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的遺產──Tariq Ali訪談◎Suzi Weissman│陳宗延譯、宋治德校

弗拉基米爾‧列寧(Vladimir Lenin)關於民主、恐怖主義和革命的看法,在俄國革命百年後,仍未減其重要性。

關於作者:塔里克.阿里(Tariq Ali)為新左評論(New Left Review)編輯。

原文載於「雅各賓」(Jacobin)網站。

身兼作家、製片家和記者的塔里克.阿里,其新書《列寧的兩難困境:恐怖主義、戰爭、帝國、愛情與革命》(The Dilemmas of Lenin: Terrorism, War, Empire, Love, Revolution)上月問世,這是在俄國革命百年、也是列寧在四月提出《四月提綱》(April Theses)後的恰恰一百年,而《四月提綱》乃是在二月革命成功將沙皇趕下台但尚未讓蘇維埃爭得權力而號召鬥爭的文件。

塔里克的新書闡明一個世人未知曉的列寧:這個列寧愛好拉丁文學和古典音樂;他本身的家庭以至他本人,受到當時的政治動亂深刻的影響。

歷史視列寧為殘忍的獨裁者,因此聽到他對民主的許諾或許有些令人驚訝。在這次雅各賓電台(Jacobin Radio)蘇西.魏斯曼(Suzi Weissman)主持的訪談中,阿里澄清了關於列寧在歷史中的角色的種種迷思與詆毀,這有助於我們評估列寧的理念與行動,並探問這些理念與行動在今日的關連性為何。

這篇訪談的謄本業經整理;你可在聆聽本集節目,並在iTunesStitcherBlubrry上訂閱「雅各賓電台」。

蘇西魏斯曼(Suzi Weissman,下稱蘇):在你的新書中,你給了我們一個我們常不會看到的列寧:他對文學、拉丁文和西洋棋的愛好,以及他兄長之死的影響。

塔里克阿里(Tariq Ali,下稱塔):這些人們不會談論到的事情,原因有許多。其中之一是列寧死後蘇維埃領導層對他做的事。這是政治局(Politburo)所作的決策,將他遺體製成木乃伊而對公眾展示、將他變為拜占庭的聖徒。這大半是東正教的傳統。儘管政治局中有些人並不喜歡這些傳統,他們卻無法與之對抗,因為這會被視為很宗派主義。

列寧遺孀克魯普斯卡婭(Nadia Krupskaya)和他的兩位姊妹為此懇求領導層,她們說:「列寧會討厭這麼做。他憎惡所有這類神格化(deification)的事。請將他葬在克里姆林宮的紅牆墓園(Kremlin wall),其他的領袖和活動家都葬在那裡。請不要這麼對待他。」

但他們卻如此對待列寧,這是聰明之舉。他們能夠利用列寧——特別是在斯大林掌權的年代——將列寧重建為他所不是的某人,並且偽造與他的合照。

斯大林特別會這麼做。他當然與列寧在政治局會議上頗常會面,但要顯示他們是朋友,就得偽造許多相片。而偽造的畫像,用來表明列寧、他的思想和30年代蘇聯的真實存在之間是完全連續而一致的。

有兩個不同的群體,曾相信或仍相信這種連續性。其一是俄國的斯大林主義領導層,其二則是西方。

在此,這兩群人建立了不神聖同盟(unholy alliance)。斯大林主義者說:「我們所做之事是延續列寧同志的工作」,而西方的領袖和官方理論家們則說:「沒錯,列寧正是蘇聯正在發生之事的基礎。」這兩個大國和意識型態機器聯合起來,讓人們遺忘了真實的列寧。

在所有這些之下,有了一個非常不同的政治領袖和理論家。

 

我第一次去蘇聯時,我很驚訝地看到人們前往陵墓而大排長龍的隊伍。我當時思索,要好幾代的後才能搞清楚列寧。是否有充分的流逝才能使我們帶出這個不熟悉的列寧?

:在主流意見中,當然有好些敵意,但惡意則已消失,因為蘇聯已不復存在。老實說,當《紐約時報》邀我寫一篇論列寧的評論時,我是很高興卻也頗為驚訝。我有力地捍衛我如書上所述的觀點,而這篇評論如實登出而未有雜音。

我希望這意味著,大家將會嚴肅注意他的思想及某些關鍵著作。他在《四月提綱》中戲劇性地改變了關於需要甚麼的觀點【校按:提出俄國形勢要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階段】;而他在〈國家與革命〉(State and Revolution)中說道:「我們需要的是一種巴黎公社的類型」(What we need is a version of the Paris Communes.)。 【校按:這裡並非實際原文而是類似意思,列寧提出打碎舊有的資產階級國家機器而代之以工人階級的國家類型,是以巴黎公社為借鑒模式。】

巴黎公社其中一個重要之處是在每一層級由下而上的選舉,至到如此程度如偉大的法國畫家庫爾貝(Gustave Courbet)組織了巴黎每個角落的藝術家,他們選舉代表以負責決定巴黎的樣貌。這是完全的民主過程。這就是列寧想要的模式。

有些人在列寧死後說:「內戰【校按:指十月革命後國內外反動勢力企圖絞殺布爾什維克工人政府而發動的戰爭】很糟,但即使在內戰期間,我們仍擁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使我們想起巴黎公社。平等的感覺是存在的。任何人在軍隊和黨的階層內,都能隨心所欲地發言。我們可以同人民委員(commissar)爭論,如此等等。」

斯大林獨裁政權將那些民主經驗完全抹掉了,並且創造出一種輿論:他的統治完全發源於列寧。一個非常古老的辯論:列寧及其後之間是否具有全然連續性,或者完全沒有?恐怕以上皆非。我認為的確有一些連續性的元素。我們無法否認那些,不過那通常是緊急情況下採取的決策。

最感人的事是在列寧的晚期著作中看到,當時他滿腔怒火。他因中風而癱瘓了,醫師不再允准他參與政府或黨的會議,他突然間變為旁觀者。列寧看著他們所完成的事,然後他說:「我的天啊,這個進展不太好。」

他在《國家與革命》中的重大主張是,一個社會主義共和國必須摧毀沙皇制的一切殘餘、其官僚層和大俄羅斯沙文主義。他說:「有時在我看來,即便我們贏了革命,舊沙皇制官僚層卻仍然掌權,用它過去的樣貌污染了布爾什維克的黨工(apparatchiks)和領導。」

這使他震驚,因此他準備了一系列尖銳批評的文件去挑戰和改變這件事:改變政治局的架構,給予監察委員會(Control Commission)更多權力,說到斯大林應該被拔除黨總書記的職務,並論述出了甚麼錯及其原因。

這是我們——我們之中許多人——多年來述說著的事情。社會主義——無論它在哪發生和出現——總是一種逼近(approximation)。你不能說:「這就是社會主義。」你要奮力邁向它。列寧很快速地寫下這些。

 

在你書中,你描述了老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親王(Prince Kropotkin)回到當時的蘇聯時與列寧的會面。無政府主義即將要被禁絕,但他在1919年五月來到莫斯科與列寧會面,並對官僚的問題發出怨言。列寧回答:「我們到哪都總是反對官僚習氣(officialdom)。」

:列寧相當喜歡克魯泡特金,他也相當喜歡某些無政府主義鬥士和活動家。他如何能不喜歡呢?他們主導了整個十九世紀的俄國政治。

當時佔據主導位置的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無政府主義。這是年輕人喜歡的意識型態,他們通過克魯泡特金和巴枯寧(Bakunin)的思想,將之採納而讓自己走向某種形式的無政府恐怖主義,因為他們說:「沒有剩下甚麼我們能做的了。」

在馬克思和車爾尼雪夫斯基(Chernyshevsky)等俄國人的通信(當然也包括他和巴枯寧的談話)中,他說道:「我當然大體上完全反對恐怖主義,因為它使人分心不去建立群眾運動和黨、贏得多數工人階級支持。但在俄國的狀況,是有一種主張,因為所有事情都被封鎖了。當年輕人說:『解除封鎖的唯一方法。是刺殺壓迫者』,我能夠理解。你不能圍繞它建立戰略,但我確實能夠理解。」*【校按】

當時許多變得活躍的婦女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女性,或者像普羅夫斯卡婭(Sophia Perovskaya)——她曾嚐試刺殺一位沙皇【校按:阿歷山大二世】——她事實上是彼得堡省長(governor-general)之女。這些資深官僚其實知道沙皇何時去哪及怎麼走,因此她組織了所有事情。她是主要的組織者,當然她也因此被絞死——第一位被沙皇專制政權絞死的女性。

列寧知道這事。他成長於其中。他的兄長錯誤地涉進一個無政府主義小團體,那時無政府主義本身正在崩解。他只寫了傳單,而在法庭中檢察官跟他說:「亞歷山大.烏里揚諾夫(Aleksandr Ulyanov),我們知道你幹了甚麼好事」。列寧的哥哥說:「是的,你知道我寫了傳單,但我為整個行動負全責。」這是高貴的。他不需要那麼做;而如果他不那麼做,他可能只會被判囚刑【校按:結果被判絞刑】。

在這種背景中成長的列寧,完全能夠理解;而他首先做的事之一,便是去訪視許多這些無政府主義者和老無政府主義鬥士。克魯普斯卡婭在《回憶列寧》(Memories of Lenin)中想當隱晦地寫道:「每當我們經過一個鄉鎮,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總會說:好,我現在必須去訪視A、B、C、D和E,因為他們還活著。」【校按:這個出處有疑問,翻查《回憶列寧》一書並無相關說法。】 這些人都是老無政府主義鬥士,因此這個習慣一直跟著他。

 

列寧早先認同而後轉而反對的戰術——使用恐怖的戰術——在世界各地引發對話。美國的德布斯(Eugene Debs)和「大比爾」海伍德(Big Bill Haywood)在此參與了討論,並述及直接行動如何是可以的,但它必須由勞工運動發動。

:是的。

 

這當然也是列寧後來採納的立場。為何巴黎公社對他來說意義如此重大?

:巴黎公社的爆發,根本上是源自法國統治階級敗於普魯士人和日耳曼人之手,就像歷史上許多其他革命那樣。拿破崙三世犯下挑起與日耳曼人衝突的大錯,而俾斯麥及其黨徒正等著這機會。法軍在招致這次挫敗後,他們就逃到凡爾賽去了。

巴黎人,特別是勞工、還有工匠和知識分子,說:「我們不接受這種投降。讓我們解放巴黎、堅持下去、對抗普魯士人。我們既不想被拿破崙、也不想被普魯士人佔領。」

在此你可看到列寧於一戰時立場的迴響:我們兩邊都不會支持【校按:即「同盟國」和「協約國」】。我們首先在巴黎公社看到那樣的微光,後來他們接管了巴黎。他們擊敗聚集在凡爾賽的反動軍,然後你便會見到我們只能稱它為勞工民主及人民民主的首次大爆發。

並非所有公社參與者都是勞工。有許多市民身涉其中,包含小工坊的工匠、藝術家、作家。例如,蘭波(Rimbaud)寫了一首詩,描述巴黎公社發生之事,實是無比動人。【校按:《巴黎的狂歡》〔l’Orgie parisienne〕】

接著,巴黎公社宣布「我們將由下而上選舉出我們自己的代表」而令所有人鼓舞,因為那時候哪裡都還沒有這種民主。德國或許是最先進的,但即便在那裡也實施了一部強而有力的緊急狀態法,以試圖令社會民主黨人不能靠近權力核心。巴黎公社這種由下而上的民主使每個人都興奮了,而這些代表去到地方大會及他們的全巴黎大會,並且讓他們的聲音被聽見。

1815年的維也納共識(跟1990年代的華盛頓共識相較並不太陌生),他們在那裡宣布:「無論革命起於何處,無論反對勢力在哪發生,我們必須確保它們立刻被消滅。我們無法承擔這些風險。」

然後1848年便在歐洲遍地爆發了革命與民族自決的訴求,接著是巴黎公社的爆發。這非常貼近著全世界所有革命者的心智。這個訊息甚而傳到遠至菲律賓人:「看看巴黎發生了甚麼。看看他們說了或做了甚麼。」

自1871年以降,你會開始看到某種馬克思主義者原型(proto-Marxist)的潮流在發展。馬克思全然支持公社,卻感受到因為他們缺乏經驗,而犯下本可不避免的大量的戰術錯誤。那些試圖分隔列寧與馬克思的人們,將會發現事實上馬克思論巴黎公社,與列寧晚些正要說的非常相似。

另一件關於列寧和1917年創立的國家的事是:所有西方同盟——協約國(Entente powers)、美國——都是由後來幾年為美國開展情報行動的人們組成的。二十餘歲的杜勒斯兄弟(John Foster Dulles and Alan Dulles)出席了那場決定該如何擊敗俄國革命的會議。英國參與其中。其他歐洲列強也參與其中。二十二個由西方同盟的列強支持的軍隊試圖擊敗俄國革命。這令該場革命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記。

你必須對政治有所理解。列寧、他的同代人、以及馬克思:他們都是政治人。他們理解,若沒有政治,甚麼都不可能推動。列寧在這個意義上無疑是個天才,甚至連他的敵人們都如此公認。全然澄澈清楚,並非將挫敗粉飾為勝利,而是說若我們做到了A、B和C則勝利可期。

 

二月革命是自發的,工人湧向街頭。他們推翻沙皇,但因為猶豫不決,蘇維埃未能爭得,反倒是一個弱的臨時政府(provisional government)掌權了。那是一段非常自由的時期,但另一方面,革命尚未終結。當列寧從流放中復返而抵達芬蘭車站【校按:俄羅斯聖彼得堡市的涅瓦河〔Neva river〕北岸的鐵路總站】時,發生了甚麼事?

:當列寧抵達那裡,蘇維埃正開始要集結起來。蘇維埃在有些地方已存在著,但並非在全國各地,而是在所有主要的中心,成為了模範。聖彼得堡這裡沒有議會。杜馬The Duma)絲毫不受尊重,並且由於1905年的經驗——如列寧所稱,是革命的彩排——當蘇維埃首次自發湧現,沒有任何政黨能強過它們。它們是真正自發且具解放性的。許多人民認識到這應當是民主的模範——一種蘇維埃的民主——而和後來對它的標籤有著非常不同的意義。

當列寧抵達時,由自由派和溫和派政黨領導的蘇維埃的一位官員代表向他問候,實際上是一位右派孟什維克名叫齊赫哲(Chkheidze),他說道:「列寧同志,我們代表彼得格勒蘇維埃(Petrograd Soviet),歡迎你回來。但我們要敦促你了解:這是一場非常廣泛的革命,你必須和其他所有人團結起來,使這場運動前進。」列寧淡漠地與他握手,然後邁向前去與等待著的工人和軍人代表談話。他說:「我們必須發動一場革命,而這場革命必須是一場社會主義革命。我們必須終結戰爭,讓有機會實現「土地、和平與麵包」的口號。」

這是列寧的老而細碎的口號之一。在每一個詞彙——土地、和平與麵包——底下,有著一根鐵柱,即是布爾什維克的戰術與戰略政策。那正是這些支柱所支撐的,而它們成為非常流行的口號。

官員們哀嘆著。他們心想:「老天,一點都沒變。這傢伙還是同一個人。他沒有改變」,這是因為有些布爾什維克黨人與他們靠攏而使他們相信:我們現在都在一起了,沒有甚麼會再發生。但列寧知道,若是錯失此刻,革命將不再來。因為這些掌權的丑角拒絕讓俄國置身於戰爭之外,而這卻是巨大的民意訴求。他們無法也沒有權力去轉化社會情勢。

 

塞爾日(Victor Serge)正是此說:列寧是革命時期的革命家,而那定義了一個領袖。他了解這個時刻,能夠看到這個時刻蘊含了甚麼,並且抓住這個時刻而與之一起前進。

:確實如此。列寧起草《四月提綱》。我們不應對此過分神祕化。他喜歡以提綱的形式寫作。它們經過濃縮、非常清晰、沒有贅字而僅僅標定和指出需要做甚麼。列寧說,無產階級需要爭得權力。

正統派說:此刻我們能有的只是一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那意味,我們本身不應參與其中,因為我們反對資產階級。讓他們搞革命吧,我們會等著,一旦它們完成了革命、發展了革命,我們將站出來搞一個不同的社會主義革命。列寧說:「這是完全徹底的胡說八道。」

幾週過去,兩件事很明顯了。列寧的觀點在工廠中極為流行,不只在普提洛夫(Putilov)工廠,還有相當多的在彼得格勒周遭的其他附屬工廠亦然。它們在婦女之間也非常流行,無論是勞工階級女性或受家庭拘束的女性。為確保同黨民眾能夠了解,他首先去爭取布爾什維克基層的支持。

工人階級領先於黨,黨的基層領先於黨領導層,然後列寧最後起身告訴黨的領袖們:「好,我們接下來將要做甚麼?」到此時,他們之中多數已同意必須採納《四月提綱〉(儘管當列寧剛進來,他們說:「列寧瘋了。到底發生甚麼事?」)。重要的是,採納了《四月提綱》為托洛茨基和他那個由極具天賦的知識分子組成的小團體開了門,這些知識分子們本身多年來對這些路線爭論不休,而今來到且加入布爾什維克黨,於是強化了布爾什維克當時還未達到頂端的知識分子文化。

 

我們來談談從四月到十月,以及激動人心的革命。

:革命有起有落。在1917年七月的某個時間點,工人們——或者說,工人中最具鬥性的、未被任何政黨組織的派別,其中卻頗多為布爾什維克的同情者——決定:「夠了!我們現在必須爭得權力。」這時對情勢當然極充分理解的列寧,認為這是不成熟的(因為他們在關鍵的蘇維埃中仍未掌握多數),並試圖加以阻止。然而一旦工人傾巢而出,布爾什維克便同他們一起出發。這裡沒有待在家裡或被動地令到革命遭到鎮壓的情況出現。

接著你便面對反革命的反撲。托洛茨基被捕,其他的布爾什維克領袖被抓捕。列寧被自己的黨強迫逃亡,因此偽裝成一位鐵路工、戴著一頂假髮(順帶一提,他那樣看起來很酷)。

他跨越國境,從那裡繼續抨擊領導層,他說:「這是暫時的挫敗。沒有甚麼根本的改變。」到了九月,當俄軍在戰事前線完全崩潰,軍人抵受不住布爾什維克的鼓動,軍隊出現叛亂、大規模的逃跑、且穿著軍服的農民回了家。正是這種布爾什維克的鼓動政治,爭取到軍人的支持。

科爾尼洛夫(Kornilov)和右翼將軍們依賴他們自己的軍人而繼續大屠殺變得困難。當科爾尼洛夫的部隊朝向彼得格勒行軍,以皮諾契式(Pinochet)的風格奪權而試圖殺戮每個人時,布爾什維克的鼓動者出面對他的軍人說:「看,你知道自己為何被帶進彼得格勒嗎?你來是為要摧毀你的勞工夥伴、幫助摧毀其他軍人。」軍隊士氣開始消失。

到這時,列寧回到莫斯科,領導層的秘密會議舉行了,他們決定:「就在十一月七日這天,我們將實際掌權。」

人們說這是場陰謀,但這卻是世界史上最公開宣告的革命。沒有秘密。甚至當列寧還是少數派時,有人在彼得格勒蘇維埃跟他說:「人們在談論奪權。在這場集會中,是否有任何黨派準備好現在要奪權呢?」這位矮小、禿頂的男人舉起他的手,被准許發言,起身,然後說:「布爾什維克已經準備好現在要奪權。」場上充斥笑聲、歡鬧與戲謔。

到了九月底,一些關鍵的事發生了。布爾什維克得到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工人和軍人蘇維埃的多數支持。當列寧得知這件事的發生與情勢的轉變,他便決定:「好,時機已到」,並且他們著手計畫接管,全然未用任何暴力便達成。

在此提起一個註腳。偉大的孟什維克歷史學家蘇卡諾夫(N. N. Sukhanov)——曾寫過關於革命最好的歷史著作之一(在某些方面對列寧頗有批判,但不失為精采的歷史著作)——說:他打電話給妻子,告訴她會有些晚歸,而他妻子說「我寧願你今晚不回家。這裡有很多人待著。今晚待在辦公室吧。」隔日,蘇卡諾夫發現他被攆出家的原因是,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在他家開會,作出開始起義的決策。

 

托洛茨基不只曾說過,革命是歷史最強的靈感(revolutions are the mad inspiration of history)【譯註:出自托洛茨基《我的生平》(My Life)第29章,原句為:Revolution is the inspired frenzy of history】,也說過革命是要爭取軍隊的支,而得到軍隊那方就得到勝利 校按:出自《俄國革命史》。整個駐軍都支持布爾什維克,但革命卻相當平和。

:完全沒錯。傷亡是很少數的。愛森斯坦(Eisenstein)的影片《十月》(October)對此事件是誇大了。他覺得他必須拍一部關於它的電影,但其實它是一個相對平靜的事件。街道上滿是歡騰。

 

蘇:革命的遺產是甚麼?

:社會主義加上民主。這是一場領先它的時代的社會主義革命,因為對德國工人階級領袖(羅莎.盧森堡 [Rosa Luxemburg]、李卜克內西[Karl Liebnecht]等人)的屠殺而令它被隔絕在歐洲之外。所有的布爾什維克都同意,他們若被隔絕,麻煩就大了。當然,麻煩的確產生了——無論是從內部或外部,以及德國崛起的法西斯主義。

革命若是在1920年代發生在德國【校按:指成功的話】,全歐洲的歷史會迥然不同。

 

* 校按:馬克思生前並沒有與車爾尼雪夫斯基通過信,與巴枯寧則有,但沒有類似說話。反而馬克思給他女兒燕.龍格(Jenny Languet)評論民意黨人行刺亞歷山大二世而說:「你是否注意到了聖彼德堡對謀殺事件組織者的審判?這真是一些能幹的人,他們沒有戲劇式的裝腔作勢,而是一些普通的、實幹的英雄人物。……力圖使歐洲相信,他們的行動方式是俄國獨特的、歷史上不可避免的行動方式,對此不應多作道德說教——贊成或是反對,就象對待希沃斯(Chios)的地震一样。」〈馬克思致燕.龍格〉《馬恩全集》35卷,第173頁。列寧批評當時社會革命黨人用的恐怖手段,說到「恐怖手段的不中用,因為沒有工人群眾,任何炸彈都是無能為力的,顯然是無能為力的。」〈革命冒險主義〉《列寧全集》6卷,第369—370頁。

我因為在耶魯抗議性騷擾而遭逮捕。我不會停止的。 ◎Julia Powers│陳宗延譯

※本文翻譯已獲作者授權。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steverything/wp/2017/05/12/i-was-arrested-for-protesting-against-sexual-harassment-at-yale-i-wont-stop/?utm_term=.1917c0e75d3d

除非研究生有工會,否則我們無力保護自己。

※作者Julia Powers為耶魯大學的比較文學研究生教師(graduate teacher)。

我已七日沒有進食。然後,週四,五月十一日,我因為公民不服從的行動而遭逮捕。我是一位耶魯的教學助理(teaching assistant),而我和我的同事絕食及入獄的原因是:我們的大學--我們的雇主--拒絕傾聽我們的聲音。

二月時,在八系舉辦的選舉中我們投票組織工會。自此以來,耶魯一直忽視其與我們協商的義務,這是為了拖延換取時間,直到川普總統能夠任命美國全國勞資關係委員會(the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的新委員,而使我們的投票結果作廢。

我參與工會、加入絕食,是因為我每日面對兩個現象交錯:學術職涯軌跡(career track)崩壞;以及學術中的性別歧視(sexism)。我將來要拿到的博士學位是比較文學專業,各大學在這個領域幾已停止專業聘僱,反倒以廉價而可取代的教師代之。這讓我在專業和經濟方面都置身於極度脆弱的處境中。

同樣地,研究所本身是個不平等的環境。若要找到工作,我們需要教授的善意、支持和專業推薦。隨著學術職涯軌跡日益衰微,為能維持這條通向下一份工作而越走越窄的路,所需的善意就得更多了。

由於所有事都有賴於個人關係,工作場所在性別的分界上便高度不平等。所有學界人士都知道「男孩俱樂部」(boy’s club)--在此男性支配且積累認同,女性卻被邊緣化。

於是產生徹頭徹尾的騷擾。耶魯本身在2015年的研究發現:這所大學中,53.9%的女性研究生及專業學院學生經歷過「侮辱的言談」(insulting remarks)、「不恰當的個人評論」(inappropriate personal comments)、「不受歡迎的性對話」(unwelcome sexual conversation)、「攻擊性的數位通訊」(offensive digital communication)或「持續的獻殷勤」(persistent advances)。這群人中,只有5.7%採取任何後續行動。

我在西語及葡語系做了許多工作。在2015年,一封公開信指認該系一位資深教授為累犯的「主要襲擊者」(main assailant)。這位教授被指派為我的主管,即使他的事蹟早已廣為人知。我在近距離遭遇騷擾。我聽過貶抑的言談。我見過老師因為直言揭露而終身職被否決。當耶魯不了了之(applies no consequences),我注視著。

相似地,在近東語言與文明系(Near Easter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對於偏私(favoritism)的長年怨言爆發,使得一樁系主任與研究生的婚外情被披露,這位研究生在其主管下被升遷。耶魯行政高層承認,數年前就早已知悉此事。BuzzFeed在2016年報導:耶魯在聘僱一位哲學教授時,無視於騷擾的指控。一位聘僱委員會的教授說:「這裡有一種男性裁量(male discretion)的文化」。在醫學院,行政高層推翻了一個委員會對一位騷擾研究者的教授的處分建議。耶魯只有在被抓到的時候,才會退卻。

多年來,耶魯進行內部調查,發現研究生之所以不通報騷擾,是因為「權力梯度」(power gradient)(借用2013年研究的原文)和「畏懼對受害者職涯的負面影響」(根據2011年研究)。這是耶魯本身的措詞。耶魯最近一次調查--發現前述53.9%的那次--並未給予應答者機會指出我們不通報騷擾的原因是害怕「負面影響」或「權力梯度」。相反地,它創造一種表象:絕大多數被騷擾的女性,用這份調查的原文來說,「認為並沒有嚴重到需要通報」--儘管耶魯本身沉默未言的理解是不同的。更有甚者,這所大學拒絕釋出依照院或系細分的資料。Lynn Cooley院長 [譯按:耶魯大學文理研究院,the 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 解釋:「公開釋出這些資料,會鼓勵不健康的比較」。

耶魯大學校長Peter Salovey對於不端行為(misconduct)比率,表示「深感苦惱」。他的行動卻完全不是這麼回事。這不過是唐納川普所謂「更衣室談話」(locker room talk) 的世故翻版。在最近一次調查後,我們被要求要有「耐性」,耶魯「會盡其所能修正此事」。這我們以前就聽過了。我們已經聽了好幾年了。而這正是耶魯此刻關於於我們工會的發言--再等會(wait longer)。

當我們的工會成功組織,我們將更被充權(empowered),也更受經濟保障。對工作、工資和健康保險的渴求,將不再像現在這樣強化我們對我們教授的依賴。並且,我們將擁有一種補償與保護的直接模式,具有公平、中立的申訴程序的形式。

在過去幾年中,我學到了:可恥的有權男性不是憑空起作用(works on its own)。拿回你自己工作中的權力。那正是我絕食的原因--這是我將權力奪回自己雙手的方式。我們將不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