是限於台灣人在日本帝國內陸流動的研究,台灣人跑去華南、滿州、華北,跟著台灣人走,而不是per se研究帝國。這和Mark Peattie他們建構的,後來連續出了幾本,滿
國流浪之旅,很不一樣。

 

文學界受到SaidFanon的影響,但沒有人真的做大英帝國或法蘭西帝國的經驗研究,都是二三手的引述,所以他們對殖民地常常會使用一種非歷史性的(ahistorical)的理解,好像全世界的殖民主義都是一樣的。這受到沙特毒害很深,他把殖民地簡化成為一個哲學概念。台灣唯一一個例外大概是史語所戴麗娟,她真正研究19世紀以來法國帝國,非常熟悉。我們台灣至今沒有真正比較帝國史或比較殖民史的研究。最近有新清史,引進清帝國主義和清殖民的概念,不過國內好像還沒有看到相關的寫作。

 

個人的博士論文大概是第一篇比較日本和西方帝國支配方式、意識型態的問題,但是我對帝國主義完全沒有提到。簡單說,上面跟大家報告大部分的都是帝國研究,通常帝國主義會包含在帝國研究作為一國時程、起因的部份,所以我們有更多研究的理解,也許我們至少會對帝國主義有興趣。可是遺憾的是,台灣帝國研究不發達,連帶的和帝國主義研究也不發達。另外,西洋史、東洋史、世界史都很薄弱,因此比較無法進行比較視野的理解。第二個是學界、社會科學界缺少比較視野,大家嘴巴上講比較比較,實際上做比較研究的人不是非常多。第三,台灣缺乏左翼知識傳統,對於權力、支配這類問題敏感度很弱。唯一的例外大概是cultural left,文化主義那邊,但是容易抽象化到好像有點,「按讚的抵抗」那樣。然後,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基本上完全不研究這個題目,只有人類學接觸到異文化,但人類學比較重視意義的問題,所以跟我們討論帝國作為domination之間比較沒有那麼清楚。以上是我們所處台灣的知識環境,不是很準確,但大概跟大家報告。

「中國:在武漢國際研討會上討論的列寧思想與馬克思主義」──各種思潮傾向概述◎Paul Le Blanc│陳宗延譯

China: Lenin’s ideas, Marxism discussed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Wuhan By Paul Le Blanc

201312日原載於Link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ist Renewal

http://links.org.au/node/3164

[閱讀Paul Le Blanc在這場國際研討會發表的主題演講[中譯]更多關於Paul Le Blanc和他寫的文章,及更多論列寧的文章]

 

武漢,中國中部湖北省的省會,著名的武漢大學為它增光,那裡曾是兩個世界上最主要革命思想家與組織者──2006年的羅莎盧森堡和最近的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的國際研討會舉辦的地點。

 

20121020-22日,它主辦了「列寧思想在21世紀國際研討會:詮釋及其價值」。兩場活動皆由一位傑出的學者何萍教授組織統籌,她的體貼和關懷使她的學生們忠誠跟隨,而她全球性的觸角和知識上的開放性創造了使人印象深刻的學術交流。

 

這場會議由羅莎盧森堡基金會和武漢大學許多部門(哲學學院、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所和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所)共同發起。我在他處報告過羅莎盧森堡研討會複雜而奇妙的經驗,所包括的資訊與分析我在此不再贅述。

 

六年後,列寧的研討會有許多相同的性質──例如,幾乎所有論文都提供中、英雙語,並進行英文和中文的同步翻譯。雖然兩次會議都預定為三日,然而這次比較短──有一整天花在遊覽武漢的博物館和古蹟,那絕對是豐富的,但卻比羅莎.盧森堡研討會減少了大家接觸與討論的機會。參與這次研討會的中國學生似乎真的比較少,而這就相應地減少了──就我看來──相比於羅莎.盧森堡研討會(至少就我記憶所及)所注入的某種青春和開放參與的精神。

當然,這裡存在相當的多樣性,鑑於出席者有近100位學者──大多數來自中國,但大概四分之一來自國外,包括一群在中國唸書的歐洲學生。與會學者中,除了主辦國之外,有奧地利、英國、加拿大、法國、德國、印度、義大利、日本、荷蘭、波蘭、俄國和美國。*(註)且在外國來賓和在中國參與者中,可以辨別出不同的思潮傾向。

 

脈絡

武漢是中國最大的城市之一,它也是那廣袤而令人驚嘆的國家在過去、現在和未來的關鍵組成之一。

 

1911年的基進民族主義(radical-nationalist)的革命──它將中國從帝制轉變共和的中華民國──始於此處。武漢是中國國民黨的要塞之一,1927年國民黨人(Nationalists)也是在此殺氣騰騰地轉向清除他們的左翼盟友中國共產黨(CPC)。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日本的猛攻下,國民黨將首都遷往武漢[1]。自從共產黨在1949年震撼世界的革命性勝利後,它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偉大的城市工業與教育中心之一──目前有超過1千萬人口,以其汽車與鋼鐵製造、光電、藥劑、生物工程等聞名。在遊覽他們出色的1911年革命博物館──及其現代主義化的建築和精緻的展覽──後的總結,訪客接觸一個巨大的環繞視頻所描繪的未來武漢,有著通明的燈火和超現代的摩天大廈以及顯然的共同繁榮(prosperity for all)。在研討會結束後,我在回美國的飛機上,我能夠讀到20121023日發行的英文《中國日報》(China Daily:「在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深化改革開放、加速轉變困難地區的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時刻。」(這是一篇論中共即將召開的第18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文章)。

 

人們普遍理解中共在維持其對中國的獨佔政治統治的同時,過去多年來沿著資本主義的路線改革經濟,努力讓國家變成全球經濟的主導球員。按照官方的規劃,中共的「官方馬克思主義」(MMD)(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Marxism-Leninism/Mao Zedong Thought/Deng Xioping Theory][2])是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之路:今天創造足夠明天分享的財富。在研討會中,這被波蘭參與者Zbigniew Wiktor教授喻為列寧在1920年代初期的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 (NEP)),他用的術語和概念與英文《中國日報》的相符,後者解釋即將到來的中共的代表大會「具有十分重
的意義,它激勵中共黨員和各族人民繼續建設小康社會、推進現代化建設、以及發展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看來似乎許多中國參與者亦從此立場出發。

 

除了在許多文章中一遍遍地重複成套公式(指的是「各族人民」、「小康」社會、「中國特色」等)外,英文《中國日報》是一份編輯得當且資訊充足的出版物,像是美國政府經營的《今日美國》(USA Today)之類,提供了世界(尤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現況的資訊。在載有前引文的報紙影本中,報導了其他的消息──例如,廣大中國人民中的持續不平等和貧窮、許多人缺乏健康照護、環境挑戰、政府權力人士的大量貪腐。這些關注都以樂觀的方式表達──提出新政策、計劃及方案以解決和克服問題。

 

當然,如果民主(民治)和一個由工人多數控制下的國際合作共同體,是克服這些問題的核心,同時也是社會主義真正的定義和存在──如馬克思、羅莎盧森堡和列寧的許多作品中反覆強調的──那麼英文《中國日報》提及的挑戰便確然艱鉅。如那篇論即將到來的中共代表大會的文章說的,現在是「促進理論的創新,包括擬訂回應時代與人民召喚的綱領和政策」的時候了。

 

自然有不同的方式解釋這些話,但這類方式必定會證明在武漢舉辦的羅莎.盧森堡和列寧研討會所代表的國際交流的重要性。也特別令人感興趣的是:7千萬中共黨員中──在一個13億或更多人口的國家──儘管在採用與美化資本主義經濟實踐下,許多人仍舊相信繼續堅持中國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革命目標的重要性。對一些人來說,對使用舊理想主義可能會有犬儒的想法,認為是一種貪婪和權力欲操弄的假面具和野心家的慾望台階,但對所有身為中共黨員且認同中國革命理想的大量人民而言這並不真確。這之中有知識上誠實的個人,尋求連結比幾十年前通常傳播或允許的更為廣闊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源流。

 

在一個似乎是貪婪的資本主義之發展與瀰漫馬克思主義修辭的意識型態之持續(以及一些認真努力發展和深化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分析)這兩者之間巨大鴻溝的問題,無法妥當地在這篇報告中提出。但這有趣的矛盾確實存在且並非沒有意義。

 

不同思潮傾向

 

主辦單位解釋:這場研討會的目標是要發展列寧研究、馬克思主義思想和當代世界的議題,並增進西方與東方學者的學術交流。

 

講者和討論小組(panels)所探索的主題包括列寧與馬克思的關係、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俄國馬克思主義、中國馬克思主義和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列寧思想與帝國主義和國際經濟發展議題、民族主義、民主、女性主義,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內政與國際政策之間的關係亦受重視。

 

我無法提供詳細的研討會記錄,並在此向那些我未提及其報告者致歉。然而,考察過這40多篇報告論文,要辨別出當中特定的思潮傾向卻是可能的。

 

在中國參與者中,有些人──如同稍早的羅莎.盧森堡研討會的情況──的報告是站在與中共「正統」意識型態(「官方馬克思主義」(MMD)和在英文《中國日報》中表達的觀點)一致的立場來捍衛和闡述列寧思想,有時看來是僵硬且教條的風格。(這很不幸,因為這與列寧本身的取徑是格格不入。)

 

然而,特別值得一提的另一種傾向:有些較年輕的學者勤勉地耙梳列寧的作品,目的是為了發展理論建構,或解釋、或澄清、或強化中國政府關於國際關係的政策、後革命「社會主義改革」、打擊貪腐的努力、中國當代婦女運動以及中共作為「執政黨」的地位。

 

除了明顯的知識勞動,以及在某些情況下,從這些報告所看到一些創意。但對我而言,它們受到兩類問題所困擾:其一,列寧的作品是傾向於特定的歷史脈絡,不像有些報告者似乎相信的能那麼輕易移轉到非常不同的歷史脈絡中;其二,他也不會對他任何或全部的話被提出作為某種不能偏離或在政治上不容置疑的正確標準而感到自在的。

 

當列寧主張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is not a dogma, but a guide to action)」時,他明顯不是指行動(或政策)應該由教條指導。列寧認為這種取向會「把馬克思主義變成一種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東西turn Marxism into something one-sided, disfigured and lifeless)」,抽掉它「活的靈魂(its living soul)」。他主張我們必須將革命理論注入「辯証法即關於包羅萬象和
滿矛盾的歷史發展的學說(
dialectics, the doctrine that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s all-embracing and full of contradictions」和對「可能隨著每一次新的歷史轉變而改變的特定實際任務definite practical tasks … may change with every new turn of history)」的理解。(這些引自列寧1910年的文章,〈論馬克思主義歷史發展中的幾個特點Certain Features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Marxism))

 

有好些中國參與者的報告,就我看來,在探索列寧的思想時被更強大的動態歷史發展感受所鼓舞。何萍教授從學術思考列寧經典的《國家與革命State and Revolution)在中國過去三十年被處理的不同方式時便是如此。

 

許多中國學者也檢視了羅莎盧森堡和列寧的差異,但我看到的是不幸地將一方(通常是列寧)視為優於另一方。我自己對此頗有不同的看法,在我自己的報告中呈現了:「列寧和羅莎.盧森堡從彼此眼裡看對方(Lenin and Luxemburg Through Each Other’s Eyes)」另一個有趣之處是許多報告都處理列寧與第二國際其他馬克思主義者之間的關係。我特別欣賞一位大膽的學者的結論,主張卡爾‧考茨基的馬克思主義優於列寧的,儘管我不同意那個立場的實質內容。

 

何萍教授兩位年輕門生(protégés)的報告也很好,他們本身是武漢大學的教授,吳昕煒Wu Xinwei)處理「列寧的文化領導權」(Lenin’s Cultural Leadership),而李佃來(Li Dianlai)討論列寧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關係。吳提供了一個思慮周全(thoughtful)且精工細作的(workman-like)對列寧關於俄羅斯文學的看法的討論,特別是托爾斯泰和高爾基(Maxim Gorky)的作品。李展現了可觀的學養,強調列寧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核心與兩位西方馬克思主義奠基人物盧卡奇和葛蘭西相關。

 

國際參與者

在國際參與者中,也辨識出不同的傾向。似乎相當少人以正面態度附和中共的官方意識型態,像前述關於Zbigniew Wiktor教授的供稿──這是大多數人傾向迴避而非擁抱的。

 

很多人的供稿傾向於站在含蓄批判「官方馬克主主義」正統的立場。在這些人之中,德國的奧圖卡‧魯本(Ottokar Luban)和美國的諾曼‧萊文(Norman Levine)提供了對列寧有趣而清晰的(articulate)批評。魯本,國際羅莎盧森堡學會(International Rosa Luxemburg Society)最突出的成員之一,提出:羅莎.盧森堡代表一種社會主義的民主取徑,優於他眼中由列寧代表的威權取徑。萊文,一位突出的馬克思學者,其工作大部分圍繞在捍衛馬克思免於在他眼中被其他大部分自稱跟隨者(would-be followers)的哲學摻假和扭曲(philosophical adulteration and distortion),他認為馬克思的戰友恩格斯引入錯位的「通俗化(popularisations)」馬克思主義,使第二國際所有自稱馬克思主義者迷失方向,特別是列寧,反過來為斯大林鋪路──因此,我們可以說恩格斯要為嚴重地摧毀共產主義運動的斯大林主義承擔責任(儘管在討論期間,萊文從這個具體闡述有所讓步,不過仍繼續主張回到馬克思,獨立於那些聲稱跟隨他腳步的人)。


在這討論會中,斯大林會發現一個人有點孤單,但是有猛烈且相當勇敢的他的捍衛者艾拉‧魯爾(Ella Rule),她代表英國共產黨(馬列主義派)(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Marxist-Leninist)),一個雖小但好戰的毛派兵團,不可與其他英國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變種混淆。她主張,中共撤離了對斯大林的捍衛和他的教誨,反映出它決定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不幸地,她自己論〈馬克思主義與婦女解放〉的主要報告自限於恩格斯和列寧的通俗化評論──伴隨若干人類學論點(anthropological dots)的投機連結──對馬克思主義運動在婦女解放理論與實踐的豐富傳統則毫無參照。

 

對我而言,更有趣和滿意的是俄羅斯馬克思主義者阿列克謝‧古謝夫(Alexey Gusev)過於簡潔(all-too-brief)但非常有能耐的報告,〈列寧與1920年代俄國意識型態和政治論述中的列寧主義〉。古謝夫檢視俄羅斯共產黨在列寧1924年過世後主要成員的領導方式,尋求對他想法的輪廓和要旨作出解釋與普及化──聚焦於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季諾維也夫(Gregory Zinoviev)和斯大林他們朝一個現成準則(ready-made axioms)體系的方向推進,而其他人像是托洛茨基和尤金‧普列奥布拉任斯基(Eugen Preobrazhensky)則朝更靈活而動態的概念推進。他也觸及流亡的俄國保守派和自由派相當不同的取徑,以及對流亡的社會革命黨(Socialist Revolutionary Party)及俄國社會民主工黨(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Labor Party)孟什維克派(Menshevik faction的社會主義者進行批判性評估。

 

討論了列寧思想與葛蘭西和阿圖塞之間關係的重要供稿是由奧地利學者本杰明‧奥普托克(Benjamin Opratko)的〈重讀葛蘭西的列寧主義〉和加拿大學者湯瑪斯‧卡邁克爾(Thomas Carmichael)的〈偶然的唯物主義與阿圖塞的列寧〉(Aleatory Materialism and Althusser’s Lenin)分別提供的。

 

在此我必須承認偏愛葛蘭西大膽的人文主義的黑格爾式列寧主義(humanistic Hegelian Leninism)甚於阿圖塞的反黑格爾且反人文主義的構念。儘管在我看來卡邁克爾教授妥善把握了阿圖塞的觀點,我對那些觀點的缺乏同情心,加上那些觀點的闡述的複雜性,使我難以公正看待他所提供的。

 

相對地,我比較能夠更好地報告一下奥普托克,一位我認為充滿生氣而清晰的年輕學者的葛蘭西報告,我認為他的報告與李佃來在本報告前述關於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列寧主義根源的優秀論點配合(dovetailed)得當。由於篇幅所限,我無法對奥普托克供稿的豐富內容──強調葛蘭西對列寧的關鍵政治觀點的知識是積極而創意的參與──做出太多提點。他建議和展示「透過葛蘭西讀列寧」以及「透過列寧讀葛蘭西」的成果──特別是一種葛蘭西式的「從葛蘭西的觀點重讀列寧在〈怎麼辦?What Is To be Done? )〉中的若干闡述」。最重要的,奥普托克打破了在一些國際訪客中本可能過度學術化的趨勢,尋求將他的想法與「在諸如西班牙、葡萄牙、特別是希臘的歐洲國家發生的大規模抗議」連結──延伸到更好地同時理解「從上的危機統合主義(crisis-corporatism)和能夠挑戰它的從下的可能的霸權政治學(politics of hegemony)」。

 

我已經提過列寧的馬克思主義聚焦於革命理論和革命行動間創意而批判的、辯證性的互動。除了奥普托克之外,其他反映此種取徑的參與者是羅蘭‧博爾(Roland Boer)(一個也花了很多時間在許多其他國家的澳洲學者)、拉妲‧杜澤(Radha D’Souza)(一位在印度出生、在英國教書的學者)和杰弗洛伊‧拉夫爾卡德(Geoffroy de Laforcade)(一位在法國出生、在美國教書的學者)。

 

博爾曾對猶太教—基督宗教(Judeo-Christian)神學研究和內含於宗教圖像(imagery)的意義,特別是這
事物與馬克思主義的互動,做出值得一提的馬克思主義影響的貢獻。這類主題瀰漫於他對會議兩篇有趣的寫作供稿──「宗教作為奇蹟」和「致敬(
Venerating)列寧」──但在會議他擁有短暫的評論時間,他結合了一種對他非正統反思的調皮跡象(playful indication),以及對列寧觀點與我們自己的時代的關連性的直率捍衛──特別是俄國革命派將自發起義與嚴肅的組織、策略與戰術的概念靠攏的動態方式。

 

杜澤檢驗(正如她自己總結的)「被壓迫國家的自決(self-determination)、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鬥爭之間的連結(nexus)」,幹練地主張「在列寧的思考中這三方面是不可分離地聯繫的」以及「對這三方面統一性的離析阻礙了我們對當代帝國主義的認識」。

 

對當代關連性的關注在拉夫爾卡德報告的標題中很清楚:〈什麼是列寧的『左翼』?查維茲(Hugo Chávez)和莫拉萊斯(Evo Morales)的拉丁美洲的國際主義、後殖民主義和革命的主體〉。堅持拉丁美洲各處的人民運動(popular movements)、鬥爭和起義將對羅莎盧森堡的概念「改良或革命」與列寧的「二元權力(dual power)」(以及他對工人階級霸權和工農聯盟的看法)注入新生命,拉夫爾卡德認為有些對列寧的批評(例如,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的)值得思量,但總結道:「難以置信一個對列寧思想與行動的辯證性評估,特別是在那些年間領導世界上第一個成功的社會主義革命應被拋棄,即使承認時代錯置(anarchronisms),而對他的黨與專政概念的歷史得失功過(balance sheet)批判性地重估或甚至放棄。但在這新世紀變得清晰的是他和其他大量人們的目標仍然非常活躍的。」

 

我們時代的列寧
我自己對列寧思想的關連性和對列寧學術研究的一般狀態在我們自己時代的看法,已於我在會議提出的的主題演講〈列寧學術研究的新趨勢──對革命民主作用的尋求New Trends in Scholarship on Lenin – Impacts of the Quest for Revolutionary Democracy)(最近登載於Link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ist Renewal)上表達。在其中,我觀察到「不滿持續、擴散、加劇。這是美國和美國以外皆然的狀況。這是整個歐洲的狀況。這是從南非到埃及以及整個中東的狀況。這是印度和中國這兒的狀況。」我補充道:「資本主義的壓迫和暴力持續且在許多方面越來越糟」及「在我們的時代,對革命民主的追求開始增強」。我總結道:「越來越多社會運動參與者迫切地尋求通往更美好未來的途徑,正如列寧和他的同志多年前一樣。」

 

這類現實給武漢的羅莎.盧森堡和列寧國際研討會它們的意義和重要性。2006年和2012年研討會之間令人失望的差異之一,如前所述,是相較於第一次研討會,第二次較少認真的中國學生到會參與。一群受到鼓舞的基進化的歐洲學生(受不同的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思想影響,並且目前在中國唸書和做研究)出席了研討會,彌補了這一不足。他們由於對革命的知識營養感到飢渴,有些人感覺瀰漫於某些研討會場次(session)中的僵化且暮氣沉沉的性質抱持批判和不耐。他們特別失望對討論機會的不足,儘管在研討會結束前我們之中一些人創造了自己的機會,為我(或許也對其他人)提供了這場研討會的一些高潮。通過非正式討論,我從義大利、西班牙和奧地利學生學到中國工廠工人和社區的狀況,還有在他們一些的中國朋友間流傳的想法。我被告知:若干認真看待馬克思和列寧想法的中國學生,和工人一起發起了圍繞他們寫作的研究與討論團體。

 

只要在中國和其他地方的學生和工人,一起加入研究這類革命理念──批判地且創意地探索它們與今日生活現實的關聯性──在武漢研討會討論的列寧思想將會呈現出新的生命。

 

* 可惜的是,我們錯失了幾位主要列寧學者──你會想到Lars LihChristopher Read洛威(Michael Löwy)、Soma MarikAugust Nimtz,舉例而言,還有《科學與社會》(Science and Society)和歷史唯物主義》(Historical Materialism一類期刊及Sebastian BudgenStathis Kouvalakis和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Žižek)所編輯的文集《重新上膛的列寧》(Lenin Reloaded)(2007的若干主要供稿者。或許這之中有些人未來能夠出席類似的研討會。


[1] 譯者註:此處作者有誤,二戰日本侵略期間,國民黨遷都至重慶而非武漢。

[2] 譯者註:下稱「官方馬克思主義」。

霍華‧維茨金:弱勢者的知識份子◎陳美霞│陳宗延譯

Chen, Meei-shia, 1998, “Howard Waitzkin: Intellectual for the Disadvantaged.”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39(1): 4-6

http://www.jstor.org/stable/2676385

 

*我想要感謝安德魯‧施蘭克Andrew Schrank)有幫助的評論和有價值的編輯協助。

法國哲學家讓‧保羅‧沙特(Jean Paul Sartre)曾說,要成為一個知識份子,你必須在勞苦大眾(toiling masses)的鬥爭之中:成為受壓迫者的一部分,為了他們的使命而工作,與農民、無產階級、原住民、被殖民的人民等的苦難、願景和行動連結起來。很少人能滿足沙特的定義,但在作為一位社會科學家、醫師與公共健康倡議者的三十年中,霍華‧維茨金(Howard Waitzkin)做出勇敢的嘗試。他真的是一個「弱勢者的知識份子」。

霍華‧維茨金對受壓迫者的使命和苦難由來已久的學術與政治許諾,根源於一個顯示了現代社會中病痛(illness)痛苦的社會本質的個人經驗:他祖父的死亡,他以他的第二本書《第二種疾病:資本主義健康照護的矛盾》(The Second Sickness: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t Health Care)(1983)向他致敬。阿比‧維茨金(Abe Waitzkin)是一位俄亥俄州的房屋油漆工和工會組織者,他悲劇地死於用來把漆調淡的有毒溶劑帶來的肝癌。諷刺地,雖然阿比的工會曾要求政府監測殺死他的那種化學物質,這要求被置若罔聞。在阿比臨終前,他的醫師讓他陷入謊言與曲解的網羅中,使他困惑而委靡。儘管多數美國人將家庭悲劇視為「運氣不好」的孤例,霍華早成的「社會學的想像」讓他對他親愛的祖父之死知其所以然:資本主義生產和分配系統中固有的矛盾和不平等的一個相當典型的表現。

霍華‧維茨金對他祖父(教導他:朝向更美好生活的奮鬥,牽涉到一個撲克牌好手的幽默感、時機感和策略感)的愛與欽佩、以及他的過世的痛苦回憶,產生了一種對美國、拉丁美洲和廣大世界的弱勢者、貧窮者、少數族群和受壓迫人民的堅定不移的使命感──在他大學和大學畢業年間清楚展現的使命感,那時他活躍參與民權、健康權和受壓迫者及被殖民者解放的社會、政治與草根運動,並未妨礙他完成醫學博士(M.D.)和哲學博士(Ph.D.)二者的學業。在他27頁的履歷表中──列出無數著作、獎項、獎學金,以及大學、社區和公共服務──其中一行至今日仍然突出:兵役─良心反對者(conscientious objector)。

確實,讓他的一些導師懊惱(包括塔爾科特‧帕深思[Talcott Parsons]),霍華相信他不能把他的腦力工作和他的政治行動主義(political activism)分開,因此他開始探索他未曾在學校被教導過的觀點:新歷史(new histories)、批判理論和另類策略(alternative strategies)。不用說,考慮到對一位教授或一位醫師,或兩者皆是,的時間要求,要平衡與整合政治和知識生活是一件有挑戰性的嘗試。儘管如此,霍華超過百篇的文章和專書章節;三本有影響力的專書;在公衛、健康政策和醫學場域的大學、社區和公共服務;以及他獲得的無數榮譽與獎章,都表明了他已迎接挑戰。

他在1972年於哈佛完成作為一位醫學博士和一位社會學家的訓練後,霍華‧維茨金和芭芭拉‧華特曼(Barbara Waterman)出版了專書,《資本主義社會中病痛的剝削》(The Exploitation of Illness in Capitalist Society)(1974)。在闡述三位突出的社會學家──塔爾科特‧帕深思、艾略特‧傅利森(Elliot Freidson)和大衛‧米凱尼克(David Mechanic)──的醫學社會學理論後,霍華和他的合著者呈現了一套針對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醫學與健康照護實作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從弱勢者的觀點審視病痛,並說明資本主義健康照護固有的不斷的剝削;現代資本主義照護系統的社會控制面向;以及醫學帝國主義(medical imperialism)。在接下來幾年間,這本書將充當某種宣言,而霍華將對所有它的主題著手進行更深入的探索。

1970年代看到霍華達成生產力的新高。他在社會學、醫學和健康照護期刊出版多篇文章,處理健康和不平等間的關係、城市貧民的健康照護、健康照護中的社會控制、社區抵抗與組織、上漲的健康照護成本,和社會主義健康照護系統──總是展現一種銳利的「社會學的想像」,藉由從另一端,弱勢者那端,批判健康照護系統。

1980年代,霍華以廣受好評的專書,《第二種疾病:資本主義健康照護的矛盾》(The Second Sickness: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t Health Care)(1983),的出版繼續他的探索。這本書的標題衍自1939年加拿大外科醫師諾曼白求Norman Bethune)對中國社會主義解放力所稱的「第二種疾病」:一種由社會不正義造成的身體疾病。霍華從一開始就澄清他的觀點:許多病痛和苦難有著社會根源;醫學實作的組織終極地與更廣的社會組織不可分離;以及對健康問題有意義的解方通常需要根本的社會變革。建立在辯證與歷史唯物主義和馬克思、恩格斯、葛蘭西、阿圖塞和哈伯瑪斯的批判傳統的深刻洞見,霍華對階級不平等、醫學壓迫、科學與醫學意識型態、壟斷資本主義、和它們的許多矛盾進行全面而嚴謹的研究。作為一個歷史辯證唯物主義者,霍華盡力(took pains to)討論理論與實作間的辯證性關係,並申明研究和分析必須與政治行動連結,提倡在健康照護領域的非改良主義改革(nonreformist reform──以導致真正的權力與財政變革──並警示改良主義的陷阱。霍華進一步闡述和對比智利失敗的健康照護改革和古巴成功的社會和經濟革命與健康照護改革,以論證沒有社會秩序基本變革的漸進改革(incremental reform)註定要失敗。儘管他提倡一種社會主義健康照護系統,他自身作為一個非教條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和嚴謹的分析者,霍華也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健康照護系統的問題抱持批判。

霍華維茨金對在巨觀和微觀層次都對健康和醫療照護產生興趣。作為一位基層醫師(primary physician),他於70年代在微觀層次從事醫病關係的研究,處理醫病關係的政治學、訊息控制以及醫師作為社會控制的能動者。這項工作在他三本專書,《療遇的政治學:病人和醫師如何處理社會問題》(The Politics of Medical Encounters: How Patients and Doctors Deal with Social Problems)(1991)的出版達到高潮。再一次地根植於批判傳統,這本書變成醫病關係(patient- provider relationships)場域最有影響力的作品之一。帶著科學的嚴謹性,它面對研究醫學意識型態、專業的社會控制及療遇語言的困難方法論與理論問題。

霍華維茨金深刻和批判的作品與進步的政治行動在19801990年代持續著。一方面,他分析資本主義健康照護系統種種矛盾的歷史、政治、社會和經濟根源,而另一方面,他活躍地參與促進更平等、正義和人性的醫療照護系統與社會的政治行動。他對最弱勢人口面對的最困難和複雜的健康與醫療照護議題的批判性分析的努力毫不減弱。在他的研究和政治行動中,他都持續問:「甚麼樣的工作和活動提昇政治理解且刺激結構變革,而非鼓勵僅使現況續存的有限進步?」霍華的理論根植於他的實作,而他的實作由他的研究結果理論地形成。

大部分基進社會科學家都知道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Thesis on Feuerbach)的第十一條──「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
於改變世界。」許多人胡亂拋出這句話,但很少人真正活出它。
霍華維茨金活出它了。他是一個典範的學者、教育者、分析者、批判思考者和弱勢者的知識份子──而對此我們都感感謝。阿比‧維茨金應會引以為傲。

 

陳美霞是芝加哥大學健康管理研究中心(Center for Health Administration Studies)和健康管理與政策研究學程(Graduate Program for Health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的助理教授,和台灣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的公衛教授。她目前的工作包括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傳統中醫的國家政策比較研究;一項對亞洲的新國際勞動分工職業衛生和環境污染的研究;一項健康不平等的跨國研究;一項對中歐、東歐和中國的健康照護改革政治經濟學探索;以及一項口腔健康照護系統的跨國比較研究

 

[日記] 2013.01.19 介修、秋虹結婚

天濛濛未亮,硬是在南返夜車上把這篇欠了公醫時代許久的文章譯完。距離寫作當時的1998年已經有段時間了,但是陳美霞教授流暢的文筆仍清晰描繪了Howard Waitzkin其思其行的輪廓。

這其實是想要送給介修和秋虹的結婚禮物(會不會很沒誠意XD)。謝謝介修,激勵了我對醫學除了全然決絕排拒之外的嶄新想法,刺激我對自己未來該站在甚麼位置的不同想像,也幫助我們一群邊緣醫學生組織起來──當然,還介紹了我們認識Waitzkin其書其人。謝謝秋虹,從妳當Yun Fan老師社會學丁助教開始結下緣份(還通過讚哥連結在一起XD),對妳除了作為歷史學家/社會學徒的身份認同共同體,總還帶有一分同鄉、鄰家情誼,也感謝妳一直以來直接間接的激勵。

兄哥、阿姊,要幸福喔!身為數小時後婚禮台南場伴郎的我,要在繼續向南的路上補眠了!

跨界:朝向文化政治經濟學(四)◎Bob Jessop│陳宗延譯

34RR: 你也指稱「就菁英共識而論,全球新自由主義高點已過(the global neo-liberal highpoint has passed in terms of elite consensus)」──並補充道這並不意味新自由主義思維對政治體系的影響已經結束。你認為,甚麼是它對政治菁英影響衰微的主要徵兆?更普遍來說,你是否能列出能夠檢驗,且最終測量──至少對趨勢──一個「想像界」對一個既定社會群體之影響的判準?在其他當前的想像界中,哪些想像能夠刺激新自由主義想像界的衰微?在甚麼條件下它們可能進一步發展?

35Bob Jessop: 我所指認的高點指涉的是四類新自由主義轉移(neoliberal shift)的匯流(confluence):蘇維埃集團(Soviet Bloc)國家社會主義崩潰餘波中的新自由主義體系轉型;柴契爾主義與雷根主義方式的原則性新自由體制轉型;通過結構調整計畫(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mes)等、加上特定國內資本部門與國家管理者的一些支持,由上而下強加的(top-down imposition)新自由主義;以及意圖以另一套經濟、政治和社會模型維持狀況的,實用主義的(pragmatic)新自由主義政策調整。這是《經濟學人》慶祝「我們現在都是新自由主義者了(we are all neoliberals now)」此一事實的時刻,但這局勢在它慶祝的時刻早已瓦解。新自由主義震撼療法(shock therapy)失敗,「多一點市場,少一點國家(more market, less state)」的限制在新自由主義體制中變得明顯(因此轉向第三條路[the Third Way]和其他側翼及配套裝置[flanking and supporting devices]),主要國際機構開始發現他們結構調整方式的錯誤,而實用主義政策調整是可逆的。這並非意味在今日的菁英中沒有堅定的新自由主義者(或或無法在新自由主義架構外思考的膝反射[kneejerk]新自由主義者),特別在經驗了基進新自由主義體制轉移的經濟與政治形構的心臟地帶。這卻表示:初始對新自由主義轉型魔術般特性的盲信已經消散,而一種更實用主義的、調和的(tempered)取徑被採納。這導致了某種殭屍新自由主義(zombie neoliberalism)的說法,一種已經半死不活且無疑奄奄一息(moribund)的新自由主義。我對此沒那麼樂觀(sanguine)而且,確實,相信會有重振新自由主義計畫的持續努力,藉由剝削當前危機並將之敘事為一場財政赤字和外債(sovereign debt)的危機、而非將之置於其金融支配積累的源頭。對新自由主義最佳的中程回應是發展政治生態學批判(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logy),作為對資本積累(無論是否帶有新自由主義的偽裝)整體邏輯的挑戰。這需要一場陣地戰(war of
position
)以延展適合特定境況的新形式的團結經濟和永續經濟(solidary and sustainable economy)──這也意味著全球北方(global North)不應以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為代價拯救自身。

36RR: 現下在法國對新自由主義有熱烈的論辯:新自由主義思維中從李普曼會議(Lippmann conference)開始是否存在本質性統一(essential unity),或者存在的是從德國秩序自由主義(German Ordoliberalism)到芝加哥學派等不同支派的新自由主義,帶著對國家、經濟與經濟學的衝突觀點,正如奧迪耶(Serge Audier)所揭示的?你對新自由主義的多樣性有何看法?

37 Bob Jessop: 不存在新自由主義思維的本質性統一,而新自由主義思想與新自由主義綱領及實作之間也不存在必然關係。最起碼,我們必須像奧迪耶、佩克(Jamie Peck)、傅柯、米洛斯基(Philip Mirowski)和其他許多人那樣,區分德國秩序自由主義和芝加哥學派新自由主義為發展李普曼會議中明確表達(articulated)的主題的不同方式。確實,即使我們將後者視為新自由主義的創建時刻(founding moment),它的創建成員早已不同,且並未達到更廣泛的共識。再者,新自由主義是一個充滿(shot through with)矛盾的計畫,因為它經濟上對資本關係中交換價值面向的側重,它政治上對市場─國家對立(market-state opposition)及其給予市場特權的側重,它意識型態上對自律、自由意志個體的側重。這三面向處於張力狀態,且在真實世界中需要持續的重新調整。更進一步的難題是新自由主義計畫最初所追求的不同脈絡──秩序自由主義在德國,芝加哥學派在智利,柴契爾式新自由主義在英國,或者新自由主義作為國家社會主義轉型至市場資本主義之創造性破壞在前蘇維埃集團。如果我們接著接受在任何新自由主義計畫中都有不同的階段,例如滾回式新自由主義(roll-back neoliberalism)、滾出式新自由主義(roll-out neoliberalism)和吹回式新自由主義(blow-back neoliberalism),這在不同的脈絡中也會採取不同的形式並且具有不同的時序性(temporalities)。而最後,如果我們同意新自由主義不能是一個完全的計畫,它總是需要與其他理念性特徵接合、尋求不同社會基礎的支持、在不同的積累體制和規約模式中被追求、面對不同形式的抵抗、並通過不同的側翼及配套措施尋求慰藉,那麼新自由主義應該在策略和戰術方面被理解為導向具體局勢,同時全然意識到其失敗傾向。然而,迄今,正如佩克注意到的,它傾向於『向前失敗(fail forwards,從失敗中汲取教訓)』,即用它的失敗去適應、調整和向前行。最後,或許,我們應該注意到:說新自由主義思考了或行動了甚麼,是深深誤導且神秘化了。在思考的是社會能動者,在行動的是社會力──而這些都是複數的、變動不居的(in flux)、與時易移的(change over time)。

38RR: 你是否有任何想要補充的,或許就結論而言?

39Bob Jessop: 我想不到任何新的主張要補充了。但我應當提到:近20年來大部分我的工作都與岑艾玲合作生產,她經由其他路徑達到需要文化政治經濟學的類似結論,且也將我們共享的洞見應用於其他脈絡。作為結論的方式,讓我闡述三個影響我學術工作整體取徑的普遍原理:保持好奇心,懷疑一切事,容忍歧義性!(remain curious, doubt everything, tolerate ambiguity!)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能在以知識發展不均(uneven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為特徵的,高風險的跨學科脈絡中工作。而這又反過來(in turn)牽涉到自我反思性的肯認(self-reflexive recognition):我們無法完全精通(au fait, at fact)自身的理論發展──它的提前與滯後(leads and lags)、曲曲折折(zigs and zags)、以及未來的可能性。

40RR: 我們希望能感謝你參與這非常刺激的訪問!

跨界:朝向文化政治經濟學(三)◎Bob Jessop│陳宗延譯

 

3.論文化政治經濟學、新自由主義與主流

22RR: 你將你的取徑命名為(coined)「文化的─或語義學的─政治經濟學(Cultural – or Semiotic – Political Economy)」。是否能請你概述這個取徑的主要特徵,並是否能請你同時將它置於經濟學異端取徑的場域之中和之外?

23Bob Jessop: 文化政治經濟學並非全新,即使它的名字是新的。它在古典政治經濟學、在舊制度論(old institutionalisms)、在德國歷史學派某些學者的作品等等,有著長久的傳統。而在近20-30年,有了獨立的運動朝向一種取徑近乎我們所稱的文化政治經濟學。在本質上,文化政治經濟學嚴肅地對政治經濟學批判採取文化轉向(一種對意義創造[meaning-making]的關注),並尋求在如此行的同時與批判政治經濟學關於資本主義的基本(物質)特徵、其根本矛盾、其危機傾向、及差異性積累的動態之教訓不失聯繫。在這個意義下,它尋求發現『軟調經濟社會學(soft economic sociology)』(側重經濟活動的社會鑲嵌與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t]特徵)與『硬調政治經濟學(hard political economy)』(側重自然化[naturalises]及物化盈利取向、市場中介經濟的經濟範疇和『運動定律(laws of motion)』)之間的媒介via media)。即使其他人也試著發展這類中間路線(middle way),文化政治經濟學的特殊性可見於其對語義學分析之核心範疇及分析技術的運用(mobilization),和它們與一種基進的、異端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接合。在這個意義下,它可以被視為貢獻於異端經濟學的廣大領域,而確實,我們關於文化政治經濟學的工作很大程度上依賴,有時達到寄生(parasitism)的程度,於廣泛的異端經濟學家承擔的持續創新工作。

24RR: 對你來說,語義學是因果上有效(causally efficacious),同時也有意義的(meaningful)。你仔細地補充:沒有社會實作可以化約為其語義學的契機(moments)。這是一個超克相對主義、實踐批判實在論的方法嗎?它和目前在社會經濟學(socioeconomics)中蓬勃操演(performativity)的取徑有何差異?

25Bob Jessop: 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有一個古老的原理:一項解釋在意義的層次(level of meaning)上和在唯物因果關係的層次上(level of material causation)都必須要妥當(adequate)。社會世界在能動者持續以有意義的方式行動的範圍內再生產,而這取決於他們所尋求化約真實世界(自然與社會)的複雜性(以「繼續下去(go on)」)的方式。因此意義創造是社會生活的基礎。

但這並不意味著社會生活可以化約為意義且可以用採取行動的原因完全解釋。社會實作牽涉到具有意義的企圖以「繼續下去」(或者,確實,通過介入和尋求變革這個世界而拒絕這麼做),但它們的效力取決於社會能動者行動的境況、資源、能力和他們可以調配的承擔性(affordances),社會關係的可塑性(malleability)或脆弱性(vulnerability)及它們浮現的、他們尋求再生產或變革的性質,以及採納的策略和戰術(tactics)的妥當性(即使它們是慣習性的[habitual]而非高度反思性的)。一旦我們考慮了意義創造、結構化(structuration)、實際行動可及的技術、以及特定社會能動者的技藝和能力,我們便處於一個發展批判實在論解釋的位置,在此可以區別真實(the real)、實際(the actual)和經驗(the empirical),並以多重因果機制、在實際層次它們偶然性必然的互動、以及使關於這些過程的經驗證據成為可及的方法,分析它們。

關於「實作是操演性的」(即,能夠實現迄未實現的潛能,或以不同的方式再生產現存的社會關係和結構)的理念,在這方面與操演取徑有一個明顯的重疊之處。但操演取徑更常關注於展現操演性如何運作,且給予構念(construals)和能動性過於其所是之特權,以考慮甚麼限制了操演?為何許多計畫失敗或生產出非預期結果?不同社會能動者的策略和戰術間的衝突如何被解決(若能解決的話)?以及,是否存在一些中到長程而言(in the medium to long-term)不可壓縮的(incompressible)、無法解決的或不能去弔詭(de-paradoxification)的矛盾、困境和弔詭?簡言之,操演取徑冒著風險(不總會實現)採納了一種(比一個堅定的文化政治經濟學家準備要贊同的)更唯心論的、唯意志論的(voluntarist)或實踐理論式的(praxeological)分析。

26RR: 你以你在當前社會科學發展中感知到的「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來證成文化政治經濟學的闡述。這個「文化轉向」與你在2000年代初提到的「制度轉向(institutional turn)」如何相關?它是一種連續變化過程的擴大、預先存在的趨勢、或者應該轉化未來研究的方法與尺度的全新情況?

27Bob Jessop:  一次「轉向」不過是特
主題、方法或真實世界的面向在特定研究傳統中已被忽略或邊緣化的一種直覺、肯認或信念。轉向是社會科學(以及自然科學)發展的正常模式的一部分,再者,還能夠與更破裂性的轉移相關。在這個意義下,制度和文化轉向是可能共存的,取決於個別學者、潮流、理論傳統或研究優先順序的境況。制度轉向是對方法論個體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
methodological holism)的反動,基於「與制度有涉(institutions matter)」的直覺、肯認或浮現的信念,且不僅只是微觀社會行動(microsocial action)可被分解的效應(decomposable effects)、或巨觀社會必然性(macrosocial necessities)的功能性支持。它生產出廣泛的制度分析,部分地汲取社會科學中他處業已建制的舊和新制度論。文化轉向大部分是切合主題的(thematic)(延伸經濟分析到新領域,例如文化的經濟學或心智模式[mental models]的角色),但也包括了新方法的使用(例如建構主義,或者,為突出這些轉向間的連結,後來被稱為理論或論述制度論[ideational or 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者)。較少人追求一種本體論的文化轉向(an ontological cultural turn),即堅持「語義學是社會生活的基礎」、以及「在任何要解釋社會世界的性質和動態的嚴肅企圖中,理念或意義系統都不能是可有可無的附加選項(optional add-on)」。

在這個意義下,我們必須探索多樣的轉向在任何時間點被創造出來,它們在不同的時間脈絡下的相對重要性,以及它們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脈絡中被結合。這個朝向不同面貌的(in its different guises)文化政治經濟學的聚合(convergence)(如果有此聚合),是可以從頗為不同的軌跡抵達的,取決於你的啟始點和你尋求理解和解釋的異例(anomalies)或謎團(puzzles)。作為文化政治經濟學的指認者和促進者,我希望它能夠具有變革性(transformative)。然而,如果它是,那是因為共享這個典範者的假設、解釋性原理和分析發現:它對他們施作中或想要施作的議題提供了說得通的答案(plausible answers)。

28RR: 在「想像界(Imaginaries)」的概念中,你試圖考慮一種能夠幫助個人和團體解決社會生活提出的問題的意義系統。你會在這個概念和韋布倫式的(Veblenian)概念(將制度視為除了其他特性之外,還有著相似於「想像界」持具的認知性質的「思維習慣(habits of thought)」)間做出甚麼樣的連結?

29Bob Jessop: 過去數年來,我自己對文化政治經濟學的取徑做了一次『複雜性轉向(complexity turn)』(一個對進行許多轉向的可能性的描繪),我在其中主張:在真實時間其所有的複雜性中,真實世界太過複雜,以致於無法理解或加以治理。這迫使了兩種形式的複雜性化約:意義創造,它將真實世界的意涵歸因於某些特徵而非其他;以及結構化,它在特定的時空脈
中限制了行動、制度等的可共性組合。意義創造和結構化在分析上迥異,有著不同的邏輯,且從屬於不同種類的限制。但它們也選擇性地互動──意義創造不僅僅牽涉構念,在特定條件下也有構成性的、操演性的或建構性的效果;而結構化(部分地通過制度化的中介)有助於選擇和保留特定意義系統而非其他。簡言之,雖然韋布倫將制度視為「思維習慣」的概念與文化政治經濟學取徑兼容(
compatible),它並非我認定想像界或制度的來源。

30RR: 文化政治經濟學經常參照演化概念和經濟學的系統性取徑。你認為當前的演化取徑,尤其是他們的新熊彼得主義(neo- Schumpeterian)分支,如何能被用於刺激文化政治經濟學的發展?你是否可以描繪這些在你的作品和演化理論間可能的關係,舉例而言,在「知識經濟」的具體案例中,同時作為經濟(爭議的)實在與操演性概念(performative concept)?

31Bob Jessop: 遠在我應用演化的概念到語義學──這是個明顯該採取的步驟,但在文化研究或批判論述分析中不常被採用──之前,我便對演化經濟學印象深刻、也運用它。在這方面,文化政治經濟學的兩個基礎本體論主張是:(1)多樣性、選擇和保留的機制奏效於(operate for)想像界(或其他語義學的集合[ensembles]),也奏效於其他從屬於演化的現象;及(2)這些機制通過物質(語義學以外的[extra-semiotic])也通過語義學的過程運作(operate)。再者,作為一項作業假設(working hypothesis)而非既成事實(established fact),對不同想像界(或其他語義學的集合)的最初選擇,主要通過語義學的過程發生,那個選擇通過物質與語義學的過程運作,而那個保留主要發生在沉澱(sediment)想像界並將之鑲嵌在結構中的物質過程。舉例來說,在一個重大危機,尤其是伴隨著危機管理的危機(即:建制的危機管理常規,在修復傾向危機的[crisis-prone]體系至正常運作上的失敗),便會有危機構念的增殖(proliferation)(多樣性);構念的最初選擇取決於語義學的因素(共鳴[resonance]、說服力、在相關社會能動者間與霸權想像界的關係)過於物質因素;而最後,被選擇的想像界的操演性、變革性力量更多地取決於物質因素(這些想像界暫存[register]在危機中被視為威脅和機會的潛在變革的能力)。我鑽研的文化政治經濟學取徑在這方面區分出四種相互關連的選擇與保留機制:論述或語義學的;與差異性結構化相關的結構性選擇(structural selectivities),對潛在、可共性的發展設下限制;與具體物質與社會技術相關的技術性選擇(technological selectivities),包括對(à la)傅柯而言的規訓和治理技術;而能動性選擇(agential selectivities)與較特異性者(idiosyncratic)相關,並與特定個人或集體能動者的具體能力有關。

回到你知識經濟(KBE)的例子,我已應用這些主張和作業假設到KBE的浮現作為一種回應大西洋福特主義危機的霸權想像界。出現了新和後福特主義(neo- and post-Fordist)想像界的增殖,同時構念(construed)或,確實,誤解(misconstrued)了福特主義危機的性質且提出了不同的退場策略(exit strategies)和未來情景;這之中只有一些是在不同脈絡、規模和目標的試誤實驗(trial-and-error experimentation)中選擇出來的;在試誤期後,KBE浮現為後福特經濟的霸權想像界,透過廣泛的國際機構(agencies)(特別是OECD)提倡生產性資本,採納不同規模和地點的行動,連結廣泛的不同的場域(例如,科技、企業形式、競爭模式、透過智慧財產權的法律系統、教育、政治組織、軍事系統、健康照護等等),並變得足夠『模糊(fuzzy)』它便能動員一種廣泛聯盟的力量(a wide coalition of forces)。借助於它跨越這些場域的迴響,KBE想像界得到操演性權力,因為在一個由大西洋福特主義危機觸發的深深迷失方向的時期中,它為以超克危機為目標的個別的、序列的(serial)和協調的(concerted)行動提供了一個共同的參照點、一個可行的腳本。隨之持續,首次提出時並非科學地「真實的(true)」KBE想像界,能夠成為實際上「正確的(correct)」,只要它使隱含於危機局勢(conjuncture)的潛力能夠實現。簡言之,對KBE想像界的妥當性測試是實務和理論兼具的──若它無法提供跨越許多場域的操演性,它便不會被保留、再挪用(re-appropriated)及再脈絡化(re-contextualized)。

不過,有點不引起注意地(under the radar),另一個積累體制上升到支配地位而沒有獲得相稱的霸權。這是金融支配積累,通過新自由主義去管制和自由化(liberalization)及其他形式的政治資本主義而成為可能。它的向前推進是由金融創新(financial innovation)(確實,如我在他處所說,金融「犯罪創新」[criminnovation])的涵攝(subsumption)所促進的──在熊彼得式創新的普遍性規程(rubric)(那是促進知識經濟的一大主題)之下。而KBE較以生產性資本的利益為導向,金融支配體制則較切合金融資本的利益,特別是生息資本(interest-bearing capital)和較罕見(rarefied)(但強大)形式的虛擬或虛構資本(fictive or fictitious capital)。因此,福特主義危機並未導致KBE的宰制作為福特主義的繼承者體制(這,在規約主義的理據上,將會導致KBE的危機),接續其後的是:(對組織分配、生產和循環的其他方式而言)作為問題製造者(problem-maker)過於(從組織盈利取向、市場中介經濟中的這些面向的其他方式而言)作為問題接受者(problem-taker)的金融支配積累體制。

32RR: 去年七月於巴黎舉行AHE-FAPE-IIPPE(異端經濟學會[Association for Heterodox Economics]、法國政治經濟學會[French Associa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政治經濟學國際促進會[International Initiative for Promoting Political Economy])聯席研討會你的主題演講中,你引用了多伊奇(Karl Deutsch)對權力的定義「負擔得起不學習得能力(the ability to afford not to learn)」(196311)。在危機餘波中,這個定義如何與主流經濟學相關?

33Bob Jessop: 多伊奇指涉的是權力和意志的互賴,加諸自己的意志到環境或其他人身上的能力,即使面對了他自身的算計錯誤或誤解。當我提及他,我所指涉的是在金融支配積累背後運籌帷幄和向前推進的經濟與政治菁英,和他們使用經濟、政治和意識型態資源的能力,以及他們撐過(ride out)短期不利局勢的輿論轉向(swing of public opinion)和其他經濟能動者的怨恨與抵抗(resentment and resistance)、還有在非常短程及中程以上都能確保(用伊曼紐爾[Rahm Emanuel]的話說)「一個好的危機…[不會]白白浪費」,的結構性支配。短程緊急措施、中程常態化措施、國家─市場關係通過撙節(austerity)的重新結構(restructuring)、和特權的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機構與有利於金融資本的重分配,皆演示了這句格言(aphorism)。

關於主流經濟學,我認為教訓是比較不同的。主流經濟學有巨大的調養能力,能藉由發明基於新假設或初始條件(initial condition)的新模型而把批判吸收進它教條的立論基礎。在許多案例中,它維持在數理化的意識型態(mathematized ideology)的層次,但這通常已足以讓主流經濟學家捍衛傳統的真理(verities),並提供反映「改變了(但仍舊被誤認)的實在(changed (but still misrecognized) realities)」的新型態建議。我們也應注意到:雖然常見指涉主流經濟學為標準化的(standardized)經濟學或單一思想,在它自身的術語中其實是複數的。這意味著,挑戰可能成為一個主流學派的機會,或者另一個[主流學派]以犧牲再另一個[主流學派]為代價推升其地位及影響力──無論理論上或就政策方面──而主流整體的宰制維持不變。一個有趣的例子,從我的觀點,是好些主流經濟學家確保來自新經濟思維研究所(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 (INET))的支持的能力。但還有許多其他例子。

 

列寧思想國際研討會在中國◎Paul Le Blanc│陳宗延譯

※感謝宋治德、林致良兩位前輩校訂!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China on Lenin’s though By Paul Le Blanc

2012128日原載於Link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ist Renewal

http://links.org.au/node/3135

 

Paul Le Blanc在「列寧思想在21世紀:詮釋及其價值」國際研討會(舉辦於20121020-22日)發表主題演講。

 

[閱讀更多關於Paul Le Blanc和他寫的文章,及更多論列寧的文章]

 

一場出色的「列寧思想在21世紀:詮釋及其價值」國際研討會於20121020-22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舉行。它由羅莎盧森堡基金會和武漢大學許多部門(哲學學院、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所和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所)共同發起。幾乎所有論文都提供中、英雙語,並進行英文和中文的同步翻譯。

 

約有100位學者出席──大多數來自中國,但大概四分之一來自國外,包括一群在中國唸書的歐洲學生。代表的國家中,無論如何,除了主辦國之外,有奧地利、英國、加拿大、法國、德國、印度、義大利、日本、荷蘭、波蘭、俄國和美國。這些努力由何萍教授,一位曾於2006年在武漢負責羅莎盧森堡的同類國際研討會的傑出學者所領導。(該次會議報告,請見此

 

主辦單位解釋:

 

這場研討會的目標是要發展列寧研究、馬克思主義思想和當代世界的議題,並增進西方與東方學者的學術交流。

 

講者和討論小組(panels)所探索的主題包括列寧與馬克思的關係、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俄國馬克思主義和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列寧思想與帝國主義和國際經濟發展議題、民族主義、民主、女性主義,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內政與國際政策之間的關係,亦受重視。

 

中國武漢大學和德國羅莎盧森堡基金堡基金會皆計畫要出版研討會文集。會中有多樣的觀點,包含中國學者及其他國家的學者,而報告的性質和質量不一,當中有些非常出色。非正式討論也蠻有趣的。未來,我希望能書寫一份更實質的報告。在此我必須限縮於分享我被邀請為會議準備的主題演講。

 

武漢大學列寧國際研討會主題演講:列寧學術研究的新趨勢──對革命民主作用的尋求

 

這場「列寧思想在21世紀」的國際研討會反映了一個全球現象。面對全球資本主義問題的惡化,激發越來越強烈的不滿。然而儘管有相當多的抗議和起義,卻因為那些惡質問題仍然產生而存在一種失望和挫折感。

 

保守派和新自由主義政策、社會自由和社會民主改良主義、宗教原教旨主義、個人主義異見的自由論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和其他未能定義的意識型態,皆未能消除資本主義的惡質問題──因此不滿持續、擴散、加劇。這是美國和美國以外皆然的狀況。這是整個歐洲的狀況。這是從南非到埃及以及整個中東的狀況。這是印度和中國這兒的狀況。存在著解決此一現實的思想的「市場」需求。這造成了一個明顯上升的現象,一場在學者和知識份子與運動參與者中的復興,對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以列寧之名聞名於世──的思想和很久以前的活動及其親密戰友,感到興趣並加以研究[1]

 

這個現象的例子(除了我微薄的努力之外)包括了2007年由Sebastian Budgen

Stathis Kouvalakis 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Žižek)所編輯的文集《重新上膛的列寧》(Lenin Reloaded),由眾多出色學者交出的成果。我們也可以在同樣出色的英國期刊《歷史唯物主義》(Historical Materialism)和它提供的大批書籍中找到大致類似的現象。John Riddell和他的協作者也付出巨大的努力,提供和普及精采的有關列寧協助創立和領導的早期共產國際的過程。最早的革新者之一是Kevin Anderson,他的《列寧、黑格爾和西方馬克思主義》(Lenin, Hegel, and Western Marxism)為認真看待列寧思想(在所謂「共產主義的崩潰」時代中有別於一般常識)鋪路。在印度有革命女性主義者Soma Marik,她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重探古典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民主論述》(Reinterrogating the Classical Marxist Discourses of Revolutionary Democracy)聚焦於列寧和他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她的作品重新提取了列寧和布爾什維主義當中深刻的民主性質。

 

一項對這些是如何在歷史災難的衝擊下被擊垮的探索,由Arno J. Mayer權威性的著作《憤怒:法國和俄國革命的暴力與恐怖》(The Furies: Violence and Terror in the French and Russian Revolutions提供。最強而有力且入木三分的貢獻之一是Lars Lih的重量級著作《重新發現列寧:語境中的〈怎麼辦〉》(Lenin Rediscovered: ‘What Is to Be Done’ in Context)。黑格爾─列寧主義者對西方馬克思主義、葛蘭西和盧卡奇的一些新研究也屬於此範疇,正如對托洛茨基復興的學術興趣一樣。對羅莎盧森堡增長中的研究和興趣也是此一現象的一部分。正如我將會在這場研討會的其他發表中主張的,將他們描繪為敵對者是錯誤的──儘管有著真實且重要的差異,盧森堡和列寧可以更精確地被視為在社會主義民主的工人革命計畫中的親密戰友和合作思考者。

 

看起來,那些持續尋求並──帶著日益增加的急迫感──為了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每一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一個偉大的勞苦大眾終將贏得為民主而戰的世界)而奮鬥者,在未來對這些東西會越來越有興趣。

 

在列寧的作品中,我們在他對社會主義者和工人階級需要支持所有受壓迫的人奮鬥的強調中、在他整合改良鬥爭和革命策略的方式中,以及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際政治活動的交織中,看到他思考的廣度和連貫性。這樣的性質讓列寧在1917年在俄國為工人階級首次奪取政權,一場極大的民主勝利提供領導。里德(John Reed)在他經典的親目見證,《震撼世界的十天》(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斷言:「如果廣大的俄國人民群眾不樂意進行武裝起義,它是一定會失敗的。布爾什維克黨人之所以能取得勝利,其唯一的原因就在於:他們實現了人民群眾最下層的那種普遍而又單純的願望,號召他們來參加推翻並粉碎舊制度的工作,然後再在舊制度的廢墟上,同他們一道,建立起新世界的骨架…[2]

 

列寧、布爾什維克黨、廣大俄國工人階級運動和武裝起義的工人與農人群眾的相互作用,激活了大部份對俄國革命的嚴肅研究。這是通過里德的記者同事,威廉斯(Albert Rhys Williams)而成就。里德和威廉斯,以及Louise Bryant Bessie Beatty,在(布爾什維克奪權前)從美國到俄國的途中發現一小撮回國的俄裔美籍革命者,威廉斯形容他們為「自由、年輕、有頑強精神」,但「既非傻子也非蠢蛋。漫遊世界(Knocking about the world)已對他們有所錘鍊。這些人也非英雄崇拜者。布爾什維克運動不可抑制且激情,但它科學、實際且不相容於英雄崇拜。」威廉斯強調某些特質:「他們對工人歷史角色的信心,他們腳踏實地的論證,他們的同情心──[以及]可能是最根本的成份:自律。那些,和他們無情的樂觀主義,勇氣和大膽的精神。」[3]

 

列寧自己在1900年的文章〈我們運動的迫切任務〉(“The Urgent Tasks of Our Movement”)中提出如此觀點,堅持──以古典馬克思主義的語言──俄國工人階級必須「完成自己所肩負的偉大歷史任務:使自己和全體俄國人民擺脫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奴隸地位」。但他強調,這不可能會發生,除非它推舉出「自己的善於組織運動和領導運動的政治領袖和先進代表」。他補充,「俄國工人階級已經表明它能夠推舉出這樣的人物」。他總結:「我們應該培養一些不僅能把晚上的閒置時間貢獻給革命,而且能把整個一生貢獻給革命的人。我們應該建立一個大的組織,大到可以使我們在各種各樣不同的工作之間進行嚴密的分工。……社會民主黨不能用某種事先想好的政治鬥爭的計畫或方法來束縛自己的手腳,縮小自己的活動範圍。它承認一切鬥爭手段,只要這些鬥爭手段同黨的現有力量相適應,並且在現有條件下能夠使我們取得最大的成績。……我們面對著一座強大的敵人堡壘,從那裡向我們發射出雨點般的炮彈和槍彈,奪去了我們的優秀戰士的生命。我們一定要奪取這座堡壘。只要我們能夠把日益覺醒的無產階級的一切力量和俄國革命者的一切力量聯合成一個黨,並能使俄國一切生氣勃勃和正直的人都傾向於這個黨,我們就一定能拿下這座堡壘。」[4]

 

伊士曼(Max Eastman),一個里德和威廉斯的親密戰友,在1926這樣來形容列寧的黨:「它是一個過去從未存在過的類型的組織。它結合了政黨、專業組織、聖會(consecrated order)、軍隊和科學社群的某些基本特徵──不過它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宗派(sect)。與其說它珍視會籍(membership)的宗派性心理(sectarian psychology),不如說它珍視與社會的主導階級(predominant class)的力量(正如馬克思所定義的)之間的關係。而這層關係由列寧確定,並由他逐步調整,以馬克思未曾夢及的精妙。[5]

 

伊士曼將列寧描繪為英雄人物的問題是,它失落了在Soma Marik這項觀察中恰當地補捉住的一個重要環節,她提醒我們:「在1917年二月出現的布爾什維克黨並非列寧的個人創造。雖然他是它最主要的理論家,黨是由實際工作者和理論家之間持久的互動所創造,及重複改組。」她注意到,「在事件的壓力和階級壓力下,許多想法和組織性概念必須被修改和捨棄。」[6]

 

然而,對這民主的本質和列寧的認識的一項基本挑戰,在革命勝利後幾年被提出。要理解和解釋發生了甚麼,為我們留下一項困擾且可怕的責任。從1918年到1920年代,崛起和鞏固的不是蘇維埃民主──理想上(hoped-for)由勞苦群眾的民主委員會統治──而是官僚極權主義(authoritarian bureaucracy)。在列寧死後,剩下的共產黨領導人起初的推推擠擠(pushing and shoving)之後,斯大林的出現預示了1930年代發生的事:殘暴的土地集體化和強烈剝削的超級工業化,加上加劇的極權控制建立在不同的文化領域之上,重新定義的社會主義排除言論自由和民主,官僚專政的美化,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日益激烈的鎮壓,強迫勞動營的爆炸性擴張和殘酷,惡名昭彰的「清洗(purges)」帶著子虛烏有的指控和折磨以及通向無數死刑的公審(show trials[7]

 

然而,列寧領導下的布爾什維克經驗的某些元素,可以說成包含後來斯大林主義的種子。列寧的馬克思主義的美妙特質,特別再19151917年間,是革命策略與革命目標的統一──各自被有活力而不妥協的工人階級戰鬥性(militancy)、反叛精神(insurgent spirit)和基進民主所滲透。這是列寧的勝利,在布爾什維克革命達到高潮。列寧的悲劇是在1918年在實作上出了毛病──不僅因為內戰與國外侵略中大傷元氣和致命的暴力,也因為「工人的民主(workers’ democracy)」的簡單解方由抽象願景降低到具體現實層次時,變得問題重重。工人的工廠和鄰里委員會(committees and councils)並沒有足夠的資訊和知識以形成實際的決斷,也沒有足夠的技能和實際經驗進行決斷,以達成運行一國經濟、在全國發展足夠社會服務、制定協調的外國政策或運作一間工廠的目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壓倒性破壞、諸外國無情的反革命軍事介入、經濟封鎖以及對內戰的恐懼之脈絡下,尤其如此[8]

 

正是在此脈絡下,言論、出版、集會和結社的權利──提供播散混亂的機會,或提出超革命性但行不通的替代方案,或煽動反革命──不能被容忍。因此列寧在1919年如此堅持。根據威廉斯在1921年所寫:「敵人叫喊:『鎮壓、暴政、暴力』,『他們已經廢除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他們強加激烈的軍事募兵與強迫勞動。他們政府無能、工業無效率。他們使蘇維埃從屬於共產黨。他們降低了他們的共產黨理想,改變和更動他們的計畫並與資本家妥協。』這些
指控有些被誇大。許多可以被解釋。但它們無法完全被解釋過去。蘇維埃的朋友對它們感到痛心。它們的敵人召集全世界以震動和抗議它們……當國外對布爾什維克作為新『文明的敵人(
enemies of civilization)』的仇恨一天比一天確立,這同一個布爾什維克正使勁地拯救俄國文明於全面崩潰。[9]

 

這極端的災難,加上原本預期社會主義革命蔓延到世界其他地方的失敗波折,因其成功原可紓解嚴重扭曲革命政權的可怕壓力。這失敗和孤立確保了官僚專政的鞏固,創造了非常不同於列寧和他的同志一生所致力於政治和社會秩序。晚近的歷史學家Moshe Lewin將「1924年視[]『布爾什維主義』的終結」。他總結:「數年間一群又一群的老布爾什維克頑抗到底(rearguard actions),企圖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糾正事件的進程。但他們根植於俄國歷史和歐洲社會民主的政治傳統和組織,快速地被大部分新成員和新組織結構(它們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模態)掃地出門。對192428年的反對派而言,黨轉變為機器(apparatus──職業、紀律、等級、取消所有政治權利──的歷程完全是一個醜聞。[10]

 

但這些憤怒的異議共產黨員被Michael Reiman恰當地形容為是被「一個敵視他們的且與人民分離的社會統治階層」[11]所清除並且野蠻地鎮壓。到了1930年代初期,一位蘇維埃俄國的異議共產黨員Mikhail Riutin,抱怨「斯大林殺了列寧主義,在無產階級革命旗幟下[殺了]無產階級革命,在社會主義建設旗幟下[殺了]社會主義建設。」他是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前同事及共產黨在莫斯科一度的領導者,在1930年因為反對強迫土地集體化被放逐,Riutin寫道:「黨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最邪惡敵人,最邪惡的反革命和煽動者(provocateur)所進行的工作,都不比上斯大林所做更能毀滅黨和社會主義建設」,他補充:「列寧同志的主要支持者們(cohort)都被逐出領導位置,他們之中有些坐監和流亡;其他的投降了,還有其他的洩氣和蒙羞,繼續淒慘的生存,最後有些完全墮落的,變成獨裁者的忠僕。」[12]

 

正如歷史顯示,這樣一個社會和政治的暴政不能維持多久。但資本主義的壓迫和暴力持續且在許多方面越來越糟。如前所述,在我們的時代,對革命民主的追求開始增強。越來越多社會運動參與者迫切地尋求通往更美好未來的途徑,正如列寧和他的同志多年前一樣。從他們所想所為還有很多有待學習之處──負面和正面的教訓皆然。在這場研討會的眾人都負有極大的責任。

 

[Paul Le Blanc是匹茲堡拉羅屈學院(La Roche College)的歷史和政治學教授。他是多本論革命與基進政治的書的作者。]

 


[1] Paul Le Blanc,〈列寧的回歸〉,工作美國:勞動與社會期刊Vol. 10, No. 3, September 2007Paul Le Blanc, 〈導論:十個不讀列寧的原因〉,於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 《革命,民主,社會主義:1895-1923選讀》Paul Le Blanc編輯(倫敦:Pluto出版社,2008)。

[2]約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紐約:Signet圖書,1967p. 256。這和接下來的段落實質上摘自Paul Le Blanc,〈列寧與革命民主〉,批判,社會主義理論期刊Vol. 38, No. 4, November 2010.

[3] Albert Rhys Williams, Lenin, The Man and His Work (New York: Scott and Seltzer, 1919), pp. 45, 48; Albert Rhys Williams, Journey into Revolution: Petrograd, 1917-1918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69), pp. 51, 62.

[4] V. I. Lenin, “Urgent Tasks of Our Movement”, Collected Works, volume 4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2), pp. 370-371.

[5] Max Eastman, Marx, Lenin and the Science of Revolution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26), pp. 159-160.

[6] Soma Marik, Reinterrogating the Classical Marxist Discourses of Revolutionary Democracy (Delhi, India: Aakar, 2008), p. 289.

[7] See Robert C. Tucker, Stalin in Power: The Revolution From Above, 1928-1941 (New York: W. W. Norton, 1992); Roy Medvedev, Let History Judge: 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Stalinism,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Vadim Z. Rogovin, 1937, Stalin’s Year of Terror (Oak Park, MI: Mehring Books, 1998) and Stalin’s Terror of 1937-1938: Political Genocide in the USSR (Oak Park, MI: Mehring Books, 2009); Wendy Z. Goldman, Terro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Stalin: The Social Dynamics of Repres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Indispensible is Leon Trotsky, The Revolution Betrayed (New York: Doubleday, Doran, 1937).

[8] 此處的探討和文件供自Le Blanc,《馬克思、列寧與革命經驗》, pp. 77-151

[9] Albert Rhys Williams, Through the Russian Revoluti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7), pp. 276-277, 278.

[10] Moshe Lewin, The Soviet Century (London: Verso, 2005), p. 308.

[11] Michel Reiman, The Birth of Stalinism: The USSR on the Eve of the “Second Revolution”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19.

[12] 引自Paul Le Blanc,《馬克思、列寧與革命經驗:在全球化時代研究共產主義與基進主義(紐約:勞特里奇,2006),pp. 133-134

 

跨界:朝向文化政治經濟學(二)◎Bob Jessop│陳宗延譯

2.探索各種資本主義(capitalism(s)

10RR: 你對資本主義多樣性(variety of capitalism, VOC)取徑的一元性格(monadic character)抱持批判,並提倡一種雜色(variegation)取徑。你可以對此加以闡述嗎?順道一提,是否有雜色資本主義概念的適當法語翻譯呢?

11Bob Jessop: 關於資本主義的歧異性(diversity)與多樣性,有漫長且豐富的學術傳統,可追溯自它於近現代的浮現。當我批評資本主義多樣性取徑的一元性格,我並非發言直指所有關於資本主義歧異性與多樣性的學術,而是特指那些與Hall-Soskice取向(HallSoskice orientation)相關的、工廠中心的(firm-centred)理性選擇制度論分析取徑。我自己的分析座落在馬克思發展的邏輯─歷史(logical-historical)取徑,及其與概念批判和歷史分析的結合,通過連續的步驟從採取批判與思想實驗形式的抽象─簡單分析移至越來越具體─複雜的探索,後者仍保留批判的要旨(thrust)但也更直接地基於歷史研究、當代分析和可能的未來場景的反思。在唯物主義(相反於唯心主義)國家理論和在早期規約取徑方法中,含有強烈的這種元素,帶有其對積累體制、規約模式、週期性(periodization)、危機傾向(crisis-tendencies)等的興趣。

在心中帶著這些方法論原理,我對探索跨時空的資本主義歧異性和多樣性產生興趣,然而沒有屈服於斷定(posit)存在一個有著單一、決定性邏輯的世界市場的誘惑(如人們可以在粗糙版本的世界體系取徑中所尋見),或者與之相反的原理:不過是有著廣泛多樣的各種資本主義(varieties of capitalism),彼此承繼(succeed)和/或共存(co-exist),能夠以其自身的條件(terms)加以研究而不需考慮其互賴性(interdependencies)、互補性(complementarities)或矛盾(contradictions)、可共性(compossibility)、結構耦合structural coupling)和共演化(co-evolution)。這正是世界市場中的雜色資本主義概念進場之處──它打算突出下列事實:資本主義多樣性(假定,初始,它們可以如此被辨識)在世界市場的架構中共存及共演化,而世界市場的發展與其說是被某些統攝的(over-arching)、固有(inherent)於世界市場的先驗邏輯所規定,毋寧說是由此互動中浮現出來。這在馬克思的作品中早已暗示,他將世界市場視為資本積累的前提(presupposition)及其佈置(posit)(或結果),他也暗示他《資本論》的六卷本計畫中最後一卷會處理世界市場及危機──僅能在所有經濟與經濟外的資本決定因素以邏輯─歷史的方式被定出時,才能夠完全解決的主題。除了其他較近期文獻中關於此取徑的提示,我能夠提及米歇爾‧阿格利塔論法國與德國經濟互賴性的作品,或康斯坦茨學派(Konstanz School)論及模型德國(das Modell Deutschland [Model Germany],不可與德國模型[das deutsche Modell, the German model]混淆)作為出口導向、新重商主義(neo-mercantilist)經濟,其擴張的再生產依賴於其維持特權地插入(insertion into)世界市場、且在國內(at home)確保一種具體的規約模式,的作品。較近的例子,不特別與規約取徑相關,是中美國(Chimerica,或譯為中國生產美國消費經濟體)的概念,用以指稱美國與中國經濟的病態互賴。

順道一提,我沒注意到在法文中有雜色資本主義的好譯法。這也為我的德國譯者提出了問題。在德國通常的解法是參照variegierter Kapitalismus,然後在正文或註腳中解釋其意。

12RR: 韋伯及許多其他人論資本主義多樣性的早期作品能夠怎樣給予我們精神食糧(food for thought)?

13Bob Jessop: 韋伯是德國歷史學派的突出成員,且可以輕易地被形容為前學科的理論家,在學術學科結晶出來並獲得其獨特的學科傳統前便開始工作,或者跨學科的理論家,汲取廣泛的學術以在理性計算、形式理性機構及除魅的世界的發展中,探索某些基本問題。在這個脈絡下,他指認出6類的盈利取向(orientation to profit)(Erwerbsorientierung):基於自由貿易和理性生產組織的理性資本主義;金融投機;傳統商業資本主義;以及三類政治資本主義──分別是基於:通過強力與支配(force and domination)、通過政治冒險與企業(包括政黨)的融資(financing)、以及與政治權威(諸如有利的立法、契約與特許權[favourable legislation, contracts, or concessions]──今日可能會稱之為『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或『掠奪式資本主義(predatory capitalism)』)不尋常的交易而獲利。

雖然韋伯沒有以大量細節闡述這些類型(他特別聚焦在資本主義所占據的最大形式理性的條件),然而它們卻供給了我們精神食糧,因為韋伯指認出了比下工夫在資本主義多樣性的當前主流更為廣泛的盈利取向模式。這些工夫傾向於聚焦在市場的自由貿易和理性生產,將金融的角色視為金融中介與危機管理之一,將金融投機從對沖和套利(hedging and arbitrage)的觀點視為讓市場更有效率,並忽略不同形式政治資本主義的重要性(除了在法國和其他類似版本的協商式市場資本主義[coordinated market capitalism]中,統制[dirigisme]的角色)。這讓資本主義多樣性的文獻難以解釋北大西洋金融危機,它反而遠為根植於與金融支配積累相關的去穩定化(de-stabilizing)的金融投機,且它得到如此規模和重要性與其說是因為讓市場的力量順其自然(take their course),不如說是因為基於融資的政客、腐化的監管機構(regulators)和對大到不能倒(too-big-to-fail)的銀行的支持,而與政治權威達成的不尋常交易。這暗示了研究雜色資本主義更普遍的論點,亦即,接合與互賴,有時良性、有時病態,或者不同的盈利取向模式。在這個脈絡下我汲取韋伯以解釋當前危機及其傳染效應(contagion effects)。

14RR: 你對「方法論的民族主義(methodologically nationalism)」抱持批判,明顯地在資本主義多樣性取徑和規約取徑中皆然。要捕捉型內(within-type)和型間(between-type)多樣性、結構耦合、共變(covariation)或雜色的複數性格(fractal character),在經驗上如何可行?何種類型的探討和資源是有用而可能錯失的?

15Bob Jessop: 在經濟和政治分析中總有採納方法論民族主義取徑的誘惑,因為傳統上方程式帶有國民經濟的總體經濟學,以及帶有民族國家世界的政治學。但這誘惑時而被拒斥。舉例而言,在資本主義多樣性取徑中,我們找到論區域的資本主義多樣性,以及論更具包容性的跨界或跨國多樣性(例如,萊茵資本主義[Rhenish capitalism])的作品。類似地,我們可以觀察到格勒諾伯學派和阿姆斯特丹跨國歷史唯物論取徑(Amsterdam transnational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pproach)在原理上、巴黎規約理論與德國規約論者在實務上(取決於具體研究對象,特別當考慮當前事務、國際體制或歐盟時)逃脫了方法論民族主義,而其他學派時而亦然。

這暗示了,我們不應該物化(reify)或拜物化(fetishize)在某一脈絡下發展以形容資本主義多樣性、資本主義階段、或積累體制、規約模式及發展模式(modes of growth,包括對國際經濟或世界市場不同的附著或擠壓[adhesion or extrusion]模式)的命名(nomenclature)。取而代之地,在我所採納的邏輯─歷史取徑的精神中,我們必須準備好移動到起先研究始於的任何分析規模或地點之外,以檢視這如何切合於較小或較大的活動規模和/或牽涉到不同社會領域間不同的水平或橫向連結。

隨之而來的,是隨研究的進行,命名開放修訂。這在規約理論的發展(從區別廣泛與密集積累(extensive and intensive accumulation)、自由與壟斷階段(liberal and monopoly stages)、福特主義與彈性專業化(Fordism and flexible specialization)等等的第一代,到對多樣性和,確實,雜色更為微妙的分析)中,是顯然的。當研究越來越具體-複雜,對型內和型間多樣性、結構耦合、共變、可共性和不可共性(incompossibility)、穩定與不穩定區域(zones of stability and instability)、矛盾和危機傾向位移(displacement)他處及其遞延(deferred)至未來的探索,就會越來越重要。這也突出了碎形取徑(fractal approach)的重要性。在此我思及的是碎形自我相似性(self-similarity)的概念,亦即,從碎形幾何學(fractal geometry)借來的概念:不同規模的探索,其特點為相似的(但,在社會與自然世界相反,並不相同)動態特性。因此雜色、結構耦合、穩定與不穩定區域將會在不同規模的探索中被發現,且找尋它們是很重要的。但它們的特徵將會不同,且它們跨規模和地點的接合並非被某些已給定的普遍方程式所預先決定(如自然世界許多過程中的碎形性[fractality]的案例那樣),反倒是被許多不同的機制和過程的偶然性必然(contingently necessary)互動所影響。這正是為甚麼,重述我說過的,世界市場和危機的動態所提供的,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批判的高潮,而非其起點。

16RR: 你作品中很重要的部份與國家理論相關。有些與規約取徑相關的經濟學家──僅舉幾例,德洛姆(Robert Delorme)、特萊(Bruno Théret)和羅爾敦(Frédéric Lordon)──試圖要把握國家和經濟間的複雜關係。你是否能夠將之與你的策略─關係取徑比較?

17Bob Jessop: 你所引用的經濟學家採用頗為不同的取徑。舉例來說,德洛姆發展出一組矩陣分析,指出了許多可能的交叉點且提供了一個分析的初始框格(grid);特萊早期論經濟和政治體制的作品結合了理論分類與關於制度秩序和操作體系中的互動(及潛在矛盾)的具體主張,並從此基於比較制度分析發展出在不同脈絡下關於福利體制的重要研究;羅爾敦聚焦於政策體制及其制度中介與政治議題不同的問題化(problematizations)間的連結;而帕隆巴里尼(Palombarini)在他對義大利政府不同時期的制度性妥協(institutionalized compromises)的分析中則採取較為葛蘭姆西式的取徑。

這對我的暗示是:規約理論經濟學家傾向於以一種較具特設性ad hoc)(無論結果看來多麼系統性和網格狀[grid-like])的方式發展概念和分析,以解決關於國家出席(或缺席)之模式與他們的具體探索目標之間關連的具體問題。他們尚未做到的,是發展同樣豐富的理論取徑及闡述橫跨抽象─簡單到具體─複雜之頻譜的概念,才能與他們經濟分析的豐富匹配。

這項挑戰是策略─關係取徑試圖迎接的。它提供了一套更普遍的原則,是關於結構形式、制度和組織配置的策略選擇性(strategic selectivity),及關於特定幾組社會能動者在此脈絡下的策略能力(strategic capacities)。這取徑起初是發展來分析國家的;後來,如前所述,當我尋求闡述一套在分析上與我對國家與國家權力的認定同樣豐富且有力的概念和分析時,被應用到盈利取向、市場中介積累的問題上。要這麼做,我得回到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基本原理,且不能對不同學派規約理論較為中程(middle-range)的作品保持滿足。展望古典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它教條式的、正統的扭曲)之外也是有必要的,才能整合其他概念和洞見以提供一個較為圓融的(rounded)分析。

目標不是生產兩種分離且自足(self-sufficient)的理論:其一為國家,另一為市場經濟。目標也不是將理論的兩個身體(two bodies of theory)帶向某種機械互動。不如說,目標是展現政治和經濟有著不同的制度與組織邏輯,但也,在許多重要的方面,共構(co-constitutive)且結構耦合。我在特萊的作品,《經濟體制的政治秩序》(Régimes économiques de l’ordre politique (1992))中發現類似的企圖,而這在一些方面影響了我。但我的計畫是以一套更廣泛的對社會科學哲學,對可資應用(從而闡述)於經濟體制、政治體制和語義學秩序的更抽象的策略─關係取徑,對關於國家與國家權力、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與馬克思的邏輯─歷史方法的抽象基礎、及批判語義學分析的原理的更廣泛的理論文獻的一種不完全的、自學的(auto-didactic)參與,的形而上反思為基礎。這是一項仍在進行中的工作,曾見過死胡同(dead-ends)、錯誤的轉向(false turns)及許多挫折。但它持續激勵著我的好奇心,且提出新的理論和經驗挑戰──作為一個有著廣泛的社會科學工作的、多少知情的局外人,我部分地通過持續的批判性參與而解決。而對此我是站在許多『前學科』和各學科(individual disciplines)以及一些活躍地、具有生產力地追求與我的興趣有關的跨學科作品的巨人的肩膀上

18RR: 你是否認為規約取徑起初的特異性(specificity)隨時間而溶解?規約理論的非常成功是否造成一種認同缺失(loss of identity),它的一些(但非全部)概念現在幾乎變成歷史制度論廣大理論家族的共有財(common good)了?

19Bob Jessop: 這個,確實,是我對巴黎規約取徑的批評之一。我不確定我會將之完全歸因於規約理論的成功。在他處我曾指出規約理論顯示初成功與失敗的弔詭混合:起初,它的第一代想要挑戰新古典經濟學的宰制,擴展他們的規約到其他社會科學,並提供一個能夠超克福特主義危機且指出一個社會主義的方向的政治綱領的基礎。實際上,它並未趕走正統經濟學,它對其他社會科學(範圍從社會學到政治學、地理學和歷史學到諸如教育、健康和科學研究等特定領域)的重要影響,是基於其較軟性、較社會學式的論證,而非其較穩健(robust)(而經常被忽視)的經濟學論證;而它並未見證向社會主義的變革,反倒是新自由主義的崛起。在應對這些問題時便有一種認同缺失,因為規約主義經濟學家向其他對挑戰單一思想有興趣的制度經濟學家尋求和解與聯盟,為了規約分析的替代微觀基礎(alternative mic
ro-foundation
)而轉向其他社會科學,在更廣泛的社會科學秘密會議(conclaves)中成為嘉賓,並轉向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這有部份和馬克思主義起初所擁有的影響,在第二和第三代規約取徑、及在更廣泛的社會學考量(廣義地理解)之下整合進規約主義作品中(例如,常規[convention]、鑲嵌[embedding]、治理[governance]的概念、斯賓諾莎式的[Spinozist]理念、資本主義多樣性的作品等等),而逐漸衰微有關。

20RR: 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葛蘭姆西式閱讀,是你的作品的一項重要靈感來源。你主張規約理論忽略葛蘭姆西作為原始規約主義理論家。在哪方面你會將他的發現連結到規約理論?

21Bob Jessop: 如前所述,除了他論國家的作品對我自己的理論發展有影響力,且可視為與我在規約取徑所辨明的完全經濟概念平行,我隨後對葛蘭姆西作品的閱讀暗示了對法國規約派主題更強烈的預期(當然,永遠要認清一個細心觀察者後見之明的受益)。這可見於他論古典與庸俗(vulgar)經濟學的作品,他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強烈地反經濟主義的(anti-economistic)詮釋,他對南方Mezzogiorno)的經濟落後性(economic backwardness)和制度性妥協問題背後的因素的分析,他對李嘉圖被決定的市場概念的重新詮釋,他論美國主義(美國的製造系統,包括大量生產)與福特主義(使「大量生產和大量消費變成美國資本主義的支配性特徵」成為可能的制度、主體性、規範與價值的支持性集合)、在歐洲進口福特主義並實現其全部潛力之挑戰的作品,他對經濟大恐慌與危機反應在政治上多重決定(overdetermined)之性質的分析,他對地緣經濟(geo-economics)、地緣政治(geo-politics)和中國未來之崛起的興趣。

在我對葛蘭姆西作為原始規約主義者的認定中,我最強調的是他對被決定的市場靈巧的重新詮釋,但我也將葛蘭姆西呈現為後規約主義者,只要他的許多概念和分析也能開採(mined)而提供規約取徑當前未解問題的解方。這特別適用於他對國家、歷史集團(historical bloc)的本質(即,一種經濟基礎[base]與上層建築[superstructure]之間形式與實質符應的發展,並不化約後者至前者)、知識份子的角色、和在經濟學(正如其他社會生活的領域)中研究常識(common sense)的重要性的分析。

跨界:朝向文化政治經濟學(一)◎Bob Jessop│陳宗延譯

Bob Jessop, Agnès Labrousse, Thomas Lamarche et Julien Vercueil, « Crossing Boundaries: Towards 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 Revue de la régulation [En ligne], 12 | 2e semestre / Autumn 2012, mis en ligne le 19 décembre 2012, consulté le 14 janvier 2013. URL : http://regulation.revues.org/9943

跨界:朝向文化政治經濟學

訪問Bob Jessop

 

索引條目(Entrées d’index

n   關鍵詞[]:朝向文化政治經濟學(approche culturell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跨學科(interdisciplinarité)、制度論(institutionnalisme)、資本主義多樣性(variété des capitalismes

n   關鍵詞[]:文化政治經濟學(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跨學科(interdisciplinarity)、制度論(institutionalism)、資本主義多樣性(variety of capitalism

n   JEL(「經濟文獻叢刊」,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編碼B15 – 歷史;制度(B15 –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P16 –
治經濟學(
P16 – Political Economy

計畫

1.            跨越學科疆界與知識路徑

2.            探索(各種)資本主義(capitalism(s)

3.          論文化政治經濟學、新自由主義與主流

 

1Bob Jessop是英國Lancaster大學特聘社會學教授。他多年來鑽研國家與國家權力理論、批判政治經濟學(包括規約理論[régulation theory,或譯調節理論])、批判實在論、批判論述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以及治理(governance)與政府失靈(governance failure)問題。他目前主持英國經濟與社會研究委員會(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UK))一項三年期的專業研究職(research fellowship),研究與北大西洋金融危機及其廣泛迴響相關的危機管理之危機。近期專書包括:資本主義國家的未來》(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2002))、《在規約取徑以外》(Beyond the Regulation Approach (與岑艾玲[Ngai-Ling Sum]共同著作, 2006))與《國家權力》(State Power (2007))。兩本新書預計2013年出爐:《朝向文化政治經濟學》(Towards 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與岑艾玲共同著作《國家:過去、現在、未來》(The State: Past, Present, Future)。

 

更多個人(bio-)與書目(bibliogra
phical
)資料,請造訪下列網站http://www.lancs.ac.uk/fass/sociology/profiles/Bob-Jessop/

 

1.跨越學科疆界與知識路徑

2Revue de la regulation(《規約評論》,以下簡稱RR: 你形容自己為一個社會科學的「理論萬事通(theoretical jack-of-all-trades)」。而確實你的工作包括許多學科(社會學、政治學、政治經濟學、地理學等)與廣泛的理論立場。你是如何連結它們並避免折衷主義(eclecticism)或發散(dispersion)?

3Bob Jessop: 我對這個挑戰的取徑隨時間推移而漸浮現,因為我從事一項近40年前為自己設定的長期知識計畫,亦即,書寫一份理論上可靠的(theoretically-informed)戰後英國政治經濟學發展的解釋。這是一項尚未結果的計畫,且屢屢被許多岔路和繞道(diversions and detours)打斷。這初始的問題持續吸引著我,因為我自身的生命歷程與這發展重合:我是新創制的福利國家的一個受益者,目睹其轉型為一種有缺陷的福特主義(a flawed Fordism),經驗了1970年代現代化英國經濟的嘗試,並且,再一次,在1990年代,投入反對柴契爾式新自由主義與新工黨(我將之詮釋為有著基督教社會主義面孔的新自由主義),更晚近則探索金融支配積累(finance-dominated accumulation)與致力打造知識經濟(knowledge-based economy)之間的張力。這項知識計畫,隨著其真實世界中的參照者(referents)與關係體(relata)的改變,且同等重要地,隨著理論挑戰被這些改變和/或它們激起而我所參與的論辯迫使我重思舊取徑、檢驗新取徑、並決定它們該如何連結,而與時俱進。

這便提出了(正如你正確地注意到的)如何連結不同學科、整合廣泛理論立場,以及解決一項廣泛的問題而不落入折衷主義,或相反地,訴諸一種分隔化(compartmentalized)取徑(不同議題透過不同種類的論證、不同套的概念、以及並置而觀會證明為不可共量[incommensurable]或邏輯上不連貫[logically incoherent]的不同方法來解決),的問題。我相信有了一個真實世界的問題是此處答案的關鍵部分──它能夠(且必須)從不同角度切入,且它提供了一個抗衡折衷主義與發散的核對機制。再者,我作為一個社會理論家的訓練使我早早接觸181920世紀初那些也鑽研大問題、卻未曾接觸到近三十年之類的學者所經驗的那類學科壓力的學者的作品。斯密、黑格爾、馬克思、韋伯、葛蘭姆西和熊彼得是其中一些理論家。今天我們沒有在前學科時代(pre-disciplinary age)工作的餘裕,但我們可以通過我們的作品(因其與時俱進)參與跨學科(trans-disciplinary)學術與研究,以打破概念性的與認識論的學科疆界限制。正是因此,我常形容我的作品在靈感(inspiration)上前學科,在實作(practice)(或流汗[persipiration]!)上跨學科,而在渴望(aspiration)上是後學科的。但這種智性工作的模式耗時且僅能隨時間推移而實現──經常在與朝著相似方向的同路人(fellow-travellers)的合作中。我們都必須始於較狹窄的觀點,然後通過我們對知識計畫的參與而拓寬和深化。

對我來說,要避免折衷主義和發散,在效果上是一體兩面的問題。我的理論和經驗研究是為回應浮現的理論與經驗挑戰而發展的,這些挑戰有時根植於物性(nature of the object),有時根植於對我自己作品的單面向性(one-sidedness)、盲點(blind spots)或困境(aporias)而發的批評。我對這項計畫的起點是理解英國國家以及我對1970年代盛行的理論取徑的不滿的問題。這也是大西洋福特主義,以及(不僅舊社會運動,也包括)新社會運動──為許多公家雇員部分地提出該如何在國家工作又與之作對(work in and against the state)的問題──動員的時代。我能夠設想出一種對國家的取徑,後來被標籤為『策略─關係取徑(strategic-relational approach)』,是通過我對德國法律與國家理論(特別是歷史唯物主義傳統的作品,但也包括其他學派)、普蘭札斯(Nicos Poulantzas)的作品、葛蘭姆西的《獄中札記》(Prison Notebooks)的閱讀,以及我對阿圖塞及其合作者與門徒作品的批判性閱讀。

我能夠提供其他加強綜合野心(a synthesizing ambition)的證據的範例,但或許更值得一提一個明顯的反例。這是盧曼(Niklas Luhmann),一個鑽研系統理論且特別敵視馬克思傳統(理由是,它對經濟決定論的強調,而非承認現代社會有複數個功能性系統(沒有一個能被其他外在地控制或完全地決定、沒有一個能被其他的取代)的『事實』[至少對盧曼而言]是前現代的)的德國哲學家,的作品。這些主張導致許多批評拒斥盧曼為保守派理論家,而在許多方面這個評估是正當的。但他也是一位理念具有啟發性的創新思想家,強迫人們去質疑視為理所當然的假設。我將他的作品視為『煩人的』對話者(‘irritating’ interlocutor)交戰,挪用和再脈絡化他的一些最創新的概念,藉由將它們置於我自己的策略─關係取徑,並且,本著啟發的精神(spirit of provocation),以馬克思對黑格爾術語賣弄風情(coquetted)的相同方式,與其語言調情(flirted)。

4RR: 你可能也會被形容為一個中間人(go-between),一個學術部落之間的「擺渡者(passuer)」。翻譯跨越文化疆界的理論與概念可能會產生具生產性的(productive)以及反生產的(counterproductive)誤解。你曾有過這樣的經驗嗎?

5Bob Jessop: 作為中間人的正面與負面面向我都經驗過。由於我的名聲,無論合理與否,作為一個有著廣泛興趣和特定知識好奇心的非教條主義理論家,我經常被邀請跨出我的舒適圈,並參與研討會、工作坊、研究計畫、期刊的特刊(special issues)和集體的專書計畫(在其中我被分配的角色是提供局外人觀點[outsider’s perspective]、扮演不同學術部落跨文化溝通的載具[vehicle],並且建立跨越理論與經驗研究場域之間的連結,這是更專科化的[specialized]、更被規訓的[disciplined]學者可能錯失或輕易拒斥的。)這令人興奮因為我經常從這些參與中學到很多,認識到迄被輕視或新浮現的領域能對我自己的計畫有所貢獻;同時,我能對這些計畫做的貢獻也經常受歡迎——或許部份是因為我僅是相關領域暫時的入侵者(trespasser),無論在理論上或經驗上,或者,在某些案例中,僅僅因為作為來自其他時空的外地人(foreigner),很快便將返家,只留下一點很快就會消失的漣漪,事物仍不動如山。舉例來說,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及國家理論在德國被邊緣化其時,作為國外學者我便會收到不及於德國馬克思主義者的邀請,他們對那些對德國馬克思學術有普遍敵意看法者來說,太接近而不自在。關於其他我工作的領域,諸如治理研究、論述分析或當前危機,我也有類似的經驗。

當一個局外人進入已建制的領域,也有完全在知識上負面的經驗,在對其發展的知識不全的基礎上批評其假設、擾亂特定認識論社群已建置的階序,以及另一方面作為一個討人厭的的侵入者或闖入者出現。但這也可以是一個有用的學習經驗,回到理論的畫板(drawing board)前、更廣或更深地閱讀、更可靠地(informed)(或至少,以更老練的[diplomatic]模式)回到田野的誘因。

6RR: 你對規約理論在法國以外之處被接受貢獻良多。你是在甚麼境況下首次聽過法國規約學派(French regulation school,或譯法國調節學派)?是甚麼鼓舞了你的興趣?

7Bob Jessop: 我的興趣是被闡述一套與我對國家與國家權力的策略關係取徑一致的經濟分析的需求所鼓舞的。在此脈絡下,我偶遇了米歇爾阿格利塔(Michel Aglietta)論美國規約的作品,在那個知識的匯合點它看來很具說服力,因為它結合了一些阿圖塞理論的元素,與可以在阿圖塞及其合作者所著的《讀資本論》(Lire le Capital)中發現的更強大的理論裝備(theoretical apparatus)和扎根的經驗分析。這鼓勵了我閱讀其他法語作品,不只巴黎學派(Parisian school),也包括博卡拉(Boccara)、格勒諾伯派(the Grenoblois)和一些比利時經濟學家的作品。後者之一的德弗若依(Michel de Vroey),藉由邀請我為1988年於巴塞隆納舉行的第一次規約理論國際研討會準備一項理論調查,而促成我認真參與規約取徑。剩下的,如他們所說,是歷史。隨著我對不同學派鑽研越多,我發現在許多方面規約理論可說,有意或者無心,在某些(如非全部)面向,涉及一種完全經濟l’economia integrale)(廣義上的經濟[the economy in its inclusive sense])的分析,與葛蘭姆西的完全國家lo stato integrale)(廣義的國家)平行,後者是我對國家的策略關係取徑的靈感之一。如果完全國家可以定義為『政治社會+市民社會』或『透過強力所武裝起來的霸權(hegemony armoured by coercion)』,那麼規約取徑可說是以『積累體制+規約模式(accumulation regime + mode of regulation)』起作用,或者,換句話說,由規約化所支持的差異性積累(differential accumulation supported by regularisation)。後來,當我重讀葛蘭姆西論被決定的市場(mercato determinato (determined market))、美國主義與福特主義(Americanism and Fordism)、以及經濟主體性(economic subjectivity)的筆記時,我發現葛蘭姆西可被形容為一個原始規約主義者(proto-régulationist)。在我對規約取徑的諸形式繼續奮戰的期間,我曾被形容為一個『知情的局外人(informed outsider)』,這是我和這分析觀點之間關係相當精確的描述。我仍閱讀各規約學派的新作,從中學到很多,但我不是一個真正的信徒,且曾對規約取徑的失敗與成功給予一些有時強而有力的(hard-hitting)評論。

8RR: 你所提倡的對當代資本主義的後學科分析,在你近來審慎查核的研究系統轉型的脈絡下,多大程度達成預期目標?你是否認為後學科分析在像你所在的社會學系中會比在經濟學系中易於實踐?

9Bob Jessop: 在不同的時候我曾擔任經濟學和政治學教職的研究者和/或教師,社會與政治科學、政府系、歷史學系、社會學系和地理學系的教職。 我最意氣相投的工作環境是社會學和地理學——前者是因為社會學比政治學甚至經濟學(以其單一思想[la pensée unique]之傾向)更多元主義,後者是因為地理學家無法研究空間性(spatiality而孤立於其與廣泛的物質與社會決定因素的接合(articulation),卻缺乏一套基本的文本以用來研究此一接合。這是說,當然,有些社會學系傾向於單一文化主義(monoculturalism),特別是量化經驗社會學被強調之處;也有些地理學系有著強烈的實證主義偏見和限縮的知識好奇心。可以引用我曾形容過的此傾向的有趣反例:例如例如,加拿大約克大學(York University (Canada)政治學系是我曾造訪過最生氣勃勃且最多元基進的部門,哥本哈根商學院(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也群集了廣泛的理論傳統和經驗興趣。法國或許有其他我所不熟悉的例子。無論如何,如你的問題所意味及我的答案所確認的,要緊的是追求自己興趣的學術自由,而非後學科成為某種被正面背書為社會學中最佳取徑的東西。比起部落認同(tribal identity)之一,我認為這更是一個多元主義與共生共榮(live-and-let-live)態度的問題。

再者,成為一個『有點年紀的(of a certain age)』的學者也有所幫助。我在60年代中期進入學術世界,那時大學體系正快速成長,那時社會科學同時因為它們對規約的福特模式(及其危機)所感知的攸關程度(perceived relevance)、也因為它們相較於硬科學(hard sciences)廉價易教而擴張,那時現在的專業與學科體制及其對社會科學的輸入、輸出及影響的嚴密監控尚未發展。我懷疑我現在擁有與我在1960年代後期及1970年代作為一個年輕學者追求我的知識計畫相同的自由。現在有
遠更多的壓力要刊登在國際同儕審查期刊、
經受作為講師的職業訓練、以及在一個劃定的研究領域及其專業學會中活躍。然而,一旦某人發展出某種作為跨學科學者的國內或國際名聲,且表現出自己甘願當個自己系上、教職或大學的『好公民(good citizen)』,就可能性保持某些教學與研究的自由,即使財政限制浮現或更廣泛的大學體系危機發生,並表達出對盛行的實用科學智慧的順從(conformity to the prevailing practical scientific wisdom)之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