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烏托邦的實踐與理論◎Michael Burawoy│陳宗延譯、宋治德校

※原載於《雅各賓雜誌》(Jacobin Magazine),本譯文為「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紀念賴特系列邀稿之五(之一〈埃里克‧歐林‧賴特(1947-2019)——從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到「真實烏托邦」計畫〉、之二〈階級是埃里克.歐林.賴特智識生涯的關鍵主題〉、之三〈墜入真實烏托邦︰Erik Olin Wright 速寫(修訂版)〉、之四〈我們所有人的榜樣——悼埃里克‧歐林‧賴特〉、之六〈今天如何成為一個反資本主義者〉、之七〈賴特生前專訪:階級為何重要?〉),引用請註明出處。

※作者邁可‧布若威(Michael Burawoy)是埃里克的密友和遺作管理人(literary executor)。他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社會學教授。

中產階級的特性、社會學作為學門、「烏托邦」的用法、終結資本主義的策略、學生和同事的生命──埃里克‧歐林‧賴特改變的不止上述全部,還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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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羅莎‧盧森堡基金會研討班與社會學家埃里克‧歐林‧賴特,2011年5月17日於柏林。羅莎‧盧森堡基金會(Rosa Luxemburg-Stiftung)/ Wikimedia

埃里克‧歐林‧賴特於1月23日午夜過後不久,即於密爾瓦基(Milwaukee)的福德瑞特醫院(Froedtert Hospital)逝世。他享年71歲。這個世界失去了一位偉大的社會科學家、實踐者和思想者,他至死也同他生前一樣,將這些特質發揮得淋漓盡致。他在去年四月確診急性骨髓性白血病(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而在接下來的十個月裡,他對於這個世界流露出樂觀的精神,只是當要離開它時難免甚為憂傷。

他不知道是否會以及何時會了結,但他知道自己的生命陷入危殆,而他創造了一個圍繞在他身邊的真實烏托邦,並以篇幅和書一樣長的部落格美妙地描述著它。這個部落格使一大批追隨者著迷,經常令他們落淚。他總是一位鍥而不捨的生命記錄者,無論藉由攝影或寫作,而這次他讓自己的生命公之於眾。

每一、兩天,他便重新講述自己對生與死的看法,難以忘懷地將自己指稱為「最幸運的、最有利的──隨便你怎麼說吧──浩瀚無垠宇宙中的星塵。」他是那一粒特別的星塵,奇蹟地「轉化為有意識的生物,能覺察到自身的存在。」然後,「這個複雜的有機體終結了,而星塵──即是我──將消散返回更平凡的物質狀態。」

這個部落格敘說與芽細胞(blasts)──攻擊他的身體,爾後吞噬他新移植而無抵抗力的免疫系統的癌細胞──戰鬥的起起落落;他描述他對控制疼痛的冥想力量的信心;他有一位病友在一夕之間就消失蹤影時心裡湧起一陣酸楚,他明白這命運有日也會降臨他身上;他探討在慷慨和愛之中的互惠性(reciprocity);同時,他沒有拘束地談論我們太容易視為理所當然的身體功能,如解手變成了挑戰。而他的最後一篇貼文是論滑稽的藝術(art of being goofy)[1]

但他也談到他發過的一些惡夢,是生命和愛遺棄了他而產生的畏懼(他最親密和最親愛的人們都嘲笑他在部落格文章犯傻的這件事)。在一次動人的交流中,血液腫瘤科團隊的主任Michaelis醫師,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回想起耶穌在十架上的話:「我的神!我的神!祢為什麼離棄我?」埃里克,一位馬克思主義無神論者,理解那縈繞他的夢魘,正是完全被遺棄的普遍意義。

夢魘是在晚上;而在白天,埃里克歡迎所有訪客來到他的真實烏托邦。他寫到見到訪客的歡喜。朋友和(過去及現在的)學生會簇擁在床邊,聽他說故事,並流著眼淚離開。

但第一位永遠是家人──Marcia,他53年的妻子和伴侶,以及他們的兩個女兒Jenny和Becky,他們的三位孫兒Safira、Vernon和Ida。埃里克全心奉獻於溺愛他的母親,而她永遠希望他能變得更好。他幾乎每天都造訪或打電話給母親,直到母親在這十個月之間過世為止,但母親直到過世都不知道埃里克的生命處於險境。

埃里克並不畏懼死亡;不過他也極想要活下去,和帶給他極大喜樂的孫兒在一起。他正給他們書寫一封長長的信,是關於他從自己生命中學到的教訓──而有時他會容許部落格的讀者進入這隱密的內心聖所(inner sanctum)。

他在通過Skype和同事及運動份子進行會議時,通常最顯得生氣勃勃。他反思馬克思主義的意義,以及他最新一本有關如何成為一名反資本主義者的書──這本書七月才剛完成,那時他已經在接受治療。埃里克鮮少回顧他的巨大成就,而是不斷向前看,為了一個更好的世界而做謀劃。直到十二月,他仍舊思考著春季的教學。而到了最後的時刻,他還擔憂著他的部門、他的學生、以及他創立的黑文斯中心(Havens Center)[2]的未來。

如他公開承認的,這個部落格是他的自由王國(realm of freedom)。它給他消逝中的生命賦予了意義。它結果自發地變成了記錄他的多才多藝的檔案庫。但這個自由王國是立基於擴大的必然王國(realm of necessity)。然而,即使在這裡,埃里克也試法組織了一個聯合生產者(associated producers)的社群,使醫療人員──照料他千瘡百孔身體的醫護團隊──也參與在關於他們的生命以及他的生命的持續對話中。

他妻子Marcia是這個必然王國的主要組織者。她二十四小時待命以給他安慰。她監督現場、組織訪視、監控他的藥物、詢問醫師、並睡在他的病房。最後,她為他朗讀他最喜歡的一本書《The Clearing》的最後一章。她分享所有他做的事,一如往常。即使當他在某個遙遠之地,他們也每天聯繫。現在,她希望他在精神上自由,盡她所能地控制這個必然王國。他也會為了她做一樣的事。

關於埃里克不凡的最後十個月,還有太多可說的。他給我們在生與死方面都上了一課;他向我們展示如何在精神上和實踐上成為真實烏托邦主義者。部落格本身不言可喻,而它值得結集成書。我的文字還未能表達到它的力量和鼓舞人心的作用。我們每個人都會有自己最喜歡的部份,因為對不同的感性而受到不同的吸引。

但這美妙的有關生死鬥爭的民族誌書寫,並非憑空而來。我能做的,僅僅是為這位馬克思主義烏托邦主義者寫一段簡史。

到來

那它從哪裡開始呢?很難說。或許是在兒時晚餐的餐桌上,每位賴特家族的成員都必須交代各自當日的活動。或者是作為一位哈佛大學生,被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結構功能論系統的優雅所誘惑?或許是在牛津師事於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希爾(Christopher Hill),還有社會學家及政治理論家路克斯(Steven Lukes)。

或許他從頭到尾都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烏托邦主義者。埃里克在1968年製作的動畫片《棋局》(The Chess Game),傳達了革命的困境,它是在一個西洋棋盤上戲劇性地展開。他的未出版手稿,1974年完成的《西洋棋規則的顛倒及其他偏離》(Chess Perversions and other Diversions),也有類似的性質。藉由引入一系列對定義西洋棋及其他遊戲的武斷規則的修正,擾亂了其背後的既得利益,帶來變革性的結果。

他在序言裡寫道:「這本書是為那種偏離傳統路徑的發明而伴隨而來的自由和愉悅所作的邀請。有效率地遊走於迷宮有其樂趣,如同任何一隻實驗鼠會告訴我們的。但改變迷宮則是實驗者的專利。」據此聯繫他的青年時期,埃里克的最後一本書向我們展示了(或許不自覺地),改變資本主義的規則如何確實可以是一個革命性的舉動。

埃里克本人喜歡追溯他對烏托邦的興趣回到1971年,那時他是柏克萊一神普救派神學院(Unitarian-Universalist seminary)的一個逃避兵役的學生(譯按:在當時美國可以以基於宗教或良心而拒服兵役,稱為「良心拒服兵役者」(conscientious objector))。正是在那時,他組織了一個學生自主經營、稱為「烏托邦與革命」的研討班,以討論美國社會革命轉型的前景。他接著以實習身份在聖昆丁(San Quentin)(譯註:聖昆丁州立監獄)擔任牧師的工作,一邊參與致力於獄政改革的社運組織。他的第一本書《懲罰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Punishment)由此而生,是與一些聖昆丁的囚犯和監獄人權運動家合著。

在七十年代初期的狂飆歲月中,這讓他充分準備好成為一名柏克萊大學的研究生。在那個時代,特別在柏克萊、特別在社會學,學生關注改變世界勝於追求學術生涯。言論自由運動、第三世界罷課(Third World Strike)、反戰運動和民權運動讓教師之間彼此交鋒,為研究生打開了要求對自己的教育有更大掌控權的空間。

埃里克和他的研究生同儕組織了自己的課程,其中最重要的是「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的爭議」(Controversies in Marxist Social Science),埃里克後來在麥迪遜會教授類似的衍生課程。埃里克也是圍繞著《資本政權》(Kapitalistate)雜誌的馬克思主義社群的活躍參與者,該雜誌是由歐康諾(Jim O’Connor)和一名「共產營」(Commie Camp)──一個討論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踐的迫切議題的年度退修營──的主要組織者所領導。再一次地,他帶著這項計畫前往威斯康辛,它在那裡以「激進節」(RadFest[3]之名為人所知。社會學自身成為一個真實的烏托邦。

階級分析

埃里克在那些日子成了此一知識計畫的主要人物:將社會學重新打造成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學門。因此埃里克的博士論文並不是在意識型態基礎上,而是在科學基礎上挑戰主流社會學。他展示的是:一種重構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定義,比既有的階層化和人力資本理論等模型,能更好地解釋收入不平等。

他和其他人有效地終結了「階層化」(奠基於社會經濟地位的梯度)的想法,然後在社會學的核心放上了奠基於剝削的「階級」概念。這預示了較晚近的社會學對社會不平等的關切。我們甚至可以說,埃里克對人力資本理論的批判,有助於布迪厄(Bourdieu)的「資本多樣性」(varieties of capital)(社會、文化、政治以及經濟資本)得到接受──那是一條和埃里克迥然不同的路徑。

在挑戰主流社會學的同時,埃里克重新打造馬克思主義。中產階級是馬克思主義陣營長久以來的苦惱問題──這個階級本來早該消失,卻似乎變得越來越大。埃里克和友人佩隆(Luca Perrone)一起解決這個問題的方式,是引入「矛盾階級位置」(contradictory class locations)的概念──位於三個基礎階級(資本、勞動和小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位置。

這種矛盾階級位置有三個:在小資產階級和大型資本之間的小雇主;在資本和雇傭勞動之間的管理者和經理;以及在雇傭勞動和小資產階級之間的半自主性受僱者(專業人員)。

建立了這些概念上的區別後,他繼而用它們來勾勒變遷的美國階級結構。在他還是研究生時所寫的刊載於《新左評論》(New Left Review)的早期作品[4]中,他挑戰了馬克思主義的巨擘普蘭札斯(Nicos Poulantzas);普蘭札斯提出了他自己的階級範疇,但在經驗性或分析性上不及埃里克的嚴謹。

埃里克在1976年接受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助理教授的職位,他開始發展一個階級分析的研究計畫。當既有的調查不能勾勒他所構思的新範疇,他申請並獲得研究經費以執行他自己的全國調查,是用來把握他的階級範疇而設計的。在這個馬克思主義佔了上風的年代,他的想法受到廣傳,並且他很快就在十餘個其他國家組織了團隊,參與同類型的調查。即使是蘇聯也無法抗拒進入這個馬克思主義世界,不過那是另一樁故事了。

埃里克的階級分析引發了許多關於階級意義的生機勃勃的論辯。藉由這些論辯和對批評的回應,埃里克在數年間修正了他的框架,有時是小調整,有時則移轉了它的基礎。若有一項特徵貫穿了他的學術工作──當然還貫穿了他的生命,那就是把事情做對的決心。這不止必須在理論闡述和經驗研究間展開緊密的對話,還得深化他的分析框架的內部邏輯。你可以通過一系列的書籍追溯他的思想演化,從《階級、危機和國家》(Class, Crisis and the State)(1978年),緊接著是他的博士論文《階級結構與收入決定》(Class Structure and Income Determination)(1979年)的出版,然後是《階級》(Classes)(1985年)一書中他接受了羅默爾(John Roemer)的剝削概念所伴隨的更深層的轉變,以及他在《有關階級的辯論》(The Debate on Classes)(1989年)中對批評者的回應。《階級說了算》(Class Counts;譯註:或譯《階級很重要》)(1997年)中對國際計畫的集大成,確立了階級對代際流動(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友誼模式、性別關係和階級意識等議題的效應。他在這個主題最後一篇稿件,《階級分析方法》(Approaches to Class Analysis)(2005年),最恰當不過地說,是指認出多種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取徑,但也指認了在階層化理論的廢墟──他的起點──上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的非馬克思主義取徑。

制度建立

埃里克的名聲遠播廣傳,因此大學在1984年給他經費創建一個批判社會科學的中心,他以剛死於肺癌的親密同事黑文斯(Gene Havens)之名命名。黑文斯中心邀請訪問學者和運動份子,且投放經費於廣泛的左翼計畫。創建三十四年來,無數國內和國際的左翼人物造訪黑文斯中心,和學生及同事們一起工作。

這些造訪者會記得埃里克,不僅是因為他銳利的知識貢獻,也是因為他的好客。他們會記得他的家和他的廚藝,會記得到音樂會或戲院一遊。麥迪遜藉由黑文斯中心輻射到世界上最遠的角落。

1981年,埃里克加入一群傑出的社會科學家和哲學家的圈子,其中影響他最深的是哲學家柯亨(G. A. Cohen)和帕里斯(Philippe van Parijs)以及經濟學家羅默爾。他們是「分析馬克思主義」──以更口語化為人熟知的「不胡扯的馬克思主義」(no bullshit Marxism)──的先驅,在不受拘束地審閱彼此的著作中澄清了馬克思主義的基礎。

過去四十年來,這個團體的組成有所變化,也偏離了它的馬克思主義精神支柱,但在這之中埃里克仍舊是一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它成為埃里克在智識上的第二個家,以及鼓舞他接下來轉向馬克思主義的道德基礎的源頭之一。

第二個原因則是源於變遷的歷史脈絡。即使在蘇聯共產主義崩潰之前,學院內的馬克思主義復興已開始消褪。當埃里克的階級分析成為主流社會學正統的一部分(由它必定會出現在預試(prelim)的閱讀書單上可見一斑),他的著作招引了一眾宣稱「階級終結」(令人連想起1950年代的「意識型態終結」)和「多元認同終結」的批評者。

社會學採取新制度轉向和文化轉向;涂爾幹和韋伯的保守讀物掩蓋了激進的馬克思的風采。議題不再是資本主義抑或社會主義,而是不同變種的資本主義(varieties of capitalism)。由於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的絕跡,以及新自由主義佔了上風,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被嗤之以鼻。確實,如同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所說過的,想像世界的終結比想像資本主義的終結還要容易。

馬克思主義從一開始就對烏托邦理念過敏,但如今的政治局勢卻恰恰需要它。埃里克接受挑戰。直接駁斥新保守主義的精神面貌(pathos),他發展了一項社會主義的工作計畫:呈現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但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部探索其起點。

真實烏托邦

新的計畫始於1991年,蘇聯解體的那一年。埃里克召開一系列會議來討論「真實烏托邦」──不是什麼思辯的理想世界,而是可以在實際存在的社會中找到的真實替代方案。在麥迪遜黑文斯中心舉辦的每一場會議,聚集了不同學門的學者以回應具體的提案。

年復一年,會議主題包含了協商式民主(associative democracy)、市場社會主義、參與式民主、全民收入補助(universal incomes grants)和性別平等。會議論文以書系的形式出版,是由埃里克集結,通常由他撰寫導讀,並在他本人的力作《真實烏托邦》(Envisioning Real Utopias)中達到高峰。

那本書的開場檢驗了資本主義的一系列弊病:它創造的苦難、它必然會造成的破壞、它否定的自由、它侵蝕的社群、它促成的無效率、它製造的不平等。但這份分析性計畫的原創性在於他方──恢復社會主義中的社會。

倘若早期的馬克思主義是圍繞著資本主義經濟的崩潰而建構的,而其後的馬克思主義則盤旋在某種形式的國家社會主義的創建和批判,今日的社會主義會是築就在公民社會的重構與振興之上,而公民社會是就其與經濟和國家的區隔而被理解的。社會的提昇在馬克思早期著作中有其根源,但在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獄中作品裡最為顯著。但與社會學的匯合也強調了公民社會的立場。

這讓他具體詳述了資本主義轉型的三種策略:斷裂式ruptural)策略涉及國家的摧毀(而他現在大體上否定這種策略),間隙式interstitial)策略在國家外部建立替代方案,而共生式symbiotic)策略則在國家的領域上鬥爭以和國家交戰。終極而言,他個人的答案是結合間隙式和共生式策略,創建反國家的空間,從而與國家合作將那些空間轉型。

2012年,埃里克成為美國社會學會理事長,而他的年度會議成了真實烏托邦的平台,特色是二十場致力於具體真實烏托邦提案的特別場次、五十場與真實烏托邦和社會正義相關連的廣泛主題的專題場次,以及還有三場全體演講聚焦於環境、平等和民主等領域中的真實烏托邦。

他也帶著「真實烏托邦」上路,造訪歷史上的黑人學院和大學、服務西班牙裔的機構、還有高立德大學Gallaudet University)(他在那裡學會欣賞手語的豐富面向)。埃里克從不是閃躲困難議題的人,他審慎地替自己準備好有關在真實烏托邦中納入種族或聾人的問題。社會學暫時地浸淫著真實烏托邦。

埃里克將社會學帶回到它的創建者──馬克思、涂爾幹和韋伯──面前;他們比起今日的社會學專業者,對於將他們的理論構造建築在道德價值上比較不致於持刻板的反對態度。埃里克很明確地將社會學的計畫定義為理解在制度上實現那些價值的可能性。哪些制度可能推進平等、自由和社群?那些制度的特殊屬性是什麼?它們的再生產和散播的條件為何?它們的矛盾和動力是什麼?

埃里克地毯式地搜索萌芽的真實烏托邦,將每一株放在他的分析顯微鏡下,然後,在那基礎上,闡明更為一般性的設計。他最喜愛的某些例子是巴西愉港(Porto Alegre)的參與式預算、巴斯克自治區(Basque Country)的蒙德拉貢(Mondragon)合作社、以及維基百科的集體性自我組織。

埃里克成了一名考古學家,挖掘具有挑戰資本主義的潛力的制度、組織和社會運動,將之放在歷史脈絡中,轉譯為常民語言,然後由此將他們跨越世界彼此串連。由於其動態性(dynamism)與其意識型態,資本主義的辯證法無可避免地產生自身的替代方案;我們只須把握它們、和它們一起奔跑、散播它們、然後實施它們。

在某個場合,他無法在真實世界中找到充分的例證,便轉向一則連環漫畫。在1940年代的連環漫畫《亞比拿奇遇記》(Li’l Abner)的某一集中,一位在多帕奇(Dogpatch)山區的社區住民亞比拿,發現一種叫做「什穆」(shmoo)的奇妙生物,牠的長處在於供給人類所需的所有物質,不含奢侈品,只有生活最基本的必需品。

這則故事的開場,是雇主之間彼此為了利潤而競爭,提高工時、降低工資。當什穆出現時──你可以讀作全民收入補助──資本家的關係被翻轉,而多帕奇的勞工得以復仇,不把他們往昔的剝削者放在眼裡。

埃里克將什穆的故事轉化為一場關於資本主義階級結構及其矛盾的演講。他之前的學生知道埃里克對什穆的愛,獻給他一則影片,開頭是埃里克的演講,接著是他們滑稽地讀著連環漫畫。

在埃里克生命的最末幾年,他發現到這些真實烏托邦對運動份子非常有吸引力。他花費許多時間跨越世界,與那些熱衷於將他的意識型態-知識框架和他們自己計畫聯繫起來的團體談話。因此他著手將《真實烏托邦》轉成簡略易懂的形式,移除成串喋喋不休的學術語言,創作一本反資本主義的手冊。他恰當地稱之為《如何當一個二十一世紀的反資本主義者》(How to be an Anti-Capitalist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文書名為譯者暫譯)(即將於Verso出版社出版)。

他馬上就切入正題:今日的資本主義出了什麼問題?它侵蝕了平等/公平equality/fairness)、民主/自由社群/團結的基礎價值。如何扭轉這個進程?資本主義可以被摧毀smashed)、摒棄dismantled)、馴化tamed)、抵抗resisted)或逃避escaped)。

他把第一項看作和他的三個基礎價值不相容而不予考慮,並主張要結合剩下四項,他稱之為削弱eroding)資本主義,演化社會主義(evolutionary socialism)的一種形式──以經濟民主逐漸替代資本主義。他這最後一本書吸引人的特色之一,是每一章都以摒棄資本主義下的常識──凡存在者皆為自然且不可避免的──開頭。

他的批評者會一如既往往那般攻擊他過分樂觀。但埃里克會這麼回覆:今日我們需要的不僅是意志上的樂觀主義,還要有理智上的樂觀主義[5]。「要悲觀很容易」,困難的是在資本主義前景暗淡的勢力下既樂觀又實際。

那些在公民社會的戰壕(trenches of civil society)[6]鬥爭中的人們,聽到這正面的訊息會深感熱情鼓舞,但又驚訝於它出自學院中人的筆和口。這是一位知識份子向他們大體上不被看見的工作致敬,他們為質疑資本主義克服重重難關,忍受羞辱和報復。

離去

埃里克既留給我們一種思考方式,也留給我們一種存在方式。容我直言不諱。我不知道有任何人的思考比埃里克更清晰、更切實、更快速、更不費勁;沒有人那麼有效率地切中任何的議題、論文、書籍的要點。

儘管他是如此溫柔和切實,接觸他卻是既興奮又可怕的。他把你的主張、論點和事實看得比你自己還嚴肅。

當他和人爭論時,他從不訴諸誇大、扭曲或過度簡化。相反,他集中精力在反對者的論點中最好的部份,甚至比他們能給出的還要更好。他將所有這些禮物贈予他教導的諸多學生,敦促他們也要有邏輯、嚴謹、富有想像力,並且同等重要的,要正派和誠實,先假定他人的論點有其道理。

我們沒辦法像他那樣,但我們可以從他留下的東西得到鼓舞、在他的地圖引導下追隨他的足跡,並在我們前進過程中改造它。

他的思考方式滲入了他的存在方式。他對世界的參與中,有某種極度純真的成份。那正是為什麼他喜歡和小孩在一起,用他神奇的故事娛樂他們。這讓他成為一名偉大的理論家──像一個小孩,他能夠直抵事物根源,對我們其他人習以為常、視為理所當然之事提出懷疑。他不僅對自己的小孩讀故事,他還開創了一個世界,讓小孩在其中能創作自己的故事,甚至將之演出。他愛好扭曲老遊戲,就像他在棋盤上的動畫版階級鬥爭。他沒有食譜書,除了自己的配方外,不遵循任何其他配方來製作低膽固醇的美妙菜餚。正是那種創造性定義了他的存在;那也是真實烏托邦背後的原理。

他信奉的價值──平等、自由和社群──不僅是一個新社會的根柢,它們也是應當遵循的道德原則。我們不能坐等未來,我們必須藉由此時此地的行動,展現我們的信心。

在應對下屬、以及平輩和長官時,埃里克追求達到極度的平等。他的骨子裡沒有邪惡,他的靈魂中也無絲毫嫉妒。我從未聽過他咒罵髒話──他好奇怎有人能把最美麗的愛情的行為轉成詛咒。他心思的敏捷和清明讓他在任何商議的過程中佔得大量的上風,而因此他承認對個人參與有約束的重要性。你可以提醒他的盲點,而他會試圖修正──不總是成功。

但他某種程度上仍是一位「現代君王」(Modern Prince),一位永恆的說服者,一位不屈不撓的社區建造者,建造使人們蓬勃──或者如馬克思可能會說的,使人們發展自己豐富且多樣的能力──的社區。就好像一位之前的學生向埃里克寫的:「你總是以一種邀請我們所有人以成為自己的方式來做回我們自己。」他不僅在生活上,在音樂上也是一位偉大的指揮家。但他不一人獨奏,在每場派對的尾聲,他會離開自己的小提琴,並讓我們所有人一齊跳方塊舞。而我從不懷疑,無論他在哪裡,那會是他正在做的事情──天空中一粒閃爍的星塵。

[1] 譯註:2019年1月21日的貼文。

[2] 譯註:黑文斯社會正義中心(A. E. Havens Center for Social Justice)設立於1984年,隸屬於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社會學系,以該系已逝的鄉村社會學家A. Eugene Havens為名。

[3] 譯註:1983年由黑文斯中心首度舉辦時,稱為「中西部激進學者及運動份子會議」(Midwest Radical Scholars and Activists Conference),1990年代末期改稱為RadFest,2003年加上「中西部社會論壇」(Midwest Social Forum)的標題。

[4] 譯註:指Wright, E. O. (1976). Class Boundaries in Advanced Capitalist Societies. New Left Review, I(98), 3-41.

[5] 譯註:葛蘭西《獄中書信》名言:「我是理智上的悲觀主義者,意志上的樂觀主義者。」(I’m a pessimist because of intelligence, but an optimist because of will.)

[6] 譯註:葛蘭西《獄中札記》:「公民社會的上層建築所起的作用好像現代戰爭中的壕溝體系。在這種戰爭中,看上去一定能夠消滅敵人全部防禦體系的猛烈的炮擊事實上只能破壞它的外部掩蔽工事,因而在衝擊和進攻的時候,進攻者所面臨的是依然具有威力的防線。」(The superstructures of civil society are like the trench system of modern warfare. In war it would sometimes happen that a fierce artillery attack seemed to have destroyed the enemy’s entire defensive system, whereas in fact it had only destroyed the outer perimeter ; and at the moment their advance and attack the assailants would find themselves confronted by a line of defense which was still 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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