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朝向文化政治經濟學(一)◎Bob Jessop│陳宗延譯

Bob Jessop, Agnès Labrousse, Thomas Lamarche et Julien Vercueil, « Crossing Boundaries: Towards 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 Revue de la régulation [En ligne], 12 | 2e semestre / Autumn 2012, mis en ligne le 19 décembre 2012, consulté le 14 janvier 2013. URL : http://regulation.revues.org/9943

跨界:朝向文化政治經濟學

訪問Bob Jessop

 

索引條目(Entrées d’index

n   關鍵詞[]:朝向文化政治經濟學(approche culturell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跨學科(interdisciplinarité)、制度論(institutionnalisme)、資本主義多樣性(variété des capitalismes

n   關鍵詞[]:文化政治經濟學(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跨學科(interdisciplinarity)、制度論(institutionalism)、資本主義多樣性(variety of capitalism

n   JEL(「經濟文獻叢刊」,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編碼B15 – 歷史;制度(B15 –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P16 –
治經濟學(
P16 – Political Economy

計畫

1.            跨越學科疆界與知識路徑

2.            探索(各種)資本主義(capitalism(s)

3.          論文化政治經濟學、新自由主義與主流

 

1Bob Jessop是英國Lancaster大學特聘社會學教授。他多年來鑽研國家與國家權力理論、批判政治經濟學(包括規約理論[régulation theory,或譯調節理論])、批判實在論、批判論述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以及治理(governance)與政府失靈(governance failure)問題。他目前主持英國經濟與社會研究委員會(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UK))一項三年期的專業研究職(research fellowship),研究與北大西洋金融危機及其廣泛迴響相關的危機管理之危機。近期專書包括:資本主義國家的未來》(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2002))、《在規約取徑以外》(Beyond the Regulation Approach (與岑艾玲[Ngai-Ling Sum]共同著作, 2006))與《國家權力》(State Power (2007))。兩本新書預計2013年出爐:《朝向文化政治經濟學》(Towards 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與岑艾玲共同著作《國家:過去、現在、未來》(The State: Past, Present, Future)。

 

更多個人(bio-)與書目(bibliogra
phical
)資料,請造訪下列網站http://www.lancs.ac.uk/fass/sociology/profiles/Bob-Jessop/

 

1.跨越學科疆界與知識路徑

2Revue de la regulation(《規約評論》,以下簡稱RR: 你形容自己為一個社會科學的「理論萬事通(theoretical jack-of-all-trades)」。而確實你的工作包括許多學科(社會學、政治學、政治經濟學、地理學等)與廣泛的理論立場。你是如何連結它們並避免折衷主義(eclecticism)或發散(dispersion)?

3Bob Jessop: 我對這個挑戰的取徑隨時間推移而漸浮現,因為我從事一項近40年前為自己設定的長期知識計畫,亦即,書寫一份理論上可靠的(theoretically-informed)戰後英國政治經濟學發展的解釋。這是一項尚未結果的計畫,且屢屢被許多岔路和繞道(diversions and detours)打斷。這初始的問題持續吸引著我,因為我自身的生命歷程與這發展重合:我是新創制的福利國家的一個受益者,目睹其轉型為一種有缺陷的福特主義(a flawed Fordism),經驗了1970年代現代化英國經濟的嘗試,並且,再一次,在1990年代,投入反對柴契爾式新自由主義與新工黨(我將之詮釋為有著基督教社會主義面孔的新自由主義),更晚近則探索金融支配積累(finance-dominated accumulation)與致力打造知識經濟(knowledge-based economy)之間的張力。這項知識計畫,隨著其真實世界中的參照者(referents)與關係體(relata)的改變,且同等重要地,隨著理論挑戰被這些改變和/或它們激起而我所參與的論辯迫使我重思舊取徑、檢驗新取徑、並決定它們該如何連結,而與時俱進。

這便提出了(正如你正確地注意到的)如何連結不同學科、整合廣泛理論立場,以及解決一項廣泛的問題而不落入折衷主義,或相反地,訴諸一種分隔化(compartmentalized)取徑(不同議題透過不同種類的論證、不同套的概念、以及並置而觀會證明為不可共量[incommensurable]或邏輯上不連貫[logically incoherent]的不同方法來解決),的問題。我相信有了一個真實世界的問題是此處答案的關鍵部分──它能夠(且必須)從不同角度切入,且它提供了一個抗衡折衷主義與發散的核對機制。再者,我作為一個社會理論家的訓練使我早早接觸181920世紀初那些也鑽研大問題、卻未曾接觸到近三十年之類的學者所經驗的那類學科壓力的學者的作品。斯密、黑格爾、馬克思、韋伯、葛蘭姆西和熊彼得是其中一些理論家。今天我們沒有在前學科時代(pre-disciplinary age)工作的餘裕,但我們可以通過我們的作品(因其與時俱進)參與跨學科(trans-disciplinary)學術與研究,以打破概念性的與認識論的學科疆界限制。正是因此,我常形容我的作品在靈感(inspiration)上前學科,在實作(practice)(或流汗[persipiration]!)上跨學科,而在渴望(aspiration)上是後學科的。但這種智性工作的模式耗時且僅能隨時間推移而實現──經常在與朝著相似方向的同路人(fellow-travellers)的合作中。我們都必須始於較狹窄的觀點,然後通過我們對知識計畫的參與而拓寬和深化。

對我來說,要避免折衷主義和發散,在效果上是一體兩面的問題。我的理論和經驗研究是為回應浮現的理論與經驗挑戰而發展的,這些挑戰有時根植於物性(nature of the object),有時根植於對我自己作品的單面向性(one-sidedness)、盲點(blind spots)或困境(aporias)而發的批評。我對這項計畫的起點是理解英國國家以及我對1970年代盛行的理論取徑的不滿的問題。這也是大西洋福特主義,以及(不僅舊社會運動,也包括)新社會運動──為許多公家雇員部分地提出該如何在國家工作又與之作對(work in and against the state)的問題──動員的時代。我能夠設想出一種對國家的取徑,後來被標籤為『策略─關係取徑(strategic-relational approach)』,是通過我對德國法律與國家理論(特別是歷史唯物主義傳統的作品,但也包括其他學派)、普蘭札斯(Nicos Poulantzas)的作品、葛蘭姆西的《獄中札記》(Prison Notebooks)的閱讀,以及我對阿圖塞及其合作者與門徒作品的批判性閱讀。

我能夠提供其他加強綜合野心(a synthesizing ambition)的證據的範例,但或許更值得一提一個明顯的反例。這是盧曼(Niklas Luhmann),一個鑽研系統理論且特別敵視馬克思傳統(理由是,它對經濟決定論的強調,而非承認現代社會有複數個功能性系統(沒有一個能被其他外在地控制或完全地決定、沒有一個能被其他的取代)的『事實』[至少對盧曼而言]是前現代的)的德國哲學家,的作品。這些主張導致許多批評拒斥盧曼為保守派理論家,而在許多方面這個評估是正當的。但他也是一位理念具有啟發性的創新思想家,強迫人們去質疑視為理所當然的假設。我將他的作品視為『煩人的』對話者(‘irritating’ interlocutor)交戰,挪用和再脈絡化他的一些最創新的概念,藉由將它們置於我自己的策略─關係取徑,並且,本著啟發的精神(spirit of provocation),以馬克思對黑格爾術語賣弄風情(coquetted)的相同方式,與其語言調情(flirted)。

4RR: 你可能也會被形容為一個中間人(go-between),一個學術部落之間的「擺渡者(passuer)」。翻譯跨越文化疆界的理論與概念可能會產生具生產性的(productive)以及反生產的(counterproductive)誤解。你曾有過這樣的經驗嗎?

5Bob Jessop: 作為中間人的正面與負面面向我都經驗過。由於我的名聲,無論合理與否,作為一個有著廣泛興趣和特定知識好奇心的非教條主義理論家,我經常被邀請跨出我的舒適圈,並參與研討會、工作坊、研究計畫、期刊的特刊(special issues)和集體的專書計畫(在其中我被分配的角色是提供局外人觀點[outsider’s perspective]、扮演不同學術部落跨文化溝通的載具[vehicle],並且建立跨越理論與經驗研究場域之間的連結,這是更專科化的[specialized]、更被規訓的[disciplined]學者可能錯失或輕易拒斥的。)這令人興奮因為我經常從這些參與中學到很多,認識到迄被輕視或新浮現的領域能對我自己的計畫有所貢獻;同時,我能對這些計畫做的貢獻也經常受歡迎——或許部份是因為我僅是相關領域暫時的入侵者(trespasser),無論在理論上或經驗上,或者,在某些案例中,僅僅因為作為來自其他時空的外地人(foreigner),很快便將返家,只留下一點很快就會消失的漣漪,事物仍不動如山。舉例來說,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及國家理論在德國被邊緣化其時,作為國外學者我便會收到不及於德國馬克思主義者的邀請,他們對那些對德國馬克思學術有普遍敵意看法者來說,太接近而不自在。關於其他我工作的領域,諸如治理研究、論述分析或當前危機,我也有類似的經驗。

當一個局外人進入已建制的領域,也有完全在知識上負面的經驗,在對其發展的知識不全的基礎上批評其假設、擾亂特定認識論社群已建置的階序,以及另一方面作為一個討人厭的的侵入者或闖入者出現。但這也可以是一個有用的學習經驗,回到理論的畫板(drawing board)前、更廣或更深地閱讀、更可靠地(informed)(或至少,以更老練的[diplomatic]模式)回到田野的誘因。

6RR: 你對規約理論在法國以外之處被接受貢獻良多。你是在甚麼境況下首次聽過法國規約學派(French regulation school,或譯法國調節學派)?是甚麼鼓舞了你的興趣?

7Bob Jessop: 我的興趣是被闡述一套與我對國家與國家權力的策略關係取徑一致的經濟分析的需求所鼓舞的。在此脈絡下,我偶遇了米歇爾阿格利塔(Michel Aglietta)論美國規約的作品,在那個知識的匯合點它看來很具說服力,因為它結合了一些阿圖塞理論的元素,與可以在阿圖塞及其合作者所著的《讀資本論》(Lire le Capital)中發現的更強大的理論裝備(theoretical apparatus)和扎根的經驗分析。這鼓勵了我閱讀其他法語作品,不只巴黎學派(Parisian school),也包括博卡拉(Boccara)、格勒諾伯派(the Grenoblois)和一些比利時經濟學家的作品。後者之一的德弗若依(Michel de Vroey),藉由邀請我為1988年於巴塞隆納舉行的第一次規約理論國際研討會準備一項理論調查,而促成我認真參與規約取徑。剩下的,如他們所說,是歷史。隨著我對不同學派鑽研越多,我發現在許多方面規約理論可說,有意或者無心,在某些(如非全部)面向,涉及一種完全經濟l’economia integrale)(廣義上的經濟[the economy in its inclusive sense])的分析,與葛蘭姆西的完全國家lo stato integrale)(廣義的國家)平行,後者是我對國家的策略關係取徑的靈感之一。如果完全國家可以定義為『政治社會+市民社會』或『透過強力所武裝起來的霸權(hegemony armoured by coercion)』,那麼規約取徑可說是以『積累體制+規約模式(accumulation regime + mode of regulation)』起作用,或者,換句話說,由規約化所支持的差異性積累(differential accumulation supported by regularisation)。後來,當我重讀葛蘭姆西論被決定的市場(mercato determinato (determined market))、美國主義與福特主義(Americanism and Fordism)、以及經濟主體性(economic subjectivity)的筆記時,我發現葛蘭姆西可被形容為一個原始規約主義者(proto-régulationist)。在我對規約取徑的諸形式繼續奮戰的期間,我曾被形容為一個『知情的局外人(informed outsider)』,這是我和這分析觀點之間關係相當精確的描述。我仍閱讀各規約學派的新作,從中學到很多,但我不是一個真正的信徒,且曾對規約取徑的失敗與成功給予一些有時強而有力的(hard-hitting)評論。

8RR: 你所提倡的對當代資本主義的後學科分析,在你近來審慎查核的研究系統轉型的脈絡下,多大程度達成預期目標?你是否認為後學科分析在像你所在的社會學系中會比在經濟學系中易於實踐?

9Bob Jessop: 在不同的時候我曾擔任經濟學和政治學教職的研究者和/或教師,社會與政治科學、政府系、歷史學系、社會學系和地理學系的教職。 我最意氣相投的工作環境是社會學和地理學——前者是因為社會學比政治學甚至經濟學(以其單一思想[la pensée unique]之傾向)更多元主義,後者是因為地理學家無法研究空間性(spatiality而孤立於其與廣泛的物質與社會決定因素的接合(articulation),卻缺乏一套基本的文本以用來研究此一接合。這是說,當然,有些社會學系傾向於單一文化主義(monoculturalism),特別是量化經驗社會學被強調之處;也有些地理學系有著強烈的實證主義偏見和限縮的知識好奇心。可以引用我曾形容過的此傾向的有趣反例:例如例如,加拿大約克大學(York University (Canada)政治學系是我曾造訪過最生氣勃勃且最多元基進的部門,哥本哈根商學院(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也群集了廣泛的理論傳統和經驗興趣。法國或許有其他我所不熟悉的例子。無論如何,如你的問題所意味及我的答案所確認的,要緊的是追求自己興趣的學術自由,而非後學科成為某種被正面背書為社會學中最佳取徑的東西。比起部落認同(tribal identity)之一,我認為這更是一個多元主義與共生共榮(live-and-let-live)態度的問題。

再者,成為一個『有點年紀的(of a certain age)』的學者也有所幫助。我在60年代中期進入學術世界,那時大學體系正快速成長,那時社會科學同時因為它們對規約的福特模式(及其危機)所感知的攸關程度(perceived relevance)、也因為它們相較於硬科學(hard sciences)廉價易教而擴張,那時現在的專業與學科體制及其對社會科學的輸入、輸出及影響的嚴密監控尚未發展。我懷疑我現在擁有與我在1960年代後期及1970年代作為一個年輕學者追求我的知識計畫相同的自由。現在有
遠更多的壓力要刊登在國際同儕審查期刊、
經受作為講師的職業訓練、以及在一個劃定的研究領域及其專業學會中活躍。然而,一旦某人發展出某種作為跨學科學者的國內或國際名聲,且表現出自己甘願當個自己系上、教職或大學的『好公民(good citizen)』,就可能性保持某些教學與研究的自由,即使財政限制浮現或更廣泛的大學體系危機發生,並表達出對盛行的實用科學智慧的順從(conformity to the prevailing practical scientific wisdom)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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