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泛左翼黨」戰略的國際資產負債表(1)◎John Percy│陳宗延譯

 

一份「泛左翼黨」戰略的國際資產負債表John Percy│陳宗延譯

John Percy, 2013, “An international balance sheet of the ‘broad party’ strategy

原載於革命社會主義黨(Revolutionary Socialist Party)網站

 

    本文旨在檢視「泛左翼黨broad party)」戰術(tactic)或戰略(strategy)被革命社會主義者在近數十年來國際地實行的經驗。在澳洲,我們甫見證這戰術變成戰略的一個特別災難性的應用,造成DSP[民主社會主義觀點(Democratic Socialist Perspective),之前的民主社會主義黨(Democratic Socialist Party]的解組。

    過去曾有許多「泛左翼黨」主張代表工人、或更廣泛的階級、或普遍的「進步」──有時候群眾,大多時候帶有選舉野心,但有著社會民主、或左翼自由派(left liberal)的綱領,有時候「全包(all-inclusive)」,但是非列寧主義者且非馬克思主義者,的黨。

    這類黨不能帶來基本的社會變革;它們不能打破資本主義階級的國家權力。要那樣,我們需要革命。要達到那樣,革命政黨是必需的──一個列寧政黨,一個政治上均質的幹部型政黨(cadre party)。

    革命社會主義黨的綱領,也曾是民主社會主義黨的綱領,對這個問題非常清楚:

「工人階級無法作為一個整體或自發地得到預備及指引期社會主義鬥爭所必需的政治階級意識。要這樣,它不可或缺地要發展一個黨,團結所有鬥爭對抗資本主義弊病和不公義的人,以及發展出社會主義意識且不顧群眾運動的局勢潮起潮落而獻身進行革命政治活動的人……終極地,只有一個主要由工人組成、且享有工人的尊敬和信任的,深深根植於工人階級的革命社會主義黨,能夠領導受壓迫和被剝削的群眾推翻資本的政治和經濟力量。革命社會主義黨的中心目標,是在澳洲建立這樣一個群眾的革命社會主義政黨。」(RSP/DSP綱領,頁63-66

DSP現在已拋棄這份綱領,且將自身解組進入社會主義者聯盟(Socialist Alliance)「泛左翼黨」,帶著非革命性的綱領。

『泛左翼黨』的特別辯護Special pleading for ‘broad parties’

    這類泛左翼黨能且會發展,於革命者的倡議之外。
麼,關於革命者該對這樣一個黨有甚麼取徑,就不過是一個正常、標準、戰術性的問題。有時介入是正確的,有時不是。

    然而,我們特別有興趣的,是當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將這類泛左翼黨提昇至特別案例,認為它們可能在某方面可以作為革命黨的取代品,或認為如果它不存在則革命者必須創造這類泛左翼黨,或永久地將他們的力量解組進入這類政黨。

    這是過去約15年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剩下的馬克思主義者中發生的事,故它自身已成為一個議題:「泛左翼黨」問題。它被一些托洛茨基潮流採納,無疑包括第四國際(Fourth International),它不幸地普遍化了這個戰術,且在歐洲發展出一種「建立反資本主義政黨(building anti-capitalist parties)」的整體戰略。

    它並非憑空出現(come out of the blue)。它同時和挫敗(defeats)造成的政治方面的危機,例如蘇聯最後的瓦解,以及對起義(upsurge)的錯估,例如在西雅圖後對反全球化運動誇大的希望,相關。

政治脈絡The political context

    泛左翼黨」的普遍化推力,是整體而言為後撤和挫敗期的政治期的結果。

1.      20年很大部分籠罩在蘇聯瓦解的陰影之下,俄國革命所得的最終解旋(unwinding)。在東歐有挫敗;中國革命以資本主義的方向解散;古巴的經濟苦於特別的問題。舊共產黨前此衰弱;現在它們更進一步衰微了。

2.      這是一段帝國主義趾高氣揚(cockiness)的期間,誇口「歷史的終結」。資產階級越來越自信和進取;新自由主義猖獗。許多工會和工人組織弱化或甚至完全被這猛攻擊潰。在許多國家支配的社會民主領導者,顯示了他們十足的無用,進一步投降,甚或帶新自由主義一馬當先(leading the neoliberal charge)。

3.      這期間亦見綠黨(Greens)的興起。綠黨之間的政治有所不同。他們代表一種增長中的環境意識,且經常成為吸引關懷一系列左翼自由派議題者的政治載具(political vehicle)。它們吸收一些較傳統「工人」政黨、共產黨(CPs)、社會民主、勞工黨的分裂。它們在此期間同時顯示了「新黨」的潛力和限制。它們日益鞏固,也就定於越趨右翼的位置。

4.      這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環球的反全球化運動的期間──從西雅圖示威到歐洲的許多示威,以及於巴西倡議並亦於其他國家主辦的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s)。這顯示了一種勉強彀得上的基進化(radicalisation of sorts),且一時看似是一種有望的發展,但政治上這些運動也顯示了一種對建立革命政黨的需求的敵意或困惑,由於世界社會論壇的反黨狹隘(strictures),非政府組織(NGOs)和右翼政黨控制全局。

我們在2001年發起社會主義者聯盟一開始的動機是潮浪已轉向,我們從1990年代末便期盼一段起義期。這樣的戰術依賴於起義,拉攏新近基進化的力量的可能性。但DSP領導肯定──或許其他被這戰術誘惑、將之擴展為永久戰略的政黨也是──誤判了,而暫時的起義並未繼續。自2003年對伊拉克的侵略以來,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除了法國)的階級鬥爭普遍衰微中。

    事實是,「泛左翼黨」的推力(確實是推力,若自永久的觀點考慮它們,過於一個暫時的戰術)實際上是政治走下坡的結果。因為實際上(at bottom),它是一次從革命社會主義方面的政治後撤,一個妥協,一個在「可能」層次的安頓。

心理壓力The psychological pressures

    因此,這現象有清楚的政治根源。但它也是一種對壓力的心理反應:

l   實際政治情況的困難性,革命左派衰弱而資本主義看似勝利;

l   許多行動主義者花費戰鬥而無進展的時距。

個體面對這心理和政治壓力有許多選項:

A. 一是回應真實情況,對政治困難採取彈性、戰術性取徑,但總是保持你的基本革命社會主義觀點。畢竟,推翻腐化的資本主義體系的需求還未減小。那實際上變得越發急迫:環境危機正威脅行星上的生命;資本主義自身被證明為一棟搖晃的大廈(shaky edifice)。我們樂於讓自己投身進入立即的鬥爭以擊潰資本主義國家,但戰術性的回應是明顯需要的,因為給定我們自身力量的微小、資產階級的強大、工人階級模糊的意識等等。我們大多只是小型的宣傳團體(propaganda groups),在此階段無法動員階級,確實離任何實際革命行動有一段長路。

B. 或者你可以尋求一種萬靈丹(panacea),一條較簡單的路線,它有一些用以正當化的無花果葉(fig leaf),且將建立革命組織的任務撇在一旁。這比較簡單,因為你不需要自己思考,或詳細檢驗你自己的實際情況。有時這可被描繪為一條到終極目標的捷徑,儘管它當然不是。

C. 或者你可以安頓於一種非革命觀點(有時仍欺騙其自身或其成員,內心裡你仍是革命者,但「此刻情況不允許」)。

    革命者身上的壓力無疑非常強大,推向最後一個選項,調整生命為非革命者。革命左派在像澳洲之處在過去數十年有很大的翻轉。在數十年的衰微、走下坡、和革命運動和戰鬥工會主義(militant trade unionism)的艱難後,有一種習於非常小的報酬、非常適度的勝利的傾向,當然非常缺少顯著的鬥爭,更遑論革命。你把你的眼界調得很低。

    儘管你始於選項A,一陣子後你可能會發現革命性的取徑被轉化為選項C,使你議和,且它經常由B型的萬靈丹或捷徑思考所中介。這類境況中的革命者經常(幾乎總是)會說他們仍支持革命,但它不過是在此刻不可能,或者我們需要首先在一個非革命性的組織中建立我們的力量,或一些其他理由。他們會辯稱他們為了戰術性、暫時性的理由追求「泛左翼黨」路線。有時可能有真正的需求,例如國家的壓制。但有時它是出於倦怠的理由而做,而有時是機會主義的理由。

基進化後的危機 Crises following radicalisations

    在整個20世紀,你可以追溯非常清楚的基進化的時期,點綴於較長階級鬥爭的衰微或停滯的時期。它顯然因國而異,且也有違背普遍模式的地方性發展,但我要在最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指認以下起義和基進化的時期。(在第三世界當然有其他的動力,許多國家正進行它們自身的反帝鬥爭或民族解放和獨立鬥爭)。

l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起義,很大部分受成功的布爾什維克革命激勵。

l   大恐慌後的稍微起義,不是立即反應,卻是在爆發數年後,當工人運動從災難中康復時。

l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受法西斯主義的挫敗和紅軍(Red Army)的勝利激勵。這導致了在歐洲革命的機會,被共產黨揮霍,但也在其他國家基進化,在冷戰爆發前。

l   60年代基進化,受美國民權運動和對越戰的反對激勵。一個青年人和學生的基進化發展於政治以及社會和文化議題上。一個高點是196856月在法國的革命性起義。

19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基進化是例外性的,激發出一系列政治議題的思考、活動和運動。它催生了我們的黨,且在許多國家振興或激勵了革命政黨。

但在基進化和一開始的成長之後,出現了走下坡,經常在新興革命團體中造成危機。一些新革命者尋找新替代方案;一些團體被「捷徑」轉向。經常從左派背景中有快速的悖離。當然它受一種有意識的資本主義反擊,新自由主義攻擊,所鼓勵。走下坡和困難受蘇聯的瓦解增強。在這類國家中,建立一個革命性政黨變得益發困難,革命者變得更為孤立。

許多戰術 Many tactics

    在如此長期的後撤、廣泛挫敗和工人階級的弱化,以及反覆推敲尋求走出消沈(doldrums)之道,一種不幸卻常出現的左派回應是,固著於一種特定戰術,使它成為一種永久的戰術。這將戰術轉為戰略。

    在建立群眾革命政黨的路上有許多戰術:

        聲明(Proclamations),揚起旗幟,直截的宣傳。你可以發佈一篇宣言,例如《共產黨宣言》。你可以拿出一張紙,宣佈你的綱領。

        團結,重組(regroupments),與其他政治潮流的分裂和融合是一項重要的戰術。

        進入另一個政黨,一般而言是具有較廣泛支持的,帶有贏取一部分基層、減少孤立、與基進化工人連結的目標。

        專注於產業,或特定工廠,或校園,或特定社群或社會部門。

        聯合陣線,聯盟或集團(blocs)。參與其他力量,在一個較廣泛的整體中,在一個特定的運動上,參與選舉,或生產報紙,建立一個新黨,在少於你的革命綱領上。

一個教訓是我們不排除任何戰術。同等重要地,我們學到最好不要執著於特定戰術。戰術可以或好或糟地被執行。可以造成錯誤,但通常能被改正,若我們僅視其為戰術。一旦它提升為戰略,它就較難改正了。

戰術提升為戰略 Tactics elevated to strategy

    即使在第四國際的案例中,沒有什麼引領潮流的中央政黨,也有尋求普遍戰術(universal tactics)的傾向。我們在入戰術entry tactic)的案例中可見。它在某些時間和地點可以是有用的戰術,但它也可以變得普遍化然後持續太長久。對一些托洛茨基潮流而言這仍是信條(article of faith),卻是對第四國際(FI)數十年的問題。它由托洛茨基於1930年代的困難情況中提議,「法國轉向the French turn)」,而一些托洛茨基主義團體應用它。在一些案例中,例如澳洲的小團體,加入工黨的戰術直到二戰中期並不適用,那時動機有些不同:該團體被禁,故公開工作不再可能。在戰後,冷戰爆發了,對加入戰術進一步的論述是由第四國際的秘書長米歇爾帕布羅Michel Pablo)發展,他主張「深層加入(deep entry)」,作為加入的延伸期。它為多數托洛茨基主義團體帶來災難。

    對「我們」世代的黨,來自於60年代基進化,在反越戰運動附近,受196856月在法國的革命性起義激勵,在澳洲、美國、歐洲,革命是真實的。古巴革命是近期的。越南也是。加入戰略乍看是過時的。第四國際在60年代掙脫了(broke free of)加入「原則(principle)」,且在70年代於那個貧乏的內部辯論中與其大部分達成妥協(largely came to terms with it)。在發展我們政黨的早年,我們必須克服它。許多人則並未。

    但第四國際大多數人再次被一個戰術纏上了。在他們1969年的世界大會World Congress)中,他們將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的游擊戰戰術(tactic of guerrilla warfare)提昇為戰略。它證實為對第四國際的災難,且花費很長的辯論和派系鬥爭(faction struggle)以轉回。在第四國際,有如我們在坎農主義傳統(Cannonist tradition)所見、由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US SWP)領導的建黨觀點(party-building perspective),和歐洲第四國際傳統中將戰術提昇為戰略,二者之間的對立陣營(counterposition)。

    社會主義工人黨正確地拒斥了游擊戰戰略,然而接著在70年代末期墜入另一次戰術提昇為戰略,「工業轉向(turn to industry)」。那是一次錯誤的呼召,基於對政治情勢的錯估,對即將發生的工業鬥爭和基進化的預測。它成為戰略,成為口號(shibboleth)(事實上要加上社會主義工人黨領袖傑克巴恩斯[Jack Barnes]一開始有個邪惡的國際派系動機的事實──「去那些歐洲人(screw the Europeans)」──且或許有個對他自己的黨的邪惡派系動機,以確保他的控制和支配,消除一切反對。)但是他作繭自縛(hoist on his own petard)。他受困,且滅絕了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

    我們進行了那轉向,帶有一些正面結果和有用的經驗,儘管當然也有代價。當轉向所依據的(predicated)被預言的(predicted)工人階級起義清楚地並未發生,我們做出調整,讓我們快速地增強我們在學生和在不同運動中的政治工作。但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拒絕面對事實,堅持其轉向,甚至「深化」它,反覆大量生產之(rolling it out)。那不是造成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墮落的唯一因素,但它是一個主要因素──拒絕面對事實,以及所有由此流出的政治扭曲。(見道格洛里默[Doug Lorimer]198413日,對我們全國委員會議關於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報告,印製為小冊《宗派的形成》[The Making of a Sect]。)

    現在有另一項戰術成為戰略(tactic-become-strategy)之災,摧毀民主社會主義黨、誤導第四國際和摧毀或擊潰世界上許多革命政黨的「泛左翼黨」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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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溢價、社會過程與統計至上主義◎謝宇、吳曉剛│陳宗延譯

市場溢價、社會過程與統計至上主義◎謝宇吳曉剛│陳宗延譯

Market Premium, Social Process, and Statisticism

原載於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70, No. 5 (Oct., 2005), pp. 865-870

http://www.jstor.org/stable/4145364

 

回應Jann

 

統計是一項強大然而潛在危險的工具。超過20年前,已故的Otis Dudley Duncan (1984:226)告誡過我們關於「統計至上主義(statisticism)」的危險:「計算是做研究的同義詞之想法,統計是科學方法論的完全或充分基礎之天真信念,統計公式是為了評估不同實質理論的相對價值之類而存在之迷信。」Duncan的警告長期被理解為適用於做量化研究的社會學家。然而,他的顧慮也同等地適用於量化研究的讀者,特別適一些仔細的讀者。

在我們早先的作品中(Wu and Xie 2003),我們問的問題是,「市場會獲益(pay off)嗎?」我們的重點在於市場部門中工人的潛在異質性(potential heterogeneity)。使用了工作的歷史資料,我們在市場部門中區別出兩種工人:早鳥(early birds)和後進者(later entrants)。我們關注的是早鳥和後進者聚攏(pooling)的可能性,即使他們作為國家部門的滯留者(stayer)各自有相同的教育收益(education returns),可能會使在市場部門教育收益顯得比在國家部門較高。我們的主要經驗結果,也由Jann所驗證的,顯示後進者而非早鳥,比滯留者有顯著較高的教育收益。

Jann(2005)的評論的要旨是,在區別早鳥與後進者和滯留者的資料中,統計檢定力(statistical power)不足[1]。這點是技術上有效的(valid),儘管只在狹隘的「虛無假設顯著性檢驗(null hypothesis significance testing)」的統計典範中,而那在近數十年來飽受嚴重批判(例如,Cohen 1994)。一個基本問題是任何差異有足夠資料,都一定會變成「統計顯著」。已故的John Tukey (1991:100)對此典範有以下說法:「統計學家典型地詢問錯誤的問題──且樂於以謊言答覆,通常是一個徹底的謊言。他們問『AB的效應是否不同』,而他們樂於回答『不』……[我們知道] 對任何AB而言──在某些小數點的(decimal)地方──AB的效應總是不同」。

    在最後的分析中,我們和Jann不一致之處和統計方法的技術性正確度無關,而是關於統計方法應如何被用於社會學研究。我們是統計方法論不應與指引研究的實質關懷分離之觀點的強烈信仰者。Jann對我們作品的「方法論」批評是方向錯誤的,恰恰因為它狹隘地為方法論的,對實質研究問題和潛在的社會過程都缺乏理解。如後所示,實質研究問題使他對早鳥和後進者之間差異的檢驗成為不相關的。

    公平地說,Jann不應為掉入「統計至上主義」的陷阱而被單獨挑出,因為這類習慣在當今社會學是如此廣佈,以致於經常讓量化研究很不吸引人。Jann的評論顯明了一種對量化社會學者共同的誘惑:倚賴罐頭的(canned)統計檢驗而非實質知識。因此,我們利用這個機會汲取一個對我們所有人的教訓:只有結合對涉及的社會過程的實質理解,統計方法才能導致富有成效的研究。

    在基礎的層次上,吳和謝(Wu and Xie (2003))的研究是描述性的。我們貫穿全文強調這點,藉由警示讀者,當單一群體中的工人事實上是異質時聚合的危險(danger of aggregation)。儘管我們質疑市場化本身(marketization per se)「造成(caused)」教育收益較高的盛行看法,我們從未意圖讓我們的統計分析超過一種描述性的習用。在這類習用中,正式的統計檢定在統計檢定力不足時可以是有信息的。當缺乏強大的統計資訊時,實質知識應該佔優勢。

    在他的評論中,Jann3個群體加以討論──滯留者、早鳥和後進者──彷彿他們是對稱的,就像實驗設計中那樣。這麼做,他借用了通常用於與實驗設計相關的變異數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的多群體比較的語言。然而,因為我們處理的是觀察資料,我們關注的是社會過程產生的組間(between-group)和組內(within-group)異質性。這3組的收益體制(earnings regimes)起因於清楚地不對稱的累積歷史過程(圖1),而因此應該在分析中被如此對待。有如3個實驗條件般對這3組加以比較,是既不恰當又誤導的。

    1呈現了一幅在1996年當代中國生命史與社會變遷(Life Histories and Soci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hina)調查中應答者類型的模式流程圖,資料被吳和謝(Wu and Xie (2003))使用。Y軸代表雇用部門(employment sector)(國家vs.市場),而X軸代表歷時。我們做了市場部門是吸收狀態(absorbing state)的方便假設,這樣就不會有從市場部門到國家部門的逆向轉換(reverse transition[2]。在1978年,在中國經濟改革之始,1,197位應答者在國家部門工作。到了1987年,11%轉換到市場部門(d = 1),且被稱為「早鳥」。在剩下的1,068名國家部門中的工人與1878年和1987年間開始進入部門的522名新進者中,16%轉換進入市場部門(d = 2),且被稱為「後進者」[3]。剩下的1,337名應答者被稱為「滯留者」。

吳和謝(2003)文需部分為造成Jann的困惑負責,因為他的再分析是以吳和謝(2003)收入取對數對教育、部門及其交互作用的迴歸為原型。吳和謝(2003)對於教育對部門的差異收益的延伸討論,使教育看起來好像是因果因素(causal factor),而部門是共變量(covariate)。然而,我們真正的研究問題是關於對部門的收入差異,而教育是混淆項(confounder)。讓我們重探一個被Jann引述和強調的段落(Wu and Xie 2003:430)

2個假說的關鍵差異是對早鳥的處置(treatment)。在假說1中,早鳥被歸類在後進者中,因為他們共享了在市場部門之中的共同特徵……在假說2中,早鳥被歸類在滯留者中,因為這兩類工人正接近聚合,相對於被選擇性地徵募進市場部門的後進者。

Jann 假設「被歸類在」一語在此意味「共享相同的教育係數」。這是錯誤的,如吳和謝(Wu and Xie (2003:431))的圖1所示。例如,早鳥和後進者是可能在收入和教育分佈上不同,但是與滯留者有著相同的教育收益,不過將早鳥和後進者歸類在一起仍能讓在市場部門中的工人得到比在國家部門中的滯留者得到較高的教育收益。

[圖1]  中國勞動市場轉換流程圖,1978-1996年(Flow Chart of Labor Market Transitions in China, 1978-1996) [圖請見原文]

 

    讓此探尋推進,讓我們以因果推論語言中明確的反事實(counterfactuals)重新概念化(reconceptualize)實質問題。(Heckman 2005; Holland 1986; Manski 1995; Winship and Morgan 1999)。假設我們對於進入市場部門對在1996年的未來收益的因果效應有興趣。概念上,在此安排中有2個因果問題:(1) 早期轉換的效應為何?(即,d = 1)以及(2) 晚期轉換的效應為何?(即,d = 2)。當然,這兩個問題是內在地不對稱的。第二個問題只對那些沒有經過過早期轉換的工人有意義,而第一個則牽涉到那些經歷早期轉換和那些沒有經歷的人之間的反事實比較,無論後來他們發生甚麼事。借用帶有隨時間變化的(time-varying)處置的因果推論的標記方式(Brand and Xie 2005),讓Ydi標記第i個人的可能收入,若此人在時間d (d=1, 2, ∞)做出轉換,其中d= ∞標記此人到研究結束前並未做出轉換(即,滯留者)。注意對一個做出早期轉換(d=1)的人而言,反事實結果應遵循「前瞻序列期待(forward-looking sequential expectation)」(Brand and Xie 2005)的原則,一種晚期轉換(d=2)和滯留(d=∞)的結合。我們因此定義第一個問題的平均因果效應為 

E(Yd=1)E(Yd>1)E(Yd=1)[E(Yd=2)P2 + E(Yd=∞)(1 – P2)]  (1)

 注意轉換機率為條件的,因此P2 = P(d = 2 I d > 1)

    對第二個問題,比較較為簡單,牽涉到兩個體制特定(regime-specific)的手段:

E(Yd=2)E(Yd>2)E(Yd=2)E(Yd=∞)  (2)

要計算方程式12定義的量是永不可能的,因為我們僅觀察到對每個工人而言的三個可能結果之一。要推論因果性,引入忽略性(ignorability)假設是必要的,這必須被視為暫定的,因為不太可能在現實中有效。忽略性假設主張,所有與轉換相關的系統性差異,可以用一組觀察而得的共變數(X)加以概括(Rosenbaum and Rubin 1984) 

    給定這個假設,預期可以在觀察而得的共變數,包括教育,的基礎上被估計。如方程式12所示,為了因果分析我們需要4個條件預期:E(Yd=1X)E(Yd>1X)是給第一個方程式,而E(Yd=2X)E(Yd>2X)是給第二個方程式。忽略性假設意味
E(Yd=1X)在早鳥中、E(Yd=2X) 在後進者中、以及E(Yd>2X)在滯留者中可被估計。然而,E(Yd>2X),作為兩個條件預期的加權總和,應同時從後進者和滯留者中被估計。給定P2很小(在.16),一個對E(Yd>1X)的粗糙近似值就能從滯留者中被估計(即,給予滯留者完全的權重)。這個近似值是對吳和謝(2003)的分析策略的一種詮釋。因為後進者相對於早鳥去比較,僅構成恰當群體的一小部分,如Jann建議的去直接比較後進者和早鳥的意義就很小。

    為顯明這個重新概念化的效益,我們進行了傾向分數分析(propensity score analyses)。因為篇幅限制,我們在討論中僅呈現最重要的發現。操演的完整的結果在他處報告(Xie and Wu 2005)。借用因果推論文獻的行話(jargon),我們在我們的研究中考慮了兩個「處置」:對市場部門的早期進入,和對市場部門的晚期進入。對第一個處置,「控制」組包含沒有進行早期進入的工人,因此包括滯留者和後進者。對第二個處置,「控制」組僅包含滯留者。傾向分數法讓我們在單一向度上概括所有處置組和控制組之間的差異:接受特定處置的機率。我們接著計算在每個傾向分數階層中對收入的平均處置效應。

   從這個傾向分數分析中有兩個主要發現。第一,晚期轉換的傾向模型不同於早期轉換的,因為做轉換的機制改變了。人力資本和政治資本的度量如教育、黨員資格、年資和幹部鏈結負相關地預測了早期轉型進入市場部門的機率,這模式在晚期轉型中卻遠較不明顯。 

    第二,我們發現晚期轉換的市場進入的處置效應和早期轉換的非常不同。對早期轉換,我們發現在任何傾向分數階層中對收入沒有效果。對晚期轉換,估計的處置效果西對較大,且對4個最低的傾向分數階層皆顯著不同於0。我們將結果呈現於圖2。如果我們將不同的階層在同質性效應的假設下,以一個整體的處置效應歸類在一起,估計是236元人民幣(中國貨幣),標準差54,造成高度顯著的t4.36。然而,同質性處置的假設明顯地被圖2觀察到的向下(downward)趨勢違反了。用階層線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我們發現處置效應的大小強烈地且負相關地依賴於傾向分數,階層排序的一單位變化(即,跨越一個傾向分數階層),與處置效應中94元人民幣的減少相關(一個顯著的關係,其t=-3.6)。亦即,晚期轉換進入市場部門的益處,在那些最不可能做出轉換的人之中最大,且隨做出轉換的傾向遞減。

    對於「市場會獲益嗎?」的問題,這些新結果得不出簡單的答案。我們沒有發現一種對收入的一般市場效應。相對地,這些效應在兩個向度上不同。第一,驗證了吳和謝(2003)較早的結果,我們再次發現沒有早期市場轉換的溢價的證據,而晚期轉換進市場部門則與較高收入相關。更有甚者,我們證明了即使在後進者中,在市場部門工作的益處隨做出轉換的傾向而劇烈減少。因此,我們重分析的概括發現是,市場溢價僅限於否則做出轉換進入市場部門的概率很低的後進者。他們是誰? 

    在所有概率中,這些低傾向的後進者是在國家部門做得特好的工人。成本效益分析顯示,對一個做出從國家部門到市場部門轉換的人,自願進入市場的益處需超過滯留在國家部門的。在國家部門表現良好且不太可能失去他們工作的工人,有保持原狀的良好誘因。對他們,市場部門的吸引力必須充分大於他們在國家部門已經享有的好處的補償。因此,只有那些有著最佳市場機會的人們會真的做出轉換。我們在吳和謝(2003:435)中以圖表強調這些個體,以自願後進者指涉他們。這些結果顯明一種對忽略性假設的典型違反,內生性問題(problem of endogeneity)。個體在預期結果的基礎上選擇他們的「處置」,這在工人之中並同質。這種對社會過程的洞見,永遠不可能在Jann那類的分析中產生。他的批判聚焦於一種在早鳥和後進者間的不恰當比較,是他以實質知識為代價而倚賴沒有提供信息的統計檢定的結果。就其本身而論,Jann的統計操演對於理解吳和謝(2003)報告的、在經驗模式背後的社會過程,貢獻很少。 

 [圖2]  依傾向階層對收入的市場處置效應:後進者vs.滯留者(Market Treatment Effect on Earnings by Propensity Stratum: Later Entrants versus Stayers.) [圖請見原文] 

注意:散佈圖中的數字,為後進者(處置組)和滯留者(控制組)之間收入比較的t值;t < 1.96表示一個傾向分數階層中,處置和控制組之間的收入沒有顯著差異。擬合直線(linear fit)是基於階層線性模型評估(帶有1級模型斜率的2級模型作為迴歸於傾向階層排序的結果);傾向階層排序的效果統計上顯著(t = -3.6)

 

謝宇(Yu Xie)密西根大學社會學統計學Otis Dudley Duncan講座教授;在社會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的人口研究中心(Population Studies Center 和調查研究中心(Survey Research Center)的研究教授;以及在中國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的兼任教職(Faculty Associate)。他的主要興趣是社會階層化、人口學、統計方法、中國研究和科學社會學。他的出版著作包括與Daniel Powers合著的《分類數據分析的統計方法》(Statistical Methods for Categorical Data Analysis(Academic Press 2000),與Kimberlee Shauman合著的《科學界的女性:職涯過程與結果》(Women in Science: Career Processes and Outcome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以及與Kimberly Goyette合著的《美國亞裔的人口統計描述》(A Demographic Portrait of Asian Americans(Russell Sage Foundation and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2004)

吳曉剛(Xiaogang Wu)香港科技大學(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HKUST)的社會科學助理教授。他的研究興趣包括社會階層化與流動、勞動市場與經濟社會學,以及組織。他曾於《美國社會學評論》(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社會力》(Social Forces)和《人口學》(Demography)中發表。他目前的研究應用因果模型以檢驗中國的階層化過程和結構性不平等之間的關係。他最近接受一項3年期補助,由香港研究資助局(Research Grants Council of Hong Kong)授與,以研究改革年代中國中教育機會近用的社會不平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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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是第一作者向Jann建議,他對吳和謝(2003)文的問題應抽換詞彙為一個統計檢定力不足的問題。

[2] 亦即,我們從圖1排除了少量「市場輸家(market losers)」,因為這個群體大小很小(Wu and Xie 2003)。這個分類我們是基於吳和謝對市場部門的全面措施。

[3] 在此,275名工人,包括82名在吳和謝(2003)原文中於1987年後進入勞動力的的「後進者」從分析中被捨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