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評論] 陳宗延:堅固的,流動的,煙消雲散的──兩岸兩起工安事件炸開╱隱蔽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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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一日凌晨,高雄前鎮發生舉國哀慟的氣爆事件,近三十人罹難、三百人受傷,道路猶如開腸剖肚般被掀起。在首樁爆炸發生之際,媒體傳出疑為瓦斯外洩,後來才證實是石化管線的丙烯外洩。當時,連環爆炸的災情不斷傳出,卻無法確知下一個爆炸點在哪兒。在地者人人自危,外地人則掛心親友。事件牽涉人數之多、面積之廣,至今仍難令人釋懷。八月二日早晨,在「先救災再究責」的慘澹氣氛中,隔著台灣海峽,中國江蘇昆山發生了另一場悲劇。一家台資金屬工廠的爆炸事件,造成近七十人過世、兩百人受傷──全體員工還不到五百人。一位當地燒燙傷科醫師說:他執業近三十年來,從未看過如此致命的傷害。

如同環境與職業醫學專家指出的,丙烯只要在空氣中含量超過2%就會燃燒,超過11%就會爆炸。就在萬千市民居所的正下方,埋藏著地雷和不定時炸彈般危險的輸送管線。也許事件確鑿的罪魁禍首尚未水落石出,但質問卻可以從這裡開始:為什麼財團要將可燃性高壓氣體管線設置在市中心呢?為什麼政府允許它們這麼做呢?又是為什麼,市民們對此渾然不覺呢?事實上,早在1997年,前鎮區就曾在中油管線更換工程中發生類似的氣爆悲劇。這二十年來,高雄究竟改變了什麼?

同樣的,昆山的工安事件也非無跡可尋。在粉塵爆炸以先,粉塵量早已引起員工連連抱怨,「一到中午,工作台上落的灰就有一個硬幣的厚度」、「晚上不洗澡,回來像個鬼」等描述看似打趣,在職業衛生不受資方和官方重視之下,工人也只能無奈苦笑。在該廠中,罹患塵肺病(pneumoconiosis)者不是孤例個案,工人們甚至在2010年就曾抗爭工廠「拒不負責,天理難容」。但是,事情仍無轉機,直到爆炸聲響起,直到「 一切堅固的事物都煙消雲散了」,工人們才「終於不得不冷靜地面對他們生活的真實狀況和他們的相互關係」(《共產黨宣言》語),媒體的鎂光燈終於駐足,雖然能否起到變革性的作用還不知道。

問起是哪塊土地上的人受到傷害?──這等於是問為什麼石化工業榨取高雄有利(於資方)的區位因素,為什麼金屬加工業往中國跑,又或者為什麼苗栗或雲嘉南有那麼多爆竹、煙火工廠。在資本主義社會裡,一切生產-消費關係都被收納進資本循環與積累的迴路,人們肉身操演的日常空間活動也都以資本化的形式鑲嵌在生活網絡中,製造並且加劇了不均地理發展,諸如城鄉差距、城市的中心與邊陲界線、(島國的╱大陸的╱全球尺度的)南北或東西差異。國際分工和全球產業鏈乍看之下依循純淨而沒有餘數的比較利益原則,而李斯特主義描繪的追趕式發展好像也給予後進國光鮮亮麗的許諾,但無論人命與金錢是否能夠等價交換,實情卻都是骯髒、汙穢而且血腥的。尺度縮小到國內區域規劃及與之連動的產業發展,也是如此。

問起受到傷害的人是誰?──同時當然也不能避談誰因此得利。不錯,爆炸不長眼睛,但卻更有許多人是不長腳的。他們被迫固著於特定的空間中,利益被榨取,同時風險被轉嫁。以代工出口模式發展的昆山為例,當地有三分之二的常駐居民是從農村進城的年輕打工族,這次工安事件的受害者也以外地人為大宗。他們是「沒得選擇的」,有選擇權的本地人據說多半是不做這種工作的。同樣沒得選擇的,是在高雄救災而罹難的消防員。救災如抗戰,臨陣抗命沒有騎士精神,因此陣亡的消防員被追封為忠烈英雄。但誰還記得,不過是幾天前他們的同袍才因為合理爭取自己的勞動條件而被記42支申誡,面臨被開除的命運?至於資本家,有為人命遺憾和為社會不安道歉的,也有大方(儘管比例上是多麼九牛一毛)捐輸的,卻不可能因此扭轉完全傾斜的勞雇關係與獲利結構。「企業社會責任」六個字在精美的公司網站上顯得醒目,「中華民國化學工業責任照顧協會」創始會員、天下企業公民獎、遠見CSR社區關懷首獎、乃至於去年近百頁洋洋灑灑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看起來卻多麼像是黑色幽默的反諷。

儘管這個月來災難特多,但每當悲劇降臨於這塊土地時,總會有人祈福「天佑台灣」。這其實沒什麼不好,只要不把人禍「自然化」成天災。而當我們終於能夠冷靜辨識人禍的本質時,總有管理學家會端出「瑞士乳酪理論」(Swiss Cheese Model),來解釋種種技術性的漏洞如何像乳酪的空隙那樣串連成線,使系統最終崩潰。為了永不重蹈(never again),「根本原因分析」(root cause analysis)自是有其必要。只是,我們探究的真的足夠根本、足夠徹底嗎?也許蔡英文無意中說對了一件事情,在高雄發生的事(正如在昆山一樣)不是偶然──但也不是自然,而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生產關係下的必然。

人禍之為人禍,在哀慟之外,更有令人憤怒的餘地。政府對勞安與職業衛生樣板檢查,對石化管線輕忽以對,對產業轉型徘徊不前,究竟是庶民的身體比不上資本家的銀兩。我們今夜都是高雄人,但資本家(無論生根╱貽害在地或海外)也是「我們」、也是高雄人嗎?同因台資而同蒙苦難的昆山工人就不是「我們」嗎?今夜悲劇,明日救災,後天究責。之後,面對堅固而殘酷的勞雇關係,資本與勞動不受管制流動四竄,煙消雲散、灰飛煙滅的人命便永遠無足輕重──除非憤怒的火焰不成灰燼,團結的勞動者組織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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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評論] 陳宗延:難道是帝王去搬運尖利的石塊?──談「台大工安出代誌」抗爭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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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早晨,滂沱大雨。辛亥路台大後門搭起甚久的圍籬已經拆除了,不遠處架起了一個大紅帳。這是台大社科院新大樓的落成典禮,有朋自遠方來。管弦齊奏,熱鬧非凡,突然出現一陣騷亂:四個穿著黃色雨衣(上寫紅色大字「工殤」)、戴著黃色安全帽的學生逼近會場,持手舉牌,大喊「台大工安,隨意擺爛」等口號;同時,五條醒目的白布條從隔壁的社會系館垂下,上以紅字、黑字書寫「屍骨未寒工人之死」、「虛華謳歌台大之恥」等語,二十多位學生聚集在社會系陽台呼喊口號抗議,直到被校警勸離為止。

這些學生在抗議什麼?四月下旬,台北市勞動局將台大列為「職災地圖」上的「危險工地」,在五年內發生三起工人死亡的重大工安事件。學生組成「台大工安出代誌監督聯盟」(下稱監督小組),在制度層次提出三點訴求:「工安負責人專業化」、「成立專責監督單位」以及「工程資訊透明化」,也主張台大應肩負工程中身為業主(事業單位)的社會責任,在契約中與承攬包商訂定比現行法律更嚴格的環安衛規範,才不辱一流大學之名。

面對異聲,亦受邀前來觀禮的社科院新大樓設計者、日本明星建築師伊東豊雄在致詞時表示:「很高興,在台大能看到不一樣的意見表達。現在的日本,已經沒有年輕學子願意出來抗議了!」,捐款挹注的企業家童子賢也說:「剛剛突發的抗議事件,如果他們不是台大的學生,才真讓人失望。如果他們是台大的學生,我要謝謝台下的老師們教出這樣的學生,也不枉費我捐款。」相對地,當時擔任司儀的新聞所彭文正教授,則反應機敏地以「各位來賓,這絕不是我們預先安排的節目」、「這些學生未來都可以當立法委員」等語奚落;而統籌新大樓工程的社科院遷院工作小組執行長、台大政治系副教授彭錦鵬,則事後在臉書痛批:「學生完全沒有查證就相信某份晚報錯誤的報導,在大樓落成典禮,發動奇襲式的錯誤和粗暴的抗議」。

所謂「錯誤的報導」,指的當是《聯合晚報》4月20日對「職災地圖」的報導,其中提到「台大社科院在去年11月17日,發生1起勞工在進行空調設備維護保養作業時,墜落死亡的職業災害案件;結果相隔不到2個月,今年1月7日在校區社會科學院新建工程,又發生1起勞工從約2.7公尺高的合梯墜落死亡職災案件。」而11月的事件實是在台大共同教學館發生,而非社科院新大樓。

然而,監督小組的訴求並非僅適用於新大樓,工安事件也不是只會發生在新大樓。面對全台大校園數以十計的大型建案,我們沒有理由不戒慎恐懼。斯大林曾說:「死一個人是悲劇,死一百萬人只是個數字」。不知何時起,死一個人甚至連悲劇都不是,只是一件「惋惜和遺憾的事情」了。台大在短短兩個月內因工安問題造成兩起死亡是事實,它們背後有系統性、結構性的問題要面對:工安教育、稽查、監督……這在校級規範的尺度下怎能切割處理?況且,學生如果引述錯誤,學校工安資訊不透明也不能脫責。以職掌監督責任的總務處營繕組為例,其網站上「工安巡察」部分只能看到今年一月到四月的五起巡察(其中三起集中在四月底),沒有「下一頁」的按鈕,看不到先前的資訊。

校方將工安事件個案化,與「市面上」流行的個人歸因論(personal attribution)有高度的親近性。比如說,是工人自己不戴安全帽、粗心大意、知識不足,甚或化約為偶然、運氣不好、意外事故,因此回應也就只能是浮面的「以後會小心」、「謝謝指教」。根本問題在於,悲劇發生的勞動體制與環境究竟樣貌為何?根據過去研究,營造業的轉包型態,在削價競爭、強行趕工的利潤極大化、成本最小化考量下,往往也把勞動者的安全健康減掉了。對於台大工安,我們目前也只能從媒體以及多次詢問校方所得的零碎片段中,勾勒出模糊的面貌。然而,主其事者其實本來有責主動揭露。唯其如此,我們才能將焦點由事後補償轉向事前預防,由個人轉到職場的法規制度和產業結構,甚至更深入地檢討勞基法、勞工安全衛生法等現行法規的侷限。

當然,在大樓興建過程中付出無限苦勞的彭老師,會感覺自己被針對(take it personal),甚或感到憤怒,這是情有可原的。畢竟他對這場落成典禮的期待,就算沒寫在臉上,也寫在臉書上了:從「陳[正倉]老師常說,我是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大概是吧。明天出席人數超過一千的話,他就會知道,我們還是需要有一個共同來感受幸福的夢」、「新大樓落成典禮,歡迎來許願!」,乃至於「看氣象雲圖的發展,九點以後應該雨就停了」等語,都可見一斑。不過,必須說的是,監督小組絕非在否定彭老師和伊東建築師的努力,而是訴諸制度層次的變革,如果彭老師能反過來總結九年經驗,為校園工安監督機制提出具體建言(誠如其所說:「臺大要不要提升公共工程安全控管,當然需要」),朝向「永不重蹈」(never again)努力,當能為社科院新大樓的興築史寫下更多榮耀。這正是監督小組在5月11日的大喜之日,以訴哀的形式,所欲做的夢、許的願,或許彭老師會願意共襄盛舉也未可知。

在洛克傳統「勞動的身體,工作的雙手」(the labour of our body and the work of our hands)的分野下,我們越來越強調構圖與設計的心智勞動,伊東豊雄一類的工匠和「技藝人」(homo faber)得到美譽,體力勞動者卻被貶為「勞動動物」(animal laborans),唯因為前者才使建築成為可能,後者砌成的只配稱為建物。今後,大家可能會將新大樓稱為「伊東的社科院」,卻不會有人記得逝去工人的名姓。事實上,落成典禮中,工人就是被刻意遺忘的存在。如果不倡議立碑記念,恐怕工人的魂魄會就此逸散在時代中吧。「我談的是建築美學,你卻跟我談工安」──在這個歷史時刻,很輕易就能說成是兩碼子事。

我卻不禁想到Bertolt Brecht的一首詩〈一個工人讀歷史〉(A Worker Reads History,曾昭明譯):「是誰築起了底比斯的七座城門?/史書滿是王者之名。/難道是帝王去搬運尖利的石塊?/而巴比倫,幾番傾頹。/每回是誰重頭興建?利馬的宅第,/黃金的耀眼城市,建造的人們棲居何處?/中國長城完工的那個黃昏/工匠們都哪裡去了?帝國的羅馬/滿城凱旋的拱門。埋藏著誰的血汗?」

很恰好,5月11日是台大學生日,這一天流滿改革派學生的血汗──無數的記過和留校查看──從1985年的「普選事件」、1986年「李文忠事件」、1987年「台大學生日事件」以降,這群選擇在5月11日行動的學生傳承了學運傳統,但如今他們不只爭取自己的言論自由,更為同為校園一份子的勞動者爭權益。巧合的是,政大學生也將在5月13日到17日舉辦「默默撐起政大清潔與安全的雙手」活動,關注非典型勞動的清潔及保全人員
的勞動條件。血汗不能白流,也不應再流。學生能為此發聲,比華美的建築更值得學校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