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武漢國際研討會上討論的列寧思想與馬克思主義」──各種思潮傾向概述◎Paul Le Blanc│陳宗延譯

China: Lenin’s ideas, Marxism discussed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Wuhan By Paul Le Blanc

201312日原載於Link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ist Renewal

http://links.org.au/node/3164

[閱讀Paul Le Blanc在這場國際研討會發表的主題演講[中譯]更多關於Paul Le Blanc和他寫的文章,及更多論列寧的文章]

 

武漢,中國中部湖北省的省會,著名的武漢大學為它增光,那裡曾是兩個世界上最主要革命思想家與組織者──2006年的羅莎盧森堡和最近的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的國際研討會舉辦的地點。

 

20121020-22日,它主辦了「列寧思想在21世紀國際研討會:詮釋及其價值」。兩場活動皆由一位傑出的學者何萍教授組織統籌,她的體貼和關懷使她的學生們忠誠跟隨,而她全球性的觸角和知識上的開放性創造了使人印象深刻的學術交流。

 

這場會議由羅莎盧森堡基金會和武漢大學許多部門(哲學學院、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所和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所)共同發起。我在他處報告過羅莎盧森堡研討會複雜而奇妙的經驗,所包括的資訊與分析我在此不再贅述。

 

六年後,列寧的研討會有許多相同的性質──例如,幾乎所有論文都提供中、英雙語,並進行英文和中文的同步翻譯。雖然兩次會議都預定為三日,然而這次比較短──有一整天花在遊覽武漢的博物館和古蹟,那絕對是豐富的,但卻比羅莎.盧森堡研討會減少了大家接觸與討論的機會。參與這次研討會的中國學生似乎真的比較少,而這就相應地減少了──就我看來──相比於羅莎.盧森堡研討會(至少就我記憶所及)所注入的某種青春和開放參與的精神。

當然,這裡存在相當的多樣性,鑑於出席者有近100位學者──大多數來自中國,但大概四分之一來自國外,包括一群在中國唸書的歐洲學生。與會學者中,除了主辦國之外,有奧地利、英國、加拿大、法國、德國、印度、義大利、日本、荷蘭、波蘭、俄國和美國。*(註)且在外國來賓和在中國參與者中,可以辨別出不同的思潮傾向。

 

脈絡

武漢是中國最大的城市之一,它也是那廣袤而令人驚嘆的國家在過去、現在和未來的關鍵組成之一。

 

1911年的基進民族主義(radical-nationalist)的革命──它將中國從帝制轉變共和的中華民國──始於此處。武漢是中國國民黨的要塞之一,1927年國民黨人(Nationalists)也是在此殺氣騰騰地轉向清除他們的左翼盟友中國共產黨(CPC)。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日本的猛攻下,國民黨將首都遷往武漢[1]。自從共產黨在1949年震撼世界的革命性勝利後,它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偉大的城市工業與教育中心之一──目前有超過1千萬人口,以其汽車與鋼鐵製造、光電、藥劑、生物工程等聞名。在遊覽他們出色的1911年革命博物館──及其現代主義化的建築和精緻的展覽──後的總結,訪客接觸一個巨大的環繞視頻所描繪的未來武漢,有著通明的燈火和超現代的摩天大廈以及顯然的共同繁榮(prosperity for all)。在研討會結束後,我在回美國的飛機上,我能夠讀到20121023日發行的英文《中國日報》(China Daily:「在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深化改革開放、加速轉變困難地區的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時刻。」(這是一篇論中共即將召開的第18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文章)。

 

人們普遍理解中共在維持其對中國的獨佔政治統治的同時,過去多年來沿著資本主義的路線改革經濟,努力讓國家變成全球經濟的主導球員。按照官方的規劃,中共的「官方馬克思主義」(MMD)(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Marxism-Leninism/Mao Zedong Thought/Deng Xioping Theory][2])是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之路:今天創造足夠明天分享的財富。在研討會中,這被波蘭參與者Zbigniew Wiktor教授喻為列寧在1920年代初期的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 (NEP)),他用的術語和概念與英文《中國日報》的相符,後者解釋即將到來的中共的代表大會「具有十分重
的意義,它激勵中共黨員和各族人民繼續建設小康社會、推進現代化建設、以及發展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看來似乎許多中國參與者亦從此立場出發。

 

除了在許多文章中一遍遍地重複成套公式(指的是「各族人民」、「小康」社會、「中國特色」等)外,英文《中國日報》是一份編輯得當且資訊充足的出版物,像是美國政府經營的《今日美國》(USA Today)之類,提供了世界(尤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現況的資訊。在載有前引文的報紙影本中,報導了其他的消息──例如,廣大中國人民中的持續不平等和貧窮、許多人缺乏健康照護、環境挑戰、政府權力人士的大量貪腐。這些關注都以樂觀的方式表達──提出新政策、計劃及方案以解決和克服問題。

 

當然,如果民主(民治)和一個由工人多數控制下的國際合作共同體,是克服這些問題的核心,同時也是社會主義真正的定義和存在──如馬克思、羅莎盧森堡和列寧的許多作品中反覆強調的──那麼英文《中國日報》提及的挑戰便確然艱鉅。如那篇論即將到來的中共代表大會的文章說的,現在是「促進理論的創新,包括擬訂回應時代與人民召喚的綱領和政策」的時候了。

 

自然有不同的方式解釋這些話,但這類方式必定會證明在武漢舉辦的羅莎.盧森堡和列寧研討會所代表的國際交流的重要性。也特別令人感興趣的是:7千萬中共黨員中──在一個13億或更多人口的國家──儘管在採用與美化資本主義經濟實踐下,許多人仍舊相信繼續堅持中國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革命目標的重要性。對一些人來說,對使用舊理想主義可能會有犬儒的想法,認為是一種貪婪和權力欲操弄的假面具和野心家的慾望台階,但對所有身為中共黨員且認同中國革命理想的大量人民而言這並不真確。這之中有知識上誠實的個人,尋求連結比幾十年前通常傳播或允許的更為廣闊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源流。

 

在一個似乎是貪婪的資本主義之發展與瀰漫馬克思主義修辭的意識型態之持續(以及一些認真努力發展和深化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分析)這兩者之間巨大鴻溝的問題,無法妥當地在這篇報告中提出。但這有趣的矛盾確實存在且並非沒有意義。

 

不同思潮傾向

 

主辦單位解釋:這場研討會的目標是要發展列寧研究、馬克思主義思想和當代世界的議題,並增進西方與東方學者的學術交流。

 

講者和討論小組(panels)所探索的主題包括列寧與馬克思的關係、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俄國馬克思主義、中國馬克思主義和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列寧思想與帝國主義和國際經濟發展議題、民族主義、民主、女性主義,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內政與國際政策之間的關係亦受重視。

 

我無法提供詳細的研討會記錄,並在此向那些我未提及其報告者致歉。然而,考察過這40多篇報告論文,要辨別出當中特定的思潮傾向卻是可能的。

 

在中國參與者中,有些人──如同稍早的羅莎.盧森堡研討會的情況──的報告是站在與中共「正統」意識型態(「官方馬克思主義」(MMD)和在英文《中國日報》中表達的觀點)一致的立場來捍衛和闡述列寧思想,有時看來是僵硬且教條的風格。(這很不幸,因為這與列寧本身的取徑是格格不入。)

 

然而,特別值得一提的另一種傾向:有些較年輕的學者勤勉地耙梳列寧的作品,目的是為了發展理論建構,或解釋、或澄清、或強化中國政府關於國際關係的政策、後革命「社會主義改革」、打擊貪腐的努力、中國當代婦女運動以及中共作為「執政黨」的地位。

 

除了明顯的知識勞動,以及在某些情況下,從這些報告所看到一些創意。但對我而言,它們受到兩類問題所困擾:其一,列寧的作品是傾向於特定的歷史脈絡,不像有些報告者似乎相信的能那麼輕易移轉到非常不同的歷史脈絡中;其二,他也不會對他任何或全部的話被提出作為某種不能偏離或在政治上不容置疑的正確標準而感到自在的。

 

當列寧主張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is not a dogma, but a guide to action)」時,他明顯不是指行動(或政策)應該由教條指導。列寧認為這種取向會「把馬克思主義變成一種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東西turn Marxism into something one-sided, disfigured and lifeless)」,抽掉它「活的靈魂(its living soul)」。他主張我們必須將革命理論注入「辯証法即關於包羅萬象和
滿矛盾的歷史發展的學說(
dialectics, the doctrine that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s all-embracing and full of contradictions」和對「可能隨著每一次新的歷史轉變而改變的特定實際任務definite practical tasks … may change with every new turn of history)」的理解。(這些引自列寧1910年的文章,〈論馬克思主義歷史發展中的幾個特點Certain Features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Marxism))

 

有好些中國參與者的報告,就我看來,在探索列寧的思想時被更強大的動態歷史發展感受所鼓舞。何萍教授從學術思考列寧經典的《國家與革命State and Revolution)在中國過去三十年被處理的不同方式時便是如此。

 

許多中國學者也檢視了羅莎盧森堡和列寧的差異,但我看到的是不幸地將一方(通常是列寧)視為優於另一方。我自己對此頗有不同的看法,在我自己的報告中呈現了:「列寧和羅莎.盧森堡從彼此眼裡看對方(Lenin and Luxemburg Through Each Other’s Eyes)」另一個有趣之處是許多報告都處理列寧與第二國際其他馬克思主義者之間的關係。我特別欣賞一位大膽的學者的結論,主張卡爾‧考茨基的馬克思主義優於列寧的,儘管我不同意那個立場的實質內容。

 

何萍教授兩位年輕門生(protégés)的報告也很好,他們本身是武漢大學的教授,吳昕煒Wu Xinwei)處理「列寧的文化領導權」(Lenin’s Cultural Leadership),而李佃來(Li Dianlai)討論列寧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關係。吳提供了一個思慮周全(thoughtful)且精工細作的(workman-like)對列寧關於俄羅斯文學的看法的討論,特別是托爾斯泰和高爾基(Maxim Gorky)的作品。李展現了可觀的學養,強調列寧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核心與兩位西方馬克思主義奠基人物盧卡奇和葛蘭西相關。

 

國際參與者

在國際參與者中,也辨識出不同的傾向。似乎相當少人以正面態度附和中共的官方意識型態,像前述關於Zbigniew Wiktor教授的供稿──這是大多數人傾向迴避而非擁抱的。

 

很多人的供稿傾向於站在含蓄批判「官方馬克主主義」正統的立場。在這些人之中,德國的奧圖卡‧魯本(Ottokar Luban)和美國的諾曼‧萊文(Norman Levine)提供了對列寧有趣而清晰的(articulate)批評。魯本,國際羅莎盧森堡學會(International Rosa Luxemburg Society)最突出的成員之一,提出:羅莎.盧森堡代表一種社會主義的民主取徑,優於他眼中由列寧代表的威權取徑。萊文,一位突出的馬克思學者,其工作大部分圍繞在捍衛馬克思免於在他眼中被其他大部分自稱跟隨者(would-be followers)的哲學摻假和扭曲(philosophical adulteration and distortion),他認為馬克思的戰友恩格斯引入錯位的「通俗化(popularisations)」馬克思主義,使第二國際所有自稱馬克思主義者迷失方向,特別是列寧,反過來為斯大林鋪路──因此,我們可以說恩格斯要為嚴重地摧毀共產主義運動的斯大林主義承擔責任(儘管在討論期間,萊文從這個具體闡述有所讓步,不過仍繼續主張回到馬克思,獨立於那些聲稱跟隨他腳步的人)。


在這討論會中,斯大林會發現一個人有點孤單,但是有猛烈且相當勇敢的他的捍衛者艾拉‧魯爾(Ella Rule),她代表英國共產黨(馬列主義派)(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Marxist-Leninist)),一個雖小但好戰的毛派兵團,不可與其他英國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變種混淆。她主張,中共撤離了對斯大林的捍衛和他的教誨,反映出它決定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不幸地,她自己論〈馬克思主義與婦女解放〉的主要報告自限於恩格斯和列寧的通俗化評論──伴隨若干人類學論點(anthropological dots)的投機連結──對馬克思主義運動在婦女解放理論與實踐的豐富傳統則毫無參照。

 

對我而言,更有趣和滿意的是俄羅斯馬克思主義者阿列克謝‧古謝夫(Alexey Gusev)過於簡潔(all-too-brief)但非常有能耐的報告,〈列寧與1920年代俄國意識型態和政治論述中的列寧主義〉。古謝夫檢視俄羅斯共產黨在列寧1924年過世後主要成員的領導方式,尋求對他想法的輪廓和要旨作出解釋與普及化──聚焦於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季諾維也夫(Gregory Zinoviev)和斯大林他們朝一個現成準則(ready-made axioms)體系的方向推進,而其他人像是托洛茨基和尤金‧普列奥布拉任斯基(Eugen Preobrazhensky)則朝更靈活而動態的概念推進。他也觸及流亡的俄國保守派和自由派相當不同的取徑,以及對流亡的社會革命黨(Socialist Revolutionary Party)及俄國社會民主工黨(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Labor Party)孟什維克派(Menshevik faction的社會主義者進行批判性評估。

 

討論了列寧思想與葛蘭西和阿圖塞之間關係的重要供稿是由奧地利學者本杰明‧奥普托克(Benjamin Opratko)的〈重讀葛蘭西的列寧主義〉和加拿大學者湯瑪斯‧卡邁克爾(Thomas Carmichael)的〈偶然的唯物主義與阿圖塞的列寧〉(Aleatory Materialism and Althusser’s Lenin)分別提供的。

 

在此我必須承認偏愛葛蘭西大膽的人文主義的黑格爾式列寧主義(humanistic Hegelian Leninism)甚於阿圖塞的反黑格爾且反人文主義的構念。儘管在我看來卡邁克爾教授妥善把握了阿圖塞的觀點,我對那些觀點的缺乏同情心,加上那些觀點的闡述的複雜性,使我難以公正看待他所提供的。

 

相對地,我比較能夠更好地報告一下奥普托克,一位我認為充滿生氣而清晰的年輕學者的葛蘭西報告,我認為他的報告與李佃來在本報告前述關於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列寧主義根源的優秀論點配合(dovetailed)得當。由於篇幅所限,我無法對奥普托克供稿的豐富內容──強調葛蘭西對列寧的關鍵政治觀點的知識是積極而創意的參與──做出太多提點。他建議和展示「透過葛蘭西讀列寧」以及「透過列寧讀葛蘭西」的成果──特別是一種葛蘭西式的「從葛蘭西的觀點重讀列寧在〈怎麼辦?What Is To be Done? )〉中的若干闡述」。最重要的,奥普托克打破了在一些國際訪客中本可能過度學術化的趨勢,尋求將他的想法與「在諸如西班牙、葡萄牙、特別是希臘的歐洲國家發生的大規模抗議」連結──延伸到更好地同時理解「從上的危機統合主義(crisis-corporatism)和能夠挑戰它的從下的可能的霸權政治學(politics of hegemony)」。

 

我已經提過列寧的馬克思主義聚焦於革命理論和革命行動間創意而批判的、辯證性的互動。除了奥普托克之外,其他反映此種取徑的參與者是羅蘭‧博爾(Roland Boer)(一個也花了很多時間在許多其他國家的澳洲學者)、拉妲‧杜澤(Radha D’Souza)(一位在印度出生、在英國教書的學者)和杰弗洛伊‧拉夫爾卡德(Geoffroy de Laforcade)(一位在法國出生、在美國教書的學者)。

 

博爾曾對猶太教—基督宗教(Judeo-Christian)神學研究和內含於宗教圖像(imagery)的意義,特別是這
事物與馬克思主義的互動,做出值得一提的馬克思主義影響的貢獻。這類主題瀰漫於他對會議兩篇有趣的寫作供稿──「宗教作為奇蹟」和「致敬(
Venerating)列寧」──但在會議他擁有短暫的評論時間,他結合了一種對他非正統反思的調皮跡象(playful indication),以及對列寧觀點與我們自己的時代的關連性的直率捍衛──特別是俄國革命派將自發起義與嚴肅的組織、策略與戰術的概念靠攏的動態方式。

 

杜澤檢驗(正如她自己總結的)「被壓迫國家的自決(self-determination)、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鬥爭之間的連結(nexus)」,幹練地主張「在列寧的思考中這三方面是不可分離地聯繫的」以及「對這三方面統一性的離析阻礙了我們對當代帝國主義的認識」。

 

對當代關連性的關注在拉夫爾卡德報告的標題中很清楚:〈什麼是列寧的『左翼』?查維茲(Hugo Chávez)和莫拉萊斯(Evo Morales)的拉丁美洲的國際主義、後殖民主義和革命的主體〉。堅持拉丁美洲各處的人民運動(popular movements)、鬥爭和起義將對羅莎盧森堡的概念「改良或革命」與列寧的「二元權力(dual power)」(以及他對工人階級霸權和工農聯盟的看法)注入新生命,拉夫爾卡德認為有些對列寧的批評(例如,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的)值得思量,但總結道:「難以置信一個對列寧思想與行動的辯證性評估,特別是在那些年間領導世界上第一個成功的社會主義革命應被拋棄,即使承認時代錯置(anarchronisms),而對他的黨與專政概念的歷史得失功過(balance sheet)批判性地重估或甚至放棄。但在這新世紀變得清晰的是他和其他大量人們的目標仍然非常活躍的。」

 

我們時代的列寧
我自己對列寧思想的關連性和對列寧學術研究的一般狀態在我們自己時代的看法,已於我在會議提出的的主題演講〈列寧學術研究的新趨勢──對革命民主作用的尋求New Trends in Scholarship on Lenin – Impacts of the Quest for Revolutionary Democracy)(最近登載於Link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ist Renewal)上表達。在其中,我觀察到「不滿持續、擴散、加劇。這是美國和美國以外皆然的狀況。這是整個歐洲的狀況。這是從南非到埃及以及整個中東的狀況。這是印度和中國這兒的狀況。」我補充道:「資本主義的壓迫和暴力持續且在許多方面越來越糟」及「在我們的時代,對革命民主的追求開始增強」。我總結道:「越來越多社會運動參與者迫切地尋求通往更美好未來的途徑,正如列寧和他的同志多年前一樣。」

 

這類現實給武漢的羅莎.盧森堡和列寧國際研討會它們的意義和重要性。2006年和2012年研討會之間令人失望的差異之一,如前所述,是相較於第一次研討會,第二次較少認真的中國學生到會參與。一群受到鼓舞的基進化的歐洲學生(受不同的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思想影響,並且目前在中國唸書和做研究)出席了研討會,彌補了這一不足。他們由於對革命的知識營養感到飢渴,有些人感覺瀰漫於某些研討會場次(session)中的僵化且暮氣沉沉的性質抱持批判和不耐。他們特別失望對討論機會的不足,儘管在研討會結束前我們之中一些人創造了自己的機會,為我(或許也對其他人)提供了這場研討會的一些高潮。通過非正式討論,我從義大利、西班牙和奧地利學生學到中國工廠工人和社區的狀況,還有在他們一些的中國朋友間流傳的想法。我被告知:若干認真看待馬克思和列寧想法的中國學生,和工人一起發起了圍繞他們寫作的研究與討論團體。

 

只要在中國和其他地方的學生和工人,一起加入研究這類革命理念──批判地且創意地探索它們與今日生活現實的關聯性──在武漢研討會討論的列寧思想將會呈現出新的生命。

 

* 可惜的是,我們錯失了幾位主要列寧學者──你會想到Lars LihChristopher Read洛威(Michael Löwy)、Soma MarikAugust Nimtz,舉例而言,還有《科學與社會》(Science and Society)和歷史唯物主義》(Historical Materialism一類期刊及Sebastian BudgenStathis Kouvalakis和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Žižek)所編輯的文集《重新上膛的列寧》(Lenin Reloaded)(2007的若干主要供稿者。或許這之中有些人未來能夠出席類似的研討會。


[1] 譯者註:此處作者有誤,二戰日本侵略期間,國民黨遷都至重慶而非武漢。

[2] 譯者註:下稱「官方馬克思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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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comment

  1. 黃德北 · 一月 21, 2013

    關於武漢的補充說明:
    1937年11月20日南京即將淪陷之際,國民政府宣佈:「本日移駐重慶」,不過當時國民政府各機關都遷往武漢辦公,直至1938年夏天武漢吃緊,8月1日國民黨下令所有駐武漢黨政機關撤離,這段時間武漢一直是中國政治中心,當時也有人用「臨時首都」來形容武漢。
    正是在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國民黨於武漢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大會通過推舉蔣介石為國民黨「總裁」,讓國民黨總裁成為蔣介石專屬的頭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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