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幾天:寫在下一個階段之前

時序走到六月,我在台大的第五年即將告終。結束雙主修社會學系和輔修經濟學系的大學部課程,接下來的三年我將在台大醫院見實習,更之後的日子也粗略 有了盤算——雖然還有諸多機遇,非得見招拆招不可。我躊躇良久是否要寫些甚麼留作記念,又害怕太過矯情:人生中的許多關口都是人為地、甚至經常是後設地建構的。然而,這些不足為外人道的——無論是大張旗鼓對外宣示的,或者只是在內心默默陳設的——rite of passage,後來也確實往往起了非預期的作用,無論好壞。又或者,我可能是迫切地想和一些事物作出斷裂。無論如何,知我者、罪我者,都請容我媚俗一回,把它視為生命史中一個時代的結束,而在此留下幾個粗糙的痕跡。這必然是局部而毫不周延的反省。事實上,我想要放在這份編年史裡面的,也只是社會學這門 學科(甚至只是台大社會系)至今而言對我的意義。

就像有些人知道的一樣,最早接觸到社會學,是因為當初在高中校刊社擔任主編時,為了製作野百合學運16年(事實上,更精確地說後來成了80年代學運史)專題而北上兩天,採訪范雲、蕭新煌、吳叡人、李明璁、夏鑄九(依時序)等人。至於為何是1990年的三月學運?只得說是對我說生之年(1989年)的 身世追尋,使我那時也同樣迷戀於六四、柏林圍牆倒塌等事件。

除了採訪,我也事先研讀了市面上和高中圖書館能找到所有的相關史料(如前衛出版社的「那幾本書」(范雲、鄧丕雲、林美娜……)、何金山等的《台北學運》、當然還有何榮幸的《學運世代》),以及社會運動理論(如Porta et al)。在採訪之後,除了生產出三十頁還算個樣子的專題,也引發了我對社會學(雖然更精確說,是台大社會學系——我至今永遠記得我在三樓的教師休息室採訪 范雲師的種種細節,也記得同日凌晨由康橋鴨老師泛黃燈光、低聲放著爵士樂的研究室步出,那個雨夜甚至他開車載我們到入住的鹿鳴雅舍)的好奇。不知是幸與不 幸,那時起,我開始埋首於台南一中圖書館並不豐富的社會學古典三大家原典,帶著朦朧的理解與不理解,愛上這些老傢伙的筆觸——誠然是一種後來才慢慢屏棄的 名言錦句閱讀法。

對「學運世代」的好奇延續著,使我在重考前夕跑去參加第三社會黨舉辦的活動(後來甚至當了一段時間的「黨工」)。在那裡除了與保持通訊的范雲師重逢,也認識了李丁讚老師,接著才認識了李問,然後是楊緬因。然後,學測之後,申請第二志願台大醫學系,自傳裡面不但誠實地說希望入學後可以雙修社會系 (「延畢也在所不惜」這句則被家人刪掉了),還寫道希望加入大陸社或濁水溪社(事實上,儘管重考那段時間曾在大陸社頻繁出沒,後來也確實與這兩個社團關係 匪淺,卻始終未成為正式社員),此外也附上了李丁讚老師的推薦函——簡言之,做了以上這幾件現在了解醫學系生態後覺得明顯是反指標的幼稚(?)舉動後,我 最後還是不知為何地錄取了。

重考期間,除了以「高醫醫學系肆業學生」在《中國時報》發表了第一篇投書,也和李問、緬因開始經營地下電台海島新聞,並且陪李問一起去社會系旁聽范雲師的「社會組織」。很有趣的,五年前社組是我在台大社會學系上過的第一門課,這學期它也將成為我在社會系的最後一門大學部課程(三678)。

進入大學的第一學期(97-1),醫學系的課程就已相當繁重,課表上填不下任何社會系的課(不過這也在預料之中,因為我重考前就已大致排好大學前五 年的雙主修課表),不過我還是用夜間時段修了陳東升老師的「新生專題」。高中因為校刊圈子而要好的雪雪是這門課的助教。雖然我最後因為車禍、其他科目跟不 上以及因抗爭而缺課等原因把它退掉了,但還是很認真地研讀了多本戰後台灣戰後政治經濟史的著作,這些書滋養了我目前的主要研究關懷。我還記得,(同樣是)一個雨夜,課後我撐著傘跟東升師一起走了一段路,告訴他我的雙修計畫,不過沒有得到很正面的回應。

這沒有澆熄我對社會學的熱情。下一學期(97-2),我正式修讀范雲師開在醫學系的必修「社會學丁」。我第一次非常踴躍地在課上發言,也認真寫了所 有bonus作業,拿到最高的92分(一上一團糟的成績也在這學期得到救贖);不過,更重要的是在這門課認識同鄉阿姊助教秋虹,因而後來才認識介修,開啟 我以醫學場域作為陣地的想像,甚至還當了他們的伴郎。這個學期,我還參與了「百大維新」,和李問一起執筆撰寫「通識教育評鑑報告」;海島新聞則由國際新聞 轉型為校園新聞,介入校內學權運動,並且第一集就因報導學生餐廳統包商問題而被活大禁播。我執筆聲明〈我們就是要引起爭議〉批判校方並發起連署,當然社會系的老師還是全校最挺的。

進入二年級(98-1),課表終於釋放出空間。我一口氣修了四門社會學選修課,林鶴玲老師的「資訊社會學」、曾嬿芬老師的「經濟社會學」、柯志哲老師的「管理社會學」和因八八水災而加開的夜間課程「災難與社會」(因為這門課,我終於見到所有社會系的老師)。值得一提的是,因為私下和曾老師聊天,聽到 她學生時代上經濟思想史(張漢裕)和貨幣銀行學對日後研究經濟社會學的啟發,使我之後萌生輔修經濟系、潛入資本主義敵營的想法和行動。

這個學期,醫學系也必修人類學、社會學、法學和倫理學雜匯的「醫療與社會」。正是在吳嘉苓老師授課的那個月,本班發生了「雞腿事件」,讓我有機會以 社會學觀點分析醫學教育,投書《蘋果日報》、甚至以系學會文刊部長的身份上教育電台節目發言,後來也開啟了學生自評和課程改革的參與契機。說到文刊部,要 感謝喬峯學長跑來我的心理學(或物理學?)課堂上邀請,讓我一個大二學生有機會復刊《醫訊》,連續三年在主編的位置上耕耘。我堅持要用《醫訊》這個名字, 是因為我早先便聽聞它是80年代(後來才知道更早便是)重要的學運刊物,甚至還有以此為名的「醫訊法言事件」。我打從心底想做的是一份紮實的「醫訊史」, 這個願望要到我卸任前才在亮甫的大力協助下完成。當然,我那時並未想到,能像現在和那些學運史上的醫學院學長姊一起聚會、把酒言歡、暢論歷史與時事。除了 這些,我也在迄今最多的31學分下拿到最好的成績(平均89.87分,GPA4.18,名次26/129)。

接下來的98-2學期,除了剛逝世林端老師的「中國大陸社會」,我修了兩門對我影響最大的課:賴曉黎老師的社會思想史,以及林國明老師的歷史社會 學。小狸老師的課讓我第一次實作了讀書(內部邏輯—外部效應)的基本「章法」,養成摘要的好習慣,也習得概念圖、學術社群、查資料等技能。很多人因為老師 而挫折,我當然也挨了許多罵,同時卻也深受老師的治學熱忱激勵(當然也包括得到好幾本贈書等等)。因為這門課,我也更確信自己對社會理論的興趣。國明老師 的課儘管他自己似乎覺得不是一個成功的嘗試,但我卻深深感謝他引領我走進歷史社會學的堂奧,隨著Moore、Skocpol、Perry Anderson、E. P. Thompson等
的經典文本思索資本主義和現代國家的起源與發展,而方法論的相關論辨更成為我心中至今常存的核心命題。此外,這個學期我也成為醫學院 學代(這件事並沒有放在我的人生議程中,並非因為我厭惡校園政治,而是我本相信:對長於修辭卻拙於言語的自己而言,參與政治比較適切的方式是「幕僚」), 並且當會期參選副議長落敗,而後在下一會期成為副議長。

二升三的暑假,我一邊以暑修拉丁文的名義滯留台北,一邊參與了96級同學們(雖然因為重考而成為學長姊了)的考社研所理論讀書會,此外也首次聽捲哥 和宜家講到紹興社區一事。然後在八月中旬時我才正式得知獲取雙修輔系資格,又一面不免有些憂鬱地望向大三大四地獄般的醫學院生活。

是的接著我面臨了地獄般的試鍊,套句我某篇文章的標題,是一場「記憶與遺忘的鬥爭」。這個學期(99-1),我沒有空間(在這個意義上亦等於時間)修任 何社會系的課,反倒旁聽了政治系的基礎國關、國關理論和政治經濟學。正如在社會系修課時一樣,我盡可能地把老師開的所有延伸閱讀都找來看了,單就此論還是 頗有些收穫的,尤其政治經濟學成為我此後自修的重點。不過,這學期的醫學基礎課程搞的我一個頭兩個大,只修了最少的20學分(雖然課表照例幾乎全滿),成績卻最慘烈,也讀得索然無味、毫無成就感(平均70.95分,GPA2.54,名次110/127)。在跨過2011年一月時,我得知李問錄取了他的第一 間美國研究所的好消息,卻也是繼鄭天睿後第二個大學摯友長別離的壞消息。

於是,三下和四上(99-2、100-1)我對課業沒有太多回憶,成績沒有更差了,但也沒法修任何社會系的課,比較值得註腳的大概只有四上時歷史系 的杏如師。烽火四起的2011年以好氣又好笑的0226「我要過馬路」事件開場,而從國光石化起也算是我開始更密集地往街頭跑的時期。然後,五月時,和因 為學權小組而熟絡的張豆豆、以及《醫訊》學弟金花花,一起在網路上號召醫學生在勞動節上街,結果意外捕獲了一群人,遊行解散當晚在台大醫院地下室形成組 織,也就是現在的「醫勞小組」。看來,介修在遊行途中傳來的簡訊:「這是千里的長征」,是有其先見之明啊。六月,《醫訊》和《意識報》合作紹興專題,已略 感肅殺之勢;十一月校慶抗爭,受到很強大的反挫。當然,那個在大陸社放聲嚎啕,哭得不能自已的、以酒澆落雨勢的夜晚,甚至是在我醉著回到宿舍還接到父親嚴 詞責罵電話的夜晚,我是一輩子不可能稍微忘卻了。

也許,是因此決定今後要有所斷裂。四下(100-2),睽違一年半,我回到社會系修課。小狸的「日常生活社會學」再次鞭笞了需要他律的學術靈魂。「社會運動」是我第一次上修哥的課。旁聽華真老師Gramsci課是最迷人也收穫最豐的,非常喜歡這種理論與現實有機連結的學習方式(甚至還在王家擋拆現 場、在老師面前讀起《獄中札記》來……),做和正課同學相同份量的作業都甘之如貽,也是大學生涯中最有成就感的小組報告經驗。此外,在四上順利帶了一個相 當有熱情的(人數沒有遞減,摘要和作業繳交狀況良好)《資本論》讀書會,帶大家逐章go through第一卷後,四下剛開始的二月便加入介修登高一呼號召的Wright《真實烏托邦》讀書會。三月中旬,因為白色恐怖校園講座之故,而逐漸直面 了曾使我驚懼、躊躇不前的家族史,在史料和家族訪問中拼湊出我所不認識的舅公祖林書揚,甚至從而是我的祖母、我的父親、乃至於我自己,的面貌。學期將届 時,為校務會議否決陳文成立碑案而寫的「我的台大日記」引起不小迴響。是的那也是一個大雨天。

然後便是上學期至今。除了必修的「社會研究方法」(李瑞中、林國明老師)、「社會學理論」(何明修老師)、「社會心理學」(藍佩嘉老師)和「社會組 織」(范雲老師)等等,我也嘗試了研究所的課「階級形構」(何明修老師),以及在完全不同的另一門「資訊社會學」中重溫小貍教誨(老師:「我們還是當朋友就好」)。教室以外,繼《醫訊》之後,我復了另一個學運社團:台灣勞工事務研習社。雖然,到了這個年紀,過去幼稚憧憬的懷舊浪漫逐漸沖淡了,而代之以希望橫逆命運、介入現實的心緒。

對知識也是這樣的。就像幾天前和邑軒說過的,我很慶幸自己念了社會學,使我能用一種比較健康的態度重估自己消失的童年、壓抑的家庭經驗、一路迂迴前進的軌跡,使我比較能夠坦然看待在所處的社會位置上養成的種種慣習:疏離的、後撤的、過度反思的──使我進行「反思的反思」,從而逐漸消解那些假想籠罩的陰影。由此,也越來越能夠兼而珍惜自己的稟賦和局限,社會條件形塑和劃界的面貌。帶著它,不抱希望地與命運鬥爭,其實並不再那麼畏懼。

四年半來,已經修過170個醫學系的學分(共同必修12/12、體育4/4、通識19/18、系訂必修126/251、選修9/0),而為了雙輔也多修了76學分(社會必修27/39、社會選修27/27、經濟必修 22/28),平均一學期修了27.3學分。這個學期順利的話也就能夠把雙輔多修的94學分都告一段落。但是,其實學分所能衡量的實在太少。到了這個年紀,早已知道教室所學(尤其大學部課程)的局限,也苦心求索自律與共學、理論與實作的平衡。在醫學系嚴密規訓的時間表下,能做的選擇非常有限,卻也在條件的限制下發展了新的可能性:像是預先自修政治社會學/文化社會學以在課室修習歷史社會學/日常生活社會學,或者在修習經濟社會學和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上進一步延伸自修。重要的是,我一方面在各領域認識了好些師友,一方面對知識、歷史和現實都有許諾,一方面也逐漸建立了相對自主性,準備打開自己的可能空間(space of possibilities),今後需要的是更多的累積。是以此文結算損益,繼續向前。

我希望自己交代得足夠誠實,甚至還要更誠實,但我已盡力。

2013.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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