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力化解威權  回應何東洪教授＜走出相對主義的幽靈＞

        很高興看到何東洪教授對拙文＜再見吧！野百合＞提出回應與澄清。拜讀以後覺得或許是囿於經驗與語言差異而造成若干鴻溝，理念並未如肉眼所見差距那樣大；而我所寫「在這個時候舉行各種形式野百合同學會都並不妥適。」也可能過於武斷。但是我關於野百合仍有若干想法未解，擬以下列論點補充。

首先，野百合同學會的舉辦是為了抗議那朵綠百合「對野百合歷史剩餘價值的終極消費」。在這件事上，野百合同學會此一群體對民進黨的批判確實是站得住腳的。

我所難以贊同的，是以重返中正廟的同學會形式召喚群眾；此雖然擺明了就是對民進黨選舉動員操作的反操作，但是顯然無能為力於民進黨的反反操作，於是就有了謝志偉先生的發言謂︰「當年參加野百合沒什麼了不起」──而仍然是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說服被軟性宰制而不知情的群眾，不能只是以熱血激進的語言動作召喚。豎起小指頭合影，現實社會分立不信任的版圖毫無挪動，是真的有濟於事呢還是進一步激化對立？以上是我和何教授就權力分析或策略分析（而非價值分析）的歧異。

        其次，依何文所敘，我是主張「最好是將這些歷史放入書本，或是存留在個別參與者的記憶底層裡」。這是以偏概全了。然而我們如果都認為民進黨政府對中正廟的改造，應該經過更細膩的歷史審視與記憶工程，那麼十八年野百合事件憑什麼僅僅建立在這些人而不是那些人的生命史上呢？這種討論自然是無窮無盡。我以為要真正看見野百合的多彩面貌，確實應該委由史學家訴諸客觀研究，不同層次的意義乃得以扎實地重新被賦予。而每個個體則將學運時代的初衷和氛圍，帶／代入日後包含政壇與社運場域的各種職場之中，此即成為對事件本身最好的紀念。

        再次，何文以為我「見不著往下走的一群人在過去二十年，如何與各式各樣的社會運動中的弱勢群體用生命、身體、以組織團結一起奮鬥、相互鼓勵。」不是這樣的。我絕對沒有否定或漠視基層社運成果的意味。只是，我相信當初加入民進黨的學運份子之中，當然也可能具有體制改革的企圖，不能一概作「藉學生運動往上爬到統治階級接班位置」之想。

        當年在交叉點分別了，走向人多或人煙稀少的不同路線；但每條路總是要有人走，才可能成就健康的政治社會與公民社會相互對話的環境──這恰恰是台灣最缺乏的。至於走得優雅或鹵莽、顛簸或順遂、甚至走不走得下去，實在是另一件事。並不是為學運世代的政治工作者擦脂抹粉，我僅僅是認為應該個別檢視他們的政治態度再行批判，而非包裹為同一個不可原宥的群體。

我不犬儒也不虛無，我只是反對凡事都斬釘截鐵地二元對立論述。也許如同村上春樹那句被多次引用而漸漸缺乏想像空間的句子︰我們「最大的敵人不是國家機器，而是缺乏想像力」。

 

中國時報 2008.01.07

    　本來詫異野百合為何在一月時節綻放，這疑惑得到初階的解答後，我卻對部分野百合世代的再集結更大惑不解了。我必須說︰在這個時候舉行各種形式野百合同學會都並不妥適。 

    　不久的幾年前我還是高中生，曾以校刊主編的身分編採製作關於野百合學運十五年的專題報導。對於那個時代，涉世未深的我曾有許多浪漫的假設。讓我坦率地說，隨著年歲增長，那些假設被一路破除。指摘某些「爬到統治階級接班位置的前學運分子」固然有所道理，但這卻並不代表同一世代其他領域工作者比所有政治工作者，更有權利繼承世代發言權。 

    　顯而易見地，當年所有學運分子就其既有的背景，或者走向政治、或者走入學術界、或者進入社運脈絡、或者在各式各樣的生涯規劃中，都可能對社會造成等量的貢獻。換言之，我們對民進黨之霸佔「十八年前學生自發地反威權追求社會進步的精神」為黨產固然同感憤怒，卻不由得感覺動輒緬懷往日榮光的行止不亦是「以新的威權主義取代舊的威權主義」！如果同樣是消費野百合事件，野百合同學會的正當性便難以建立。 

    　國會選舉將至，這幾個月來我不斷鼓吹好友票投主張相對進步的第三勢力。其中成員不乏三月學運成員，迄今倒還未聽說有公然大肆稱揚自己貢獻於是的；對於自我標榜有別於舊政治的新政治團體而言，這寧不諷刺？在我看來，以鬥爭為職志的進步力量並不進步，批評別人菁英主義的學者也未必然不是菁英（地下社會並未必等同於基層！）。如果民進黨在選前一次又一次地把二二八事件、美麗島事件、三月學運拿出來炒作是不對的，難道我們矢志奪下其麥克風是為了要接過來自己繼續長篇大論嗎？ 

    　歷史一直在前進，滯留在原地的人必然會被遺忘。民學聯、台大學運主流派的路線差異乃至於互不認同，人民不了解也不會有興趣了解；而「廣場上李登輝摸頭」或者「運動後民進黨收編」也都成為那個小圈圈的人的彼此耳語。都已經是年屆四十的人了，在其他領域如果樹立了功業，實沒有必要一直舊調重彈。許許多多的歷史事件早有明鑑︰野百合幽靈不死，野百合精神不生。 

    　當前國事如麻，「搞個聯誼會什麼的」並不是我們需要的。試想禿鷹在天空盤旋，爭食地上的屍骸碎屑，毋乃太過不堪！民主紀念館不民主，自由廣場不自由，人權園區不人權…，這樣的事當權者做了太多，少數者能做和該做的事很多，不需要降格補上一樁。 

    　我不懷疑舉辦野百合同學會的用心與動機，卻切切以為簡化分類之不妥。余生也晚，無從、不願也沒有立場批評三月學運當時的每個致力或未盡力的學運人。但是，正因為歷史一直在前進，當代時事我們不能不噤聲。革命是按件計酬的，不容一次又一次地重覆支取工資。時代已經不屬於自以為很左其實很微的微左主義（micro leftism）了，那樣畢竟是成不了事的。當今，我們最需要的就是在自己的位置上戰鬥，盡葛蘭西所謂「有機知識分子」之職責。走向政界、學界、社運界的學運分子應該為自己的選擇負責，無怨無悔。路線雖然不同，沒有好壞之分，廟堂和山林更不成拒斥彼此而互不合作的理由。即使民進黨內也未必沒有無愧學運世代的人，而社運界也不是沒有沽名釣譽者。請務實地提出經世濟民的訴求，左翼的理想才能從名詞成為形容詞更成為動詞。 

    　每個世代都有自己的冬天，甚至自己的冰河期和冰風暴。可是當年的學運分子啊，我相信我們這個世代也有有能力帶來自己的春天。只要跌撞的空間和經驗，我們將能以開出迥異於野百合的燦麗花色。

（作者為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肄業學生）

「甚至春天騷動的花訊　都壓迫著我們」　　　──詩人羅智成 

　　昨日中時論壇何東洪教授為文表示「野百合不在廟堂裡」，以為民進黨將戰後民主運動的成果俱竊為己有實令人憤怒不已；後來才從苦勞網得知此文是為一月六日的「野百合同學會，重返中正廟」所寫。本來詫異野百合為何在一月時節綻放，這疑惑得到初階的解答之後我卻對部分野百合世代的再集結更大惑不解了。我必須說︰在這個時候舉行各種形式的野百合同學會都並不妥適。

　　

　　不久的幾年前我還是高中生，曾以校刊主編的身分編採製作關於野百合學運十五年的專題報導。對於那個時代，涉世未深的我曾有許多浪漫的假設。讓我坦率地說，隨著年歲增長，那些假設被一路破除。何文指摘某些「爬到統治階級接班位置的前學運份子」固然有所道理（似可由每日新聞與政論節目得到檢証），這卻並不代表同一世代其他領域工作者比所有政治工作者（尤指加入民進黨者）更有權利繼承世代發言權。顯而易見地，當年所有學運份子就其既有的背景，或者走向政治、或者走入學術界、或者進入社運脈絡、或者在各式各樣的生涯規劃中，都可能對社會造成等量的貢獻。我不知道何教授的發言是代表哪個集團，又為何可以如此心安理得地代表之。即或能以，是否又能呈現學運世代的完整面貌呢？換言之，我們對民進黨之霸佔「十八年前學生自發地反威權追求社會進步的精神」為黨產固然同感憤怒，卻不由得感覺動輒緬懷往日榮光的行止不亦是「以新的威權主義取代舊的威權主義」！如果同樣是消費野百合事件，野百合同學會的正當性便難以建立。

 

　　國會選舉將至，這幾個月來我不斷鼓吹好友票投主張相對進步的第三社會黨和綠黨。第三社會黨和綠黨的成員不乏三月學運成員，迄今倒還未聽說有公然大肆稱揚自己貢獻於是的；和火盟有相當淵源的何教授如今舉辦野百合同學會，難以迴避排擠異己、從事鬥爭與拉抬選情之嫌。對於自我標榜有別於舊政治的新政治團體而言，這寧不諷刺？在我看來，以鬥爭為職志的進步力量並不進步，批評別人菁英主義的學者也未必然不是菁英（地下社會並未必等同於基層！）。如果民進黨在選前一次又一次地把二二八事件、美麗島事件、三月學運拿出來炒作是不對的，難道我們矢志奪下其麥克風是為了要接過來自己繼續長篇大論嗎？

 

　　歷史一直在前進，滯留在原地的人必然會被遺忘。民學聯、台大學運主流派的路線差異乃至於互不認同，人民不了解也不會有興趣了解；而「廣場上李登輝摸頭」或者「運動後民進黨收編」也都成為那個小圈圈的人的彼此耳語。都已經是年屆四十的人了，在其他領域如果樹立了功業，實沒有必要一直舊調重彈。許許多多的歷史事件早有明鑑︰野百合幽靈不死，野百合精神不生。當然，我還是呼籲朋友們選票教訓藍綠，投給第三社會黨或綠黨。只是，當前國事如麻，何教授主張的「搞個聯誼會什麼的」並不是我們需要的，許多朋友和我估計對此人們的社會觀感絕不會好。試想禿鷹在天空盤旋，爭食地上的屍骸碎屑，毋乃太過不堪！民主紀念館不民主，自由廣場不自由，人權園區不人權……這樣的事當權者作了太多，少數者能作和該做的事很多，不需要降格補上一樁。

　　

　　我不懷疑何教授舉辦野百合同學會的用心與動機，卻切切以為簡化分類之不妥，因此我反對野百合同學會的舉辦（其實幾年前便已辦過類似性質的同學會，證明毫無意義）。余生也晚，無從、不願也沒有立場批評三月學運當時的每個致力或未盡力的學運人。但是，正因為歷史一直在前進，當代時事我們不能不噤聲。革命是按件計酬的，不容一次又一次地重覆支取工資。時代已經不屬於自以為很左其實很微的微左主義（micro leftism）了，那樣畢竟是成不了事的。當今，我們最需要的就是在自己的位置上戰鬥，盡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所謂有機知識份子（organic intellectual）之職責。走向政界、學界、社運界的學運份子應該為自己的選擇負責，無怨無悔。路線雖然不同，沒有好壞之分，廟堂和山林更不成拒斥彼此而互不合作的理由。即使民進黨內也未必沒有無愧學運世代的人，而社運界也不是沒有沽名釣譽者。請務實地提出經世濟民的訴求，左翼的理想才能從名詞成為形容詞更成為動詞。

 

    每個世代都有自己的冬天，甚至自己的冰河期和冰風暴。可是當年的學運份子啊，我相信我們這個世代也有有能力帶來自己的春天。只要跌撞的空間和經驗，我們將能以開出迥異於野百合的燦麗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