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朝向文化政治經濟學(二)◎Bob Jessop│陳宗延譯

2.探索各種資本主義(capitalism(s)

10RR: 你對資本主義多樣性(variety of capitalism, VOC)取徑的一元性格(monadic character)抱持批判,並提倡一種雜色(variegation)取徑。你可以對此加以闡述嗎?順道一提,是否有雜色資本主義概念的適當法語翻譯呢?

11Bob Jessop: 關於資本主義的歧異性(diversity)與多樣性,有漫長且豐富的學術傳統,可追溯自它於近現代的浮現。當我批評資本主義多樣性取徑的一元性格,我並非發言直指所有關於資本主義歧異性與多樣性的學術,而是特指那些與Hall-Soskice取向(HallSoskice orientation)相關的、工廠中心的(firm-centred)理性選擇制度論分析取徑。我自己的分析座落在馬克思發展的邏輯─歷史(logical-historical)取徑,及其與概念批判和歷史分析的結合,通過連續的步驟從採取批判與思想實驗形式的抽象─簡單分析移至越來越具體─複雜的探索,後者仍保留批判的要旨(thrust)但也更直接地基於歷史研究、當代分析和可能的未來場景的反思。在唯物主義(相反於唯心主義)國家理論和在早期規約取徑方法中,含有強烈的這種元素,帶有其對積累體制、規約模式、週期性(periodization)、危機傾向(crisis-tendencies)等的興趣。

在心中帶著這些方法論原理,我對探索跨時空的資本主義歧異性和多樣性產生興趣,然而沒有屈服於斷定(posit)存在一個有著單一、決定性邏輯的世界市場的誘惑(如人們可以在粗糙版本的世界體系取徑中所尋見),或者與之相反的原理:不過是有著廣泛多樣的各種資本主義(varieties of capitalism),彼此承繼(succeed)和/或共存(co-exist),能夠以其自身的條件(terms)加以研究而不需考慮其互賴性(interdependencies)、互補性(complementarities)或矛盾(contradictions)、可共性(compossibility)、結構耦合structural coupling)和共演化(co-evolution)。這正是世界市場中的雜色資本主義概念進場之處──它打算突出下列事實:資本主義多樣性(假定,初始,它們可以如此被辨識)在世界市場的架構中共存及共演化,而世界市場的發展與其說是被某些統攝的(over-arching)、固有(inherent)於世界市場的先驗邏輯所規定,毋寧說是由此互動中浮現出來。這在馬克思的作品中早已暗示,他將世界市場視為資本積累的前提(presupposition)及其佈置(posit)(或結果),他也暗示他《資本論》的六卷本計畫中最後一卷會處理世界市場及危機──僅能在所有經濟與經濟外的資本決定因素以邏輯─歷史的方式被定出時,才能夠完全解決的主題。除了其他較近期文獻中關於此取徑的提示,我能夠提及米歇爾‧阿格利塔論法國與德國經濟互賴性的作品,或康斯坦茨學派(Konstanz School)論及模型德國(das Modell Deutschland [Model Germany],不可與德國模型[das deutsche Modell, the German model]混淆)作為出口導向、新重商主義(neo-mercantilist)經濟,其擴張的再生產依賴於其維持特權地插入(insertion into)世界市場、且在國內(at home)確保一種具體的規約模式,的作品。較近的例子,不特別與規約取徑相關,是中美國(Chimerica,或譯為中國生產美國消費經濟體)的概念,用以指稱美國與中國經濟的病態互賴。

順道一提,我沒注意到在法文中有雜色資本主義的好譯法。這也為我的德國譯者提出了問題。在德國通常的解法是參照variegierter Kapitalismus,然後在正文或註腳中解釋其意。

12RR: 韋伯及許多其他人論資本主義多樣性的早期作品能夠怎樣給予我們精神食糧(food for thought)?

13Bob Jessop: 韋伯是德國歷史學派的突出成員,且可以輕易地被形容為前學科的理論家,在學術學科結晶出來並獲得其獨特的學科傳統前便開始工作,或者跨學科的理論家,汲取廣泛的學術以在理性計算、形式理性機構及除魅的世界的發展中,探索某些基本問題。在這個脈絡下,他指認出6類的盈利取向(orientation to profit)(Erwerbsorientierung):基於自由貿易和理性生產組織的理性資本主義;金融投機;傳統商業資本主義;以及三類政治資本主義──分別是基於:通過強力與支配(force and domination)、通過政治冒險與企業(包括政黨)的融資(financing)、以及與政治權威(諸如有利的立法、契約與特許權[favourable legislation, contracts, or concessions]──今日可能會稱之為『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或『掠奪式資本主義(predatory capitalism)』)不尋常的交易而獲利。

雖然韋伯沒有以大量細節闡述這些類型(他特別聚焦在資本主義所占據的最大形式理性的條件),然而它們卻供給了我們精神食糧,因為韋伯指認出了比下工夫在資本主義多樣性的當前主流更為廣泛的盈利取向模式。這些工夫傾向於聚焦在市場的自由貿易和理性生產,將金融的角色視為金融中介與危機管理之一,將金融投機從對沖和套利(hedging and arbitrage)的觀點視為讓市場更有效率,並忽略不同形式政治資本主義的重要性(除了在法國和其他類似版本的協商式市場資本主義[coordinated market capitalism]中,統制[dirigisme]的角色)。這讓資本主義多樣性的文獻難以解釋北大西洋金融危機,它反而遠為根植於與金融支配積累相關的去穩定化(de-stabilizing)的金融投機,且它得到如此規模和重要性與其說是因為讓市場的力量順其自然(take their course),不如說是因為基於融資的政客、腐化的監管機構(regulators)和對大到不能倒(too-big-to-fail)的銀行的支持,而與政治權威達成的不尋常交易。這暗示了研究雜色資本主義更普遍的論點,亦即,接合與互賴,有時良性、有時病態,或者不同的盈利取向模式。在這個脈絡下我汲取韋伯以解釋當前危機及其傳染效應(contagion effects)。

14RR: 你對「方法論的民族主義(methodologically nationalism)」抱持批判,明顯地在資本主義多樣性取徑和規約取徑中皆然。要捕捉型內(within-type)和型間(between-type)多樣性、結構耦合、共變(covariation)或雜色的複數性格(fractal character),在經驗上如何可行?何種類型的探討和資源是有用而可能錯失的?

15Bob Jessop: 在經濟和政治分析中總有採納方法論民族主義取徑的誘惑,因為傳統上方程式帶有國民經濟的總體經濟學,以及帶有民族國家世界的政治學。但這誘惑時而被拒斥。舉例而言,在資本主義多樣性取徑中,我們找到論區域的資本主義多樣性,以及論更具包容性的跨界或跨國多樣性(例如,萊茵資本主義[Rhenish capitalism])的作品。類似地,我們可以觀察到格勒諾伯學派和阿姆斯特丹跨國歷史唯物論取徑(Amsterdam transnational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pproach)在原理上、巴黎規約理論與德國規約論者在實務上(取決於具體研究對象,特別當考慮當前事務、國際體制或歐盟時)逃脫了方法論民族主義,而其他學派時而亦然。

這暗示了,我們不應該物化(reify)或拜物化(fetishize)在某一脈絡下發展以形容資本主義多樣性、資本主義階段、或積累體制、規約模式及發展模式(modes of growth,包括對國際經濟或世界市場不同的附著或擠壓[adhesion or extrusion]模式)的命名(nomenclature)。取而代之地,在我所採納的邏輯─歷史取徑的精神中,我們必須準備好移動到起先研究始於的任何分析規模或地點之外,以檢視這如何切合於較小或較大的活動規模和/或牽涉到不同社會領域間不同的水平或橫向連結。

隨之而來的,是隨研究的進行,命名開放修訂。這在規約理論的發展(從區別廣泛與密集積累(extensive and intensive accumulation)、自由與壟斷階段(liberal and monopoly stages)、福特主義與彈性專業化(Fordism and flexible specialization)等等的第一代,到對多樣性和,確實,雜色更為微妙的分析)中,是顯然的。當研究越來越具體-複雜,對型內和型間多樣性、結構耦合、共變、可共性和不可共性(incompossibility)、穩定與不穩定區域(zones of stability and instability)、矛盾和危機傾向位移(displacement)他處及其遞延(deferred)至未來的探索,就會越來越重要。這也突出了碎形取徑(fractal approach)的重要性。在此我思及的是碎形自我相似性(self-similarity)的概念,亦即,從碎形幾何學(fractal geometry)借來的概念:不同規模的探索,其特點為相似的(但,在社會與自然世界相反,並不相同)動態特性。因此雜色、結構耦合、穩定與不穩定區域將會在不同規模的探索中被發現,且找尋它們是很重要的。但它們的特徵將會不同,且它們跨規模和地點的接合並非被某些已給定的普遍方程式所預先決定(如自然世界許多過程中的碎形性[fractality]的案例那樣),反倒是被許多不同的機制和過程的偶然性必然(contingently necessary)互動所影響。這正是為甚麼,重述我說過的,世界市場和危機的動態所提供的,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批判的高潮,而非其起點。

16RR: 你作品中很重要的部份與國家理論相關。有些與規約取徑相關的經濟學家──僅舉幾例,德洛姆(Robert Delorme)、特萊(Bruno Théret)和羅爾敦(Frédéric Lordon)──試圖要把握國家和經濟間的複雜關係。你是否能夠將之與你的策略─關係取徑比較?

17Bob Jessop: 你所引用的經濟學家採用頗為不同的取徑。舉例來說,德洛姆發展出一組矩陣分析,指出了許多可能的交叉點且提供了一個分析的初始框格(grid);特萊早期論經濟和政治體制的作品結合了理論分類與關於制度秩序和操作體系中的互動(及潛在矛盾)的具體主張,並從此基於比較制度分析發展出在不同脈絡下關於福利體制的重要研究;羅爾敦聚焦於政策體制及其制度中介與政治議題不同的問題化(problematizations)間的連結;而帕隆巴里尼(Palombarini)在他對義大利政府不同時期的制度性妥協(institutionalized compromises)的分析中則採取較為葛蘭姆西式的取徑。

這對我的暗示是:規約理論經濟學家傾向於以一種較具特設性ad hoc)(無論結果看來多麼系統性和網格狀[grid-like])的方式發展概念和分析,以解決關於國家出席(或缺席)之模式與他們的具體探索目標之間關連的具體問題。他們尚未做到的,是發展同樣豐富的理論取徑及闡述橫跨抽象─簡單到具體─複雜之頻譜的概念,才能與他們經濟分析的豐富匹配。

這項挑戰是策略─關係取徑試圖迎接的。它提供了一套更普遍的原則,是關於結構形式、制度和組織配置的策略選擇性(strategic selectivity),及關於特定幾組社會能動者在此脈絡下的策略能力(strategic capacities)。這取徑起初是發展來分析國家的;後來,如前所述,當我尋求闡述一套在分析上與我對國家與國家權力的認定同樣豐富且有力的概念和分析時,被應用到盈利取向、市場中介積累的問題上。要這麼做,我得回到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基本原理,且不能對不同學派規約理論較為中程(middle-range)的作品保持滿足。展望古典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它教條式的、正統的扭曲)之外也是有必要的,才能整合其他概念和洞見以提供一個較為圓融的(rounded)分析。

目標不是生產兩種分離且自足(self-sufficient)的理論:其一為國家,另一為市場經濟。目標也不是將理論的兩個身體(two bodies of theory)帶向某種機械互動。不如說,目標是展現政治和經濟有著不同的制度與組織邏輯,但也,在許多重要的方面,共構(co-constitutive)且結構耦合。我在特萊的作品,《經濟體制的政治秩序》(Régimes économiques de l’ordre politique (1992))中發現類似的企圖,而這在一些方面影響了我。但我的計畫是以一套更廣泛的對社會科學哲學,對可資應用(從而闡述)於經濟體制、政治體制和語義學秩序的更抽象的策略─關係取徑,對關於國家與國家權力、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與馬克思的邏輯─歷史方法的抽象基礎、及批判語義學分析的原理的更廣泛的理論文獻的一種不完全的、自學的(auto-didactic)參與,的形而上反思為基礎。這是一項仍在進行中的工作,曾見過死胡同(dead-ends)、錯誤的轉向(false turns)及許多挫折。但它持續激勵著我的好奇心,且提出新的理論和經驗挑戰──作為一個有著廣泛的社會科學工作的、多少知情的局外人,我部分地通過持續的批判性參與而解決。而對此我是站在許多『前學科』和各學科(individual disciplines)以及一些活躍地、具有生產力地追求與我的興趣有關的跨學科作品的巨人的肩膀上

18RR: 你是否認為規約取徑起初的特異性(specificity)隨時間而溶解?規約理論的非常成功是否造成一種認同缺失(loss of identity),它的一些(但非全部)概念現在幾乎變成歷史制度論廣大理論家族的共有財(common good)了?

19Bob Jessop: 這個,確實,是我對巴黎規約取徑的批評之一。我不確定我會將之完全歸因於規約理論的成功。在他處我曾指出規約理論顯示初成功與失敗的弔詭混合:起初,它的第一代想要挑戰新古典經濟學的宰制,擴展他們的規約到其他社會科學,並提供一個能夠超克福特主義危機且指出一個社會主義的方向的政治綱領的基礎。實際上,它並未趕走正統經濟學,它對其他社會科學(範圍從社會學到政治學、地理學和歷史學到諸如教育、健康和科學研究等特定領域)的重要影響,是基於其較軟性、較社會學式的論證,而非其較穩健(robust)(而經常被忽視)的經濟學論證;而它並未見證向社會主義的變革,反倒是新自由主義的崛起。在應對這些問題時便有一種認同缺失,因為規約主義經濟學家向其他對挑戰單一思想有興趣的制度經濟學家尋求和解與聯盟,為了規約分析的替代微觀基礎(alternative mic
ro-foundation
)而轉向其他社會科學,在更廣泛的社會科學秘密會議(conclaves)中成為嘉賓,並轉向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這有部份和馬克思主義起初所擁有的影響,在第二和第三代規約取徑、及在更廣泛的社會學考量(廣義地理解)之下整合進規約主義作品中(例如,常規[convention]、鑲嵌[embedding]、治理[governance]的概念、斯賓諾莎式的[Spinozist]理念、資本主義多樣性的作品等等),而逐漸衰微有關。

20RR: 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葛蘭姆西式閱讀,是你的作品的一項重要靈感來源。你主張規約理論忽略葛蘭姆西作為原始規約主義理論家。在哪方面你會將他的發現連結到規約理論?

21Bob Jessop: 如前所述,除了他論國家的作品對我自己的理論發展有影響力,且可視為與我在規約取徑所辨明的完全經濟概念平行,我隨後對葛蘭姆西作品的閱讀暗示了對法國規約派主題更強烈的預期(當然,永遠要認清一個細心觀察者後見之明的受益)。這可見於他論古典與庸俗(vulgar)經濟學的作品,他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強烈地反經濟主義的(anti-economistic)詮釋,他對南方Mezzogiorno)的經濟落後性(economic backwardness)和制度性妥協問題背後的因素的分析,他對李嘉圖被決定的市場概念的重新詮釋,他論美國主義(美國的製造系統,包括大量生產)與福特主義(使「大量生產和大量消費變成美國資本主義的支配性特徵」成為可能的制度、主體性、規範與價值的支持性集合)、在歐洲進口福特主義並實現其全部潛力之挑戰的作品,他對經濟大恐慌與危機反應在政治上多重決定(overdetermined)之性質的分析,他對地緣經濟(geo-economics)、地緣政治(geo-politics)和中國未來之崛起的興趣。

在我對葛蘭姆西作為原始規約主義者的認定中,我最強調的是他對被決定的市場靈巧的重新詮釋,但我也將葛蘭姆西呈現為後規約主義者,只要他的許多概念和分析也能開採(mined)而提供規約取徑當前未解問題的解方。這特別適用於他對國家、歷史集團(historical bloc)的本質(即,一種經濟基礎[base]與上層建築[superstructure]之間形式與實質符應的發展,並不化約後者至前者)、知識份子的角色、和在經濟學(正如其他社會生活的領域)中研究常識(common sense)的重要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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