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資本主義中的「治」與「病」◎陳宗延

公醫時代讀書會 系列一:帝國末日的醫學與公共衛生 2012/10/06 Ch 1-2 帝國擴張與資本主義的致病性

Howard Waitzkin, 2011, Medicine and Public Health at the End of Empire. Boulder, CO: Paradigm Publishers. 

Howard Waitzkin筆下的「帝國」,指的是經濟活動超越國界的擴張,及其社會、政治和經濟效應,1500s的「世界體系」與20世紀的新殖民主義均在其屬。通過各種制度(慈善基金會、國際財政制度與貿易協定組織,以及國際健康組織)運作,帝國、公共衛生與健康服務彼此關連在一起(2)。這些組織在帝國為主體的架構下俱有其侷限,如慈善基金會強調少數疾病的「魔術子彈」(magic bullet);IMF和世銀提供借款而非贈款(4),1980s「華盛頓共識」以降更開展去管制化與私營化的政策方向(5);而在70s末至80s初,雷根轄下的美國與聯合國在意識型態上相牴,遂使財政窘迫的WHO的經濟基礎漸轉為世銀(7)。

資本主義和帝國固有促進健康之效,卻也是病苦的來源——1840s的Engels和Virchow,以及1930s的Allende對此提出批判性的分析。Engels歸因於勞動過程中工人階級所處的組織與社會環境,視之為資本主義內在利潤—安全矛盾(10)。Virchow從多病因統計分析中指認出日常生活中的物質條件作為主因,由此發展出一套政治經濟結構的流行病學理論(14):社會資源的分配不平等(21)。Allende則將焦點由資本主義勃興的歐洲,轉向帝國資本主義下的邊陲——經濟不發達的拉丁美洲(16);他發現,在跨國公司(甚至藥廠)榨取利潤之下,薪資首要且直接地決定了工人的健康(16-20)。他們三人關注焦點雖有不同,卻共同看見了病苦的社會成因(22),也相信特定的社會變革足以扭轉結構。Engels寄希望於共產革命,Virchow首倡「公衛服務」系統等政策性改革,而Allende則企圖在立憲民主架構下發動社會主義的社會轉型,其「醫療—社會計畫」允為社會醫學的鼻祖(15, 23)。他們在理論與實踐的異與同,開拓了我們對帝國資本主義興衰的歷史過程中,對結構限制與能動轉型的新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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