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走回頭路」:埃及的繼續革命(7)◎Philip Marfleet│陳宗延譯

伊斯蘭主義與左派Islamism and the left

    革命牽涉到與伊斯蘭主義和老左派政治的斷裂。為要走上街頭和發動群眾罷工,百萬人民拋棄了失敗政治(the politics of defeat)的抑制。但工人運動仍受這些傳統抑制。它如何能進展──更具體說,它如何能在穆斯林兄弟會在選舉得到群眾支持的脈絡下推進?

 

    過去10年來,一些政治活躍份子,特別是年輕人,急劇由伊斯蘭主義向左移動。一個關鍵原因在於與被伊斯蘭主義議程影響的埃及世俗基進派並進的、越來越多的參與。自從與巴勒斯坦「起義」(intifada)在2000年的大團結運動浮現後,以及其後在反戰動員、在民主運動及在工人的、學生的與社區的鬥爭中,變得清晰。邁赫迪(Rabab El Mahdi)指涉的是這些面對國家的競選循環(cycles of contestation)的「溢出(spill-over)」效應,在2000年和2010年間每個鬥爭階段都帶來增加的信心、並刺激進一步的行動:

 

[那些涉入者包括]在各式各樣工廠和國家服役的活躍份子;在處於遙遠鄉村的學校的抗議中發動靜坐的父母親;被城市淨化方案(urban clearance schemes)迫遷的貧民窟居民;絕食抗議警察拷問他們孩童的母親;大批遊行以要求近用淨水的村民和鎮民[1]

 

    整個19801990年代,對穆巴拉克國家的反對已受兄弟會主導:在始於2000年的鬥爭中,許多伊斯蘭主義者首次遇到獨立左派的活躍份子。出現了猛烈的論辯,特別在校園中,伊斯蘭主義的意識型態和實踐被系統性地檢驗。新左派緩慢地鞏固,吸引了早先可能會留在伊斯蘭主義圈子中的年輕人。它的關鍵策略是,只要可行,就參與穆斯林活躍份子並肩的對以色列、帝國主義戰爭、警察、地方雇主和大學老闆的鬥爭。特別是對革命社會主義者,一個整個1990年代都在地下運作的團體,關鍵策略原則是持續地反對國家,與那些準備好要戰鬥的人在行動上結合。革命社會主義者「有時與伊斯蘭主義者一起,從不與國家同路」,永遠維持一種獨立的革命馬克思主義政治[2]。這是對蘊含著統一陣線(united front)策略──一種直接參與和其他人一起的共同鬥爭,以捍衛埃及群眾相對於國家及更廣泛地相對於帝國主義
直接利益的手段──的關鍵原則的創意運用。在
2012年評論他們對伊斯蘭主義者的取徑,納吉布觀察:

 

我們的分析指出不同伊斯蘭主義潮流之內和之間,他們的資產階級領導者與他們的小資產階級平民(rank and file)以及他們大量在工人階級和在貧困鄰里的選民之間的矛盾。這些矛盾總是承載於模稜兩可的宗教標語中,而即使伊斯蘭主義者反覆適應於政權,由於缺乏替代方案,部分群眾寄望他們作為唯一認真的反對者[3]

 

    兄弟會的年輕成員和支持者,被行動、以及數十年來未曾被左派公開提出的問題的論辯(包括高度緊張的議題,諸如宗教宗派主義[religious sectarianism]的性質、反錫安主義[anti-Zionism]與反閃族主義[anti-Semitism]、女權以及民主的性質)所吸引。這些交流,也是將伊斯蘭主義者和反戰活躍份子連結於支持伊拉克和巴勒斯坦人民的主題上的一系列大型國際研討會中顯著的特徵[4]。對左派來說,在原則上反對伊斯蘭主義者,無視兄弟會倡議(包括釋放政治犯的運動,及與以色列侵略的受害者團結)並且避開論辯,是自殺性的──證明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沒有從斯大林主義的悲劇學到任何東西。作為這些參與的結果,個別活躍份子的方向從伊斯蘭主義陣營轉向左派──一個反映了伊斯蘭主義政治中深刻矛盾的發展。當鬥爭的程度加劇,這很快就變得更徹底。

 

    兄弟會的困境從一開始便很清楚。在2011125日抗議前數日,它最突出的人物之一,埃爾─埃利安(Essam el-Erian),說組織不會支持公眾動員[5];穆爾西(現任總統)告訴活躍份子,兄弟會「不會隨從一幫小屁孩」[6]125日的抗議規模和政權的反應,很快就帶走上千名它的成員進入鬥爭前線。領導者迅即大幅轉彎,宣布128日禮拜五會是「暴動之日(the day of the intifada)」[7]。那是許多活躍份子被殺的、猛烈戰鬥的一日。一位革命社會主義的成員回憶:

 

伊赫瓦尼[兄弟會]領導者,藉由一開始告訴成員不要加入抗議,而讓他們的組織受到很大損害。伊赫瓦尼已反對穆巴拉克數年──但當危機終於來臨時,他們在哪裡?事實上領導者無法控制[伊赫瓦尼的]平凡的修士和修女,而無論如何他們加入了我們。他們大批出現,特別是在128日──我們知道他們是伊赫瓦尼──而且他們帶著很大的勇氣戰鬥,與我們並肩,與人民並肩。他們是有組織的,且非常有戰鬥力。我們全都團結而不計宗教或組織的差異──但伊赫瓦尼卻跟在人民後面[8]

 

    數十年來,兄弟會領導者在政權手上接受了各種凌辱。埃及的監獄充滿他們的成員,即使是長久謝絕在運動中扮演活躍角色的八旬長者(octogenarians)也被穆巴拉克以懲戒的理由下獄。兄弟會會議經常性地被禁止或攻擊,而在選舉時有受歡迎的伊斯蘭主義候選人的投票所被野蠻地攻擊[9]。面對許多回應的機會,包括作為反戰運動和民主運動的一部分,大多時機領導人都拒絕了──這觸怒了很多成員,特別是年輕人。它的領導人辯稱他們玩的是長遠的局(played a long game)──永遠都不是採取主動的時候,當條件證明為偶然時可能是上帝允准insha ‘Allah (God willing))。當策略不明確,兄弟會後撤到甚至更為膽小的取徑:在2009年一個由保守派的巴代(Mohamed Badei)領導的團體贏得控制,並開始限制組織的政治活動。政權變得自滿:在2010年選舉,它的操控投票(vote-fixing)和暴力表現太過下流,以致於甚至連兄弟會都退出了,憤怒的凌辱。當2011125日革命開始時,組織仍在舔傷,而兄弟會被掃地出門。

 

    當穆巴拉克在20112月倒台,兄弟會領導人相信他們的時刻到來──在超過80年後他們就要進入埃及的權力廟堂(halls of power)。然而,有兩個阻礙:軍事菁英和人民。送走穆巴拉克,軍事領導人任命最高軍事委員會為國家內的統率權威。兄弟會領導人並未花太久時間重新聚焦他們的努力:與數十年的政治實踐一致,他們以那些掌權者為目標,開始追求將軍們(court the generals)。塔瑞克(Tarek)評論對世俗活躍份子的看法,認為在2011年頭幾個月,「穆斯林兄弟會和最高軍事委員會出現在同一頁」;他們享受了一段「蜜月」,一次「雙方都會獲益的幕後交易、協議或和解」[10]。換取最高委員會的偏袒待遇,包括對選舉安排的有利位置和書寫一份新憲法,兄弟會準備好要平定群眾運動。

 

    兄弟會的領導成員說,他們不會提名總統候選人,且只會競逐25%的國會席次,暗示尊重軍方及其政治偏好。埃爾─埃利安堅持,兄弟會不是政黨,且對權力沒有興趣:「我們和人民一起工作。我們的目標是人民。不是權力」[11]。關於總統議題,他堅持,「我們將不會有候選人,無論是男人或女人。我們現在根本將不會有候選人,完全不會」[12]。兄弟會逃避了關於埃及與以色列的和平條約,那是它在穆巴拉克時代強烈反對的,也逃避了對平民(civilians)進行軍事審判的主題(它自身的多位領導者被軍事法庭囚禁)。群眾示威同時繼續著,要求審判穆巴拉克和渣渣、清洗國家機器、以及對起義烈士(martyrs)的正義。跨產業的罷工激起各式各樣的經濟議題且追求塔西爾tathir)──清除貪腐管理者和企業主,及國營工會的敵對官員。越來越多的街頭行動和罷工遭到獲最高軍事委員會明確批准的警察攻擊;大多數靜默著,兄弟會實際上替新的壓制背書,同時它避免了關鍵的全國性示威,包括20115月一場象徵上重要的「第二憤怒日(Second Day of Rage)」(訴求追求「完成125日革命的目標」)[13]。當兄弟會年輕派成員抗拒領導、大量參與憤怒日,組織中的緊張終於公開出來。

 

    兄弟會現在遭遇一系列的劣勢。它長期被視為(尤其在埃及之外)鐵板一塊的集團(monolithic bloc),其中忠誠派成員在宗教信仰和組織忠誠的基礎上被灌輸要服從。這與描述伊斯蘭主義團體和黨為「均質的,其成員毫不質疑地效忠於和法西斯主義或斯大林主義的
式相類的僵固領導權」的願望一致。在一份寫於
20111月起義後的《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Council for Foreign Relations]的期刊)的分析中,伊赫瓦尼仍被稱為「堅不可摧的穆斯林兄弟會」,其「成員忠貞地在地方層級執行它的全國領導者的目標」,讓領導人能夠「隨心所欲(as they see fit)」動員跟隨者[14]。這明顯地是錯誤的。在1996年,對領導者的自由派批判者離開而建立了瓦薩特黨(Wasat Party)。在2010年,異議成員建立了一個改革陣線(Reform Front),要求更開放的內部結構。當革命在20111月開始時,許多成員無視於領導者──他們與工作夥伴、學生同儕、鄰居、家人和朋友的連帶,比對兄弟會指揮部maktab alirshad or Guidance Bureau)(關鍵的決策主體)的老人的忠貞來得更大。改述穆爾西的話,兄弟會成員「小屁孩的隨從」。在穆巴拉克倒台後民主活動的綻放中,平民成員參與在各式各樣的街頭抗議、罷工、和學生與社區倡議。他們被橫跨全社會集體信心的躍升深刻感染──不願接受就秩序和最高軍事委員會、或指揮部的權威。

 

    這反映在組織中的年輕人增加的異議上。在20113月,領頭的活躍份子發動一場網路運動以吸引對一個新組織納達(復興)黨(Nahda (Renaissance) Party)的支持,強調一個符合革命需求的經濟綱領的需求,以及女性和基督徒的權利。在20113月,他們和其他人組織一場研討會,在那裡年輕成員論辯他們該如何進行群眾運動。在數月的緊張增加後,數百名年輕活躍份子從組織中分裂,建立了埃及潮流黨(Egyptian Current Party),它在201111月時聲稱上千名成員投入到群眾運動及更進一步的基進變革的利益中[15]。對異議反應激烈,兄弟會的最高指揮(Supreme Guide[16]巴代說,沒有任何組織成員被允許加入任何它新建立的自由與正義黨(Freedom and Justice Party (FJP))以外的黨。很快兄弟會就有大量開除,包括歷史性的領導人物如哈比(Mohamed Habib)和後來在總統選舉對上兄弟會候選人的埃爾-浮屠(Abdel-Moneim Abu el-Futouh)。


[1] 邁赫迪, 2009, p100.

[2] Chris Harman設定的取徑, 1994.

[3] 納吉布, 2012b.

[4] 2003年和2008年之間規律舉行的開羅研討會,吸引上千參與者,包括上百國際大使。

[5] Fahmy, 2011.

[6] Al Masry Al Youm, 2012b.

[7] Mekhennet and Kulish, 2011.

[8] 在開羅的採訪,20114月。

[9] Marfleet, 2009.

[10] Tarek, 2011.

[11] 開羅評論,2011, p95.

[12] 開羅評論,2011, p100.

[13] Ezzat, 2001.

[14] Trager, 2011, pp119 and 115.

[15] 金字塔線上, 2011a.

[16] Murshid──指揮或老師(guide or teacher)──在英文通常出現為「最高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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