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與心理學◎Susan Rosenthal│鄭中睿、陳宗延譯,宋治德校

Marxism and Psychology

原載於Socialist Review 2016年二月號(410期)

馬克思和恩格斯把資本描述為一種關係,至於資本主義,則是一套由各種關係組成的體系。他們的意思,是否說資本主義形塑我們與自己、他人及社會間關係的每一方面,所以,社會主義革命將會轉變所有這些關係嗎?或者,馬克思和恩格斯太一概而論了呢?是否,人類經驗中的某些面向並不受社會影響,因此,我們需要馬克思主義以外的東西去理解它們,並且無法只靠社會主義來轉變它們?這正是馬克思主義與心理學衝突的核心。

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把人類經驗放在社會-歷史脈絡中考量。心理學、心理分析、心理治療、醫學、遺傳學與其它大多數學科,則把個人(或個人中的某些部分)與社會脈絡分開考量。其背後的假設是:支配個人(或其部分)的某些永久性生物或心理特質的法則,並不同於那些支配大社會的法則。因此,這些特質只能在個人或其部分的層次上被改變。

為了強調個人,而將個人從社會中分離出來,是資本主義的意識型態而非科學。把個人因素擺在優先,消解了體系的責任。假如個人對事態的發展能作出對應選擇,個人就能夠被怪罪做了壞選擇,從而再次讓體系開脫責任。

科學教導我們,社會與個人在動態的互動中相互形塑。假如一個人的精神感到重壓,那是我們人類處於資本主義有害的物質及社會環境之中的演化所致。

絕大多數的癌症,是環境毒物造成的;但是,罹癌的受害者,卻被責怪做了不健康的選擇,以及擁有「致癌性格」或「致癌基因」。同樣地,異化造成人們的心理疾病,但精神病卻被歸咎於錯誤的思考、腦化學作用異常或基因缺陷。藉由責怪受害者,焦點集中在個人的所作所為,而非體系對他們做了什麼;這使得體系受到保護。

過往,心理疾患(mental illness)意指精神失常(insanity)。美國1918年的精神疾患手冊[1],包含了22個診斷類別;其中,有21項屬於某種形式的精神失常。自此之後,「心理疾病」的範疇大幅膨脹,囊括眾多偏差及叛逆行為、對於資訊的不同處理方式(神經多樣性[neurodiversity])、面對孤立和剝奪的情緒性反應,以及各種創傷症候群。心理疾患的標籤,被用於病理化抗爭者、受苦者,以及某些因其需求而損及生產力的人。無論是由於生理或心理限制,凡是生產力較低者,都被污名為具有社會缺陷,並且或多或少可被犧牲。

被標誌為「心理疾患」的人們,構成了一個受壓迫群體。就跟所有形式的壓迫一樣,心理疾病也影響了每一個階級的人。然而,如同其它形式的壓迫,工人階級承受著最大的負荷。心理疾患者承受法律、醫療、社會及居住歧視之苦。他們可以被強制監禁在機構裡,在違背其意志的情況下被用藥,並且被否定有權利決定自己的生活。心理疾患者在受監禁的人們中,佔據不成比例的大多數,且更可能陷入失業、貧窮與流落街頭。

壓迫是資本主義的本質。藉由令受壓迫群體臣服,一小撮統治階級得以將人數遠多於他們的工人階級分而治之。尤其,壓迫心理疾患者,能促使社會整體在思想、情感與行為方面一致。

精神醫學服務資本主義的方式,是將偏差行為診斷為精神疾患。在1950年代,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譯註:現譯為思覺失調症)的標籤,主要被貼在心懷不滿的家庭主婦身上。1960年代的反種族主義運動,則促使《精神疾患診斷及統計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將其對精神分裂症的描述,從本來主要是抑鬱情緒轉為敵意(hostility)、攻擊性(aggression)以及被害妄想(delusions of persecution);亦即,從市郊白人家庭主婦轉為市區的叛逆黑人。今日,美國黑人被貼上「精神分裂」標籤的機會,是美國白人的三倍。

精神科醫師與心理學家,將奴隸與政治異議份子的抗議病理化。他們對叛逆的婦女施行腦葉切開術(lobotolised),並嘗試改變同志的性向。他們倡議,對「社會缺陷者」實施安樂死或絕育。他們協助審訊與刑求。他們對士兵下藥,好使其不斷殺戮。他們對老人與囚犯下藥,好讓他們保持安靜。他們還對叛逆的兒童下藥。

當家庭陷入危機時,家長通常比較無法滿足孩子的情緒需求。藉由將兒童長時間限制在封閉的教室裡,記誦與他們生活毫不相關的資訊,學校也有份造成孩子們的苦痛(distress)。當孩子們以出格的舉止(acting out)抗議時,專家便將他們貼上心理疾病的標籤,並稱他們的家長為不適任。

一旦孩子們被標籤,就可以合法地強制家長讓自己的小孩服藥。2013年,美國有超過800萬名17歲以下兒童,被開立精神科藥物。這些兒童當中,有100萬人的年齡在5歲以下,25萬人未滿1歲。

社會主義者為受壓迫者挺身。我們拒斥這樣一種論述:「女性應當育兒,因為她們就基因被設計為養育者」。我們拒斥這樣一種論述:「黑人比較可能貧窮,是由於他們智力低下」。我們瞭解,這些生物學的論述並非基於科學;它們是偽科學——偽裝成科學的宣傳。資本主義有系統地混淆科學與偽科學,將真實的事物置換為對真實的宣稱。偽科學的案例之一,是宣稱精神疾患係根植於生物學。

心理疾患的生物學模式,將心靈化約為大腦,從而變成了研究和治療的客體(這種模式的一個變體是佛洛伊德主義,將心靈化約為生殖器)。這種粗糙的唯物主義(crude materialism)不應與馬克思主義式的唯物主義混淆;後者把心理疾患置於社會與歷史脈絡中審視——視為被異化勞動病害的社會,在個體層次上的表現。

社會條件產生心理疾患的事實是如此明顯,以致精神醫學產業必須要說服我們:情況並不是這麼回事。1952年版的《精神疾患診斷及統計手冊》(譯註:即DSM-I),曾將心理疾患描述為對某些外部事件、情境或生物條件的一種反應。之後的所有版本,都移除了這項描述。

《精神疾患診斷及統計手冊》未能成功辨識精神疾患的外因,這背後的意涵是:精神疾患的病因都是內在於個人(錯誤的思想、行為、化學作用或基因);且治療之道在於改變病苦者,而非針對造成病苦的條件。對於藥物治療和基因研究的強調,源自生物學模式。而指導病患改變其思想、情感和行為的實作,其所隱含的意義是:核心問題在於病患沒能適當發揮職能。

有些人讓步承認逆境可能會造成兒童苦痛與情緒疾患,諸如焦慮和憂鬱;但思覺失調(psychosis)等知覺疾患(perceptual disorders)則必得要有生物學的因素。這是錯謬的邏輯。

人類的感知是社會建構的。對社會的支配意念,形塑了人們所思考和所想要的事物與所信任、畏懼或怪責的人,以及什麼是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錯覺(Misperception)亦是社會建構的。心理學家、廣告顧問和管理專家被雇來兜售一種立基於欺瞞(例如「這是個自由的國家」)、矛盾(例如「戰爭是一種人道介入」)、對活生生經驗的否定(例如「努力工作總是有回報的」)以及威嚇(例如「要嘛工作,要嘛挨餓」)的體系。儘管多數人都接受了不可接受之事,但他們並不喜歡它。有些人公開反叛。其他人則藉由生心理症狀、成癮和自殺來抗議。有些人遁逃至另一個不同的現實中。

思覺失調典型發生於青春期與成人之交,這是最敏銳地經驗到世界運作的實然-應然衝突之時。無法化解這種衝突,使得某些人變得高度焦慮且深度猜疑。世界失卻了意義,因此他們「與現實斷裂」且躲在空想王國中;在那裡,想像的隱喻傳達了無法清晰表達之事。我們都會自言自語,但思覺失調破壞了和自我的關係,以致於內在的聲音被錯以為來自外部。視覺暗示也被錯誤詮釋,而構成了並不實際在場的人物或事物的形狀。

思覺失調的社會基礎,被生物學家和精神科醫師忽略了;他們將精神病個體視為一張必須被矯正的缺陷的檢核表。這個個人的經驗、觀點和社會需求都被忽略了。這個個人試圖藉由言說、情緒、身體語言和行為模式來傳達的事情,沒有得到一點關注。焦點在於操弄腦部化學作用、對抗缺陷的基因、以及控制行為。

精神疾患的最佳療法是社會支持。一項大型美國研究發現:接受較少藥物、較多個人和家庭支持的精神病患,比起接受常規藥物為主治療的病患,恢復進展較佳。社會支持模式在澳洲、斯堪地那維亞和其他地方被成功運用。社會支持能夠醫治知覺疾患的事實,告訴我們這些疾患具有社會基礎。

社會支持在社會層次上也能有效治療心理疾患。一項關於兩千位罹患嚴重心理疾患的無家可歸者的加拿大研究發現:供給穩定的住房,比起任何其他治療都更有效。

提高生活水平事實上能夠治癒精神疾患。一項美國的八年研究發現:貧困兒童被診斷出精神症狀的次數,是未曾經歷貧困的兒童的四倍之多。一項研究進行了一半發現,一間新賭場開始支付其員工財務紅利,使得14%的家庭擺脫貧窮。

那些不再貧窮的兒童,罹患精神症狀的機會降至和未曾經歷貧困的兒童相同。相反地,那些維持貧困的兒童,精神症狀依舊盛行。所得增加使得父母親能夠滿足自身的需要,從而讓他們比較能夠滿足他們孩子的需要。

資本主義正將更多人推入危機之中。在加州,對服務的衝擊,激起了工人階級的反應。

2015年一月,超過3,300位全國健康工作者工會(National Union of Health Workers, NUHW)成員在凱薩醫療集團(Kaiser Permanente,美國最大醫療公司)前罷工。儘管帳面盈利,凱薩卻拒絕聘雇足夠員工以滿足病患需要。在抗爭中,NUHW的心理學家、治療師、社工和精神科護理師發起了一場史上最大的精神健康工作者罷工,在35個城市中架起65條糾察線。

為期一週的罷工之後,是許多連署請願和一場「再也不要有凱薩式自殺」(No More Kaiser suicides)的運動,後者公布了死於缺乏照護的病患數量。最後,受迫於無限期罷工(an open-ended strike),凱薩同意工會的訴求:為病患倡議的權利;工資和退休金保障;以及訂定一個新的排班比例(scheduling ratio),使病患能更常被訪視,且規定聘僱新人以滿足需求。

將勞工和病患的需求連結,製造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勝利。然而,我們需要的遠多於服務的可近性。我們需要的是一個不會讓我們生病的世界。

資本主義將全世界轉化為一間生產資本的工廠。所有擋路的人類需求,都被視為必須被移除的阻礙。「精實生產」(Lean production)將勞工推向生理和情感的極限。被壓垮的人們,被拋棄和取代。

在資本主義之下的心理健康是不可能的。因長期戰爭的恐怖和環境破壞的惡化,令人們痛苦日益加劇。若你敞開心胸直面資本主義的野蠻狀態(barbarism of capitalism),你會受到創傷。若你對此閉鎖心胸,你便失卻了人性。

世界衛生組織報告:全球自殺率在過去45年間提高60%,佔了男性所有暴力死亡數的一半及女性暴力死亡數的71%。自殺是15-19歲青少女死亡的頭號原因。在美國,5-11歲黑人男孩的自殺率自1990年代以來已經倍增。

過去15年以來,家長為高中畢業生的美國家戶,其通膨調整所得下滑19%。所得下滑伴隨的是,低教育程度的中年美國白人死亡率提升22%,而這主要是由於酗酒、藥癮和自殺。若此一群體的死亡率維持不變,本可避免96,000人死亡。若死亡率以此前的速率下降,本可保住五十萬條人命。

移除疾病的社會根源並不是資本主義下的一個選項,因為什麼都不允許打斷利潤的流動。相反地,這個體系盡力提高人們在有害環境中發揮職能的能力。這意謂著將科學、研究和專家限制於研究和操弄個體因素。這在癌症和在精神疾患都是一樣的。

儘管有些形式的精神疾患(和癌症)可能是生物學上的瑕疵所致,但在一個毒害了生命每一層面直至分子層次的體系中,我們無法確知。當我們消滅資本主義且建立了一個健康促進的社會,我們才能看到那些剩餘需以生物學方式解決的部分。在此之前,社會主義者必須強調社會問題的集體解方,而非沈溺於科學家和專家能夠在個體層次解決社會問題的錯覺中。

馬克思主義和心理學的衝突,其實並不真的是關於心理學或精神疾患。它是關於是否將資本主義理解為一個全面的社會關係體系,在其中的個體所經驗的變化是處在社會變遷的過程裡。

1980年代,波蘭勞工自我組織起來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工會,包含了工作年齡人口中的三分之一。隨著罷工擴散和示威增加,醫院精神科原本的勞工的床位開始空出,而住進生病的政府官員。這之所以發生,是因為階級鬥爭的升高,為集體解決個體問題開了大門。

幾十年來工人階級的後撤,損及了對集體解方的信心。社會主義者並未豁免於這種洩氣。在一個由個體主義以及「同時」推廣個體解方的改良主義者的「對,但是……」(yes-but)姿態所支配的社會中,要提出階級解方是極度困難的。沒有同時這種事。我們的生存,有賴於現在將社會主義傳統和工人階級重新聯繫。

壓迫是資本主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對壓迫的反抗則必得是社會主義鬥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為更好的勞動和生活條件奮鬥的過程中,我們構築了心理健康。在構築階級連帶的過程中,我們構築了心理健康,為一個致力於「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社會主義社會舖設了基礎。

[1] 譯註:美國醫學心理學會(American Medico-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為美國心理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前身)等組織於1918年出版《為精神病患機構所用的統計手冊》(Statistical Manual for the Use of Institutions for the Insane),咸認為《精神疾患診斷與統計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2013年出版第五版)系列前身。詳見:Kawa, S., & Giordano, J. (2012). A brief historicity of 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of psychiatric canon and practice. Philos Ethics Humanit Med, 7, 2. doi:10.1186/1747-5341-7-2; Vahia, V. N. (2013).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5: A quick glance. Indian J Psychiatry, 55(3), 22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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