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泛左翼黨」戰略的國際資產負債表(1)◎John Percy│陳宗延譯

 

一份「泛左翼黨」戰略的國際資產負債表John Percy│陳宗延譯

John Percy, 2013, “An international balance sheet of the ‘broad party’ strategy

原載於革命社會主義黨(Revolutionary Socialist Party)網站

 

    本文旨在檢視「泛左翼黨broad party)」戰術(tactic)或戰略(strategy)被革命社會主義者在近數十年來國際地實行的經驗。在澳洲,我們甫見證這戰術變成戰略的一個特別災難性的應用,造成DSP[民主社會主義觀點(Democratic Socialist Perspective),之前的民主社會主義黨(Democratic Socialist Party]的解組。

    過去曾有許多「泛左翼黨」主張代表工人、或更廣泛的階級、或普遍的「進步」──有時候群眾,大多時候帶有選舉野心,但有著社會民主、或左翼自由派(left liberal)的綱領,有時候「全包(all-inclusive)」,但是非列寧主義者且非馬克思主義者,的黨。

    這類黨不能帶來基本的社會變革;它們不能打破資本主義階級的國家權力。要那樣,我們需要革命。要達到那樣,革命政黨是必需的──一個列寧政黨,一個政治上均質的幹部型政黨(cadre party)。

    革命社會主義黨的綱領,也曾是民主社會主義黨的綱領,對這個問題非常清楚:

「工人階級無法作為一個整體或自發地得到預備及指引期社會主義鬥爭所必需的政治階級意識。要這樣,它不可或缺地要發展一個黨,團結所有鬥爭對抗資本主義弊病和不公義的人,以及發展出社會主義意識且不顧群眾運動的局勢潮起潮落而獻身進行革命政治活動的人……終極地,只有一個主要由工人組成、且享有工人的尊敬和信任的,深深根植於工人階級的革命社會主義黨,能夠領導受壓迫和被剝削的群眾推翻資本的政治和經濟力量。革命社會主義黨的中心目標,是在澳洲建立這樣一個群眾的革命社會主義政黨。」(RSP/DSP綱領,頁63-66

DSP現在已拋棄這份綱領,且將自身解組進入社會主義者聯盟(Socialist Alliance)「泛左翼黨」,帶著非革命性的綱領。

『泛左翼黨』的特別辯護Special pleading for ‘broad parties’

    這類泛左翼黨能且會發展,於革命者的倡議之外。
麼,關於革命者該對這樣一個黨有甚麼取徑,就不過是一個正常、標準、戰術性的問題。有時介入是正確的,有時不是。

    然而,我們特別有興趣的,是當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將這類泛左翼黨提昇至特別案例,認為它們可能在某方面可以作為革命黨的取代品,或認為如果它不存在則革命者必須創造這類泛左翼黨,或永久地將他們的力量解組進入這類政黨。

    這是過去約15年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剩下的馬克思主義者中發生的事,故它自身已成為一個議題:「泛左翼黨」問題。它被一些托洛茨基潮流採納,無疑包括第四國際(Fourth International),它不幸地普遍化了這個戰術,且在歐洲發展出一種「建立反資本主義政黨(building anti-capitalist parties)」的整體戰略。

    它並非憑空出現(come out of the blue)。它同時和挫敗(defeats)造成的政治方面的危機,例如蘇聯最後的瓦解,以及對起義(upsurge)的錯估,例如在西雅圖後對反全球化運動誇大的希望,相關。

政治脈絡The political context

    泛左翼黨」的普遍化推力,是整體而言為後撤和挫敗期的政治期的結果。

1.      20年很大部分籠罩在蘇聯瓦解的陰影之下,俄國革命所得的最終解旋(unwinding)。在東歐有挫敗;中國革命以資本主義的方向解散;古巴的經濟苦於特別的問題。舊共產黨前此衰弱;現在它們更進一步衰微了。

2.      這是一段帝國主義趾高氣揚(cockiness)的期間,誇口「歷史的終結」。資產階級越來越自信和進取;新自由主義猖獗。許多工會和工人組織弱化或甚至完全被這猛攻擊潰。在許多國家支配的社會民主領導者,顯示了他們十足的無用,進一步投降,甚或帶新自由主義一馬當先(leading the neoliberal charge)。

3.      這期間亦見綠黨(Greens)的興起。綠黨之間的政治有所不同。他們代表一種增長中的環境意識,且經常成為吸引關懷一系列左翼自由派議題者的政治載具(political vehicle)。它們吸收一些較傳統「工人」政黨、共產黨(CPs)、社會民主、勞工黨的分裂。它們在此期間同時顯示了「新黨」的潛力和限制。它們日益鞏固,也就定於越趨右翼的位置。

4.      這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環球的反全球化運動的期間──從西雅圖示威到歐洲的許多示威,以及於巴西倡議並亦於其他國家主辦的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s)。這顯示了一種勉強彀得上的基進化(radicalisation of sorts),且一時看似是一種有望的發展,但政治上這些運動也顯示了一種對建立革命政黨的需求的敵意或困惑,由於世界社會論壇的反黨狹隘(strictures),非政府組織(NGOs)和右翼政黨控制全局。

我們在2001年發起社會主義者聯盟一開始的動機是潮浪已轉向,我們從1990年代末便期盼一段起義期。這樣的戰術依賴於起義,拉攏新近基進化的力量的可能性。但DSP領導肯定──或許其他被這戰術誘惑、將之擴展為永久戰略的政黨也是──誤判了,而暫時的起義並未繼續。自2003年對伊拉克的侵略以來,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除了法國)的階級鬥爭普遍衰微中。

    事實是,「泛左翼黨」的推力(確實是推力,若自永久的觀點考慮它們,過於一個暫時的戰術)實際上是政治走下坡的結果。因為實際上(at bottom),它是一次從革命社會主義方面的政治後撤,一個妥協,一個在「可能」層次的安頓。

心理壓力The psychological pressures

    因此,這現象有清楚的政治根源。但它也是一種對壓力的心理反應:

l   實際政治情況的困難性,革命左派衰弱而資本主義看似勝利;

l   許多行動主義者花費戰鬥而無進展的時距。

個體面對這心理和政治壓力有許多選項:

A. 一是回應真實情況,對政治困難採取彈性、戰術性取徑,但總是保持你的基本革命社會主義觀點。畢竟,推翻腐化的資本主義體系的需求還未減小。那實際上變得越發急迫:環境危機正威脅行星上的生命;資本主義自身被證明為一棟搖晃的大廈(shaky edifice)。我們樂於讓自己投身進入立即的鬥爭以擊潰資本主義國家,但戰術性的回應是明顯需要的,因為給定我們自身力量的微小、資產階級的強大、工人階級模糊的意識等等。我們大多只是小型的宣傳團體(propaganda groups),在此階段無法動員階級,確實離任何實際革命行動有一段長路。

B. 或者你可以尋求一種萬靈丹(panacea),一條較簡單的路線,它有一些用以正當化的無花果葉(fig leaf),且將建立革命組織的任務撇在一旁。這比較簡單,因為你不需要自己思考,或詳細檢驗你自己的實際情況。有時這可被描繪為一條到終極目標的捷徑,儘管它當然不是。

C. 或者你可以安頓於一種非革命觀點(有時仍欺騙其自身或其成員,內心裡你仍是革命者,但「此刻情況不允許」)。

    革命者身上的壓力無疑非常強大,推向最後一個選項,調整生命為非革命者。革命左派在像澳洲之處在過去數十年有很大的翻轉。在數十年的衰微、走下坡、和革命運動和戰鬥工會主義(militant trade unionism)的艱難後,有一種習於非常小的報酬、非常適度的勝利的傾向,當然非常缺少顯著的鬥爭,更遑論革命。你把你的眼界調得很低。

    儘管你始於選項A,一陣子後你可能會發現革命性的取徑被轉化為選項C,使你議和,且它經常由B型的萬靈丹或捷徑思考所中介。這類境況中的革命者經常(幾乎總是)會說他們仍支持革命,但它不過是在此刻不可能,或者我們需要首先在一個非革命性的組織中建立我們的力量,或一些其他理由。他們會辯稱他們為了戰術性、暫時性的理由追求「泛左翼黨」路線。有時可能有真正的需求,例如國家的壓制。但有時它是出於倦怠的理由而做,而有時是機會主義的理由。

基進化後的危機 Crises following radicalisations

    在整個20世紀,你可以追溯非常清楚的基進化的時期,點綴於較長階級鬥爭的衰微或停滯的時期。它顯然因國而異,且也有違背普遍模式的地方性發展,但我要在最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指認以下起義和基進化的時期。(在第三世界當然有其他的動力,許多國家正進行它們自身的反帝鬥爭或民族解放和獨立鬥爭)。

l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起義,很大部分受成功的布爾什維克革命激勵。

l   大恐慌後的稍微起義,不是立即反應,卻是在爆發數年後,當工人運動從災難中康復時。

l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受法西斯主義的挫敗和紅軍(Red Army)的勝利激勵。這導致了在歐洲革命的機會,被共產黨揮霍,但也在其他國家基進化,在冷戰爆發前。

l   60年代基進化,受美國民權運動和對越戰的反對激勵。一個青年人和學生的基進化發展於政治以及社會和文化議題上。一個高點是196856月在法國的革命性起義。

19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基進化是例外性的,激發出一系列政治議題的思考、活動和運動。它催生了我們的黨,且在許多國家振興或激勵了革命政黨。

但在基進化和一開始的成長之後,出現了走下坡,經常在新興革命團體中造成危機。一些新革命者尋找新替代方案;一些團體被「捷徑」轉向。經常從左派背景中有快速的悖離。當然它受一種有意識的資本主義反擊,新自由主義攻擊,所鼓勵。走下坡和困難受蘇聯的瓦解增強。在這類國家中,建立一個革命性政黨變得益發困難,革命者變得更為孤立。

許多戰術 Many tactics

    在如此長期的後撤、廣泛挫敗和工人階級的弱化,以及反覆推敲尋求走出消沈(doldrums)之道,一種不幸卻常出現的左派回應是,固著於一種特定戰術,使它成為一種永久的戰術。這將戰術轉為戰略。

    在建立群眾革命政黨的路上有許多戰術:

        聲明(Proclamations),揚起旗幟,直截的宣傳。你可以發佈一篇宣言,例如《共產黨宣言》。你可以拿出一張紙,宣佈你的綱領。

        團結,重組(regroupments),與其他政治潮流的分裂和融合是一項重要的戰術。

        進入另一個政黨,一般而言是具有較廣泛支持的,帶有贏取一部分基層、減少孤立、與基進化工人連結的目標。

        專注於產業,或特定工廠,或校園,或特定社群或社會部門。

        聯合陣線,聯盟或集團(blocs)。參與其他力量,在一個較廣泛的整體中,在一個特定的運動上,參與選舉,或生產報紙,建立一個新黨,在少於你的革命綱領上。

一個教訓是我們不排除任何戰術。同等重要地,我們學到最好不要執著於特定戰術。戰術可以或好或糟地被執行。可以造成錯誤,但通常能被改正,若我們僅視其為戰術。一旦它提升為戰略,它就較難改正了。

戰術提升為戰略 Tactics elevated to strategy

    即使在第四國際的案例中,沒有什麼引領潮流的中央政黨,也有尋求普遍戰術(universal tactics)的傾向。我們在入戰術entry tactic)的案例中可見。它在某些時間和地點可以是有用的戰術,但它也可以變得普遍化然後持續太長久。對一些托洛茨基潮流而言這仍是信條(article of faith),卻是對第四國際(FI)數十年的問題。它由托洛茨基於1930年代的困難情況中提議,「法國轉向the French turn)」,而一些托洛茨基主義團體應用它。在一些案例中,例如澳洲的小團體,加入工黨的戰術直到二戰中期並不適用,那時動機有些不同:該團體被禁,故公開工作不再可能。在戰後,冷戰爆發了,對加入戰術進一步的論述是由第四國際的秘書長米歇爾帕布羅Michel Pablo)發展,他主張「深層加入(deep entry)」,作為加入的延伸期。它為多數托洛茨基主義團體帶來災難。

    對「我們」世代的黨,來自於60年代基進化,在反越戰運動附近,受196856月在法國的革命性起義激勵,在澳洲、美國、歐洲,革命是真實的。古巴革命是近期的。越南也是。加入戰略乍看是過時的。第四國際在60年代掙脫了(broke free of)加入「原則(principle)」,且在70年代於那個貧乏的內部辯論中與其大部分達成妥協(largely came to terms with it)。在發展我們政黨的早年,我們必須克服它。許多人則並未。

    但第四國際大多數人再次被一個戰術纏上了。在他們1969年的世界大會World Congress)中,他們將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的游擊戰戰術(tactic of guerrilla warfare)提昇為戰略。它證實為對第四國際的災難,且花費很長的辯論和派系鬥爭(faction struggle)以轉回。在第四國際,有如我們在坎農主義傳統(Cannonist tradition)所見、由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US SWP)領導的建黨觀點(party-building perspective),和歐洲第四國際傳統中將戰術提昇為戰略,二者之間的對立陣營(counterposition)。

    社會主義工人黨正確地拒斥了游擊戰戰略,然而接著在70年代末期墜入另一次戰術提昇為戰略,「工業轉向(turn to industry)」。那是一次錯誤的呼召,基於對政治情勢的錯估,對即將發生的工業鬥爭和基進化的預測。它成為戰略,成為口號(shibboleth)(事實上要加上社會主義工人黨領袖傑克巴恩斯[Jack Barnes]一開始有個邪惡的國際派系動機的事實──「去那些歐洲人(screw the Europeans)」──且或許有個對他自己的黨的邪惡派系動機,以確保他的控制和支配,消除一切反對。)但是他作繭自縛(hoist on his own petard)。他受困,且滅絕了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

    我們進行了那轉向,帶有一些正面結果和有用的經驗,儘管當然也有代價。當轉向所依據的(predicated)被預言的(predicted)工人階級起義清楚地並未發生,我們做出調整,讓我們快速地增強我們在學生和在不同運動中的政治工作。但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拒絕面對事實,堅持其轉向,甚至「深化」它,反覆大量生產之(rolling it out)。那不是造成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墮落的唯一因素,但它是一個主要因素──拒絕面對事實,以及所有由此流出的政治扭曲。(見道格洛里默[Doug Lorimer]198413日,對我們全國委員會議關於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報告,印製為小冊《宗派的形成》[The Making of a Sect]。)

    現在有另一項戰術成為戰略(tactic-become-strategy)之災,摧毀民主社會主義黨、誤導第四國際和摧毀或擊潰世界上許多革命政黨的「泛左翼黨」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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