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泛左翼黨」戰略的國際資產負債表(4)◎John Percy│陳宗延譯

 

德國

    「泛左翼黨」取徑的擁護者也贊許地引述德國的左派黨(Die Linke (The Left))。一般而言,這是正向的一步,但是為德國馬克思主義者提出一些弔詭的問題,包括與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ic Party (SPD))聯合政府的問題

    左派黨創建於2007年,由舊統治的東德社會主義平等黨(民主社會主義黨)(Socialist Equality Party of East Germany (Party of Democratic Socialism))的進步派殘餘,和勞動社會正義黨─選舉替代方案(Labour and Social Justice — The Electoral Alternative (WASG)),一個由社會民主分裂出來、由前社會民主黨主席奧斯卡‧拉封丹(Oskar Lafontaine)領導的左派,合併。在2009927日的選舉,社會民主黨選票崩盤,而左派黨得到11.9%,比前次選舉多出3.2%。此黨現在在聯邦議院(Bundestag)有76名成員(由54名上升)。在前東德大部分,左派黨現在是最大黨。

    加入左派黨或許戰術上是正確的,正如許多托洛茨基主義團體所做的:國際社會主義者傾向的支持者,一個新近成立的團體馬克思21Marx 21),工人國際委員會團體,以及其中一個第四國際團體國際社會主義左派(International Socialist Left (ISL))。

    另一個第四國際團體,革命社會主義聯盟(Revolutionary Socialist League (RSB)),留在外邊,或許是個錯誤,但它在2007年寫一份文件問了這個問題:「泛左翼黨──一個組織建構的普遍目標?(Broad parties — A universal goal in organizational construction?)」,被遞交到第四國際是借貸會討論,且提出一些鋒利的論點,包括一個基本的提醒,終極目標是革命黨,這是在加入中可能會被忽略的。

希臘

   在希臘有一個廣泛的左派選舉聯盟SYRIZA,基進左派聯盟(Coalition of the Radical Left),聚攏一些在左翼生態聯盟(Synaspismos)(自身也是一個「廣泛」左翼社會民主團體)周圍的極左派團體。它在2007年的選舉贏得5%,選上14名國會議員,並且在今年得到4.6%,選上13名國會議員。然而,左翼生態聯盟的右翼和基進左派聯盟內最大的傾向,施壓讓基進左派聯盟確保社會民主黨的PASOK(泛希臘社會運動黨)達到國會多數。

魁北克

    在過去幾年間,在魁北克形成了一個泛左翼黨,魁北克團結黨(Quebec Solidaire),創立於20062月,有一位成員阿米卡迪爾Amir Khadir)選上魁北克省議會(Quebec National Assembly),且在選舉得到58%。它與許多社會運動,一個發展中的陣形,和一份沒有明確定義的、反新自由主義的、但沒有明確工人階級或社會主義觀點的綱領一起出現。它容許編組(groupings)在其內組織,而第四國際團體社會主義左派(Gauche Socialiste)與其他團體皆附屬其中。要像在左派(Die Linke)那樣介入,且不取消持續建立的革命馬克思主義政黨,是可能的。

美國

    美國的團結(Solidarity)或許可以被稱為「泛左翼黨」,但沒有群眾基礎。它被創建為許多托洛茨基潮流的重組,帶有一種有意識的「多元主義」、反列寧主義取徑。它們最近在11月的會議有大約90120人,顯示它仍相當程度處於消沈,而且它們的觀點是沒有成長的萬靈丹。國際社會主義組織在最近的階段能夠相當大地成長,特別在青年人中,在其兩次年中(mid-year)會議中得到總共約2000人。

紐西蘭

    紐西蘭的社會主義工人(Socialist Workers)團體最不批判且熱情地承擔了「泛左翼黨」的路線,且以一種右翼的方式實行。它們現在通過RAM(即居民行動運動[Residents Action Movement])運行。以奧克蘭為基地,居民行動運動在那裡於2004年和2007年有體面的選舉結果,但自此之後全國性的結果就沒再更好過,有時更差,相較於公開的社會主義團體。

    悲傷地,似乎它們從澳洲的民主社會主義黨取得一些提示。

    它甚至不是一種廣泛的社會主義取徑,而是一種對「居民」,或「草根」,的民粹訴求:「團結的目標是建立可信的、廣泛的左派政黨或聯盟,能夠贏取草根人民的尊敬」,居民行動運動/社會主義工人領袖沃恩‧岡森(Vaughan Gu
nson
)這麼說。

    現在它們將焦點擺在一個反對「壞銀行」的運動,墮落到一種民族主義的低點,運動反抗「澳洲佬經營的(Aussie-owned)」銀行!

    你必須說,「泛左翼黨」戰略最殘酷地誤用的兩個地方,是紐西蘭和澳洲。

法國

    新反資本主義黨(New Anti-capitalist Party (NPA))在法國由共產主義革命聯盟(Ligue Communiste Revolutionnaire (LCR))的創建,被「泛左翼黨」戰略的黨人高舉為首要範例。但它不是。它是建立一個革命政黨的戰略的延續,且是一個很特殊的例子,特別在法國的境況下。那是一個共產主義革命聯盟必須接受的博奕。「泛左翼黨」戰略在共產主義革命聯盟真正的擁護者反對這條路線;它們想要一種更廣泛的、較少原則性的團結,而它們之中許多在新反資本主義黨於20091月成立前便離開了。

    過去10年半來,第四國際有著試圖建立反資本主義政黨或聯盟的觀點。法國共產主義革命聯盟是第四國際最大的部門,且實際上是它的政治領導,即或它們有時並不直接或強烈介入第四國際的運行。它們明智地實行這條路線,沒有掉進將它轉為戰略的錯誤中。

    共產主義革命聯盟的同志對於解組共產主義革命聯盟並成立新反資本主義黨的賭博有所本。它是立於真正的革命傳統的基礎上;它來自一個法國近年來真正的政治起義之後;而它們周遭有真正的力量──上千名新興活躍的支持者──有待鞏固於一個新黨。

    在選舉的領域,共產主義革命聯盟與較大的法國共產黨衝突,後者有著縮水但是仍然顯著的工人階級基礎,縮水的選舉支持,以及對與社會主義黨的政府集團的承諾。共產主義革命聯盟也與另一個托洛茨基主義團體,工人鬥爭(Lutte Ouvriere, Worker’s Struggle),的問題衝突,那比較是宗派主義的且大部分避開了共產主義革命聯盟參與的政治運動,但在過去在選舉地盤上仍可能勝過共產主義革命聯盟,特別是有了它們通常的總統候選人,阿萊特‧拉吉耶(Arlette Laguillier)。共產主義革命聯盟推動與工人鬥爭和另一個托洛茨基主義組織工人黨(Parti des Travailleurs (PT), Worker’s Party)的選舉集團。在2002年的總統選舉中,共產主義革命聯盟的候選人奧利維爾‧柏松斯諾Olivier Besancenot),一位年輕郵差,得到120萬票,4.25%,比它們過去的結果增加,但工人鬥爭的候選人得到5.7%。

    2007年總統選舉的預備階段(lead-up),共產主義革命聯盟參與了一項讓團結的左派選舉運動進行的企圖,包含它們自己、共產黨和所有在2005年歐洲公投(European referendum參與法國「不」運動(“No” campaign)的行動主義者。設立以運行2005年運動的團結集體,被轉化成為了2007年總統選舉的團結競選的集體,一開始涉及15,000名行動主義者。

    但共產主義革命聯盟的多數派領導拒絕被施壓進入一種無原則的運動,清楚表明任何團結運動應該穩固反對給予社會主義黨政府支持。它們堅持一份清楚的聲明,拒絕參與任何未來的社會主義黨煮支配的政府。在20069月,無法得到明確保證,它們便開始動作它們自己對奧利維爾‧柏松斯諾的總統競選。(在法國,要在選票上需要500位市長的簽名。)

    12月,法國共產黨也退出團結競選的企圖,在試圖強加它們自己的同志瑪麗-喬治‧巴菲特(Marie-George Buffet)為團結候選人之後。

    在共產主義革命聯盟中,40%的少數派仍反對柏松斯諾競選,加上一些剩餘的力量對團結競選的進行保持企圖,而農夫領袖及反全球化行動主義者荷西‧波夫(Jose Bove)成為總統候選人。

    選舉的結果右派贏了,薩科奇當選,而整體極左投票下降,但在框架內共產主義革命聯盟的競選極度成功。左派的結果是:

柏松斯諾,共產主義革命聯盟,4.1

巴菲特,法國共產黨:1.9

波夫 1.3

工人鬥爭:1.3 %.

綠黨:1.6

工人黨:0.3%

    比實際票數更重要的是,柏松斯諾的競選有龐大的會議,至少是以前共產主義革命聯盟選舉會議的兩倍大,包含傳統法國共產黨的工人階級區域也有很大的出席人數(turnouts)。4000人來到共產主義革命聯盟在巴黎的最後競選會議。在競選中,2000人申請加入共產主義革命聯盟。在共產主義革命聯盟由1000人增長至3000人之上,來自其近年來成功的政治組織和選舉競選。

共產主義革命聯盟少數派,包含墨瑞‧斯密,堅持不計代價的團結競選,結束於可怕的困境中。它們之中許多支持波夫競選,而非共產主
革命聯盟的
柏松斯諾!有些少數派自共產主義革命聯盟辭職,包括長期的中心領袖米歇爾‧余松(Michel Husson)。共產主義革命聯盟的這個立場顯示了固著的危險,將戰術轉為戰略。

    多數派路線在實作中被證實了。在它們的選舉成功後,共產主義革命聯盟多數派領導處於強勢位置,且有足夠信心提出一個能夠極大化它們所獲、並鞏固它們新且較大支持者基礎的戰術動作。它們提議發起一個新黨──在它們周遭,且帶有它們清楚的原則性政治──新反資本主義黨。

    新黨並不滿意於在它們行伍中的「泛左翼黨」戰略的擁護者,諸如墨瑞‧斯密。在一篇他在2007年選舉恰恰之前流傳的文章中,他聲明:「無疑地共產主義革命聯盟對此情況[沒有團結競選]揹有部分責任。按照原則,它投身建立一個新的反資本主義力量的觀點之中。然而,甚至在當下選舉之前,它不僅未曾成功具體化(concretizing)此種觀點,還無法採取主動,那甚至有點嚴重。促成這個的原因,不同的客觀情況和政治阻礙,相當程度有待質疑。」(〈基進左派在歐洲〉[The radical left in Europe],《行動主義者》,第17卷,第6期,20077月)墨瑞‧斯密處於他認為泛左翼政黨是無論情勢如何普遍該走之道的框架之中。

    民主社會黨的泛左翼黨戰略的擁護者歡迎共產主義革命聯盟呼召一個新黨,認為它可被詮釋為支持它們在社會主義者聯盟的路線,並希望它能從共產主義革命聯盟和選舉的實際經驗吸引注意,而真正的論辯發生在共產主義革命聯盟內,有建立革命政黨的企圖、同時探索任何實際且原則性的反資本主義聯盟或新黨的明智取徑的多數派領導,以及不計代價捍衛一種團結黨的觀點、甚至到組織反對它們自己的黨的選舉競選的程度的少數派之間。

    彼得‧波以耳7月宣布它們解組民主社會主義黨進入社會主義者聯盟的觀點的全國委員會報告,試圖將之與共產主義革命聯盟在法國的情況比較,大段(他報告的1/5)引用共產主義革命聯盟領袖弗朗索瓦薩巴多Francois Sabado)對共產主義革命聯盟解組和建立新反資本主義黨過程的解釋。

    波以耳試圖對反對先發制人(pre-empt):「有些人可能反對提到任何法國的例子,大喊:『但是澳洲不是法國!階級鬥爭在法國比在澳洲更先進。』而當然,那是真的。」但這是紮稻草人(token recognition);他接著繼續且沒有說明為何那或許是部分相關的。他唯一的論述?現在我們有一個工黨政府:「現在存在群眾對工黨幻想破滅的潛力,而因此對左派替代方案有較大的開放性。這接近於社會主義者聯盟在霍華德之下建立的先前階段。」

    新反資本主義黨是個賭博,而我確定社會主義者聯盟的領導完全意識到他們在試圖成功之中將面對的持續發生的問題。並無保證他們會成功建立一個有顯著較大成員和影響力的新的革命政黨。2009年並不輕鬆。他們在歐洲選舉有失望的結果,恰恰沒能達到必要的被選上的5%。許多成員預期會比較好。我讀到一篇報導說成員由一開始的9000人掉回8000人。

    社會主義者聯盟的長期領導者、和亞洲及我們
係最密切的皮耶‧胡瑟(
Pierre Rousset),最近對新反資本主義黨的走向表達一些擔憂。它走得還OK,但也在惡水之中,必需學習鍛造自己對抗洪流。社會政治狀況並不很有利,鬥爭平息,而試圖孤立新反資本主義黨的政治攻擊持續。馬克思主義教育再次開始,但你必須重建一個沒有多少「明顯合法性(evident legitimacy)」的教育系統,因為沒有共同的歷史,他說。

    而新反資本主義黨分歧出三條路以試圖制定出戰術,並在2010年區域選舉形成一個選舉陣線。他們試圖與由尚‧盧克‧梅朗松(Jean-Luc Melenchon)(他最近離開新自由主義的社會主義黨)領導的左派黨(Parti de Gauche, Left Party)和其他社會民主團體,如替代方案(les Alternatives)和共產黨(一起組成左派陣線[Front de Gauche])團結。這個團結瓦解了,因為到最後他們不能得到它不會導致與社會主義黨交易,最可能在第二輪選舉發生,的保證。新反資本主義黨全國領導指出,共產黨扮演決定性角色的左派陣線試圖設定清楚帶有與社會民主黨和歐洲生態黨(綠黨)(Europe Ecologie (Greens))一起治理地方政府之觀點的選舉清單

    為了解決論辯,新反資本主義黨組織了一次公投,成員可以對三個提案投票:

        黨綱(PlatformA,全國領導:沒有全國協議,但繼續區域協議。

        黨綱B,比領導還左:新反資本主義黨清單獨立於社會民主派和共產黨。轉向工人和學生鬥爭。

        黨綱C,比領導還右:與社會民主派在全國層級聯盟。這意味著與社會主義黨和新自由主義的歐洲生態綠黨團結。

 

結果是黨分裂成三個大略相等的部份,沒有任何一方確保多數。然而,中央委員會70%投票支持領導位置。

    200412月,弗朗索瓦薩巴多,共產主義革命聯盟和第四國際中心領導者的筆名,寫了一篇非常犀利的文章,貢獻於2004年的一場論辯,關於「建立廣泛反資本主義黨──一個必要的步驟(Building broad anti-capitalist parties — a necessary step)」,包含了英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艾力克斯.柯林尼可斯Alex Callinicos)、英國第四國際團體的領袖墨瑞‧斯密和艾倫‧索內。薩巴多警告了「泛左翼黨」觀點的許多危害和死胡同。我們在2004年將薩巴多的文章刊印在《行動主義者》上,而在2007PCD討論期間我們又重提到它,指出這些是被民主社會主義黨領導「忽略的珠磯詞句」。他寫道:

新黨的軸線或許會在舊傳統的組織之外。它的社會和政治基礎將會基於新世代、鬥爭的經驗和社會運動。它會拾起革命史的紅線,當首先表達一種21世紀的革命政策時。但這新黨不會由命令建立。它應由一整個由事件或創造重組工人運動和建構新黨的條件的重大力量的匯合所標誌的政治經驗的過程造成。在蘇格蘭,正是社會問題和民族問題的特定組合使蘇格蘭社會主義黨的產生成為可能。在葡萄牙,是始於共產黨、人民民主聯盟(UDP)(前毛派)、革命社會主義黨(第四國際的部門)和獨立個人的許多潮流的匯合催生了左派集團。革命者在「階級鬥爭」的基礎上組織這些過程是決定性的,但他們僅能在很大程度上超越革命組織當下框架之外的動態基礎上組成這個新黨。一個新黨不能是革命組織的自我偽裝。新反資本主義力量必須廣泛超越革命組織。沒有這附加價值,新力量只能作為革命組織的投射或其陣線之一出現。在法國,儘管共產主義革命聯盟幾年來對新的政治力量採取主動,它並未聲明一個僅是擴大的共產主義革命聯盟的新黨,只不過沒有其歷史和其綱領性基礎……

   而這種通過一個泛左翼黨在未竟輪廓中對構建一種革命領導的追求,只能在新黨比革命組織更為廣泛之下完成。如果一種對革命組織的真實超越的條件並不存在,如果新力量的形式比那些革命組織的更不顯著,且我們著急於構建這樣一種黨的韻律和形式,我們會失去實質──綱領、歷史和革命經驗──而未獲得政治和組織的廣度。因此,鑑於泛左翼政黨的條件並不存在,廣義下的革命領導的力量的累積,本質上是通過革命組織的構建,和對這個新黨有利的條件的倡議所完成的,而非廉價地宣布一個新的力量。(〈歐洲的政治情勢、反資本主義黨與革命政黨〉[Political situation, anti-capitalist party and revolutionary party in Europe],《行動主義者》,第14卷,第5期,2004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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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泛左翼黨」戰略的國際資產負債表(3)◎John Percy│陳宗延譯

近來的經驗 Recent experiences

    「泛左翼黨」戰略的結果為何?出現了一些絕對的災難──在巴西、義大利、蘇格蘭。在一些地方,例如葡萄牙和丹麥,革命馬克思主義者似乎能夠明智地掌握戰術。但在許多地方追求戰略而致損傷革命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建立。而一個「成功」發展「群眾」支持的例子,成為一種非常不同於它們的發起者起始著手的東西。

荷蘭

    荷蘭社會主義黨(Dutch Socialist Party)(「番茄黨」)由毛主義者於1972年創立,但很久以前就消除所有馬克思主義的蹤跡,且將社會主義意識型態減到最小,以凸顯一種廣泛訴求。它聚焦於在地議題,而選舉支持逐漸增長。大部分極左派(far left)團體現在都加入社會主義黨。但這個黨的革命社會主義元素一點不剩,也沒有很多社會主義。

    道格洛里默和我在1997年造訪社會主義黨,且震驚於它所凸顯的溫吞政治(bland politics),最小程度的行動主義和幾乎完全缺乏印刷品──小冊子、書籍、一份充實的報紙或雜誌。那是一種沒有教育的政治文化。它有一個非常溫吞的網頁。

    加拿大社會主義計畫(Canadian Socialist Project)的布萊恩‧伊凡斯(Bryan Evans)報導社會主義黨2006年的選舉成功:「荷蘭社會黨處於一個令人妒羨然而同時不穩的政治位置。在1991年,這個黨開始轉向一種較『實用』的政治取徑。它仍是荷蘭最有決心和唯一的反對新自由主義的聲音。在此同時,當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深化和大眾化(popularized),替代方案的性質變得比較模糊了。這個黨開始談論『社會的主義』(social ism)而非『社會主義』(socialism)──那是一種強調更人道的,或許是人道主義者的,觀點和政治取徑,而非階級分析和鬥爭。社會主義黨不再呼籲有意義的戰略部門國有化(nationalization of strategic sectors),且不再要求荷蘭退出北約(NATO)。甚至它廢除古怪的荷蘭君主政體的象徵性要求也消失了。或許可以恰當且公道地主張,社會主義黨很可能競爭取代失信(目前)的工黨(Labour party)成為社會民主真實的聲音,鑑於工黨有機會時便熱情擁抱新自由主義政策妙方(nostrums)。」(〈從邊緣進入:荷蘭社會主義黨在荷蘭掀起地震〉[In from the Margins: The Dutch Socialist Party Sends an Earthquake through the Netherlands],《接力》[Relay]2007326日)

 

巴西

    從一開始,巴西工人黨(Brazilian Workers Party (PT))就被參與的革命者,包括第四國際,視為一個「泛左翼黨」計畫。巴西的第四國際力量相當大,且起初是從它們對工人黨的介入長出。它可能一開始看起來是個反資本主義政黨,由前金屬工人魯拉(Lula)領導,但在政府中它很清楚地施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為地方統治階級和帝國主義的利益而治理。

    這造成一個第四國際力量的重大分裂。多數派仍是工人黨政府的一部分,且更進一步向右走。少數派,由埃洛伊斯‧海倫娜(Heloisa Helena)領導,離開工人黨,並和其他團體組成新的聯盟黨,社會主義與自由黨(Socialism and Freedom Party (Partido Socialismo e Liberdade, P-SOL))。這個團體自身有許多矛盾,包含中心領袖埃洛伊斯‧海倫娜支持「生命權(right to life)」示威之事實。多數派離開第四國際,繼續附和魯拉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接受部長職位,施行撙節政策,攻擊工人的年金。

    對「泛左翼黨」的加入,造成第四國際多數力量的吸收和投降。戰術成為戰略,帶有災難性的結果。他們應追求甚麼戰術──退出政府、譴責魯拉的向右轉(rightward evolution)、退出工人黨──不該由我們來說,但很清楚地與魯拉保持聯盟,他們放棄了他們的革命原則。

    這對第四國際是一大難堪,而他們已承認其為災難一場。例如,英國第四國際領袖戴維‧派克(Dave Packer)寫道:「我們也應從我們的巴西部門的危機,其在工人黨內部逐漸的區域化(regionalisation)和衰敗、其籠絡(co-option)而在一些區域進入地方狀態並得到高薪工作、以及現下它繼續參與一個新自由主義資產階級政府,學到教訓」。

 

義大利

    在義大利,在共產主義重建黨(Communist Refoundation Party (Partito della Rifondazione Comunista, PRC))的第四國際同志當共產主義重建黨向右走時或許沉默了太久,成為羅馬諾‧普洛迪(Romano Prodi)中間偏右聯合政府的一部分,支持阿富汗戰爭,支持美國在維琴察(Vicenza)基地的擴張。

    共產主義重建黨曾為舊共產黨左派的重組,在義大利工人中得到大多數支持。義大利共產黨(PCI)是一個右翼共產黨,且更進一步向右移動,甚至放棄任何共產主義的專業。共產主義重建黨重組有許多潮流,且允准各種革命團體的參與,包括托洛茨基主義者。義大利第四國際團體紅旗(Bandiera Rossa)加入了,且能夠在其幹部會議(caucus),批判左派(Sinistra Critica (Critical Left))贏取更多支持。作為共產主義重建黨的一部分,它在下議院選上一名參議員和一名同志。

    但當普洛迪政府堅持且加速其右翼路線,共產主義重建黨的領導福斯特‧柏提諾帝Fausto Bertinotti)附和它,而批判左派的同志的批判緩慢、決裂緩慢。儘管它和巴西的災難不是同一規模,它仍非一個非常正面的「泛左翼黨」戰略的例子。義大利工人階級較弱,左派進一步分裂且變小。

蘇格蘭

    在蘇格蘭,蘇格蘭社會主義黨遭受的分裂和選舉支持的戲劇性衰微是災難性的。許多在英國和全世界的左派都曾帶著希望觀看蘇格蘭社會主義黨的經驗。

    菲爾‧赫斯(Phil Hearse)在20005月-8月的《連結》(Links這麼說:「在蘇格蘭,諸勢力間的關係比在英國其他地方遠為更進步,朝向解決工人階級政治代表問題的中階步驟是立即可能的。蘇格蘭社會主義黨不能立刻成為一個群眾政黨,但它可以在群眾部門得到響應,且被工人和青年部門視為一個真正有潛力的群眾領導。」

    但是現在,那些可能性消失了。湯米‧謝里登(Tommy Sheridan)和社會主義工人黨(SWP)以及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分裂出來形成「團結」(Solidarity)。蘇格蘭社會主義黨從2003在蘇格蘭國會有6名成員,到2007變成0個。它的投票數從128,026票(6.7%)掉到全國12,572票、平均0.66%

    蘇格蘭社會主義黨的船難與民主社會主義黨特別相關,因為蘇格蘭社會主義黨曾是我們的激勵、我們的模型,對這裡的社會主義者聯盟而言。當然,我們總是描述條件是不同的,且我們「不是遵循食譜。」但是我們為了理念而期待蘇格蘭社會主義黨,我們希望跟隨他們的腳步,甚至到領導同志在正式報告中問,「誰能當我們的湯米‧謝里登?」的程度。

   但在蘇格蘭社會主義黨的災難後,在民主社會主義黨的體系中就沒有試圖分析甚麼出錯了,以及為我們的社會主義者聯盟汲取一些教訓的討論。我們都知道在這災難性的分裂中我們曾站在哪一邊:這事實是聞名的;謝里登對黨的行為是糟糕的。而我們能夠清楚看到社會主義工人黨和工人國際委員會機會主義和宗派主義的行為。這資訊是我們可及的。我們也有民主社會主義黨的同志在蘇格蘭社會主義黨工作過好幾年,而且同志們也經常造訪蘇格蘭和觀察他們的會議。所以政治評估是可能的,且是必須的,鑑於民主社會主義黨加諸於蘇格蘭社會主義黨的成功之上的重量。

    蘇格蘭社會主義黨的領導自身還沒有出版太多對危機的原因的分析。一篇蘇格蘭社會主義黨中心領袖艾倫‧馬坎比(Alan McCombes)的文章〈蘇格蘭的彩虹議會轉灰的那日〉(The day Scotland’s rainbow parliament turned grey)指出,在選舉崩潰中謝里登的中心角色,以及社會主義工人黨和工人國際委員會的支持角色。他也分析選舉中的「左派大屠殺(massacre for the left)」,部分因為選民的壓縮,看到在蘇格蘭民族黨(Scottish National Party)和英國工黨(British Labour Party)之間的重要選擇,以及大量的不合格投票負面地影響了工人階級選民,然後從而影響了蘇格蘭社會主義黨(超過140,000票,或總投票的7%)。(《行動主義者》,第17卷,第5期,20077月)

    但是迄今似乎還沒有對於蘇格蘭社會主義黨如何能夠被一個人拉下台,以及能做甚麼以避免如此情況的深度分析。我認為我們都得同意,這不只是明星問題(star problem),儘管那是個大問題。謝里登是個特別糟的案例;黨壓倒性地被指認為作為一個個體的謝里登;而當他發狂時,從廢墟中要輕易復原機會很小。

    但這特別帶出在蘇格蘭社會主義黨中拋棄起初組織其馬克思主義中心領導者(他們起初來自工人國際委員會的團體,蘇格蘭戰鬥工黨[Scottish Militant Labour])的馬克思主義核心組織,國際社會主義者運動(International Socialist Movement),的智慧問題。這是許多年前在國際社會主義者運動被論辯過的議題,而一度有3種觀點:一個群體想要拋棄國際社會主義者運動(即此發生了),一個群體想要它作為相當鬆散的幹部會議存續,而第三個群體則主張繃緊這個馬克思主義核心團體。

    這類在一個廣泛左派政黨中的馬克思主義核心有許多功能。一個會加諸特定紀律於可能有種失控或橫行無阻(run amok)的傾向的領導同志(儘管或許即使是最緊密的幹部會議,也或許無法控制湯米‧謝里登,一旦他將自己放在那條毀滅性的路線上時)。但還有更為基本的問題沒有在僅有部分功能之馬克思主義核心團體的蘇格蘭社會主義黨被提出,而且當國際社會主義者運動解組時也完全沒有被提出。那是馬克思主義幹部的再生問題。蘇格蘭社會主義黨正在發展一個較廣泛的基礎,且得到認同和贏得投票,但大問題是,這幾乎都是在先前的馬克思主義幹部型政黨(主要是蘇格蘭戰鬥工黨)招募和訓練的幹部所承擔完成的。這是一個蘇格蘭社會主義黨領袖當我們去那邊造訪時對我們承認的問題。這是一個曾在蘇格蘭工作的我們自己的同事能夠清楚指認的問題。例如,在2004年,在曾被戰鬥黨訓練的、原本的核心幹部之外,只有一小撮蘇格蘭社會主義黨會員會賣蘇格蘭社會主義黨的報紙《蘇格蘭社會主義之聲》(Scottish Socialist Voice)。

    蘇格蘭社會主義黨的青年確實開始發展和訓練一些新幹部,但那是相當緩慢的過程,且是相當小的數量,相較於蘇格蘭社會主義黨自身的份量。

    這問題出現的另一種方式在於印刷品可及──或不可及──於他們的辦公室和他們的書報攤。在一個階段我們提議要製作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經典、再版和所有我們完整授權的書的大量複印可及版,但是他們拒絕了這項提議。我得到的印象是,他們覺得我們的書和小冊的範圍會減損他們的「廣度」。我不認為這種方式的馬克思主義教育會發生很多事。

    一些蘇格蘭社會主義黨的中央領導者產生一種看法,即馬克思主義核心團體不再被需要了,而他們建立且掌權的廣泛的、多元的社會主義黨是唯一需要建立的體系。新的蘇格蘭社會主義黨行動主義者開始有意識地拒斥列寧主義幹部型政黨的理念。這確實成為蘇格蘭社會主義黨領袖之一,墨瑞‧斯密(Murray Smith),的觀點,他回去住在法國,並且在法國革命共產主義聯盟(LCR)的全國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e)中。墨瑞‧斯密發展出革命馬克思主義者不應分離地組織,以及列寧式政黨是過時之物(old hat)的看法,他並且支持革命共產主義聯盟中
要廣泛團結的少數派。

    我們都可能會想要從這經驗中汲取的教訓是,如果建立一個泛左翼黨,加上必要的馬克思主義核心團體,那麼這種情況持續的時距不能是含糊的;它越是拉長,危機發生的機會就越多。

 

英國

    對英國工黨的左派,建立一個泛左翼黨各種努力不像蘇格蘭的蘇格蘭社會主義黨,既不成功,也無潛力。客觀地說,蘇格蘭工人階級較具戰鬥性的傳統,意味著蘇格蘭社會主義黨有較佳的機會,而主觀地說,蘇格蘭戰鬥工黨的左派多數優勢和它們甘於與它們的倫敦總部(head office)決裂,意味著有著願意嘗試泛左翼黨的力量。

    菲爾‧赫斯和利亞姆‧麥克烏愛德(Liam MacUaid)在其對和尊重黨(Respect)的決裂的評估中指出:「尊重黨是近15年意圖建立一個團結左翼陣形(formation)者之中第三大的──被亞瑟‧斯卡吉爾Arthur Scargill)於1994年發起的社會主義工黨(Socialist Labour Party (SLP)),以及在這十年之初重建的社會主義者聯盟領先。社會主義者聯盟的潛力遠未達到最大:確實,社會主義工人黨在反戰運動高峰時旁觀(sideline)社會主義者聯盟的決定,有效地封印了它的命運。」(菲爾‧赫斯和利亞姆‧麥克烏愛德,《行動主義者》,第17卷,第12期,20077月)

    一旦社會主義工人黨轉進社會主義者聯盟,社會主義黨/工人國際委員就移出了。(這個移動是社會主義工人黨朝向參與選舉的換軌,那在此於民主社會主義黨暗示了我們,與國際社會主義組織(ISO)的社會主義者聯盟或許是可能的。)首先社會主義黨,接著是社會主義工人黨佔優勢,然後拋棄了社會主義者聯盟,只剩下空殼。

    兩年前,我們看到尊重黨苦澀的分裂和毀滅。在其高峰時,它也從未擁有蘇格蘭社會主義黨建立那樣廣泛的基礎。而且它總是缺乏包納不同潮流的民主結構,和確保課責(accountability)的結構。它本質上始於社會主義工人黨、喬治‧葛拉維(George Galloway)、被除名的工黨國會議員(MP)、反戰行動主義者以及東倫敦和伯明罕的穆斯林社群部門的聯盟。這聯盟現在已引人注目地破碎了。

    這次尊重黨分裂有太多教訓了──未必是新洞見,但加強加強了舊的教訓。

    這裡無疑有更多教訓是關於「明星」問題,以及課責和民主運作的問題。葛拉維從未受到任何民主控制。在尊重黨,對大哥(Big Brother)難堪的表現沒有任何討論就被採取。葛拉維留下幾乎全部的國會議員薪水給他自己。因為它和葛拉維聯盟,社會主義工人黨對此完全加以捍衛。

    社會主義工人黨犯錯且失去權威和成員。它確實是尊重黨中
倒性地最大的政治組織,但堅持它緊密的控制。或許失敗的一大原因是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宗派主義和笨拙的組織方法。這並不太令人驚訝;這和他們官僚的內部體制(一種對列寧主義的嘲諷)並無不一致。社會主義工人黨容許非常有限的論辯和討論機會,給予少數派很小的空間主張它們的觀點。派系感到不滿,在有限的會前討論期間之外派系或傾向沒有權利。任何主張這類措施或捍衛一致的批判的人都被逐出,被稱為反列寧主義者或永遠的派系主義者,且很快就被迫離黨了。結果是,社會主義工人黨現在涉入一場派系鬥爭,引領直到它在
1月的會議,分裂或開除的可能性隱隱出現。

    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動作的宗派主義和不智是毋須爭辯的,在蘇格蘭或在英國皆然。但這並非列寧主義失敗的證據,如大多數列寧主義的反對者對尊重黨潰敗(fiasco)的總結性評論。它或許是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領導不甚理解列寧主義的證據。

    有些人仍希望沒有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尊重黨能發展出比工黨更左的泛左翼黨。艾倫‧索內(Alan Thornett)主張,「創造尊重黨的客觀條件在此仍舊客觀……比工黨更左的空間」。但即使葛拉維得到連任,沒有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尊重黨便不是一個非常廣泛的黨。

    更有甚者,次大的馬克思主義團體,社會主義黨(工人國際委員會)有其自身的泛左翼黨計畫,「新工人黨運動(Campaign for a New Workers Party)」,且施壓繼續在2009年歐洲選舉中脫穎而出的反歐盟運動(No2EU campaign)。這聯盟也包括英國共產黨和綠色社會主義聯盟(Alliance for Green Socialism),且受鮑勃克羅Bob Crow)(全國鐵道、海事與運輸工人工會[National Union of Rail, Maritime and Transport Workers]總書記)、布萊恩‧卡頓(Brian Caton)(監獄官協會,總書記)和一些其他工會官員的支持。因此我們可以作結以英國的不同馬克思主義團體各自有它們自己對「新黨」的藍圖,通常圍繞著它們自己。

    一篇安德魯‧強生(Andrew Johnson)在愛爾蘭第四國際團體社會主義民主(Socialist Democracy)網站的文章,分析了20055月的困境,並提出一些結論:

    「社會主義者聯盟失敗是因為它從未同意它是所為何來。基於一項工黨左派將會有離潮(exodus)的預測,這個95%由革命者組成的聯盟,將自己限縮於非常溫和的改良主義綱領。離潮從未實現(materialized)……」

    「社會主義者聯盟的失敗顯示了數十年來被社會主義工人黨,以及近來被社會主義黨擁護的『左側真空(vacuum on the left)』理論的謬誤。這理論假定一批靜態且被動的選民比社會民主還左,只需加以訴求。這無可避免地導致馬克思主義者不僅進入選舉主義(electoralist)的戰略,還進入了基於佔領布萊爾派(Blairites)放棄
改良主義者空間的戰略。因此,革命主義者結果提出一種比舊改良主義政治還右的綱領!」(〈為一個新的工人黨和左派的團結戰鬥──第
1, 2, 3章〉[The fight for a new workers’ party and unity on the left – Chapter 1, 2, 3],安德魯‧強生著,200553日)

葡萄牙

    「泛左翼黨」戰略的擁護者從巴西、義大利、蘇格蘭和英國的角度會承認這是場災難,但對於葡萄牙和丹麥的進步會感到遠為自信。在葡萄牙和丹麥,第四國際團體參與在相當穩定、成功的左派聯盟中──丹麥的紅綠聯盟(Red Green Alliance)和葡萄牙的左派集團(Left Bloc)。

    兩個聯盟皆能涉及許多小黨,沒有黨扮演壓倒性支配的角色,扼殺其他團體。參與在這些聯盟之中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並未完全湮沒它們自己的黨。例如,第四國際團體仍發現它們自己的團體對幹部發展和馬克思主義教育是必需的。組成團體仍舊可以有它們自己的出版品。

    葡萄牙的左派集團是在1998年,與革命社會主義黨(Revolutionary Socialist Party)、葡萄牙第四國際的部門、一個前毛派黨、和葡萄牙共產黨(Portuguese Communist Party)的一個部分一起形成的,加上一些獨立的社會主義者。

    在去年927日的葡萄牙選舉,左派集團增加其投票由6%到近10%,而它在大會的代表席次由8倍增至16名成員。面對相當強勁的老式共產黨,它仍表現良好。且就我所知,它們迄今似乎避免了選舉主義政治的危害。

丹麥

    在丹麥,紅綠聯盟(Enhedlisten)由3個左翼政黨於1989年形成:左派社會主義黨(Left Socialist Party),丹麥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Denmark)和丹麥的第四國際團體,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 Workers Party)。其他則作為獨立社會主義者加入,且它們主張有大多數成員現在不在任何組成政黨,但原先的政黨仍維持存在。

    紅綠聯盟在2007年的選舉中略微下滑,贏得2.2%和4個席次,相對於2005年的3.4%和6個席次。

一份「泛左翼黨」戰略的國際資產負債表(2)◎John Percy│陳宗延譯

 

誤用馬克思和列寧 Misapplying Marx and Lenin

    那些選擇「泛左翼黨」戰略永久撤離革命性觀點的人,經常仍舊喜歡緊握一些正統的外貌,例如主張在馬克思或列寧真正的傳統之中。而在列寧和馬克思的聲明和作品中發現可適用於這些後撤(如正當化它們)的引用是可能的,但這麼做事實上是主張與馬克思和恩格斯終其生命奮鬥者對立的。

    例如,有自《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Left Wing’ Communism, an Infantile Disorder)關於空談(phrase-mongering)和跳樑小丑(clowning)的引用。這不斷被彼得波以耳(Peter Boyle)誤用,然後又一次被戴維雷利(Dave Riley)最近在安迪紐曼(Andy Newman)的社會主義者團結(Socialist Unity)部落格的討論中拿出來炫耀。這些引用的目的是正當化後撤到較低層次的政治。

    有一種將群眾基礎的問題提昇到綱領和領導權問題之上的傾向,而非包含二者辯證地相互連結的性質。他們說出吸引自由派的陳腔濫調(platitudes):「作為vs.話語(doing vs words)」之類。他們不理解,或故意忘記,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時代,或在列寧的時代,馬克思運動的實際經驗。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坎農論『泛左翼黨』Marx, Engels, Lenin, Cannon on ‘broad parties’

    有時在革命者的經典中,那些開始移開捍衛革命黨觀點者會傾向於首先拒斥列寧,主張列寧主義導致斯大林主義(有時經由「季諾維耶夫主義(Zinovievism)」),或者俄國的條件非常特殊而布爾什維克黨的模型不適用於任何其他狀況。經常在他們對革命的後撤中,他們會主張一種組織性解方,諸如「泛左翼黨」、「全包黨」、「多黨(pluralist party)」作為通往群眾的道路,在對他們自身承認這類政黨將必然有一個非革命性綱領,且他們已自革命觀點移開之前。

    有時這些同志會試圖為「回歸馬恩的建黨取徑」提出理由,但通常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真正主張沒有任何理解。在他們的生命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一個有革命性綱領的特定工人階級政黨,而非全包黨,的需要非常清楚。

    舉例而言,在1882年,恩格斯將其支持給予蓋德(Guesde)和左翼少數,當他們從分裂為蓋德派(Guesdist)和「可能派possibilist)」(即改良主義)黨的法國工人黨French Workers Party)出走時。恩格斯形容這個「不相容元素(incompatible elements)」的分離為「不可避免的」和「好的」。

    恩格斯主張,「如果,像可能派,你創建一個沒有綱領的黨,任何人都能加入,那它就不再是一個黨了」。「片刻帶著正確綱領而位處少數……仍優於有一個大但是從而幾乎是追隨者有名無實的同床異夢(nominal semblance of a following)」。

左派團結的錯誤呼召 False calls for left unity

    「左派團結」的呼召對一些在此軌道上的人,已成為一種永久的號召(rallying cry)。

    在澳洲,這來自一幫排擠社會主義者聯盟所有其他群體的人,疏離大部分的活躍的無黨派者(independents),然後驅逐我們。簡直不是團結的廣告!

    關於團結、廣度,不惜代價,這是恩格斯要說的,(在一封1873630日致倍倍爾[Bebel]的信中):

    不要讓『團結』的叫喊把自己弄糊塗了。那些口頭上喊這個口號喊得最多的人,恰好是煽動不和的罪魁;現在瑞士汝拉(Jura)的巴枯寧派(Bakuninists)正是如此:他們是一切分裂的製造者,可是叫喊團結叫喊得最響。這些團結狂(unity fanatics),或者是一些目光短淺的人,想把一切都攪在一鍋稀裡糊塗的粥裡,但是這鍋粥只要沉澱一下,其中的各種成分正因為是在一個鍋裡,就會以更加尖銳的對立形式再現出它們之間的差別……正因為如此,最大的宗派主義者(sectarians)、爭論成性者和惡徒(brawlers and rogues),在一定的時機會比一切人都更響亮地叫喊團結。在我們的一生中,這些大嚷團結的人給我們造成的麻煩和搗的鬼,比任何人都多。」

    論到滿足於少於革命性綱領,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封信(於18799給奧古斯特倍倍爾[August Bebel]、威廉李卜克內西[Wilhelm Liebknecht]、威廉白拉克[Wilhelm Bracke]和其他人,以回應18798月一篇卡爾赫希柏格[Karl Hochberg]、愛德華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和卡爾奧古斯特施拉姆[Carl August Schramm]寫的一篇文章,題目是〈德國社會主義運動的回顧〉[Retrospects on the Socialist Movement in Germany])中尖刻地諷刺。他們論戰的目標提倡將德國社會民主黨由革命性綱領轉型為改良主義綱領。

「請大家理解我們」,他們換句話說;我們並不想「放棄我們的黨和我們的綱領,但是我們認為,如果我們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全部精力用來達到某些最近的目標,達到那些在開始考慮實現長遠的追求以前無論如何必須達到的目標,那麼我們的工作就夠做許多年了。

 

這樣,『現在被我們的長遠的要求嚇跑了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工人,就會大批地來投靠我們。

 

綱領不是要放棄,只是實現要延緩──無限期地延緩。人們接受這個綱領,其實不是為了自己,不是為了自己的有生之年,而是為了死後遺留給兒孫們。「眼前應將『全部力量和精力』都用於各種瑣瑣碎碎的事情和對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補補綴綴,為的是讓人看起來畢竟還在做一點什麼事情,而同時又不致嚇跑資產階級。」

 

而恩格斯又說(致倍倍爾,18821028):

    「在可能團結一致的時候,團結一致是很好的,但還有高於團結一致的東西。誰要是像馬克思和我那樣,一生中對冒牌社會主義者(alleged socialists)的鬥爭比對其他任何人所作的鬥爭都多(因為我們把資產階級只當作一個階級來看待,幾乎從來沒有去和資產者個人交鋒),那他對爆發不可避免的鬥爭也就不會感到十分煩惱了。」

而正如列寧所寫:

「團結,這是偉大的事業和偉大的口號。但是,工人事業所需要的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團結,而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同反對和歪曲馬克思主義的人的團結。」(〈團結〉[Unity],載於《真理之路報[Put Pravdy, The Way of Truth]59號,1914412日) 

革命黨還未成熟?Not ripe for a revolutionary party?

    詹姆斯‧P‧坎農James P. Cannon)提到那些從建立革命黨觀點後撤者試
回到恩格斯的傾向。在一封致文生‧
R‧鄧恩(Vincent R Dunne)的中,他寫道:

    看起來所有前革命主義者、改良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倒退者和逃跑者都依賴恩格斯。他們並未讓他們的衝動臣服於他;那源自他們自身的骨頭,而他們從恩格斯尋求對這事實的確證。

    他們主張他支持他們的論點──他們都同意的一件事──當有意識的革命主義者數量非常侷限時,試圖在當下的條件之下創建一個革命黨是錯誤的。這,他們都說,是宗派主義的(sectarian──不僅這類政黨的政策和施為,更且是一個小黨主張其存在的權利,無論其目標和行動為何。

    沙赫特曼派(Shachtmanites),以及柯克林派(Cochranites),都在這點提到恩格斯。

    但當我進入圍繞恩格斯信函的爭議時,我將不讓自己侷限於宗派主義的問題。真正的問題,如其所發展,是使用恩格斯的權威以取消(liquidate)基於確切的綱領的社會主義黨──一個在當下條件下只可能是一個小黨的黨──之概念的意圖,而贊成某種即將發生的「大」黨,在未來某時被一些姓名地址未知的人構建,作為自發過程進一步發展的結果。這是大錯特錯(dead wrong),因為黨──或大或小──這個概念以一份綱領,從而因此以意識為前提。

    如果一個人僅僅想要一個「大」黨,只有有一個黨,那麼任何種類的黨都成;但沒有甚麼比一個布爾什維克黨對戰爭和革命更夠好了。我認為,那是歷史經驗的決定性裁決(conclusive verdict)。更有甚者,構建這類的黨不能延緩到所有人都肯認其必要性。這計畫必需由那些已經準備好、願意且能夠的人開始。那是它在俄羅斯被做的方式,而尚無人發現更好的方式。(摘自詹姆斯‧P‧坎農致文生‧R‧鄧恩,〈恩格斯論美國問題〉(Engels on the American Question))

     那些強烈主張「泛左翼黨」戰略者的一個主題是,我們必須團結既存的左派,因此我們不能對歷史問題做決定,那是分裂性的(divisive)。這個取徑中有些效力,確實如果你在建立一個聯合陣線運動。而強調黨今日實際上在做甚麼、它們的實作與它們真實的綱領,而非它們的起源、它們如何達成那些觀點,經常是重要的。

    但如果這想法成為標準,那麼整個政治綱領的想法就出局了(out goes),帶有任何深度的政治教育的任何可能性就出局了,真正的幹部發展的可能性就出局了。這就是民主社會主義黨/社會主義者聯盟發生的事。

「泛左翼黨」國際地推動 The ‘broad party’ push internationally

    回應前面概述的普遍政治條件,「泛左翼黨」的想法,發展一種廣泛的反資本主義或反新自由主義政黨,是一種許多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馬克思主義者在過去1020年考慮的戰術。在那裡工人運動和明確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很弱,它便被視為一種能夠在變動環境中佔優勢的戰術,回應起義並進一步的接觸工人運動的老誤導者。

    這無疑就是我們聯繫最多的國際左派的情況,特別是第四國際。在英國和歐洲,有密集的討論,並對這個戰術加以仔細考慮及檢驗。

    民主社會主義黨在198586年離開第四國際,但即使離開之時我們也聲明我們希望與第四國際及其希望與我們未持同志關係的組成政黨維持同志式的合作。在最初幾年後,他們對我們離去的起初的敵意逐漸消失,而我們能夠建立那類關係。從90年代開始,我們經常出席第四國際的世界大會或國際執行委員會議(Internat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 meetings),以及有時出席它們一些組織的大會。第四國際,特別在它們最強盛的歐洲,採納試圖建立反資本主義政黨的取徑,而許多第四國際部門對這個戰術有不同的經驗。例如,第四國際的1995年世界大會採納一份關於「今日建立國際(Building the International Today)」的文件,帶有一種重組與「突變(mutation)」其歷史基礎的觀點。一份關於「第四國際的角色與任務(Role and task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的文件聲明:

    「六、建立廣泛的反資本主義無產階級政黨:

(1)    我們的目標是形成那樣的無產階級政黨:

        反資本主義的,國際主義的,生態學的,與女性主義的;

        廣泛的,多元的,且代表性的;

        深深依附於社會問題,且踏實地提出勞動的立即需求和社會渴望;

        表現工人的戰鬥性,女人解放的渴望,青年反叛和國際團結,並對所有形式的不公義展開戰鬥;

        將它們的戰略奠基於議會外的鬥爭,和無產階級與受壓迫者的自我活動和自我組織;以及

        對資本的占用(expropriation)和(民主的、自治的[self-managed])社會主義的採取明確立場。」

    它們的取徑被一份在第四國際第15次世界大會(於20032月在布魯塞爾舉行)中發表的報告如下形容:「近10年來,第四國際與其他非宗派的基進左派潮流合作,為了廣泛而多元的反資本主義重組以擊敗社會─自由左派(social-liberal left)的霸權。」(《國際觀點》[International Viewpoint]349,由法蘭索瓦‧維爾卡曼[François Vercammen],一位第四國際國際執行委員會及其執行局[Executive Bureau]的成員,報導。)

    結果頗為不同,自然非常取決於每個國家的特定政治條件和機會。但個別戰術與制定初一種全歐洲取徑、及資本主義歐洲日益的整合的整體問題、及建立一個歐洲左派政黨的問題的渴望交織,第四國際也有為第四國際自身尋找的新意義的壓力,以及過去曾困擾第四國際的危險,將戰術轉為整體戰略的傾向。

    第四國際、由英國社會主義工人黨(UK SWP)領導的國家資本主義的國際社會主義者傾向(IST,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Tendency)、和英國社會主義黨(Socialist Party)領導的工人國際委員會(Committee for a Workers International)等這類「國際」的一個負面面向,是普遍化戰術的傾向。在由母黨指揮的「國際」的案例中,通常是英國在托洛茨基主義國際的案例中,經常以英國的條件和經驗為基礎決定的戰術變化被普遍化和適用到他們在其他國家的子黨(offspring parties),通常條件頗為不同且並未適當考慮實際情況。

警告與危險 Warnings and dangers

    我在20011月對民主社會主義黨大會的國際報告,指認出在廣泛、多元政黨的復興過程和利益之中的一些負面面向:

    在全世界哪一類的社會主義復興和重組是可能的?哪一類的政黨被需要?它能夠只在廣泛的反資本主義基礎上嗎?或者我們馬上需要革命馬克思主義政黨呢?

    或許這取決於每個國家。那裡有不同的社會境況,和非常不同的政治情勢。運動和政黨處於不同發展階段,且有不同的政治遺產。對此我們也不能太拘泥(prescriptive)。

    有些國家會需要一種廣泛反資本主義的重組,而革命馬克思主義力量僅作為較廣泛運動中的一種潮流作用。有時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能夠領導重組,如在蘇格蘭社會主義黨(Scottish Socialist Party)。有時革命者會在少數人中。有時會有各種馬克思主義潮流。為要成功,確實有一種有意識的反宗派主義的立場的需求。

    同時,很清楚地我們不需要國家派系,或帶有誇大妄想(delusions of grandeur)的假國際。我們經驗過無數這類國際的真正負面效應。

    但是目標、任務,是要達到一種革命馬克思主義政黨,一種列寧主義的布爾什維克政黨。沒有它,革命不會成功。

    因此我們不應把一個暫時的、部分的步驟或階段視為德行或必要。

    相似地,我們不應將後撤,一種次要的(lesser)組織形式因為政治的和組織的虛弱而必須被接受,視為原則。

    例如,在某些地方出現的「多元主義左派(pluralist left)」的想法,作為善的政黨類型、唯一可被接受的政黨的描述。

    確實,我們都支持傾向的權利、討論和論辯的重要性。但不幸地,有些人將此詮釋為黨最重要的定義性原則,並製造出一種反民主集中制(anti-democratic centralism)、反列寧主義的原則。它們排除了一種列寧式政黨,作為對斯大林主義罪行的和對許多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狹隘的宗派主義的反應。

    這可能導致一種右傾(slide to the right),一種對社會民主政治位置的滑移,以及一種從建黨計畫的完全後撤。

     這份報告指出一些普遍化第四國際的「反資本主義政黨」取徑的危害:「新的群眾反資本主義國際」將會「奠基於非政府組織之上嗎?或者奠基於青年行動主義者,和政黨呢?」朝向反資本主義政黨的聯盟的努力是向前踏出一步,但「第五國際」運動聯盟計畫很可能會更進一步弱化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建立。這份報告提到:「一些第四國際的團體現在是公開的取消主義者(liquidationist),不僅是反列寧主義者,但完全沒看見對黨的需求,將它們自身轉型為一種為運動服務的左翼『智庫』,如在荷蘭的社會主義另類政治黨(SAP [Socialistische Alternatieve Politiek])」。(〈赴國際社會主義運動──民主社會主義黨的國際工作〉[Renewing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Movement — International Work of the DSP]20111月民主社會主義黨大會。約翰‧珀西[John Percy]著。《行動主義者》[Activist],第11卷,第1期,201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