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評論] 陳宗延:火是永遠追不到的──基層消防員的勞動壓迫與抵抗

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119/article/1778

 

818一週年,去年人民因大埔四戶被拆而佔領內政部,「818拆政府」引爆至今一連串的非暴力抗爭。今年818,人群不在徐州路內政部牆內,牆外卻也不平靜。由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以下簡稱消促會)組織號召,消防員與聲援民眾齊聚,控訴內政部顢頇失能,至今不見消防員面臨的勞動慘況。

讓消防員感到憤怒的包括以下數端。首先,工時太長。消防員的工作日執勤是連續24小時。而除了北高等少數地區為值一休一(換算每月工時約360小時),多數縣市皆採值二休一,因此每月工時多超過400小時以上。相對於週工時(40小時)與內勤人員相同的日本,或者值一休二的香港和新加坡,台灣的消防員就如同許多其他行業的勞工一樣,耐操又廉價。這絕對不是讚美──如果我們認識到這恐怕有違反勞基法之虞,也聽到消防員「累到只想睡覺」的現身說法。

其次,雜務太多。消防員「水裏來,火裏去」,這樣的說法或許還太過輕描淡寫。除了救災和打火,消防員還常被派任補蜂、替各種受困的家禽或寵物解圍、清理路樹,甚至取下卡死在民眾手指上的戒指也是他們必須要「破關」的任務。四月下旬廢核民眾佔領忠孝西路,台北市中正一分局方仰寧出動鎮暴水車,形成一幅「仰寧水上樂園」的景象,水車的補水作業也少不了消防人力支援。

在高勞動需求的情況下,人力供給卻始終無法補足,使得短缺的人力負擔更加劇,形成惡性循環。根據去年(2013)內政部消防署公布的〈消防統計年報〉(p.6),全國消防員的編制員額(各地消防局申請)和預算員額(各地民意機關審核通過)分別為17948人和14500人,實際現有人數卻僅有13285人,分別為兩種員額的74%和92%。就五都而言,新北市的消防員遠低於編制員額(60%),台中市的預算員額也較低(86%)。

不過,實際的狀況恐怕還更為嚴峻,因為其實依照消防署自己的計算,值一休一的人力最低需要26006人才能負荷,這所謂的標準員額才是真正的最低標準。而與國際比較,台灣的消防員與人口比率(1:1700)也大幅落後先進國家(1:700左右)。實際上,目前的消防法規僅有1998年制定的〈臺灣省各縣市消防局員額設置基準〉就消防車和緊急救護隊數量對人力進行規範,等於「以車綁人」。這不但將人民安全置於危險之地,也使消防員在水火之間疲於奔命。

消防員控訴的還有裝備不足的問題。基層消防員就指出,自己的裝備入隊多年均未更新,更別提「具有偵測危險氣體功能的新型救命器」、「具有定位功能的新型空氣呼吸器」、「能夠穿透濃煙的熱顯像器」等先進設備。在如此條件下,消防員發生職業傷病甚至葬身火場的風險大幅提高。其實,除了火場直接造成消防員的傷亡,惡劣的工作環境和不足的防護設備還可能讓消防員陷入慢性的健康危機。對此,國外職業醫學及其他醫學部門都有長足的研究。以「firefighter」為關鍵字搜尋,僅在今年八月就有9篇相關論文刊登在國際醫學期刊,內容遍及新材質的防護設備成果、長時間值班造成的心血管疾病風險、體能評估量表的信效度、肌肉骨骼疼痛的追蹤研究等。台灣在這塊卻付之闕如,還有很大努力空間。

面對上述窘境,中央政府卻將責任推給地方,主張人力編制和設備採買都屬於地方政府權責,完全迴避了自身必須負起督導考核的責任。消促會提出「人力要補足,裝備要改善,救災要專責,政府要檢討」四大訴求,卻未見出面接下陳情書的消防署官員有任何正面回應。更有甚者,在遊行之後,傳出基層消防員受到長官打壓,要求不得擅自放砲、不得加入消促會等民間組織。

其實,消防員遇到的壓迫,與我所熟悉的青年基層醫師相當類似。而在一本甫出版的社會學科普書《人間社會學》中,消促會秘書長鄭雅菱撰寫的〈救人者更待救──基層消防員的勞動困境〉也和我的〈醫療,一場遊戲一場夢──青年基層醫師的勞動分析〉是鄰居,同樣置於書中第一部分「在過勞死之前」。長工時、輪值工作型態、人力缺額、做雜事、職災與過勞的風險等,都是青年基層醫師勞動過程的一部分。而我所參與的醫師勞動條件改革小組(簡稱醫勞小組)多年來一直訴求實習醫師、住院醫師納入勞基法,也偶爾會受到上級醫師的「關切」。百工各有各的專業,但卻共同面著國家的卸責與資方的壓榨。

消促會和醫勞小組一樣,不但力圖抵抗資本-國家複合體,改善勞工的勞動條件,更意在壯大組織、培力勞工的階級自覺,俟機成立工會,可說是一種「工會籌備會」。歷經2012年的831遊行、2013年的406遊行,如今消促會已能凝聚更多基層消防員,為自己的勞動權益團結鬥爭。紀弦詩說:「火是永遠追不到的,/他只照著你。╱或有一朝抓住了火,╱他便燒死你」,也許指涉的將不再是火,而是消防員。這些不畏火舌的消防員,或將以勞動者的身份成為火焰自身──四起燎原的野火,或者照亮前路的火炬。

廣告

[獨立評論] 陳宗延:終結血汗長照──「臨終孤寂者」與「臨床受壓迫者」必須喘息

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119/article/842

上週末,由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和教會關懷機構等團體組成的台灣移工聯盟(MENT),與家庭照顧者總會(家總)合辦了2003年以來兩年一次的第六屆移工大遊行。遊行從衛福部起走,路程並不算長,千餘來自東南亞的移工與家庭照顧者及聲援團體並肩,最後在凱達格蘭大道上集結,於淒風苦雨中豎起書有「血汗長照」的巨型布幅,讓象徵血汗的紅墨水傾瀉而下。

本次遊行不再主打「反奴工」或「我要休假」,而是把焦點放在《長期照護服務法》草案(行政院版),訴求長照政策納入被排除的移工和家庭照護者。MENT也主張廢除現行「個人看護制」、立法保障家務工,雇主由零散的家庭轉置為長照機構,使附著於機構的家務移工不再成為《勞基法》的漏網之魚,也較有利於勞檢監督。

將「要長照」與「反血汗」並置,其意義不僅在於由破而立、由保護和抵抗朝向倡議,更在於勞工運動與消費者運動的接軌。依照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型態》的說法,「每一個企圖取代舊統治階級的新階級,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進行革命的階級[…]儼然以社會全體群眾的姿態反對唯一的統治階級。」然而,在現實上,面對無比強大的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無時不面臨被切割分化、乃至於「弱弱相殘」的危險誘惑。移工之於害怕工作被搶走的本勞如此,得到豐厚年終的國企員工與其他勞工、士林王家與同意戶、主治醫師與住院醫師和實習醫師之間的關係也莫不如此。

關注的觸角必須由勞動條件衍伸至衛生福利,或許也因為作為長照消費者代言人的社福團體,曾基於對聘僱成本上漲的恐懼,而大力反對家務移工的工資保障。家務移工(TIWA與家總已合組長照監督聯盟)如果對長照政策不置一詞,不推出有別於社福團體(如老盟、殘盟合組的長照推動聯盟)的替代方案,一方面難以「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從而訴求更廣泛的群眾支持自身的勞權鬥爭,另一方面也無法期待會自動跑出對勞工友善的衛福政策。

正如日本左翼學者柄谷行人接受香港《字花》雜誌專訪時所說:「勞工運動是一種『內在的』運動。透過這種運動,勞動的條件會被改善。但如果只是這樣的話,就不會有超越資本主義的可能性。勞工運動應該同時和消費者運動和合作社連結在一起。也就是說『內在的』運動會因為和『超越的』運動的連結而有所改變。」就衛福領域而言,「反血汗,要長照」正是勞工運動與消費者運動在資本循環中的接榫。更進一步說,傳統上被視為個別家庭孝道責任的長照,站在公共化和市場化的十字路口。如何鞭策國家更積極介入社會福利政策,以更細緻、更具有彈性的實物給付方案取代現金給付,甚至制度化社區互助的元素以加重社會的角色,或許能有助於拉長抵抗市場化的戰線、豐富公共化的內涵。

和長照同屬重大社福政策的健保是另一個適足參照的案例。《全民健保法》第一條明文規定:「為增進全體國民健康,辦理全民健康保險,以提供醫療服務,特制定本法」(《長期照護服務法》和《長期照護保險法》兩草案則分別是「為健全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之發展,確保服務品質,保障接受長期照護者之權益」和「為辦理長期照護保險,提供國民基本之長期照護服務,增進社會安全及福祉」)。然而,在「健康福祉」和「服務品質」的背後,管理學大師Michael Porter眼中「世界第一」的健保、閣揆江宜樺口中「建構全球最完善的長照體系」,其實是剋扣人力成本、榨取服務生產者的剩餘價值才得以成形的。

就以開辦已近20年的健保而言,公共保健預算不足、加上不合理的給付制度,使醫護紛紛出走,「五大皆空」現象加劇,更讓高度壟斷性的財團醫院「殲滅」資本規模不足的中小型醫院,掏空基層社區醫療。健保必須改革,但不像許多醫師所誤解的因為「太社會主義」,反而是因為不夠公共化。試想,不就是因為把健康視為商品,才會造成「逛醫院」和醫療糾紛,或者更抽象說,醫病關係的「消費者主義」嗎?至於醫師和健保局之間的關係,無非是官僚主義凌駕於專業主義之上。這些都直接掩蓋了醫院經營者和醫療照護勞動者的勞資關係(從而是剝削關係),以致於醫師們屢屢將矛頭指向政府、病患(團體)、法律界甚至公衛人,卻忘了真正的大魔王是誰。

許多醫師在批判醫界亂象時,總會主張解方只有「讓健保倒」一途(最後還不忘「補個幹」)。無論這是負氣而言,是懷舊醫者往日榮光,或者真心相信市場看不見的手,我認為對於勞動條件的爭取並無好處。相反,醫事人員應該效法移工和家務勞動者,團結倡議友善服務提供者的健保改革方案,而在捍衛勞權時更應該宣示和病人安全、醫療品質站在同一陣線,才能召喚多數民眾的感動。舉例而言,以病安為職志的醫改會多年來普遍不受醫師歡迎,經常被描繪為對立面的「仇醫」(當然,我認為此為無稽)團體;然而,我所參與的醫勞小組,卻與醫改會合作愉快,因為我們一向認為:醫師不過勞,是病人安全「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理,長期照護的供給者的勞動保障,也是其需求者健康福祉的保障。

長照和健保之所以必須放在公共化的優先議程,是因為它們基本而重要,因為人
時生╱病,有時老╱死,更有時脆弱勝於剛強——這不是一件那些無法在供需曲線上達到平衡的人僅僅表示殘念就可以另覓出口的事。特別是長照,不僅因為台灣邁向老齡化社會,更因為我們這個時代的「臨終者的孤寂」(Loneliness of the Dying)因文明化而更噬人,猶如社會學家Norbert Elias所說:「當今陪伴在臨終者身旁的人們經常不再能夠表明自己的感情和溫柔,[…]生者自臨終者身邊漸漸退卻。」臨終孤寂者除了肉體和物理的需求,可能更需要某種與關懷倫理學(caring ethics)共振的全神貫注、設身處地和情感勞動。然而,那些苦於臨床(未必對應於狹義的英文單字clinical,或也可延伸於床榻陪伴)工作的受壓迫者又何嘗不需要喘息?

1990年12月18日,聯合國簽署《保護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這一天被訂為國際移工日。值此時節,不妨讓我們反思,家務移工的重擔和你我的重擔有何關連。以此為起點,或許終究有一天我們能同時輕省臨終者與臨床者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