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rtray] 當醫生前 先學會當公民◎謝明玲(天下雜誌)

本文為《天下》雜誌資深記者謝明玲,在〈人與環境〉專欄的一系列醫學人文特別企劃中,對我和大三黃飛揚學長的專訪。

本系列文章完整目錄如下,請自行購買、延伸閱讀:

○ 拒絕「吃飽等死」的新生代 文/謝明玲

○ 未來醫生的小島啟蒙記 文/彭昱融

○ 當醫生前 先學會當公民 文/謝明玲

○ 努力做不完美的好醫生 文/謝明玲

出處:天下雜誌第440期 2010.01.27出刊

進了醫學院,畢業當醫生,未必是一條人人都該走的路。新一代的台大醫學生,不只要培養「治病」的能力,更要拒絕專業的傲慢,讓醫生這一行,有更寬廣的想像。


 「我覺得醫生是個有很多出路的職業。一般人往同一條路去,因為那是阻力最小的路,」台大醫學系大二的陳宗延,語出驚人地說。

 父母都是醫生,台南一中畢業,他考上高醫醫學系時卻選擇重考,只因台大有社會系,他希望就近汲取養分。他愛社會理論與歷史。採訪空檔,儘管只是五分鐘,他也把握時間,翻閱手上的《知識社會史》。他說,他還在探詢。或許將來不當醫師,可以做醫療社會學的研究。

尋找自己的典範

 對陳宗延來說,進入醫學系,不是生涯規劃拍板定案,而是探索的開始。

 對大三的黃飛揚也是如此。成績似乎理所當然地該進醫科,在建中時,他卻一度抗拒,「就是不愛升學主義的理所當然。」
 真的進了醫科後,他也不見得買單「醫學生、實習醫師、住院醫師、主治醫師」的必然行進路徑。「醫生這行業,可以多一點想像,」他說。

 他很忙。雙修經濟、還抽時間到國防醫學院聽醫療記者開的醫療傳播課程。「很多醫生在和病人講話,找不到重點表達。其實講話要根據對方的背景和需求。這點媒體很厲害,」他笑說。

  他參加外交部國際青年大使,到索羅門文化交流、幫台北市醫師公會寫專欄、也參加傳統醫學研究社到新竹尖石服務;他擔任台灣醫學生聯合會的幹部,推動公共衛 生、人權相關的活動;甚至報名外貿協會主辦的上海世博親善大使選拔。從兩千多人選拔出來的十五位複試代表裡,只有他一位醫學生。

 「我靜不下來;我永遠想突破邊線,」黃飛揚說,「只有好的技術無法符合我對職業的期待。」

 多元接觸不只為了未來職業,他更期待發揮不同於只有「治病」的影響力。他說,社會常覺得教育資源全部挹注在醫學生身上是浪費的,「但我覺得,如果收受那麼多資源,我就不要只是每天看病、刷健保卡。」

 對他而言,醫學的典範很多元。

 「治病,是一個個治療;但科學家能發展治療成千上萬人的新藥;當公衛學者,改變政策,幫忙的人可能又更多,」台大醫學院院長楊泮池說,這幾年,台大也很鼓勵醫學生探索。

成為醫生前先成為公民

 陳宗延和黃飛揚期待自己在成為醫生之前,先成為一位公民,擁有社會觀,學習發揮團體影響力。

 陳宗延參選了學生代表。他不諱言,因為課業繁重,過去醫學系學生參與得很少。但他認為校園決策的關鍵在校務會議,只有選上學生代表,才能在那兒有投票權。

 他指出,特別是醫生,很容易依恃專業,掉入傲慢的陷阱。但公民參與能學習認清權限與義務,在看到權力之際也看到界線。

 他還參與校園改革。例如前陣子台大校園有「百大維新」的活動,提出對台大努力擠進世界大學排名百大的反思。他們閱讀文獻、訪問師長、學生,從學生觀點檢驗課程、校園安全、環保、選課等議題,也將報告書提交給副校長。這些建議,也真的帶來改變。

 和印象中醫學生在大三進入專業後愈走愈窄不同,他們從其他專業的訓練中,學會關照整體環境。

 前陣子中央大學教授洪蘭在教學評鑑中,看到台大醫學生在課堂上吃雞腿、睡覺,為文批評,台灣醫學教育是否出了問題?

把批評當作改革契機

  包括黃飛揚在內的醫學系學會辦了一場討論會。會中沒有針對學弟妹抨擊(黃飛揚是大三,醫療與社會是大二的必修課)、也沒有討論洪蘭老師;他們討論的是,學 弟妹趕課不及,必須上課吃飯,課程設計是不是要改變?或者醫學院是否沒有適合用餐的地方等結構性問題,將這件事視為改革、檢討的契機。

 他甚至認為,醫學教育的改革力量可以來自學生,因為在他們身上,容納了來自更多其他專業對醫療領域的討論。有著更多期待和想像的他們,就能進一步影響老師和學校。

 突破疆界的探索、尋求醫療專業外的影響力,新一代醫學生的天空,更加寬闊。

[critic] 微弱的火光──學生參與的主體學習空間

本文刊載於台大意識報 029刊 (2010.01.11) 醫學人文專題
做醫師之前先做人──醫學人文教育的歷史背景 ◎吳嘉浤 黃澤祺
醫學人文的序曲──專訪台大醫學院前院長謝博生 ◎黃澤祺
專業教育的省思──醫學人文教育與專業素養 ◎莊建淮 李問
從學院到醫院──醫學人文的轉化 ◎陳稚涵 沈怡昕
微弱的火光──學生參與的主體學習空間 ◎陳宗延

典型台大醫學系學生的七年學涯,可以化約為一趟時空旅行三部曲,從總區(一二年級)到醫學院(三四年級)到醫院(五六七年級)。學習場域流轉的背後,正象 徵著不同時期教學內容的差序與異質。我們從訪談中得知,各階段之間確非毫無連屬,但階段間與學職間的銜接,仍舊是課程制度面的一大難題。當某一課程被安放 在特定學期之中,必須思考其深度是否適當?與前後課程是否斷裂而突兀?重複出現的內容是有意義的伏筆,或是缺乏整合的疊床架屋?這些判準往往無關乎個別教 /學者本身的能力,而只能由教/學部門之間的對話去鑑別問題、擬定改進方案。

循此框架,醫學人文教育便無法自外於整體醫學教育,而必須作 全面觀。不同課程著重不同教學目標,然而學以致用的主體無非是學生;猶如醫師施用的療法不勝枚舉,唯有病人的全人健康才是終極目的。在醫學人文教育的大帽 子下,蔡甫昌老師和謝博生院長不約而同地區分人文素養(知識)與人文關懷(態度),其實意在對症下藥、分而治之。然而,素養與關懷不僅不可偏廢,更重要的 是如何相互激盪、融於一爐。可行的流程是:將知識基礎落實到實踐之中,從中錘鍊關懷的技巧/藝,並內化自身、典範與患者的生命經驗作為「莫忘初衷」的燃 料。課堂所授顯然並不足以支應這些需求。何明蓉老師勉力推行醫學專業素養,開始強調隱藏課程(hidden curriculum)[1],或者謝院長提出的體驗學習,都是補其不足的嘗試。

在此必須強調,我們並不反對人文知識與社會科學理論 的重要性。知識當然大有用,光憑情懷或心念難以在複雜的實踐情境中撐持,更別說要超克道德兩難的困境。退一步說,假使特定的知識範疇真是毫無用武之地,我 們也不贊同實用主義掛帥的論調,否定學習那些學問的正當性。乍看之下對職業訓練毫無助益的知識,仍然可能穿透生命,進而重塑個人的觀點和行為。因此,當我 們聽到部分醫學生對醫學人文教育「有甚麼用?」和「好無聊!」的呼聲,真正反映的問題是:學什麼?怎麼學?

必須體認的是,由上到下 (top-down)的課程改革方案無法真正彌合教、學、用之間的落差;因為每一位醫學生最適合成為哪一種類型的醫師,甚或不成為醫師,最了解的莫過於自 己。如果有醫學系學生不全然(或全然不)想當個醫生呢?科研、公衛,或更離經叛道的路線又有何不可?將「身為一個臨床醫師所應擁有最起碼的知識和能力」列 為必修,甚至在基礎醫學知識修習完畢後予以分流[2],給學生更大的空間,其實是更周延而負責的做法。也正因此,我們認為學生應該被視為課程規劃的主體, 使教師、年輕住院醫師、有經驗的高年級學生和初入校門的低年級學生,能夠共聚一堂描繪對課程的想像。

若我們對「醫學產業後備軍」所當學的 期待,與對「良醫」所當為的想像重疊,那麼事情很簡單,所有授課內容都應交由病患和家屬的社會期待決定。這個極端的說法告訴我們:課程設計是一種權力支配 的展現;而主客體的劃分、權力與權限的定義,從來就不是醫學社會學和醫學倫理中陌生或次要的課題。有人說倫理不可學,其實並非如此。倫理作為一種「關係」 的能力[3],當然必須從關係中學;而學生參與課程規劃(猶如參與公眾討論、空間解放、校務會議等)的過程,等於在建構一個操練的場域。醫學專業主義強調 的自律精神 (autonomy),不就是建立在醫師被認可為主體的基礎之上嗎?從這個意義看,學生能否適當看待醫病關係中權力與權限,與師生關係的模仿與扮演關係匪 淺。當學生得到更多老師的信任與尊重,我們將真正有機會培養出視病猶親,甚至建議患者諮詢第二意見的醫界新血。

再者,在我們對醫學人文改 革史的耙梳中,教育部中綱計畫可說居於火種地位。當計畫及其挾帶的經費將於明年底到期時,火焰是否仍能燒旺呢?召喚學生參與課程規劃,將能由內而外 (inside-out)為醫學人文教育再添薪材。我們樂見,在「力挽洪蘭討論會」前後,系學會和醫聯會[4]屢屢藉由議題挑戰、培力醫學生,而何老師和 一群有志學生也自主組織「醫學專業素養學生工作小組」[5],積極挑戰結構、發揮學生的能動性。這群學生若能持續擴大參與,成果將不容小覷;而在此之前, 我們必須聲援、守護這些微弱的火光。

[1] 詳見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7/new/nov/26/today-o3.htm

[2] 謝院長任內推行的二階段學程,或稱6+2制度,詳見http://ppt.cc/8XMT

[3] 參見李丁讚(2008,2月21日)。道德是能力 不是知識。中國時報,A19版。

[4] 系學會:台大醫學系系學會。醫聯會:台灣醫學生聯合會,見http://www.fms-taiwan.org/joomla/

[5] 詳見http://ppt.cc/M@W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