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走回頭路」:埃及的繼續革命(6)◎Philip Marfleet│陳宗延譯

斯大林主義的遺緒 Stalinist legacy

    埃及自1960年代以來左派的紀錄,是斯大林主義共產主義歷史中最淒慘的之一。當埃及共產黨在1965年解散時,其領導人物加入納賽爾的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國家唯一合法的政黨。這理論上是一個群眾會員組織(mass-membership organisation),在各鄉村、在每個城市中心、及在工場和教育機構有分支。事實上它是一個空殼組織──它沒有內在生活,而且事實上沒有會員。納賽爾自己最後承認:「事實是我們沒有內部組織,除了在書上」[1]。工會不過是國家的代理者,由官僚和軍官營運,他們控制了國家政治生活的每一方面。在工場,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的正式角色是推動教育:事實上它作為保安部門運作,維持對工人甚至對地方管理者的監視。曾為納賽爾最親近的合作者之一的新聞記者海卡爾(Mohamed Hassanain Heikal)觀察,在產業中,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主要作為間諜系統運行[2]

 

    加入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前共產主義者永遠地拋棄了獨立組織,成為專政的辯護士(apologists)。他們在1970年代持續的工人鬥爭中,沒有扮演有意義的角色。組成短壽的共產主義工人黨(Workers’ Communist Party)的年輕活躍份子,試圖彌補缺陷,卻在埃及共產黨的崩潰的陰影中進行。到了1980年代,老左派的殘餘堅定地立足於塔干姆。一開始這個黨擁有15萬名會員和2萬個活躍核心;它的週報,《人民報》(AlAhali),據稱有13萬份的發行量[3]。即使這些數字是誇大的,很清楚的是在社會動亂之時,這個黨擁有了大量聽眾,它準確地投向穆巴拉克的懷抱。除了抗議埃及對以色列的「正常化」之後,塔干姆沒有特殊的輪廓。它的領導者將他們的主要任務視為反對伊斯蘭主義運動,並預備替此政權對抗穆斯林活躍份子的極端暴力背書。在1990年代中期,秘書長(secretary-general)阿薩德說:「我們相信統治政黨的政策對國家是錯誤且危險的,但伊斯蘭主義團體更加錯誤且更加危險」[4]。此政權便隨心利用塔干姆:經常有斷言說,官方操弄選舉偏袒塔干姆,以破壞兄弟會運動[5]

 

    1999年,阿薩德做了一個奇異的坦白,評論埃及的合法政黨「在埃及政治中不代表甚麼,且在任何埃及人民中不具地位」[6]。他說,所有這類組織──包括他自己的──都「只是浮沉於社會表面的個體的群集」[7]。在2011年,此黨的選舉論述主張了對各式各樣政治理想的承諾:它支持民主、自由、公民國家(civil state)、正義和平等;反對貧窮、壓迫、暴政、貪腐、限價(price-fixing)和失業[8]。在此是另一種改良主義:訴諸19301940年代共產主義運動的記憶的,以及一種長久失去其意義的基進主義。它與伊斯蘭改良主義共享一個關鍵特徵──皆將人民群眾視為他們政治計劃的客體,不鼓勵獨立行動和對國家的挑戰。但在斯大林主義崩潰創造的真正令人恐懼的情況下,伊斯蘭主義者有更多的影響──他們在工團和透過福利計劃的工作,以及他們上千名活躍份子面臨的壓制,給予伊斯蘭主義作為政治計劃的可信度(credibility)。.


[1] 引自Baker, 1978, p96.

[2] Heikal, 引自Baker, 1978, p189.

[3] Jadaliyya, 2011.

[4] Al-Ahram Weekly, 1995.

[5] Jadaliyya, 2011.

[6] 在關於「埃及多黨派主義20年(Twenty years of multipartyism in Egypt)」的論辯中做出評論,於Hussein, Al-Said and Al-Sayyid, 1999, p77.

[7] 引自Hussein, Al-Said and Al-Sayyid, 1999, p77.

[8] 塔干姆,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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