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rtray] 原來我們離社運那麼近 — 台大全關週(節錄)◎臺大法律系學生會

原文:http://ntulawsa102.blogspot.tw/2013/10/blog-post_124.html

為了更加深入了解全關週,我們有幸採訪到身為發起人之一的陳宗延學長,請他分享自身從事社運的原因及經歷。

        陳宗延學長目前擔任台大勞工社社長,帶頭發起許多學生社會運動,而此次的台大全關週即是其中之一。現在就讀於醫學系五年級,同時雙主修社會學,在高中時期因撰寫校刊專題,而開啟了對社會學的興趣,並因此選擇放棄高雄醫學大學,改考能修社會學的台大醫科 。這幾年來,學長懷抱著對公共參與的熱情,長期關注各項社會議題,並以實際行動予以支持。從關心校園議題的海島新聞,到注重學生權益的學代會,再到維護醫生權益的醫師勞動條件改革小組,都看得見學長努力的身影,同時他也曾多次發表社論,並編寫醫學院系報,希望能帶給社會革新的力量。

       以下為我們對陳宗延學長的採訪:
Q1.為何加入此次社運?想要為社會改變什麼?
        此次「全關週」主要是由全國關廠工人連線所發起,其中包括其他社團的支援,算是一次社運團體的連線。而勞工社本來就是以關心勞工運動為出發點,過去對於關廠工人的行動都有給予支持,像是勞基法28條的修改,或者是最近由私法轉公法的訴訟,我們都有密切注意,並且予以聲援。雖然學生能給的幫助有限,勞工社依然希望能給予關廠工人幫助。
        過去台大也曾舉辦過講座,但其實在校園內知道這件事情的人算是少數,所以我們串聯起其他異議性社團,像是大新社、大陸社等十個社團來進行。當初的發想是於9/29之前的那個禮拜,在學校定點宣講、發傳單,後來又想到可以在校內辦一場遊行。但其實在辦完遊行後,才知道全代會要取消,所以後來9/29不像當初規劃包圍國父紀念館,而是改成比較小規模的動員。
        遊行訴求的定調,不只停在關廠工人訴求的層次上,而是把重點放在各社運團體的連線,甚至提高到憲政層次。9/29是去年知道全代會的時間後就訂下的活動,但後來因為馬王政爭等政局的變化,光是勞基法層次的訴求似乎已無法回應,於是將訴求提升到毀憲亂政的層級。
        這也更突顯了我們的串聯不只代表了勞工的議題,而是從各個社團的角度出發,像是意識報社主要以新聞為主,所以由新聞的角度來談為何要出來行動;或著是從女研社的角度,談到關廠工人當中大部分是女工。每個社團都有不同的關懷,但到了最後能匯聚成一個點,大家共同行動。

Q2.以前是否曾參與其他社運?

        以前在高中時期編過校刊,後來剛進大學時也在做偏媒體的東西,像是海島新聞。本來是在做國際新聞,後來轉向校內新聞。第一期曾播放校內合作社同包商制度的檢討,原先想申請在活大內播放,但學務處對此的態度相當強硬。那時候,學生會與很多異議性社團進行串聯,叫做百大維新,海島新聞作為拍攝者本身也有參與,這是校內學運的部分。 
後來,我除了加入醫學院學代會,也開始重視醫學系相關的議題。本來我其實很排斥醫學系學生的身份,但三年級之後就開始面對這件事情。在回到醫學系裡面後,一位實習醫師在某年的五一遊行前過勞死,網路上號召了一些學生參與遊行,一方面看看不同勞動者的心聲,一方面為實習醫師或住院醫師的勞動條件發聲。
        後來這群人並沒有就此散掉,反而成立了醫勞小組,每年固定的遊行,像秋鬥和五一,有時投書、做工時研究,或是跟勞委會、衛生署和立法委員開會協商。因為有些成員雙修法律,我們也自己寫法案的草案。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專才,用不同的方式在不同主題面分工,這是社運的嘗試。
        其他大部分的社運我都有參與,例如紹興社區、華光社區、國光石化、反核四等等。

Q3.在社運策畫期間是否曾遭遇困難?(如校方或家人反對)個人又是否曾面臨心理掙扎?

        其實困難不在少數。像我個人的話,原本是個愛看書但不會說話或組織的人,比較擅長讀書、寫評論的東西,但在社運的過程當中,我學習到很多跟人相處的方法,像是向同學宣傳、甚至是煽動。畢竟這與個人特質有關,所以對我來說是比較困難的部分。
       另外,我也面臨很大的家庭壓力。父母會希望我先把功課顧好,雖然他們也承認政府的問題,但因為不知道台灣
來會走上哪個方向,所以有很多顧慮,比如害怕我被監聽等等,當然主要也是希望我能把學業當作第一順位。
       不過,其實最大的問題還是政府,但同時這也是讓我們持續做下去的動力。

Q4.在活動當天是否有發生問題?

        主要是全代會延後,遊行本身則沒什麼突發狀況,超乎想像的順利。每個社團都有動員,全關連線也有相當多的工人來,這讓我們相當高興。
        異議性社團的成員原本多少認識,但不是有很多機會把彼此的立場或核心關懷的東西讓別人知道,這次可以有更多的接觸和聯繫,是很久以來沒有的串聯嘗試,希望未來能做得更好。
        面對政府,我們可以接觸的資訊很有限,像全代會什麼時候要再辦,而全關連線要去搶路權的時候,也有其他人先去佔位的問題。我們很難掌握怎樣才能做有效的抗議,抗議之後政府是否會感到威脅也是個問題,不過單就全關週來說其實都蠻順利的。

Q5.參加此次社運後有學習到什麼?或是有什麼心得?

        我覺得很感動的是,除了參與的異議性社團外,有些台大的學生會慢慢地走進遊行的隊伍裡,也有些學生會專心聽我們的宣講。全關週本身就是個宣傳,如何更深入地在不同點上吸引更多的人關注這樣的議題,是接下來的重點。這不一定要用我們的方式,而是希望讓大家更專注在公共參與上面,不是只關注自己的事情。
        大學生作為一個公民,雖然乍看之下沒有被社會的事情影響,但最後會發現影響其實很多。像勞退制度的改革本身就是由很多運動衝撞出來的,尤其是關廠工人的運動。這些事情其實都跟學生作為未來的勞動者息息相關,如果我們不去爭取,這個社會改變的力量就小了。尤其台大學生掌握相對很多資源,更應該去反省自己能不能多做一點事情。

Q6.是否可以分享一下對大一新生的建議,特別是法律系的學生?

        對法律系的話,我其實不是很懂。但我覺得當一個法律人不能只看到法律、只拘泥在法律本身,像我曾經修過陳昭如老師的課,她說除了看到法律,更應該要看到制定法律的權力關係和社會脈絡。就像醫生不能只看到眼前的疾病,而是應該看到疾病的背後的問題,疾病不只和基因有關,與環境、營養和教育都息息相關,不能只看到表面的東西。
       醫療社會學裡有個瀑布比喻,醫生在下游不斷救起溺水的人,只要有人溺水,就疲於奔命的救,但他其實應該到上游去看這些人為什麼會溺水。法律也是這樣,從法律延伸出來的種種問題,不能只看到條文本身,而是要到上游從更大的社會結構去看。
       這些東西也許需要透過學術的訓練,並且掌握社會科學作為工具,但更需要從實踐當中去看到。如果只是關在象牙塔裡,就不會看到更大的社會樣貌。不管是學術上接觸其他學科,或是走出門外去實踐,都有助於去認識更精準的社會樣貌。
        或許,不是人人都認同社會運動的參與,但無可否認的是,社會運動者所懷抱的熱情和對改變的企盼確實是社會改革的動力。身為一名雙修社會學的醫學院學生,陳宗延學長以公共參與做為對自我的期許和要求,並透過實地行動落實自身的社會關懷,此次的全關週即是一次最好的展現。也許,每個人心中都有理想的大學生活樣貌及應具備的特質,但學生社運參與者以實際行動為我們提供了不同的方向和選擇,同時也促使我們對學術和實踐之間進行更深一層的思考。希望看完這篇文章,能帶給大家對大學生活不一樣的理解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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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評論] 陳宗延:「人生不值得活的」──關廠絕食抗爭的三種工具論

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119/article/317

全國關廠工人連線(下稱全關連)自4月28日下午2點28分起,在勞委會前發動絕食抗爭迄今。其中有八人決心無限期絕食,包括運動組織者和年邁的關廠工人,他們的訴求是修改勞基法28條(「工資優先權及積欠工資墊償基金」)中的墊償範圍:「還我棺材本,只需修一條」。

全關連在〈絕食拼老本──428宣言〉(下稱〈宣言〉)中提到:「2月5日關廠工人臥軌,次日勞委會主委潘世偉痛斥:『不該把勞工的身體當成工具在使用!』」全關連組織者之一,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研究員吳永毅則在絕食首日的記者會上明確地指出,勞委會正向媒體散佈謠言:運動者是在利用勞工,因為他們可以對勞工拿回來的錢抽成,所以不可以讓他們解決得太漂亮。

1996年帶領當年關廠工人在桃園火車站平交道臥軌的曾茂興,就曾被耳語攻擊,說政府之所以無法接受工人的訴求,是因為曾與當時的勞資爭議處處長陳伸賢(現任勞動條件處處長)的個人恩怨,要工人把運動者趕走。政府以這種沒有格調的方式抹黑運動、分化勞工,固然是不值一駁的謊言,卻得靠勞工與運動者之間的信任加以化解。

儘管實情並非運動者「把勞工的身體當成工具在使用」,不過正如他們高舉的標牌所寫,工人和運動者確實做出這樣的自我告白:「我的身體是工具!」他們當然不是為絕食而絕食,而是為了奪回被資本家和國家聯手剝奪的退休金和資遣費,他們未來賴以為生的老本,還有作為勞動者的尊嚴。

相對於遊行或靜坐,全關連近期採用的臥軌和絕食,是相對具有爭議性的運動劇碼(repertoire)。以身體作為籌碼,是否違反康德道德哲學中「人是人自身的目的」的定然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呢?在這次絕食中,包括醫師勞動條件改革小組(下稱醫勞小組)、台灣基層護理產業工會(下稱基護工會)以及「守護消防大遊行」的成員,都投入關廠絕食抗爭的醫護工作。其中,我所參與的醫勞小組發表聲明說明支持的理由,其中一點是:「我們也期望能賦予醫學專業新的想像,重新共同定義一種符合社會需求的醫學專業主義。」那麼,醫學倫理又是如何看待絕食這件事?

台灣醫界,對此似乎著墨不深;醫勞小組和基護工會的實踐,可能只是個開始。然而,其實國際醫學會(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曾在1991年發表〈關於絕食抗議者的馬爾他宣言〉(WMA Declaration of Malta on Hunger Strikers),制定如下原則:尊重自主性、利益(beneficence)與不傷害(non-maleficence)、平衡雙重忠誠(例如,受僱於獄方的醫師,對政府當局和病人皆負有義務,但仍應以病人為首要顧念)、臨床獨立性、保密、信任等。其實這些原則與普遍的醫學倫理原則沒有太大差異,對醫師而言,其具體的重點在於:在絕食者個人心智能力完好的前提下,必須尊重其不進食的意願,不得強迫進食。

然而,我認為,這份宣言更重要的象徵意義是,醫學專業場域肯認了人作為人的絕食權(雖然側重於囚犯和受拘禁者,但也並不僅限於此)。又以英國知名醫學期刊《刺絡針》為例,它在1974年刊登愛爾蘭共和軍成員呼籲醫師不要進行「可憎的強迫進食業務」的文章,在2006年刊登200多位著名醫師本著專業對關塔那摩灣(Guantánamo Bay)監獄對囚犯強迫進食的譴責;一篇2008年的文章甚至具體寫道:「拒絕進食作為一種抗議監獄條件、聲張正義或做出政治要求的形式,可能是囚犯的唯一武器」。

是的,唯一武器。無獨有偶,〈宣言〉裡說:「勞委會有2056萬預算、80個律師兵團;工人一無所有,不准用身體,那用什麼對抗國家?」當工人把自己的身體當工具時,我們或許不該選擇性地遺忘:資本家和國家當年是怎樣把關廠工人們當成賺錢工具,為台灣生產所謂的經濟榮景,而又在產業的結構性條件變化後,將他們棄之如敝屣,把資產和工廠掏空、出走。正常情況下,不該把人當工具看待的抽象原則或許有其道理,但是真正逼關廠工人把自己當成工具的,難道不是那些把它們當成工具而非人看待的人,那些從他們身上榨取利益的支配者嗎?

也許我們會同意一種說法:工具當然指向目標,手段合不合宜由目標能否達成來決定。令人有些驚訝的是,作為非暴力抗爭、不合作運動極致的絕食,在台灣媒體上引起的波瀾似乎並不比年初的臥軌抗爭來得大。也許這反映了一種現象,即冷漠、甚至有些麻木不仁的台灣人,只有在自己的自由受到妨礙時,才會抬起頭怒罵──至於別人的死活,那不關我的事。但我寧願不這麼相信。絕食才剛開始,我們可以到勞委會廣場上去看看他們、聲援他們。即使是一句鼓勵的話,都會讓他們非人的、工具的、「不值得活的」大半輩子,有所轉機。

這場絕食抗爭,是關廠工人的「人性的證明」,更是全體台灣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