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賓》(Jacobin)雜誌紀念1917年俄國革命百週年系列:從二月到十月◎Lars T. Lih|陳宗延譯、宋治德校

※原載於《雅各賓雜誌》(Jacobin Magazine

※Photo Credit: 原文引自Wikimedia Commons. 列寧於1917年十一月8日在蘇維埃大會上演說。

一種標準的說法是,二月革命是一場好的革命,而十月革命是極端分子的革命。但實際上俄國的情況遠比此複雜。

congress-of-soviets

在多爾(Rheta Childe Dorr)的書《俄國革命內幕》(Inside the Russian Revolution)中,她描述了她對俄國的第一印象:

我一抵達彼得格勒(Petrograd)的那個早晨,我見到的第一件事是…一群年輕人,我猜想大約二十來個,沿著我旅館前的街道遊行,背著一面深紅色的旗幟,旗上以大寫白色字母題字。

我問站在我身旁的旅館門房:「旗上寫了甚麼?」

回答是︰「它寫著『全部政權歸於蘇維埃』(All the Power to the Soviet)。」

我問:「何謂蘇維埃?」,而他回答得簡潔:

「它是我們現在在俄羅斯唯一的政府。」

從這個段落判斷,我們多數人會假設多爾是在十月革命後抵達俄國,因為直到那時蘇維埃才推翻了臨時政府(Provisional Government)。但多爾是在1917年五月下旬來到俄國,並在八月底離開。她的書是在十月革命之前付梓出版,從而給予我們1917年發生之事的極具價值的看法,毋庸受到後見之明拘束。

多爾的記述將一項重要的事實帶回家鄉:「蘇維埃——或者說士兵與工人們的代表會議——在全國如星火燎原,它是俄國所知道的從革命很初期以來,最接近於政府的事物了。」儘管多爾本人是個社會主義者,由於她熱情而堅定的支持對德國的戰爭,以致於她對自己眼中視為暴民統治(tyrannical mob rule)的狀況抱持極度的敵意。她認為蘇維埃統治並不優於、甚至在某些方面較沙皇制更糟。拿新聞審查來說:「然而,即或[一般美國旅人]能讀得懂所有日報,他也無法得到很多資訊。今日的新聞審查有如獨裁政權全盛期那樣地嚴厲和專橫,只不過是不同類型的新聞被箝制罷了。」為了讓她的美國讀者領略席捲俄國的「委員會狂熱」(the committee mania),她如此類比:

試著想像,舉例來說,在華盛頓的財政部官署中,如果有個美國勞工聯合會(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的委員會走進來說:「我們是來監管你們。出示你們的書冊和你們所有的機密文件。」──這正是發生在俄國內閣部長身上的事,這會持續直到他們成功建立一個只對選民負責的政府而非工兵代表會議(Council of Workmen’s and Soldiers’ Delegates)的奴隸為止。

多爾的解釋是一面之辭:蘇維埃政權在1917年整年都受到強烈的質疑,而臨時政府亦有其本身野心勃勃的議程。儘管如此,她所了解的現實,對多數史家而言都不會太驚訝,卻給予「全部政權歸於蘇維埃!」這個口號意想不到的視野。這個新觀點值得探索,首先是論證二月和十月的連續性,接著問這是怎樣的一種革命,最後檢視布爾什維克黨人(特別是列寧)的領導才能。

「全部政權歸於蘇維埃!」是革命史上最出名的口號之一。它與「平等、自由、博愛」(Egalité, liberté, fraternité)並列為整個革命年代的一個象徵。它是由三個詞組成:「вся власть советам」,也就是「vsya vlast’ sovetam」。「Vsya」=「全部」,「vlast」=「政權」,而「sovetam」=「歸於蘇維埃」。俄語字彙「sovet」僅僅意味著「建議」(advice),並由此衍生出「諮議會」(council)。

對另一個俄語字彙「vlast」的解釋較具挑戰性。因著諸多理由,「權力」(Power)並非全然充分的翻譯。Vlast相較於英語字彙「power」有著更加特定的指涉,也就是某個國家的最高權力(sovereign authority)。要擁有vlast,你必須擁有最終決策的權利,必須有能力決策且務必讓決策被執行。為了試圖捕捉這些細微差別,在英語中vlast經常被譯為不合俄語習慣的(un-idiomatic phrase)「the power」。本文中我將互換使用「power」和「vlast」。

雛型的政權(The Embryonic Vlast

一般對1917年理解的基礎,是「二月」和「十月」的對比。受過教育的讀者群體被灌輸的是這兩者對比的一個自由派版本:二月是一場好的政治自由與民主革命,而十月是壞的、不正當的暴政與極端烏托邦主義的革命。我們會發現在左翼陣營也有類似的對比,不過價值符號(value-signs)逆轉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對比「社會主義革命」。

以上的解讀所忽略的,是二月和十月之間牢固的連續性。打從二月之始,1917年的動盪就應被視為一場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anti-bourgeois democratic revolution)。蘇維埃政權(Soviet power)事實上是在二月宣告成立的──十月的角色乃是確證它不會平和地離場。

這個新型的政權或最高權力背後的基本力量──蘇維埃的支持群體(soviet constituency):不是菁英、被普查者(tsenzoviki)(「包含在人口普查中的人民」[census people],也就是有資產的[propertied]階級)和知識階層;而是人民(the people, the narod)、工農兵和群民。蘇維埃革命的中心目標,是實行早先被標誌為「民主革命」的廣泛改革綱領──最先也最重要的,是土地轉歸農民、對地主士紳(pomeshchiki, gentry landowners)作為一個階級的清算、以及終結一場殘忍且缺乏意義的戰爭(校按:當時沙俄參與的第一次世界大戰)。

在此同時,革命是極度反資產階級的,儘管這種感覺並未轉譯為一種綱領性的訴求而要求在短期或中期內實施社會主義。令人驚訝的事實並不是這場革命的社會基礎或這種基礎的反資產階級價值,而是在沙皇制垮台後幾乎同時,從仰賴廣泛的民眾支持基礎的這塊土地上創建了最高權力的可行載體。

二月時,悠久的羅曼諾夫王朝(Romanov dynasty)──經常被稱之為「古政權」(the historic vlast)──瓦解,使得俄羅斯根本上不存在運作中的政權;換言之,缺乏被普遍認可的最高權力。確實,那一整年基本的權力軸線,是在二月27日的革命事件期間,幾乎立即被建立了的。在那日發生的事情如下:

  1. 統治俄羅斯上百年的沙皇政權(The tsarist vlast)在首都彼得格勒土崩瓦解了。就vlast這個詞的全部意義而言,沙皇制可視為曾是個政權(vlast):它控制了武裝力量,是一種具強烈的正當性和使命的意義,也是一種社會基礎。
  2. 彼得格勒蘇維埃是由社會主義知識分子創建,他們召喚工廠中的代表,士兵很快也加入。很快地,蘇維埃發佈了知名的第一號命令(Order Number One),賦予了它一個政權最不可或缺的性質:控制武裝力量。藉由要求民主化和組建士兵委員會,彼得格勒蘇維埃贏得了士兵的效忠和信任。
  3. 臨時政府是由自由派菁英政治人物組成。儘管臨時政府試圖從政權的連續性和法律繼承而宣稱它某種程度的正當性,但它對於蘇維埃的創建本質上代表了一種反動。因此,菁英階級從一剛開始就無法招架(thrown off balance);他們面對意想不到的阻礙,其形式是運作中的蘇維埃政權。幸運的是,臨時政府在蘇維埃內部找到溫和的社會主義領導層並結成同盟,後者認為必須要在革命陣營保留更多進步派菁英的成份。

因此,彼得格勒蘇維埃承擔了政權的終極來源的角色──最高權力(儘管在這個階段,它還小心翼翼地不以此命名)。蘇維埃是工人士兵所選舉的代表:這是與其1905年時的典型的根本差異(校按:1905年主要是工人代表組成)。在這種權力的維護中有兩個根本的環節:首先,臨時政府被迫對蘇維埃綱領的關鍵部分承擔責任,以得到基本的正當性──當然,作為一個政權而存在。其次,第一號命令使得蘇維埃(在幾乎未被注意下)得到所有政權的根本屬性,也就是控制了終極的強制手段——軍隊。這兩件事實──臨時政府承諾實施蘇維埃綱領的關鍵部分,以及武裝力量對蘇維埃而非對臨時政府的最終效忠──決定了這一年其餘時間的政治進程。

表面上,1917年進程中蘇維埃政權的遞嬗(vicissitudes)是表現在一系列戲劇性的政治危機之中。在深層之處,一種更基本的(molecular)變化過程的發生,賦予蘇維埃一個真正的政權的根本屬性。讓我們一覽這個更深層的過程。

根據當時某些布爾什維克觀察家的說法,二月時的蘇維埃是一種「雛型的政權」(embryonic vlast)。這是個很好的譬喻,導致以下問題:需要甚麼才能讓它成為一個強有力的(full-blooded)而獨立、能夠自力更生的政權?一個有效的政權至少需要下列東西:

  1. 一種使命感──我們或可稱為內在正當性(inner legitimacy)。
  2. 一種有道理且能激發效忠的正當性主張──外在正當性。
  3. 一種對合法強制手段的壟斷。
  4. 翦除所有敵對者的能力。
  5. 一份範圍廣泛的綱領,以處理當前重要的國內問題。
  6. 一個具廣泛代表性的政治階級,扮演在沙俄時代的士紳(dvorianstvo(gentry))角色。
  7. 一套行政機器,能夠在全國傳遞中央政權的意志。

以上這些是一個運作中的政權的關鍵特徵。雛型的蘇維埃政權是在二月創建,剛開始就以實質的形式帶有這些特徵中的一部分,爾後首先在1917年及之後的內戰中,這些和其他特徵穩定地得到了更多物質基礎。例如,透過三月下旬的全俄會議和兩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六月和十月),蘇維埃得到了一個國家的制度形式。相比之下,臨時政府甚至日益丟失那些一開始還具有的重要特徵,因此變得越來越泡沫化。到了1917年秋季,它甚至失去了蘇維埃的溫和派領袖的支持,而成為僅僅是一個有名無實(phantom)的政權。

我們現在回過頭來看看一系列不間斷的政治危機,這些危機標誌著蘇維埃和臨時政府菁英改良主義者的關係。1917年的政治鬥爭是在一份不成文的憲法中進行的,這份憲法表明了蘇維埃多數派(the soviet majority)對於綱領和人事的事宜有著最終決定權。一開始,克倫斯基(Alexander Kerensky)就被安插進政府作為蘇維埃代表。由於這樣那樣的理由,而經常將起初的「二元政權」(dual power)階段和其後的同盟階段(coalition period)而作的對比已無關緊要。

五月上旬時,謀事在臨時政府,但成事在蘇維埃(the Provisional Government proposed but the soviet dispose)──蘇維埃同意臨時政府的請求,而將更多代表送進政府中。但不管蘇維埃將多少個人代表送進政府中,事實仍舊是:沒有任何重大政策倡議,能夠違逆蘇維埃多數派的明確期望而可以被實行。於是,一整年中出現的諸多政治危機,當最高權力顯露出自身的意志之時便會全部結束,這是因為它對強制力擁有終極的控制權。無論在三月、四月、七月、八月以及十月,皆是如此。

當然,蘇維埃政權從一開始就是受到強烈質疑的:反革命的根源也同樣在二月。衝突的關鍵來源,是關於當時所謂的權力危機(krizis vlasti, crisis of power)。這個議題經常是如此表述:二元政權或二元最高權力(dvoevlastie,  dual power, dual sovereignty)是個矛盾語詞──如果責任止於此止於彼(if the buck stops here  and  over there),那誰來做最終的、真正算數的決策?因此,「二元政權」等同於「多重政權」,「多重政權」又等同於沒有政權:這是政府失能的一個套話。俄羅斯需要一個無異議的、被認可的且意志堅強的(tverdaia, tough-minded)政權。

在這個時間點上,意見開始分歧了。自由派的立憲民主黨(Kadet party)是第一批人提出這一思路:蘇維埃必須退出政治舞台。布爾什維克黨人為了自身目的而對這個主張針鋒相對地提出,全部的政權都應歸於蘇維埃!

蘇維埃支持群體面對生死存亡的問題(existential question)是:蘇維埃綱領是否能藉由與菁英改良主義者的真誠夥伴關係(good faith partnership)來實行──又或者,菁英和人民(narod)對於戰爭、土地議題和經濟管制等根本問題,是否鴻溝太大而無法彌合?布爾什維克黨人將跨階級夥伴關係的嘗試稱為soglashatelstvo──這個詞彙經常被誤導性地譯為「和解」(conciliation),但其實可以用更直白的方式譯為英語的「一致主義」(agreementism)。因此,蘇維埃支持群體面前的問題是:一致主義是否可行?沒錯,和菁英合作而非對抗或許比較方便;但若這意味著放棄革命的目標則不然。

從初期反革命的角度來看,要消滅蘇維埃體系有兩種可能的戰略:剛性政變(hard coup)或柔性政變(soft coup)。科爾尼洛夫將軍(General Kornilov)在八月下旬時嘗試發動了剛性政變──不過這從頭就是一場拙劣的冒險(misbegotten adventure),1917年的政治現實——也就是武裝力量對蘇維埃的最終效忠——很快令他碰了釘子。柔性政變則仰賴不同的戰略,藉由各種手段創建一個具有全國性支持的、範圍廣泛的替代性政權,而同時要求蘇維埃自願退出政治舞台。屬於這個範疇的,諸如秋季時的一些實驗,如民主會議(Democratic Conference)(校按:全名為「全俄民主會議」(All-Russian-Democratic-Conference),用來選議會籌組會議」(Pre-Parliament)的代表)和議會籌組會議(Pre-Parliament)(校按:又稱為「共和國臨時諮議會」(Provisional Council of the Republic))。其後的制憲大會日益變成一場柔性政變──也就是,引導蘇維埃政權體面地退出政治舞台。

對蘇維埃支持群體來說,到九月上旬對這個問題做出了決定;其時,莫斯科和彼得堡蘇維埃的新多數派表示要支持一個是全蘇維埃、反一致主義的政府。顯然地,即將到來的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也會採取相同路線。所以問題變成:不成文憲法是否會維持?蘇維埃的新多數派是否能夠對臨時政府的政策和人事任免和舊多數派有相同的最終控制權?通常的說法是,十月正是蘇維埃推翻臨時政府的時刻。從我們的觀點來看,這卻是臨時政府未能推翻蘇維埃的失敗時刻。

在此同時,蘇維埃指派布爾什維克黨擔當政治領導。這個選擇作為更根本決策的必然含意,便是為了確保蘇維埃政權的生存,因為布爾什維克是唯一願意且有能力這麼做的具組織性的政治勢力(左翼社會革命黨(Left Socialist-Revolutionaries [SRs]是有充分的意願,但幾乎稱不上是個有組織的政治勢力。)一月初制憲大會的解散(校按:1918年),讓平和地終結蘇維埃政權(也就是,藉由自願性自我解散)的最後機會破滅了。此後,這個問題要在戰場上解決(校按:指之後的內戰)。

第二次代表大會:十月在十月份的意義(The Second Congress: The Meaning of October in October

根據不成文憲法,代表全國蘇維埃的、定期選舉的蘇維埃代表大會,具有決定革命政府人事與政策的權利和義務。於十月25和26日舉行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就是這樣一種機構。我們常被布爾什維克黨人之間的戲劇性論辯,以及彼得格勒蘇維埃的軍事革命委員會(Military Revolutionary Committee)所組織的「武裝起義」弄得目眩神迷,以致傾向於遺忘1917年秋季的基本政治事實:在全國蘇維埃支持群體中新多數派的形成。

按照這種觀點,起義具有嶄新的意義:我們可以想像沒有起義而有第二次代表大會,卻無法想像沒有第二次代表大會而有起義。如同托洛茨基在大會中所說:「這場起義的政治方程式:全部政權藉由蘇維埃大會的方式歸於蘇維埃。我們被告知:不要等待大會。我們,作為一個黨,認為在蘇維埃代表大會中創造一個真正將政權掌握在其自身手中的機會,是我們的任務。」(The political formula of this uprising: All power to the soviets by means of the Congress of Soviets. We are told: you didn’t wait for the congress. We, as a party, considered it our task to create a genuine possibility for the Congress of Soviets to take the  vlast  into its own hands.)

據此,一窺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會議記錄,能讓我們對十月十月份的意義有一些認識──換言之,第二次代表大會作為整體,包含其多數派和少數派,究竟視它在做甚麼事情。根據不成文憲法,一個適當地構建的蘇維埃代表大會,有權決定政府的人事和政策。這是整件事的核心,且大會上沒人對此有異議,即使是布爾什維克黨人最堅決的敵人亦然。

相反地,他們透過其他手段,試著破壞代表大會的合法地位:首先,藉由退席讓代表大會喪失其法定必須人數,讓它轉變成一場「私人會議」。其次,藉由宣稱街頭上的武裝衝突和「內戰」讓代表大會的工作不可能完成。但必須注意:反布爾什維克的社會主義者,並未抗議對臨時政府要員的逮捕,而僅抗議對社會主義派部長的對待──而就算在此,憤慨也並非因為他們作為部長的地位而起,而是因為他們是一個黨團(party mission)的同志。最後,即使在承認代表大會有權創建一個新政府,甚至是一個排除任何非蘇維埃黨派的政府的同時,他們仍堅持這個新的蘇維埃政權代表所有蘇維埃政黨,甚至是所有民主勢力──因此孟什維克黨的馬托夫派(Martov wing)和左翼社會革命黨(Left SRs)也應含括在內──儘管創建這樣一個廣泛的聯盟是個不切實際的白日夢。因此,代表大會中沒人真正對不成文憲法提出質疑。

代表大會提交新政府的是甚麼綱領?在兩天會期中,完成了三件事:一項政府對「民主的和平」(democratic peace)的官方提議、土地轉歸農民及相伴的士紳地產廢除、以及「工-農政府」的創建。這三項措施,就那個時代的說法而言都是本質上「民主的」,且官方修辭和布爾什維克發言人都著重強調這種民主的性質。列寧出名的聲明──或許是新政權第一份宣言(譯按:即1917年10月25日的〈告俄國公民書[To the Citizens of Russia!])──如是說:「立即提出民主的和約,廢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實行工人監督生產,成立蘇維埃政府,人民為之奮鬥的這一切事業都有了保證。」(The cause for which the  narod  fought — the immediate proposal of a democratic peace, the abolition of gentry property in land, worker control over production, creation of a soviet government — this cause is now secure.)

在原稿中,列寧寫道:「社會主義萬歲!」但他將這個詞組劃掉了。這個事實指出了代表大會中論辯的另一項特徵:「社會主義」的低姿態(low profile),無論就字詞或概念而言。確實,是可以看到社會主義被提及為最終的目標。但布爾什維克黨人從未辯稱代表大會闡述的實際綱領是社會主義的──更發人深省地,那些攻擊布爾什維克黨的人,也未曾批判在俄國實行社會主義是不切實際的嘗試。「社會主義」在第二次代表大會恰恰並不是個議題。

那麼,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意義,便是此前的不成文憲法如今公開被認可為這塊土地上最終的律法。在二月創建的、雛型的政權──一個堅實地立基於工人和農民、且致力於革命綱領的政權──向世界宣告其生存與奮發圖強的堅定意向。

甚麼樣的革命?(What Kind of Revolution

我們對第二次代表大會及其綱領的審視,使得這個問題無可迴避:1917年的俄國革命是甚麼樣的革命?當然,在某些方面,一場在俄國發生的工-農革命無可避免是「社會主義的」,也就是說,它會是由堅定的社會主義者領導;這些社會主義者的終極目標是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社會。社會主義政黨絕對壟斷了人民(narod )的政治忠誠;且除了社會主義政黨外,蘇維埃體系中別無其他代表。更有甚者,布爾什維克黨人最終將他們的綱領置於全歐社會主義革命的脈絡中,他們認為這樣一場革命即將到來。另一方面,當我們審視蘇維埃政權在1917年的俄國實際採用的綱領,以及布爾什維克黨人對蘇維埃支持群體成天到晚釋出的實際訊息,我們會發現對於「民主」的訴求幾乎全然排擠了「社會主義」的訴求。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二分對比,可遠溯及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但在二十世紀初期之時,兩者出現了明顯張力的徵兆。1906年時,考茨基(Karl Kautsky)寫了一篇有重大影響的文章,題為〈俄國革命的動力與前途〉(Driving Forces and Prospects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這篇文章使得列寧、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喜悅,他們全都對它書寫評論。甚至到了1917年革命之後,考茨基的文章仍被列寧、托洛茨基、甚至是拉狄克(Karl Radek)認可為布爾什維克革命戰略背後邏輯的經典闡述。

考茨基在此論述俄國正經歷的「既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資產階級革命,也不是社會主義革命,而是一個相當特殊的進程,發生在資產階級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之間的邊界」。對考茨基來說,千秋萬代的(once and future)俄國革命並非資產階級的,因為它乃是由社會主義者領導;但它也並非社會主義的,因為無產階級的農民同盟者尚未對社會主義準備好。所有俄羅斯社會民主黨人(Russian Social Democrats)(包含托洛茨基)都同意:俄國的農民大多數(peasant majority)是社會主義轉型的阻礙,使得開創新局的(game-changing)歐洲革命沒能出現。

有鑑於此,將1917年革命理解為一場反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anti-bourgeois democratic revolution),似乎更為恰當了。創建和捍衛蘇維埃政權的這場革命,就其階級內容和其綱領而言,都是民主的。彼得格勒蘇維埃是由工人和士兵在首都創建──也就是說,蘇維埃政權自始就是個「工-農政權」(worker-peasant  vlast),也未曾失去這個特性。按照1917年所有人接受馬克思主義論述的規則,一場體現了農民利益的革命就是一場民主的革命。

如我們所見,蘇維埃革命就其1917年的綱領而言也是民主的。今日許多馬克思主義者都有一種想法,宣稱「革命的社會主義性質」(the socialist character of the revolution)是蘇維埃政權的綱領要講得通的邏輯必要條件。這種想法一經檢驗便站不住腳──而它在1917年確實也被列寧和托洛茨基本身有力駁斥。今日某些馬克思主義者可能也有某種傾向,將一場「僅只是」民主的革命蔑視為僅限於微不足道的改革和少得可憐的「最低綱領」(minimum program)。布爾什維克黨人則持非常不同的態度。他們將俄國的民主轉型──一種激進民主的創建、土地轉歸農民、對地主士紳作為一個階級的清算、以及生活各領域的現代化──視為一個高度雄心且有價值的使命。更有甚者,那是唯有堅定的社會主義者才能實行的。

這讓我們進入我們定義的第二部分:相對於古典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俄國革命從最初便是反資產階級的。首先,由於考茨基提出的理由:它乃是由社會主義者領導,而非自由派或任何流派的「資產階級」。其次,蘇維埃支持群體的兩翼──工人和農民──對特權階級(burzhui)和資產階級價值都懷著徹底的敵意。其三,俄國革命是在任何可運行的市場體系的加速崩解中發生的。

從起初──也就是,從二月──蘇維埃支持群體就對特權階級帶有敵意,無論就其狹義的產業所有權人(industrial owners),或就廣義的有產者(tsenzoviki)(這是一個對曾受教育菁英的侮辱性詞彙,衍生自限制選民數量的資產要求或「人口普查」[census])、工人貴族(beloruchki、以及其他對曾受教育菁英不友善的詞彙。即使在早期日子,當對於真正夥伴關係的希望還高漲的時候,特權階級也受到懷疑,以及確實是慣性推定而視他們為不真誠的。對於資產階級個體以及對資產階級價值抱持的負面態度,遠比對於投身建設社會主義制度的正面態度強大得多。反資產階級的動力,是有機地自蘇維埃政權這本身產生,而不只是社會主義知識分子的夢想。

諸如資產階級、市場制度和中產階級價值,都被始自1914年的俄國「混亂時期」(time of troubles)所摧毀,並且不存在重構它們的社會或政治意志。因此,蘇維埃聯邦中的社會主義,是藉由讓一個偉大的現代國家在沒有資產階級、自主市場或資產階級多元主義(bourgeois pluralism)的情況下工作的動力而獲得了內容。這場革命,無論短期的社會動力,或者長期的經濟結果,都在起初由蘇維埃支持群體的反資產階級動力決定了。

布爾什維克「霸權」:社會主義者領導農民(Bolshevik “Hegemony”: Socialists Leading Peasants

要理解為何是布爾什維克黨人被蘇維埃政權賦予了領導權,且其他黨派都沒有,我們得採取更廣闊的觀點,並審視在1917年此前定義了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所謂霸權戰略。「霸權」是一個在許多不同脈絡中有許多意義的詞彙。布爾什維克黨人用它來總結他們對俄國階級動力的觀點時,其首要的意味是: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會扮演農民的領導者(霸主[hegenon])。更完整的表述是: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會將革命進行「到底」(to the end),是藉著創建一個立基於工人和農民利益的革命政權(revolutionary  vlast),且拒斥自由派改良主義者企圖使革命停頓或走回頭路。

戰前的霸權戰略讓布爾什維克黨人占有優勢──一份最終使得他們得到第二次代表大會多數支持的藍圖。彼得格勒的布爾什維克黨人並不需要列寧替他們估量情勢,也不需要決心爭取蘇維埃支持群體──工人農民兵──贊同建立徹底的蘇維埃政權(full soviet power)的綱領、說服他們拒斥與任何菁英改良主義者的一致主義。加米涅夫(Kamenev)和斯大林等布爾什維克領袖確信臨時政府完全無法實行革命綱領,且必定很快就會顯露其反革命本質。

在這之中,農民盟友的角色仍是事情的核心。布爾什維克黨人之間在四月列寧歸來後的討論,多數是致力於確保所有人對於農民在革命的關鍵角色有所共識。這正是為何某些布爾什維克黨人堅持「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尚未完結」──這是「農民仍是個革命盟友」的另一種說法。列寧的回應是強調:任何所謂「走向社會主義的一個步驟」(steps toward socialism)(例如,銀行國有化)[譯註:列寧在〈論策略書〉(Letters on Tactics)說:「對銀行實行監督,把所有銀行合併為一個銀行,這還不是社會主義,但這是走向社會主義的一個步驟」(Control over a bank, the merging of all banks into one, is not yet socialism, but it is a step towards socialism.)]只能在農民的理解和支持下進行。

對農民的社會主義式領導的根本押注,不僅解釋了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的勝利,更解釋了布爾什維克在內戰中的勝利。在1920年(在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普列奧布拉任斯基Evgenii Preobrazhensky)將「中農」(middle peasant)形容為「革命的核心人物」(the central figure of the revolution):

在內戰的整個過程中,中農並未與無產階級一致踏著堅定的步伐。它不只一次搖擺不決,特別是面對到新狀況和新義務時;它不只一次朝向自身階級敵人方向移動。[但是]工∕農國家,立基於無產階級與80%農民的同盟,光是這件事實本身就讓政權在俄國境內沒有其他競爭者。

紅軍是霸權的體現:農民兵、革命社會主義者的政治領導、提供專業但欠缺政治影響力的官僚,全都共同奮鬥以捍衛工-農政權的存在。即使是孟什維克黨人丹(Fyodor Dan)也是如此認知。在1922年的書寫中,丹觀察到:以農民為基礎的紅軍,1920年在波蘭的挫敗,並不只是一場軍事失敗:

農民紅軍為了捍衛已經奪取的土地,面對地主可能的反撲,他將會以最大的英雄主義和最大的熱情奮戰。他將赤手空拳向前對抗大炮和坦克,而他的革命激情將感染和瓦解即使是最雄壯和紀律嚴明的部隊,如同我們所見德國人、英國人和法國人那樣…

但布爾什維克共產主義的理念,對農民紅軍的思考方式來說過於格格不入甚至是敵對的,以致於他本身無法被其感染,也無法以它來感染別人。用戰爭將資本主義轉化為共產主義社會的理念無法吸引他,而這正是對布爾什維克黨人而言紅軍潛力的限制。

丹對「布爾什維克共產主義的理念」有著奇怪的理解。儘管如此,他的評論帶出了兩個俄國革命的核心要點。首先,當它與農民利益相容時則強,當它偏離其界限時則弱。其次(這是丹含糊其詞的一點),農民幾乎難以構成一支有力的戰鬥部隊,除非它們被一個立基於城市部門的人民(the urban branch of the  narod)的政黨給予政治領導。

布爾什維克黨人完全致力於工-農聯盟以及,根據事實本身(ipso facto),致力於一場本質上「民主的」革命。直到列寧的最後幾篇文章,他才明確地提出無產階級能夠帶領農民大多數(peasant majority)一路通向社會主義。某些方面來說,這個觀點是與原始版本的霸權斷裂了,但更深刻地看,這不過是社會主義者領導農民這個核心理念更進一步的延伸。

作為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的列寧(Lenin as Bolshevik Leader

十月時,蘇維埃政權的領導權被託付給布爾什維克黨。以此觀點看待這些事件,會引起一種對列寧在黨內領導的新看法,這種看法帶出了某些非預期的特徵。不過我們得從一件事實開始:列寧是在1905年革命前與後,闡述和捍衛霸權戰略的首要負責人。在1915年十月,藉由主張工∕農政權(worker/peasant  vlast)會在革命第二階段掌權、取代反沙皇制但屬於護國主義(defencist)[譯註:即沙文主義派(Chauvinist)]的政體,他加強了他的方案[譯註:參見列寧〈幾個要點〉(Several Theses),收錄於《列寧全集》中文二版,第27卷,pp.53-56]。他由此提供了黨基本的戰略指導。

當列寧歷經十年流亡在四月歸來時,出現意見不一致和士氣低落(discord and demoralization)的可能性很大。當我們細看布爾什維克黨人間的相互讓步(give-and-take)後會發現,四月時列寧出眾之處,無論對自己或對彼得格勒布爾什維克黨人而言,在於他傾聽同黨同志、釐清何為首要何為次要、與協助澄清誤解的能力。讓我提出一個雖小卻發人深省的例子,來說明列寧如何從在地人士身上學習。在列寧歸來前從瑞士所寄的〈遠方來信〉(Letters from Afar)中,他不斷提及「工人代表蘇維埃」(Soviet of Worker Deputies)。當《真理報》(Pravda)刊印他的文章時,編輯靜悄悄地在這個詞組每次出現時改成正確的名銜「工兵代表蘇維埃」(Soviet of Worker and Soldier Deputies)。在列寧歸來後立刻發表的〈四月提綱〉(April Theses)的原文中,他仍舊使用這個不精確的縮寫名銜。在他的同志提醒他這個問題後,他馬上就改成了一個以農-工聯盟為基礎的重要象徵名銜。

在採納知名的三字口號「全部政權歸於蘇維埃!」(All Power to the Soviets!)這件事上列寧也值得讚揚,不過是在一個非預期的方面。這個口號並出現在〈四月提綱〉或四月29日結束的黨代表會議的決議中。它最早有記錄的使用,似乎是出現在四月21日的反臨時政府示威,在街頭上揮舞著的一面旗幟。列寧注意到它的出現,後來在五月2日刊載於《真理報》的文章上引用它(譯註:應是指〈政權危機〉一文,收錄於《列寧全集》第30卷,pp.1-3)。這個口號不僅是在匿名的旗幟或個人署名文章上出現,還在代表黨的權威文件上首次出現——五月7日的《真理報》。由此可見,列寧具備足夠的敏銳去觀察到這個口號,並指明其可能性。就目前的證據,確實是列寧將它從匿名旗幟中提昇,並使它成為布爾什維克鼓動的核心。

在七月事件(July Days)之後,列寧認為不成文憲法已被取消,且當下的蘇維埃體系已不再有能力行使權力。他因此想要撤回「全部政權歸於蘇維埃!」的口號。如他後來所承認,這是一次左傾偏離(leftist deviation)。幸運的是,其他的黨領袖設法讓這個口號完整保留了,而這對布爾什維克在秋季是有利的,那時蘇維埃體系得到了新的活力。如同這段插曲顯示的,列寧是個有效的領袖,是因為他是一個能夠糾正個人誤解的團隊的成員。

回顧列寧在十月慷慨激昂地勸說(haranguing)其布爾什維克同志揭竿起義的戲劇性事件,我們應當聚焦在他的核心論述:全國的蘇維埃支持群體,農民與工人,已拒斥任何類型的一致主義,從而已事實上(de facto)聲明贊成建立徹底的蘇維埃政權。武裝起義無疑是個好主意,但並非起義本身創建了蘇維埃政權──相反地,它保護了第二次代表大會及其將不成文憲法轉為成文憲法的能力。

列寧是一個團結的黨的強大領袖。但這個黨並非因為他是個強大領袖而團結──相反地,他成為一個強大領袖,乃是因為黨團結在以社會主義領導權來建立工-農政權的基本戰略。

1917年的澄清(1917’s Clarification

回顧從二月到十月事件的進程,我們將明白蘇維埃政權的既不大可能性(improbability)也不可避免性(inevitability)的箇中原因。十月之所以可能,因為三個高度不尋常的境況的匯合:前政權的徹底崩解,工農兵組成的機構之創建立即贏得軍隊有力的效忠,存在的地下黨具備了一套國家結構(national structure)與一份回應前兩個境況的、準備好上路的(ready-to-go)綱領。

在沙皇政府垮台的幾小時內,所有這些特徵都變得明顯。此後,十月看起來幾乎無可避免。一致主義是個死胡同,因著俄國人民的渴望與菁英階層之間的深刻分歧。當這變得顯然,布爾什維克黨人與其徹底的蘇維埃政權的綱領,便成了蘇維埃支持群體僅存的唯一替代方案了。甚至連反革命都算不上一個真正的替代方案,因為它尚未準備好掌權以鎮壓蘇維埃。

因此,1917年是澄清這場戰役(校按:內)的利害關係(the stakes)的一年。1917年創建的工-農政權在其後的內戰中存活下來,但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其中一場災禍,便是全面廢除政治自由──即使這是布爾什維克黨人在戰前的核心目標。不過,就幾個關鍵的面向上,早期蘇俄仍能被準確地形容為一個「工-農政權」。地主階層全被作為一個階級被清算,受過教育的前菁英被徹底革除權力,新政府機關日益增聘工農為職員,新政府中的許多政策以爭取這些階級的支持為目標(例如,群眾掃盲運動[mass literacy campaigns]),而工農們持續地被以歌曲和故事稱頌。即使是大規模的政治不寬容,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種「民主」的特徵,其反映了普遍的大眾價值。

無論這是好是壞,在1917年二月創建、且在十月藉著接受布爾什維克領導而被保留下來的蘇維埃政權,將自身建成了一個在世界上的強大力量。

關於作者

Lars T. Lih是一位住在蒙特婁的學者。他出版的書包含《俄國的麵包與政權,1914-1921年》(Bread and Authority in Russia, 1914–1921 )和《重新發現列寧:脈絡中的〈怎麼辦?〉》(Lenin Rediscovered: “What is to be Done?” in Context.)。

廣告

發表迴響

在下方填入你的資料或按右方圖示以社群網站登入:

WordPress.com 標誌

您的留言將使用 WordPress.com 帳號。 登出 /  變更 )

Google+ photo

您的留言將使用 Google+ 帳號。 登出 /  變更 )

Twitter picture

您的留言將使用 Twitter 帳號。 登出 /  變更 )

Facebook照片

您的留言將使用 Facebook 帳號。 登出 /  變更 )

連結到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