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羅爾斯,社會主義者?◎Ed Quish│陳宗延譯、宋治德校

※原載於《雅各賓雜誌》(Jacobin Magazine);本譯文為「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邀稿,引用請註明出處。

※本文為《約翰‧羅爾斯:緘默的社會主義者》(John Rawls: Reticent Socialist)(劍橋大學出版社,2017年,見下圖右)之書評。本文作者Ed Quish為康乃爾大學政治理論博士生。

 

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以二十世紀卓越的自由派哲學家為人所紀念。但他到生命的盡頭時,對資本主義卻持銳利的批判。

 

※Photo Credit(下圖左): 約翰‧羅爾斯像。原文引自Encyclopedia Britannica。

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是二十世紀卓越的自由派哲學家之一。他的主要著作《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1971年),重新定義了政治哲學的領域,形塑其後幾個世代的政治學、倫理學、法律的學術研究。對許多仰慕者來說,羅爾斯代表了最出色的自由主義傳統,而他的正義論為自由主義最人道的希望提出了嚴謹的辯護:一個既保留又抑制資本主義的民主福利國家。

對左派批評者而言,羅爾斯的理論對不正義的批判往往看似不足。由羅爾斯著名的思想實驗推導得出的正義社會──理性的各方在「原初狀態」(original position)中設計出一套社會契約,而不知道他們在自己創造出的社會中的最終地位(譯按:因為「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的作用)──大體上反映了美國的基本社會、政治和法律的制度。羅爾斯的基本理論取徑冒著鞏固既有秩序的風險,使之看似共識思路(consensual reasoning)為無可避免的產物──模糊而非闡明了政治的可能性。

在《約翰‧羅爾斯:緘默的社會主義者》(John Rawls: Reticent Socialist)一書,威廉‧A‧埃德蒙遜(William A. Edmundson)聚焦於羅爾斯最成熟且基進的著作,藉此由左派立場為這位哲學家辯護。當羅爾斯名為《作為公平的正義:正義新論》(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譯按:或作《正義即公平》)的最後著作於2001年出版時,他總結:資本主義無法與正義所需的政治平等和公平機會相容。羅爾斯想像兩類超越資本主義而可能同等地實現正義的政體:「自由民主社會主義」(liberal democratic socialism)及他所謂的「擁有財產權的民主」(property-owning democracy)。埃德蒙遜認為,羅爾斯對此宣稱的中立立場具有誤導性,而他成熟的理論實則系統性地偏好於社會主義。假使考量到羅爾斯拒絕搬出社會主義的基本論點,可將羅爾斯視為一位「緘默的社會主義者」。

埃德蒙遜本人無論就他對社會主義的支持或對羅爾斯的讚揚而論,則並不緘默。他將他的民主-社會主義政治(democratic-socialist politics)概念,直截了當地定位在羅爾斯自由民主理論(liberal democracy)的界域之內,聲稱:比起其他盛行的理論框架,「羅爾斯的理論更能夠提供一種共同語言,使充分心繫正義而想理解它、實現它的人們能夠相互溝通。」

埃德蒙遜提出了有力的例子,認為「社會主義憲政主義」(socialist constitutionalism)值得在當代左翼論辯中佔有一席之地。然而羅爾斯的緘默不僅僅是埃德蒙遜所願意承認的這些──且突出了羅爾斯在有關社會主義政治的政治哲學概念的侷限。

正義即公平

羅爾斯並未追求在《正義論》中止息任何當下的政治論辯。他的野心更為深沉。他希望藉由發展一套同時訴諸基本道德直覺以及理性自利的正義論,道德理論能促進一種公共的「正義感」(sense of justice),這種正義感將分裂性的衝突置於商定(agreed-upon)原則的脈絡中。若我們能夠同意「正義」意味著甚麼,我們對於政治和經濟的衝突的看法或許至少能夠立基於共同的基礎上。與其各說各話,我們或許能聚焦於我們都共同心繫的某些事:生活在一個正義的社會意味著甚麼。

羅爾斯解釋他的理論(他稱之為「正義即公平」)的方式,是將之與效用主義(utilitarianism,社會應保障「為最多數人的善的最大化」之觀點)對比。他如此推理:效用主義作為一種權利的理論和對公共善的解釋,是有所不足的。在效用主義下,總是訴諸善的最大化以取代基本的權利和自由,而平均效用最大化對最劣勢的人所受的未置一詞;即使總體效用提昇了,他們卻可能迎來更糟的後果。

這些顧慮激發了羅爾斯正義論的兩個原則:

1) 每個人對於平等的基本自由最廣泛的、而又與所有人的自由之類似體系相容的整個體系,都有一種平等的權利。

2) 社會和經濟不平等的安排應能,使它們(a) 對最少受益者有最大的利益……以及(b) 在公平的機會均等的條件下,所依繫的職位和職務要向所有人開放。

第一個原則所保護的基本自由,包含選舉權和出任公職的權利;言論、集會和良心的自由權;免受任意逮捕和拘押的保障;以及「擁有(個人)財產的權利」。第二個原則則在這些權利受到保障後規範分配;而既然沒有任何公民可從任其基本需求未被滿足的制度安排中獲益,許多人主張它暗示著社會最低保障。

由於羅爾斯想要引導而非止息爭議的論辯,他的理論給社會主義留下一扇敞開的門。他思索:某種具有自由-民主制度的「市場社會主義」(market socialism)(他說,而非一黨制、蘇維埃式的體系)能夠實現「正義即公平」。

他的基本原則,看起來仍然暗暗偏好資本主義。把握第一個原則優先於第二個原則,羅爾斯將「個人」財產的權利置於分配性的要求之上。儘管他主張這個優先順序相容於平等主義的財產和機會分配,他很清楚表明形成社會契約的基礎必須是個體權利,而非共善。相對於社會主義希望的共享豐裕,他的第二個原則訴諸經濟成長為「水漲船高」(the rising tide that lifts all boats)的形象,暗示了若不平等可以改善最劣勢者的前景則具有正當性。(校按:著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科恩(G.A.Cohen)提出「正當性社群」(justificatory community)的觀念,亦對此有所批評,見他的《誘因、不平等和社群》(Incentives, Inequality, and Community)文章, 收錄在G.B.Peterson所編於1992出版的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 XIII。)

當羅爾斯論及他的理論可能造成的經濟結果時,他也花費了更多時間討論它如何適用於「一個准許私人占有資本和自然資源的、經過適當組織的民主國家」。倘若稅賦、移轉給付(transfers)和公共益品維持機會均等且鞏固政治民主,資本主義可能是正義的。

「正義即公平」或許與社會主義眉來眼去,但不難看出為何許多人將之視為對福利國家資本主義的一種辯護。

重思資本主義

當羅爾斯撰寫《正義論》時,即在民權運動的立法成就之後、戰後嬰兒潮的尾聲之際,他對於自由民主正在一條基本上正義、平等的路徑上前進這件事感到希望十足。然而時至1990年代中期,他憂心自由民主正在衰微。埃德蒙遜引用羅爾斯以前一位學生,哲學家Joshua Cohen的話:「[羅爾斯的]希望之感被世界搖撼了。他的感覺已然變灰」(譯按:引自Roger, Ben. (1999). Portrait: John Rawls. Prospect, June 1999, 55.一文)

當其他自由主義者慶祝歷史的終結時,羅爾斯煩惱於私人選舉資金如何使得有組織的富人支配了政治過程。政治自由──例如競選公職、使用言論和集會自由影響立法、以及在公平的選舉中投票──或許在形式上授與了所有的人,但若是富人的權力取代了普通民眾在決定政治結果方面的權力,這些權利便不是對所有公民都有著「公平價值」(fair value)。在埃德蒙遜的敘述中,確保所有公民的政治自由的公平價值這件必要之事,是驅使羅爾斯邁向社會主義的核心議題。

羅爾斯在《正義新論》中強調他的一般理論中一項長期的面向,現今被稱為其「起組織作用的核心理念」(central organizing idea):社會作為一個社會合作的公平體系(society as a fair system of social cooperation)的想法。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將社會視為「就像所有人全都同意購買而期待贏得獎品的一場遊戲或彩票」。(譯按:語出Friedman, M. (1962). Capitalism and Free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中譯版見此),羅爾斯則將社會視為一場合作的努力,應當有利於每一個人。對羅爾斯來說,社會合作是與正義的法律秩序並行而運作,它本身是由一個所有公民都有公平機會影響的民主國家所支撐。但若是富人支配政治體系,結果是階級支配而非人民主權──從屬於命令,而非依照規則合作。

幾十年前,羅爾斯曾認為福利國家資本主義能夠逼近他理想的正義社會。在雷根革命(Reagan Revolution)造成的破壞之後,他得出的結論認為它是不可能的。

在他的成熟著作中,羅爾斯主張福利國家資本主義的核心瑕疵在於它「准許一個由很少人組成的階級來壟斷生產資料」。這種控制使少數人能夠「制定一個法律和財產的體系,不僅確保他們在政治上的支配位置,也確保他們在經濟中的支配位置」(譯按:語出Rawls, J. (2008).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S. Freeman Ed.).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中譯版見此)。儘管福利國家資本主義的重分配許諾暗示了對機會均等的「某種程度的關切」,但它准許權力集中而侵蝕民主的這一事實不僅意味著它無力保護政治自由:它「否認政治自由的公平價值」。

埃德蒙遜主張,在羅爾斯生涯之末,他是個社會主義者。

「自由民主社會主義」與「擁有財產權的民主」

羅爾斯仍留下了曖昧的空間。在《正義新論》中,他寫道「自由民主社會主義」和「擁有財產權的民主」二者皆可能實現正義。埃德蒙遜的書花了諸多篇幅,環繞在澄清羅爾斯原本如何可能更全面地評估在這兩種政體間而做的選擇。

它們的基本區別,集中在它們的憲政會允許何種類型的所有權(這是非常特定的區別,因為它們共享了重大的相似性)。對兩種情況,目標都是保障政治權利和均等機會的公平價值──不准許形成特權階級,將經濟權力轉化為政治支配。兩者也都維護政治權利和法治(rule of law)、鼓勵健全的公共領域、並確保公平的選舉。

在社會主義的情況下,主要生產資料的公有制能夠保障所有公民成為資產的共同所有者是一項憲政權利,而這些資產是公民成為社會的合作成員所需的。在埃德蒙遜的敘述中,這些資料包含了銀行業和金融、交通、通訊、保險以及某些主要產業(但他並未闡明清楚這個範疇的具體邊界)。埃德蒙遜如此寫道:「關鍵的想法是這樣:生產資料是那些若未被每一個人所共同擁有,則會如人們熟知地那般,使他們陷入擁有者與非所有者、收租者與交租者的支配與從屬的關係中的資本資產」。至於在自由社會主義政體的「制高點」(commanding heights)之下會發生甚麼就比較不清楚了,儘管羅爾斯和埃德蒙遜都認為工人所有的公司之間存在市場競爭。

那麼「擁有財產權的民主」又如何?就羅爾斯的觀點,工人所有的公司和公有制也都有可能存在於擁有財產權的民主中,但與社會主義不同的是,擁有財產權的民主「准許」生產資料的私有制。羅爾斯仍舊將擁有財產權的民主視為資本主義的一項替代方案──資本主義是「立基於」私有制,擁有財產權的民主則僅僅在主要資本能夠被普遍分配的情況下,才「准許」主要資本的私有。與廣泛的公有制和去商品化形成對比,擁有財產權的民主強調「各種各樣的教育和培訓」、「為所有人提供的基本的健康照護標準」、使用稅收限制世代內部和世代間的不平等、以及確保「生產性資產廣泛所有」的反壟斷條款。

由於羅爾斯並未排除在民主社會主義的制高點之下擁有財產權的民主或私有制具社會主義元素,埃德蒙遜主張我們必須將上述的區別畫出一條非常清楚的界線:亦即主要生產資料是否始終應該被選定為私有制的載體,還是我們應當在憲政上禁止生產資料的私有化。社會主義的選項會承認,民主不相容於私人公民從每個人要成為社會的合作成員所需的主要資產中占有及榨取租金。

這項區分有助於埃德蒙遜的論述,並讓他找出偏好公有制的有力的羅爾斯式理由:例如,重要生產資料的共同所有意味著傳達互惠性,以及對比我們每個人是否獲得足夠份額的爭論不休而更能促進穩定性。但藉由將這些選項分類成不同的憲政「政體」,埃德蒙遜將重要的實務論辯轉置於高級法(higher law)的領域。他聚焦於高級法,不僅將「制高點」下發生甚麼事這種棘手的問題擱置一邊,卻也造成了一種風險,即把社會主義變成一種憲政論辯之事,而非一個實際鬥爭的領域。

要處理在民主社會主義和擁有財產權的民主之間作選擇所引起的問題,與其運用憲政理論,似乎更需要羅爾斯時常稱之為「政治社會學」(political sociology)的東西:何時能為了正義和民主的緣故而馴服市場,而何時它們必須被取代?哪些資產是我們需要集體的人民控制,以扭轉自由民主朝向階級支配的傾向?而或許更重要的是,何種政治戰略和集體行動能帶來基進的社會變革?

憲政的路障

埃德蒙遜將焦點放在憲政作為政治鬥爭的場所是正確的,但他或許並未將關於憲政的爭論放在正確的戰略界域(strategic parameters)中。

在美國憲法之下,保護資本家的權利限縮了工人的民主權利且抑制了平等的自由。生產資料在憲政上(大多)被視為私人資產而受保護,任何社會化都服從於「徵收條款」(takings clause)(譯按:見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該條款要求補償私有者,使他們即刻成為有力的債權人。最後,由於最高法院的競選經費法理論(campaign finance jurisprudence),使到要確保羅爾斯意義下民主自由的公平價值幾乎變成不合法了,因為限制競選支出被視為對自由言論的潛在威脅,而須服從於違憲審查(judicial review)。

即使在憲政之外,保護資本家的權利超過工人也是政治預設,無論在平常或不平常的政治時刻都未受質疑。舉一個突出的例子,金融危機創造了一個將主要金融機構拱上公共領域的機會,藉由將金融變成可民主課責的公共權力的一環來終結「大到不能倒」(too-big to fail)的謬論。然而歐巴馬卻選擇資本主義超過民主,他說:「我們想要留住私人資本強大的用處(strong sense),以滿足這個國家的核心投資需求」。如埃德蒙遜所述,「其實不止於此:在資本主義體系中,那種『強大的用處』並不僅僅根植於權宜之便(expediency),而是在於檯面下的、私人資本家的基本個體權利」。

我們應當如何與不民主的憲政鬥爭?埃德蒙遜訴諸於「在憲政上築壕守衛(entrench)生產資料」,而這只可能緊跟著轉化性的社會變革而來。而儘管埃德蒙遜絕非盲目無視政治意志的問題,他對於引人注目的憲政改革綱領該如何實行卻很少關注。

再一次地,我們或許會說,集體行動和政治策略超出了羅爾斯理論及埃德蒙遜對其重新構連(re-articulation)的範圍。政治哲學駐足於憲政論述的高級法中,而其他人才設法解決手段的問題。但正如市場作為一種商品交換形式的範圍及意義,有關培力集體行動的問題也應該位在社會主義哲學的核心。往壞處想,羅爾斯和埃德蒙遜偏好的憲政主義焦點,造成的風險是使集體手段與目標分離,並使政治行動從屬於特定且有限的施動者:律師、知識分子和政治家。

這些工具並非本質上就引人不快,且可能對任何真正的社會主義進展來說都是必須的。但社會主義政治哲學的核心必須要培力工人和受壓迫者。為此,社會主義需要其人民權利的保衛者(tribunes of the people)甚於需要其法學家。

羅爾斯的緘默

倘若羅爾斯真是一位社會主義者,為何它如此緘默?

埃德蒙遜最具說服力的答案,根源自羅爾斯的多元主義概念。羅爾斯希望它的正義論能有助於商定社會多元主義,他將多元主義理解為不同的人們具有不同的道德世界觀的傾向,並將之視為多樣的現代社會的基本事實。對許多社會主義來說,社會主義不僅是一套正義憲政體制的理論,且是羅爾斯所謂的「統合性學說」(comprehensive doctrine):一種社會進步的道德視野──人類學習直立行走。

羅爾斯對這種類型的社會主義從不感到自在,因為它造成了一種風險,即國家權力與公民宗教結合起來而將後者強制加諸於多元社會。對羅爾斯來說,任何看似可行的社會主義,都必須要從自由主義傳統如何商定宗教多元主義學習,且需要堅決避免國家和意識型態間的這種聯繫。

不過羅爾斯的緘默或者也衍生自他從黑格爾身上學到的另外一課。在《正義新論》中,羅爾斯主張哲學的目標之一是調和我們與我們的世界──用黑格爾的話來說:「當我們合理地看這個世界的時候,反過來這個世界看起來就是合理的」(譯按:語出黑格爾《法哲學原理》)。對羅爾斯來說,這不僅意味著接受我們的制度如何合理地發展,更是鼓勵我們「積極地接受和認可我們的社會世界,而不是僅僅聽命於它」。同樣的句子,給予馬克思批判空想社會主義的靈感。要改變世界,我們不能僅僅抽象地想像一個更好的未來,而需要把握我們社會中的矛盾如何創造解放的機會。

如實接受世界是行動的先決條件,但認可則鈍化了這個我們之中多數人無法共享我們創造的豐裕世界所造成的不正義經驗。倘若羅爾斯的緘默以過於自信的「統合性學說」的形式阻隔了一種意識型態,那麼它卻保留了另一種形式的意識型態:我們自己的世俗祭司(our own secular priests)的意識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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