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階級鬥爭是中心?(Why Class Struggle is Central)◎Ellen Meiksins Wood│陳宗延譯、宋治德校

原文:Ellen Meiksins Wood(1987). ‘Why Class Struggle Is Central’, Against the Current, 第10期,頁 7–9.

延伸閱讀:工人階級是中心◎Ellen Meiksins Wood│陳宗延譯

說明:艾倫‧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是《從階級退卻:論一種新的「真正」的社會主義》(The Retreat From Class: A New ‘True’ Socialism)(Verso, 1986)作者。本文是她在《逆流而上》(Against the Current)雜誌,於1987年在紐約主辦的社會主義學者會議上所發表的講演。

別忘記,我們正在處理的問題,是階級的中心性(centrality,而非排他性(exclusivity)。對於「階級是否為中心?」的問題,我的回答牽涉到兩個迥然有別的問題:

1)    假定社會主義是我們的目標,那麼階級政治是否為社會主義鬥爭的中心?

2)    社會主義應該成為我們的目標嗎?或者我們應該談論其他也許更全面性的解放事業嗎?

這兩個問題都預設了,目標和達成這些目標的能動力量(agencies之間,必定有一些聯繫。

問題一:

如果社會主義是我們的目標,那麼階級是否為中心?答案看來是顯而易見的。如果社會主義的核心是廢除階級剝削,並代之以一種由直接生產者所組成的無階級性的生產組織,且更直接地廢除資本主義剝削,那麼大抵上社會主義事業其中心便與特定階級的解放相關,而這個階級受到的剝削則界定了資本主義。

問題可以這樣提出:究竟是誰構成了這個階級?以及用什麼特定方式以激發和組織構成這階級的人們將其解放自身的鬥爭進行到底?然而,無疑的是,這個階級在這場鬥爭中——社會主義鬥爭的目標是使其擺脫被剝削的地位——同時具有最直接的利害關係和處於最戰略性的位置。

那麼,否定工人階級和階級政治在社會主義鬥爭中的所謂「特權」(即特殊和中心)位置,其理據是什麼呢?

有人煞費苦心地致力於理論建構,以確立意識型態和政治相對於階級而言有其自主性,而以此正當化將階級政治逐出社會主義鬥爭的中心。這些理論建構涉及一些相當簡單的命題,以及一個非常大的概念上的跳躍。

此論點基本上能簡略如下:許多工人並非社會主義者,其中有些甚至支持雷根或柴
爾夫人。對此還可添加一項觀察,即有許多社會主義者並非工人;而不管如何,要將工人──即或是富有戰鬥性的工人──轉化為社會主義者,大量的政治教育和組織工作一般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這論點到目前為止,一切尚可。但緊接而來的有如天馬行空般的飛躍:工人在社會主義中(亦即,在廢除對他們自身的剝削中)不具有客觀利益,而更具體而言,他們與社會主義事業的關係無異於任何其他人,因為他們就像任何其他人一樣需要經過論述建構(或其他類似的方式)以被轉化為社會主義者。

我無暇在此對這種極其錯誤的邏輯、以及這種邏輯包含的絕對決定論(absolute determination)和絕對遇發論(absolute contingency,或譯絕對機遇論)的錯誤二分法,對其進行嚴謹的理論批判;遑論討論它如何令任何歷史和社會過程的概念在這種二分法下不可能存在,繼而也包括任何的政治戰略。相反,讓我試圖運用類比的方式來為你們解釋,我認為這能比任何專題理論文章更使人印象深刻地闡明這種論點全然的空洞無物。

**

請看以下的命題:許多女人並非女性主義者;其中許多甚至是激烈的反女性主義者;事實上我們甚至可以主張婦女運動在招募其支持者方面,要來得比勞工運動失敗。並且男人也同樣可以是女性主義者。講到這裡還可以嗎?那麼,接下來這又如何?於是,接續的是,女人對於廢除性別壓迫不具有客觀利益,並且她們對於女性主義事業沒有特殊的聯繫,也沒有特權的位置。

所有人無疑都能指認出以上命題存在的謬誤,更不用說其建立在極其不足的──或不存在的──不可化約的唯心主義(idealism主觀主義(subjectivism之上的歷史與社會決定的概念。而我們或許也能在這種沒有根基的唯心主義政治中覺察到菁英主義的趨向,它否定了這種可能性:即人們自我解放的動力,可以在沒有「論述建構」的情況下,透過其他更具啟蒙性的能動力量而獲得(但那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總而言之,當我們將以上這種「論述建構」的分析應用到女性主義的事業,而指認出其推演為女人從這事業中分離出去的謬誤,這並非因我們從生物學上的歸宿而相信女人會成為女性主義者,而是因為我們肯認女人的社會條件與改變這種條件為目標的政治工程二者之間的聯繫。女人和女性主義事業之間的這種聯繫,其遠不是邏輯上的必然性或絕對必然發生之事,這聯繫也實質上多於、和異於非女人其位置和該事業之間的關係。

我們大概都會相信,任何這種政治工程是超越那種綱領的簡易陳述及消極地希望人民最終會圍繞它而聚集起來的構想,而任何牽涉變革行動的政治工程──這點對社會主義來說並不遜於女性主義──都必須從一種支持者(constituency)的概念出發,這些支持者必須首先為了鬥爭而被動員起來。而這些初步的支持者很可能是因其客觀條件──即利益能力──成為與該工程最有機地聯繫上的人們。

但是如果基本的問題所關切的是目標和能動力量的聯繫,這裡則還有另一個必須加以詰問的問題。

 

問題二:

我們關注的到底是正確的目標嗎?社會主義是正確的目標嗎?或者會否有一些其他更高優先權的解放事業,人們因而可以用以取代階級作為首要的能動力量?

我應當假設在座聽眾之中沒有人需要被說服,就是:社會主義,或具體來說無階級的社會生產的實施,就其本身是個可欲的目標,特別當下處於危機和大規模解雇的脈絡下,我們承受不起資本主義這件事變得令人痛苦地清楚——即使其在景氣蓬勃之年的說辭有多麼貌似有理。問題在於,社會主義目標是否──以及如何──與其他的解放事業有所關連,這些事業構成了人類解放的整體性。

這項問題可以如此表述:社會主義事業是否比其他解放事業更全面,因而其他事業得被統攝在其下?又或者反過來,社會主義事業是項狹隘而特殊主義的,因而它必須被統攝在其他更大的、能夠包含全幅解放鬥爭的政治工程之下?

簡單的答案是:當然所有社會主義者都必須致力於所有的解放鬥爭,反對性別壓迫、種族主義,等等。我全心接受它作為原則聲明。但它並未真正回答到問題。社會主義鬥爭(從而,階級政治)是否是人類解放事業的中心

對這問題的完整回答,必須始於重申以唯物主義的觀點為基礎,來看待在社會生活組織之中其生產和剝削的中心性,而在此我們顯然無暇這麼做。我能夠說的是,舉證之責落在那些否定階級政治中心性的那一方,因為他們尚未對唯物史觀提出一種全面的替代方案。

無論如何,我認為即使只是將這項問題清楚表述出來,面對以混淆議題來主導整場論辯的狀況而言,都會是個大躍進。不過讓我再多說些我認為很關鍵的幾點。

**

否定社會主義鬥爭優先性的,目前有兩種首要的方式。其一是僅僅將之視為一個更宏大事業之一部分,這個宏大事業由某種統一的論述串起,包含了各種各樣的鬥爭。另一方式則是提出特定一種事業,宣稱它比階級解放具有更大的優先順位和╱或普遍性。

以統一論述來結合各種各樣的鬥爭和能動力量的主要主張者,是某種所謂民主激進民主的論述。我對這項主張的回答是,它迴避了所有的關鍵問題。就其本意,要有資格稱為一種統一論述,其一般特性為能跨越所有社會界限和繞過階級的中心性,而據此其「民主」必須是──且始終是──以模糊而非特定的(以致於是空洞的)方式被構想出來。

事實上,這個觀點的首要前提,是其倡議者所謂民主的未決定性(indeterminacy of democracy)。例如,它必須抹平資本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甚至古希臘民主之間的所有差異。它必須小心不指明民主各種特定典型的制度形式;更具體來說,它必須將「民主」視為社會的未決之事(socially indeterminate,並且否定制度形式及其所倚靠的社會基礎之間的任何符應關係。最重要的是,對於「民主」的一種形式──資本主義的、以及另一種形式──即社會主義的──之間的隔閡,它必須將兩者維持在非常模糊的狀態。

我堅持:不存在所謂社會未決的「民主」,我也堅持:將我們的鬥爭更名為一種未決的「民主」鬥爭,並不會讓我們跨越資本主義和人類解放之間的階級屏障。而順道一提,看來特別諷刺的是,未決的民主以及政治「自主性」的想法變得如此流行之時,恰好是在資本主義的國家正在回應危機的時刻——藉此展示它們如何卑躬屈膝地對資本積累必要任務的有求必應。

至於第二種否定階級鬥爭優位性的方式,它是最具說服力的、堪與階級解放的普遍性的斷言相匹敵的一種特定鬥爭,我認為可以很公平地說,是女性主義。而在此我僅能觸及幾個關於女性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聯繫的主要論點。首先,讓我們考慮性別壓迫和資本主義之間的關係,以助於將反性別壓迫的鬥爭置於反資本主義的鬥爭中。

資本主義對其所剝削的人民的社會認同,是罕有地不感興趣。它不同於此前的生產方式,其剝削方式並不非要與經濟外的、法律的或政治的認同、不平等或差異糾結一起。

更有甚者,資本主義不同於那些以家庭單位(domestic unit)為首要生產單位(unit of production)的生產方式,資本主義並不在結構上將生產組織與家戶組織、性別關係、勞動的性別分工等加以連結。資本主義利用經濟外的社會認同(例如性別或族群)的方式,不同於那些在體系內令認同與剝削方式更為有機地連結的方式。

從一方面來看,資本主義利用──或丟棄──特定的社會壓迫的能力異常具有彈性。它能夠收編任何可資利用的社會壓迫,但它也可以放棄它或者為了其他事物而將之拿來交換。原則上,它可以進行剝削而毋須考量膚色、種族、信仰、性別,也毋須倚賴經濟以外的不平等或差異。

通常情況下,先進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的資本主義以兩種主要的方式利用性別:一是作為意識型態神秘化(ideological mystification)的工具,掩飾剝削的真正性質,分化男人與女人而使其無法構成統一的階級反對力量;其次,以被認為最廉價的方法作為組織社會再生產的方式。

具體而言,由於勞動力的再生產是資本主義的首要需求,藉性別關係的既存組織,由在家庭的私領域中壓抑養育兒女的成本,可能作為減低資本成本的手段(儘管有論者會主張,這種功能的社會化,也許會更減輕資本的負擔)。

**

無論如何,我們必須肯認,從資本的觀點來看,這種特定的社會成本無異於任何其他社會成本。因此,產假或托兒中心(day-care centers)在性質上並無異於養老金或失業保險,因為它們都涉及某種不可欲的成本,資本只要一有機會就想方設法卸責。

儘管資本主義不能總是容忍這些成本,而正是在這層意義下,資本主義敵視女性的解放,因為它包含了不可接受的社會成本,但它對這項成本並不比對任何其他成本更加敵視。資本主義在政治上必要之時也能夠接受這類成本,即使這意味著在其他地方削減截補以轉移負擔。

就此而言,資本主義對性別平等的容忍能力並不低於對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或社會保險。換言之,儘管資本主義能夠、也的確在意識型態和經濟上利用性別壓迫,但這種壓迫在資本主義結構中並不具有特權位置。在這層意義下,即使所有針對婦女作為女性而受壓迫都被根除,資本主義也仍能生存;而女性主義鬥爭並未如階級鬥爭那般──按其定義──走進資本主義剝削的心臟地帶。

同時,如果資本主義不具有對性別壓迫的特定結構性需求,它當然就並不使得婦女解放成為必然或不可避免。有可能、甚至很可能的是,階級的廢除將先於性別壓迫的廢除──但如果性別分工持續成為工人階級組織自身的主要障礙,情況則非如此。

我將更進一步說,即使社會主義到來,也不必然保證存在久遠的、壓迫女人的文化模式會消失。就此而言,儘管女性主義事業沒有大到可以包含資本主義的毀滅,但社會主義事業也沒有大到足以確保女性的解放。

不過在這方面,還有一兩件事可以為社會主義說話。資本主義已經剝奪了性別壓迫的任何特定結構性基礎,這件事可能是真的。然而,留待社會主義的,不只是廢除那些男人與女人作為被剝削階級之成員而共同遭受的壓迫形式,還包含根除在資本主義下那些作為服務其意識型態和經濟的需求的性別(以及種族)壓迫。


階級社會作為社會體系的自我生產而出現以來,在這種以意識型態的宰制和壓迫的關係下,社會主義反而將是第一個受害而非受利的社會形式。

至少因為這些理由,我的結論是:社會主義鬥爭,作為我們能夠擁有可能最全面的解放事業,是人類解放鬥爭的中心,因而階級政治是推動和團結各種解放鬥爭的首要方式。

**

當然,近來對階級政治的攻擊,迫使我們肯認常被傳統社會主義忽略的在階級以外的各種壓迫。而將一種更廣泛的人類解放概念納入社會主義的理念及實踐中,肯定是我們的首要任務之一。儘管馬克思主義者常對其他壓迫的敏感度不足,但承認勞工階級作為社會轉化的能動者的中心位置,沒有理由等於也包含對其他壓迫的敏感度不足這類的問題。

「作為一種人類解放的全面事業,社會主義將透過工人階級藉由階級鬥爭之途的自我解放(若其發生的話)而到來」的這種判斷,並不必然等同為「階級壓迫是壓迫的唯一形式」或「甚至對其受害者而言是最受壓迫」的這種判斷。最重要的是,它是這樣一種判斷:關於一般而言的社會中、和尤其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權力結構,關於歷史性力量的形構,關於人類解放的障礙其性質以及克服它們的條件與可能性。

或許有一種思考趨向是這樣的:如果我們(正確地)斷言所有的壓迫對人類和道德而言均具相同重要性,並拒絕承認某一種壓迫對其他壓迫具有更高的道德地位。這樣的話,我們便將對社會力量的形構其歷史的分析和評估,即奠基於馬克思主義指認出工人階級和階級鬥爭作為社會主義變革的首要能動力量之上而作出的政治判斷,拋諸腦後。我們在未有以一種更有說服力的分析來代替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社會力量的分析之前——即使我們如何強烈地被道德律令所說服而將所有的人類壓迫都包含在社會主義事業之內,我們都不能輕易否定階級鬥爭是中心的政治判斷。

即使如何激烈地強調其他社會的壓迫和運動的道德事例,我都不認為我們已得到一種對社會關係和權力的替代性分析,其足以正當化將階級政治移離出人類解放鬥爭的中心。

廣告

工人階級是中心◎Ellen Meiksins Wood│陳宗延譯

Wood, E. M., 1992, The Working Class is Central.” Worker Liberty 16:32-3.

艾倫‧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是《新左評論》(New Left Review)編輯委員會成員(譯按:她擔任編委會成員是由19841993年),及《從階級退卻:論一種新的「真正的社會主義」》(The Retreat from Class: a new ‘true socialism’作者。

        我對於前蘇聯當前危機的第一印象,除了所有戲劇性的變化之外,是舊蘇聯(Union)結構在共和國(Republics)層面上被再生產的程度,至少就一部分的舊機構安置自身在新機構中以分一杯羹的意義上。這並非僅是維護他們自身的民族情感。最近我聽聞一位評論者將狀況形容是為財產(Property)的爭鬥,而我認為這與事實相去不遠。一些共和派領袖不過是試圖維持其侵吞的手段(levers of appropriation)。

        我們是否看到資本主義的復辟,則是另一回事。我們最終可能會發現某種類似兩個世界最糟的東西,舊機構的一部分抓住特權,以及市場紀律(market disciplines)──勞動力商品化、失業、利潤極大化的趨力──儘管或許不會太成功。

        威權體制(Authoritarian regime)當然不是不可能。事實上,這類政體或許是資本主義復辟的條件。不過,無論如何,我仍然很難相信,任何復辟資本主義剝削的嘗試不會遭遇工人的抵抗。我們不應低估植入體系中會遇到的阻礙和抵抗。在舊制度中,工人確實被國家壓迫和剝削,但是被剝削的工人和剝削的國家機器的關係,不同於資本和勞動的關係。在資本主義中,剝削的資本和被剝削的勞動的關係,以及競爭和利潤極大化的強制性,是生產過程的整體部分(integral part),恰恰在企業自身內部。例如,它們透過通常是管理者與工人相互衝突的關係而運行。在舊蘇聯政體,剝削的國家及其強制紀律位於企業外部,也不存在像是資本主義中的那種體系性的紀律,直接在企業內部生產過程中運行。事實上,工人和管理者傾向於擁有實質的共同利益。因此在企業和國家機器中有一定的距離,而當舊強制結構解體,它們留下的真空,是私人資本不易填補的。

        讓我闡明我所指為何。我最近讀到波蘭政府暫時決定對私有化踩煞車。他們現在認為他們應該將注意力轉移到產業政策,並且改善國家產業。而他們認為他們該做的第一件事是改革法律框架,使得管理者表現得像是所有者。他們說,在舊體系中,沒有人表現得像是所有者──他們指的是,在國營企業中沒有人被迫要回應競爭的「經濟」紀律,等等。

        我稍早之前讀到一個更有趣的例子。在前蘇聯,缺乏中央機關的直接指令底下,企業管理者經常發現自己依據他們工人的需求而指揮操作。這違反了市場體系的所有準則!但是一旦中央機構弱化,而且沒有私人資本,管理者還有甚麼其他壓力需要回應?更具體地說,沒有真正的市場紀律(其終極武器是解雇工人的權力),這些管理者還有甚麼規訓權力(disciplinary power)?在這有限但絕非無足輕重的意義上,舊制度,或其解體,將企業留在工人手中,至少要將資本置入在工人與他們所控制的企業之間並非如許多人所想像的那麼容易。

        我不確定對共產主義國家的階級性質的持續辯論可以得出多大價值。儘管,對我來說很清楚的是,「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不是一個精確或有用的描述。當前的情況應該很清楚表明了這個表述距離實際有多遠,正如所有熱切的市場商人(marketeers)所發現的。首先,資本主義根植於競爭和利潤極大化的強制性,以及通過這些強制的中介對工人的剝削。我無法想像對資本主義的任何實用定義不包括這些體系邏輯。蘇維埃式的國家確實剝削了工人,而且也存在一種積累驅動的(accumulation-driven)過程,但資本主義的本質性強制則並未運作。當中央國家解體時,它留下的是一種不同於你會在資本主義體系中找到的工人階級,以及一種不同的意識型態殘餘,包括讓市場改革者如此不快的平等主義衝動(egalitarian impulses)。

        斯大林主義永遠離去了嗎?我不相信它可能復辟任何類似的原初形式──儘管這並未排除其他類型的威權政體。事實上,比起斯大林主義,看到沙皇制(Tsarism)復辟我還比較不驚訝!或者,試想看看,或許我們現在將真正見識到一種國家資本主義。

        斯大林主義是俄國革命的延續嗎?首先該說的是,斯大林主義是對蘇維埃等等代表真正民主驅動的革命的逆轉。而我確實不認為斯大林主義的極端形式是不可避免的。同時,也必須要說,在生產力相對未開發的國家引進社會主義,以及使用社會主義政黨作為發展的工具,絕對不是毫無疑問的。快速工業化總是隱瞞著工人進行的,而這意味著宣稱代表工人的黨以及工人自身的關係必然會是充滿問題的。不過這也意味著,將蘇聯的失敗視為「社會主義本身,尤其是民主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的證據,是荒謬的。

        要修復斯大林主義對社會主義造成的傷害需要花一段時間。不過從現在起,事情只會越趨好轉。我們已卸除那重擔(albatross),而現在我們將會把焦點放在資本主義上,沒有冷戰轉移注意力了。資本主義的問題仍然存在,滿滿一籮筐(in spadefuls),而我認為民主社會主義仍然是唯一的替代方案。

        我當然贊成重新奪取對民主的語言。我們不應將民主拱手讓給另一陣營。但我們也不應將我們的民主理念侷限於其在資本主義下的傳統意義。我恐怕這是正發生在一部分左派身上的事。例如,在英國,有一些人全神貫注於憲政和選舉改革。顯然我不是反對民主化英國國家制度的改革。但是這場運動採取的形式在我看來像是純粹的逃避主義(escapism)。這就好像在你周遭的房子就要燒燬,還執迷於地毯上的一塊汙點。

        民主的理念應該是我們對資本主義最強力的挑戰,而非將我們納入於它。我們必須弄清楚,真正民主的國家和公民社會,在資本主義下是決不可能的。當然,擺脫君主制和上議院是一項進展。但那不會讓我們距離移除民主的真正阻礙,即資本主義自身,更近一點。對我而言,「直接生產者的自由聯合」是社會主義的精髓,也會是民主的基礎。我知道這是一個很不流行的想法,但我仍然堅定致力於此既因為它在我看來是唯一真正民主的社會組織,也因為它是一種有別於驅動機制為國家強制或利潤極大化強制的,既不理性也不平等的經濟體的唯一替代方案。事實上,或許我們該從共產主義崩潰學到的首要教訓是,儘管資本主義已對自己證明了它能夠在沒有民主下運作,但社會主義則不能。社會主義,按其定義,是從工場到國家各層級皆民主的社會組織。

        為何我要堅持階級政治的重要性?當然,我們無法保證工人階級會帶來社會主義。我的論點不過是,如果社會主義要發生,它必須由工人階級自身的行動,按照這種方式發生。

        若我們設想社會主義,就其根本基礎而言,是一種基於自由聯合的直接生產者的物質生活組織,那麼理解社會主義計畫便成為其他所有事情的條件,包括,例如,我們對憲政改革的概念。

        我認為,當前關於英國政治改革的一些想法,打算將左派政黨從勞工運動分離開來,而非重塑既存的勞工運動。這在我看來是個巨大的錯誤。我必須質疑,在尋求替代的政治代理者的同時,人們是否還有興趣尋求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我無法不去想像,藉由將自身與工人階級分離開來,他們也將自身與以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計畫,以及確實與真正徹底的民主,也分離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