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朝向文化政治經濟學(四)◎Bob Jessop│陳宗延譯

34RR: 你也指稱「就菁英共識而論,全球新自由主義高點已過(the global neo-liberal highpoint has passed in terms of elite consensus)」──並補充道這並不意味新自由主義思維對政治體系的影響已經結束。你認為,甚麼是它對政治菁英影響衰微的主要徵兆?更普遍來說,你是否能列出能夠檢驗,且最終測量──至少對趨勢──一個「想像界」對一個既定社會群體之影響的判準?在其他當前的想像界中,哪些想像能夠刺激新自由主義想像界的衰微?在甚麼條件下它們可能進一步發展?

35Bob Jessop: 我所指認的高點指涉的是四類新自由主義轉移(neoliberal shift)的匯流(confluence):蘇維埃集團(Soviet Bloc)國家社會主義崩潰餘波中的新自由主義體系轉型;柴契爾主義與雷根主義方式的原則性新自由體制轉型;通過結構調整計畫(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mes)等、加上特定國內資本部門與國家管理者的一些支持,由上而下強加的(top-down imposition)新自由主義;以及意圖以另一套經濟、政治和社會模型維持狀況的,實用主義的(pragmatic)新自由主義政策調整。這是《經濟學人》慶祝「我們現在都是新自由主義者了(we are all neoliberals now)」此一事實的時刻,但這局勢在它慶祝的時刻早已瓦解。新自由主義震撼療法(shock therapy)失敗,「多一點市場,少一點國家(more market, less state)」的限制在新自由主義體制中變得明顯(因此轉向第三條路[the Third Way]和其他側翼及配套裝置[flanking and supporting devices]),主要國際機構開始發現他們結構調整方式的錯誤,而實用主義政策調整是可逆的。這並非意味在今日的菁英中沒有堅定的新自由主義者(或或無法在新自由主義架構外思考的膝反射[kneejerk]新自由主義者),特別在經驗了基進新自由主義體制轉移的經濟與政治形構的心臟地帶。這卻表示:初始對新自由主義轉型魔術般特性的盲信已經消散,而一種更實用主義的、調和的(tempered)取徑被採納。這導致了某種殭屍新自由主義(zombie neoliberalism)的說法,一種已經半死不活且無疑奄奄一息(moribund)的新自由主義。我對此沒那麼樂觀(sanguine)而且,確實,相信會有重振新自由主義計畫的持續努力,藉由剝削當前危機並將之敘事為一場財政赤字和外債(sovereign debt)的危機、而非將之置於其金融支配積累的源頭。對新自由主義最佳的中程回應是發展政治生態學批判(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logy),作為對資本積累(無論是否帶有新自由主義的偽裝)整體邏輯的挑戰。這需要一場陣地戰(war of
position
)以延展適合特定境況的新形式的團結經濟和永續經濟(solidary and sustainable economy)──這也意味著全球北方(global North)不應以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為代價拯救自身。

36RR: 現下在法國對新自由主義有熱烈的論辯:新自由主義思維中從李普曼會議(Lippmann conference)開始是否存在本質性統一(essential unity),或者存在的是從德國秩序自由主義(German Ordoliberalism)到芝加哥學派等不同支派的新自由主義,帶著對國家、經濟與經濟學的衝突觀點,正如奧迪耶(Serge Audier)所揭示的?你對新自由主義的多樣性有何看法?

37 Bob Jessop: 不存在新自由主義思維的本質性統一,而新自由主義思想與新自由主義綱領及實作之間也不存在必然關係。最起碼,我們必須像奧迪耶、佩克(Jamie Peck)、傅柯、米洛斯基(Philip Mirowski)和其他許多人那樣,區分德國秩序自由主義和芝加哥學派新自由主義為發展李普曼會議中明確表達(articulated)的主題的不同方式。確實,即使我們將後者視為新自由主義的創建時刻(founding moment),它的創建成員早已不同,且並未達到更廣泛的共識。再者,新自由主義是一個充滿(shot through with)矛盾的計畫,因為它經濟上對資本關係中交換價值面向的側重,它政治上對市場─國家對立(market-state opposition)及其給予市場特權的側重,它意識型態上對自律、自由意志個體的側重。這三面向處於張力狀態,且在真實世界中需要持續的重新調整。更進一步的難題是新自由主義計畫最初所追求的不同脈絡──秩序自由主義在德國,芝加哥學派在智利,柴契爾式新自由主義在英國,或者新自由主義作為國家社會主義轉型至市場資本主義之創造性破壞在前蘇維埃集團。如果我們接著接受在任何新自由主義計畫中都有不同的階段,例如滾回式新自由主義(roll-back neoliberalism)、滾出式新自由主義(roll-out neoliberalism)和吹回式新自由主義(blow-back neoliberalism),這在不同的脈絡中也會採取不同的形式並且具有不同的時序性(temporalities)。而最後,如果我們同意新自由主義不能是一個完全的計畫,它總是需要與其他理念性特徵接合、尋求不同社會基礎的支持、在不同的積累體制和規約模式中被追求、面對不同形式的抵抗、並通過不同的側翼及配套措施尋求慰藉,那麼新自由主義應該在策略和戰術方面被理解為導向具體局勢,同時全然意識到其失敗傾向。然而,迄今,正如佩克注意到的,它傾向於『向前失敗(fail forwards,從失敗中汲取教訓)』,即用它的失敗去適應、調整和向前行。最後,或許,我們應該注意到:說新自由主義思考了或行動了甚麼,是深深誤導且神秘化了。在思考的是社會能動者,在行動的是社會力──而這些都是複數的、變動不居的(in flux)、與時易移的(change over time)。

38RR: 你是否有任何想要補充的,或許就結論而言?

39Bob Jessop: 我想不到任何新的主張要補充了。但我應當提到:近20年來大部分我的工作都與岑艾玲合作生產,她經由其他路徑達到需要文化政治經濟學的類似結論,且也將我們共享的洞見應用於其他脈絡。作為結論的方式,讓我闡述三個影響我學術工作整體取徑的普遍原理:保持好奇心,懷疑一切事,容忍歧義性!(remain curious, doubt everything, tolerate ambiguity!)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能在以知識發展不均(uneven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為特徵的,高風險的跨學科脈絡中工作。而這又反過來(in turn)牽涉到自我反思性的肯認(self-reflexive recognition):我們無法完全精通(au fait, at fact)自身的理論發展──它的提前與滯後(leads and lags)、曲曲折折(zigs and zags)、以及未來的可能性。

40RR: 我們希望能感謝你參與這非常刺激的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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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朝向文化政治經濟學(三)◎Bob Jessop│陳宗延譯

 

3.論文化政治經濟學、新自由主義與主流

22RR: 你將你的取徑命名為(coined)「文化的─或語義學的─政治經濟學(Cultural – or Semiotic – Political Economy)」。是否能請你概述這個取徑的主要特徵,並是否能請你同時將它置於經濟學異端取徑的場域之中和之外?

23Bob Jessop: 文化政治經濟學並非全新,即使它的名字是新的。它在古典政治經濟學、在舊制度論(old institutionalisms)、在德國歷史學派某些學者的作品等等,有著長久的傳統。而在近20-30年,有了獨立的運動朝向一種取徑近乎我們所稱的文化政治經濟學。在本質上,文化政治經濟學嚴肅地對政治經濟學批判採取文化轉向(一種對意義創造[meaning-making]的關注),並尋求在如此行的同時與批判政治經濟學關於資本主義的基本(物質)特徵、其根本矛盾、其危機傾向、及差異性積累的動態之教訓不失聯繫。在這個意義下,它尋求發現『軟調經濟社會學(soft economic sociology)』(側重經濟活動的社會鑲嵌與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t]特徵)與『硬調政治經濟學(hard political economy)』(側重自然化[naturalises]及物化盈利取向、市場中介經濟的經濟範疇和『運動定律(laws of motion)』)之間的媒介via media)。即使其他人也試著發展這類中間路線(middle way),文化政治經濟學的特殊性可見於其對語義學分析之核心範疇及分析技術的運用(mobilization),和它們與一種基進的、異端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接合。在這個意義下,它可以被視為貢獻於異端經濟學的廣大領域,而確實,我們關於文化政治經濟學的工作很大程度上依賴,有時達到寄生(parasitism)的程度,於廣泛的異端經濟學家承擔的持續創新工作。

24RR: 對你來說,語義學是因果上有效(causally efficacious),同時也有意義的(meaningful)。你仔細地補充:沒有社會實作可以化約為其語義學的契機(moments)。這是一個超克相對主義、實踐批判實在論的方法嗎?它和目前在社會經濟學(socioeconomics)中蓬勃操演(performativity)的取徑有何差異?

25Bob Jessop: 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有一個古老的原理:一項解釋在意義的層次(level of meaning)上和在唯物因果關係的層次上(level of material causation)都必須要妥當(adequate)。社會世界在能動者持續以有意義的方式行動的範圍內再生產,而這取決於他們所尋求化約真實世界(自然與社會)的複雜性(以「繼續下去(go on)」)的方式。因此意義創造是社會生活的基礎。

但這並不意味著社會生活可以化約為意義且可以用採取行動的原因完全解釋。社會實作牽涉到具有意義的企圖以「繼續下去」(或者,確實,通過介入和尋求變革這個世界而拒絕這麼做),但它們的效力取決於社會能動者行動的境況、資源、能力和他們可以調配的承擔性(affordances),社會關係的可塑性(malleability)或脆弱性(vulnerability)及它們浮現的、他們尋求再生產或變革的性質,以及採納的策略和戰術(tactics)的妥當性(即使它們是慣習性的[habitual]而非高度反思性的)。一旦我們考慮了意義創造、結構化(structuration)、實際行動可及的技術、以及特定社會能動者的技藝和能力,我們便處於一個發展批判實在論解釋的位置,在此可以區別真實(the real)、實際(the actual)和經驗(the empirical),並以多重因果機制、在實際層次它們偶然性必然的互動、以及使關於這些過程的經驗證據成為可及的方法,分析它們。

關於「實作是操演性的」(即,能夠實現迄未實現的潛能,或以不同的方式再生產現存的社會關係和結構)的理念,在這方面與操演取徑有一個明顯的重疊之處。但操演取徑更常關注於展現操演性如何運作,且給予構念(construals)和能動性過於其所是之特權,以考慮甚麼限制了操演?為何許多計畫失敗或生產出非預期結果?不同社會能動者的策略和戰術間的衝突如何被解決(若能解決的話)?以及,是否存在一些中到長程而言(in the medium to long-term)不可壓縮的(incompressible)、無法解決的或不能去弔詭(de-paradoxification)的矛盾、困境和弔詭?簡言之,操演取徑冒著風險(不總會實現)採納了一種(比一個堅定的文化政治經濟學家準備要贊同的)更唯心論的、唯意志論的(voluntarist)或實踐理論式的(praxeological)分析。

26RR: 你以你在當前社會科學發展中感知到的「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來證成文化政治經濟學的闡述。這個「文化轉向」與你在2000年代初提到的「制度轉向(institutional turn)」如何相關?它是一種連續變化過程的擴大、預先存在的趨勢、或者應該轉化未來研究的方法與尺度的全新情況?

27Bob Jessop:  一次「轉向」不過是特
主題、方法或真實世界的面向在特定研究傳統中已被忽略或邊緣化的一種直覺、肯認或信念。轉向是社會科學(以及自然科學)發展的正常模式的一部分,再者,還能夠與更破裂性的轉移相關。在這個意義下,制度和文化轉向是可能共存的,取決於個別學者、潮流、理論傳統或研究優先順序的境況。制度轉向是對方法論個體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
methodological holism)的反動,基於「與制度有涉(institutions matter)」的直覺、肯認或浮現的信念,且不僅只是微觀社會行動(microsocial action)可被分解的效應(decomposable effects)、或巨觀社會必然性(macrosocial necessities)的功能性支持。它生產出廣泛的制度分析,部分地汲取社會科學中他處業已建制的舊和新制度論。文化轉向大部分是切合主題的(thematic)(延伸經濟分析到新領域,例如文化的經濟學或心智模式[mental models]的角色),但也包括了新方法的使用(例如建構主義,或者,為突出這些轉向間的連結,後來被稱為理論或論述制度論[ideational or 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者)。較少人追求一種本體論的文化轉向(an ontological cultural turn),即堅持「語義學是社會生活的基礎」、以及「在任何要解釋社會世界的性質和動態的嚴肅企圖中,理念或意義系統都不能是可有可無的附加選項(optional add-on)」。

在這個意義下,我們必須探索多樣的轉向在任何時間點被創造出來,它們在不同的時間脈絡下的相對重要性,以及它們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脈絡中被結合。這個朝向不同面貌的(in its different guises)文化政治經濟學的聚合(convergence)(如果有此聚合),是可以從頗為不同的軌跡抵達的,取決於你的啟始點和你尋求理解和解釋的異例(anomalies)或謎團(puzzles)。作為文化政治經濟學的指認者和促進者,我希望它能夠具有變革性(transformative)。然而,如果它是,那是因為共享這個典範者的假設、解釋性原理和分析發現:它對他們施作中或想要施作的議題提供了說得通的答案(plausible answers)。

28RR: 在「想像界(Imaginaries)」的概念中,你試圖考慮一種能夠幫助個人和團體解決社會生活提出的問題的意義系統。你會在這個概念和韋布倫式的(Veblenian)概念(將制度視為除了其他特性之外,還有著相似於「想像界」持具的認知性質的「思維習慣(habits of thought)」)間做出甚麼樣的連結?

29Bob Jessop: 過去數年來,我自己對文化政治經濟學的取徑做了一次『複雜性轉向(complexity turn)』(一個對進行許多轉向的可能性的描繪),我在其中主張:在真實時間其所有的複雜性中,真實世界太過複雜,以致於無法理解或加以治理。這迫使了兩種形式的複雜性化約:意義創造,它將真實世界的意涵歸因於某些特徵而非其他;以及結構化,它在特定的時空脈
中限制了行動、制度等的可共性組合。意義創造和結構化在分析上迥異,有著不同的邏輯,且從屬於不同種類的限制。但它們也選擇性地互動──意義創造不僅僅牽涉構念,在特定條件下也有構成性的、操演性的或建構性的效果;而結構化(部分地通過制度化的中介)有助於選擇和保留特定意義系統而非其他。簡言之,雖然韋布倫將制度視為「思維習慣」的概念與文化政治經濟學取徑兼容(
compatible),它並非我認定想像界或制度的來源。

30RR: 文化政治經濟學經常參照演化概念和經濟學的系統性取徑。你認為當前的演化取徑,尤其是他們的新熊彼得主義(neo- Schumpeterian)分支,如何能被用於刺激文化政治經濟學的發展?你是否可以描繪這些在你的作品和演化理論間可能的關係,舉例而言,在「知識經濟」的具體案例中,同時作為經濟(爭議的)實在與操演性概念(performative concept)?

31Bob Jessop: 遠在我應用演化的概念到語義學──這是個明顯該採取的步驟,但在文化研究或批判論述分析中不常被採用──之前,我便對演化經濟學印象深刻、也運用它。在這方面,文化政治經濟學的兩個基礎本體論主張是:(1)多樣性、選擇和保留的機制奏效於(operate for)想像界(或其他語義學的集合[ensembles]),也奏效於其他從屬於演化的現象;及(2)這些機制通過物質(語義學以外的[extra-semiotic])也通過語義學的過程運作(operate)。再者,作為一項作業假設(working hypothesis)而非既成事實(established fact),對不同想像界(或其他語義學的集合)的最初選擇,主要通過語義學的過程發生,那個選擇通過物質與語義學的過程運作,而那個保留主要發生在沉澱(sediment)想像界並將之鑲嵌在結構中的物質過程。舉例來說,在一個重大危機,尤其是伴隨著危機管理的危機(即:建制的危機管理常規,在修復傾向危機的[crisis-prone]體系至正常運作上的失敗),便會有危機構念的增殖(proliferation)(多樣性);構念的最初選擇取決於語義學的因素(共鳴[resonance]、說服力、在相關社會能動者間與霸權想像界的關係)過於物質因素;而最後,被選擇的想像界的操演性、變革性力量更多地取決於物質因素(這些想像界暫存[register]在危機中被視為威脅和機會的潛在變革的能力)。我鑽研的文化政治經濟學取徑在這方面區分出四種相互關連的選擇與保留機制:論述或語義學的;與差異性結構化相關的結構性選擇(structural selectivities),對潛在、可共性的發展設下限制;與具體物質與社會技術相關的技術性選擇(technological selectivities),包括對(à la)傅柯而言的規訓和治理技術;而能動性選擇(agential selectivities)與較特異性者(idiosyncratic)相關,並與特定個人或集體能動者的具體能力有關。

回到你知識經濟(KBE)的例子,我已應用這些主張和作業假設到KBE的浮現作為一種回應大西洋福特主義危機的霸權想像界。出現了新和後福特主義(neo- and post-Fordist)想像界的增殖,同時構念(construed)或,確實,誤解(misconstrued)了福特主義危機的性質且提出了不同的退場策略(exit strategies)和未來情景;這之中只有一些是在不同脈絡、規模和目標的試誤實驗(trial-and-error experimentation)中選擇出來的;在試誤期後,KBE浮現為後福特經濟的霸權想像界,透過廣泛的國際機構(agencies)(特別是OECD)提倡生產性資本,採納不同規模和地點的行動,連結廣泛的不同的場域(例如,科技、企業形式、競爭模式、透過智慧財產權的法律系統、教育、政治組織、軍事系統、健康照護等等),並變得足夠『模糊(fuzzy)』它便能動員一種廣泛聯盟的力量(a wide coalition of forces)。借助於它跨越這些場域的迴響,KBE想像界得到操演性權力,因為在一個由大西洋福特主義危機觸發的深深迷失方向的時期中,它為以超克危機為目標的個別的、序列的(serial)和協調的(concerted)行動提供了一個共同的參照點、一個可行的腳本。隨之持續,首次提出時並非科學地「真實的(true)」KBE想像界,能夠成為實際上「正確的(correct)」,只要它使隱含於危機局勢(conjuncture)的潛力能夠實現。簡言之,對KBE想像界的妥當性測試是實務和理論兼具的──若它無法提供跨越許多場域的操演性,它便不會被保留、再挪用(re-appropriated)及再脈絡化(re-contextualized)。

不過,有點不引起注意地(under the radar),另一個積累體制上升到支配地位而沒有獲得相稱的霸權。這是金融支配積累,通過新自由主義去管制和自由化(liberalization)及其他形式的政治資本主義而成為可能。它的向前推進是由金融創新(financial innovation)(確實,如我在他處所說,金融「犯罪創新」[criminnovation])的涵攝(subsumption)所促進的──在熊彼得式創新的普遍性規程(rubric)(那是促進知識經濟的一大主題)之下。而KBE較以生產性資本的利益為導向,金融支配體制則較切合金融資本的利益,特別是生息資本(interest-bearing capital)和較罕見(rarefied)(但強大)形式的虛擬或虛構資本(fictive or fictitious capital)。因此,福特主義危機並未導致KBE的宰制作為福特主義的繼承者體制(這,在規約主義的理據上,將會導致KBE的危機),接續其後的是:(對組織分配、生產和循環的其他方式而言)作為問題製造者(problem-maker)過於(從組織盈利取向、市場中介經濟中的這些面向的其他方式而言)作為問題接受者(problem-taker)的金融支配積累體制。

32RR: 去年七月於巴黎舉行AHE-FAPE-IIPPE(異端經濟學會[Association for Heterodox Economics]、法國政治經濟學會[French Associa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政治經濟學國際促進會[International Initiative for Promoting Political Economy])聯席研討會你的主題演講中,你引用了多伊奇(Karl Deutsch)對權力的定義「負擔得起不學習得能力(the ability to afford not to learn)」(196311)。在危機餘波中,這個定義如何與主流經濟學相關?

33Bob Jessop: 多伊奇指涉的是權力和意志的互賴,加諸自己的意志到環境或其他人身上的能力,即使面對了他自身的算計錯誤或誤解。當我提及他,我所指涉的是在金融支配積累背後運籌帷幄和向前推進的經濟與政治菁英,和他們使用經濟、政治和意識型態資源的能力,以及他們撐過(ride out)短期不利局勢的輿論轉向(swing of public opinion)和其他經濟能動者的怨恨與抵抗(resentment and resistance)、還有在非常短程及中程以上都能確保(用伊曼紐爾[Rahm Emanuel]的話說)「一個好的危機…[不會]白白浪費」,的結構性支配。短程緊急措施、中程常態化措施、國家─市場關係通過撙節(austerity)的重新結構(restructuring)、和特權的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機構與有利於金融資本的重分配,皆演示了這句格言(aphorism)。

關於主流經濟學,我認為教訓是比較不同的。主流經濟學有巨大的調養能力,能藉由發明基於新假設或初始條件(initial condition)的新模型而把批判吸收進它教條的立論基礎。在許多案例中,它維持在數理化的意識型態(mathematized ideology)的層次,但這通常已足以讓主流經濟學家捍衛傳統的真理(verities),並提供反映「改變了(但仍舊被誤認)的實在(changed (but still misrecognized) realities)」的新型態建議。我們也應注意到:雖然常見指涉主流經濟學為標準化的(standardized)經濟學或單一思想,在它自身的術語中其實是複數的。這意味著,挑戰可能成為一個主流學派的機會,或者另一個[主流學派]以犧牲再另一個[主流學派]為代價推升其地位及影響力──無論理論上或就政策方面──而主流整體的宰制維持不變。一個有趣的例子,從我的觀點,是好些主流經濟學家確保來自新經濟思維研究所(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 (INET))的支持的能力。但還有許多其他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