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訊第四刊】我心有所愛,不忍讓世界傾敗:札記八零年代《醫訊》簡史◎陳宗延

我心有所愛,不忍讓世界傾敗[1]:札記八零年代《醫訊》簡史

──王增齊、謝奇璋、林正焜、陳為堅、季瑋珠訪談

█ 撰稿:陳宗延

█ 訪談:陳亮甫、陳宗延

█ 訪談稿整理:陳亮甫、郭蕾旻、陳宗延

 

(一)「不是我們改造歷史,就是歷史嘲笑我們!」[2]

 

大約是三年前的2009年,我們在作家林世煜(Michael)的部落格「寫給台灣的情書」上第一次讀到王增齊醫師於2001年寫就的〈老婆婆背小孩〉[3]一文,副題是「悼念鄭聰明老師」。

鄭聰明是王增齊的大三解剖學與大四神經解剖學教授,不久也成為當時的訓導分處主任,那是1984年的事,距離解嚴尚有三年,校園比社會先一步開始騷動。王增齊和他的同志們,這些像「癌細胞」的異議份子們,已經在校園與社會幹了好幾票──無論在地上滲透「代聯會」(台大學生會的前身)或出版《醫訊》、《大學新聞》等校園刊物,或者在地下秘密組織有志者以及每逢二二八前夕發放傳單、噴漆等──,當然也已經被「老大哥」盯上了。

 

在文章中,由於解剖成績不佳而被形容為「我畏懼的老師」鄭聰明告知王增齊:「你記大過,取消預官軍醫資格」的消息。然而,尾隨在句尾的並非預期與訓導主任這個社會位置扣連的責罵或盤問,而是近似於父母對子女的不捨:「你明知他們等著要辦你,為甚麼還把頭伸出去讓他們剁?」,甚至是對五零年代白色恐怖餘悸的投射:「三十多年前,我的學長郭秀琮、許強被抓去槍斃,你不驚嗎?」對此,王增齊無疑感念至今。

王增齊跟我們說,醫學院高層對這些異議學生多帶有同情,但能幫上的忙不多。現任成大臨床醫學研究所所長的謝奇璋醫師則回憶:王增齊在暑假大概躲了兩個月;長王增齊一屆的林正焜醫師當時正在當實習醫師,如王增齊的文章所說,「跑也不是,不跑也不是。他決定不跑,晚上不睡宿舍,改睡開刀房休息室」。當時的醫學院院長彭明聰教授某日約林正焜談話,跟他說:「那件事我已經知道了,你不用跑去躲,安心當intern,有事我幫你扛」。在明顯的政治壓迫與言論箝制下,每個人還是有必須妥協之處,但在某些不可妥協之事上,教授們有擔當地作了一些示範。

 

也許聽起來很不可思議,但是這些事實與事件:老大哥的下手、學生的逃亡與教授的肩負,其實距離我們這個世代只有一步之遙,幾乎距離我們出生那年大約只有十年。如果沒有參照歷史,甚至是其所由出的記憶上游,我們多麼容易就理所當然地以為世界自原初便呈現今日面貌。

 

從歷史到現實,有連續也有斷裂,有不變與變。我們可以很方便地抽空和化約這些社會歷史過程,通常對「百姓日用」的生活妨礙也不大(不,有時反而更有助於提昇生活品質)。然而,對歷史的無知也致使我們無法對現實定準。就像王增齊的形容:當時多數人就像二戰中納粹集中營的幼童,以為「集中營的生活方式就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種生活方式」,沒有想過反抗的可能。林正焜醫師曾這麼寫道:「我們這一代最大的悲哀,我覺得,在於失去了語言。我們就像遭遇一場腦疾瘟疫一樣。[…] 要從這一場瘟疫撿拾任何殘餘的價值(如果還有的話),那就是立刻,把瘟疫來襲前後的一切,記錄下來。」謝奇璋則用台語說:人若是無記憶,一定是揪憨ㄟ(很笨的)。

 

對我們這一世代而言,在與其他世代共同交集於同一時代的前提下,理解他們在歷史中面臨的現實,也許亦有助於我們理解與改變自己眼前的現實。

(二)風吹草動,即便藏形

 

這麼一個風起雲湧的時代,在這幾位特別
前醫學生眼中,可以幽微地試以台大醫學院當時的建築為喻。

 

謝奇璋回憶:當他在三年級由總區來到醫學院時,醫學院是沒有校園的(儘管我們對今日的台大醫學院是否具有「校園」這一名詞一般所承載的內涵,也許容有爭議)。當時,蔣經國批准台大醫院改建,遍地皆工地,只有圓形教室可用。我不禁想問,使台大醫學院風沙瀰漫、風吹雨淋的,也是風聲鶴唳的同一道風嗎?當時榮總也同時在蓋,大多數資源都挹注於此,三年便能完工,台大的整建計畫則歷經將近十年。到謝奇璋小兒科四年住院醫師訓練完成時,教室以及新院三樓以上的部份都還沒有蓋好。王增齊的文章也有相關的段落:「醫學院的建築老舊,行政部門和禮堂是日本人仿巴洛克風格的建築,走廊陰暗、教室和實驗室的房舍也十分老舊灰暗,圖書館和宿舍中盡是行色匆匆心情灰暗的人。」

 

窄仄、老舊、灰暗……,對這些人而言,體制巨靈所凌駕的台灣社會,當時的模糊輪廓或許大致可以由這些關鍵詞勾勒。

 

戒嚴時期有如戰時。大架構的《懲治叛亂叛亂條例》二條一(唯一死刑)或《陸海空軍刑法》之外,王增齊說,國民黨對付年輕人有三招,監視、滲透和轉移注意力。

 

首先,對學生的監視與對學生社團聚會的滲透方面,最單純的是覺民學會的成員負責初步的注意觀察。歷史因素讓讓執政者對大學生永遠不能放心,另外還有校外各種不同的單位,可能包括國民黨青工會、調查局、警備總部、憲兵憲調組、國防部政戰特遣隊、國安局單線細胞眼線等;校園內,有時透過教官吸收學生,有時則由校外單位自己吸收並直接以財務獎勵。不同單位間似乎還有競爭關係。

 

至於轉移注意力,一方面,是在大學校園堅壁清野,徹底阻絕資訊毒素,讓二十歲左右年輕人什麼都摸不到,只剩下荷爾蒙驅動的「校園逸樂傾向」或「校園享樂主義」。例如我們所熟知的救國團,又如謝奇璋的舉例:對大部分的大學生而言,從緊束的高中畢業後,大學的自由僅僅意味著郊遊和跳舞,這也是獨裁者樂見甚至主動促成的現象。

 

另一方面則是王增齊口中的「轉移注意力策略」。的確,國民黨不是省油的燈,他們長年有一批人專責研究青年「工作」。以林正焜舉的例子來說,便是吸納一些奮進的聲音為黨國所用,例如覺民學會推動的「百萬小時奉獻運動」以「讓學生分心」。王增齊則說,直到他在大四那年,與大學論壇社政治系的劉一德、賴勁麟、李文忠等人積極地下化地組織反對派學生,準備模擬操演「梁山水泊」的劇本時,才體會到國民黨陰柔的一面。

 

1978年底,黨外陳鼓應和陳婉真在台大校門口言論廣場立了一面民主牆,讓人在上面留言表達意見,親國民黨人士便另設愛國牆以為對抗,是為民主牆、愛國牆論戰。論戰逐漸升溫,學生漸漸捲入關心之際,不久台美斷交、選舉中止,政治氣氛隱隱然逐漸動盪。

 

三個月後,即1979年春,國民黨校內菁英學生盡出,說要弄一個「青年文化運動」,網羅了幾乎各系各班,活躍於社團、好發議論、精力過剩的大一、大二學生。首次於籌備會見面,王增齊就聽到不可思議的宣告,說他們已聯絡好電視台,準備報導這個運動,也有把握向各界募款,預計籌資一、兩百萬元。剛入大學五個月的王增齊只覺得很fancy:這群人真是三頭六臂,有手腕又有人脈。

 

然而,這件事終究沒有成局。

 

王增齊自嘲他讀台大最後變成主修「國民黨學」、副修醫學系,可笑的夢想是一小群人想要「屠龍」。研究「國民黨學」三年之後,他才覺悟出那件事的全貌及其代表的意義。國民黨面對那時突然來的內外交迫的處境,在大學校園的對策是一種「轉移注意力策略」。國民黨手腕靈活,理直便出手,若是理虧則虛設一個題目,設法吸引開未來可能變成學運要角的一大群人;剩下頭痛的戰場,再運
策略加以堵截、隔離、包圍。國民黨檯面上是個權力市場的壟斷奸商,它對每一個政治與政治處境都仔細估算成本效益;體質上則可喻為一頭進化過的「藍色權力掠食怪獸」[4]。

國家機器軟硬兼施,人民好像被結構綁得死死的,毫無反抗的餘地。然則,王增齊仍相信人有其主觀的能動性。他說那時的的「學運邏輯」大致有三項:一、大學生自問:「我們為什麼生而為囚」?一切基本政治權力全部被剝奪。二、國家暴力、政府殺人,如陳文成事件與林宅血案,證實執政黨道德低劣。三、大學生仰望天空,只看到一片灰暗,看不到改變的希望。不出手促成改變,就太對不起自己的人生了。每個人都有天賦的權利來追求美好幸福。

 

在此,作為台大與醫學系的學生是否具有某種歷史特殊性?謝奇璋說,台大醫學院是當時政治壓迫下被最嚴密監控的特殊場域之一,到五零年代都還有學生被逮捕、槍決;季瑋珠(現任台大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教授)則說:這些故事是到她念碩或博士班的時候這才流傳開來的。也有一些老師忍受不了這樣的氣氛而離開,像是彭明聰的堂哥彭明敏(時為台大政治系教授),用盡各種非法的方法才浪跡海外逃過一劫;彭明聰因此本身也被嚴密監控。而醫學院的功課繁重,從王增齊的文章可窺見一斑,這點至今仍然不變,可能也是醫學生遠離公共討論的推力之一。

季瑋珠覺得,自己或同學在當醫學生的時候都還蠻乖的,是到實習的時候才有比較多的改變,因為實習的夜裡無聊,會放黨外錄音帶解悶,還會用聽診器來聽,感覺聲音聽起來特別有力道,覺得很好玩。其時她自己沒有特定贊成或反對的立場,只是覺得有趣,想要了解。事實上,當時他們班上大概只有兩種人:「國民黨人」或是「沒有黨人」,黨外立場並不明顯。很多黨外的原本是國民黨的,就是對政治很有興趣,但後來了解之後反過來支持黨外。

陳為堅(現任台大公衛院院長)則認為,醫學系學生是一群異質性蠻大的人,的確有一群人只顧自己的前途發展,但仍然有人會特別關心社會(就比例觀之,林正焜覺得全系70人,大約4到5位在做「這些事情」,但其他人大多並不反對)。謝奇璋也說,仍有些學生以「超越自己」期許自身,不甘於只是父母親的寶貝,而認為自己必須要負擔一些社會責任。當時就有這麼一群人(也許可稱之為並不那麼少數的少數),每天高談闊論,想跨出去看到一些真實的、人家不要你看到的東西。如果人數達到一個程度,就能夠相互支持,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同時,台大醫學院不是只有醫學院,也是台大的一部分,當時台大校園民主化運動初興,像校總區的大陸問題研究社(大陸社)、王增齊參與的大學論壇社(大論社)和大學新聞社(大新社)、謝奇璋加入的三民主義研究社等異議性社團,都為校園改革蓄積了思想和行動的動力。《醫訊》與大新社關係尤為密切,許多成員重疊,多半都是非常好的朋友,在行動上也會互相支援。季瑋珠就提到醫學系的學長,中研院鄭泰安教授,當時也是大新社成員。她自己認為,比起《大學新聞》的激進作風,早期的《醫訊》還偏向保守,也認為大新的成員思想比醫訊更前衛、開放。

陳為堅說,在1979年中美建交、台美斷交以後,政治局勢開始轉變,社會力與批判的聲音正在醞釀。《醫訊》成員生逢其時,在這些參與中學會看待社會的不同面相,開始捨卻傳統給定的單一角度。他們逐漸發現黨國體制有其破綻和空隙。王增齊說,學校更是紙老虎,卻妄想扮演「楚門的世界」般全知全能的上帝角色,當然必須「弄它一弄」。

 

(三)「載憂載奔。我們從歷史滑行至此」[5]

 

《醫訊》與其他異議性社團同樣帶有某種隱晦的反抗傳統,王增齊形容為「癌瘤組織」,必須鍛鍊出能自我複製,並能感染其他正常細胞的能力,使其具有打擊力(會咬人)及傳染力。社員約莫十五個人(陳為堅印象則是活躍的約有七、八人,加上大新社則有十來個),但體制靈活,隨時都有七八個人具有社長資格。謝奇璋回憶,他大一在三民主義研究社,是他高中好友林永頌律師(法扶基金會重要推手)推薦的。許多三研社成員都與覺民學會有重疊,像是當時的醫代會主席管家義、現在的行政院副院長江宜樺等。但謝奇璋不是國民黨的,在三研社時嘗試與其他社員溝通,結果自己的觀念反而從國民黨的桎梏中解放出來。

 

到了二年級,謝奇璋參與醫訊社的活動比較多。三四年級考試都念不完了,沒甚麼人要參加,他在那個時候當了一年社長,住他隔壁床的好友兼室友陳培榕(現任花蓮慈濟醫院副院長)又接下來當了一年。由於陸續有新成員加入,醫訊社聲勢稍微壯大起來。後來慢慢式微下去是在他五年級的時候,校方慫恿一些學生在醫代會(醫學生代表聯誼會)要把社團解散、收回,他們的論戰和抵抗沒能成功,
後就算社團還在也不能再編輯《醫訊》,《醫訊》乃成為醫代會的機關刊物。

校方的霸道不是孤例。王增齊也提到,醫學院教官尹慶生在退役後迅及轉任訓導分處職員。軍人進入校園、干預校園事務,事件引起學生反彈。當時六年級的王增齊擔任醫學院學代,提出「大會嚴重關切案」,校方當然希望息事寧人,隨意叫教官去心理課修課作為對學生的交代。

 

集會結社與言論倡議的自由被封鎖,思想的泉源也同樣被堵死,然而學生仍試圖衝破禁忌,從黨外刊物或讀書會之中汲取養分。王增齊提到,台灣與中國具有的關鍵性差異是:1996年台灣總統直選之後,台灣人的政治身分有本質上的改變,他稱之為「法國大革命的政治籍貫」,即自由、平等、兄弟之愛(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相對的,中國目前的體制沒辦法給人民這樣的政治身份。事實上,共產主義革命走到今天這個面貌,體質上應該算是「法國大革命的反革命」。他會如此自省與自居,與一些比較自由派的教授如李鴻禧、張永竣,甚至是鄔昆如的哲學課程,有不小關係。

 

林正焜則回憶,在他就讀建中時期,社團並不活躍。當時的政治啟蒙是因為大學時偶然讀了統派的《中華雜誌》,雖然和他之後的意識形態不盡相同,卻由此開始了對時政的關心。這是一本並非以「煽動」為目的的雜誌,然而當時的黨國體制並不鼓吹向中國徹底靠攏/分離的統/獨立場與意識型態,從而會去壓抑一些比較另類的思考。

 

謝奇璋本人的姑丈顏世鴻是五零年代白色恐怖的政治犯,也是台大醫學院出身(因為葉盛吉案從台大宿舍被逮捕,服刑釋放後無法繼續就讀台大,於北醫完成學業)的醫師,算是他的師父、啟蒙老師,有時會供給一些即使他在其他地方能拿到也未必會認真看的材料。而他父親為成大工學院的老師,他的家庭比較開明,比較清楚這些政治的事情,只是也不希望又一個讀台大醫學系的被抓去而已。

書店或私下拿到的禁書,像是《宋氏王朝》之類的,或者能拿到一些馬派的東西也會看。大家本來只是存著好奇的心態想看看。就像陳為堅的說,學生開始學會「倒著讀」報紙,因為兩大報都是官方說法,看看就好。在一個受限的環境,你總是著一個有色眼鏡去看東西,所有的資訊都是很可疑的:不管官方讀物或禁書,總是別人叫你去看的。但是當閱讀、思辨和擷取知識的能力累積提昇到一個程度之後,封鎖也就變得無效了──對謝奇璋來說,大學時代就是這樣一個養成獨立、批判思考習慣的重要時期。

 

寫文章、辦刊物是思想與行動疊合的一種重要形式。一方面文字本身就具有反抗的力量,儘管多半時候只能旁敲側擊,無法直接寫出事實;另一方面刊物的發行被要求經過「政治審稿」,黨外雜誌每出三本大概有一本會被查禁,而且是直接去印刷廠沒收、扣留,校內刊物也一樣,只是學生比較沒有錢,在送印而查禁之前往往就會告訴你不能印。

 

謝奇璋說,所有的刊物都要跟教官周旋再三,你覺得有價值的文章,教官就是會反對你刊登(不過陳為堅則覺得,其實想登甚麼通常還是都可以登,因為有其他更大條的事情,所以《醫訊》其實不是大焦點)。如王增齊所說,當時醫學院在訓導處負責審稿的上級長官(職稱為股長,非教職)甚至不是教官,而是特務出身的[6]。季瑋珠說,大家都知道他是國民黨派來的,但其實相處得還不錯,會提醒學生避免惹上麻煩。有一次陳耀楨(現為紐約康乃爾大學病理科教授,其兄陳耀昌教授也是《醫訊》和《青杏》的成員)生氣地說:「好啦,不然我就寫上國民黨萬萬歲就好了!」,那位先生連忙安撫。而在蔣介石過世後,黃宗岳有次編輯時把嚴家淦和蔣經國的照片錯置(可見《醫訊》也要報導國家大事!),後來急忙撤回,但那位先生也沒有發現。

季瑋珠印象最深的一次衝突,是《青杏》報導了一位頗有成就、論文發表在知名期刊《Circulation》上的醫師學姊,因為被排擠後來不幸自殺的故事,雖然與政治無涉,但後來被禁止刊登。另一次則是向兩位德國交換生學姊邀稿,寫了一些來台交換的心得,其中包含對政治的觀察,本來也沒太大問題,但他們堅持不接受審稿,否則就要撤稿,後來是經過妥協才讓稿件留下來。在她任內,《醫訊》比較沒有甚麼事,雖然也會有一些踩紅線的、夾雜黨外的訊息,但大部分都很安分,比較激進的同學甚至會覺得太溫和了,沒甚麼用。比較激烈的事件是,陳耀楨本來要當社長,但是學校不准,才換了黃宗岳來當。

 

儘管擴大組織、吸納新血,從古至今都是運動存續不可或缺的環節,但明目張膽打著革命旗幟的組織幾乎是不可能的。而跨校的聯繫更必要犧牲
些時間去跑、去寫信;尤其當時沒有手機,宿舍只有一台電話,當然更沒有網路,聯絡著實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謝奇璋半開玩笑地說,王增齊因為有機車,所以活動力最強。季瑋珠則提到,陽明的《橘井》刊物比《青杏》晚一年成立,當時有過一些交流。

 

在生活上,大部分的人都很窮,比較奢侈的就是去龍門客棧吃水餃、飲必魯(喝啤酒),就在這樣的過程中發展出一些論述出來,其實是頗受侷限的,因為一舉一動都在注意之下。會有一個想法在腦袋裡揮之不去:自己是不是被監控著?當然不一定如此,畢竟只是一個大三大四的學生,很小,政府不一定需要監控你。可是,一旦你跨過那條線,別人就會看到你了。

由於王增齊和長他一屆的學長林正焜、陳為堅都住同一間宿舍,其他《醫訊》的朋友也通通都住在男四舍,就有許多串門子、一起討論和做事的機會,連考前開夜車也都會相伴。同時,男四舍有較多就讀法律、政治科系的同學,醫學院和法學院的學生住在一起,相濡以沫,終於結合成台大八零年代學運初階段的主要角色。像是台大政治系的江蓋世(前民進黨議員)就曾在宿舍張貼「打倒蔣介石」這類的標語……。

 

王增齊則更進一步提到,當時學生初探校園以外的黨外政治活動,是一種思想轉為行動的重要「洗禮」。舉例來說,學生為黨外人士助選,在造勢晚會常會遭遇到警察暴力、特務滲透,也會看到人民的強烈反應。那時黨外的尤清與國民黨的林豐正競選台北縣長,在新莊辦的晚會有七、八萬人湧入,交通完全堵塞,民眾熱血捐輸,助選學生在現場看得眼花撩亂;而林豐正的演講只有不到一百人在聽,加上清涼秀及摸彩,格調甚低。學生以為高下立判,選舉最終卻大輸十萬票,中永和公教人員密集區慘輸──那裡對方連演講會都沒辦。事後參與其中的學生都有類似的反應:「為什麼?找一百本書來看,一定要求得一個答案」。開票的時候,學生也會加入民眾自主監票、顧票的行列(陳為堅說:尤其宿舍很多人會一起去),因為作票的傳聞從來沒少過。

 

(四)「醫學是一門社會科學,而政治不過是大規模的醫學。」[7]

 

陳為堅加入《醫訊》時才一年級。由於他的中一中學長黃宗岳擔任社長,便拉陳為堅來幫忙採訪、校稿以及處理一些雜事。而當時擔任總主編的則是醫學系的學姊,現任台大公衛系教授季瑋珠。據陳為堅回憶,他那時曾經和季瑋珠每次出刊前都要坐計程車親自到土城的海山印刷廠去看大樣及校稿。同時,台灣公衛學界教父「KP」陳拱北是在陳為堅加入《醫訊》那年過世,季瑋珠當時就在《醫訊》做了KP的紀念專題,這也是季瑋珠自己對《醫訊》所報導的社會議題記憶最深刻的部份。

 

季瑋珠現在仍然是家醫科的醫師,除在公衛學院專任教授,也在家醫科兼任教授,同時也是醫服團的指導老師。季瑋珠還在醫學系時就對公衛很有興趣,覺得公衛關懷的角度比較廣,也修了很多公衛的課,導師剛好也是公衛系的老師。她當時有研究過關於職業醫學的傷害問題,例如鉛字排版工人的工傷。她碩博士的指導教授都是楊志良,碩士研究的是醫學生的社會化,博士班則研究家庭健康照護決策者與執行者的分工,也對其中的性別關係頗有興趣,不過沒有繼續做下去。她後來主要做的是乳癌流行病學,包括現在進行中的病人生活品質研究,教學的東西也比較介面性,希望能讓醫學和公衛互相了解對方在做甚麼事。

季瑋珠學生時代加入不少社團,包括一二年級的《大一報》、三四年級的《醫訊》、大五的《青杏》、大六的綠野社,同時也一直都參加合唱團。季瑋珠之所以會去參與文字工作性質的社團,一方面是對文字有興趣,一方面也對社會有關懷。當時,《醫訊》比較屬於報紙型刊物,每隔週一刊,內容以新聞報導和評論為多;而《青杏》則是每學期出版厚厚一本,比較偏向思想性和文學性創作。兩份刊物成員有一些重疊,但《醫訊》比較會斷代,而《青杏》上下屆傳承較強。而她和同屆的黃宗岳、陳耀楨、陳國鼎(長庚醫院、羅慧夫顱顏基金會)、丘彥南(台大精神科,除了《醫訊》也搞醫代會)等成員,也都一直保持相當密切的聯絡。

 

陳為堅則說,他大二擔任中友會總幹事,大多時間在安排各種聯誼活動,以及寒暑假的服務隊出隊;直到大三到醫學院後,他接下《醫訊》總編輯一職,同時擔任社長的正是林正焜。林正焜在《醫訊》的時間是一年級到五年級。在他們倆轄下,社團內部的分工大致包含兩條軸線:圍繞著刊物的一般事務,以及演講與讀書會為主的活動。

 

主編和社長必須要輪流寫社論(陳為堅:「還蠻辛苦的!」),論述的議題以醫衛的時事評論為主,例如時興的B肝疫苗議題。此外,因為辦《醫訊》,他們兩個到處找人採訪,比如說曾經一起到黃春明北投的家去,也曾與評論家許南村(作為小說家的名字則是陳映真)深聊,也到健康世界出版社找王溢嘉。

 

其中,陳為堅曾經和陳映真有不少互動。陳為堅大一時的導師是解剖學科的余錦泉教授,在導生聚餐時聽他聊過金關丈夫的體質人類學研究。陳映真對此有興趣,便透過他牽線,訪問了余教授有關金關丈夫的研究及其歷史涵義。當時陳映真剛從監牢被釋放出來不久,「找不到什麼工作」(陳映真語),只好幫跨國藥商利達製藥編輯雜誌「立達杏宛」。本來是要拿來做形象廣告的,不過陳映真卻把握了這個機會,藉由一期一期的訪談,逐步回顧了台灣醫療發展史中已被淡忘的重要人物。陳為堅自己也是從這個雜誌首次知道像謝緯、許強這些人的事,也因此有機會近距離感受陳映真對各種事務的評論,並認識不少思想上的前輩。直到後來陳為堅覺得無法接受陳映真的大中國主義,才漸漸「分手」。

在講座方面,包括陳映真、王溢嘉、楊逵、陳秀喜、李喬、王拓等人都曾受邀演講。陳為堅印象深刻的是,高他一年的學長林錫璋(現任成大醫院內科主任)就曾經找數學系教授楊維哲(他當時已在校園裡試過用台語講授微積分),舉辦關於「醫學中文化」的討論會。當然,動員學生參與一向都是難題,場地也不多,通常都是辦在圓形教室。而讀書會,據林正焜的回憶,楊碧川曾為成員導讀台灣史,而王增齊則負責介紹左派思想(事後他說自己其實讀得一知半解)。

陳為堅也提到《醫訊》成員和服務隊之間的關聯。他在大五時開始參加醫療服務隊,是隸屬醫代會之下,醫學院各系(包括公衛系)都有參加,這些醫學生會去鄉村義診(量血壓、口腔檢查、學童寄生蟲檢查、衛教等)。此外,也會針對特殊時事服務需要的民眾,如大五時去多氯聯苯事件發生的彰化縣福興鄉。法醫科方中民教授擔任領隊,也有其他內科教授支持,需要開藥的時候由教授開;當地非常熱心的皮膚科醫師高信義醫師也居功厥偉。服務隊也協助在縣政府大禮堂舉辦演唱會(邀請到簡上仁,並由他再推薦潘莉莉與賀正中),為多氯聯苯受害者募款。因此服務隊不是只有純醫療。老師同學大多不會主動、直接支持服務隊,但也並沒有明顯的限制或干擾,只是和訓導需要溝通,但由於醫學院老師私底下都贊成,因為找他們幫忙,他們也會量力盡量幫忙。

陳為堅觀察,醫學院其實有不少文筆很好、很會創作的人,只是因為書也念得很好,所以順從家裡的期望來念醫學相關科系。像是筆名小赫的楊宏義醫師(現任小兒科診所院長),1976年(21歲)便以小說〈功在杏林〉獲得聯合報文學獎佳作,兩年後又以〈祈教授〉獲得第三名,以及〈風箏〉獲得時報文學獎優等獎;陳為堅與謝奇璋、簡國龍(台大醫院內科醫師、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教授)藉《醫訊》採訪小赫時,他還在台大小兒科擔任住院醫師。而現任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教授的黃文鴻,當時就讀藥學系時也有創作,作品〈沉情〉亦是聯合報得獎小說(與朱天文〈喬太守新記〉同獲三獎)。

其實陳為堅自己也對人文社會特別有興趣,特別是精神分析,學生時代便常自己找書來看。他原本想要讀精神科學,後來當兵抽到外島,因為想要向軍隊請假而報考了一些國家考試,剛好通過國家公費留考,於是後來就到哈佛大學讀公衛,研究精神疾病與遺傳的關係,走上公衛之路。他也說,學生時代都在弄社團,是到了美國之後才漸漸覺得研究細水長流,也是一種不錯的生活選擇,而且如果真的有興趣做跨領域的研究,會有很多驚奇的新發現。

在哈佛,《醫訊》經驗也有可以借鏡之處:陳為堅在那裡與同好組織當地台灣學生,成立哈佛台灣研究會之類的社團,從而認識一些對台灣議題或學術研究有興趣的好友,而且也同樣舉辦了各種不同領域的演講。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直接去哈佛著名的考古人類學家張光直教授的辦公室敲門,張教授立刻就答應了邀約。陳為堅在訪談中,瞬間回憶起那場演講,並介紹張光直其人,彷彿二十年前的啟發還歷歷在目。

 

而在回國之後,因為當時《醫訊》和《青杏》都非常可惜地已停刊,陳為堅在當時微生物學科主任陳振陽教授的敦促下,先舉辦了一個訓練營,又創辦了兩份刊物,一份是1993年創刊的《楓城新聞與評論》(月刊),另一份是《楓城一週》(活動總匯報導)。雖然辛苦,但也做了整整一年,直到後來牽扯到院長選舉的風波,鬧得滿城風雨,編輯就大幅更換。後來二份刊物也逐漸轉由行政單位負責出版事務,而各單位推薦的教師擔任編輯顧問的模式繼續出版,並演變成目前的電子報模式。

(五)「我知道,現在有點晚了/那些花正在變成圖案」[8]

 

我時常想起台大社會系林國明老師說的一句話,大意是:如果大學時光重新來過,我想要好好編《大學新聞》云云。我實無意強加對照自己的處境
我所一知半解的歷史情境;然而我也有相當充足的理據說明,為何在另一個虛擬的語境中「我想要好好編《醫訊》」。

本文已經遲到太久,原先至少可以追溯到三年前我輩復刊《醫訊》、貸居台大醫學系學會文刊部旗下的那個時間點。彼時《醫訊》香火斷絕約有十年之譜。力邀我創立文刊部的系學會長鄭喬峯學長曾提供其他創意滿點、似乎理當出現在一份新世代雜誌刊頭上的名字供我參考,然我執拗地為《醫訊》這個四平八穩的名字辯護,原因無他:更早先前,我已略聞關於《醫訊》的種種傳言。此後,無論是要繼受、致敬、批判、翻轉、嘲弄、混搭、並置……,我已不能無視於「這段」歷史,不可能假裝這段歷史未曾在我的生命中發生作用。

 

我曾立下重建這段歷史的宏願。同為醫學生,我渴望知道不同世代的慘綠少年們有著怎樣相近,抑或是根本不可共量的心智結構、文化品味、政治議程,乃至於無法朗聲出口的愛戀情愫。以《醫訊》文本作為歷史的載體,我是否可能從泛黃鬆脆的紙葉上辨識出一個模糊的手澤,一道裁切失準的出血邊,或者,一行記號學式的、以鉛筆輕輕塗劃的暗語?

但文本已然不在。檢索台灣大學圖書館網站,結果明載:《臺大醫訊》出版項為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代聯會,館藏地於總圖B1社團刊物區,館藏由第一期(1970)至第168期(1989),中有少數缺刊。當我終於鼓起勇氣與學弟一探究竟,整批《醫訊》已經不翼而飛,未曾留下半點粉末碎屑。然則不然。遷遲數年,這畢竟只是藉口。文本其實未曾離開:筆鋒甚健的《醫訊》與其他異議性刊物成員諸學長姊,如今自當散佈社會各處,彼此以或強或衰的網絡與情份牽連著。只要挖掘夠深、施力夠久,總能探問到些甚麼的──本文其實也正是這麼來的。

 

真正使我躊躇不前的,無非是一個亙久的難題。在民主化浪潮暫且退返不進的此際,新《醫訊》應當遞送甚麼訊息?(一如《大學新聞》應當播報甚麼新聞?)更精確地問,新聞、社會現實與抗爭運動之間,應當保持怎樣的三角關係?新聞必須是純粹客觀事實的新聞,或者在例外狀態下也可充當運動的傳聲筒?王增齊學長所謂的「事件化理論」(王增齊本人則說是李宜瑞對劉一德提出的,劉一德聽了恍然大悟。)──或者,借用友社清大《基進筆記》的語言直白解釋,「有事寫事,沒事捅事」──可以繼續沿用為新《醫訊》的指導原則嗎?新《醫訊》預期作為媒體與社運團體的雙重角色,是否從根柢就相互扞格牴觸,甚至進一步阻礙了校園公共領域的建構,阻絕了兩造理性溝通的可能性?

 

加入歷史,事情就變得更加複雜了。我註六經,或者六經為我註腳?歷史應當,以及可能在戰區保持中立嗎?又或者,成王敗寇才是硬道理,強權才是歷史的終極仲裁者,誠如Marx所說:「在平等的權利之間,力量就起決定作用。」(Between equal rights, force decides.)?對此,我實一無所知,至今如此,只得在親歷的每一場戰役中見招拆招。歷史與現實、史料與新聞之間始終保持著一定的張力,但在行動者眼中,它們都共同指向對未來的欲求。那是一種對於自由的先驗的記憶,朝向無垠天際的握拳吶喊:凡合理的終必將成為現實……

任文刊部長與《醫訊》主編三年不輟,這將是最後一年。在最後一年的最後一刊,我終於將三年前的志業、兩年前的耽懶、一年前的採訪稿與錄音檔,一齊擺到桌面上了。我開始起筆,想像林國明老師、王增齊學長、以及諸位學長姊們眼前正遭遇我的問題。後來,我雖已停筆,文字卻自顧自地流洩出來……

 


[1] 引自詩人羅智成(1955-)詩〈一九七九〉(1979)。
[2] 引自詩人羅葉(1965-2010)詩〈自由之愛〉(1986)。
[3] http://blog.roodo.com/michaelcarolina/archives/9199977.html

 

王增齊註:該文所有的「丘腦」都應該改成「橋腦」(Pons)才對。

[4]王增齊註:請參閱黃金麟,2009,《戰爭、身體、現代性:近代台灣的軍事治理與身體,1895-2005》。台北:聯經。

[5] 引自詩人楊佳嫻(1978-)詩〈雅教斷簡〉(2001)。
[6]王增齊補充:當時劉一德投稿大學論壇的文章交出送審查之後,原稿竟然跑到政治系某王姓覺民學會學生宿舍的桌上。國民黨籍的學生竟然可以審社團刊物的文章。學生的憤恨是很深沉。
[7] 譯自德國醫師、病理學家、人類學家、政治家Rudolf Virchow (1821-1902)名言:“Medicine is a social science and politics is nothing else but medicine on a large scale.”
[8] 引自中國詩人顧城(1956-1993)詩〈許多時間,像煙〉(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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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訊第四刊】世代專題特刊:編輯室手記

親愛的《醫訊》讀者:

本期《醫訊》姍姍來遲,在此先跟大家說聲抱歉。不過,且將延遲兩三個禮拜一事懸而不論,我們所展演的可真是場華麗的大遲到。

此話怎講?這故事要從三年前說起。那時我才大一,下學期某堂有機化學課下課時,遇見一位高中同校的大四學長說要參選系學會長,其中的政見包含了「出版一份刊物」云云。不久,在他選上之後,突然接獲來信,商議於系學會下新設文刊部等事宜,並邀請初生之犢的我擔任負責人。這位學長如今已是大七,剛剛結束intern訓練、眼看著就要畢業了。他是鄭喬峯,在本期也寫了一篇精采的七年經驗談。

如今已不很清楚記得當時喬峯對我認識多少。不過他之所以會把我找進文刊部,我想多少和我高中擔任校刊主編的經歷有關;而我毫不猶豫地答應坐上編輯檯──與此相若──卻是因為在那本校刊製作一份30頁的「野百合學運15年」專題之故,而在採訪人物與研讀史料的過程中,多次聽聞《醫訊》二字,以及相關的歷史故事,儘管是多麼粗淺而浮面的接觸。是故,我向喬峯拒絕了俏皮的《龍閃報》(典出前系主任)的提議,堅持以《醫訊》作為系刊刊名。就這麼延續至今,三年龍閃而過(?),我也連任了三屆的文刊部長和《醫訊》主編。

而這將是我任內最後一年的最後一刊《醫訊》了。終於,我與復刊以來(但其實遠遠萌發於那之前)的第一個夢想,即更認識時代洪流中的《醫訊》以及那些有血有肉的前輩成員們,稍微靠攏些了。透過微觀個人史與巨觀大歷史的扣連和交錯,透過台大醫學院半個世紀以來的遷變,透過這一批批前仆後繼的青年理想主義者間的參照,其實我們更關切的無非是2012年當下的社會秩序究竟是如何成形,又是否具有朝向更可欲的方向鬆動、翻轉、掙脫的可能。然而,過度著眼於現實之用,反而始終讓我們對歷史躊躇不前,因為每個當下總有更迫切的議題。如果不退開一步讓歷史自己說話,那麼所謂溯源、汲取或吸收,其實也無異於掐著它的脖子讓它「吐實」罷了。而我慢慢才察覺,歷史是禁不起拷問的。我們必須比它的暴虐無度加倍溫柔。

本期主打的《醫訊》(斷代)史主要鎖定兩個時段。其一是在1950年代,不少理想性格的台大醫學院師生涉入「地下黨」、秘密從事組織工作,後來紛紛被捕、判刑,其中幾位前輩便是最早期《醫訊》的先驅。其二則是在1980年代,正當民主化轉型前夕,校園比社會先一步鬧事起來,學生運動此起彼落,當時的《醫訊》成員扮演了相當活躍的角色。如果眼尖,你也許會發現:五零年代到八零年代及八零年代至今,均間隔三十年。一般多謂「三十年一個世代」──儘管我自己並不全然同意如此簡化的說法──我們且生硬地加以套用,便可粗糙地建構三組「《醫訊》世代」的概念。

多位八零年代受訪者皆提及五零前輩的遭遇對他們的衝擊(儘管這段故事受黨國掩蔽而不為人知了很長一段時間),而我自己(至少在前幾年)則毫不避諱地描繪與八零前輩間某種虛構的「繼受」或「相承」的關係,彷彿史料裡素未謀面這些父母輩的「陌生人」,陡然可以和你勾肩搭背、談天說地那樣──儘管這種初確的認同,更可能是源自於價值的挪用與血統的虛構。然而,直到我們脫離了想像的框限,親身接觸到這些前輩,始能夠賦予千絲萬縷的關係某種(在我看來比較健康的)不偏不倚的定位。就如我在文章所寫:在「與其他世代共同交集於同一時代的前提」下,我們的世代應當設定自己的議程,以自己的步調和手段逼近目標。就此而論,歷史遺緒既非炫學的象徵符碼,也非無關現實痛癢的瑣碎細節,而是來時路徑與今後去路的交叉口,即行動者回顧與前瞻的記憶陣地。

這也是為甚麼本期《醫訊》的第二部分特別著重在本系七個年級之間的對話。如果有人認為(我則持反面意見)為期三十年的兩個世代之間相望,已是面目模糊、難以卒讀了,那麼七年又如何呢?七年,是近到老師講授、共筆所載的知識幾乎毫無出入,是近到杜鵑花節、醫學之夜、醫學營……這些劇碼反覆流轉而僅在少數機遇上迸生出新意義;七年,卻又遠到七年級的你可能對作為新生的你所抱持的初衷早已有所質疑了。寄語他人,難道不是又一次自問與反思?但是,倘若不在路邊稍停,又怎可能不被現實的車流給淹沒?

也許,這便是過去《醫訊》一直未及帶給大家的。新聞議題是很重要,但我們同樣不能沒有歷史、沒有世代感。本期「《醫訊》世代」是一點嘗試,我們還想再做更多,但盼各位支持。

《醫訊》主編  陳宗延 2012.06.08

 

 

 

 

 

 

《台大醫訊》第四刊 「世代」特刊
編輯室手記 2012.06.09
《醫訊》世代
寄語七年

系學會這一年

系學會長卸任感言◎劉政亨

系學會副會長卸任感言◎丁鵬升

醫學校區藝術季  一個天馬行空的開始◎洪明道

醫訊專論:學名「藥」不要?◎蔡承哲

全國醫學生聯合文學獎‧本系得獎作品

評審記錄及得獎名單請詳見醫文獎粉絲頁

[新詩首獎]  乳癌  ◎陳泓任(醫五)

[新詩評審獎] 慢跑者◎陳宗延(醫四)

[散文評審獎] 火車情◎翁梓華(醫三)

[散文佳作]   一畦死水之死 ◎陳宗延

[小說佳作]   
海邊◎陳宗延

醫師勞動

當醫師遇見「鬼來電」◎林煜軒

[日記] 2012.04.28 之二 「已然悔改的學生運動家」

引文──吳典蓉:「台北市議員梁文傑針對王家老宅被拆在臉書上自陳:時光回到二十年前,他會看了『懶人包』就去現場和警察衝撞,但現在不會,因為都更的是非要長期的判斷。多麼適合在臉書上說的話!這是一則『不像懺悔的懺悔』,重點不在檢討我當年對不對,而是你們現在錯了,是已成專有名詞的『學運世代』在教訓所有有志於社運的學生;因此而不必深究的是,如果歷史必然重演,學運世代真正的問題何在;如果歷史不可能全盤重複,新世代有自己的視角及困境,當梁文傑要與後代學生對話,也許最好還是以市議員的角色,而不要念念不忘自己曾是學運或社運過來人。」  


這裡引述的就是2012.03.29的「梁氏三段論」:(A)「都更必有詐」+(B)「都更必有詐」+(C)「這些只有熱情的學生,多跟我學學冷靜是什麼吧」中的(C)。  
去你的,誰跟你一樣只看了懶人包就去衝撞?所以,一個月過去了,你或你所以為的「很優秀,也都很有正義感」的當地議員,現在善用市議員的質詢權釐清真相了嗎?可以幫我們還原事實和是非曲直了嗎?「仔细分辨真實和謊言」了嗎?可以從你中立而愛護羽毛的立場移開,朝向一個「有自信不讓人説我偏坦哪一方,或被任何一方利用,[…]一個議員應該有的基本原則。」了嗎?  可是,王家已經被拆掉了喔。組合屋也一直岌岌可危喔。樂設的鐵籬一直長出來喔。

[critic] 高中舊作 野百合十六年:我們還在寫歷史

野百合十六年:我們還在寫歷史

 

在台灣的民主過程中,1990三月野百合學運是個重大的關鍵,不但引領台灣民主往前邁向一大步,更具體表達出台灣學生對政治的關心與不滿,可視為台灣民主改革的一大里程碑,且其價值意義已超過任何時代的學運。不過它是積累眾多問題而爆發,卻也因此在瞬間消聲匿跡、隨時光淡化。我們如今享受的制度民主實在得來不易,不應當忘記當初那群堅持理想的知識份子,忘記野百合帶來的民主改造其過程之艱困。三月學運如同短暫且絢麗的火花,造就一段令人無法忘懷的台灣民主奮鬥史。

 

※三十頁論述訪談稿,原載於《竹園崗》159期校刊。完整圖文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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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e] 間世代學運史˙我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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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八年118,我的MSN狀態顯示:「除魅者除我以相對主義幽靈之魅。

 

電腦螢幕閃爍著青黃色的背景光,游標跳動跳動。更深露重,我兀自逗留於菸味、泡麵味濃稠的網咖裡。二〇〇八年一月,我正試著熬過一生中最難一語道盡的幾個夜晚;扣掉幾年前被女孩E委婉拒絕的那夜,再也沒有什麼比這些更讓我睡不著覺了。更精確地說,自從失去E以後,我總要在床上翻滾個幾圈,把玩抱枕和小巾,而後疲憊地忘卻一切進退失據的理由。有時抽噎,有時淚濕衿被,終於睡去可能已經是凌晨三四點之譜。饒是如此,依戀床榻的我仍不能不枕臥其上,將所有噩夢攤開平整──除了二〇〇八年一月下旬那幾個夜裡。我未曾如此清醒,是什麼催逼著我?不安、難堪、興奮大舉入侵。

 

  我只記得自己寫了一篇文章,其實不指望任何人讀到,評論、念誦或者痛恨,

沒想到爾後需要花費無數文字去回應,幾百幾千雙黑白分明眼睛的探照。那是喧囂的選舉季,台灣第一次實施「單一選區兩票制」。社會是若無其事地繼續狂熱著,層峰與底層卻同時有一股詭祕的氣氛暗自流轉,彷彿必然有什麼要改動位置,方向未知。那也是學測前半個月,我隻身重考於漠離的台北。長我一歲的E早已由台南北移,其後我卻掉入比南方更南方的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

 

    彷彿著力要反抗命運──我所鄙看的南方港都(為著幼時還勃發著的膚淺的文化沙文主義),我身不由己考上的科系,我深愛卻不斷遠離的人──是這樣我來到台北。我是才屆成年的高中畢業生,早讀而容或有些早熟。我生於一九八九年的多事之秋,柏林圍牆倒塌後十天。並不怎麼,每個人都能與這個世界不斷波動的時事與歷史事件發生牽連。但我願意冒著被指為牽強附會的結局,只為了給自己的生世一個解釋。我預言自己將成為一切二元對立之間互不相容的邊界、緊緻囓咬的鋸齒。我將會被推擠傾倒、碎裂解體;之後……之後我就不確知了……我可能被憑弔為遺跡,可能被好事者購作紀念品,可能成為全球政經庸俗化的里程碑,也可能被二流小說家寫入暢銷作品。腦中無端冒出這些想法時,我不過是五六歲的小學低年級生。

 

    像其他八百多個同年級的同校學生一樣,誕生於一個中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家庭的我,順理成章地一路升上台南市最好的高中,為了劃一的目標勉力生活;也像許多其他人一樣,順利成章地偏航於旅途中。然於我卻並非因為懶怠,而是沉迷於與自體裡異質於這個世界的幽靈對話。我的幽靈無以命名、無以歸類,但我時常牽著它出來散步,也由於它對物理一知半解而使我的成績大幅滑落,因而確證它之存在。不過表面上,我還是數理資優班裡名次前段的學生,甚至同時還像是個被許多曾經是文藝青年的國文老師與將來可能成為國文老師的文藝青年所矚目的文藝青年。

 

  就在這個青春蠢蠢欲動的高一年紀,我首次遇見了E,在台南市四校聯合文學獎的場子上。我得了佳作,而她拿下數個獎項的首獎。我們互換了MSN,契合而成為最好的朋友;直到我穿越禁忌的蒺藜而被她拒於門外,尷尬的帷幕遂又轉換為一種鮮澀的光澤。這時我還不知道,關於這個台南地區高中生的文學獎,我亦將拿下她拿過的那些獎項。我不知道,我還將成為該獎主辦單位的負責人。我也不知道,不久之後我就要重回我得獎的兩篇小說,〈(離開):八九年家書〉、〈我只是個強行靠近太陽的凡人〉,的歷史現場。

 

    我於焉成為校刊編輯社的主編。並不為什麼,我確實突出於群體之中。沉默寡說的我與喧嚷不定的大多數人形成重大對比。這之間沒有任何主從或者領導關係,毋寧是我一人包攬了大多數書寫、校對、採訪、編輯的工作。我率領了三個未曾涉世的學弟往台北,最知識集中的學術機構:台灣大學與中研院。主題是學運。三月學運,台北學運,或又稱野百合學運;又旁及台灣保釣運動、中國天安門事件、韓國光州事件、日本全共鬥、法國一九六八年學運。我是真正希望能採訪事件裡外遠近的各般人物,因而採訪了活躍年代稍早於事件的R教授,事件核心人物的F教授,其後的D教授等等將近十人。

 

  忘不了那趟密集的採訪,忘不了將近
晨十二點始由D教授的研究室步出。濕寒。台北天氣。那時我還是台南人。怎樣在那個無星之夜我竟想到
瘂弦的〈下午〉:「我等或將不致太輝煌亦未可知/水葫蘆花和山茱萸依然堅持/去年的調子/無須更遠的探訊/莎孚就供職在/對街的那麵包房裡/這麼著就下午了

 

    這麼著回到台南,已經是隔天下午了。紛雜的生命機質滲入我體內,有種借殼上市之感。錯雜了借來的經驗、賃來的理論,構成三十頁的巨型專題。於我,這仍是一次生世之謎的重探:莫非我的出生觸動了群眾情緒與理性之間的安全閥?採訪的夜,遠方的星雲沒有答應,我的幽靈告訴我:「我等或將不致太輝煌亦未可知。」我奉此而行,在之前的「社部回收事件」和之後的「小說被抽出事件」裡,幾個和官僚體系交鋒的時刻,沒有演練在記憶裡一次次排練過的抗爭、靜坐、絕食。我不慍不火寫出萬言〈十七歲的□□──小說與青春死於誰手?〉,也得到不慍不火的軟回應,就此結束。我連不太輝煌的機遇都沒有。

 

  下一次來/回到台北,我已經歷經學測與指考,青春一時落盡。高鐵向北,彷彿小說中錯謬的場景,傾盡所有家產僅購得一張向南的票券卻無故坐了北上班車。重考那年,我半個身體鑽出體制的鐵絲網,確實專心讀了書,倒更專心於各種「有趣的」事業。這一年裡,我去了詩人羅智成、廖偉棠的新詩集發表會,我拉著E去拜訪我們共同最心儀的年輕詩人楊佳嫻,我重新聯絡上幾個過去只藉由網路而聞其名的各領域好友。

 

    07年底、08年初,社/學運界普遍反映著讓藍綠以外第三勢力進入立法院的呼聲。5%門檻。在一片不知道算不算樂觀的小浪潮裡,我辨認出所謂「學運世代」裡還沒(或不再)當官也還沒(或不再)被關者組成的S黨。S黨裡幾個略小於四十歲的前學運份子我在學運史料裡曾經見過,是過去四年、八年或更久有過官方或民間歷練,卻始終邊緣於黨外、黨外之外的人。我心裡想要給他們一個機會,希望這世界給從未得志的人一個機會。

 

  雖然我那時天真到要死,竟沒有質疑:為何是我給他們機會,而不是他們給我機會。我加入行伍之中,又由於參與者如此稀少,幾乎成為核心決策階層的一部分。我學習以「大人的」民主方式開會討論。我也掃街拜票發傳單,爭取民眾的目光;我也靜坐舉牌吶喊,抗議中選會的選制不公。這必然是絕大多數人十七八歲時絕不會有的經驗吧。

 

時光這樣過去,每逢補習班晚上的自修時間,我就溜出教室前往助陣。儘管S黨人未曾以學運時代的事蹟為宣傳,為了莫名的移情補償理由,注視前輩我的目光大概仍然同時夾雜著英雄主義式的崇拜和生不逢時的嫉妒吧。因為,我本是不抱希望自己三四十歲時能見輝煌於世的。

 

  時光這樣過去,直到環保黨G黨和工運組織F盟聯合的另一股「進步勢力」,其中另一群不得志前學運份子在選前祭出了學運時代的堂皇大旗。我對G-F聯盟也曾有寄望,終而失落。G-F聯盟的H教授發起野百合同學會。他說:「作為十八年前在廣場上萬名學生成員之一,我不曾自大到收割所有孕育學運的社運成果。」若果如此,非為拉抬選情,我不懂他為何發起同學會;我甚至懷疑這其中有鬥爭S黨人的用意。我遂為文批判。

 

我的質疑論點如下:「何文指摘某些『爬到統治階級接班位置的前學運份子』固然有所道理(似可由每日新聞與政論節目得到檢証),這卻並不代表同一世代其他領域工作者比所有政治工作者(尤指加入民進黨者)更有權利繼承世代發言權。顯而易見地,當年所有學運份子就其既有的背景,或者走向政治、或者走入學術界、或者進入社運脈絡、或者在各式各樣的生涯規劃中,都可能對社會造成等量的貢獻。我不知道何教授的發言是代表哪個集團,又為何可以如此心安理得地代表之。即或能以,是否又能呈現學運世代的完整面貌呢?

 

沒有攜帶個人電腦北上,在網咖裡我只記得自己寫了一篇文章,其實不指望任何人讀到,所有朋友卻盡皆慫恿我投稿到中國時報。原文的開頭就化用了詩人羅智成的詩〈你是如此孤獨因此你並不孤單〉:「甚至春天騷動的花訊/都壓迫著我們」,明明知道不會被節用,卻還是興致高昂地引出。我只是想寫自己想寫的。和我的預期全然悖反:我的文章繼H教授登高一呼的文章之後,被放置在時論廣場最顯眼的位置。或者我不該認真的,那只是一個選舉造勢的場子,我的文章也是。或許我足夠幸運,中國時報發行量約百萬份,我深綠而拒讀中時的父母正好不是那百萬分之一,沒有發現他們曾經勤學的孩子正勤於學問以外另一種興味盎然的事物。

 

那是二〇〇八年118,H教授並不示弱地做出反擊:「陳文整個論述,以所謂的世代經驗的差異著手,試圖
展出他認為處在這個世代應該走出野百合陰影的政治觀點,我贊同這個想法;但整個鋪陳,其實是被一個相對主義的幽靈所纏住。
」、「陳文誤以為我們是來解決世代裡的恩怨,以為我們是『來緬懷昔日光榮』的。恰好相反,陳文對我們的批判,恰好建立他投射、凝結、抽空的歷史,所以在他的歷史與社會認知圖像中,見不著往下走的一群人在過去二十年,如何與各式各樣的社會運動中的弱勢群體用生命、身體、以組織團結一起奮鬥、相互鼓勵。

 

相對主義的幽靈。我和我的幽靈終於被指認出來了,是嗎?除魅者除我以相對主義幽靈之魅。

 

為了描繪我的身世,沒想到爾後需要花費無數文字去回應,幾百幾千雙黑白分明眼睛的探照。我反駁道:「我以為要真正看見野百合的多彩面貌,確實應該委由史學家訴諸客觀研究,不同層次的意義乃得以扎實地重新被賦予。而每個個體則將學運時代的初衷和氛圍,帶/代入日後包含政壇與社運場域的各種職場之中,此即成為對事件本身最好的紀念。」、「當年在交叉點分別了,走向人多或人煙稀少的不同路線;但每條路總是要有人走,才可能成就健康的政治社會與公民社會相互對話的環境──這恰恰是台灣最缺乏的。至於走得優雅或鹵莽、顛簸或順遂、甚至走不走得下去,實在是另一件事。並不是為學運世代的政治工作者擦脂抹粉,我僅僅是認為應該個別檢視他們的政治態度再行批判,而非包裹為同一個不可原宥的群體。

 

  後來,事件就週期性地被其他新聞掩埋了。有坦克壓過我。沒有任何一個小黨通過5%門檻。剩餘沒有碎裂的,是朋友們的體解鼓舞。又有幾個長輩寄來短箋,作家I說:「事實上,我至少接到三個朋友轉寄你的文章,並稱讚。我會把你的文章再寄給大家。」,教授R說:「我非常喜歡你上次在時報發表的文章,銳利而有見識,冷靜而蘊含熱情、氣度與格局,寫得非常好。我在第一時間就從報上讀到,並且立即將它下載保存。請繼續加油,並且祝你今年學測順利。」,教授L更是只可意會地讚揚:「笑看英雄出少年!

 

  後來,再經兩周,我如期考試,嗣後得到七十五分滿級分。再之後約莫一季,我甄試進入台大醫學系。再之後略多於一季,多麼漫長的四年啊,我終於和E在一起了。我仍然並不輝煌,但我知道我現在正在實踐自己說過的:「每條路總是要有人走」,也因此知道自己過去是錯得多麼離譜。為何我強把自己投射在並不實然存在的客體,無論藍、綠、S黨或其他,之上?我在這之期間做了不少探求,企圖找到自己想走的路。

 

  我和好友以網路匿名「牛津鴨」的身分深入台大學生會長選舉(是的,在我還未正式成為台大學生的時候)。我們並非為任何陣營助選,反倒是在網路上揭露了學生選舉組織票綁樁、校園政客的相互作球甚至政黨或企業介入選舉等密辛。後來當選與落選的陣營都未能諒解,但這誠然是我身處的環境,我原應觀照的問題意識。每條路總是要有人走。

 

我參與台大圖博周,「在此提出嚴正的抗議,抗議中國強權無所不在的壓迫,抗議國際特赦組織的軟弱無能,以至於台灣總會必須隔岸觀火,對中國踐踏人權的行為不能有任何行動,因此,我們不能把我們努力在台灣大學舉辦Tibet週活動,同學基於對我們的信任、對Tibet人民的關懷以及對普世人權價值的認同,所捐助的款項交給國際特赦組織這樣一個無法貫徹《聯合國人權宣言》所揭示的普遍原則的組織。

 

    我共同創辦海島新聞,想要製作大學生看得懂的YouTube國際新聞。我又一次做出主體先行的誓言,聊為開播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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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 野百合的逆襲? / 破報

野百合的逆襲? — 學生運動收操,學者運動魂牽夢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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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吳牧青

2008年,開年以來最風和日麗的午後,一場由學運世代出身的學者何東洪與李易昆發起的「野百合同學會」,在台灣民主紀念館大幅綠白相間的野百合階梯斜坡前集合。

何東洪和李易昆在發起的新聞稿上寫著︰「遺照被民進黨偷了去掛在蔣介石銅像前的那個大斜坡上,並襯上了綠底,這朵野百合,可以說是對野百合歷史剩餘價值的終極消費。」、「我們真的不在意那顆綠百合,更唾棄那些藉學生運動往上爬到統治階級接班位置的前學運份子,他們高居廟堂,早已把野百合搞成爛百合了。因為我們依舊是保有野性、自主、生命力強的野百合!」足以見證學運世代再次對消費三月學運中的學運接班世代,其中的不滿與喊話。

1月6日,開館第一個周末的「台灣民主紀念館」滿滿都是人潮,從裡面佈展陳設的隔局來看,可見得「轉型」後新館的囫圇吞棗、草率了事的粗糙行為,醜陋到不行的228受難者名單書法字,雜亂無章的達悟族獨木舟風箏七零八落垂掛,如果要說這個展對社會有任何呼應,恐怕只有千禧年的台北雙年展展名「無法無天」可資呼應,正巧,當年也正是島國族人歡慶著政黨輪替和民主轉型的時刻。八年前與八年後,站在館內可以思考的,不是上個世紀為反權威付出的運動人士的所做所為,而是新世紀台灣在大眾主義下的詮釋「民主/自由」的為所欲為。

野百合作為台灣學生運動的頭號標竿,其實不能光以1990年兩場學運的歷程與催生成果簡而述之,多年來,他被一屆又一屆的大學議題性社團拿來舉辦座談和演說,紙上與桌上學運精神的討論年年都在進行,偶一為之的2004年大學聯合自治會「要真相、反歧視、爭未來」靜坐絕食,也在藍綠二分的輿論模式和各種不同觀點的「野百合正規軍」學者和社運前輩解讀下,煙消雲散。

中國時報連續多日的大篇幅報導,除了周末為數不多的政治新聞中得以殺出可解釋外,選舉前多元「喊話」企圖,也從該報編輯下標和社論的論述擴大解釋政局可窺知一二。然而,隨後相隔兩個世代的陳宗延<再見吧!野百合>與何東洪<走出相對主義的幽靈>卻才是當今學生運動參與社會行動貧血的關鍵對話。陳宗延從一個嚮往學運世代的台南明星學校校刊編輯,在兩三年之間卻轉變成對「野百合世代光環」不耐與懷疑的態度,對照何東洪因此文的回應<走出相對主義的幽靈>︰「這個時代年輕人有自己的選擇,但不是在你自以為歷史可以用斷代來隔離上一代,而是在繼承上一代」,世代之間學生運動的歧異觀點,正是當前所需釐清的,野百合世代正是因為一個戒嚴年代所提供的「自由真空」得以無限揮灑,1990年,前有六四天安門的刺激,後有政治改革運動的推力,但一切在「糾察隊」的那條線,學運是一股師生同以年輕而同步向前突破的心態在進行著,現在的學運,學生自發的運動越來越少見,學者下指導棋的作業指派卻是一種新型又僵化的運動模式。

「野百合同學會」這場迷你集會,為的是什麼目的?是野百合「正統精神」聲討之舉,或是對「學運世代」最後嚴肅的正名?三月學運若正如不少參與人士所指出的「野百合根本沒有所謂的集體意識」,那1月6日這場媒體記者多過於學運老同學、輔大心理系「校外教學」學生多於學運世代,這中間必然會有更多當年視為「清流」的學者人物投身廟堂野百合的核心決策人士,多不可不提長期與民進黨由小黨一路壯大的學校培植系統(最明顯的便是台大學生會),2006年的「親綠」學者倒扁和台大學生會數屆會長倒扁,他們同聲一氣的行為都說明了「學運精神」對當年耦斷絲連的讖語。

過去,是誰有資格再度戴起野百合那頂既被神化又被褻瀆的運動貞操光環?世代交班從五年級忽略到七年級,學生對運動體制權威(學者)的挑戰聲初起,無疑是個好的契機,因為再多對野百合精神的再現闡述,也無助於新世代對「由下而上搏鬥的草根精神」的認知,更不是以「政治的犬儒」責斥便可帶過,再多,便徒增運動團體內的新權威階級。

歷史還不到可以全面陳述「野百合學運」的觀察點,更不是學運世代的任何一份子—無論堅守運動理想的學者、或是已攀權附貴的廟堂官僚,所能自說自話的。

[critic] 學運世代,別想夾帶過關

學運世代,別想夾帶過關 


在此,對
發表「搶救年輕世代、承擔台灣未來」宣言的五位民進黨現任立委提出個人的質疑與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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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昆澤等人發表宣言
籲支持年輕從政者 (節錄)張貼時間:2008/1/7 下午 01:12(中央社記者陳慧真台北七日電)民進黨立委候選人李昆澤、羅文嘉、段宜康、郭正亮及蔡其昌今天共同發表「搶救年輕世代、承擔台灣未來」宣言指出,他們是「學運世代」、民進黨的中堅青壯。若青年世代候選人均落選,民進黨將出現一整個世代的人才真空,台灣政治天平也將失衡。
    
李昆澤代表宣讀宣言,呼籲選民投他們這一票、投民進黨一票,改革的希望才能延續。
    
郭正亮表示,呼籲選民務必要投票,不投票就會讓既得利益者從低投票率中得到好處,一定要打破政治冷漠,因不投票會讓更壞的人當選。
    
段宜康指出,過去戒嚴時代參與運動並非光環而是重擔,承擔時代苦難爭取台灣自由,並必須接受過去同儕的檢驗,將以更高的標準要求自己,也希望選民可以給年輕的政治工作者努力的機會。
    
羅文嘉表示,過去民進黨的光榮和恥辱都共同承擔,要離開民進黨很容易,但要讓民進黨變好、變成熟不簡單,在台灣民主社會中,好的民進黨是不可或缺的。他會繼續努力,但要能改變,只有大家給予力量。對於野百合成員昨天重返台灣民主紀念館,批民進黨、也批國民黨,希望能找回當年野百合的精神,蔡其昌表示,學運是生命經驗和啟蒙,過去的學運參與者有不同感受,對他們的人生也有不同影響,他選擇政治,且認為必須要在每階段扮演好角色,如今選擇做好民進黨立委的角色,雖有誤解和辛苦,但必須如此堅持,台灣才有希望。97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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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蔡其昌對野百合同學會的看法︰「
學運是生命經驗和啟蒙,過去的學運參與者有不同感受,對他們的人生也有不同影響,他選擇政治,且認為必須要在每階段扮演好角色」,我是完全同意的。 

但是,蔡等五人用一個含混的搶救年輕世代、承擔台灣未來」宣言,是不是企圖包裹過關,好像自稱是「學運世代」、「民進黨的中堅青壯」,就可以免於選民的檢驗? 

我同意「在台灣民主社會中,好的民進黨是不可或缺」,不應落入「人才真空」。且除非公民社會能自我覺醒不被綁架,否則兩黨對立情勢還沒化解以前,我們當然希望存在一個相對好而非壞的民進黨。 

問題就出在這裡,憑什麼投他們一票才/就能避免所謂民進黨改革中斷?憑什麼民進黨內的人才是你不是別人? 我呼籲選民個別檢驗他們的政治態度、手段與願景,不要看到︰「啊?又一個/批學運世代?」就投/不投給他們。關於政治工作者,承續日前我所撰二文的脈絡,我以為不應當毫無檢証審驗就先入為主地把他們神聖化/妖魔化。

[critic] 再見吧!野百合

中國時報 2008.01.07

     本來詫異野百合為何在一月時節綻放,這疑惑得到初階的解答後,我卻對部分野百合世代的再集結更大惑不解了。我必須說︰在這個時候舉行各種形式野百合同學會都並不妥適。 

     不久的幾年前我還是高中生,曾以校刊主編的身分編採製作關於野百合學運十五年的專題報導。對於那個時代,涉世未深的我曾有許多浪漫的假設。讓我坦率地說,隨著年歲增長,那些假設被一路破除。指摘某些「爬到統治階級接班位置的前學運分子」固然有所道理,但這卻並不代表同一世代其他領域工作者比所有政治工作者,更有權利繼承世代發言權。 

     顯而易見地,當年所有學運分子就其既有的背景,或者走向政治、或者走入學術界、或者進入社運脈絡、或者在各式各樣的生涯規劃中,都可能對社會造成等量的貢獻。換言之,我們對民進黨之霸佔「十八年前學生自發地反威權追求社會進步的精神」為黨產固然同感憤怒,卻不由得感覺動輒緬懷往日榮光的行止不亦是「以新的威權主義取代舊的威權主義」!如果同樣是消費野百合事件,野百合同學會的正當性便難以建立。 

     國會選舉將至,這幾個月來我不斷鼓吹好友票投主張相對進步的第三勢力。其中成員不乏三月學運成員,迄今倒還未聽說有公然大肆稱揚自己貢獻於是的;對於自我標榜有別於舊政治的新政治團體而言,這寧不諷刺?在我看來,以鬥爭為職志的進步力量並不進步,批評別人菁英主義的學者也未必然不是菁英(地下社會並未必等同於基層!)。如果民進黨在選前一次又一次地把二二八事件、美麗島事件、三月學運拿出來炒作是不對的,難道我們矢志奪下其麥克風是為了要接過來自己繼續長篇大論嗎? 

     歷史一直在前進,滯留在原地的人必然會被遺忘。民學聯、台大學運主流派的路線差異乃至於互不認同,人民不了解也不會有興趣了解;而「廣場上李登輝摸頭」或者「運動後民進黨收編」也都成為那個小圈圈的人的彼此耳語。都已經是年屆四十的人了,在其他領域如果樹立了功業,實沒有必要一直舊調重彈。許許多多的歷史事件早有明鑑︰野百合幽靈不死,野百合精神不生。 

     當前國事如麻,「搞個聯誼會什麼的」並不是我們需要的。試想禿鷹在天空盤旋,爭食地上的屍骸碎屑,毋乃太過不堪!民主紀念館不民主,自由廣場不自由,人權園區不人權…,這樣的事當權者做了太多,少數者能做和該做的事很多,不需要降格補上一樁。 

     我不懷疑舉辦野百合同學會的用心與動機,卻切切以為簡化分類之不妥。余生也晚,無從、不願也沒有立場批評三月學運當時的每個致力或未盡力的學運人。但是,正因為歷史一直在前進,當代時事我們不能不噤聲。革命是按件計酬的,不容一次又一次地重覆支取工資。時代已經不屬於自以為很左其實很微的微左主義(micro leftism)了,那樣畢竟是成不了事的。當今,我們最需要的就是在自己的位置上戰鬥,盡葛蘭西所謂「有機知識分子」之職責。走向政界、學界、社運界的學運分子應該為自己的選擇負責,無怨無悔。路線雖然不同,沒有好壞之分,廟堂和山林更不成拒斥彼此而互不合作的理由。即使民進黨內也未必沒有無愧學運世代的人,而社運界也不是沒有沽名釣譽者。請務實地提出經世濟民的訴求,左翼的理想才能從名詞成為形容詞更成為動詞。 

     每個世代都有自己的冬天,甚至自己的冰河期和冰風暴。可是當年的學運分子啊,我相信我們這個世代也有有能力帶來自己的春天。只要跌撞的空間和經驗,我們將能以開出迥異於野百合的燦麗花色。

(作者為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肄業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