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記] 2013.05.31 工時限制的非預期後果

這篇Pauline Chen(陳葆琳,也就是《最後期末考:一個外科醫師對生死課題的省思》Final Exam: A Surgeon’s Reflections on Mortality by Pauline W. Chen這本書的作者,相信很多醫學生都看過)談ACGME 80hr工時限制的文章其實寫的很深刻,值得相關領域的人好好看一下。

所有制度設計都有非預期後果,工時限制造成的是:由於年輕醫師被要求在減少的工時內看完一樣數量的病人,也就是workload並沒有隨之下降,以致於每個病人被照料的時間減少了(剩下8分鐘/人!),也就是說青年基層醫師被迫減少與病人的深談互動,以提昇效率。這也可能會使年輕醫師習於這樣的互動模式,而在往後的行醫生涯中即使沒有時間壓力時(畢竟那是美國不是台灣…)也如法炮製。結論是:「增加受訓者人數,減少住院醫師工作負荷,以及讓當下的工時限制更有彈性,可能可以減緩年輕醫師目前面臨的一些壓力,並讓他們花更多時間跟病人相處」。

我的看法是,美國青年醫師的醫療環境,從工作內容、制度到文化,和台灣還是差異蠻大的,類似的狀況不一定就會發生在我們身上,但是當然諸種客觀可能的非預期後果還是要仔細思考。實際上,醫師勞動條件改革小組向來並不主張青年醫師勞動條件只限於工時一端(儘管就台灣的狀況那是最迫切的),自然不會覺得勞基法一適用工時就會自動被規範,工時一被規範工作負荷就必然能夠完全合理。資方在這裡被迫讓步,當然可能會想在其它地方連本帶利榨回來:以美國的例子來說,你要減少工作日是吧,那我就增強你的勞動強度。

無論如何,勞動條件的鬥爭,最重要的還是勞動者自己的意識覺醒和團結;至於病患權益,我還是認為分級轉診和家醫制度是必要的組織性措施,因為只有醫師不是「局部工人」的時候,才有可能和病患建立長期的、超越醫病關係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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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論住宅問題〉(1872)摘要

臺大勞工社上週三(5/14)「左翼思想與實踐」讀書會討論的其中一篇文章,是恩格斯〈論住宅問題〉(1872)。恩格斯對於所謂「住宅缺乏現象」,也就是勞動「人口突然湧進大都市」,造成住宅供給不足、「房租大幅度提高」(237)的現象及其解決有很深刻的分析:必須「消滅」資本主義經濟邏輯必然造成的「城鄉對立」(urban-rural opposition),而這又有賴於「無產階級取得了政權」,以「剝奪現在的房主,讓沒有房子住或現在住得很擠的工人搬到這些住宅裡去」,因為「現在各大城市中有足夠的住宅」,缺乏的是「合理使用」(252)。

關於現象,這段最讓我感到心有戚戚,「現代大城市的發展,使某些街區特別是市中心的地皮價值人為地提高起來,往往是大幅度地提高起來。原先建築在這些地皮上的房屋,不但沒有提高這種價值,反而降低了它,因為這種房屋已經不適合於改變了的條件;於是它們就被拆毀而改建別的房屋。首先遭到這種厄運的就是市中心的工人住宅,因為這些住宅的租價,甚至在住宅中擠得極滿的時候,也永遠不能超出或者最多也只能極緩慢地超出一定的最高限額。於是這些住宅就被拆毀,在原地興建商店、貨棧或公共建築物」(239)。所謂「台北六本木」,台灣的現實之於血淚斑斑的資本主義史,恰恰是一個明確的註腳吧。

這篇文章的主調是要批判若干改良措施。其中幾個論點是我特別有興趣的:

(a)訴諸前現代方案的無效性:恩格斯批判蒲魯東主義對前現代的盧德主義(Luddite)懷舊,「把全部現代工業、蒸汽機、紡織機以及其他一切傷腦筋的東西統統拋棄,而返回到舊日的可靠的手工勞動上去」(247),寄望於犧牲生產力以換取「永恆公平」(justice éternelle),是不切實際的空想。(像是賴小貍很喜歡舉的例子:樂活(Lohas)作為解方的謬誤)相對地,馬克思主義則主張: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中,先進資本主義帶來的發達生產力是革命的必要基礎。

(b)法權鬥爭和慈善經濟的侷限性:恩格斯說:「正像蒲魯東把我們從經濟學領域帶到法律領域去一樣,我們這位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在這裡把我們從經濟學領域帶到道德領域中去」(264),「每一個社會的經濟關係首先是作為利益表現出來」(307)。訴諸公平或道德,而沒有根本碰觸到經濟結構,蒲魯東主義者和良心發現的資產階級的共同主張:「工人住宅」(讓工人「贖買出租住宅」(257),使「每個承租人變成自己往房的所有者」(248)),歸根究柢是無濟於事的。

甚至,某種具有社會性的「工人自助」,或者帶有社會福利想像的「國家幫助」,這些今日「社會住宅」、「公共住宅」的雛形,恩格斯也認為只能解決局部的、枝節的問題,因為住宅問題「並不是在被消滅,而只是在……被遷移!同一個經濟必然性在一個地方產生了它們,也會在另一個地方產生它們。 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還存在的時候,企圖單獨解決住宅問題或其他任何同工人命運有關的社會問題都是愚蠢的」(294)。

過去對住宅問題的理解非常淺薄,對具體的制度設計也沒有涉獵;以前閱讀《馬恩全集》的時候也總是優先關心理論問題,把這幾篇古典的政策分析省略掉。所以,這次讀到這篇的時候,聯想到過去參與動員的幾次居住權運動,覺得自己好像可以應該思考得更深入一點,慢慢試著和不熟稔的政策與替代方案(住宅問題以外也是如此)對話。儘管如此,就我目前不成熟的思考,我並不認為主打病徵症狀的「改良措施」是完全不必要的,只是心裡還是要長存病因和全局圖像。也正因此,或許這篇〈論住宅問題〉在150年後,對相關領域的運動者和思考者,應該還是有深入閱讀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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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恩格斯,1872,〈論住宅問題〉,《馬克思恩格恩全集第十八卷》,P233-321

 

 

 

一、蒲魯東怎樣解決住宅問題

[住宅問題的定義] 住宅缺乏現象,是指本來就很惡劣的工人的居住條件因為人口突然湧進大城市而特別尖銳化;房租大幅度提高,每一所房屋裡的住戶愈加擁擠,有些人簡直無法找到住所(237)

[住宅問題的現象] 現代大城市的發展,使某些街區特別是市中心的地皮價值人為地提高起來,往往是大幅度地提高起來。原先建築在這些地皮上的房屋,不但沒有提高這種價值,反而降低了它,因為這種房屋已經不適合於改變了的條件;於是它們就被拆毀而改建別的房屋。首先遭到這種厄運的就是市中心的工人住宅,因為這些住宅的租價,甚至在住宅中擠得極滿的時候,也永遠不能超出或者最多也只能極緩慢地超出一定的最高限額。於是這些住宅就被拆毀,在原地興建商店、貨棧或公共建築物(239)

[住宅問題不只是工人階級問題] 這種情況正如小店主的欺騙一樣,也根本不是一種單只壓迫工人階級的禍害,並且由於它損害了工人階級,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和持續一定時間以後,也就必然會同樣得到一定的經濟上的補償(239)。工人階級和其他階級特別是和小資產階級共同遭受的這種痛苦,正是蒲魯東所屬的那個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專愛研究的問題(240)

[住宅問題不能化約為勞資關係]德國的蒲魯東主義者:「住宅承租人對房主的關係,完全和雇傭工人對資本家的關係一樣。」這完全不對。這是一種單純的商品買賣;這不是無產者和資產者之間,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交易。把勞動力賣給資本家所引起的那種特殊後果,在這裡是完全沒有的(240)。我們在這裡看到的是兩個公民之間的完全平常的商品交易,而這種交易是按照調節一般商品買賣以及「土地佔有權」這一商品買賣的經濟規律進行的。首先是估計到整個房屋或房屋一部分的建造和維修費用;其次是估計到依房屋位置好壞程度而定的地皮價值;最後,決定問題的是當時的供求關係(241)

[法權主義的謬誤] 蒲魯東的全部學說,都是建立在從經濟現實向法律空話的這種救命的跳躍上的。每當勇敢的蒲魯東看不出各種現象間的經濟聯繫時,他就逃到法權領域中去求助於永恆公平(242)。!難道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是「滲透著法權觀念」,即自己有剝削工人的特權的觀念嗎(243)

[工業革命作為階級革命條件] 正是現代大工業把先前被束縛在土地上的工人變成了一個完全沒有財產、擺脫一切歷來的枷鎖而被置於法外的無產者,——正是在這個經濟革命造成的條件下才可能推翻剝削勞動階級的最後一種形式,即資本主義生產形式。可是現在來了這位痛哭流涕的蒲魯東主義者,他哀歎工人被逐出自己的家園是一個大退步,殊不知這正是工人獲得精神解放的最首要的條件。在《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一書中正好對十八世紀英國所發生的工人被逐出自己家園的這一過程從主要方面進行過描寫(244)

[懷舊主義的謬誤] 我能想到要把這種在當時情況下是完全必然的歷史發展過程看成一種退步,後退得「比野蠻人還低下」嗎?絕對不能。1872年的英國無產者比1772年有自己的「家園」的農村織工不知要高出多少。自從資本主義生產被大規模採用時起,工人的物質狀況總的來講是更為惡化了。但是,難道我們為了這點就應當憂傷地眷戀(也是很貧乏的)埃及的肉鍋,眷戀那僅僅培養奴隸精神的農村小工業或者眷戀「野蠻人」嗎?恰恰相反(245)

[前現代解方的謬誤] 整個蒲魯東主義都滲透著一種反動的特性:厭惡工業革命,時而公開時而隱蔽地表示希望把全部現代工業、蒸汽機、紡織機以及其他一切傷腦筋的東西統統拋棄,而返回到舊日的可靠的手工勞動上去。這樣做我們會喪失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生產力,整個人類會陷於極可怕的勞動奴隸狀況,饑餓就要成為一種常規,那也沒什麼了不起。只要我們能搞好交換,使每個人都能得到「勞動的十足收入」並使「永恆公平」得以實現就行了!只求公平得勝,哪怕世界滅亡!(247) 反動的蒲魯東主義原則上的,這個原則以為現代大工業所創造的條件是一種病態的贅疣,必須用強制手段——即逆著社會一百年來所順從的潮流—— 使這個社會退回到以單獨生產者因循守舊的手工勞動為常規的狀態中去,這無非是要理想化地恢復已經滅亡和正在滅亡的小手工業生產制(250-1)

[蒲魯東的具體解方及其批判] 一方面,他要求每個工人都有自己的、歸他所有的住宅,好使我們不再比野蠻人還低下。另一方面,我們廢除法權理由,根據永恆公平宣佈交付的房租是抵銷住房本身價格的一種分期付款。把廢除住宅租賃制宣告為一種必要性,其方式就是要求把每個承租人變成自己往房的所有者。但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即現代社會的基礎,並不因此而受到損害(248)

[資本主義社會的解方和社會革
的解方
]在現代社會裡,解決這個問題同解決其他一切社會問題完全一樣,即靠供求關係在經濟上的逐漸均衡來解決,但是這樣解決之後,這個問題還會不斷產生,就是說,一點也沒有解決。社會革命將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呢?這不僅要以時間地點為轉移,而且也同一些意義深遠的問題有關,其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就是消滅城鄉對立的問題。有一點是肯定的,現在各大城市中有足夠的住宅,只要合理使用,就可以立即幫助解決真正的「住宅缺乏」問題。當然,要實現這一點,就必須剝奪現在的房主,讓沒有房子住或現在住得很擠的工人搬到這些住宅裡去。只要無產階級取得了政權,這種有關社會福利的措施就會像現代國家剝奪其他東西和佔據住宅那樣容易實現了(252)

[租金分析] 租價,即所謂的稅金的構成部分是:(1)地租;(2)建築資本的利息,包括承造人的利潤在內;(3)修繕費和保險費;(4)隨著房屋逐漸破舊無用的程度以每年分期付款方式支付的建築資本補償費(折舊費),包括利潤在內。只有蒲魯東才能幻想:他的新高利貸法不僅能不顧一切地調節和逐漸廢除簡單的資本息金,而且還能不顧一切地調整和逐漸廢除複加的租金。但是,那時究竟為什麼還要用重金從房主那裡購買這個「根本沒有用處的」房屋,為什麼房主在這種情形下自己不再貼些錢謀求擺脫這個「根本沒有用處的」房屋,以免再花修繕費呢(256)

[蒲魯東的結論及其批判] 要順利完成贖買出租住宅這件事,最好要有:(1)精確的房屋統計,(2)優良的衛生員警,(3)能負責建築新房屋的建築工人協作社。當然,所有這一切都是極好極妙的事情,但是,雖然有這一切集市叫賣式的詞令,它們並不能「充分闡明」蒲魯東漆黑一團的糊塗思想(257)。信用!國家債務!私人債務!稅收!這對資產階級利益關係很大,而對無產階級利益關係則很小。至於真正有關工人的重大問題,即資本家與雇傭工人的關係問題,資本家怎樣能靠自己那些工人的勞動來發財的問題,我們的蒲魯東主義者卻隻字不提(258)

二、資產階級怎樣解決住宅問題

[良心資產階級的公衛調查] 仁愛的資產者心裡就激發起了爭先恐後關懷自己工人健康的高貴精神。工人居住條件已經開始受到調查,作了些消除最不能容忍的缺陷的嘗試。雖然如此,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還是經常地必然再產生出這種必須治療的毒瘡,以致這種治療工作甚至在英國也很難說有什麼進步(260-1)。紮克斯先生所發現的新科學即「社會經濟學」的任務就在於:找出一些手段和方法,以便在以佔有一切原料、生產工具和生活資料的資本家同除了自己勞動力以外就一無所有的無產的雇傭工人的對立為基礎的社會制度內部,在這個社會制度範圍內,使一切雇傭工人都能變成資本家而又不失其為雇傭工人(262)。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實質正是在於既希望保全現代社會一切禍害的基礎,同時又希望消除這些禍害。善良的資產者紮克斯先生當然不會知道,這種現像是資產階級社會形式的必然產物(263)

[慈善的侷限] 正像蒲魯東把我們從經濟學領域帶到法律領域去一樣,我們這位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在這裡把我們從經濟學領域帶到道德領域中去。這是很自然的。誰宣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即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 「鐵的規律」不可侵犯,同時又想消除它們的種種令人不快的但卻是必然的後果,他就別無他法,只好向資本家作道德的說教,這種說教的動人作用一受到私人利益的影響,必要時一受到競爭的影響,就會立刻消散下去(264)

[雙重無知論的謬誤] 阻礙大資本在工人住房方面投機的不是什麼邪惡的意旨,而只是他們的無知。資本家的「罪過」已經消散在無知之中,而工人的無知卻只是被用來作為確認他們有罪的理由(265)。工人「浪費在煙酒上面」的錢、「像一個鉛秤錘那樣一次又一次地把工人等級拖到泥汙中去的酒館生活及其一切悲慘後果」&h
ellip;…現在環境下,工人喝酒,也正像傷寒、犯罪、寄生蟲、法警和其他社會病害一樣,是他們生活狀況的必然產物,其必然性已經到了可以預先計算出酗酒的平均人數來的程度,這一點又是紮克斯先生不會知道的。不過,我以前的一位老師就常說「平民進酒館,老爺跑戲院」這句話,因為這兩種地方我都去過,所以能夠證實這話是對的。認為雙方「無知」的這一套廢話,歸結起來無非是主張勞資利益調和的濫調。如果資本家知道了自己的真正利益,他們就會為工人提供良好的住所,並且一般說來也會改善工人的處境;如果工人認識了自己的真正利益,他們就不會舉行罷工,不會醉心于社會民主運動,不會參與政治,而會俯首貼耳地聽從自己的上司資本家。真可惜,雙方都認為自己的利益完全不在紮克斯先生及其無數前輩所宣傳的那一點上
(266)

[工人住宅制度及其批判] 紮克斯先生也宣稱,住宅問題只有使住宅所有權轉歸工人才能完全解決。紮克斯先生大概假定人本質上就是農民;否則他就不會硬說我們大城市中的工人有懷戀土地所有權的心情。對於我們城市工人說來,遷徙自由是首要的生活條件,而土地所有權對於他們只能成為一條鎖鏈,破壞他們反抗工廠主壓低工資的力量(267)。紮克斯:工人因獲得自己的小屋子而「成為資本家」了。只有當工人把自己的小屋子租給第三者,並以租金形式攫取這第三者的一部分勞動產品時,他的小屋子才成為資本。但是,由於工人自己居住在屋子裡,所以屋子恰好就不會變成資本(268)

[工人住宅制度及其批判2] 假定在某一個工業地區裡,每個工人都有自己的小屋子這件事已經成了通例。在這種場合,這個地區的工人階級便免費享用住宅;住宅費就不再算入工人的勞動力價值以內。但是,工資下降的平均數量就會相當於節約出來的房租的平均數量,也就是說工人住自己的房屋還是付了租金,不過不是像以前那樣以貨幣形式交給房東,而是以無酬勞動形式交給他為之做工的廠主(269)

[工人住宅制度及其批判3] 工人住宅制度有兩種:一種是小宅子制,每個工人家庭都有一幢小屋子,而且可能還有一個小花園,像在英國那樣;另一種是營房制,每所大房屋中都住有許多工人,像在巴黎、維也納等等地方那樣。介乎兩者之間的是德國北部採用的制度。誠然,小宅子制是唯一正確的和唯一能使工人得到自己房屋所有權的制度;而營房制則對健康、道德和家庭寧靜說來都有很大的缺點,—— 但是可惜啊,可惜,正是在住宅缺乏的中心地點,在大城市裡,小宅子制因為地價昂貴而不能實行。可見,資產階級解決住宅問題的辦法由於碰到了城鄉對立而顯然遭到了失敗(271)。並不是住宅問題的解決同時就會導致社會問題的解決,而只是由於社會問題的解決,即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廢除,才同時使得解決住宅問題成為可能。但是,每一次社會革命起初都不免要掌握現有的東西,並且憑藉現有的手段來同最難容忍的禍害作鬥爭。我們已經看到:把屬於有產階級的豪華住宅的一部分加以剝奪,並把其餘一部分徵用來住人,就會立即有助於消除住宅缺乏現象(272)

[工人住宅制度及其批判4] 從修建工人住宅方面能獲取多麼巨大的收入。舉出部分具有慈善性質、部分具有投機性質的許多倫敦建築公司做例子,這些公司已獲得了4%6%以及更多的純利(278)。建築公司即使沒有「國家幫助」也會大發其財的。全部問題僅僅在於:雖然如此,為什麼住宅缺乏現象仍然繼績存在;雖然如此,為什麼資本家還是不肯給工人提供足夠數量的良好住宅呢(280)

[工人自助論及其批判] 自助辦法只是在已經實行或可能實行小宅子制的地方,即仍然只是在農村地方,才能起點作用(280)。「英國的building societies根本不是……什麼住宅建築公司或住宅建築協作社,用德語來講倒不如……把它們叫做「購置房屋協會」;這種協會的目的是要由會員定期繳費來構成基金,根據資金積累的多少從這筆基金中貸款給會員們去購買房屋……因此,building society對於一部分會員說來是儲蓄銀行,對於另一部分會員說來是信貸銀行。」「然而問題還並沒有因此而得到完全解決,這至少是因為購置房屋……只有收入較好的工人才能做到……並且對於衛生條件也很少予以注意。」(
281)
資本家不願意,工人則不能夠。工人購置房屋只是稀有的例外。這種building societies實質上是投機性的組織。最近的起因,通常是酒館主人探聽到鄰近或其他某個地方有一塊比較便宜的地皮出售。大多數參加者,按自己的職業說,都不是非要固定在什麼地方不可的人;甚至有許多小店主和手工業者在城內只有鋪子,沒有住所;只要有可能,誰都情願住在煙霧彌漫的城市以外的地方。買下一塊建築用的地皮,就在這裡修建起盡可能多的小宅子來(282)。它們的主要目的歸根到底是通過地產投機,使小資產階級的儲蓄能有較好的投放處所,使其有抵押作保證,又能獲得優厚的利息,並且可望分得紅利(283)

[國家幫助論及其批判個論] a)修改有關建築的立法並保證建築業自由,使建築費用便宜些:但是,在英國,有關建築的立法範圍壓縮到了最低限度,而住宅缺荒現象卻依然存在。b)對工人住房實行衛生方面和建築方面的員警監督,使當局有權封閉一切危害健康和有倒塌危險的住宅:英國每屆自由主義政府所奉行的原則,都只是迫於極端必要才提出社會改良法案,至於已經存在的法律則盡可能完全不去執行。 這個法律,也像英國其他許多法律一樣,只有這樣一個意義,即當它操在受工人支配或在工人的壓力下終於決心加以實行的政府手中,它才會成為強有力的武器來把現代社會制度打破一個缺口(285)c)國家政權應當「極其廣泛地應用它所擁有的一切積極措施來緩和當前的住宅缺乏現象」(287):不過是對一切有關人士所作的一通道德說教罷了(288)

[國家幫助論及其批判總論1] 十分明顯,現代的國家不能夠也不願意消除住宅災難。國家無非是有產階級即土地所有者和資本家用來反對被剝削階級即農民和工人的有組織的總合權力。國家頂多也只是會設法在各地以同等程度進行已經成為常例的表面掩飾工作(288)

[國家幫助論及其批判總論2] 「在德國,國家在某種程度上是獨立的、淩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其實,就是在德國,現有的這種國家也是它賴以成長起來的那個社會基礎的必然產物。這裡除了舊專制君主制度的基本條件—— 土地貴族和資產階級間的均勢——以外,還存在近代波拿巴主義的基本條件,即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間的均勢。但是,實際的政府權力都是掌握在軍官和官吏這一特殊等級的手中,這個等級在普魯士一部分由他們自身補充,一部分由小世襲貴族補充,較少的部分由上層貴族補充,極少的部分由資產階級補充。在普魯士(並且依照它的例子也在德意志新帝國制度中)從這些極端矛盾的社會條件中必然發展出來的國家形式,就是偽裝的憲政制度;這個國家形式既是舊日專制君主國的現今的解體形式,也是波拿巴主義的君主國的存在形式(289)。舊日國家的一切因素在急劇地解體,專制君主國在急劇地過渡到波拿巴主義君主國(290)。在一切經濟問題上,普魯士國家愈來愈受資產階級的影響了(291)

[歐斯曼及其批判] 「歐斯曼」,不但是指巴黎的歐斯曼所採取的那種特殊的波拿巴主義辦法,即穿過密集的工人街區開闢一些又長、又直、又寬的街道,在街道兩旁修建豪華的大廈,[] 是指把工人街區,特別是把我國大城市中心的工人街區切開的那種已經普遍實行起來的辦法。最不成樣子的小街小巷沒有了,資產階級就因為有這種巨大成功而大肆自我吹噓,但是……這種小街小巷立刻又在別處,並且往往是就在緊鄰的地方出現(292)。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每夜用來禁錮我們的工人的這些傳染病發源地、最可恥的洞穴和地窟,並不是在被消滅,而只是在……被遷移!同一個經濟必然性在一個地方產生了它們,也會在另一個地方產生它們。 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還存在的時候,企圖單獨解決住宅問題或其他任何同工人命運有關的社會問題都是愚蠢的(294)

三、再論蒲魯東和住宅問題

雖然蒲魯東主義者在公社中有許多代表,可是根據蒲魯東的方案來清算舊社
或組織經濟力量的嘗試卻一點也不曾做過。恰恰相反,公社莫大的榮幸,就在於它的一切經濟措施的「活的靈魂」不是由什麼原則,而是由簡單的實際需要所構成。
正因為如此,所以這些措施——廢除麵包工人的夜工、禁止工廠罰款、沒收停業工廠和作坊並將其交給工人團體—— 一點不合乎蒲魯東的精神,而合乎德國科學社會主義的精神(297)。蒲魯東在判斷一切經濟關係時不是依據經濟規律,而只是依據這些經濟關係是否符合他這個永恆公平的觀念,從而掩飾自己在政治經濟學方面的愚昧無知和束手無策。每一個社會的經濟關係首先是作為利益表現出來。而在剛才引證過的蒲魯東的主要著作中,卻明明白白地寫著,「各社會中統治的、有機的、最高主權的、支配著其他一切原則的基本原則」,並不是利益,而是公平(307)

在社會發展某個很早的階段,產生了這樣的一種需要:把每天重複著的生產、分配和交換產品的行為用一個共同規則概括起來,設法使個人服從生產和交換的一般條件。這個規則首先表現為習慣,後來便成了法律。隨著法律的產生,就必然產生出以維護法律為職責的機關——公共權力,即國家。在社會進一步發展的進程中,法律便發展成或多或少廣泛的立法。這種立法愈複雜,它的表現方式也就愈益不同於社會日常經濟生活條件所藉以表現的方式。立法就顯得好像是一個獨立的因素。人們往往忘記他們的法權起源於他們的經濟生活條件(309)

消滅城鄉對立並不是空想,正如消除資本家與雇傭工人間的對立不是空想一樣。消滅這種對立日益成為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的實際要求。只有當有人企圖「從現存關係出發」,預先規定一種應該藉以來解決現存社會中所特有的某種對立的形式,那才是空想(313)

由勞動人民「實際佔有」一切勞動工具和全部工業,是同蒲魯東主義的「贖買」辦法完全相反的。 如果採用後一種辦法,單個勞動者將成為某一所住宅、某一塊農民土地、某些勞動工具的所有者;如果採用前一種辦法,則「勞動人民」將成為全部住宅、工廠和勞動工具的集體所有者(315)

[結論] (316-7)

蒲魯東的主張

恩格斯的批判

房屋、建築用地皮等等的原來費用同它的現今價值間的差額,照理應該屬於社會。 用經濟學術語來說,這種差額就是地租。

把地租轉交給國家,就等於消滅個人土地所有權。

住宅問題的解決辦法就是使每個承租人都成為自己住宅的所有者。

贖買出租住宅並把住宅所有權轉交給原來的承租人,根本不能觸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這種解決辦法應借一種規定把支付房租變為支付住宅買價的法律來實行。

在現代的大工業和城市發展情況下提議這樣做是既荒謬又反動的;恢復各個人對自己住宅的個人所有權,就是後退一步。

借一種過渡法律把資本生產率的雙角握住加以馴服,根據這種法律先把利率降低到一厘,以後還要繼續降低。

強制降低資本利息,絲毫也不會侵
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反,如高利貸法所證明的,這是既陳舊而又不能實現的辦法。房屋的租金決不會隨著資本利息的消滅而消滅。

我的確絲毫沒有想到要解決所謂住宅問題,正如我並不想從事解決那更為重要的食物問題的細節一樣。如果我能指出我們現代社會的生產足以使社會一切成員都吃得飽,而且有足夠的房屋使現在就有可能供給勞動群眾以寬敞和合乎衛生的住所,那末我就已經很滿意了。 至於憑空推想未來的社會將怎樣調整食品和住宅的分配,—— 這就是直接陷入空想。從研究以前各種生產方式的基本條件出發,我們頂多只能斷定: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傾覆,舊社會所特有的一定佔有形式就將成為不可能的了。甚至過渡的措施也是到處都必須適應當前存在的關係(319)

 

米爾柏格不去研究「一定的具體的社會關係」,卻滿足于閱讀蒲魯東的幾卷著作,這幾卷著作絲毫沒有告訴他一定的具體的社會關係,可是卻給予了他消除一切社會禍害的很確定的具體的神奇藥方(319)

無產階級的發展把這些繈褓扔在一邊,並在工人階級本身中培養出一種認識:再沒有什麼東西比這些預先虛構出來適用於一切場合的「實際解決辦法」更不切實際的了,相反地,實際的社會主義是在於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各個方面的正確認識。對具有這種認識的工人階級說來,要在每個具體場合決定應該反對哪些社會機構,以及應該怎樣進行自己的主要打擊,無論何時都是不會發生困難的(321)

[獨立評論] 陳宗延:難道是帝王去搬運尖利的石塊?──談「台大工安出代誌」抗爭行動

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119/article/345

5月11日早晨,滂沱大雨。辛亥路台大後門搭起甚久的圍籬已經拆除了,不遠處架起了一個大紅帳。這是台大社科院新大樓的落成典禮,有朋自遠方來。管弦齊奏,熱鬧非凡,突然出現一陣騷亂:四個穿著黃色雨衣(上寫紅色大字「工殤」)、戴著黃色安全帽的學生逼近會場,持手舉牌,大喊「台大工安,隨意擺爛」等口號;同時,五條醒目的白布條從隔壁的社會系館垂下,上以紅字、黑字書寫「屍骨未寒工人之死」、「虛華謳歌台大之恥」等語,二十多位學生聚集在社會系陽台呼喊口號抗議,直到被校警勸離為止。

這些學生在抗議什麼?四月下旬,台北市勞動局將台大列為「職災地圖」上的「危險工地」,在五年內發生三起工人死亡的重大工安事件。學生組成「台大工安出代誌監督聯盟」(下稱監督小組),在制度層次提出三點訴求:「工安負責人專業化」、「成立專責監督單位」以及「工程資訊透明化」,也主張台大應肩負工程中身為業主(事業單位)的社會責任,在契約中與承攬包商訂定比現行法律更嚴格的環安衛規範,才不辱一流大學之名。

面對異聲,亦受邀前來觀禮的社科院新大樓設計者、日本明星建築師伊東豊雄在致詞時表示:「很高興,在台大能看到不一樣的意見表達。現在的日本,已經沒有年輕學子願意出來抗議了!」,捐款挹注的企業家童子賢也說:「剛剛突發的抗議事件,如果他們不是台大的學生,才真讓人失望。如果他們是台大的學生,我要謝謝台下的老師們教出這樣的學生,也不枉費我捐款。」相對地,當時擔任司儀的新聞所彭文正教授,則反應機敏地以「各位來賓,這絕不是我們預先安排的節目」、「這些學生未來都可以當立法委員」等語奚落;而統籌新大樓工程的社科院遷院工作小組執行長、台大政治系副教授彭錦鵬,則事後在臉書痛批:「學生完全沒有查證就相信某份晚報錯誤的報導,在大樓落成典禮,發動奇襲式的錯誤和粗暴的抗議」。

所謂「錯誤的報導」,指的當是《聯合晚報》4月20日對「職災地圖」的報導,其中提到「台大社科院在去年11月17日,發生1起勞工在進行空調設備維護保養作業時,墜落死亡的職業災害案件;結果相隔不到2個月,今年1月7日在校區社會科學院新建工程,又發生1起勞工從約2.7公尺高的合梯墜落死亡職災案件。」而11月的事件實是在台大共同教學館發生,而非社科院新大樓。

然而,監督小組的訴求並非僅適用於新大樓,工安事件也不是只會發生在新大樓。面對全台大校園數以十計的大型建案,我們沒有理由不戒慎恐懼。斯大林曾說:「死一個人是悲劇,死一百萬人只是個數字」。不知何時起,死一個人甚至連悲劇都不是,只是一件「惋惜和遺憾的事情」了。台大在短短兩個月內因工安問題造成兩起死亡是事實,它們背後有系統性、結構性的問題要面對:工安教育、稽查、監督……這在校級規範的尺度下怎能切割處理?況且,學生如果引述錯誤,學校工安資訊不透明也不能脫責。以職掌監督責任的總務處營繕組為例,其網站上「工安巡察」部分只能看到今年一月到四月的五起巡察(其中三起集中在四月底),沒有「下一頁」的按鈕,看不到先前的資訊。

校方將工安事件個案化,與「市面上」流行的個人歸因論(personal attribution)有高度的親近性。比如說,是工人自己不戴安全帽、粗心大意、知識不足,甚或化約為偶然、運氣不好、意外事故,因此回應也就只能是浮面的「以後會小心」、「謝謝指教」。根本問題在於,悲劇發生的勞動體制與環境究竟樣貌為何?根據過去研究,營造業的轉包型態,在削價競爭、強行趕工的利潤極大化、成本最小化考量下,往往也把勞動者的安全健康減掉了。對於台大工安,我們目前也只能從媒體以及多次詢問校方所得的零碎片段中,勾勒出模糊的面貌。然而,主其事者其實本來有責主動揭露。唯其如此,我們才能將焦點由事後補償轉向事前預防,由個人轉到職場的法規制度和產業結構,甚至更深入地檢討勞基法、勞工安全衛生法等現行法規的侷限。

當然,在大樓興建過程中付出無限苦勞的彭老師,會感覺自己被針對(take it personal),甚或感到憤怒,這是情有可原的。畢竟他對這場落成典禮的期待,就算沒寫在臉上,也寫在臉書上了:從「陳[正倉]老師常說,我是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大概是吧。明天出席人數超過一千的話,他就會知道,我們還是需要有一個共同來感受幸福的夢」、「新大樓落成典禮,歡迎來許願!」,乃至於「看氣象雲圖的發展,九點以後應該雨就停了」等語,都可見一斑。不過,必須說的是,監督小組絕非在否定彭老師和伊東建築師的努力,而是訴諸制度層次的變革,如果彭老師能反過來總結九年經驗,為校園工安監督機制提出具體建言(誠如其所說:「臺大要不要提升公共工程安全控管,當然需要」),朝向「永不重蹈」(never again)努力,當能為社科院新大樓的興築史寫下更多榮耀。這正是監督小組在5月11日的大喜之日,以訴哀的形式,所欲做的夢、許的願,或許彭老師會願意共襄盛舉也未可知。

在洛克傳統「勞動的身體,工作的雙手」(the labour of our body and the work of our hands)的分野下,我們越來越強調構圖與設計的心智勞動,伊東豊雄一類的工匠和「技藝人」(homo faber)得到美譽,體力勞動者卻被貶為「勞動動物」(animal laborans),唯因為前者才使建築成為可能,後者砌成的只配稱為建物。今後,大家可能會將新大樓稱為「伊東的社科院」,卻不會有人記得逝去工人的名姓。事實上,落成典禮中,工人就是被刻意遺忘的存在。如果不倡議立碑記念,恐怕工人的魂魄會就此逸散在時代中吧。「我談的是建築美學,你卻跟我談工安」──在這個歷史時刻,很輕易就能說成是兩碼子事。

我卻不禁想到Bertolt Brecht的一首詩〈一個工人讀歷史〉(A Worker Reads History,曾昭明譯):「是誰築起了底比斯的七座城門?/史書滿是王者之名。/難道是帝王去搬運尖利的石塊?/而巴比倫,幾番傾頹。/每回是誰重頭興建?利馬的宅第,/黃金的耀眼城市,建造的人們棲居何處?/中國長城完工的那個黃昏/工匠們都哪裡去了?帝國的羅馬/滿城凱旋的拱門。埋藏著誰的血汗?」

很恰好,5月11日是台大學生日,這一天流滿改革派學生的血汗──無數的記過和留校查看──從1985年的「普選事件」、1986年「李文忠事件」、1987年「台大學生日事件」以降,這群選擇在5月11日行動的學生傳承了學運傳統,但如今他們不只爭取自己的言論自由,更為同為校園一份子的勞動者爭權益。巧合的是,政大學生也將在5月13日到17日舉辦「默默撐起政大清潔與安全的雙手」活動,關注非典型勞動的清潔及保全人員
的勞動條件。血汗不能白流,也不應再流。學生能為此發聲,比華美的建築更值得學校驕傲。

[獨立評論] 陳宗延:「人生不值得活的」──關廠絕食抗爭的三種工具論

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119/article/317

全國關廠工人連線(下稱全關連)自4月28日下午2點28分起,在勞委會前發動絕食抗爭迄今。其中有八人決心無限期絕食,包括運動組織者和年邁的關廠工人,他們的訴求是修改勞基法28條(「工資優先權及積欠工資墊償基金」)中的墊償範圍:「還我棺材本,只需修一條」。

全關連在〈絕食拼老本──428宣言〉(下稱〈宣言〉)中提到:「2月5日關廠工人臥軌,次日勞委會主委潘世偉痛斥:『不該把勞工的身體當成工具在使用!』」全關連組織者之一,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研究員吳永毅則在絕食首日的記者會上明確地指出,勞委會正向媒體散佈謠言:運動者是在利用勞工,因為他們可以對勞工拿回來的錢抽成,所以不可以讓他們解決得太漂亮。

1996年帶領當年關廠工人在桃園火車站平交道臥軌的曾茂興,就曾被耳語攻擊,說政府之所以無法接受工人的訴求,是因為曾與當時的勞資爭議處處長陳伸賢(現任勞動條件處處長)的個人恩怨,要工人把運動者趕走。政府以這種沒有格調的方式抹黑運動、分化勞工,固然是不值一駁的謊言,卻得靠勞工與運動者之間的信任加以化解。

儘管實情並非運動者「把勞工的身體當成工具在使用」,不過正如他們高舉的標牌所寫,工人和運動者確實做出這樣的自我告白:「我的身體是工具!」他們當然不是為絕食而絕食,而是為了奪回被資本家和國家聯手剝奪的退休金和資遣費,他們未來賴以為生的老本,還有作為勞動者的尊嚴。

相對於遊行或靜坐,全關連近期採用的臥軌和絕食,是相對具有爭議性的運動劇碼(repertoire)。以身體作為籌碼,是否違反康德道德哲學中「人是人自身的目的」的定然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呢?在這次絕食中,包括醫師勞動條件改革小組(下稱醫勞小組)、台灣基層護理產業工會(下稱基護工會)以及「守護消防大遊行」的成員,都投入關廠絕食抗爭的醫護工作。其中,我所參與的醫勞小組發表聲明說明支持的理由,其中一點是:「我們也期望能賦予醫學專業新的想像,重新共同定義一種符合社會需求的醫學專業主義。」那麼,醫學倫理又是如何看待絕食這件事?

台灣醫界,對此似乎著墨不深;醫勞小組和基護工會的實踐,可能只是個開始。然而,其實國際醫學會(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曾在1991年發表〈關於絕食抗議者的馬爾他宣言〉(WMA Declaration of Malta on Hunger Strikers),制定如下原則:尊重自主性、利益(beneficence)與不傷害(non-maleficence)、平衡雙重忠誠(例如,受僱於獄方的醫師,對政府當局和病人皆負有義務,但仍應以病人為首要顧念)、臨床獨立性、保密、信任等。其實這些原則與普遍的醫學倫理原則沒有太大差異,對醫師而言,其具體的重點在於:在絕食者個人心智能力完好的前提下,必須尊重其不進食的意願,不得強迫進食。

然而,我認為,這份宣言更重要的象徵意義是,醫學專業場域肯認了人作為人的絕食權(雖然側重於囚犯和受拘禁者,但也並不僅限於此)。又以英國知名醫學期刊《刺絡針》為例,它在1974年刊登愛爾蘭共和軍成員呼籲醫師不要進行「可憎的強迫進食業務」的文章,在2006年刊登200多位著名醫師本著專業對關塔那摩灣(Guantánamo Bay)監獄對囚犯強迫進食的譴責;一篇2008年的文章甚至具體寫道:「拒絕進食作為一種抗議監獄條件、聲張正義或做出政治要求的形式,可能是囚犯的唯一武器」。

是的,唯一武器。無獨有偶,〈宣言〉裡說:「勞委會有2056萬預算、80個律師兵團;工人一無所有,不准用身體,那用什麼對抗國家?」當工人把自己的身體當工具時,我們或許不該選擇性地遺忘:資本家和國家當年是怎樣把關廠工人們當成賺錢工具,為台灣生產所謂的經濟榮景,而又在產業的結構性條件變化後,將他們棄之如敝屣,把資產和工廠掏空、出走。正常情況下,不該把人當工具看待的抽象原則或許有其道理,但是真正逼關廠工人把自己當成工具的,難道不是那些把它們當成工具而非人看待的人,那些從他們身上榨取利益的支配者嗎?

也許我們會同意一種說法:工具當然指向目標,手段合不合宜由目標能否達成來決定。令人有些驚訝的是,作為非暴力抗爭、不合作運動極致的絕食,在台灣媒體上引起的波瀾似乎並不比年初的臥軌抗爭來得大。也許這反映了一種現象,即冷漠、甚至有些麻木不仁的台灣人,只有在自己的自由受到妨礙時,才會抬起頭怒罵──至於別人的死活,那不關我的事。但我寧願不這麼相信。絕食才剛開始,我們可以到勞委會廣場上去看看他們、聲援他們。即使是一句鼓勵的話,都會讓他們非人的、工具的、「不值得活的」大半輩子,有所轉機。

這場絕食抗爭,是關廠工人的「人性的證明」,更是全體台灣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